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无法落叶归根的青楼女

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76年一个三伏天的午后，烈日晒得路上行人头皮发麻。我跟随几个同学进城拍毕业照，小肚子憋得生疼却四处找不到茅厕，瞅见路南破砖头蛋垒砌的一个半人高的小圈子，哈腰就钻了进去。

“尿、尿、尿，咋不尿您娘那……”在一阵刺耳的辱骂声中，我抬头撞上了一个女人。女人剪着齐耳短发，仰着脸，怒目圆睁，身穿白底蓝色碎花布衫，手摇芭蕉叶扇子，倚靠着小圈子后边的屋山墙不停地骂，吓得我转身就跑。

“仰脸婆娘低头汉”，母亲曾经说过，这样的女人最是惹不起的。当时我猜想，这女人应该就是城中村的厉害茬子。我压根没有想到，十几年后，阴差阳错，我会成为小圈子后边那所房屋的新主人。

1976年冬天，我参军进了军营。2年后，我随军赴南疆征战，身负重伤住进野战医院，经过漫长的康复治疗，被评定为一等伤残，退役回到原籍疗养，竟又遇见了那个女人。

1

1984年初秋，一天上午，我拄着拐杖从乡下进城办事。刚从计委分出来的民政局、优抚股和办公室还挤在老计委的筒子楼内，东西向的走廊黑洞洞的。一楼南侧的两间办公室摆放着9张桌子，优抚股长和两个科员占据西南角的3张。东边紧靠屋山墙，一架长条靠背椅，下边塞满了煤球，座椅黑黢黢的。

每次进城办事，我都会到这间办公室歇歇脚——退役后，我的档案被民政局接收了，分散供养由他们管理。那天，我满脸汗水刚落座，就听见有人嘟囔：“狗日的，每月给你固定生活费嘛，这才几天啊，钱都花完啦？”

声音是从西南角传来的，最里边那张桌子后头，藤条椅子内端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大背头梳理得明光黑亮，衬托出一张圆白脸。此人姓刘，是个军转干部，副主任科员。他长期负责民政工作，在小县城里属于“元老级别”。

我正想开口问老刘报销药费的事情，一个女人就嚷嚷开了：“妈那个X，不叫吃，不叫喝啦！干脆给俺弄一包老鼠药，您都省心了。”寻声瞅去，在我坐的靠背椅最南端，坐着一个黑衣黑裤女人。她大眼睛双眼皮，眼窝深深，柳眉紧蹙，杏眼圆睁，透出凶光。

眼前的女人似曾相识，还有那骂人的声音，既刺耳又熟悉。乍然想起来，这不就是那年骂我的女人吗？

但凡来优抚股办事的人，大都跟部队结缘，眼前这女人说话如此有气势，该不会是某位老革命的家属吧？我琢磨着。想起就在这张靠背椅上，我曾经见过一个老红军的遗孀，白白胖胖的老太太坐下来半晌，也不多说话，只让老刘给她写条子开证明，诸事办得很妥帖。据说那位老红军功高，在井冈山曾救过毛主席的命，归乡时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直进直出县政府，连县长都怯他几分；这张靠背椅上还坐过省军区政委的夫人，一个精明干练的老太太，听说也是厅级干部，回乡处理一个烈士的善后工作。

眼下，老刘拗不过那女人，不耐烦地站起身，打开了身后的文件柜。他从里边取出来一个夹子本，写一张条子撕下来半截，小声嘟囔：“婊子养的，给你30块钱，不能再来啦。”女人接过条子，骂骂咧咧地起了身，到东边的财务室领钱去了。

我心说：“乖乖，俺刚退役头两年，每月的抚恤金也才30多块钱啊。”

1988年春天，因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被民政局安排到办公室帮忙。还是在那间办公室，西头北半拉有了我的一张桌子，背对着老刘。

那个厉害女人隔三差五都会到办公室里来，每次屁股还没坐稳，嘴里就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妈那X，冇钱啦，不叫俺吃不叫俺喝啦。”

每次女人一开口，优抚股长老王就咧着嘴苦笑。他戴着酒瓶底般厚实的眼镜侧身瞅着，也不答话。办公室主任也小声咕哝着几欲发火，最终还是忍住了，绷着脸往出走。最后只有老刘，开口骂了起来，“你狗X的算个啥子嘛，整天要钱吃肉啊，还有完没有？”

