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年护理生涯

2020-05-25 1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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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终有一天需要医护人员给予我们支持,看护我们的尊严。正如在这次全球的疫情下,我们所真切地感受到的一样。在这个充斥着恐惧、仇恨和分裂的时代,作者克里斯蒂·沃森以娴熟的笔法记录下感人的护理经历,带领我们深入医疗体系中常被轻慢的医护世界。20年的护士生涯,克里斯蒂从实习开始,护理足迹就渐渐遍布医院的各个科室,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迟暮的老年人,都是她的护理对象。

我唯一的一次产科接生经历

“分娩是自然过程,不是疾病。”我一直跟随的助产士弗朗西丝告诉我。当时我正在学习精神健康护理,虽然不必接触产科学,但我的第一年小组实践被安排在产科病房,于是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弗朗西丝的声音轻快,跟她在房间里走动的方式如出一辙。她一边四处走动,一边整理房间,把沾满血迹和其他液体的卫生护垫放进黄色的简易垃圾桶,再洗手,然后整理床铺。

她带着我四处看看。我们走过产前病房:“在这里护理的是那些孕期20周以上且感到身体不适的产妇。”每日评估专科:“检查怀孕期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使用超声波、血液诸如此类的方法”。

接着我们经过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产妇正用胎心监护仪测量胎儿的心跳以及子宫收缩频率,对死胎的恐惧悬而未决。我们经过一些饱受妊娠剧吐——严重的晨吐——困扰的产妇,她们在日夜不停地呕吐之后,急需补充体液。还有几位患上妊娠期糖尿病的产妇,她们可能会产下巨大的婴儿。另外几个出现在这里的产妇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但由于之前已失去过一个(或更多)宝宝,她们对于重蹈覆辙的恐惧格外严重,因此常常陷于极度的痛苦中。

我们经过引产室,来到交接室。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列出产妇的名字:房间号、孕期、胎数、情况概要、进展、疼痛状况以及对应助产士的名字。我右边有一个带泳池的房间,随后是7间产房,最末端是多胎产室。

产科病房很闷,湿气很重。弗朗西丝穿着深蓝色的罩袍和木底鞋,哪怕走得很快,也显得很放松。她特意用熨斗把短袖上衣的领子熨得挺立,脸上的妆容也始终恰到好处,头发一丝不乱。而我,只是跟着弗朗西丝在这里走了一圈,就已经大汗淋漓,头发也走了形,我能感觉到自己急匆匆涂到脸上的化妆品正在慢慢掉落。

我们准备去看看斯嘉丽,一个正处在分娩早期阶段的年轻女人。

“年轻妈妈,”弗朗西丝说,“第一胎。说不准会怎样。有些女人看上去很脆弱,弱不禁风,可生起孩子却像剥豆子一样干净利落。另外一些表面坚如磐石,最后却不得不用上辅助手段——药物、硬膜外麻醉、手术钳、剖宫产。这事说不准。”

我们走到门口时,斯嘉丽坐了起来。我在门口踱步。

“进来吧。”弗朗西丝挥挥手,示意我进去,“这是克里斯蒂,她是个学生,今天跟着我实习。要是你同意,她就过来看看?”

斯嘉丽点点头。“带一群人来我都无所谓,”她说,“我现在只想赶紧生完。”说完她大笑起来。

她穿着一件曾经是白色的胸罩,现在被洗得有些发灰。胳膊上有个文身,“Rocket(火箭)”。这个Rocket是孩子的爸爸吗?她的乳房很大,上面布满蓝绿色的静脉血管。肚子又大又亮,样子令人难以置信。她看上去年纪很小,小到不应该有孩子。

斯嘉丽是单身母亲——“他走了,不过感谢上苍的这小小恩惠”——她妈妈陪着她,正紧紧攥着双手。斯嘉丽笑着看向我:“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只想把这个小东西从身体里弄出来。”她一头红发,脸上长着雀斑。

“她的皮肤太薄,很容易撕裂。”弗朗西丝稍后对我说,“她这么年轻,就要留下妊娠纹,不过肌肉会很快恢复。”

房间沐浴在阳光里,很热,但不能开窗。虽然有风扇,但斯嘉丽脸上还是在不停出汗。妈妈拿着一块灰色的毛巾,轻轻擦了擦她的额头。“这下好了,凉快了。我还有葡萄糖片,斯嘉,你可以吃。都准备好了。”

