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无法落叶归根的青楼女

2020-05-18 10:18:38
0.5.D
0人评论

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76年一个三伏天的午后,烈日晒得路上行人头皮发麻。我跟随几个同学进城拍毕业照,小肚子憋得生疼却四处找不到茅厕,瞅见路南破砖头蛋垒砌的一个半人高的小圈子,哈腰就钻了进去。

“尿、尿、尿,咋不尿您娘那……”在一阵刺耳的辱骂声中,我抬头撞上了一个女人。女人剪着齐耳短发,仰着脸,怒目圆睁,身穿白底蓝色碎花布衫,手摇芭蕉叶扇子,倚靠着小圈子后边的屋山墙不停地骂,吓得我转身就跑。

“仰脸婆娘低头汉”,母亲曾经说过,这样的女人最是惹不起的。当时我猜想,这女人应该就是城中村的厉害茬子。我压根没有想到,十几年后,阴差阳错,我会成为小圈子后边那所房屋的新主人。

1976年冬天,我参军进了军营。2年后,我随军赴南疆征战,身负重伤住进野战医院,经过漫长的康复治疗,被评定为一等伤残,退役回到原籍疗养,竟又遇见了那个女人。

1

1984年初秋,一天上午,我拄着拐杖从乡下进城办事。刚从计委分出来的民政局、优抚股和办公室还挤在老计委的筒子楼内,东西向的走廊黑洞洞的。一楼南侧的两间办公室摆放着9张桌子,优抚股长和两个科员占据西南角的3张。东边紧靠屋山墙,一架长条靠背椅,下边塞满了煤球,座椅黑黢黢的。

每次进城办事,我都会到这间办公室歇歇脚——退役后,我的档案被民政局接收了,分散供养由他们管理。那天,我满脸汗水刚落座,就听见有人嘟囔:“狗日的,每月给你固定生活费嘛,这才几天啊,钱都花完啦?”

声音是从西南角传来的,最里边那张桌子后头,藤条椅子内端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大背头梳理得明光黑亮,衬托出一张圆白脸。此人姓刘,是个军转干部,副主任科员。他长期负责民政工作,在小县城里属于“元老级别”。

我正想开口问老刘报销药费的事情,一个女人就嚷嚷开了:“妈那个X,不叫吃,不叫喝啦!干脆给俺弄一包老鼠药,您都省心了。”寻声瞅去,在我坐的靠背椅最南端,坐着一个黑衣黑裤女人。她大眼睛双眼皮,眼窝深深,柳眉紧蹙,杏眼圆睁,透出凶光。

眼前的女人似曾相识,还有那骂人的声音,既刺耳又熟悉。乍然想起来,这不就是那年骂我的女人吗?

但凡来优抚股办事的人,大都跟部队结缘,眼前这女人说话如此有气势,该不会是某位老革命的家属吧?我琢磨着。想起就在这张靠背椅上,我曾经见过一个老红军的遗孀,白白胖胖的老太太坐下来半晌,也不多说话,只让老刘给她写条子开证明,诸事办得很妥帖。据说那位老红军功高,在井冈山曾救过毛主席的命,归乡时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直进直出县政府,连县长都怯他几分;这张靠背椅上还坐过省军区政委的夫人,一个精明干练的老太太,听说也是厅级干部,回乡处理一个烈士的善后工作。

眼下,老刘拗不过那女人,不耐烦地站起身,打开了身后的文件柜。他从里边取出来一个夹子本,写一张条子撕下来半截,小声嘟囔:“婊子养的,给你30块钱,不能再来啦。”女人接过条子,骂骂咧咧地起了身,到东边的财务室领钱去了。

我心说:“乖乖,俺刚退役头两年,每月的抚恤金也才30多块钱啊。”

1988年春天,因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被民政局安排到办公室帮忙。还是在那间办公室,西头北半拉有了我的一张桌子,背对着老刘。

那个厉害女人隔三差五都会到办公室里来,每次屁股还没坐稳,嘴里就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妈那X,冇钱啦,不叫俺吃不叫俺喝啦。”

每次女人一开口,优抚股长老王就咧着嘴苦笑。他戴着酒瓶底般厚实的眼镜侧身瞅着,也不答话。办公室主任也小声咕哝着几欲发火,最终还是忍住了,绷着脸往出走。最后只有老刘,开口骂了起来,“你狗X的算个啥子嘛,整天要钱吃肉啊,还有完没有?”

