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霍林郭勒走私的日子

2020-06-12 10:51:16
0.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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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吉林,全家6口人,承包田只有7亩,生存是个既严峻又冷酷的问题。

1991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这个日子是我命运的转折点。我和妻子在岳母的带领下,离开了故乡,奔赴遥远的内蒙古边陲小城——霍林郭勒。

那时候,内蒙古在我脑海中还是一片模糊,不到800公里的路程,火车足足跑了3天。越往西,窗外的风景愈凄凉,刚开始还能看见矮趴趴的玉米秆子,到后来白茫茫的一片,除了雪原就是盐碱地。

我十分沮丧,感觉自己就是被发配到边疆的劳改犯,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一家人又该如何在异乡立足……

1

选择来偏远的霍林郭勒谋生,是因为妻子在这儿有亲戚。

1976年,吉林省政府组织一批民兵参加霍林河矿区的开发建设,妻子的大姑父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支队伍。他历尽磨难,在这块荒草滩上扎下了根后,又陆续把家属都接了过来。

大姑在霍林郭勒市菜市场里有一节柜台,我们来了之后,她就把这节柜台转让给我们。妻子卖菜,我去进菜,进货地点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通辽市。刚下火车,我就直扑蔬菜批发点,这里汇聚了各旗县的菜贩子,也包括在火车上织毛衣、打扑克的同行。大家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视线则紧紧盯住一辆刚揭开棉被的卡车——这是我们转过的5个菜点里,唯一的一车菜。

还没卸完车,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扒开包装查看,满意地将菜筐抱在怀里,像抱着失而复得的孩子。这种场合不提倡谦让,人越多越抢,谁都不甘落后。有些人为了抢一筐芸豆,从谩骂升级为撕咬,扯碎的竹筐和被踩烂的豆角在头顶乱飞。

“滚外边儿打去,你们这些人啊!”老板娘声嘶力竭的喊叫,完全湮没在打斗声中了。

虽然来自农村,但我只见过后园子里的几垄地,蔬菜对我来说,除了能吃以外,剩下的是一片空白。因为不懂如何检查蔬菜的质量,我只象征性地抢了2筐尖椒、2筐豆角和1箱紫茄子。

当年还没有专业的运输队伍,霍林郭勒所有的菜贩子都得求霍林河矿务局供应处下来拉原材料的货车帮忙托运。进口的沃尔沃方头卡车马力大、故障少,底盘也高。装车的时候,我站在车上拽,其他菜贩子在下边掫,可我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这才想起来,从清晨起床忙到下午2点半,我一口饭都没吃。

腊月天,我要了一碗凉水,水面冒着“热气”,我一口喝干又要了一碗,缓缓劲,最后才勉强把菜筐拽上车。盖好棉被、苫布,拢紧大绳,目送卡车渐渐远去,我几乎虚脱了。

离开蔬菜批发点,我在水果批发市场遇见了闫婶,大家都叫她“老闫太太”。她身材不高,体态略胖,眼睛小而有神。我早就听说她神通广大,脑子活络,是霍林郭勒菜市场小商贩中的“精英”。

当时,老闫太太的女儿正和大姑父的三儿子——我得叫“三哥”——谈恋爱。还在吉林的时候,岳父就曾告诉我:“你那几个哥哥都老实敦厚,只有你三哥横草不过(精明),人送外号‘三猴子’。”我到霍林郭勒的第一天,就被三哥用火车上常见的骗局“教育”了一番。

那天,老闫太太热情地鼓动我多进几件橘子,说如何如何好卖。想着以后我们也算亲戚了,她进了30件,想必不会骗我,于是我也就跟着进了10件。

沃尔沃到了霍林郭勒菜市场卸货的时候,三哥一边帮我搬下巨大的菜筐一边给我传授经验:“这个世界太复杂,但最复杂的是人心。你刚刚进城,遇事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比如,他的菜为什么这么便宜?为什么老贩子都在一边抽烟、新贩子都在钻头不顾腚去抢?小心使得万年船,要怀疑一切!怀疑所有人!”