斯嘉丽的妈妈穿着一件胸前印着“Mexico(墨西哥)”的T恤衫,T恤衫上面还有一棵棕榈树的照片。她注意到我在盯着它。“我们4年前去的。真是再好不过的假期。食物棒极了!吃了太多奶油玉米卷,我怕自己都要变成玉米卷了。”

斯嘉丽翻了个白眼,然后把毛巾推开。“我要吐一下。”她说。

弗朗西丝推开我,及时把一个纸板做的病号小碗塞到斯嘉丽的下巴底下。“别担心,这种情况时常发生。等孩子生下来你就好了。”为防万一,她身边一直备着病号碗,我先前并没有注意到。

当助产士告诉斯嘉丽是时候看看情况了,并让她张开腿时,我差点栽了一跤。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完成于15世纪80年代,描绘的情景是女神维纳斯从海边的贝壳里降生,以贝壳——自古典时期就开始使用——象征女性的外阴。我喜欢那幅画。

斯嘉丽的外阴可一点也不像贝壳。

看到那肿胀、撕裂的皮肤,看到它拉伸到就像一个即将爆掉的气球一样透明时的震惊,让我回到童年时的卧室里,我再次变成那个瘦巴巴的小女孩,把贝壳捂在耳朵上。我几乎能感觉到它冰凉的触感。我回想起爸爸的话:“如果努力去听,你什么也听不到,但同时又能听到一切。”但我听到的只有尖叫。

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婴儿降生。斯嘉丽刚开始用力推,我就陷于惊愕,不停地哭,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有人预先提醒过我脐带是蓝色的,婴儿脑袋的形状会像一个冰激凌筒,但生育时激烈的推挤还是把我吓坏了。

我初来乍到,是个彻头彻尾的菜鸟护士。虽然已经学习过理论知识,但我还没经历过课本外的任何事情。但在这个房间里,看着斯嘉丽挣扎在生命的边缘,而她的孩子正在向那个边缘爬来,我觉得自己简直一无所知。

我一直在哭,哭个没完。弗朗西丝皱着眉头瞥了我一眼,可我停不下来。尖叫了许久之后,斯嘉丽变得非常安静。而后,她开始低声呻吟,那声音听起来不像人声。我数着覆在斯嘉丽脸部雀斑上的汗珠,努力不去想她的皮肤。紧绷的皮肤。撕裂。

“我想要一个硬膜外麻醉。”她尖叫道,“我受不了了,使不上劲了。”

弗朗西丝很冷静。“我们再等一次宫缩,然后我来给你麻醉,好吗?”

呻吟变得更响亮,和斯嘉丽的正常声音相比越发遥远和陌生,仿佛来自别的地方。那声音就像来自大地的声响,来自古早时代和遥远之处。斯嘉丽用力推挤、喘息,在床上扭动身体,仿佛正遭受火烤。这显然不正常。同时,弗朗西丝已经把半只手探进她的身体里,手套上覆满黏液,她几乎能看到斯嘉丽的胃。

“我要死了。”斯嘉丽喊道。

斯嘉丽的妈妈也哭了,哭得停不下来,直到泪水浸透衣服,让“Mexico”里的字母“M”的颜色变得和其他字母不同。

弗朗西丝抽出手来,伸到床下,打开一个白色的无菌包裹。她的声音变得强硬。“你不会死。你要接着用力挤。你能做到。很好,你现在做得很好。”

斯嘉丽停止尖叫,身子也停止扭动。

婴儿露出头时,头上包着羊膜——就像某种纸袋——包覆着胎儿的羊膜,通常会留在母亲体内。弗朗西丝把它从婴儿头上解下来,就像摘帽子一样简单。

“好的。好姑娘。我想你现在要喘口气,然后等我告诉你的时候再轻轻用力挤。”

婴儿的头已经出来,然后,身体其余的部分也随着一波血污、粪便和黏糊糊的白色物质一起出来了。到处都是黏糊糊的液体,病房的墙壁仿佛都随着斯嘉丽的尖叫颤抖起来。弗朗西丝像用毛巾擦干头发那样,擦了擦婴儿的后背,然后把她放在斯嘉丽胸前。

“是个女孩。”她说。

斯嘉丽啜泣起来。“一个女孩。”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摇晃,“一个女孩!”

