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粒白米是人生,一只红鲟是爱意

2020-05-03 09:22:58
0.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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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5年,我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小镇上。彼时母亲已41岁,生完我后,她的身体越发弱下去,常年药不离口,记得幼时我向她撒娇索抱,总被父亲一把拽开。

母亲性格温柔谦和,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遵照基督教义行事为人。我是老幺,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孩子多了,拌嘴打闹的事也常有。可母亲却从未责骂过我们,更别说动手打。父亲则性急,不善言辞,没说几句话就脸红脖子粗,再解释就说全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

不过,性急的父亲对母亲却极有耐心。

打我记事起,父亲已是镇上一家中学食堂的主厨了,平日还会帮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操办的红白喜事。即便常年营营役役,他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做饭、洗衣、做卫生,甚至包括一大早起床倒马桶——这在当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福州,简直算是异类。镇上女人们常夸母亲好命,嫁了个好丈夫。母亲就红着脸,低声应承。

然而,我小时候半夜醒来,却瞧见过几次母亲跟父亲“怄气”——母亲坐在床边垂泪,父亲站在一旁搓着手来回兜圈子——我二话不说就翻下身去,狠狠推父亲一把,“不许欺负我妈”。

我人小力气却大,好几次父亲都被推得打个趔趄摔倒在地上。每逢见此,母亲就“噗嗤”一声笑出声来,父亲则轻拍我的屁股,“快上床,小心着凉”。而后,他俩闭灯睡觉去了,留我一人百思不得其解。

1981年9月,父亲让我跳过幼儿园大班直接上小学,幸好我从小跟着母亲上教会读诗,识字对我不算难,彼时大姐刚出嫁,其他的哥哥姐姐要么上班,要么住校上学,家里就剩父母亲、三姐和我。

父亲看我会识字后,便拿出珍藏的菜谱让我念着玩。偶尔他在家时,我便搬了张小竹椅坐在他身边,问“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是海米?勾芡是什么意思?”……冬去春来,一本菜谱几百道菜,我挨着念了几个来回。偶尔念到一道菜,父亲让我停下来再念一遍。起初,我以为是哪儿出错了,而后才发现是父亲想听得仔细点买材料来照着做。

“爸,这个菜你没做过吗?”

“怎么没做过,当年在部队炊事班,我南北菜系都做了个遍。”

“那为什么在家里还做这些菜?多费钱啊。”

父亲把刀往菜板上一砍,刀稳稳地立在案板上,“阿红啊,你得记着,人生就像做菜,菜谱是死的,人是活的。该讲传统就得讲传统,但不能死讲传统,要懂得因地制宜。就如广东的菠萝咕咾肉,来了福建就成了荔枝肉,到了东北就是锅包肉,表面上看只差一点点,可实际上差的不仅仅是外表,还有内里的滋味……”

每逢父亲讲“大道理”时,我就不懂装懂地点头,心里想着,只要父亲能给我做好吃的就行。

不过,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家伙食一直是出了名的好,顿顿三菜一汤,就算只有番薯南瓜,也能被父亲侍弄出别样的滋味。

时隔多年,许多同学提到去我家蹭饭的事,往往都以“你家的饭比我家年夜饭还好吃”为结尾。那时我也为此苦恼——父亲做的菜太好吃,我一直是同龄人中最胖的姑娘。可饶是如此,我仍控制不住自己这张吃货的嘴。

第二年冬至前后,父亲又摸出本《闽菜大全》让我念。当我念到“八宝红鲟饭”时,图片上的大红鲟挥舞着两只大螯,配上油光发亮的八宝糯米饭,实在诱人,我咽着口水问:“这不就是螃蟹吗,为什么又叫红鲟?”

父亲给我解释了红鲟与螃蟹的区别,随后又补了一句,“反正煮到最后都是红红的,吃起来每一口都鲜得不行。”我急不可耐了:“爸,我想吃红鲟饭,明天你给我做一顿嘛。”

一旁做针线活的母亲就笑着说:“傻丫头,红鲟可是稀罕物,就我也只在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吃到。每次我爸边开鲟盖边说吉利话,然后把大螯夹给我吃。那味道香到骨子里,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呢!”

