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要回矿难赔偿的

田德康坐在院坝里，戴着墨镜。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特地摘掉墨镜，让我们看他的眼睛，可我看不到——在他脸上本该是眼睛的地方，纠结着两团丑陋的肉疙瘩。

田德康又扬了扬只剩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左手，接着晃了晃右胳膊——没有右手，只有一节空荡荡的衣袖在风中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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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上旬，陶律师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位当事人因矿难双目失明、双手残疾，虽然赢了官司，但法院却迟迟不执行。当时，我正在水城电视台担任深度调查新闻记者，决定立刻去见一见。

在坐满人的院坝里，富裕县楼阴村村民田德康被围在中间，听说我们到了，立马站起来热情招呼：“李主任好！”然后用三根指头把判决书，赔偿协议等一叠资料递给我。他满脸堆笑，点头哈腰，看上去一副弱势谦卑的模样。

富裕县人打交道，爱给有求之人封官，田德康一见面就叫我“主任”，刚开始，我还一本正经地纠正，“我不是主任，只是记者”。他表面答应，转身又开口叫“李主任”。后来我也懒得吭声，久而久之也就惯了。寒暄了几句，我请他简要介绍下情况。

田德康说话嗑嗑巴巴，有点语无伦次，我勉强听了大概，他的遭遇着实不幸。我叫他等我电话，我得回去汇报了之后，才能决定——我知道他抛给我的不是橄榄枝，而是个烫手山芋——县法院岂能允许我们随便用镜头对准？

在回城的车上，我和搭档小苏都觉得田德康的遭遇值得报道，但能否顺利推出，两人心里都没有底。毕竟所谓曝光，都是“半夜吃桃子，按到粑的捏”，以往顶多是村官、乡镇的头头脑脑中枪而已。打法院的主意，在水城这个小地方还没有先例。

更何况，法院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搞定电视台。比如，拿几个红包，请几个记者和台领导吃顿饭，节目就被和谐了，这是来软的；还可以来硬的，给宣传部汇报说事关维稳，宣传部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一个电话就把节目毙了；当然，还可以耍赖，拒不接受采访。公检法是享有法外治权的强势团体，可以拒绝采访。除非我们拿到他们政治部的批示——政治部岂会同意曝光自己系统的下属单位？好笑。

小苏也一个劲儿地叫我放弃，“弄个十天半月，到头来还不是白求恩的兄弟一一白球干。”

回单位给制片人汇报，制片人也认为这个选题挺好。

无论是事件的矛盾性还是社会性，都很有意义。他便责成我们仔细筹划、深入采访，尽可能多地挖掘、梳理出足够详细的材料。至于是否会遇到阻力，制片人说先不管，到时他会见招拆招，“你们就见子打子，多动脑筋，相机行事吧。”

有了领导的支持，我信心大增，连夜草拟了采访计划，决定第二天再去一趟。考虑到领导要求采访后先交报道提纲、无需摄影，又一直被小苏说是“白求恩兄弟”，我前往楼阴村没带同事，同行的只有司机小涂。

这一次赶到时，田德康正坐在院坝里发呆，没想到我会这么快再来，他显得十分兴奋，站起来大声吩咐母亲、老婆端茶倒水，递烟让坐，嘴里“李主任、李主任”叫个不停。我扶他坐下，开门见山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矿难是怎样发生的？

第二，为什么矿难发生时不打官司，隔了好多年才打？我希望他如实回答，越详细越好。

也许是没有村民围观，也许是熟悉了，这一次田德康说话思路清晰，叙述很清楚。

他告诉我，自己小舅子陈宗贵的煤窑在太原市兰柳庄镇古渠道村，那里煤层浅、煤质好，夏天经常自燃，冬天用烟头就能点燃，质优价高，还好卖。唯一的缺点就是采煤比较危险，瓦斯在井下弥漫，一不注意就会迸出火星点燃煤炭。当矿井下的瓦斯累积到某个临界点，就会引起爆炸。他们就是这样出事的……