“别担心这个。”弗朗西丝指了指胎膜,“有人说这预示着孩子注定要功成名就。”她表露惊喜,仿佛这是她第一次遇到这事儿。

斯嘉丽凝视着新生宝宝和母亲时,我盯着她的脸庞。她们之间的目光流转让我哭得更厉害了。斯嘉丽女儿的哭声是我听过的最美好的声音,就如奇异而美妙的音乐。

弗朗西丝还有事要忙。在取出胎盘、剪断脐带之后,她拿出一套缝合工具,准备修复斯嘉丽薄弱的皮肤。“严重撕裂甚至可能会导致女性失禁,而且这种状况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常见。”《英国妇科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生育第一胎时,有85%的妇女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皮肤撕裂。

幸运的是,斯嘉丽并没有遭遇“严重的”撕裂:产科医师将这种严重创伤称为“产科肛门括约肌损伤”(因为整个组织的撕裂伤会延伸到肛门,造成肌肉和神经的损伤)。她无须进手术室修复创伤。虽然她也有轻微程度的撕裂,但只能算是“二级”,那意味着弗朗西丝自己就能把它缝合好。不过在动手之前,弗朗西丝在斯嘉丽身边跪了一会儿,欣赏着这个孩子。“她很完美。”她说。她摸了摸孩子的小脸颊,然后又伸手摸了摸斯嘉丽的脸颊。“你很幸运,孩子也是。干得好,妈妈。”

我不得不离开房间。我靠在外面的墙上,身旁是红色灭火器和贴满婴儿照片的软木展板,我崩溃了。

分娩是件血淋淋的活儿。我感到脑袋轻飘飘的,双目昏眩。但让我昏眩的并不是生育现场的血腥。空气不同,世界也不同了。我实习护士服的领子已被泪水浸湿,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掉。我陷入对女人、助产士和人性彻头彻尾的惊异中。

随后,在肮脏的杂物间里,弗朗西丝教我如何检查胎盘。她把它放在一个塑料托盘里。胎盘比我想象的要大。“要是从外面能看到透明的气泡,”她说,“那可能是妊娠期糖尿病或先天性心脏病的征兆。”她一边说一边检查手里的胎盘。它就像是你可以在随便哪家肉铺看到的动物肝脏,不过要轻一点:呈深紫色,黑皮诺葡萄的颜色。“脐带周围是沃顿胶质——眼球里也有这东西。”

我看着这种胶状物,努力不吐出来。“它看上去有点像猪肉馅饼的馅儿。”我说。

“确实。”她回应说,没有笑。

“这太兽性了,”我对弗朗西丝说,“她呻吟的时候就像一头动物。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那声音是不真实的,就像一头奶牛!”

弗朗西丝瞥了我一眼,然后重新注视着胎盘。“这很正常。”

人类的分娩和其他物种的分娩有很大差异。大量研究表明,母亲、胎儿与胎盘之间发生了复杂的生化对话。人类的胎盘缺少酶CYP17,这种酶在动物分娩时起刺激作用。人类的分娩更多是一种语言——一种母亲和胎儿之间的对话,担任转译工作的是胎盘,比如弗朗西丝拿在胸前的这一个——女性的秘密语言。

“生育是最自然、最人性的事情。”她说,“没有比它更能体现人性的了。”

她总能把事情解释通透,却又让我在某些层面依然迷惑。“出生与死亡携手而至,”她告诉我,“在同一时刻,我们迎来新生,也走向终结。”

1998年,我终于成为一名拥有正式资质的护士。由于难以承受其中的悲伤与压抑,我决定不再做精神健康护理,而将专业转为儿科护理。

我和3个最好的朋友搬到伦敦东南部的一套公寓里,她们都是助产士学徒。我追忆往事,和她们讲起我那唯一的一次接生经验:“斯嘉丽很勇敢,也很年轻。这事儿很平常,但也绝不寻常!”我的朋友们眼含笑意,彼此示意。成为助产士需要经历40次分娩现场,而她们已完成一半。

手术助理护士那双坚定的手

手术室里的情景对患者来说一定很可怕,但我已习以为常。能习惯这种事情其实挺让人惊奇的,因为生活并不总是这样。

我亲眼看过的第一个手术是一场心肺移植。那时候我19岁,还是个实习护士。手术格外漫长,超过12个小时。它需要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表现得像一支接力队,只是他们手里传递的不是接力棒,而是人类的心和肺。

