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砍了“强奸犯”父亲一刀

2020-07-03 09:44:47
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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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在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就职,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心理治疗。 “做一个正常人”,是这里每一个病人的努力方向,患者是在接受治疗,也是在努力获得家庭、社会的认可,寻找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我们,一言一行可能都会是某个患者眼里的火烛,或是阴雨。 我也想将自己听到和见到的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愿意看这些故事的朋友,能看到如此平常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知冷知热,会哭会笑,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这就是我想讲这些故事的初衷。

1

2016年,我刚从学校来到精神专科的心理门诊实习。在一次教学旁听里,我认识了第一次来心理门诊寻求帮助的果子姐,那时她也才刚工作不久。

“我就是受不了,一刻都不行!”果子姐五官几乎挤到了一起,“只要有一点乱,我就要发疯。”

果子姐说,自己对床铺的整洁有“发疯一般的要求”。无论是谁——包括她自己——只要“沾染”到一点她的床,她就必须把所有的用品扔到盆里,“一寸一寸”地搓。为此,果子姐经常跟“无端出入自己房间”的家人剧烈争吵。

发展到后来,只要她自己不在家,便会时时刻刻担忧着床铺的“安全”。一旦回到家后,不论是否有人真的碰过她的床,果子姐都要把所有的东西洗一遍。

老师问:“家人有没有跟你稍稍提过,这样会影响他们?”

“谁叫他们碰我的床!”果子姐眼神发横,而后又小心翼翼收起嗓门,“我真不想这样……你是医生,求求你给一个办法吧。”果子姐拿左手作刀状,在右手臂上狠狠一砍,眼珠要瞪出眼眶:“我都想把自己的手剁了!”

强迫症,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精神问题,以反复出现的强迫观念、强迫冲动或强迫行为等为主要表现。多数患者认为这些观念和行为不必要或不正常,但无法摆脱,为此深感苦恼。一般来说,在经过了几次谈话后,心理治疗师与来访者建立了比较牢靠的关系,多多少少会挖掘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治疗也就有了方向。

但果子姐有些不一样,在与老师的数次谈话里,她只是翻来覆去地描述自己的症状,如何痛苦。当老师问她类似关于“缘由”的话题,“你小时候,有没有跟‘床’有关的、印象深刻的经历?平时跟父母有谈过吗?”果子姐就即刻住了嘴。若是老师连续提问,她便双手捂着肚子,低下头左右摆动,嘴里“呜呜”地哼,仿佛难受至极,不再交谈。

经过四五次交流,仍旧毫无进展,老师最后只好给她建议——要么去尝试一下精神科,做个精神检查;要么找个自己信得过的治疗师,尝试一下催眠。

“催眠?”果子姐拔起头,声调有些扬起,“电视里催眠师都坏得很,什么事都能问出来,不行,绝对不行。”

“那就到住院部看看精神科医生,或许会好点。”

果子姐身子猛地窜直,调门直上八度:“我又不是精神病!看什么精神科!”

果子姐没说错,她的情况确实没必要看精神科。老师本是想“吓唬”一下她,看能否“套出”点对治疗有益的话出来,没想到果子姐完全不吃这套。谈话时间到了,老师把果子姐送出门后,压低嗓子说:“这回脸算是丢完了,下回换其他人接吧,我处理不了。”

果子姐再也没来过。毕业后,我留在医院成了一名治疗师,定岗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见过她。只是偶尔听老师提起,说医院里的治疗师她都试了个遍,“没有头绪,只会说自己好难受”。最后,老师“自我总结”道,“这样束手无策的也不是没碰到过,习惯就好。”

2

2018年年底,南方大部分地区还紧紧攥着秋季的尾巴。每到季节变换,入院的人总会增多。某日,住院部的卢医生开了份医嘱,要求康复科派一位治疗师,给她的一位患者做心理干预。

我是治疗师,而患者正是果子姐。

在了解了果子姐现下的基本情况后,我拟了一份计划书——初期稳定情绪,配合缓解病情,再以锻炼某个具体能力为中期目标,以成长为最终目标。卢医生扫了一眼计划书,“你先去看看吧,先照这样做着。”