2

“1998年4月30日下午，我在土豆地里转悠，心情很好。”田德康说，在那片土豆地上，分布着几十家小煤窑，陈宗贵的西沙河煤窑在土豆地偏西的边上。“（在此之前），我在这里已经干了4年，从每天8元的小工，到每天40的采煤工，收入节节攀升，存款突破2万。那时候我就想，土豆快熟了，叶片都泛黄了。土豆收获后，这里某个小煤窑，就是我田某人的了。因为再隔1个月，我和我哥哥就当老板了，就躲过这一劫了，真是命不由人啊！”

将近下午4点，田德康和哥哥田德辉及师兄易运良三人一组下了井。哥哥就在离他3米远的煤壁上钻眼打洞，放炸药，等下班后再进行爆破。田德康和易运良则负责采煤。大概过了半小时，田德康突然感觉自己浑身发麻、双手颤抖，下意识地大喊：“哥哥，电麻到我了！”话音刚落，他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随即便倒地人事不省了。

“三天三夜过后，我从昏迷中醒过来，慢慢恢复了知觉，感到十分怪异，我咋子看不见？有啥子东西蒙住我的眼睛。我伸出右手去摸，右手呢？天哪！我的右手呢？又用左手去摸，咋子少了些指头哟！”

“坐在病床上我就喊，‘我在哪里？我咋子了啊！’然后就听见有人说话，‘弟弟，你醒了！我去叫医生。’我听出是哥哥，可他叫医生干啥子？我问他，‘快告诉我，我到底咋子了！’我哥也不吭声。我急了，双脚乱蹬，左手乱抓，身子也在床上滚来滚去，‘再不说，我骂人了，摔东西了，滚下床哈！’见我这样，我哥才说，‘那天下午，瓦斯爆炸，你和易运良都受了伤。’我又问我哥，‘我眼睛咋子看不见了？’哥哥不作声，我就知道大事不妙，双眼失明！双手残疾！真是万念俱灰啊，内心的沮丧和绝望无法形容，就歇斯底里地大叫，我的老天爷呀……”

田德康讲得很细，我们刚在院坝里坐下的时候，阳光正暖暖地照在院坝中央，现在已经移到院子角落了。他的母亲和老婆轮番来倒茶冲水，递烟点火，很热情，哥哥田德辉在厨房里忙碌，又是磨豆花，又是杀鸡。我认真地记录着，司机小涂也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

“后来，哥哥告诉我，瓦斯恰好在我和易运良中间爆炸，他隔得远才没受伤。我和易师兄就惨了，当然，他更幸运，只弄断了一只手，弄瞎了一只眼睛。哥哥就和其他工友用两床棉絮裹住我和易运良，放在三轮车上往医院送。”

田德康在医院住了26天，基本痊愈了，“医生说的，除了手杆断，眼睛瞎，我基本上算个健康人，可以出院了”。

出院后，田德康又返回了矿上，经多次协商后达成了赔偿协议——陈宗贵每月支付田德康1000元生活费，并写下赔偿5万元的欠条一张。

“1只手，3根指头和一双眼睛才值5万，我当时很不服气。可毕竟是舅子，再说，这次矿难，他出了大血，经济困难是肯定的。临别时，他就又拿出650元，叫他妹妹和我哥送我回老家养伤，还说了一句，‘老弟，对不住你了。’我看不见他的脸色，但听得出他的声音带着哭腔的。”

田德康越讲越伤感，我也一时沉浸其中。转眼正午就过了，小涂提醒我该走了，可采访没结束，我让田德辉捡重要的讲，他还真三言两语就说完了。看来也只能再打电话补充一些细节了，我这么想着，就站起来准备告辞。

田德康一看我们要走，坚决不准，说一定要吃了饭再走，又大声嚷嚷，叫人来拉。也就是转身间，一家人“呼”地从厨房和客厅里跑出来，拽住我和小涂就往堂屋里去。但我们还是坚决请辞——并不是因为有多“廉洁”，而是当时的我也不知道节目能否出来，万一哪里卡了壳，最终也没能帮到忙，岂不是成了骗吃骗喝？

我们生拉活扯好不容易走脱，哥哥田德辉追上来非要送，因为他们家不通公路，到停车的地方还要步行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见缝插针，叫他讲讲田德康后来卖唱和打官司的事。