我一直在护理的是一个等待一组新肺的患者:一个名叫阿伦的14岁男孩,患有囊性纤维化症(一种常见的遗传疾病。此病症会影响病患的全身,导致逐渐的行动困难以及提早死亡。最常见的症状是因为长期反复的肺部感染所导致的呼吸困难。),只能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整日疲惫而虚弱地咳嗽,皮肤灰黄。我帮他做术前准备,把可可油涂在他干干的膝盖上,拿走他的游戏机,并发誓会用生命保护它。我用一块三文鱼粉色的、浸过无菌水的海绵润湿他的嘴唇,不想冒一丁点让他接触任何细菌的风险。

我们聊着天,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但当搬运工进来帮我把他送去手术室时,他紧紧抓住他的妈妈。“我睡着之前别走。”他说,然后望着我,“你会一直在那边吗?”

“我会的。你准备好了吗?”

他摇了摇头说还没有。但我还是朝搬运工点了点头,他们把他的床推出病房,推到走廊上。其中一个搬运工是个活泼的小姑娘,一直在吹口哨。他妈妈握着他的手,快步跟在床边。我用余光注意着床尾的显示屏,上面是阿伦的血氧水平。我不会让它掉下去的。

手术室是一个由走廊和推床构成的迷宫,各处覆着蓝色的无菌罩布,放着除颤器片和难对付的导气管组件。手术室护士的脚步很快,木底鞋在走廊上吱嘎作响,半系半敞的手术罩袍飘动在身后,像是魔法师。

大多数人都不会留下关于手术室的记忆。我们睡去,然后醒来,没法计较这中间发生的事。手术室是个“生死掌握在他人之手”的地方。大多数时候一切平安,然而一旦出了差错,便会引发一场灾难。当患者状况突然恶化时,原本有条不紊、安静平和、一尘不染的环境就会变成战场。

我尽量不去想手术室里会发生什么,不去想所有可能会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我摆出一副“外表淡定,内心慌张”的姿态,直到我们抵达麻醉室,里面是令人心安的设备和表情非常放松、面带微笑的麻醉师。

“好啊,女士。你好,阿伦。”麻醉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与阿伦对视着,手术助理一直在近旁忙活,准备监视器和贴了标签的注射器。

我站在床头,离阿伦的妈妈很近,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比如阿伦在麻醉气体的作用下睡着后,带她出去——几秒内就够到并拉她出去。我们不希望她看到患者被麻醉的下一个阶段:眼睛被胶带封住,头被尽可能向后掰,一根管子插进他的气管,针头扎入静脉,剩下的衣服全被脱掉。然后我们还会在他的皮肤上涂一层浑浊的铜与必妥碘溶液(用于术前消毒杀菌),直到他看上去不像个人,而像块肉。

我陪阿伦的妈妈到手术室外面走了一会儿,抱了抱她,搜肠刮肚地想要说点什么来安慰她。

“刚才是我这辈子最惨的时候,”她说,“最惨。”

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小看把自己孩子的性命交托给陌生人的艰难,无论那些人有多专业。

离开白得一尘不染的走廊,我陪着阿伦的妈妈走回病房,她哭了起来。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最后她看了眼时间。

“这个手术需要很长时间,”我说,“一整天,所以你得找点事做。我待会儿就得回去,去阿伦那边。”

“我去找我妹妹,”她说,“我得找点事做。”

我对她微微一笑,没有说她想听的话。我已经有过教训了。上周,我照护的第一批婴儿中有一个要接受一个相对简单的手术,来修复他的心脏。“他会没事的。”我反复对他的父母说。但他并非没事。他没能从手术室出来,死在了手术台上。我让事情变得一团糟,他的父母极度错愕,接近发疯。

“忙起来,”我说,“时间会过得很快的。”

大手术室里挤满人,但非常安静,我跟一群医学生和初级医生一起站在观摩台上。大手术室里挤满人是一场引人关注的或具有开创性的手术的标准配置,而在手术过程中进行教学是通行做法。

阿伦在房间中央,身体就像一条独木舟。医生的手正在他的身体里。把手放进别人的身体,用手指触摸心脏,与此人短暂地融为一体,这是一项多么奇怪的特权。

我一边看着手术一边想:外科医生和患者,多么像母亲和她未出生的孩子,都在一段时间内共享一具躯壳。房间里散发着氯、漂白剂和汗水的气味,还有一种奇怪的刺鼻金属味,可能是血液的气味。墙壁很干净,但我知道体外循环膜氧合器——在某些手术中,会带动一个人全身的血液参与循环的机器——一旦裂开,墙壁、天花板,以及所有的医生护士和机器设备,都会浸在血海中。

