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铁饭碗的公家人

2020-05-25 15:52:45
0.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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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年7月的一天,老李突然来到我办公室。他的头发有点乱,衬衣还解开了两个扣子。

“什么事儿呀?老李。”在我的印象中,老李一直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每天皮鞋都擦得很亮,衬衣从来没皱过。

“有烟吗?来一根。”

我愣了一下——老李在单位抽烟,我还是头一次见。我拿出烟递给老李,调侃他主动找烟抽很稀奇,老李摆摆手,叹了口气。

在单位的小花园里,我给老李点上烟,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老李深吸了一口,说:“我也不瞒你,最近确实有些愁呀。”

2018年机构改革开始了,行政单位先改。2019年初,我们听说事业单位也要改革,全额事业编制的人倒都不怎么关心,差额事业编制的人都一直在四处打听,生怕这次改革会影响到自己。

老李虽然是事业编制,但他是借调到局里的办公室的,编制在我们局的下属事业单位机械厂。机械厂就是一个“差额”的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除了财政给一部分,还要自筹一部分。这些年,机械厂的效益不好,经常发不出全额的工资。局里早就传开了,这次事业单位改革,要把机械厂改成“企业”。

“改成企业不也挺好吗?现在的条条框框太多,变成企业,说不定是好事儿。”我说。

老李把烟头一扔,用脚踩灭:“你怎么也说出这种话来,真是跟你没关系,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从我手中拿过烟盒,又抽出一支,“在机关干了一辈子了,别临了不是‘公家’的人了,那丢人可就丢大了。”

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北方的四线小城,没什么大企业,环境不怎么好,挣钱也不多,但是很安逸。这里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编制奔波——有了编制才是“公家”的人,“公家”的人才算有正式工作,才能在亲戚朋友中抬起头。

在很多当地人的眼中,编制之间也有三六九等,“行政编”和“全额事业编制”最稳,是“铁饭碗”,像老李这种“差额事业编制”稍差,工资不稳定,有时候还不能按时发,最重要的提拔受限制。

这次改革一旦开始,老李就要从“公家的人”变成“企业的人”了。他跟机械厂的几个老伙计商量过好几次,最终合计出一个还算可行的办法:在事业单位改革之前,把编制从机械厂转到我们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辅导站去。在90年代,辅导站和机械厂同属一个单位,后来分开了,两个单位的工作内容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我打断老李:“这个短时间内好办吗?”

老李摇摇头:“难也要努力一把。”

要做成这件事儿,三个“关键点”必须拿下:第一个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老任,要是自己单位的领导都不同意,那肯定干不成;第二个是“编办(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得同意;第三是辅导站负责人老聂要同意,毕竟编制最后要转到人家那里。

机械厂的几个人商量之后,觉得老李在局里待的时间长,认识人多,就由老李去跟老任还有老聂沟通,剩下的人去协调编办那边的事儿。

老李已经想了好几天,还是不知道这事儿该咋办。但这事儿肯定不能再拖了,他决定先去找老任聊聊,毕竟机械厂的兄弟姐妹这么多年也为局里做了不少贡献,关键时刻不能“见死不救”啊!

跟老李抽完烟回到办公室,我的心就有些感慨。

说心里话,工作这几年我是特别感谢老李的。

我进单位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老李,报到那天,我正挨着屋儿看门牌的时候,老李刚打完水经过,问我找谁。我说自己是来报到的,老李就让我跟着他。

老李很健谈,带我的这一路上嘴就没停过,他的口音很有意思,普通话不像普通话,方言不像方言,说话的声音拉得挺长。

到了三楼,老李给我指了指方向,就分开了。当天下午,他还专门来办公室看了看我。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老李的人缘很好,脾气好,遇事儿不急,不管是跟年轻人还是上岁数的都能说到一块。

我进单位半个月,一天快下班的时候,领导让我写一篇简报,我写完发现老李还没走,就拿给老李让他帮忙看一下,看哪里还需要改改。当时听说老李是我们单位的“笔杆子”,领导的讲话材料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文件都是他写出来的,单位很多人写完材料都要让他把把关才放心。

我对老李说,这事儿不着急,明天有时间再看吧。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我一到单位,那篇简报就放在我桌子上了,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老李修改的痕迹。我去感谢老李,他还给我讲了半个多小时公文应该怎么写。

之后,老李在公文写作上给了我很多帮助,有时候还劝我:“年轻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在机关单位里混,笔杆子一定要硬,先从小的练,等领导的讲话稿还有单位的大文件也让你写的时候,领导就快离不开你了。”

我有时候还会纳闷,能力强,材料写得好,群众基础更没得说的老李,咋还是个“小兵子”?