3

“说来我兄弟的确算个健康人。”田德辉口齿清楚，说话不慢不疾，很有条理。在他看来，自己的弟弟除了两眼一抺黑，左手少两根指头，右手一个袖子晃悠外，和正常人也没啥不同。既然一样，就得吃喝拉撒。家里还有老婆，还有7个月大的儿子，三个人的生活必须靠他，“他是男人，尽管残疾了”。

当初，兄弟俩回家一晃2个月过去了，陈宗贵说好的每月1000块生活费却一直分文不给，田德辉去问，对方就老说困难，还说出了事后，安监局把他们罚惨了，“我兄弟就有些慌了，虽说还有些积蓄，但不能坐吃山空啊！”

一天，母亲早早安排田德康老婆带着孩子外出，把两兄弟叫到一起，坐下来商量往后该怎么讨生活。

“我说叫陈宗贵还钱噻，不还就打官司。可母亲却死活不同意，说是一家人，这样做不仁不义。可具体能做什么，母亲也没有主意，半晌才说，干脆去算命。”

瞎子算命，倒是合适，但田德康却觉得自己太年轻，算命都是老先生，还是技术活，自己一窍不通，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谁信？

“我母亲又说，实在没办法，就去讨口。我就跟着附和，‘对对对，瞎子，残疾人，哪个不同情？’可我兄弟还是不肯，说什么‘别人能赏多少？一角两角，一块两块，渣渣！’过了好一阵，兄弟才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有了，流浪卖唱！’”

田德辉说，听弟弟这么一说，自己赶忙夸他歌唱得好，卖唱有技术含量，比纯讨口强多了。母亲听了也跟着说好，一家人这就算是统一了意见。

为了“拉生意”，田德辉还拿来纸笔，夸大其辞地写了一封求助信，内容无非就是——矿难弄断双手，弄瞎双眼，黑心矿主不赔钱，老婆嫌弃离婚，家有80岁老母和刚出世婴儿，等等。又找来一块木板，将求助信贴上，怕雨淋，还用塑料薄膜覆盖。准备妥当后，又问母亲要了2000元，买一个二手话筒和一个二手音箱。

从此，田德康的卖唱生涯就开始了。

秋冬时节，我和小涂小心地跟着田德辉，走在狭窄的田埂上。四下里一片荒芜，大家都走得很慢，几乎是一步一挪了。

“我兄弟那时候在水城近百个乡镇表演，一天唱十多首歌，收入几大百！如果不是唱坏了嗓子，他会一直唱下去，也不会去打啥子狗日的官司。”

那时候，田德辉每天都会背着音箱，左手拿着话筒，右手牵着弟弟，出现在琵琶场、王井场、邓关场……哪个乡镇赶集，他就在哪个乡镇卖唱。“那时，他的嗓子可好，声音洪亮，吐词清楚，旋律又拿捏到位。每唱完两首歌，就用普通话痛说一遍自己的悲惨遭遇，惹得村民唏嘘一片。”

在集市上，田德康用左手三根指头抓住话筒，一首接一首地唱着《流浪歌》《走天涯》《妈妈》，每一首都让村民掌声不断，稍一停歇，就有人狂呼大喊，一边喊一边往破盆子里扔钱。“当然，多数是小钞，1角2角，1块2块，5块10块，偶尔也出现过几次黄克猫（50元老钞，呈黄色，像黄蛙，川南一带有此称），青克猫（100元老钞，颜色像青蛙）一直没有现身。”

直到1999年12月30日的上午，兄弟俩终于在王井场、他们的第89场“演唱会”上见到了第一张“青克猫”。那天，一个农村少妇一直很投入地听田德康唱歌，边听边不停地抹眼泪，然后，慢慢走进场子中心，往盆子里放了一张皱巴巴的青克猫。散场了她也不走，又上前帮着他俩收拾东西、清理零钞，“我就俯在兄弟耳边说这个女的对他有意思。他还不信，说一个一级残，还有人看得起？”