我颤抖着,专心盯着阿伦的一绺头发。它提醒着我阿伦并不是一具待宰的尸体,而是一个热爱天文学的男孩,他破旧的游戏机已经被我安全地锁了起来。

一位外科医生的身体完全伏在阿伦的身体之上,只有他的手和胳膊还在动。其他4位外科医生围绕在手术台边,面对着他,其中一个拿着抽吸导管,吸净医生手边的血液,以便他更好地进行观察。另一位外科医生只是负责举着一盏大灯,照亮阿伦的身体内部。到处都是灯光,即便只穿着一件薄罩袍,手术室里仍然很热。但灯光永远不够用,我看着整个手术团队——大多数都是头发灰白的男人,只有几个女人——想象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是从举灯的工作开始:他们是如何从负责举灯到抽吸血液,再到让手在患者体内起舞。那一定是一段需要用一生去注视的时光。

我的护理生涯

但今天我到这里并不是来看主刀医生的。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身材宽大的女人,帽子前面露出稀疏的头发,戴着双层手套的手放在身前,手指呈海星状伸开,手掌向下。她身前是一张放着各种金属器具的长桌,金属器具在白色的天花板上反射出钻石般的光泽。

通常,主刀医生或辅助医生会在不抬眼的情况下说些什么,她就会拿起一件器具——手术刀、缝线、镊子或动脉止血钳——递给他们,把把柄那端放在他们手里,就像递剪刀那样。有时没等医生说话,她就把器具递过去,十分默契。

她是手术助理护士,当一种器具用完,手术助理护士就会转向站在她身后的护士,向她眨眨眼,这一位护士端着放着器具的托盘,将托盘放到手术台后面的桌子上。房间里的一切都不会被带出去,并要再三清点。“以免外科医生不小心把棉签留在患者身体的某个洞里,或把手术刀留在肺里,纱布留在肠子里。”

第二天,手术助理护士告诉我,声音严肃:“我们还有更严重的丢失情况。有时手术进展不顺,我的器具就会被他们扔掉,然后就找不着了。”她看着我,挤了挤眼睛,露出微笑,“这份工作的压力真的很大。”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闪光的东西,只有靠近时才看得见。她鼻子上有个洞,是戴鼻环留下的,而且后来我知道她对摩托车很着迷,一点都不像我想象中护士的样子。

今时今日,手术室护理发展到需要护士跨区域工作,这些区域包括外科住院休息室、主手术室、康复室和日间手术室,但那时候手术助理护士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要做手术助理。我知道自己做事不大有条理,而且没法站太久,难以忍受手术室的温度。这些已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不适合当手术助理护士。

但在几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我经常盯着手术助理护士那双坚定的手看:这双手完美地静止着,而后突然有了目的,即刻声势浩大地动起来,然后再次静止——动作的方式与医生那美妙轻巧的双手完全不同。

我注视着这位护士的眼睛,想象她目光所及的事物。她的目光偶尔会落在这场我们共同见证的手术上,而后在房间里四处游移,落在医生身后的监视屏上,我看到她的眼睛注视着生命体征的读数;然后她又看向执业医务技术员(血气分析仪专家),后者头戴彩色扎染大手帕,坐在心脏转流机旁边的凳子上,在一块书写板上疯狂地写着什么。

这台转流机看上去非常科幻,插满各式各样、七扭八拐的管子,仿佛水上乐园里复杂的水滑梯。这位护士转过头,瞥了一眼站在门口的手术助理护士,然后是器官捐献协调护士,后者手里正端着装有另一个人心脏和肺的盒子。那是一个普通的白色盒子,上面写着“人体组织”字样。

手术助理护士的眼睛在那只盒子上盯了很久,然后她又抬眼看了看器官捐献协调护士,两人似乎交换了眼神,交换了某些我在当时还不明白的东西。但我很感激面前这一切的重要意义,整个房间遍布奇迹:科技、外科医学、科学与运气。

器官捐献协调护士是站在生死中庭的人。他们要和家属探讨捐出他们刚刚去世的挚爱亲人的器官,好让其他人活下来。阿伦就是这样活下来的。手术结束的几周后,阿伦看上去判若两人。他的皮肤变得更有光泽,不再需要用氧气管呼吸,撕心裂肺的咳嗽也完全消失。他的卧室里现在堆满书、游戏和卡片。

