我的女朋友是妈妈的好朋友

2020-04-07 11:02:19
0.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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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在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就职,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心理治疗。 “做一个正常人”,是这里每一个病人的努力方向,患者是在接受治疗,也是在努力获得家庭、社会的认可,寻找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我们,一言一行可能都会是某个患者眼里的火烛,或是阴雨。 我也想将自己听到和见到的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愿意看这些故事的朋友,能看到如此平常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知冷知热,会哭会笑,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这就是我想讲这些故事的初衷。

老同事们都说,以往精神病专科里的住院患者,大多岁数集中在30岁往上,中老年居多。但如今,年轻人甚至孩子也越来越多了,精神疾病群体低龄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面对年轻的患者,医生和治疗师往往要更加谨慎。难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患者年纪小,人生路还长,治疗效果对他一生的影响太大。

我曾有幸跟一位专门帮助青少年解决心理问题的张老师学习过。学习期间,他给我讲过不少年轻人的故事,大多都很无奈,而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波仔的故事。

以下为张老师的讲述。

1

2013年春节刚过,南方大多数地区还很阴冷。

一天上午9点,反馈治疗室就开始忙碌起来,男病区近200多号人要陆续过来做治疗。一群大老爷们像一列排队的企鹅,手缩在袖子里,双臂裹挟着厚棉袄,慢慢地挪进屋子。其中的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实在太扎眼了——枯瘦的脚在阔口的单裤里晃荡;脊背前弓,支着脏旧的黄色卫衣;头发染成了暗红色,乱且油腻,前后披散着都遮住了脸。

以前,每隔段时间,病房会请外面的老师傅帮病人理发。发型统一,前面不留“戳戳”,四周刮成乌青,这种“红头发”肯定不合规矩。

治疗过程中,红头发显得很不耐烦,手一直在治疗仪的桌面上扫来扫去,四处张望。

“没意思,”他忽然瘫在沙发凳里,“整天都是这些。”

“不要吵,”我快步走到他背后,捶了捶凳子,“影响其他人。”他夸张地把头向后仰,隔着乱糟糟的头发,瞪着眼睛挑衅我。

“学长?”他忽然抬头,盯着我的胸牌,带着小声试探的语气。

我有点慌乱,他两只手撩起头发,高高提着,露出自己的脸,大呼:“我,波仔啊!”

仔细盯着他的脸,果然是他。

波仔是我的学弟,2011年,我即将出校实习,临走前需要将下届心理协会会长选出来。班主任推荐了波仔给我。

“学长!我是覃波,就叫我波仔好啦。”第一次见他,他笑起来很好看,眯着的眼缝里露出星光,班主任对我说:“覃波比你们这一届所有人强多了。咱们学校名气不行,这种好苗子,能给个机会就给吧。”

我不知道这个“机会”最后有没有落在波仔这个“好苗子”头上。只是没想到,几年后,他这个心理学系的好苗子竟成了精神科的病人。

如今,波仔的身上早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一副“烂仔”模样。他自来熟地跟我闲聊,说自己练着气功,身体健康得很,又说自己是因为创业亏了几千万,过于烦躁才来医院调养。

我微微点头,心下了然,对这种“夸张”的话,我早就见怪不怪,我顺着他问道:“你还在读书吧,爸妈呢?”

波仔突然脸色一变,双手猛地撑住凳子,“都死了!”

周围正在做治疗的病人纷纷看过来,我赶紧安抚他,“先做治疗,有空再找你。”波仔紧闭着嘴巴,似乎还在喘粗气。

2

我特意向波仔的主治医生打听他的情况,才知道他得的是“双相情感障碍”。

双相情感障碍属于精神障碍,目前还不清楚病因,这类患者的情绪就像在坐跷跷板,在极度抑郁与极度躁狂之间来回变换。

抑郁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容易激惹,个别会有自杀念头,有些还会伴有物质滥用(酒精、烟草、毒品等);躁狂的时候精力十分旺盛,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整天笑逐颜开,说话“天马行空”,滔滔不绝。

好在部分这类疾病患者在通过配合良好的治疗后,基本可以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波仔这时还明显处在躁狂阶段。

病房的护士们说,医生查房,最烦碰到波仔。他不会等医生来问,只要一看到医生,就会凑上去说:“你是不是又要问我那几个问题?呐,我食欲好、不失眠、不便秘、心情舒畅,好得很呢!”