果然,我在卖菜时才发现:茄子的包装箱底部有一个密封的塑料袋,里面藏了一沓泡了水的纸壳,一称足足8斤重;卖橘子的时候我又发现,那不是橘子,是橙子。

老闫太太把她的30件橙子低价批发给小贩——她看中的其实是那些橙子筐,筐子层层码起来,足以掩盖她藏在车厢底部的卷烟。老闫太太去商店卖掉卷烟赚了钱,而我进的10件橙子连吃带卖一个月才处理完。我自认也不是省油的灯,第二次上通辽,就偷偷去寻找批发卷烟的小贩。

当时,紧挨辽河大堤的团结路是通辽地区最大的小食品集散地,我像个小偷,仔细打量着每个摊位上的老板——确切地说,我在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这个小媳妇给老闫太太送货的时候被我记住了模样,找了一路,我终于在一台变压器底下看见了她。

小媳妇说,她老姑才是老板,家和仓库都就在变压器旁边的小胡同里。我跟着她往里走,又进了一间昏暗封闭的库房,只见她老姑正在一堆烟箱中间忙活。

老姑长得慈眉善目,对卷烟市场的稔熟驱散了我对私贩卷烟这个行业仅存的一点儿顾虑,在她热情的推介下,我订了4箱草原牌香烟——这是档次最低的一种地产烟,没有过滤嘴,简包,一箱50条,共计170元。

2

斜阳挂在灰蒙蒙的天际,柏油路像幽灵一样飘忽在白茫茫的雪野上,装满货物的沃尔沃像头负重的老牛,一路向北。

4箱卷烟被我藏在6个菜筐里,上边摆满了柿子、黄瓜和豆角,非常隐秘。我要用它们来投石问路。

狭小的卡车的驾驶室里一共挤了7个人,除了司机,其他的都是菜贩子。司机占据驾驶室里1/3的位置,以档杆为界,他的地盘不容侵犯。3个菜贩子坐在副驾驶单排座上,得有1个人骑着档杆,一条腿始终和司机的大腿紧挨在一起。

另外2人在他们对面的工作台上、背靠挡风玻璃弯腰弓背地坐着,其中一个就是我。第7个人在脚下,是个子最矮的,他头顶车门,身体蜷缩在10多条大腿中间,双脚伸进驾驶员的座椅底下。

车过舍伯吐,路面全是密密麻麻的马蹄坑。一开始,司机还左左右右不停地打方向盘避坑,可前轮躲过后轮压上,左边躲过右边压上,忙乎一身汗,卡车仍像兔子一样跳跃,颠得脚下的人发出杀猪似的嚎叫。

过了珠日河,路况有所好转,车速也快了。窗外夕阳落尽,暮色吞没了远处的地平线,公路在车灯的指引下向远方无尽地延伸。

经过所有的检查站都是有惊无险,没人上车检查违禁品,只看了看营业执照和司机的驾驶证就放行。这让我一路悬着的心逐渐放下。

卡车继续往前走,即将经过的阿拉坦大坝,是国道304线中最险峻的路段。这段路海拔高,公路沿着悬崖峭壁盘旋而上,为了防滑,路面上没有铺柏油,所以横亘着一道道冰溜。这里气候也极端,有时坝南还在下雨,可到了坝顶就变成了下雪。

司机小心翼翼地将车开到坝顶,然后擦擦额头上的汗,又下车拣了块石头恭恭敬敬地摆在路旁的敖包上,祈求下次过坝依然能安全顺利。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卡车快下到坝底的时候,车外突然爆出一声巨响——轮胎被一块尖利的石头戳爆了。

两个菜贩子处变不惊,立即下车帮司机换备胎,从熟练的手法上看得出,他们经常遇到这种事。我拿着手电给他们照亮,冻得瑟瑟发抖,仰望苍穹,星星也闪着寒光。

这时,不知从哪儿刮来了一团白色的雪粒,箭矢一样扑向车灯。一个菜贩子有点紧张:“快点儿干,起白毛风啦!”

司机同样恐惧,卡车再次起动,他们讲起了几年前在这个大坝上发生的事:1988年初春,一场暴风雪让坝前坝后的10多辆车被困。有经验的司机和货主都弃车逃命了,怕丢车丢货的人就守在车里。结果白毛风刮了一宿,大坝上修路时形成的空缺山体都被雪填平了。干了半个月,救援的3台铲车才把冻成冰坨的人从雪里抠出来……

经过一夜的行程,沃尔沃披着晨曦终于驶进霍林郭勒市区,楼房里陆续亮起了灯光,马路上晨练的人三三两两跑起来。

我远远就看见菜市场东门围着一群菜贩子,我的妻子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一旁是赶来帮忙的大姑父和三哥。

我家的菜摊子有10多米长,妻子左右穿梭,乱中有序,像一双手灵活地跳动在琴键上。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就让客人自己装菜自己称,全凭良心付账。