那天我在观摩台上一直站着,直到感觉不到脚趾的存在,而整个团队——包括手术助理护士——已经换了3班。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也感觉自己从未如此清醒。

护士都是优秀的扑克玩家

作为一个护士,须得习惯各种味道。但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法习惯成年人呕吐、腹泻和流血的可怕味道。那时我在另一家医院的内科病房实习,这是进行长期康复的地方,里面的患者要么病去如抽丝,要么每况愈下。内科护理可能紧急也可能长期,但全在于细节。

实习同时,我还在准备专科资格考试。

护士和初级医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高级护士角色正受到一个政治议程的影响,这个政治议程并不一定关注如何正确对待患者,而更专注于削减经济预算。此前需要更高资格的医护人员来完成的工作,现在却交给更“廉价”的护士。

护士们打点滴、采血、分析血液结果,甚至还负责插管和动脉灌注,而且在一些地区,医生的轮值表上也会出现护士的名字。护士们正在承担诊断、治疗、开处方、领导心脏骤停团队工作等任务,同时负责教授高级生命支持课程,并充当评估顾问,但她们获得的仍只是作为护士的报酬。

格拉蒂丝躺在内科病房的床上,每隔几分钟就要喊一次。她先前拒绝使用便桶,现在又开始尖叫,“我拉了,我拉了”,保健助理飞奔而来,边跑边卷起袖子。

“能帮我们一下吗?”法蒂玛问我,同时拉开窗帘。

换床铺:真是个艰巨的任务。味道让我涕泗横流。

有一回,我甚至不得不中途离开房间,并且永远没法忘却那时的可怕情景:由于肠道堵塞,一个男人吐出了自己的粪便。除此之外,有的患者需要更换结肠造口袋;还有气管造口术患者喷出的黏稠的绿色分泌物;黄色的阴茎分泌物或灰色的阴道分泌物;从直肠中取出黑粪,由于胃出血的缘故,那是最难闻的东西。而所有的清洁、清洗、换衣服、清理体液、打开窗户、喷洒空气清新剂的工作,全都要交给护士或护理助理来做。

尽管我需要去触摸、去闻这一切,但这个场景中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感到艰难,那就是身处其间的患者,害怕又尴尬。

护士们都是优秀的扑克玩家,明白屏住呼吸的重要性。暗自屏住呼吸,让患者无从察觉,除了例行公事的面孔,让患者看不到任何表情。我们身体的可怖之处——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血肉——都是护士需要承担的,以免患者胡思乱想,毕竟丧失尊严会让一个人变得无比脆弱。

“我拉了,我拉了。”格拉蒂丝还在念叨。她显然十分痛苦,身体蜷曲,不断扭动,同时继续扩散脏污与气味。她浑身沾满大便。

记得一开始做护理的时候,我研究过布里斯托大便分类表,那是一组展示不同类型的大便并对大便异常情况严重程度进行评估的图表。但图表、参考资料和量化评级并不能让你为现实生活做好准备。格拉蒂丝一次排出的大便涵盖图表里的所有类型。它们呈结块、滴状、边缘粗糙不平,渗出失禁垫的液体,沾到了她的后背和枕头上。她的头发沾上绿色的斑点,块状的粪便到处都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抑制干呕。

“格拉蒂丝,我们来帮你。”法蒂玛盛来一盆温热的肥皂水,用手肘测试水温,像在准备给婴儿洗澡。格拉蒂丝看着,安静下来,仿佛突然触发了某段回忆。

和很多人一样,格拉蒂丝得了痴呆症。据估计,到2021年,英国痴呆症患者的数量将达到100万。

格拉蒂丝一直在找她的老朋友多菲。她的记忆被困在了某个地方,在生活中进进出出,时序混乱。法蒂玛后来告诉我们,多菲现在住在澳大利亚,60年前,她和格拉蒂丝一起在一家学校食堂工作。格拉蒂丝越伤心,她的记忆就越往回走。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到原点,但如果患上了痴呆症,你就可以轻易回到原点,重新体验旧日时光。在这噩梦般的体验中,这是一种古怪的安慰。

“多菲来了吗?我们要迟到了,现在几点?”我把格拉蒂丝的腿叠在她的另一条腿上,然后把手放在她的臀部和肩膀上,轻轻把她朝我的方向翻过来。当一个人的肌肉由于疾病、药物或损耗而不能工作时,护士必须成为患者的肌肉。