女人闻言“嚯”地站起来,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一时招引来楼道内计委和科委的人员,全站在门口瞧热闹。老刘怕影响不好,又咕哝着“婊子养的”,再次从文件柜里边拿出夹子本,写一张条子递给女人,“我们不是开银行的,下不为例啊!”

可是,隔了不到1个月,女人又来了,进门就嚷嚷着要钱。那天,伤残老兵老郭来县城找老刘办事,女人就和老郭坐在一条靠背椅上。

老郭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油子,战争年代立过大功,脾气十分火爆。见那女人骂骂咧咧打断了他跟老刘说话,立即吹胡子瞪眼。他先是故意往女人身边凑,之后又掏出劣质卷烟,点着火吞云吐雾,还不停地咳嗽,将一口浓痰故意吐在女人面前。

女人终于耐不住性子,冲老郭发起火来:“看你那恶心人样,离俺远点。”

“他奶奶的,你是个弄啥嘞,也不拣地方,敢搁这儿撒野。”

“你是个弄啥的?”女人反唇相讥。

老郭“嚯”地站起来,撕开上衣扣子,露出胸前一片紫乌溜溜的伤疤,自豪地说:“睁大眼睛看看,老子是弄啥的,枪林弹雨钻多少来回,阎王爷都不收俺。”

女人一见老郭扯皮露胯,就骂起来:“娘那个X,耍流氓嘞。”

老郭一脸不屑,大声嚷嚷:“咦,你个卖肉的,啥冇见过,挨着俺都嫌骚气!”

女人那张白脸扑楞就红了,两眼泪汪汪地站起来,再不说要钱的事儿,蹶蹶地出门走了。

2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老郭当众揭了女人的短,大家一时间议论纷纷,我也终于大致弄清了女人的来历。

这个女人并非民政局主管的优抚对象家属,而是一个小学教师的遗孀。女人的丈夫姓王,老刘他们都习惯直呼她“王老婆”。最初,王老婆跟随丈夫在偏远乡下的一所小学教书,吃住都在学校里。后来,丈夫到了退休的年龄,学校新调来了老师,没地方安置,就催他们腾房子。

70年代,曾经有一段时间,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干部,统一归口由计委民政组管理。此后民政组扩编成为局,上边一纸文件,那些离退休干部又各自回归原单位了。当时文教系统的离退休教师大都被原单位接收了,唯独王老师既不在县城工作,又是外地人,仍然滞留在了民政组,因此便在老城小东门街路南一片空地,给王老师盖起两间红砖瓦房。

新盖的两间瓦房坐北朝南,没有垒砌院墙。东临一个胡同,里边居住的三户人家,都是城中村的农民。胡同最里边的李婶家,门楼朝北直冲大路。

热心肠的李婶,每天进出胡同,都要从王老师没有院墙的门前经过,跟新入住的邻居主动打一声招呼。李婶后来给我说,那时的王老师是个大高个,白白胖胖,说话慢声细语,很有涵养。夫妻俩相处十分和睦,出门都是并肩走,有说有笑的,从没见两口子红过脸拌过嘴。每当有陌生人跟王老师打招呼说话时,王老婆总是怯生生站在一旁,瞪着一双大眼睛,满满的都是戒备。

至于两个人的出身和家事,外人一直知之甚少。

直到有一天,一个游乡串户的修锁匠,走进县城招揽生意,摊子就扎在王老师家对面的马路边。见到王老师两口子出双入对,修锁匠惊叹之余,向围观者抖落出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旧事……

修锁匠是从豫南过来的,跟王老师是同乡。他闪烁其词地说,王老师的祖上出过官,高门楼大院墙,在当地是有名的书香门第。而那女人是外地人,据说她爹吸大烟,欠下钱庄的高利贷,才狠心将十几岁的闺女卖到王家,做了伺候主人的丫鬟。

女人进入大宅门里,吃喝不愁,不几年就滋养得窄腰宽臀,艳如鲜花。比她年龄大一截的王老师,放着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不娶,偏偏就跟这个丫鬟对上了眼。王家老掌柜发现端倪,觉得有辱门风,一怒之下,暗地里就将丫鬟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倒手,又将丫鬟卖给了省城青楼里的老鸨,成为红极一时的头牌。