妻子天生就是块卖菜的料。进菜市场的第一天,她学会了给韭菜和蒜薹“翻把”(重新捆绑);第二天,她就能熟练地算账并在秤杆上做点小文章。

在霍林郭勒菜市场熙攘的人流里,穿得花花绿绿的蒙古人永远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他们三五成群,笑容可掬地穿过大厅。没过多久,妻子就学会了一句招揽他们的蒙语:“依勒(过来),依勒!”蒙古客人大多不认识秤,只要秤杆高高的,你说几斤就是几斤。

那天,妻子见我从菜筐底下掏出一条条卷烟,吓得连话都说不匀溜了:“你疯啦?这是犯法的事!” 

“卖菜利润太低了,整不好还得赔钱,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别人能干,咱凭啥不能干?你放心,我小打小闹,不会有太大的闪失。”

那时候,霍林郭勒市烟草公司还没有稳定、丰富的卷烟供应市场,有时候连工人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更别说弄出一支专业的执法队伍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引得小商小贩私带烟草成风。

面对既成事实,妻子只好帮我。菜市场蔬菜摊位对面是一溜副食品柜台,她随便问了一下,就把4箱卷烟推销出去了,一共挣了40元钱。

相比承担的风险,这点收入显然不对称。但对于创业初期的我来说,又是十分必要的。在蔬菜的掩护下,我一次次稳中取胜,收入与菜市场的老贩子相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岳母高兴地说:“到中秋节,攒够了1万元就买只烧鸡吃。”

记得有一次,卷烟涨价了,已经没有商店要货了,可我的心还是痒痒的,好像不往车里藏些烟,漫长的行程便失去了刺激与动力。于是在快要装车前,我鬼使神差地又要了80条“金版纳”——这是一种云烟,每条不到12元,我把它们码在5个茶叶箱子里,上面盖满草沫和鸡蛋。

装车完毕,我跟同伴一起坐火车回到霍林郭勒。到家是晚上9点,我正在沙发上打盹,一阵汽车的轰鸣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菜车到家了。

我出去一看,一辆吉普车紧随其后,车上的人正在指手画脚,催促菜贩们快点儿卸车。

一个经验丰富的菜贩冷静地说:“坏了,是烟酒专卖局的。你别慌,镇静。”

可是,那天晚上我不但没有镇静,还显得异常慌乱。从农村到城市,我没犯过大错,不知道怎样应付执法者,更没有时间考虑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我只想卸下那几件茶叶箱。

其实,那晚烟酒专卖局的工作人员是冲着车里夹带的酒来的,根本不知道里面还有烟。可我当时脑子一热,不顾其他人的劝告,跳上卡车,在没人帮忙的情况下,三下五除二就把五个茶叶箱抱了下来,完全忘记箱子的重量与我的体格不相符。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他们打开茶叶箱,里面的秘密暴露无余,80条烟全被扣留。

事后分析,如果当时我不着急,让其他菜贩慢慢卸车,保全卷烟也未可知。但后悔药无处可买,1000多元的损失对创业刚起步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更重要的是,靠贩烟赚钱的心动摇了。

懊恼、悔恨与无助的情绪感染了全家人,中秋节吃烧鸡的梦想也破灭了。

3

我这次“翻船”,也给老闫太太的生意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三哥和老闫太太的女儿刚结了婚不久。老闫太太出去进烟酒,三嫂在家推销,母女也要明算账,利润三七开,三嫂得三,老闫太太得七。最后,是三哥调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我上下打点,刚开始我还心存疑虑,没想到真的有用。

只是,我以后挣的钱不能只给自己花了。

见走私卷烟有利可图,三哥索性停薪留职和我一起干。资本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后来,我拿出4万元现金的同时还能赊欠3万元的货款——这算我白手起家攒下的第一桶金。

可就在生意正蒸蒸日上的时候,我又遭遇了一次打击:一天,沃尔沃像往常一样开进胡同进货,这时我已经不用菜筐藏烟了,20多箱卷烟明晃晃地往车上扛。

突然,辽通烟草专卖局的人出现了:“别动,你被举报了!”