护士都会有背痛的困扰。在国民医疗系统中,背部受伤和疼痛占所有疾病的40%,仅仅因护士病假就会造成4亿英镑的额外开支,如果算上保健助理,这个数字将达到10亿。抬起或移动患者经常会造成肌肉与骨骼损伤,护理可说是重体力劳动。

当格拉蒂丝发生抽搐时,我没有撒开手,就像我们训练时要求的那样。她的脸上满是羞愧和痛苦。尽管我的后背也在痛,但比起这个可怜的老人再次掉进粪便中所受到的伤害,我即刻决定去承受这点痛苦。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成为格拉蒂丝,你也一样。

格拉蒂丝的皮肤很脆弱,我得小心不把它弄破。最小的未愈合伤口都有可能变成褥疮、瘀伤和创口。她的脸悬在我肚子的位置,法蒂玛在给她擦洗身子,她则看着我。法蒂玛拿了一个大大的黄色临床垃圾袋和一大包软纸巾,现在纸巾已经用了一半,塞满垃圾袋,盆里的水变得浑浊。

“你还好吗,格拉蒂丝?”她问,“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就会让你舒舒服地躺下。”她去厕所去把盆里的水倒掉,又换了一盆干净的肥皂水回来。她再次用手肘试水温,第二次给格拉蒂丝擦洗背部,接着在放倒她之前抻平床单,以免任何小小的褶皱引发皮肤问题。

我们把格拉蒂丝轻轻翻回床上,重新放好枕头,再稍稍把床调高。

我看了眼时间,待了一会儿。格拉蒂丝还是紧紧抓着我的手。她看向窗外,望着远处的某个地方。她不叫了,呼吸也变得均匀平稳。

几分钟后,格拉蒂丝似乎清醒了过来,她向我表示感谢。“我感觉好多了,我们没迟到。多菲马上就来了,我们先准备准备。可不能让那些孩子饿肚子。”她视线掠过旁边的空床,又向积灰的窗户和天空望去。“现在几点?她要来了吗?”

我告诉她快5点了。“真的吗?已经这么晚了。时间不等人啊。”她看着我,“时间不等人。”

我在重症监护病房找到了归宿

我在外科病房、内科病房、精神科病房、婴幼儿科病房和妇产科病房都护理过患者。最终,我在重症监护病房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也是在那里,我遇到了汤米。

汤米今年9岁,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摔断了脖子和骨盆,脖子以下瘫痪了。因为气管切开术,口中说出的话和发出的声音都无法被人听到,人们只能看着他一次又一次急促的吸气和泪流满面的模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连续很多个晚上照顾汤米。

我好奇他以前是什么样。我总是试着想象我护理的患者过着怎样的生活,并从中寻找有助于护理他们的线索。我试着想象眼下的困境会对他们的整个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汤米的爸爸需要一连几个星期外出,在石油钻塔工作。汤米的妈妈支撑着相互间的联系网络:他们的关系、适应力和期望。

护理汤米意味着我需要找到所有我能找到的线索,以帮助他和家人。这是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工作。每个小时,我会准时记录他的观察结果和呼吸机设定,用不同颜色的笔在一张海报大小的图表上做标记。我描好点,寻找规律:体温上升,血压上升。

像汤米这样脊柱损伤的患者有风险患上自主反应障碍,这是一种对受损脊髓神经的异常生理反应,最终会导致严重的高血压。它可能会由便秘或尿路通便器扭结等原因直接引发,所以良好的护理必不可少。我细细地观察着,捕捉可能的迹象,以避免这一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发生。

照护汤米也需要做贴身护理,我给他擦洗、翻身,确保他不会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否则会有长褥疮的风险。尽管现在全身仍被无数的金属器械固定,以及未来还要接受多次骨盆手术,汤米的身体还是稳定了下来。一切都很脆弱,细节决定一切。比如,我要定期确保他的袜子不会起褶。这件事很简单,却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尤其是目前他对诸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之类的感染抵抗力如此之差的情况下。

我要给他输送食物:汤米还不能用嘴吃饭。我要用大袋子装起一些牛奶状的食物,倒进一根直通他胃部的管子,这种方法被称为胃造口术。给药的时候也是通过这种方法。

然而,尽管我为汤米做了全部的身体护理,他的心灵才是最需要得到照护的部分。因此,尽管表面上看是身体护理,我做的正是精神健康护理。其中最有益处的是和他建立起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并倾听他说话,真正去聆听。