医生去查其他病人,他又紧紧跟着。还没等医生开口,他就抢话:“医生要问你,睡得好不好?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不舒服?”

医生被逼得一肚子火,但也只能好言相劝,波仔却说:“得了吧,心理学?看过几本书,嗯?”

每每这时候,护士会把他带到单独病房“锁”一会,但没什么效果。等放出来,他又我行我素。护士有时候故意吓唬他,“再捣乱,就让剃头师傅把你那一头杂毛剪掉。”

“剪呗!”波仔无所谓地笑笑,甩着自己的一头红发,“我会气功,一催功就能长出来,长出来再去染。”

医生一直没有要求我们科为波仔提供心理治疗。我只能从病房的护士口中了解他的情况,希望等他好一些,可以跟他聊聊,看是否能帮到他。

只是这一等,就等到3月下旬波仔出院。那天,波仔特意请我去了一趟病房,说要与我告别。去到时,波仔正在收拾衣服,床边站着一个年纪不小的女人。

女人穿着薄薄的黑运动裤,跟波仔身形相似,上身套了一件时髦的白色羽绒服,帽子周围有一圈夸张的向外支楞的绒毛。也许是波仔的妈妈,我想。

波仔看见我了,抓起女人的手,热情地说:“婧婧,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学长!”

“婧婧?”我有些懵。我的神情这个婧婧肯定一览无遗,可她没有丝毫的尴尬或者慌张,反而大方地将手伸过来,说:“小波住院麻烦你们了啊。”

“没有没有,都没时间过来看他。”我赶紧挥着手,“您是?”

这时,波仔伸出双手,亲昵地将女人环住,“女朋友!”

女人无奈地看了一眼波仔,满眼宠溺地说:“小波,先收拾,我跟你学长说说话。”

“好!”波仔故意奶声奶气地答应。

出门后,女人的眼神变得清平,望着我,略客气地说,“我……叫尤婧,想求您一件事。”

我还没答应,她便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她说:“这是小波妈妈的电话,她还不知道她儿子的情况,您跟她联系一下。小波再这样下去……就废了。”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波仔住院,他父母怎么会不知道。既然要通知父母,她作为波仔的“女友”,为什么不亲自去通知。思考了一会,我谨慎地组织了一下语言,“你来通知可能比较好,如果需要向他父母提供一些关于病情的信息,我可以帮忙。”

尤婧犹豫着向房间里看了一眼,皱眉思索。随后又凑近我,小声又快速地说:“小波父母早就不在一起了,他妈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打电话也不接……”

“婧婧,走啦!”波仔收拾好东西走出来,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他攥起尤婧的手,拉着她走向门外,向每一个认识的人热情地告别。走出门口时,波仔夸张地向我挥手,大声喊:“学长,走啦!发达了回来找你!”

此时,尤婧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无奈,又有些哀求。

3

心理治疗师有必须遵守的准则,比如不能贸然插手患者病情以外的私事。波仔的事,应该随着他的出院告一段落。但作为学长,或者说曾经的朋友,我唯有简单地祝愿他,有一个成熟的女朋友照顾,他也许很快会回归到正常生活。

只是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波仔又被送回来了。

原来,出院后的一天,波仔把在医院领的药一口气全吞了,尤婧发现后慌忙把他送到医院。而波仔趁尤婧交费时,打破了窗户,企图拿玻璃碴子划开自己的手腕,被当值的医生死死按住。病房里害怕他再自残,就把他的双手用约束带捆在一起,双脚绑在床尾。约束期间,除了医护人员,谁也不允许靠近他。

我再见到波仔时,已经是他再次入院的第12天了。那几天连续的晴天让空气有些焖燥,波仔把自己整个人闷在棉被里,整个房间都透着一股酸味。

我隔着被子拍了拍,波仔慢慢将头伸出来。他的头发看起来像麦场上被碾踏过的稻杆,曲折干枯,看了我一眼,眼睛里亮了一瞬,又急速微弱下去。

“知道你很难受,”我蹲在床边,“但不能用这种方法呀。”

波仔忽然猛地把头缩回去。任我怎么拍,都不再伸出来。他此时,应该是处在抑郁期。我有点无奈,只好跟大学班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在我说到波仔所谓的“创业失败”时,班主任突然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三的时候,他非要退学,说什么家里缺钱,天天有人追债。怎么都劝不住。”

父母离异、被追债、年纪相差巨大的女朋友……此时,波仔的主治医生也要求我为波仔提供心理支持治疗,我想,可能把这些情况弄清楚,才能真正地帮到波仔。

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波仔入院的第15天,我带好所有量表准备去病房给他做评估。进房间时,我先看到了尤婧。她站在房间的一角,双手紧紧环着身子,低着头。另一个看起来年岁与尤婧相差不大的女人,正站在她对面,全身用力地绷住,不断发颤。

波仔蒙住头横在床上,似乎感受不到这一切。我硬着头皮走进去,尽力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自然,“我是心理治疗师,来帮患者做评估,你们要不先回避一下?”