王老师打探出消息,在省城解放前夕,连夜卷走家里一笔钱,为丫鬟赎了身,俩人自此远走高飞。修锁匠感慨说,几十年不见,没想到会在异地他乡遇到如此有情有义的故人。

原本修锁匠也无恶意,可在那个年代,街谈巷议,顿时议论纷纷起来。流言蜚语说得绘声绘色,将王老师两口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沉默的王老婆终于爆发了,骂跑了多嘴的修锁匠,那双原本怯生生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戒备神态,变得充满了敌意。只要瞅见有人聚在一起小声咕哝,总以为人们在说她的坏话,即刻神情紧张,嘴里便不干不净地骂起来。时间长了,原来相处甚好的左邻右舍,也对他们两口子避而远之。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王老婆彻底成了出名的泼妇。

计划经济年代,临街的坐地户还不兴做生意,路南的人家都是坐北向南盖房子,屋后不垒砌院墙。东西大街几百米远,没有可供行人方便的厕所。城中村要建一处简易厕所,那些坐地户谁都不愿意垒在自家屋后闻臭味儿。王老师是外来户,两口子膝下又无儿女,势单力孤,那简易厕所自然就垒在他们家的屋后了。

施工时,伶牙俐齿的王老婆好说歹说挡不住,就坐在屋后撒泼骂街。城中村的人不好招惹,有娘们想上去掰茬子,当街对骂。王老婆便立即冲上前去,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应战者败下阵来,偃旗息鼓,王老婆怒气未消,昂头骂破了喉咙。

此后,王老婆只要一出门,嗅到厕所里散发出来的骚臭味儿,张嘴骂街成了家常便饭。大家对这刺耳的骂声也就习以为常了。

也是自那时起,王老师的精神似乎就受到了挺大的刺激,终日沉默寡言,一个人痴呆呆站立在大路口,遥望着路的尽头不说一句话,眼神中充满了忧郁。没过多久就病倒了,不吃不喝,断气时嘴里含糊不清地吐出两个字:“回家。”

自此,就只剩下王老婆一个,孤零零地留在这片外乡之地了。

3

80年代初,老城区还没有接通自来水,城中村的水井距离王老师家很远,寡居的王老婆挑不动沉甸甸的水桶,每天吃水成了大问题。

民政局临时安排,将她的日常生活托管给一个复员老兵。老刘对王老婆说:“今后再有啥子事情,你去后街找大雷。”

王老婆瞪着深陷眼窝的棕色眸子,连声问道:“哪打雷?下雨不下啊?”这种逗气一般的发问,惹得满屋子人哄堂大笑。

大雷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家居住在县城后街。他身板高挑壮实,面白无须,慈眉善目像弥勒佛,嘻嘻哈哈露出极具亲和力的憨态。平常机关的杂活,办公室门口搁置的弃婴,还有需要收容遣送的人员,都由大雷负责处理。干完活,老刘就给他几十块钱报酬。

最初听老刘说让他去管王老婆,大雷撇嘴苦笑:“咋着,叫俺去伺候她?哼,给多少钱都不干!”

“老伙计,去吧,不就是给她挑几担水嘛,又不让你住那里,有啥大不了的事情?”老刘也只能劝慰道。

大雷极不情愿接下这份差事,头一天挑着沉甸甸的柏木水桶,大老远跑东街的水井边打水。王老婆怕大雷偷懒,就近到东大坑打水,就脚跟脚地一路撵着当监工。

听说有一次,大雷被一担水压得满脸通红,憋气又窝火,嘟嘟啦啦放出一串响屁。一到家门口,王老婆就故意将大雷身后的那桶水掀翻,说水“被污染了”。从此,王老婆一直不吃后边的一桶水,成了县城里出了名的挑剔人。

李婶也给我说,王老婆一直爱干净,一年四季,身上穿的衣裳板板正正从不倒褶,一丝土腥儿都不沾。一年冬天,李婶烧了半锅热水准备洗脚,没用完倒掉又觉可惜,就用暖水瓶盛着给王老婆送去,好心让她趁热洗个头。

次日早起,李婶出门,王老婆就对她说:“妮她娘,以后你甭再弄洗脚水叫俺洗头了。”弄得李婶下不了台来。

而且王老婆花钱,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大手大脚,在街上买鸡蛋,从来不论斤称,最多买仨,还挑三拣四。买青菜也是挑拣一小撮,菜贩都不待见,老远就躲着她。不知道她老去民政局要钱是为了啥。

总之,王老婆身上一直事儿不断。

80年代末,在旧城改造中,县城扩街终于将王家屋后的厕所拆除了,王老婆家的屋占了1米的街道,城建部门通知民政局拆迁房屋。

那天上午我也在办公室,还听见老王小声咕哝了一句:“那地方扩街了,能盖两间门面房。”