看着一箱箱卷烟被抱走,我欲哭无泪,不甘心3年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我去邮局给某领导打电话,可人家根本不接,我等了1个多小时,那是焦急、冷汗淋漓、灰心失望的1个多小时。

我想到团结路的另一个烟贩子,我们曾有业务来往,听说他认识专卖局的人。我请他吃饭,求他帮忙,可是,这批卷烟不是从他那里进的货,他明里打电话托人,暗里却叫人不要放行。

一个星期以后,这批烟还是要回来了,我前后打点花了6000多元。那段时间,我一直躺在通辽的出租屋里心急如焚,三哥来进卷烟,不仅安慰我,还给我出谋划策。

“你说,是谁这么损,把我举报了呢?”我问他。

三哥说,人心隔肚皮,谁举报的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没人举报,就是碰巧遇上了:“咱不能这样冒险了,合伙买台车吧,跑运输也是一条不错的路。”

路总是越走越宽,但也最容易顺拐,那时候,仿佛只要胆子大,干什么都能挣钱,特别是三哥主意多,我俩的胆子就越来越大。

内蒙比较特殊,那时候除了烟酒、食盐实行专卖之外,其他地区开放经营的石油在这里也是专卖。我和三哥合伙买了车,决定倒卖柴油。

用棉被把简陋的油桶包个严严实实,再在上面摞满食品包装箱,一半用来装小食品,另一半装的全是卷烟。这时候,危险的不是沿途的检查站,而是车厢本身——路途长远,油桶之间相互摩擦碰撞,很容易破损漏油。

上边漏油我们用肥皂堵,下边漏油就直接把桶倒过来,漏掉多少都不管,棉被和车厢很快就被柴油浸透。后来,漏洞越来越多,我们每次出去干脆备几个空桶和一台手摇抽油机。

当时的我们利欲熏心,根本没有把车厢当成一个能够随时燃烧爆炸的火药桶。现在想来,心里很后怕,一旦遇火,后果不堪设想。

有了自己的车,我和三哥的“业务范围”变得更广了:往阜新贩运小麦,回来的时候再南下沟帮子(锦州西北)和盘锦一带拉盐。先在沟帮子住下休息,夜半时分,在线人的引导下,汽车七拐八拐开进盘山县的盐农家。夜空下,田埂上,4个农民把一袋袋散发着泥土湿气的私盐装上车。

盐在这里只要7分钱一斤,拉回霍林郭勒能卖3毛钱,多数是牧民买回去啖羊用。10吨盐装车完毕,专人开车带领我们安全驶出北宁辖区。我们一直按他的吩咐行动,请他吃饭,最后付给他一定的报酬。

车到了彰武附近,没有继续往前走,而是开进一条僻静的乡间小路。我警惕地观察四周,如果没有异常情况,就立即通知烟贩二民送我事先订购的卷烟来。

不管是皓月当空还是伸手不见五指,都不耽误两辆汽车渐渐并行靠拢。刹那间,烟贩车上的装卸工抛过所有的烟箱,我把一捆百元大钞塞过去,屏住呼吸、心脏狂跳,没时间查货验钞,开车走人。

“合作”多年,二民从来没有少给我一件卷烟,我也没有少他一张钞票,诚信、迅速是我们的默契。

4

就这样,我和三哥彻底脱离了其他菜贩子的视线,进货的渠道最远拓展到了河北霸州。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去沈阳小东门市场,这是一个大型的小食品批发市场,进价更便宜。

我和三哥都不抽烟,但无论如何,卖的烟必须保真,这是我们在霍林郭勒立足的根本。可当年,小东门的假烟实在让人防不胜防。

最初级的是整条烟里里外外都是假的,粗制滥造,很容易辨识;第二种里外包装盒都跟真的一样,但烟丝是假的;最坑人的是把真烟的烟盒从后屁股小心剔开,从中间抽出8颗,再把假烟塞进去,这种手法叫“夹8颗”。

越到年底,假烟越多,虽说可以换,但来回运输的风险得自己承担。而且年前最后一车货,卖出去以后被客户发现是假的,我们再去沈阳换货最快也要4天,赶年前再回来根本来不及。

不仅要防假烟,我们还得防人举报。小东门市场人多眼杂,容易出事。

1995年7月19日清晨,市场的大门还没有开,司机们像往常一样挤在驾驶室里吃盒饭,我和三哥走进市场的快餐店,一碗粥还没喝完,我们的司机就呼哧带喘地进来:“今天的烟不能装了,我们被‘点炮’了。”

司机说,他刚才在电话亭里买烟,听见有人给科尔沁左翼后旗烟草公司打电话,说“霍林郭勒最大的烟贩子”来了,下午或傍晚到达甘旗卡。“他把我的车牌号说了两遍,我听得特别清楚”。