“我为什么回避?该回避的是这个XX!”女人突然暴起,指着尤婧怒骂。

尤婧沉默,把头埋得更低,双臂锁得更紧。

“说话啊,有人在,要脸是吧,你还有脸吗?”女人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声音更大了,上前往尤婧逼过去。

我赶紧拦在两人中间,急速说:“阿姐,阿姐!冷静一下,先让我看看小波的情况,好不好?其他的先放一边。”

房间里的气氛是风雨欲来前的闷静。

“嘎吱!”一个挣扎的声音,从波仔那里传来——他此时正好翻了一个身——好在波仔只是收了收被子,把自己裹得更紧。

“鬼哟!”女人一声哭嚎,悲恸地扬着双手,“我怎么把儿子托给你这种老妖精,搞成这个鬼样子!”

我的女朋友是妈妈的好朋友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波仔的妈妈。

医生和护士听到了争吵声,赶了过来。波仔的妈妈被劝到办公室去冷静一下,我也请尤婧到一旁坐下,表示想跟她聊一聊。

“其实跟我没关系,都是……”尤婧开口,又骤然停下。我没有说话,看着她,“也不全是吧,也有我的责任。”

“对对错错,责任什么的,我说不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些对波仔恢复有利的事情。你可以放心说。”

正是这次交谈,让我把之前所知的零散信息都串了起来。

4

波仔的父母与尤婧是同乡人,3人曾一起在某个国营厂做工。大约在2005年,他们工作的国营厂改制成公私合营,不少基层工人“被下岗”,波仔的父母和尤婧也在其中。

尤婧回老家开了一家理发店。她有几分姿色,能说会道,回头客很多。波仔的父母跟着同乡去东北当了几年的泥瓦匠,有一些积蓄后,回到当地。夫妻俩胆子大,召集了几个下岗的朋友接工程自己干。也许是运气好,那几年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几年的时间,他们就从下岗工人成了包工头。

“那挺好啊。”我忍不住插嘴,“我父母也是下岗工人,但比起你们差远了。”

“好?”尤婧话语一变,“泥疙瘩裹上金,也是个泥疙瘩!”

那几年,房地产行业腾龙跃起,小波的父母在几年的时间里,挣了“几辈子的钱”。钱有了,人却变了。小波父母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不再关心波仔了,“当然,他们自己是认为没时间。”尤婧说。

波仔的父母忙着扩大业务,对波仔的关心只有钱够不够、有没有在学校惹事,至于学习成绩,波仔父亲说的是,“别惹事就行,读不下去,学那些老板的儿子,出国呗。”

再后来,波仔的父亲流连于不同的饭局、赌场里,母亲更迷上了赌博,两个人“各玩各的”,每天家里也没人做饭,波仔放学只好到尤婧那里去吃。时间久了,波仔的父母就干脆让波仔常住在尤婧家,每月给足生活费,其他的事不闻不问。

“一开始按月给钱,后来半年一给,再后来干脆给他一张卡,不够就自己去取。除了过年过节,平时他们就干脆当没这个儿子。”尤婧说。

尤婧虽然未婚,但视波仔“如己出”,甚至家长会,都是尤婧代替波仔的父母去。在同学老师面前,波仔也直接管尤婧叫“妈妈”。

讲到这里,尤婧陷入短暂的失神,嘴唇微微上翘。我注意到尤婧的右手无名指上有枚戒指,雕刻工艺是肉眼可见的粗糙,像是在地摊上买的。

“你不是没结婚吗?”我指着戒指问她。

“啊?我没结过婚……这是小波买的。”

气氛变得有些微妙,我其实也还不能接受他们这样的关系,也不知道该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所以,我停顿了一会,让空气安静下来,转移了话题。她接着说了下去。