女人闻言“嚯”地站起来，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一时招引来楼道内计委和科委的人员，全站在门口瞧热闹。老刘怕影响不好，又咕哝着“婊子养的”，再次从文件柜里边拿出夹子本，写一张条子递给女人，“我们不是开银行的，下不为例啊！”

可是，隔了不到1个月，女人又来了，进门就嚷嚷着要钱。那天，伤残老兵老郭来县城找老刘办事，女人就和老郭坐在一条靠背椅上。

老郭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油子，战争年代立过大功，脾气十分火爆。见那女人骂骂咧咧打断了他跟老刘说话，立即吹胡子瞪眼。他先是故意往女人身边凑，之后又掏出劣质卷烟，点着火吞云吐雾，还不停地咳嗽，将一口浓痰故意吐在女人面前。

女人终于耐不住性子，冲老郭发起火来：“看你那恶心人样，离俺远点。”

“他奶奶的，你是个弄啥嘞，也不拣地方，敢搁这儿撒野。”

“你是个弄啥的？”女人反唇相讥。

老郭“嚯”地站起来，撕开上衣扣子，露出胸前一片紫乌溜溜的伤疤，自豪地说：“睁大眼睛看看，老子是弄啥的，枪林弹雨钻多少来回，阎王爷都不收俺。”

女人一见老郭扯皮露胯，就骂起来：“娘那个X，耍流氓嘞。”

老郭一脸不屑，大声嚷嚷：“咦，你个卖肉的，啥冇见过，挨着俺都嫌骚气！”

女人那张白脸扑楞就红了，两眼泪汪汪地站起来，再不说要钱的事儿，蹶蹶地出门走了。

2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老郭当众揭了女人的短，大家一时间议论纷纷，我也终于大致弄清了女人的来历。

这个女人并非民政局主管的优抚对象家属，而是一个小学教师的遗孀。女人的丈夫姓王，老刘他们都习惯直呼她“王老婆”。最初，王老婆跟随丈夫在偏远乡下的一所小学教书，吃住都在学校里。后来，丈夫到了退休的年龄，学校新调来了老师，没地方安置，就催他们腾房子。

70年代，曾经有一段时间，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干部，统一归口由计委民政组管理。此后民政组扩编成为局，上边一纸文件，那些离退休干部又各自回归原单位了。当时文教系统的离退休教师大都被原单位接收了，唯独王老师既不在县城工作，又是外地人，仍然滞留在了民政组，因此便在老城小东门街路南一片空地，给王老师盖起两间红砖瓦房。

新盖的两间瓦房坐北朝南，没有垒砌院墙。东临一个胡同，里边居住的三户人家，都是城中村的农民。胡同最里边的李婶家，门楼朝北直冲大路。

热心肠的李婶，每天进出胡同，都要从王老师没有院墙的门前经过，跟新入住的邻居主动打一声招呼。李婶后来给我说，那时的王老师是个大高个，白白胖胖，说话慢声细语，很有涵养。夫妻俩相处十分和睦，出门都是并肩走，有说有笑的，从没见两口子红过脸拌过嘴。每当有陌生人跟王老师打招呼说话时，王老婆总是怯生生站在一旁，瞪着一双大眼睛，满满的都是戒备。

至于两个人的出身和家事，外人一直知之甚少。

直到有一天，一个游乡串户的修锁匠，走进县城招揽生意，摊子就扎在王老师家对面的马路边。见到王老师两口子出双入对，修锁匠惊叹之余，向围观者抖落出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旧事……

修锁匠是从豫南过来的，跟王老师是同乡。他闪烁其词地说，王老师的祖上出过官，高门楼大院墙，在当地是有名的书香门第。而那女人是外地人，据说她爹吸大烟，欠下钱庄的高利贷，才狠心将十几岁的闺女卖到王家，做了伺候主人的丫鬟。

女人进入大宅门里，吃喝不愁，不几年就滋养得窄腰宽臀，艳如鲜花。比她年龄大一截的王老师，放着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不娶，偏偏就跟这个丫鬟对上了眼。王家老掌柜发现端倪，觉得有辱门风，一怒之下，暗地里就将丫鬟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倒手，又将丫鬟卖给了省城青楼里的老鸨，成为红极一时的头牌。