原本在躺椅上悠悠然的父亲一下子坐起来,双眼发亮地看着母亲。我没想那么多,不管不顾地嚷起来:“那我今年大年三十晚上也要吃红鲟饭。”

“一只红鲟得花你爸半个多月工资呢!咱家前几年盖房欠的债还没有还完呢,可吃不起,等还完债了让你爸弄一盘。”母亲又说,我赶紧闭了嘴。父亲摸了摸我的头,没有吭声。

2

日子一晃到了年底。母亲按着习俗,先“筅堂”(大扫除)做卫生,洗洗刷刷到腊月二十三,然后开始蒸糖馃(红枣花生芝麻红糖蒸成的年糕)、做米馃、炸海蛎饼。那时家里没有冰箱,母亲炸完留给我们少许,便将剩余的放在大竹筐里,吊在房梁上,说是怕老鼠偷,我只觉得她是怕家里我们这几个馋猴儿偷。

过了腊月二十五,母亲开始带着我去街上备年货,又送了一些去镇北的4个舅舅家。这些日子,总不见父亲,每天都是我睡着了他回来,我醒了他已出门。母亲说年底正月,结婚的人多,父亲有时候一天都得串好几家的场。

那一年,父亲忙到腊月二十九才结束。大年三十一大早,父亲便喊我起床,骑着二八自行车,我斜坐在前梁上,一路“叮铃铃”地往街上去。从镇尾到镇头,都是卖春联鞭炮、年糕水果、花生瓜子糖果蜜饯等年货的摊子,浓浓的年味漾满了整条街。路上,但凡看到家里没有的东西,父亲就会停下买个一两样,车后座被塞得满满当当。待到海鲜市场门口,我在外看自行车,他独自进去,没一会儿便拎了许多东西挂在车把上。

回去时,他推着自行车在前,我拎着大袋小袋跟在后,看着父亲宽厚的肩膀,耳边响着“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心里的欢喜都快要溢出来了。

到家时,姐姐们忙着洗洗刷刷,母亲在厨房忙着蒸包子、炸面食,满屋都飘满了香味。午饭后不久,父亲便钻进厨房开始忙活。我跑到门外溜达,街上的小贩也收摊回家,人渐渐少了,鞭炮声却开始此起彼伏,家家户户的厨房里也开始飘出饭菜香。

到了傍晚,父亲开始喊姐姐们帮着端菜,我争着要摆筷子放碗,母亲坐在一旁紧着吩咐:“一定要小心,大年三十不能打碎碗。”转眼间,八仙桌上已摆了九道菜,最后父亲端上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大圆盘放在中间,一丝似有若无的异香迎面袭来。我使劲地吸了吸鼻子,伸手要去掀盖,被父亲瞪了一眼。

母亲带领我们做完饭前谢恩祷告(基督徒饭前仪式)后,父亲掀起锅盖,一只大大的红鲟趴在盘子中间,我大喊一声:“八宝红鲟饭!”

母亲横了父亲一眼,父亲却嬉皮笑脸:“来,全家妈妈最大,有请妈妈来开盖。”

原来,饭当中的那只红鲟盖,唯独长者才能打开,在打开之后,意味着年夜饭正式开始。母亲用筷子夹起红鲟盖的瞬间,隔着满桌的香气,透过隐隐的蒸汽,我似乎看到母亲眼角的泪痕,待我再仔细瞧过去,却见母亲如孩童般欢呼起来:“阿端,是这个味儿,是我小时候吃的味!”

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今晚红鲟饭个个都得吃。吃了来年我们家能蒸蒸日上,十全十美,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发大财!”

“好咧——!”那年的年夜饭,深深地烙在我记忆深处:明亮的灯火,氤氲的热气,满屋的饭菜香,间或夹杂着水仙的冷香。屋外的鞭炮响彻天,却怎么也盖不过满屋的欢声笑语。

吃过饭后,一家人围在父母亲的卧室里“坐三十暝晡”(俗语,即守岁),发完压岁钱后,我们围铺的围铺(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取暖),打麻将的打麻将,我趴在母亲的腿上,睡意朦胧间,母亲却一反常态地讲起了她小时候的事。

曾外公家当年是我们县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家产颇丰,曾模仿山西的王家大院,在镇北边盖了108间房子,房连房、院连院,巷道纵横,下雨天不打伞挨家走遍都不会淋湿,那个后花园在我们当地数一数二。曾外公当时说,“这些房子让自己的子孙住个十代八代都没问题”。