2012年,波仔父母离婚了。

离婚原因不得而知,但离婚之后,波仔父亲开始盲目扩大生意,奈何大环境不好,高台瞬颓,欠下了大笔债务。他为了躲债,不知逃到了哪里,没了音讯。

波仔的母亲则犯了一个更大的错——她利用波仔父亲以前的关系,在赌场里放贷。她没有本,是波仔父亲的旧友们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借钱给她的。她筹得了不少钱,为了“搏个猛的”,把钱全放了出去,但是被人举报,赌场被一窝端掉,波仔母亲血本无归。

旧债加新债,逼得波仔母亲走投无路,干脆和波仔父亲一样,跑得不知踪影。跑路之前,还是把波仔继续托付给了尤婧。尤婧没有把这些事告诉波仔,直到几个债主找去了学校。

“他们逼小波,说出他父母的去向,他哪儿知道。”尤婧有些愤恨。债主们见小波实在不知道,又逼他拿出身上所有的钱,说替他父母还点利息。尤婧的语气有些心疼,“他才多大啊!”

“波仔有什么变化吗?”我插了句嘴,“我是说,明显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不单单是变化,简直就是变了个人。”尤婧紧紧皱起眉。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波仔的情绪变得反复无常。有时候坐在屋子里一整天不出门,有时候又激动地大喊着要创业,要让所有瞧不起他的人后悔去。波仔经常请求尤婧为他染头发,有时候染成红色,有时候染成蓝色,有时候甚至一下子染好几种颜色。

至此,事情听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我总感觉尤婧在刻意躲着什么。

确切来说,她在刻意地淡化自己的角色。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波仔在经历了家庭变故后的变化,都是符合常理的,是尚属于“正常人”范畴的应激反应。但为什么他会发展到双相情感障碍,甚至出现了自伤行为,而尤婧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她一直没有提起。

我决定直白地向她提问,“你跟波仔,是怎么开始的。”

尤婧很犹豫,抿着嘴巴不说话。

“嘭!”门忽然被猛烈地推开,一个人冲进来,是波仔的母亲。

“贱坯!我儿子被你搞成了这样……”她像只暴怒的母狮要冲过来,又被随后赶来的护士拉住,扯了出去,“你等着,等着啊!”门外,波仔的母亲还在大喊。

尤婧早就从凳子上逃到了角落里,房间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我坐在凳子上没有起身,只用手示意尤婧坐下。

“其实你可以放心地说,对谁都是好事,”我把凳子向她挪了挪,“对你也是。”

5

按照尤婧的说法,是波仔率先向她发起了“攻势”,“不是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俄……俄……”尤婧在思索。

“俄狄浦斯?”我接上话,“你是说恋母情结?”

“对对!”尤婧连忙点头,“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一样,就像看着自己的爱人。”

“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吗?”

“我当然知道,但当时小波的情况,我不敢拒绝他,再说……”她犹豫了一下。

我的内心变得无比复杂,波仔对尤婧的感情发生变化后,他渐渐地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爱慕,写了好多封情书,藏在她房间里,每天对尤婧的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亲昵。许诺等他创业成功,便与她结婚。

要债的人不时会上门,向波仔打听他父母的去向,多次无果后,便直接地说要父债子偿。尤婧极力安慰,但波仔的性情还是没往好的方向走去。他不愿意回去读书了,整天跟尤婧说要自己创业,要挣大钱,把债都还了。他的情绪变得愈加阴晴不定,有时候两人前一秒还在愉快地交谈,不知道什么刺激,波仔就会突然变得沉默,再猛烈地揉着自己的头发,一脸痛苦。

“我知道这样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我不想看到他这样,因为……”

“因为你也慢慢对他有了感情?但这确实不是好办法,问题还是在,没有解决。”

尤婧的眼睛霎时变得通红,语气哽咽起来:“我知道不对,但我不忍心他那样痛苦。”

波仔越陷越深,他私自退了学,跟尤婧住在一起。每天的生活,除了纠缠尤婧,就是疯狂地寻找创业项目。

他开始分不清虚幻与现实,有时幻想自己是个大企业家,有时又把自己说成一个摆摊的小贩。尤婧说,有时候波仔早上起来,会背着一个包出门,里面塞满锅碗瓢盆,说自己要出去卖东西,挣大钱。有时他半夜会突然惊坐起来,急急忙忙地穿衣服,说自己要去赶飞机,签一个大合同。

尤婧这才意识到,波仔并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她带他来医院就诊,于是就有了波仔的第一次住院。

“他第一次住院,好像没多久就出院了,为什么不到20天又来了。”

“因为他妈妈回来了,回来得很突然,我当时跟小波……”

我尽量表现得毫不在意,跳过了这个问题,继续问:“然后呢,为什么波仔会再来住院?”