2

那段时间,老李总是愁眉不展,经常一个人在单位的花园里发呆。一天,我又看到他一个人待在花园里,就拿上烟去找他。老李见到我,只瞅了瞅,没有打招呼,我递给他一支烟,问:“事儿怎么样了?”

“难呀,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几个不是分工挺明确的吗?”

老李叹口气说,那只是口头上分清了,事儿真办起来,一点头绪都没有。他要独自去“攻克”局里的一把手老任,但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跟老任说这件事儿呢?

一开始,老李打算去老任的办公室谈。一是他感觉自己跟老任的关系还可以,毕竟给老任写了这么多年材料;二是自己虽然是求人办事儿,但还是有一定底气的,他有编制,就算转了地方,也不用占别人的编制。

但准备去老任办公室的时候,老李又犯愁了。要是谈公事去办公室很正常,但这件事说到底还是私事。老任不工作的时候脾气挺好的,但上班时间挺严肃,再加上老任的办公室里每天人来人往,要是老任当时不同意,这件事就很被动了。

我建议老李晚上拿点东西去老任家走动走动,顺道把这事儿说了,这样会柔和很多,不会显得“硬”。老李双手摊开,苦笑了一下:“我还不知道老任家在哪。”

逢年过节,老李都不跟领导走动,他说:“有啥好走动的,平时又求不着他们什么,再说了,我这情况,厂子里工资低,还经常开不出工资,要是逢年过节再花钱给他们送东西,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把地址告诉老李,让他晚上就去,不要再拖了:“明天下午老任要去省里开两天会,到时候连人都找不到。”

当天下午,老李敲开我办公室的门,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们又来到了花园。这次,老李显得有些紧张,估计挺长时间没喝水了,嘴唇都有点干:“你说,我晚上去老任家带点啥?”

我盯着老李,觉得难以置信。平常,老李除了写材料还负责局里的接待工作,每次上面来领导,迎来送往都是他一手操持,无不办得妥帖周到。

“这个……老任爱喝茶,就带点茶叶就行吧。”我说。

老李长长地“哦”了一声。

当天晚上10点半,我给老李发微信,老李没回。等到11点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咋不回微信呀,见老任了吗?他同意了吗?”

老李深吸一口气,我在电话这头都感到沉重:“没,我在他家楼下待了二十多分钟,最终还是没上去。”

我都有些急了:“老李你想啥呢?都这时候了,编制都快没了,你还要什么脸呀?”

“还是明天去他办公室说吧。”说完,老李挂了电话,我心里真替他憋得慌。

老李原是退伍军人,转业之后被分到了机械厂。机械厂在郊区,效益不怎么好,也没人监督,在那儿上班的人都是上午待一会儿、中午喝点酒、下午打麻将。

老李刚到机械厂的时候干劲儿很足,厂门口有一块没有硬化的空地,一下雨,路就变得很泥泞,上下班都需要把裤腿挽高,很不方便。老李便找了一些砖头,把那块儿空地铺了铺。

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劝他:“不用这么卖力,在厂子里混混得了,咱们这儿就是后娘养的,升官发财别想了,轮不上咱们,不过也有好处,谁也不管咱们,混个潇洒。”