我们通过感觉对话。“我一点也不惊讶,”当做口型表示他要回家时,我说道,“我想我也会有一样的感觉。你一定很想念事故发生之前的生活。”

他把嘴合上,愣了一会儿。之前没有人和他说过这种话。他们都会跟他说,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很快就能回家,看到他的卧室,等恢复得足够好,他就可以和朋友们见面了。但我听出了他真正的意思。我明白他想回家,是想要回到以前的生活。他谈论的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家”。

“但我想你不会一直有这样的感觉的。实际上,我很确定。这件事很可怕,我甚至没法想象你的感受。但我会尽一切可能,让你感觉好一点。我会每小时都陪着你,每一秒。”说话的同时,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我陪着你,就在这儿,整晚都在。”这些话并不足够,但是我能做到的全部了。

那晚,我一直在给汤米读书听。在很多个睡不着的夜晚,他的眼睛在近乎完全黑暗的夜里睁得大大的。我们读《哈利·波特》,随着故事深入,他的眼睛会微微合拢,似乎摆脱了一点痛苦。他需要呼吸机——脖子折断意味着可能无法再独立呼吸了——所以尽管情况已经稳定,他仍要留在重症监护室里;他感染了假单胞菌,这让他的脖子闻上去有下水道的味道;他的气管造口创口渗出绿色的脓液,咳出了绿色的痰;还需要使用结肠造口袋和导尿管。

汤米的情况太过复杂,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院——也许是很多年,才能够回到实际意义上的家。我坐在他的房间外面,听着机器的轧轧声。

汤米的10岁生日是在病房里过的。护士们用圣诞节时剩下的金丝银线装饰的病床,把卡片贴在金属床边上,用手术胶带把呼吸机固定住,一个护士带来了她在休息时买的气球。但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强光下,气球也成了伤感的东西。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最有经验的护士特蕾西带了一束自家花园里种的花,它们颜色驳杂,造型自由粗放,插在一个小塑料杯里,放在呼吸机顶部。“这下就好多了,”我说,“多好看的花啊,汤米,多漂亮。”汤米望了一眼,然后闭上眼睛。

主管护士走过来:“你不能把花放在这里,特蕾西,这绝对不允许。”

特蕾西哼了一声,把呼吸机上的花拿到旁边的桌子上。我看见她朝汤米俯身过去。“好孩子过生日,就应该有鲜花。”她说,一边亲吻自己的手指,然后摸了摸汤米的面颊。“两位数啦,10岁的孩子,知道心碎的滋味了。”她爱他,我们都爱,跟我们相处了这么久,但特蕾西是最爱的。她整天和他说话,伴着收音机里的足球赛或欢快的舞曲,给擦洗、涂油,给他的腿做拉伸。她还给他跳舞,跳得很差劲,双手在空中挥个不停。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汤米露出笑容。

汤米的床底下有一大堆礼物,很多都是护士送的,但爸爸进来的时候也带了一大包。“过生日的小家伙!”吻着汤米的面颊,父子俩相互微笑,“这一年你干得不错。”开始一件一件地拿出礼物,把它们堆在床上,直到汤米眼睛圆睁。

汤米睡着之后,他的父母留在病房里。“他想要个自行车,”妈妈说,“我一直和他说,等10岁生日到了就给他买。这么多年都一直想要自行车。我不想宠坏他。我告诉他那会是一个特别的礼物,所以只有等到特别的生日才能给。只有等他很乖的时候。”她弯下腰,捂住自己的肚子。

我摸摸她的肩膀。“我很抱歉。”我说,泪水夺眶而出。

汤米的爸爸伸出胳膊搂住并抱了抱她。“这都是暂时的,反正我这么觉得。儿子可是个男子汉。我知道他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我就是知道,亲爱的。医生经常会出错的。而且你听说过美国那边的各种治疗手段吧,不行我去上双份的班,攒够钱就去。很快还要去球场上踢足球的,不是吗?”

他望着正在一堆机器设备中间熟睡的汤米。汤米的妈妈直直地盯着我。这时,爸爸也转过头,向我点头。这是那种很慢的点头,你希望某人对你的说法表示赞同的点头。

但我能做的,只有把扎人的眼泪往两边抹,一边露出假笑。我挪开视线,盯着特蕾西的野花,那是大自然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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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