尤婧抬起头,神情有些痛苦:“他妈妈像疯了一样,拿凳子砸人,边打边骂,小波护着我,她又去打他,说他不知羞耻,捡破鞋。”

原来,小波的母亲为了不被追债的人发现,特地选在半夜回来,碰巧撞破了波仔跟尤婧的事。她无法接受,这个可以将儿子相托的多年好友,竟然“不知羞耻地勾引”自己的儿子。一时间无法控制,大闹起来。

波仔本来就对父母十分怨恨,现在母亲回来,还激烈反对他跟尤婧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岌岌可危的精神世界就要崩塌了。

波仔跑回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任母亲在外面如何辱骂都不开门,直到她们破开门,才发现波仔吞药不省人事了。

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会,我一直在探寻,波仔从情绪发生变化到发展成双相情感障碍,中间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节点,但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我将自己咨询得到的这些全告知了波仔的主治医生,想问问他的意见。他放下手里的病历,说:“你搞清楚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怎么没有意义,他的病明显跟这些脱不开关系。”我急急地说。

“然后呢?”他又拿起病历,眼神回到上面,“搞清楚,他的病就自己好了?”

我哑口无言。

“先把病情稳定住,这是首要的。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吧。有些东西,亲人都管不了,我们又能做什么。”主治医生低头,继续整理病历。

6

这次谈话后,我又去找过几次波仔,但他不愿意跟我交谈。尤婧一直在病房陪护。病房的医生护士们大概也知道事情的原委,劝过尤婧回去,让波仔的母亲过来。但尤婧坚持要待在这里。

“人都这样了,她还不知道避一下吗?”照顾波仔的护士跟我说。

夏季快到了,男病房里成天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汗酸味,一些诸如“一个女人整天待在男病房里”这样的闲话开始到处传播。尤婧最终还是搬出去了,只隔三差五来探视。但波仔的母亲自从闹过一次后,就没有再出现,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波仔的医疗费一直是由尤婧担着。

医生要求我做的个案计划,进行得很不顺利。我发现自己对于相识的人,实在无法保持一个治疗师该有的客观中立态度。在征得所有人(不包括波仔)的同意后,我将波仔转介给另一位治疗师。只在每周的案例督导会上,向他了解一下波仔的病情。

大约过了2个月,波仔稳定了很多,从单独病房转到了开放式病房。

开放式病房落成有些年头了,线路年久失修,这两年每到夏天用电量最大的时候,总会隔三差五地跳闸。由于患者进进出出太多,没个妥善的安置办法,医院一直找不到机会修缮。不过好在开放式病房里有专门的家属陪床,尤婧也可以来陪护了。

夏天彻底来了,波仔好了很多,每天按时接受治疗,也努力配合康复训练。渐渐的,也没有人特意去“咀嚼”他的事情了。

然而某天早晨,主任突然接到了院会通知,因此取消了例行的科室晨会。她回来的时候,挨个电话通知我们放下手里的工作,到办公室开安全会议。据说,有个患者从楼上跌下来了。

原来,头天晚上停电,整个病区里黑灯瞎火的,一个病人趁机越过二楼的护栏跳了下去。好在他摔在草地上,只是左臂骨折。

主任坐在桌子上,面色凝重,“由于停电,监控设备没有记录当时的情况,医院得负全责,开会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后面的话我没听,因为我看到了这位跳楼患者的名字,是波仔。

我悄悄去看他。当时我站在病房外,透过小窗户,看着里面被束缚住的波仔,他很安静,眼睛望着被限位钉卡住的窗户。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只听到小缝里挤进来的“呜呜”风声。

尤婧就坐在走道里的条凳上,离门口很近,将右耳朵侧向病房。“要通知家属才行。”我缓慢地在她身边坐下。尤婧慌忙把头拧过来,扫了我一眼,立刻又低下头去。

我又开口:“那我就……”