当年,烟草专卖局给举报人承诺的奖励是罚没款的1/3,这是巨大的诱惑。以倒卖卷烟为例,一车货值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旦查实,举报人就能发一笔横财。

我和三哥当时就懵了,好在烟还没付款,赶紧退了货。然后,我们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在市场里订购副食,并按时装车。然而,没有几十箱卷烟填空,货车车厢看起来瘪恰恰的,三哥满面愁容,我也不甘心,没一会儿,我俩几乎同时想到了一个计划——

这次来沈阳,我们还带了另一台货车,车牌号07088。本想用这台车拉一车啤酒回去,但因为没有订购合同,啤酒厂不对散户销售,只能放空。昨夜这台车停在铁西区邮电招待所,司机“大吵吵”和车主隋老六没在小东门市场露过面,应该还没暴露。

对,就用它把烟拉回去!

但绝对不能在沈阳装烟。我建议,我带着没装卷烟的、我们自己的货车过甘旗卡检查站接受搜查,三哥带07088去彰武的二民家装货。为了保险起见,只装一平车,70箱左右,不盖苫布,不用其它货物掩饰,装作是空车的样子。

三哥也觉得这样更保险。于是,我马上到电话亭给二民打电话订货。那时候我和三哥虽然赚了点钱,但舍不得买大哥大,好在隋老六有一个大哥大,大吵吵有个汉显BB机,都能联系上。

下午,我带着两台货车驶出沈阳,在沙岭加油的时候,看见有一台红色的桑塔纳停了下来,车上下来的人瞄了我的货车一眼.我的心“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但看车牌号是“辽A”打头,跟内蒙没关系。

为了保险起见,我命令两台货车马上分开行驶,不要让人看出是一伙儿的,吃饭和修胎的时候都要装作不认识——按照以往的惯例,烟草专卖局的人检查完被举报的车辆后,如果没发现什么就会撤离。

半夜时分,货车驶入阿尔乡,虽然我的车上没有走私卷烟,但我还是心跳加速,手心脚心冒汗,嗓音忍不住颤抖。

车开到迎宾饭店,一台红色的桑塔纳早就等在路边,大灯晃一下我们的车牌,迅疾尾随上来。我的司机恶意地踩了脚刹车,后边的桑塔纳差点钻进货车底下。司机又狂踩油门,货车以最快速度飞驰起来,而桑塔纳在后边不紧不慢地跟着。

这下,弄得司机有些不解:“为啥不紧跟着?”

“前边有车堵截。我们跑不掉的。”我说。

果然,在甘旗卡镇南的铁道口,从弯道上远远地开上一台东风卡车,公路被拦腰切断了。

司机只好靠边停车,这时,黑暗中闪出几个人,拉开了我们的车门:“我们是烟草专卖局的,有人举报你走私卷烟,请配合检查!”

我这才注意到,路边树影里,还藏着一台军用吉普车。

还没等我说话,后面的桑塔纳也赶到了,车上下来一个人说:“你们领这台车回单位好好搜!他们还有一台车在后边,我去接。你们在这里堵着,记住——车号07088!”

这句话如同一记闷棍敲在我的头上,我差点没晕过去。

货车开去烟草公司的路显得特别漫长。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开始飞速运转:我需要马上通知三哥:不要装货,装了货也不要往甘旗卡的方向开,开来了也要想办法甩掉桑塔纳并返回彰武卸货!

货车在烟草公司的大院一停住,一班人马围上来准备搜查,但他们没有控制我和司机。司机开始又吵又闹佯装阻拦,我则趁人不备钻进了低矮的花丛,弓着腰慢慢溜到大门口,情急之下,鼓起毕生的勇气,翻过高大的、竖满枪刺的铁门。

很巧,烟草公司对面有个电话亭,当时已近半夜,巨大的呼噜声从里面传出来。我看后面没有追兵,赶紧叫醒了老板。

我先打隋老六的大哥大,不通;大吵吵的BB机也不在服务区。可我还是不停地拨,我知道,大吵吵的BB机一旦进入内蒙古界就会有信号,他们现在还没进内蒙,还有救!

电话亭老板看着我发抖的手露出一脸狐疑:“你不是从看守所里跑出来的吧?”我扔给他20元钱,他就躺下继续睡觉了。

我不能在这里等,于是赶紧打三哥家里的座机告诉三嫂:“从现在开始,你不停地给隋老六打电话,给大吵吵发信息!告诉他们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叫他们马上返回彰武卸货!”