老李笑了笑,不反驳,也不附和,对待工作还是很认真。

一次,领导去机械厂视察,结果就老李和门岗两个人在,领导有些生气,让他们把其他人都叫回来。老李挨个打电话,等人都到齐已经是晚上了,好几个工人还一身酒气。

领导开整顿会,开到一半儿突然停电了,下面一阵骚乱,这时候老李从兜里拿出了两截蜡烛,点燃放到主席台上,会场又安静了。

会开完,领导走到厂子门口问厂长:“你们这土路啥时候修的?”厂长说刚修完两个多月,“就是今天点蜡烛那个小伙子修的”。

那位领导回头,在人群中看了一眼老李,没多长时间,就把老李借调到局里给自己当秘书了。

刚到机关时,老李很不适应,领导交代的活儿能干,但让他写点东西就犯难。领导的要求又很高,一个词一个标点都不能出错。老李学历低,肚子里没什么墨水,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通知都要写好久,领导看完还要改几遍。

老李说,那段时间他很心急,可越急越写不出东西。领导就经常劝他:“没事,慢慢来,谁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写好材料的。”

为了写好材料,老李开始抄文件,从中央的到地方的都抄,老李有很多工作笔记,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摘抄,有时看到写得好的材料,他就剪下来粘到工作笔记上。后来,老李开始背这些笔记,因为下了这些苦功夫,写材料慢慢顺手了。

那位领导临退的时候,曾想把老李提拔成副科,但由于老李是差额的事业编,再加上单位还有很多行政编和全额事业的人没安排,最终这事儿就没办成。

之后,老李去了局办公室,专门写材料。新领导也很欣赏老李,讲话稿几乎都给他写,几年之后新领导要调走,走之前也打算提拔老李。当时,局里人见到老李就开玩笑叫他“李科长”,老李总是笑笑,也不否认。

但最后公布提拔的人员名单里没有老李,局里给出的解释是:老李这些年的工作能力还有成绩都是很不错的,但局里有些岁数稍微大点的同志,再不安排就没机会了,也不利于局里的安定团结。

我听局里不少人说过,当时有好几个人为老李鸣不平。那次提拔的人,不全是岁数大的,还有两个资质浅的。局里不提拔老李,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的编制在机械厂,没有从机械厂提拔人的先例。

两年之后,单位来了一个“地中海”。听局里的人说,“地中海”跟老李不太对付,时不时在人多的时候训老李,还经常挑他的毛病,弄得老李常常改材料到深夜。

一天晚上,老李值班,喝了点酒,正好赶上“地中海”带班,来到值班室就说了老李几句。那时候不像现在,值班喝点酒是很正常的事儿。估计是酒壮怂人胆,老李竟然跟“地中海”吵了起来,越来越激烈,还把“地中海”推倒了。

就这样,老李的第三次“提拔”也泡汤了。

此后,老李消沉过一段时间,请了半个月的假。老李跟我说过,那时候他曾想过辞职,但现实不允许——他不是刚转业回来的小伙子,身体也大不如以前,关键是不知道自己出去还能干啥——好像除了写材料,他已经不会干别的了。

最终,老李放弃了辞职的想法,开始自我安慰:“地中海”过两年也就退了,犯不上跟他置气。现在自己毕竟是“公家的人”,旱涝保收比外面的风风雨雨强多了,在局里待着总会有机会的,迟早有出头的一天……

3

第二天上午,我在楼道里遇到老李,还没张口说话,老李就把我拉到一边。他的手劲儿有点大,手还有点颤抖。

“成了。”老李笑笑说,“今天一上班我就去他办公室了,把事儿说完之后,老任说让我跟老聂商量好就行,他这儿肯定一路绿灯。”

这个消息让人兴奋,我感觉自己昨晚的担心有点多余了。老李毕竟为老任服务了多年,还是有感情的。

“第一关总算是过了,剩下的就是老聂和编办了,老聂那边好弄吗?”

老李拍拍我肩膀说:“咱们单位别人我不敢说,老聂肯定给我面子的。”

他之所以敢这么打包票,是因为老聂是他的“徒弟”——老聂是外地人,刚进单位的时候,领导让老李带他。后来,老聂的媳妇儿是老李给介绍的,婚礼是老李主持的,听局里人说,当年老聂买房手头没钱,老李给他拿了三万块钱,欠条都没打。

头些年,老聂爱耍钱,一次在茶馆玩了一晚上,输了一万多,人家把他扣下了。老聂不敢跟媳妇儿说,最后是老李拿着钱把他带回来的。前年,老聂的丈母娘不在了,也是老李去帮忙,把人从太平间抬了出来。

当天下午,我走的时候见到老李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敲开门,只有老李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

“还不走呀?”