可她忽然站起来,说了句:“先走了,家里还有点事。”然后立刻快步走出病房。我犹豫一会,追到病房门口,她已不见踪影,只有消防楼梯里传来渐渐隐去的“咚咚”的脚步声。

我虽然隐约能猜到事情可能与波仔的妈妈有关,但却无意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波仔的情况已经是确凿的事实,只希望他在经历了这次“寻死”后,心态能有些许变化。

至于未来是好是坏,谁也无法把握。

7

2014年,夏天近尾声,波仔托护士打电话到办公室,想请我帮个忙。

波仔的床位已被挪到外科病房的走道——精神专科的外科病房比不上综合医院,床位少,病人多。像他这种能自己下地活动的,只能暂时放在外面。

见到我,波仔费力撑着身子坐起来,“学长,在这儿我只能找你。”他用力地扯下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犹豫了一会,仔细递到我手里,说:“请你帮我还给她,要是问起来……唉算了,谢谢。”

他整个人较之前脸上润了一些,有了些血色,但还是枯瘦疲乏。之前的长发剪成了板寸,颜色重新成了黑色。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替他松口气的感觉。我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寻找一个把戒指交还给尤婧的机会。若是如此,我该说点什么。但从那次分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再见过她,也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不久后,波仔要求出院。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医生不同意。

像第一次住院一样,每天趁着医生查房时缠在一边,作势挥舞着左臂,来表示自己已经活动无碍了。外科的李护长来我们科送文件,模仿波仔的样子给我们看,“又怕痛,又在那里挥手,搞得医生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他为什么非要出院?”我问了一句。

“他妈啰,听说在XX医院,下不了床。”李护长小声说。

我挠了挠头,心里莫名涌起一阵焖燥。李护长又凑近一点,声音压得更低,“听警察说,被追债,逼得跳了。”

我不住地搓着面部,想让自己平静点。我忽然想起,当时帮波仔处理伤势的护士说,他像条“咬了钩的草鱼”扬着头打滚,不让人靠近,嘴里不断吼着:“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谁知道他吼什么东西,只能绑起来了。”护士说。

波仔母亲回来的消息被暴露,母亲跳了楼,波仔也跳了楼,尤婧彻底消失了。

波仔还是如愿出院了,他各项指标也基本符合出院的标准。当然,出院也是必然的,无人负担他继续深入治疗的费用了。

波仔母亲也需要人照顾,没人来接他,我让他等着,下班后骑电动车送他。路挺长,前半段我们两个人都没怎么交谈。过红绿灯的时候,波仔问了我一句:“你怎么不问我点什么?”

“问什么?”我没回头。

“我啊,我妈啊……她啊。”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嘿嘿”笑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临下车要走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戒指递过去。波仔一把薅过去,在手里使劲搓,语气略带嘲讽地说:“就是她,肯定是她去找那些‘讨债鬼'告密的,我……”他突然不说了,轻描淡写地把那枚戒指扔进路旁的草丛里。

“走了!”波仔转身,背着我晃了晃左臂,右手提着行李消失在人群里。

后记

曾几何时,一位患者跟我讲过:寻找感情上的平衡是一种人的本能,在没有其他情绪可替换的时候,人唯有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熬得过去,继续痛苦地当个“正常人”;熬不过去,坦然地做个疯子。

再往后,波仔带着母亲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2017年11月份,我出差路过那里,波仔非要跟我见一面,说请我吃饭。波仔黑了很多,也壮了不少。他说这几年跟着父亲以前的朋友在工地上学手艺,养活自己跟妈妈不是大问题。我也很欣慰,这说明他恢复得相当不错。

波仔一个劲地催老板:“有咩好货都给老子拿出来。”老板跟他很熟,拿起子撬开啤酒,跟他笑骂:“卵仔,先拿钱!”

喝酒我不是他的个儿,两三瓶下去就不行了,波仔摇晃着站起来,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像个大胜的将军。

结了账后,他搀着我在街上走。快到酒店了,我勉强站起身子,摆摆手说:“回吧,回吧,下次!”

“好。”波仔往后退着,像是要慢慢离开。

“哥!”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喊了一声,举起手猛烈地朝我挥起来,像是他第一次出院,发誓“混好了回来看我”的样子。

我的眼睛肯定也亮了一瞬,站在门口,期待着他的豪言壮语。而他却把手垂了下来,快步走近,搭上我的肩膀。他的眼泪几乎是喷出来的,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哥哥……我……”

波仔哭得涕泗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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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疯人院》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