王老师打探出消息，在省城解放前夕，连夜卷走家里一笔钱，为丫鬟赎了身，俩人自此远走高飞。修锁匠感慨说，几十年不见，没想到会在异地他乡遇到如此有情有义的故人。

原本修锁匠也无恶意，可在那个年代，街谈巷议，顿时议论纷纷起来。流言蜚语说得绘声绘色，将王老师两口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沉默的王老婆终于爆发了，骂跑了多嘴的修锁匠，那双原本怯生生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戒备神态，变得充满了敌意。只要瞅见有人聚在一起小声咕哝，总以为人们在说她的坏话，即刻神情紧张，嘴里便不干不净地骂起来。时间长了，原来相处甚好的左邻右舍，也对他们两口子避而远之。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王老婆彻底成了出名的泼妇。

计划经济年代，临街的坐地户还不兴做生意，路南的人家都是坐北向南盖房子，屋后不垒砌院墙。东西大街几百米远，没有可供行人方便的厕所。城中村要建一处简易厕所，那些坐地户谁都不愿意垒在自家屋后闻臭味儿。王老师是外来户，两口子膝下又无儿女，势单力孤，那简易厕所自然就垒在他们家的屋后了。

施工时，伶牙俐齿的王老婆好说歹说挡不住，就坐在屋后撒泼骂街。城中村的人不好招惹，有娘们想上去掰茬子，当街对骂。王老婆便立即冲上前去，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应战者败下阵来，偃旗息鼓，王老婆怒气未消，昂头骂破了喉咙。

此后，王老婆只要一出门，嗅到厕所里散发出来的骚臭味儿，张嘴骂街成了家常便饭。大家对这刺耳的骂声也就习以为常了。

也是自那时起，王老师的精神似乎就受到了挺大的刺激，终日沉默寡言，一个人痴呆呆站立在大路口，遥望着路的尽头不说一句话，眼神中充满了忧郁。没过多久就病倒了，不吃不喝，断气时嘴里含糊不清地吐出两个字：“回家。”

自此，就只剩下王老婆一个，孤零零地留在这片外乡之地了。

3

80年代初，老城区还没有接通自来水，城中村的水井距离王老师家很远，寡居的王老婆挑不动沉甸甸的水桶，每天吃水成了大问题。

民政局临时安排，将她的日常生活托管给一个复员老兵。老刘对王老婆说：“今后再有啥子事情，你去后街找大雷。”

王老婆瞪着深陷眼窝的棕色眸子，连声问道：“哪打雷？下雨不下啊？”这种逗气一般的发问，惹得满屋子人哄堂大笑。

大雷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家居住在县城后街。他身板高挑壮实，面白无须，慈眉善目像弥勒佛，嘻嘻哈哈露出极具亲和力的憨态。平常机关的杂活，办公室门口搁置的弃婴，还有需要收容遣送的人员，都由大雷负责处理。干完活，老刘就给他几十块钱报酬。

最初听老刘说让他去管王老婆，大雷撇嘴苦笑：“咋着，叫俺去伺候她？哼，给多少钱都不干！”

“老伙计，去吧，不就是给她挑几担水嘛，又不让你住那里，有啥大不了的事情？”老刘也只能劝慰道。

大雷极不情愿接下这份差事，头一天挑着沉甸甸的柏木水桶，大老远跑东街的水井边打水。王老婆怕大雷偷懒，就近到东大坑打水，就脚跟脚地一路撵着当监工。

听说有一次，大雷被一担水压得满脸通红，憋气又窝火，嘟嘟啦啦放出一串响屁。一到家门口，王老婆就故意将大雷身后的那桶水掀翻，说水“被污染了”。从此，王老婆一直不吃后边的一桶水，成了县城里出了名的挑剔人。

李婶也给我说，王老婆一直爱干净，一年四季，身上穿的衣裳板板正正从不倒褶，一丝土腥儿都不沾。一年冬天，李婶烧了半锅热水准备洗脚，没用完倒掉又觉可惜，就用暖水瓶盛着给王老婆送去，好心让她趁热洗个头。

次日早起，李婶出门，王老婆就对她说：“妮她娘，以后你甭再弄洗脚水叫俺洗头了。”弄得李婶下不了台来。

而且王老婆花钱，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大手大脚，在街上买鸡蛋，从来不论斤称，最多买仨，还挑三拣四。买青菜也是挑拣一小撮，菜贩都不待见，老远就躲着她。不知道她老去民政局要钱是为了啥。

总之，王老婆身上一直事儿不断。

80年代末，在旧城改造中，县城扩街终于将王家屋后的厕所拆除了，王老婆家的屋占了1米的街道，城建部门通知民政局拆迁房屋。

那天上午我也在办公室，还听见老王小声咕哝了一句：“那地方扩街了，能盖两间门面房。”