“今天发生的事儿有点多,我先缓缓。”

老李说他下午去找老聂了,老聂说他肯定同意,编办那边要是没意见,现在就可以走手续。但老聂又说,他虽然是辅导站的负责人,但编制的事儿不是小事,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得征求一下辅导站所有在编人员的意见。

老李反复解释:“我们有编制,绝对不占这边的编制。”

老聂笑笑,让他别多想,说这就是走个程序,开会的时候他会给大家说清楚,肯定帮着老李说话。

话说到这份上,老李也不好说啥了。

老李刚从老聂的办公室出来,就接到机械厂同事的电话,说编办那边已经搞定,没问题了。

“可以呀,现在老任也同意了,编办也同意了,就等着老聂那边开个会同意了不就得了。”我说。

老李却高兴不起来,他说现在事情到这个地步,自己反倒有压力了——他算了算,老聂管的那个辅导站,在编人员一共9个,几个上岁数的,老聂还算熟悉,但这两年新进的几个小年轻,老李就接触得少了,还有一小伙子,进单位一个月就去驻村扶贫了,都忘了人家长什么样儿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都这个时候了,硬着头皮也要上了,我准备挨个去跟他们通通气儿。”

丢了铁饭碗的公家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总能见到老李在花园里跟别人谈事,有时候在楼道里给别人递烟,天天晚上组局请客吃饭。

周六,老李让我开车带他去了趟村里,给那个驻村的小年轻带了一条烟,还请他吃饭。老李本不能喝酒,喝一点就脸红,那天他喝了半斤多,眼睛都充血了,那个小年轻也喝多了,一再表示没问题,肯定帮忙,最后俩人相互搀扶着走出了饭店。

在回市里的车上,老李吐了两回,一直迷迷糊糊地说:“这下终于稳了,踏实了。”

4

阴霾一扫而光,老李又恢复了不慌不乱的状态,人也比原来风趣多了。原来老李不爱开玩笑,现在在楼道里遇上,他总爱开个玩笑,说两句俏皮话。

到了2019年8月底,老李又显得有点不踏实了,他又开始在单位花园里抽烟,下班也不回家,一个人在办公室发呆。

“你那事儿手续开始走了吗?”我问。

老李叹口气,说没有,老聂那边还没开会研究。“好几个在编人员借调在别的部门,人凑齐比较麻烦。”老李转口又说,“借口,都是借口,人凑不齐,你在电话里问一下他意见不就行了。”

“你也别多想,你跟老聂的关系,他肯定不会给你使绊子的。”

“我倒不担心这个,就是心里有点不踏实。我今天跟他们那儿的在编人员都打了一遍电话,他们明天上午开会,差不多11点的时候就知道结果了。”

我感觉老李跟人家打电话打听开会这件事有点不合适,但看他这个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第二天中午,我溜到老李办公室,想问问他结果,但没看到他人。下午上班也没看到他,只好晚上给他发微信:“老聂那边结果出来了吗?”

过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老李回复:“哎,出来了,没通过。”

“几个不同意的?不行咱们可以再谈谈,争取争取。”

“全不同意。”

这下我傻眼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了。

连着好几天,老李都没上班,大家都知道老李的事儿了。老李再来上班的时候,大家又绝口不提。我想安慰老李,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感觉这时候说什么都显得做作与假客气,索性啥也不说。

老李的状态比我想象中要好,只是烟瘾比原来大,一块儿抽烟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事儿咋成这样了,老聂也太不够意思了!”

“不怪人家,体制内的事儿呀,有时候还真是不能遂心,但又总让你感觉还有希望,都是错觉。”

9月中旬的一个饭局上,我跟老聂遇上了。饭局散了,我站在酒店门口借着酒劲儿对老聂说出了自己的不满:“老李对你不错,关键时候你咋不帮一把?”