放下电话,我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彰武方向进发,去拦截07088。出租车迎着车流匀速前行,刺眼的灯光射过来,我试图在逆向的滚滚车流里找到那个熟悉的车号,可是根本就是徒劳。过阿尔乡铁路道口时,我看见一台卡车很像,掉头追上,车牌号不对,我又返回阿尔乡迎宾饭店再次给三嫂打电话。

这次,对面传来好消息:“已经联系上了,他们正在想办法甩掉尾巴,返回彰武卸货。”

从沈阳到霍林郭勒的路线,以及当年私烟私盐私油贩子们大致的跑车区域。从沈阳到霍林郭勒的路线,以及当年私烟私盐私油贩子们大致的跑车区域。

5

那晚,另一台货车上的惊险,是后来三哥等人给我讲的:

大吵吵开着装满卷烟的07088正往内蒙古方向行驶,一束灯光从后视镜反射出来,大吵吵猛然警觉:“快起来,我们好像被跟上了。”

三哥和隋老六都蹦起来,让大吵吵减速,看后面的桑塔纳会不会超车。结果卡车减速,轿车也跟着减速。

“怎么办?”

“加速,看能不能甩掉它。”

“扯蛋,货车能甩掉轿车嘛?”大吵吵嘴上这么说,脚还是踩住油门。货车狂奔起来,轿车紧跟不放。

“内蒙古欢迎您”的横标已经遥遥在望,07088即将驶进入内蒙古境内。这时候,公路突然变窄,一半是柏油路,另一半正在翻修。慌乱之中,他们险些撞上路边的一辆马车,隋老六赶忙制止这种玩命的做法。

就在这时,大吵吵的BB机有了信号:“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命令你们返回彰武卸货。”

“快!返回彰武!”三哥看到了信息,脸部肌肉都抽搐了起来。

大吵吵心领神会,立刻减速寻找掉头的时机,恰巧这时,对面方向开过一队拉牛的卡车,车厢高大,远光灯光刺眼。大吵吵抓住时机,向右一打方向,把车开上正在翻修的土路上,一脚油门下去,土路上腾起一溜烟尘,后边追踪的灯光霎时黯淡。

然后,大吵吵赶紧关掉大灯,在黑暗中紧打方向,货车漂移一般完成头尾互掉,紧跟在拉牛车队的后头,开着远光灯光明正大地向彰武方向开去。

07088再次进入辽宁界,大吵吵开车跟着运牛车队进加油站加油,三哥迅速上车把高栏插上改变车貌,隋老六用泥巴糊上部分牌照号。20分钟以后,那台跟丢了目标的桑塔纳返回,还超过07088向前逡巡,没有发现隐藏在拉牛车队里的他们。

1小时后,07088终于到达彰武二民家,我在招待所接到了三哥的电话,问:“是卸货,还是等天亮再走?”

我让他们卸货,因为不见到07088过境,他们是不会收队的。

凌晨3点左右,我和三哥在辽通市的一个招待所顺利会合。酒足饭饱后,我们又有一丝遗憾——毕竟,烟没有拉回来。

看司机们累得东倒西歪已经昏睡,三哥又来了精神,他眨巴着小眼睛说:“他们3台车、10多个人围追堵截我们一宿,应该也是人困马乏。现在任务失败,应该都解散回家休息了。”他提出,“不如杀他个回马枪”,开我们的货车返回彰武把烟马不停蹄拉回霍林郭勒。

这个想法大胆且刺激,只是司机们已是极度疲劳不能驾驶了,于是我们在招待所叫醒了另一个熟悉的司机。

清晨5点半货车出发,7点到达彰武,装烟70箱,一路畅通无阻,9点半我们到达霍林郭勒,这批卷烟总算“安全到家”。

一天,等到身边没外人的时候,三哥无限疲惫地问我:“你猜,这次是谁给咱‘点炮’了?”