此事过去几个月后，我住的人武部公房要拆除建家属楼。政委找我许诺条件说，如果我去政工科上班，部里可以白给我两间空地皮，让我自己盖房子。

那个年代，县城的地皮已经开始升值了，独门小院很诱惑人。我狠心决定辞掉民政局的工作，去人武部上班。民政局领导知道了，又找我说，可以将原本分给王老婆家的公房分给我。条件只有一个，等王老婆寿终正寝，我才能搬进去。

于是，我带着2000元钱，拿着局里签的买卖协议书，到房产部门直接办理了过户手续。等到1989年，又重新回民政局上班了。

4

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婆，是199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

室外骄阳如火，办公室仅有的一只吊扇，悬挂在中间那道钢筋水泥过梁上，扇叶被冬天烤火的煤烟熏得黑乎乎的，半死不活地扇出来一阵阵热风。我伏案写材料汗流浃背，只见王老婆吃力地拄着拐棍，哼哼着走进办公室。她一屁股蹲在靠背椅上，顷刻间，一股子尿骚味儿随着电扇卷起的热风扑鼻而来，南边坐着的人起身就往外走。

王老婆喘息着，上气不接下气，未及她张口嚷嚷，办公室主任就借故办事出门了。平时嘟嘟囔囔的老刘也不再多嘴，急忙给她开30元钱的条子，推脱上厕所，脚跟脚地和股长老王出门躲起来。办公室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王老婆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吃力地从靠背椅上站起来，颤巍巍去隔壁财务室领钱。她坐过的椅子上已被尿渍濡湿一片。

瞅着王老婆的背影，我心里说不上是啥滋味。这个一辈子干净过分的女人，如今沦落到满身骚臭的地步，要是她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子已经给了我，还不得骂破天啊……

夏去秋来，转瞬就入了冬。

一个阴冷的大风天，李婶来民政局反映说，王老婆已经躺床不起了。局长让科员老张去管，老张直接去找老兵大雷，交代他给王老婆端吃端喝。听说王老婆病得不轻，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我到马路对面的医院办事，顺便就走进了胡同。

还未到门口，王老婆在屋内听见脚步声，就哑着嗓子呼喊：“你是谁啊？给我弄点吃的吧。”

由于扩街修路，路面加高，本来就低矮的两间瓦屋，墙基被土埋住几层，愈发显得低暗。我进门一脚踏空，就像跳入坑内，黑乎乎啥也瞅不清楚，满屋子的骚臭味儿直冲鼻腔。这是我第一次进这间屋子，两间屋没有垒砌夹山墙，东屋山靠南边小木窗的地方，摆着一张半大木床，王老婆头朝南躺在床上，脚头的木板上架着一口箱子。西间靠墙垒砌着锅台，一张小方桌上挤堆摞满锅碗瓢盆，除此之外再无它物。

我问王老婆：“大娘，您想吃啥？我给您去买。”

她说想吃水煎包，喝豆腐脑。我从桌子上端起空碗时，她又特意嘱咐我：“你把碗洗干净，再去打饭。”

半桶水表面凝结着冰茬子，我舀水将那只满是残汤疙疤的空碗洗涮干净，哇凉哇凉的。我就近给王老婆买了饭，端进屋内让她趁热吃。

她努力仰起头，欠身子斜靠在墙上，两眼如同隔墙缝透出来的灯火，释放出暗幽幽的光，盯着我说：“中啦，你走吧。”

回到家里，我将此事告诉妻子，妻子立马冲我说：“你不能再去那儿，吃了你买的饭，她哪一点不得劲死了，人家该怀疑是咱害了她。”

瞅着妻子一脸认真的表情，我愣怔片刻，心里说，怎么做好事还有鬼啦？

上班时，我脑子里老是出现王老婆两眼饿滋滋盯着我的表情，就向老张反映情况，让他督促老兵大雷一定要守在那里。

5

我给王老婆买饭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老张凑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王老婆死啦。”我心里咯噔一下。“走吧，跟我去处理完事儿，把钥匙交给你。”

天空刮着白毛风，不时飘着零星雪花，冷得行人袖手缩脖子。我跟随老刘、老张和股长老王走进王老婆的屋内，老兵大雷和邻居李婶都聚集在那里。王老婆直挺挺躺在床上。老张让大雷当众撬开床头那只木箱子，里边有几件女人的新衣服，箱底用手绢整齐包裹着一叠崭新的10元票子，总共1000元，都是连号的第三代“大团结”。