此事过去几个月后,我住的人武部公房要拆除建家属楼。政委找我许诺条件说,如果我去政工科上班,部里可以白给我两间空地皮,让我自己盖房子。

那个年代,县城的地皮已经开始升值了,独门小院很诱惑人。我狠心决定辞掉民政局的工作,去人武部上班。民政局领导知道了,又找我说,可以将原本分给王老婆家的公房分给我。条件只有一个,等王老婆寿终正寝,我才能搬进去。

于是,我带着2000元钱,拿着局里签的买卖协议书,到房产部门直接办理了过户手续。等到1989年,又重新回民政局上班了。

4

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婆,是199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

室外骄阳如火,办公室仅有的一只吊扇,悬挂在中间那道钢筋水泥过梁上,扇叶被冬天烤火的煤烟熏得黑乎乎的,半死不活地扇出来一阵阵热风。我伏案写材料汗流浃背,只见王老婆吃力地拄着拐棍,哼哼着走进办公室。她一屁股蹲在靠背椅上,顷刻间,一股子尿骚味儿随着电扇卷起的热风扑鼻而来,南边坐着的人起身就往外走。

王老婆喘息着,上气不接下气,未及她张口嚷嚷,办公室主任就借故办事出门了。平时嘟嘟囔囔的老刘也不再多嘴,急忙给她开30元钱的条子,推脱上厕所,脚跟脚地和股长老王出门躲起来。办公室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王老婆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吃力地从靠背椅上站起来,颤巍巍去隔壁财务室领钱。她坐过的椅子上已被尿渍濡湿一片。

瞅着王老婆的背影,我心里说不上是啥滋味。这个一辈子干净过分的女人,如今沦落到满身骚臭的地步,要是她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子已经给了我,还不得骂破天啊……

夏去秋来,转瞬就入了冬。

一个阴冷的大风天,李婶来民政局反映说,王老婆已经躺床不起了。局长让科员老张去管,老张直接去找老兵大雷,交代他给王老婆端吃端喝。听说王老婆病得不轻,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我到马路对面的医院办事,顺便就走进了胡同。

还未到门口,王老婆在屋内听见脚步声,就哑着嗓子呼喊:“你是谁啊?给我弄点吃的吧。”

由于扩街修路,路面加高,本来就低矮的两间瓦屋,墙基被土埋住几层,愈发显得低暗。我进门一脚踏空,就像跳入坑内,黑乎乎啥也瞅不清楚,满屋子的骚臭味儿直冲鼻腔。这是我第一次进这间屋子,两间屋没有垒砌夹山墙,东屋山靠南边小木窗的地方,摆着一张半大木床,王老婆头朝南躺在床上,脚头的木板上架着一口箱子。西间靠墙垒砌着锅台,一张小方桌上挤堆摞满锅碗瓢盆,除此之外再无它物。

我问王老婆:“大娘,您想吃啥?我给您去买。”

她说想吃水煎包,喝豆腐脑。我从桌子上端起空碗时,她又特意嘱咐我:“你把碗洗干净,再去打饭。”

半桶水表面凝结着冰茬子,我舀水将那只满是残汤疙疤的空碗洗涮干净,哇凉哇凉的。我就近给王老婆买了饭,端进屋内让她趁热吃。

她努力仰起头,欠身子斜靠在墙上,两眼如同隔墙缝透出来的灯火,释放出暗幽幽的光,盯着我说:“中啦,你走吧。”

回到家里,我将此事告诉妻子,妻子立马冲我说:“你不能再去那儿,吃了你买的饭,她哪一点不得劲死了,人家该怀疑是咱害了她。”

瞅着妻子一脸认真的表情,我愣怔片刻,心里说,怎么做好事还有鬼啦?

上班时,我脑子里老是出现王老婆两眼饿滋滋盯着我的表情,就向老张反映情况,让他督促老兵大雷一定要守在那里。

5

我给王老婆买饭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老张凑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王老婆死啦。”我心里咯噔一下。“走吧,跟我去处理完事儿,把钥匙交给你。”

天空刮着白毛风,不时飘着零星雪花,冷得行人袖手缩脖子。我跟随老刘、老张和股长老王走进王老婆的屋内,老兵大雷和邻居李婶都聚集在那里。王老婆直挺挺躺在床上。老张让大雷当众撬开床头那只木箱子,里边有几件女人的新衣服,箱底用手绢整齐包裹着一叠崭新的10元票子,总共1000元,都是连号的第三代“大团结”。