几次土改后,外公的田地和家产悉数上交国家或分给贫农了,一家人连老带小十多口人窝在早先给长工预备的一间小耳房里。

1961年秋天,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镇北的六姑婆见父亲人将30仍孑然一身,就做媒把母亲介绍与父亲。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私下对媒人说:“看她第一眼时,我就知道这辈子做我老婆的只能是她了。”之后,不顾上级阻拦提前转业回到地方,进入县公安局工作。第二年,又不顾领导和家人的反对娶了身份不好的母亲。

没几年,文革开始了。外公一家因二舅是国民党,在解放前随蒋介石军队去了台湾,使得一家人不仅被扣上了“大地主”的帽子,而且还多了“通敌叛国、反革命分子、黑五类……”等好几项。无休无尽的批斗、游街没多久,外公、外婆都去了,而舅舅和舅妈们也成了“人人喊打的牛鬼蛇神”。

与此同时,县领导也找父亲谈话,让他在母亲和公安局局长的职位两者间做出选择,父亲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随即离职回镇上当了一名中学食堂的厨师,还哄母亲说,“食堂伙食好,回镇上能方便照顾家里”。

文革结束后,父亲为外公平反的事四处奔走,费尽心思才拿回一处房子,让舅舅们都有了住所。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为她放弃局长职位一事,为此狠狠哭了一场,说自己不值得父亲那么做。父亲却说,“这世上啥也不如一家子平安齐整来得舒坦”。

在那个除夕前,我从未听过这些往事,就连哥哥姐姐们也不甚其详。或许是一碗红鲟饭,勾起了母亲的回忆。夜里人群散去,我睡意朦胧时,隐约听见母亲嗔怪父亲:“你看你,花那么多钱买红鲟,太浪费了。”

“钱没了再赚,你和孩子能开开心心过个年,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可咱家还欠着债呢!那么多钱吃一顿就没了,太可惜了。”

“报告领导,本人准备过完年就做包子赚大钱,请领导批准!”

母亲掐了父亲一把,吃吃地笑起来。我实在熬不住,合上眼睡了。

3

年后,父母亲真开始每天早起蒸馒头包子、炸油条麻花,偶尔也让我和三姐拎出去卖,我们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那之后,父亲也常常会拎回一只红鲟清蒸,说要给母亲补身子,其实大多都是进了我的肚子里。但唯独八宝红鲟饭,父亲却只在年三十才做。

1985年春节后,母亲的身体愈发不好,经常头疼、胸闷,夜里很难睡个囫囵觉。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母亲因多年忧思和劳累,导致心脏不好,不能干重活。父亲便让母亲辞去竹器厂的工作,专心在家休息。

听闻猪心对母亲有益,父亲几乎寻遍镇上所有的屠夫,拜托他们有了猪心便留给我家。然而三四天才能寻得一个,处理起来更是费工夫——先是剥去猪心上的筋膜和白色油脂,随后深划十字花,入清水中轻揉慢压挤净血水,再进沸水里微微一焯,捞出来。最后,往十字花里塞点朱砂和盐,拿线缝起来,放罐里慢慢炖上两小时左右。

见父亲做得如此细致,我眼馋,以为是什么珍馐美味,非要闹着吃一口。尝一口,却不过是清汤寡味,往后母亲再让我吃,我摆着手扭头就跑。

当然,父亲不只是寻猪心,他还经常挖柳树根、上山采草药——但凡别人告诉他治好母亲身体的偏方,他都要找来试试。

然而,这年五月后,母亲的病却愈发重了。一番犹豫后,父亲将母亲送去二姐工作的医院休养。每隔一两天,就搭1个多小时的车去陪母亲一晚上,等第二天中午才回来。若逢周末,他便一早去市场买回带鱼,切断煎炸得微黄喷香,装入保温盒,再带上些自制的油饼、麻花等,带着我一起去医院看母亲。

端午前,父亲接回母亲,说等节后再去医院休养。那天晚上,父亲连做了好几个菜,左邻右舍都来看母亲,热热闹闹地坐满了大厅。父亲嘴拙,没说什么话,就挨个儿倒茶,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次日,父亲刚蒸好母亲爱吃的紫菜包子,便给我念叨,“明天是初三,要煎面饼(春卷)给你母亲吃”(我们这边过端午,素来说初三煎面饼,初四做节仔,似乎比初五更隆重)。