我怀疑是菜市场里的同行,可三哥神情沮丧地说:“小韩子。”

小韩子是小东门批发市场的一个装卸工,负责把商户送来的货摆好、封车,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收入有限,经不住诱惑很正常。

用三哥的话说,干贩私这行,注定没有朋友,“一个被窝里的兄弟也不能相信,所有知道你秘密的人,都有可能出卖你”。

他确实说到做到。一次我俩去通辽进货,老闫太太也在。三哥把2万块钱交给岳母保管,可我俩刚出门就被通知去交货款。三哥转身进屋要那2万块钱,包钱的塑料包完完整整,他却当着岳母的面把那2万元一张一张点了一遍。

那段时间,霍林郭勒的烟贩子接二连三被查获,大家一直怀疑是同行捣鬼,为此有人找茬干架,有人指桑骂槐,还有一家商店放在室外的铝制大酒罐也被仇家刨出一个大洞,浓烈的酒香溢了一条街。

“我们被人盯上了。”三哥叹了口气,很无奈地说,“妹夫,树大招风啊,我们分开各干各的吧,目标能小一点。”

三哥说得有道理,于是我们把账算清楚,合伙买的车卖给我,此后他开始雇车拉货,还干老本行。蛋糕没有做大,叉子却多出一把,我和三哥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

6

1997年“五一”,三哥去沟帮子拉盐,为了躲避甘旗卡检查站,他领着盐车绕道。当货车刚驶入吉林的四平市区,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突然拦在车前,下来几个人。

有人拿出粮食探子往塑料袋子上扎,雪白的盐粒哗哗淌出来。紧接着,一位大腹便便的女领导下车,把三哥从驾驶室里拽下来,先左右开弓扇了他几个耳光,然后命令司机把车开到盐业公司去。

一番审讯过后,盐没收,开了10万元的罚单。最后三哥好说歹说交了2.4万元,打了一个7.6万元的欠条。对方要求三哥写下保证书,承诺以后再也不贩卖私盐,“否则新账旧账一起算。”

这件事让三哥颜面扫地,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怀疑自家亲戚、朋友、情人以及情人的老公,当然也包括我。

“怀疑一切!”是三哥的“名言”。而我,只能一笑置之。

转眼到了夏天,我的一车柴油被通辽市石油公司的稽查人员扣下,昔日信誓旦旦保我不出事的人此时都选择沉默,我只能自认倒霉,折损几万元。

半个月后,我的一车私盐又被查扣,好在盐袋子上的卷烟因为有小食品包装箱的掩护安全转移。因为有三哥被罚款的经验在先,我拒不承认自己是货主,最后一车盐被没收,交了5000元罚款。

从沈阳通往霍林郭勒市的304国道上接二连三地出事,几乎每天都有私烟和私盐被查获。同行们流言四起,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举报”。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和烟贩子就像猫和老鼠,有了“举报”这个隐形的老鼠夹,我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那段时间,菜市场里的空气里仿佛弥漫着火药味,一道目光就能把人的怒火点燃。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的同行成为首要的怀疑对象;其次被怀疑的是同事、朋友、邻居……一直算到所有曾发生过口角、甚至打麻将产生过纠纷的人。

一天还没到下班的点,妻子就从菜市场回家了,她眼角红红的,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她终于委屈地哭了起来:“他们说,这次盐车被扣是三哥举报的……”

“谁说的?”

“菜市场里都这么说!”

我劝妻子说这都是捕风捉影的谣言,有些人别有用心,想故意挑拨我们两家的关系。其实,这个传言早就到我耳朵里了,而且说得有根有据。可我不能怀疑三哥,我们虽然是表亲,但在同一战线上合伙那么久,分开便互相猜忌,实在令人不齿。

谣言越传越神,妻子和三嫂在同一个市场里卖菜,抬头不见低头见,她们见面时的那种尴尬,旁人看了都难受。而且她俩背后还有两个老太太——我岳母和老闫太太,她们在菜市场里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甚至干仗。我到菜市场,看见其他菜贩子的眼光,都觉得里面有鄙视和幸灾乐祸。

亲情在无端猜忌中渐行渐远,信任更在委屈与怨恨中碎成了瓦砾。眼看这条路就快走不下去了,我感到纠结又迷茫:三哥退一步,大可以回原单位上班,而我出身农村,为了生存来到霍林郭勒,以后该怎么办?