老聂一愣,没理我,把别人都送上车之后,只剩我俩,老聂把我拉到一个角落:“老李的事儿,咋说呀,确实对不住他,但我也没办法呀。”

老聂说老李对自己有恩,他一辈子都感谢,但他们辅导站有一群人,他不能对不起这些人。别的事儿都好说,但就编制的这个事儿上他不好直接拍板,万一以后有什么政策上的变化,这事儿就说不清了,说不定手下的这些人要恨他一辈子。

“当时老李跟你们在编的人都通过气儿了,都说没问题,肯定帮忙,最后咋又都不同意了?”

“当面问人家,人家嘴上肯定说好听的呀,人家能怎么说,说不同意?”估计是酒精的原因,老聂有些激动,声音有些大,“如果你跟一个科室的人,干的活儿一样多,但你的工资比他少很多,你愿意吗?就算刚开始愿意,时间长了你能没想法?能没有矛盾吗?”

老聂说,辅导站是个“全额事业单位”,老李他们转来这儿,“性质”就不纯了。这对老聂这些老人来说是没什么影响的,但对年轻人就不好说了——现在看上去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五年十年之后就不好说了,编制的事儿涉及到升迁和工资,都是切身利益。同事们不傻,有隐患的事儿肯定不会同意的。

“说句不好听的,万一之后再遇上改革,自己这儿有全额的也有差额的,被改革就麻烦了,等推动不了的时候,上下就落下大的埋怨了。”老聂说。

“这事儿就没办法了吗?老任都同意了,再让他给想想办法?”我问。

老聂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当局者迷,老李在这事儿上看不透,你怎么也糊涂了?你还看不出来吗?老任压根就不想让老李办成这件事,他要是真想帮老李,还让老李来征求我的意见干啥,他是一把手,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去干不得了?这样我也能说得起话,还至于这样吗?”

老聂说,其实最想把机械厂改成企业的人就是老任。机械厂的效益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工人们经常找老任闹,这两年上访的人也越来越多,老任早就想借着机构改革,甩开机械厂这个包袱了。

“老任知道老李过不了我这关,就算我这儿能过,到了他那儿,他也会找理由让这事儿办不成。”老聂认真地说。

那天,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我的后背上出了很多汗,酒有点上头,我有些烦躁,老聂的话更让我有点心酸。

老聂搂住了我的肩膀:“别想了,老李是我老大哥,能帮他我能不帮吗?但有些事儿咱们都无能为力呀。”

5

编办的领导老申跟我是老乡,刚有了二胎,孩子过百天的时候我去了。那天老申很高兴,喝了还没半个小时,就已经有些微醉。

“对了,你们单位前一段时间有个事儿你知道不,有几个想转编制。”他提起了话头。

“我听说了,你们编办还同意了。”

老申哈哈大笑:“什么就同意了?同意啥了?机械厂那几个人真是不会办事儿呀,起码得先跟我说一声,让我知道这个事儿吧。越过我,直接去找的我的老领导。”

我说单位那边没通过,这事儿最终也没干成。

“就算你们单位同意,这事儿也弄不成。”老申说,那天他本来想委婉跟老领导说实话,但转念一想,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不如就嘴上应了老领导。“老领导开口了,这个面子肯定要给。”

见我不解,老申点透了其中的奥妙:他直觉就知道我们局不可能同意,退一步讲,就算我们局同意了,手续也走了,时间上也来不及——人事关系马上就冻结了,编制的事儿没几个月根本下不来,“等手续全走完,黄花菜早凉了,这事儿压根就没有意义”。

我“唉”了一声,没再说话,没想到老李折腾了半天,竟然是在一个死胡同里挣扎。

老李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好像这段时间的事儿从来没发生。他又开始自我安慰:“事情已经这样了,改制说不定也是好事,机械厂半死不活的,还不如来个大换血。”

老李离开单位已成定局,他却突然成了大忙人。我下班的时候爱去老李办公室溜一圈,发现他的办公室总聚集了好些人。

“李哥,晚上有安排没?咱们聚聚吧。”

“李哥,你这么多年帮了我很多,一直说请你吃个饭,就今天吧。”

“老李,上次那事儿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这工作肯定就掉地下了。看你最近爱抽烟,拿了两条好烟,别不要,你不要我晚上给你送家去!”

老李望着我苦笑了一下,随即就被几个同事围着,拉去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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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凤凰街风雨》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