我捧着包子啃得像狗,对父亲提要求,“那春卷里蛏要少一点,瘦肉、豆芽多一点”。母亲则坐在门前给父亲缝衣服,望着我笑。

我原以为,第二天的春饼能如我所愿,却没想到那以后春饼成了我最不愿触碰的东西。

1985年6月20日,农历五月初三。

上学前,母亲让我先顺路送一篮子鸡蛋给大伯母家,我不愿意:“我不去,大伯母对你不好,原来总挑拨爷爷打你。现在对我们也不好,总是无缘无故骂我们。这些鸡蛋是人家送给你吃的,不要送。”

母亲劝我:“《圣经》上说,若有人要打你右脸,你就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马太福音》5:39)。我们要宽容忍耐。再说了,人家是长辈,无论怎样都得尊重她。”

我拎起书包就往外跑:“那等我中午回来再说,现在上学要来不及了。”冲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放学后,见家里大门敞着,我屏住呼吸,站在母亲的屋门前偷偷地听了一下,没啥动静,想进去看看又怕她让我送鸡蛋,就蹑手蹑脚地进了对面的屋,打开课本开始做作业。没一会儿,大哥也回家了,他进了母亲的屋。突然,我听见他撕心裂肺地喊“妈、妈……”我急忙跑过去,看到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快去!快去喊六伯娘,咱妈出事了。”大哥红着眼冲我吼着。

我全身发凉,心想要跑,脚却一动都不动。见状,大哥一把推开我跑了出去。我慢慢挪到床前,伸出手指摸了下母亲的脸,暖乎乎地,自言自语,“大哥傻了吧,妈妈是睡着了……”这时,几个人劈里扑通地猛冲进来,其中一个是赤脚医生,把我挤到一边,将母亲的眼皮一撩,再摸摸心口和脉门,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顿时,大哥跪在地上哭得惊天动地,没多久,父亲就像疯了一样闯进来。我嚎啕大哭起来,心里无比痛恨自己,为什么那天早上不把鸡蛋送去?为什么放学回家不先去看母亲?……

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没有童年了,父亲则一蹶不振,反复说是因为他把母亲接回来过节,才让母亲心脏病突发时无人照顾。之后那段时日,许多人上门求助让他操办酒席,父亲都是推辞。无奈之下,二姐申请调回镇上医院以便照顾父亲和我。

这年年底,入腊月许久,我家都冷冷清清,什么也没准备,父亲闭口不言,最终还是二姐三姐简单买了些年货。可到了年三十那天,父亲却又一大早出门,拎回来许多东西,一只大红鲟赫然在内。摆桌时,红鲟蒸饭照例卧在饭桌中央,大哥放完鞭炮后,父亲拿起筷子掀开鲟盖:“来,来、来,大年三十团团……”他哽咽了一下,“大年三十红鲟饭,来年蒸蒸日上、十全十美,大家多吃点。”

我颤颤巍巍地夹起红鲟的大螯,将到碗里时,不小心抖了下筷子,大螯滑掉在桌上。大哥起哄:“噢噢,小妹今年得一整年吃饭掉饭粒啦!”我突然想若是母亲在,肯定不许大哥这样奚落我,泪水忍不住涌上来,怕他们看见,就低头偷偷憋了回去。而那碗盼了一整年的八宝红鲟饭,因为母亲不在了,也仿佛失去了香味。

那一夜的守岁,父亲独自呆坐在阳台外面,哥哥们躲在楼上看书,三姐拼命地洗刷厨房。我随二姐收拾屋子,望着父亲的背影,二姐告诉我,母亲的身子不好,很大部分是因为思念外公外婆落下的心病,小时候我所谓的父亲欺负母亲的事儿,其实是母亲为了娘家事伤心。

“母亲当年极漂亮,又是古早的小姐身份,虽然那年代地主小姐被红卫兵踩在脚下,可父亲总觉得自己高攀了。他真的是把母亲捧在手心里哄的,母亲在世时,常说自己嫁给父亲没有一点遗憾。”