市面上早已流通第四代人民币了,王老婆却放着恁多的老票子,还隔三差五舍脸皮到民政局要钱,众人很是费解。股长老王直摇头,“这老婆脑子有病吧,积攒钱买棺材哩。”

李婶道出了隐情,她说这笔钱可能是王老师的死亡抚恤金,王老婆没动一分钱,她是想把老伴的骨灰搬回老家安葬。

李婶还说,王老婆死的头天晚上,她帮女儿在东边菜市场夜市卖小吃,大约10点多收完摊子,回家路过王老婆门口,见屋内亮着灯,就进去看看。当时,王老婆已经说不出话了,张嘴直倒气,两眼瞪着屋顶不肯闭上。

屋内仅有的一只15瓦灯泡,表面被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夜深人静,光线幽暗,老兵大雷瞅着王老婆的两眼大睁,感觉有点瘆人,想拿一张报纸盖住她的脸面。李婶对大雷说:“她还有一口气,甭盖啦。”

天明起床,王老婆就已经走了。

永远无法落叶归根的青楼女

跟王老婆打交道多年的老刘,此刻也说不出半句不妥当的话,只是叹息一声:“没想到这种人,也会有真感情啊……”

老刘当即做主,用王老婆存的钱,体体面面地给她办一场葬礼。

马路对面有一家寿衣店,老刘和老张给王老婆买了从头到脚,里表全新的寿衣,让李婶和大雷给她穿戴整齐。接着,老张又跑西大街请来一班唢呐,吹吹打打,跟普通人家办丧事一样,一直热闹到了中午,最后由火化车拉着王老婆的遗体奔了火化场。

众街坊目睹王老婆的丧葬如此排场,又经过快嘴李婶的宣扬,一时间议论纷纷,重新审视这个风尘女人坎坷的命运和遭际来,不由得发出一声声感叹。

人去屋空,我让老兵大雷找一辆架子车,把屋内所有能搬动的东西,包括锅碗瓢盆,全部拉走,只留下两间空房。

6

1992年春天,我报请城建所批准,将老瓦屋拆除,新建一座两层封闭小楼。

自从王老婆去世后,我就再没到那里去过。缺少围墙的院子里堆积满了垃圾,已经糟朽裂缝的桐木门板被人撞烂一个大窟窿,屋内成了厕所,到处是老鼠扒洞的土窝。

我叫上办公室的同事,开一辆带拖斗四轮车,将垃圾清运到城外的大坑内。在清理屋内的垃圾时,同事用抓钩搂开了一个碎铺衬卷,里边一下露出来花花绿绿的票子——有10元的“大团结”、5元的第三代老票,以及2元和1元的零钱,卷在一起总共120元,外加全国流通粮票20多斤。

瞅着这些受潮发霉的票子,我心里酸酸的,五味杂陈,脑际映现出王老婆在办公室吵闹要钱的情景。这女人忍受了这么多年老刘的怒骂和众人的白眼,还有老郭的当众羞辱,不顾尊严要来的钱,却一直舍不得花,藏在铺衬卷里弄啥呀?

王老婆一生爱干净,她将那些零碎布头裹成铺衬卷儿,盛满一竹篮,被老兵大雷搬东西时撒得满地都是,谁也不会想到那里边藏着成卷的票子。

我不知道那些撞破门进屋屙尿的人,是否意外发现捡走了钱。我甚至怀疑,同事用四轮车拉走倾倒进大坑内的铺衬卷里还有钱,可那地方已经被拾荒者翻遍了。

邻居李婶在一旁猜测,“这老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积攒钱八成是想回自个的老家。”可她老家到底在哪儿呀?这个女人临死都没有透露出一点信息。

我把意外捡钱的事儿跟老刘和股长老王说了,老刘惊讶地瞪大眼睛“啊”一声,回过神来问我:“怎么?我给她开条子领的那么些钱,也没花?”

老刘仰头深吸一口气:“人啊,临了都想叶落归根哟!”说话间,独在异乡离过婚的老刘,或许想起自己多年漂泊在外的经历,忽闪的眼睛使劲儿眨巴几下,眼圈有点潮红。

老王也受到老刘的情绪感染,颤声冲老刘说:“回头跟火化场说一下,把他们两口子的骨灰存放在一块,说不定哪天亲属会来认领。”

日月嬗递,斗转星移。多年过去了,王老婆两口子的骨灰如今仍然存放在火化场,一直没有人来认领。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花样年华》

其他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