第二天，兄弟俩到了不远的邓关场集市，少妇又来了，散场后又帮着收拾。田德康就问她愿不愿意帮忙，每月500元，少妇一口就答应了。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到了停车地点。我叫小涂别着急发动车，等田德辉说完。

“于是，我让位，再往后背音箱和牵兄弟的任务由这个女人代替。从此，这个女人就一直照顾我兄弟，就是先前给你们端茶倒水的罗姐。”

卖唱没过两年，田德康就唱坏了嗓子，断了经济来源，陈宗贵的妹子便和他离了婚。等田德康委托陶律师一纸诉状将陈宗贵告上法庭，已是2005年的事了。

官司第二年初就赢了，富裕县法院判处陈宗贵赔偿171802元。陈宗贵不服，上诉到水城中院，中院维持原判。

“我当时还想呢，这哈对了，拿到这笔赔偿，再做点小生意，兄弟一家人的生活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后来才知道，我们太天真，判决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离执行还有十万八千里！”

尽管已是终审判决，但法院并没有执行，田德康去法院找了很多次，法官总说办案经费紧张，叫田德康垫付5000旅差费。彼时，田德康唱坏了嗓子，不仅没了收入，看嗓子又花了不少钱，存款都要没了，每月只能靠百来块的低保费生活，即使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法官还叫兄弟先打头阵，去太原踩点，等锁定了陈宗贵的位置后，再通知法官去逮人。叫一个瞎子去山西摸底，亏他狗日的法官想得出来，差点活活气死老子……”

再往后，田德辉就只剩下抱怨了。

4

与田德辉分开，下午，我在单位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田德康，详细询问了一些细节。一个打给陶律师，从侧面印证田德康所说是否属实。陶律师倒是大包大揽地叫我放心，说他的当事人说的都是真的，夸大的只有一处——田德康的歌其实唱得并不好，他是先在家用DVD苦练了几个月，才赶鸭子上架的。

接下来，我整理了采访笔记，看了会判决书，然后开始写报道提纲。写好后，我仔细看了两遍，感到意犹未尽，总觉得缺少了啥。思考良久，又提笔写了几条后续采访的注意事项：第一，低调进行，高度保密，打枪的不要；第二，将一些外围采访场景跨县作业，防止泄密；第三，使用骄兵之计，不暴露采访的真实意图，虚虚实实，曲线达到目的。

临近下班时，我将报道提纲交给制片人。制片人看后，责成我抓紧实施，尽快进入采访流程。

此后的一周多，我和同事组成的采访三人组频频越过富裕县，在邻近的泸县先虚拟拍摄了一些当地生活和家庭的外景，配上几段田德康的同期声，又找了一些场镇，完成了田德康唱歌卖艺的情景再现。

在泸县，罗姐一路搀扶着田德康。田德康给我们介绍说，罗姐的父母死得早，由姐姐养大，结了婚又离了，很不幸。两个不幸的人是很容易走拢的，所以，他俩在卖唱途中终于擦出了火花，产生了爱情——这个略有些俗套的爱情故事，真实发生在眼前，又显得如此珍贵。

而所有相依相伴的美好，还是止步在“法院拒不执行”的问题上。

在采访过程中，一直旁观的司机小涂突发奇想，问田德康有没有想过把判决书“卖”了。田德康当即同意，我也没多想，就默认了。笫二天，田德康就拿着判决书复印件和哥哥田德辉写得歪歪扭扭的求助信，在泸县车站摆起了地摊：“卖判决书啰！相因（便宜）卖！相因卖！”一时引得不少旅客驻足围观，有人还嚷嚷，这年头就是怪，啥子都可以卖，有个旅客还问：“咋子卖？”