市面上早已流通第四代人民币了，王老婆却放着恁多的老票子，还隔三差五舍脸皮到民政局要钱，众人很是费解。股长老王直摇头，“这老婆脑子有病吧，积攒钱买棺材哩。”

李婶道出了隐情，她说这笔钱可能是王老师的死亡抚恤金，王老婆没动一分钱，她是想把老伴的骨灰搬回老家安葬。

李婶还说，王老婆死的头天晚上，她帮女儿在东边菜市场夜市卖小吃，大约10点多收完摊子，回家路过王老婆门口，见屋内亮着灯，就进去看看。当时，王老婆已经说不出话了，张嘴直倒气，两眼瞪着屋顶不肯闭上。

屋内仅有的一只15瓦灯泡，表面被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夜深人静，光线幽暗，老兵大雷瞅着王老婆的两眼大睁，感觉有点瘆人，想拿一张报纸盖住她的脸面。李婶对大雷说：“她还有一口气，甭盖啦。”

天明起床，王老婆就已经走了。

跟王老婆打交道多年的老刘，此刻也说不出半句不妥当的话，只是叹息一声：“没想到这种人，也会有真感情啊……”

老刘当即做主，用王老婆存的钱，体体面面地给她办一场葬礼。

马路对面有一家寿衣店，老刘和老张给王老婆买了从头到脚，里表全新的寿衣，让李婶和大雷给她穿戴整齐。接着，老张又跑西大街请来一班唢呐，吹吹打打，跟普通人家办丧事一样，一直热闹到了中午，最后由火化车拉着王老婆的遗体奔了火化场。

众街坊目睹王老婆的丧葬如此排场，又经过快嘴李婶的宣扬，一时间议论纷纷，重新审视这个风尘女人坎坷的命运和遭际来，不由得发出一声声感叹。

人去屋空，我让老兵大雷找一辆架子车，把屋内所有能搬动的东西，包括锅碗瓢盆，全部拉走，只留下两间空房。

6

1992年春天，我报请城建所批准，将老瓦屋拆除，新建一座两层封闭小楼。

自从王老婆去世后，我就再没到那里去过。缺少围墙的院子里堆积满了垃圾，已经糟朽裂缝的桐木门板被人撞烂一个大窟窿，屋内成了厕所，到处是老鼠扒洞的土窝。

我叫上办公室的同事，开一辆带拖斗四轮车，将垃圾清运到城外的大坑内。在清理屋内的垃圾时，同事用抓钩搂开了一个碎铺衬卷，里边一下露出来花花绿绿的票子——有10元的“大团结”、5元的第三代老票，以及2元和1元的零钱，卷在一起总共120元，外加全国流通粮票20多斤。

瞅着这些受潮发霉的票子，我心里酸酸的，五味杂陈，脑际映现出王老婆在办公室吵闹要钱的情景。这女人忍受了这么多年老刘的怒骂和众人的白眼，还有老郭的当众羞辱，不顾尊严要来的钱，却一直舍不得花，藏在铺衬卷里弄啥呀？

王老婆一生爱干净，她将那些零碎布头裹成铺衬卷儿，盛满一竹篮，被老兵大雷搬东西时撒得满地都是，谁也不会想到那里边藏着成卷的票子。

我不知道那些撞破门进屋屙尿的人，是否意外发现捡走了钱。我甚至怀疑，同事用四轮车拉走倾倒进大坑内的铺衬卷里还有钱，可那地方已经被拾荒者翻遍了。

邻居李婶在一旁猜测，“这老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积攒钱八成是想回自个的老家。”可她老家到底在哪儿呀？这个女人临死都没有透露出一点信息。

我把意外捡钱的事儿跟老刘和股长老王说了，老刘惊讶地瞪大眼睛“啊”一声，回过神来问我：“怎么？我给她开条子领的那么些钱，也没花？”

老刘仰头深吸一口气：“人啊，临了都想叶落归根哟！”说话间，独在异乡离过婚的老刘，或许想起自己多年漂泊在外的经历，忽闪的眼睛使劲儿眨巴几下，眼圈有点潮红。

老王也受到老刘的情绪感染，颤声冲老刘说：“回头跟火化场说一下，把他们两口子的骨灰存放在一块，说不定哪天亲属会来认领。”

日月嬗递，斗转星移。多年过去了，王老婆两口子的骨灰如今仍然存放在火化场，一直没有人来认领。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花样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