粒粒白米是人生,一只红鲟是爱意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的红鲟八宝饭,那其实是父亲为母亲特意做的。父亲对母亲的爱,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他有着中年男人被生活压力导致的粗糙,但却始终对母亲爱怜有加。

过完年后,父亲又开始给人办酒席。那时办红白事的东家,开始论桌给厨子钱了——此前就是事后给厨子送肉、送鱼就行。有的东家办了30桌酒,等酒席散去,便按一桌5元封了150元的给父亲,这在当时也不是小数目,可父亲却不收,人家只好硬塞给我们些烟酒茶叶。

4

1988年,母亲去世3年了。一个夏日午后,三嬷领着一个身材瘦削的女人走进我家,:“阿红,你爸呢?”父亲闻声而出,看到三嬷和那个女人,脸瞬间变了色,扭头对我说:“阿红,你先上楼写作业。”

我上楼时,隐约地听见父亲说:“三嫂,你看看,带着人来也不说一声。”三嬷大着嗓门回:“哎呀,阿英都过了好几年,你也该找个人帮忙照顾孩子了。”没两天,姐姐们也回了家,将我打发出去玩,说是要和父亲商量要紧事儿。待我玩了一圈回来,只见父亲独自站在客厅,呆呆地望着墙上母亲的遗照。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乖巧地去熬了一锅地瓜粥,拌了一碟空心菜招呼父亲吃饭。父亲见了,嗳了一声:“你妈一到夏天,最喜欢吃空心菜了……”我只顾埋头喝粥,静静地听父亲提起母亲。那天晚上,透过厚厚的墙,我也能听到父亲长长的叹息声。

大姐后来提起,三嬷诚心诚意地要给父亲做媒,也特意招呼她们回来商量,她们倒没意见。父亲却不同意,还说,往后谁提再娶的事儿,别怪他没好脸色。

第二年,大哥考上大学,二哥去参军,三姐初中毕业便闹着出去打工,而二姐也按照母亲的遗嘱嫁给了二姐夫,家里一下子空下来,就只剩父亲和我了。

或许是感受到孩子们都长大,也是需要钱的缘故,父亲办酒席终于重新开始收钱了。此时一桌酒席已经涨到10到30元不等,有时一晚上,父亲就能收入五六百元,引起不少人称羡。那段时日,父亲拼命挣钱,每周都要去银行存一次钱,还把存款单给我看,说要给我攒嫁妆。我往往嗔怪地说:“我才不嫁人呢,我得永远陪着你一直到100岁。”其实,那时我早就收起了小女儿心态,一边努力读书,一边学做饭、洗衣照顾日益苍老的父亲。

1992年,我收到大专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大摆宴席,说要祝自己的“小珍珠”学业有成。昏黄的灯光下,已是花甲之年的父亲举杯与亲朋相碰,我却瞥见他眼里闪烁的泪花。酒阑宾散后,他拉着我说,“要是你妈在,该多好啊。”

时光如水,一晃3年过去了,我毕业参加工作。父亲因长期操劳和思念母亲的缘故,身体也垮了。这年,大哥大嫂在外地过年没回家,二哥在部队,三姐也嫁人了,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过年。

年三十那天下午,父亲招呼我进厨房,说要把红鲟蒸八宝饭的“秘法”教于我——

糯米先泡半小时,而后上蒸笼蒸;干贝、香菇、蛏干之类的干货分别泡发;胡萝卜、肉(鸭肉、猪肉均可,更正宗的是用鸭肉)、火腿切丁。唯独面对着张牙舞爪的红鲟,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下手。父亲教我,拿着一根牙签,一手摁住红膏鲟,一手将牙签插进红鲟的嘴里,再放入酒里腌上,过了一会,等红鲟动静小了、不挣扎了,就可以解开草绳,用刷子细细清洗,然后掀开鲟壳,剔除两腮及底下的小盖,把腿切为块状。

待糯米饭蒸好凉透后,把泡发好的干货和胡萝卜、肉、火腿逐一加入拌匀,加一点盐巴和虾油,而后在面上依次摆好鲟片,盖上鲟壳,再放入蒸笼蒸15至20分钟。

父亲搬了条板凳坐在灶边,一边看我操作一边指点。我细细地按着父亲说的做,待我把码好的红鲟饭放入蒸笼的那瞬间,突然有种朝圣般的心情涌上心头。

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多年前父亲为母亲做这一道菜的心思,不善言辞的他,把对母亲的那份拳拳爱意,一点一滴地融入在日常饭蔬里。