田德康答：“17万多，只卖15万，一口价。法院执行回来了，你就赚2万多！”那人听了直摇头，说法院执行回来，猴年马月哟。我们在旁边，赶快举着摄像机跟着全拍了下来。

后来再回想，也正是这一缺乏新闻伦理的致命缺陷，在后来给自己惹来了不少麻烦，还险些挨处分、被撤职。但也就是如此一笔，成了压垮富裕县法院的最后一根稻草。

采访富裕县法院黄院长是一个下午。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小苏那天忽然有急事没法拍摄，而我是文字记者，实在鼓捣不来摄像机，只有司机小涂硬着头皮顶上了。小涂只能现学现卖，一学就会，一用就忘，采访中间卡了好多次壳。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老卡壳，让黄院长有些失去警惕，当然，此前我也只是说，自己这次的采访主题是富裕县“好讼”——富裕县自古名人辈出，爱打官司也算是当地的文化传统了——大概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黄院长大谈了十几分钟，从宋朝建郡县一直谈到改革开放，我连连夸他知识渊博。见他正得意，我便装作随意地问了两个问题，“富裕县楼阴村村民田德康的这个案子，他反映的事情是否属实？法院准备好久执行这个案子，有没有时间表？”

黄院长还沉浸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喜悦中，没有任何戒备地回答，田德康所说的基本是事实，但他强调，法院执行难和办案经费紧张是一种客观存在。下来，法院会研究如何执行，至于何时执行到位，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第二天，我们如法炮制，以低姿态请教式地，就“是否可以买卖判决书”这一主题采访了水城市司法局办公室余主任。余主任也没有半点警觉地回应说，法院的判决书作为当事人的一种权益，原则上可以转让和买卖的，只要法无禁止就可以。

至此，采访就算是全部完成了。

5

节目是当年11月下旬播出，20分钟。那时的电视台还是主流媒体，我们的节目一时影响很大，尤其是一些输了官司或者赢了官司、但还没有得到执行的市民，更是专门致电、写信，感谢记者能为他们出了一口气。

可播出一周不到，麻烦就来了。

一天，我被制片人叫到办公室。他先是用狐疑的目光注视了我好一会，然后才说，关于田德康的节目，“有人怀疑卖判决书是有人策划的，上面要彻查”。这事关新闻伦理和虛假新闻，被下岗、撤职，甚至开除都有可能，叫我务必高度重视，有所准备。

我吓了一跳，给制片人说了两句感谢提醒的话后，忙告辞出来，立即告知了田德康。两天后，田德康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富裕县法院真去他家调查了，问他是谁教他卖判决书的，还说：“你一个瞎子咋子知道卖判决书？”田德康说，自己据理力争，坚持说是自己去卖的，“我就说，眼睛瞎了，心没瞎，不像有些人，眼睛没瞎，心瞎了！我是从收音机讲的故事里得到启发后，才去卖的！”我这才暂且松了一口气。

之后，我又担惊受怕了几天，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制片人忽然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赶到市政法委大院，政法委洪书记正在召集全市公检法系统和宣传系统开会，专题研究我们的报道问题。我吓得一阵尿急，猴急地赶到政法委楼下，电话又响了。还是制片人，“你別上来了，赶快走，以免节外生枝。我们给洪书记解释清楚了，又郑重做了承诺，你走吧，没事了。”

我悬起的心才缓缓落下。

听说，洪书记在会上一度大发雷霆，认为记者涉嫌策划、制造虚假新闻，故意羞辱法院，明显是跟公检法过不去。后来，经过宣传部负责人和电视台台长的反复解释，洪书记也因为拿不到记者策划卖判决书的真凭实据，心里没底，才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于是，洪书记又把一腔怒火烧向富裕县法院，在会上左一句、右一句骂了10多分钟。末了还要求法院立即启动执行田德康赔偿一案，并限期执行到位。否则就摘帽子走人。

撺掇当事人卖判决书，以现在的认知来看，我们的做法的确欠妥。虽然达到了目的，但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宜提倡的。

但在这个小城，主流媒体拿法院开刀，却没有之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管是当年还是当下，法院判决容易执行难，的确是没法避免的问题。我不敢说，如果媒体不介入，这个案子要多少年才能够执行到位。更不敢说，是记者的参与才缩短了案件的执行时间。我只敢说个结果——从我们介入，到洪书记发话，再到县法院执行完毕，仅仅用了3个月。

2007年2月19日，田德康在电话那头欣喜异常：“李主任，我的赔偿金全部执行回来了！一共171802元！谢谢你哈，李主任。”看来，田德康以后更不会改口了。

天佑当事人田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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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