7

没有了卷烟与私盐的行程显得平淡而无聊,经过一个个检查站,我的心不再狂跳。

1998年1月,眼看着年关将近,我那颗躁动的心又被唤醒,在与商店老板郑重商谈一番后,我准备再次冒险,也是我走私生涯里的最后一次“赌博”。

这一次,我去彰武装了100件卷烟,又在通辽市啤酒厂装了200件啤酒。车厢蒙上棉被与苫布,没有其他伪装,直接开往霍林郭勒。

沿途没有检查站拦截我的车辆,一路顺利翻过阿拉坦大坝到达小坝。下去小坝的陡坡,就是霍林郭勒桥头检查站,这是304线最后一道关卡。

那天晚上9点,我的货车孤独地停靠在坝顶公路上,两边的绝壁刀劈般地向上延伸,没有月亮,星星也都藏了起来。朔风夹杂着雪粒扑打在车窗上,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按约定,此时妻子应该从家出来打车到坝底的检查站查看虚实,回家后再把情况发送到我的汉显BB机上。接不到信息,我和司机只能在公路上等。

那天,妻子确实打了一辆面包车接近检查站,可是严重的晕车反应已经让她神情恍惚,她远远地看见几个人正从一辆解放客货两用车上往检查站搬东西,烟草公司草绿色的吉普车并不在现场,再加上拦截车辆的铁杆也没有放下,她觉得一切正常。

但妻子不知道,这时的烟草公司刚刚转制,领导是从上级烟草公司调来的,稽查队员是新轮换的,绿吉普也变成了解放客货车。

妻子让面包车继续前进——因为有时候烟草公司的人也会到小坝底下蹲守。面包车一直开到坝底的土路上仍没有发现异常,再往上爬5公里慢坡就是我所在的坝顶了,然而再颠簸一会儿,妻子恐怕就要吐在车里了,她赶紧让面包车司机原路返回。

当面包车风驰电掣经过检查站时,等在这里的烟草公司的人正不慌不忙地放下手里的麻将,看车子跑过去了才发现拦截的铁杆忘记放下了,一群人赶紧追——他们将面包车当成走私的货车了。

面包车顺利开到市区,妻子到家的时候已经被晕车折磨迷糊了。本来,她进屋的第一件事应该是用座机给我的汉显BB机发“可以通过”,但她一头扎在被垛上昏睡了过去。

我已经在坝顶等得不耐烦了,烟箱上的啤酒经不住低温侵袭,再等下去怕是要全部冻爆裂。我和司机商量了一下,决定冒险下山。当我们提心吊胆经过检查站时,发现拦车的铁杆昂首向天,屋里一个人也没有。

烟草公司的车一直追到市郊才发现前面的面包车不是自己的目标,懊恼之余赶紧掉头,准备返回检查站继续堵我。此时,我们的货车也开到了市郊,不知情的我还在怕他们从后面追来,就让司机拐进一条岔路,沿矿山公路回市区。

这条公路是矿山专用的,不许社会车辆通行,可对于我来说,此时违章罚款、扣证之类的损失都可以忽略不记。

可能正是这个决定,使我避免和烟草公司的解放客货迎面相遇。

回家卸完烟,我如释重负,啤酒就放在车上,爱冻啥样就冻啥样吧!天蒙蒙亮,我被叫醒:“快起来,有人围住咱的车,好像是烟草公司的。”

货车就停在窗外,苫布和棉布已经被解开,车厢里除了被冻爆的啤酒,什么都没有。

“要不进屋暖和暖和?”我说。

“不用了。”烟草公司开解放客货的司机是熟人了,问我是从哪儿绕回来的,“我们堵了你一宿。”

“国道304线啊,还有别的路吗?”

司机跟我聊了半天,说了昨天发生的事。送走了烟草局的人,我和妻子仔细分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最后得出结论:能躲过这一劫,七分靠运气。

好运不可能永远伴随我。国家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终究是死路一条。1998年夏天一场大水过后,我就卖掉了自己的货车,开了一家货站为新老司机配货。到了年末,我正式退出了过往的圈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后记

1998年,三哥也金盆洗手了,他买了台大挂车跑运输,挣了钱又买了1台钩机挖土方。

最近几年土建工程锐减,工程款一分也算不出来,三哥买第2台钩机时背负的巨额贷款每月都要还。差一分钟不到账,机器立马就停。此外,钩机和翻斗车司机堵到他被窝里要账,他借高利贷还不起,对方扬言要去法院起诉……

山穷水尽的三哥最后找到了我,我俩一边喝酒一边回忆起当年。我们曾一起经历贫穷、收获、风雨、谣言,但是我坚信,我们谁也没有举报过谁。

我没有现金,就把自己的房产证给三哥拿去信用社贷款,这是我能为他提供的最大限度的帮助。一如当年不管是白天黑夜,不管是寒天酷暑,每次蔬菜卸车,大姑夫和三哥都会赶来菜市场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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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未择之路》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