晚饭前,父亲拿出一挂长长的鞭炮,让我和他去门前一起放,在“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中,透过微微的火光,我看到父亲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上的鞭炮,四方脸庞在火光中忽明忽暗,神色莫辨。虽只是两人的年夜饭,我们的仪式却一点都没有删减,父亲说:“人可以少,礼不可少。”于是饭前祷告、掀红鲟盖、喝酒碰杯等还是样样齐全。

掀红鲟盖的那一刻,父亲夸我聪明,一学就出师了,然后使劲地往我碗里夹鲟腿:“多吃点,来年我们家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发大财!也祝我的阿红,此生幸福顺遂……”

自母亲去世后就变得少言寡语的父亲,那天却对我说了很多话,从“听人讲话要晓得人说话头你知话尾”的人际哲理,到“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千万别急着开门”的生活常识,话多到仿佛他已经预料这将是他和我吃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5

转年的初冬,父亲便因心梗突发过世了。

起初,我还没觉异样,总觉得是父亲出趟门,过段时间就能见到。可一天又一天过去,熟悉的家、熟悉的场景,往往“爸爸”一句出口,才惊觉再无回应。那以后,我过了好几年一人摸灶洗锅做饭的日子,每逢年三十便到哥哥姐姐家轮流过,仪式越来越简单,年夜饭只是在家简单炒几个菜。

2003年我结婚,老公是我们当地人,公司却在东北,我们也在那儿连过了几个春节。每次大年三十,多半都是找个饭店吃个年夜饭,方便省事,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偶尔在市场看到红鲟,恍然觉得,自父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在年三十晚上吃过八宝红鲟饭。或许是类似“近乡情更怯”的情结,八宝红鲟饭对我而言,是埋藏在内心里的、不可随意触摸的珍宝。

等到儿子出生后,我开始带着他回老家过年。那时候开始兴起年夜饭吃火锅,2017年春节,我们从年夜饭到初三中午,期间和亲朋聚会几乎顿顿吃火锅。当晚回到婆婆家,见又是火锅,儿子撅着嘴死活不吃:“这哪是过年?这是过火锅年!”最后没办法,婆婆把早上剩的粥热了给他吃,倒也吃了一大碗。

那天晚上,我把儿子的话学给老公听,老公说:“咱大人图省事能吃就行,孩子可不一样,就盼着过年吃点跟平时不一样的东西,都说一种味道能唤醒一种回忆,咱也要给孩子留个像模像样的记忆。”

我忽然想起那个贫瘠的年代,父亲为我们费时费工做的那道“八宝红鲟饭”,那是父母留给我最温暖的回忆,是我每一年的期盼和惦念,也是属于我家的那份独一无二的过年仪式。时隔多年,它总是让我想起自己曾如此有幸成为父母的女儿,生活在他们用爱营造的家庭里,这让我面对人世艰难总比旁人多了一份勇气和笃定。

那一刻,我知道了父亲为何要让我学会做“八宝红鲟饭”了。

第二天,我开始在厨房里折腾起来,蒸起家馃、炸年糕、炸鱼炸肉,没等我做完,儿子就开始探头探脑,偶尔跑进来偷偷摸摸地拿一小块塞嘴里:“妈妈,好香啊,这是在过年吗?”我不禁哑然失笑,果然是孩子啊。

那天晚上,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一桌团团圆圆十个菜,最后把“八宝红鲟饭”端上来,掀开锅盖的那瞬间,儿子的眼睛都瞪圆了:“妈妈,这是你做的吗?这真的是你做的吗?好好看,好好香,过年喽!爸爸,我要放鞭炮!”

我和老公相视而笑,原来在孩子的心里,年的意义不仅仅新衣、红包,还有一道道香喷喷的食物。无论是当年的我,还是现在的儿子。那天,老公和儿子到最后捧着肚子连声说吃撑了,儿子说:“妈妈,今天这样才像过年。”

我逗他:“妈妈做的饭难道比饭店的饭还好吃?”

“当然好吃,妈妈做的饭里,有家和爱的味道呀。”

我一下又想起了父亲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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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g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