果子姐的床位在病房的靠里一侧,由一道铁闸门与其他的病人隔开,铁杆的缝隙被厚厚的透明亚克力板封住。远远看过去,果子姐并不在床上,而是躺在一侧的地上。

一条暗灰色绒裤、一件嫩黄色外套、一个白色方形小枕头,平铺在地上,摆成了一个人形。她整个人都严丝合缝地贴着衣物的边躺着,悄无声息。我越靠越近,稍稍放缓了脚步。她的四肢明显有了些细微的颤抖,腹部起伏的频率渐显杂乱,看起来就像一个演技拙劣的演员,正“兢兢业业”地扮一具尸体。

护士耸耸肩膀与我无奈地对视了一下。

“果子姐,睁眼看看,还记得我吗?”我蹲下来,轻轻地问了一声。她毫无反应,眼睑细密地抖动。我把声音放得更柔和,“先起来好不好,就跟你说几句话。”

果子姐的眼睑抖得更狠了,口鼻随着用力而翕动,像是要彻底封住自己的五官,两只手掌绷成反弧形,紧紧夹贴着裤腿。我再欲说话,护士把住了我的肩膀,摇摇头。我明白她的意思,看样子,果子姐是不打算与我交流了。

我无奈地站起身,准备跟护士离开,转身看到果子姐的床铺,的确是赏心悦目般的整齐——蓝白条纹的床单,像是平铺在水平的桌面上,花纹绷得笔直。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要不要故意把床搞乱,看能不能“激活”她?

这种做法定然是不合时宜,但当时我的想法是:果子姐来住院,目的是治疗。无论如何,先让她跟我有个“确切的”接触,试试能否了解到她现在的大致情况。退一步说,现在她身处医院,护士医生治疗师都在,发生情况也能及时处理。

想到这里,我手腕一抖,故意把夹着治疗书的夹板甩到了床边。“啪!”整齐的床单,瞬间压起一个气包,垂出床边的床单微微鼓荡,扬起躺在下面的果子姐几丝头发。那片“刺眼”的凌乱,仿佛是一杆撬棍,缓慢而有力地撑开她的眼皮,看看我们,又看看床铺,果子姐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越来越丰富。

“哎呀,你们!”果子姐双掌砸地,抖腰瞬间坐起身,“你们搞我的床干嘛呀!”

我拦住要上前的护士。方才还如雕像的果子姐,此时却像只蹦来蹦去捡果子的松鼠,麻利地拆下被套枕、床单,双手飞快地将其呼拉成一团,抱于胸前。

“开门,开门,快打开门,”果子姐跑到隔离门旁,“咚咚咚”地拿手肘戳门板,向着护士嘶喊,“我要拿洗衣粉!”

“你有病吗?!”护士气呼呼地瞪着我,一把推开我,赶忙走上前去环住果子姐,低头与她微语,试图安抚。我局促在原地,不知该如何自处,强撑着红脸,想找个空隙插几句嘴解释,但果子姐一直在护士的怀里,左右不安地扭动、闪躲。我不断质问自己,是不是做了件蠢事。

看着果子姐的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我心里才安稳了一些,赶紧捡起夹板,从病区另一侧的小门逃了出去。

一连几日,我都不敢到病房去,但果子姐的治疗计划摆在那里,不去也不行。第五天,我揣着新打印的计划书,又去找卢医生。见到我,她抓了抓头发苦笑了一声。

“计划书里没这一出吧?”她半靠走廊,右手打着响指,向我发问,“怎么,上来就给她搞系统脱敏?”(编者注:当患者面前出现焦虑和恐惧刺激的同时,施加与焦虑和恐惧相对立的刺激,从而使患者逐渐消除焦虑与恐惧,不再对有害的刺激发生敏感而产生病理性反应。

我挠着额头,尴尬地咧着嘴巴笑。她完全识破了我当时的小聪明,表情严肃,“以后不要这么干了,我的意见很明白,只需要治疗师协助缓解她的情绪。”

我低头搓着手指没答话。

“唉……”卢医生叹了口气,靠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认识她,之前她只是强迫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成这样了,我想试试,能不能……”

“能不能什么?”卢医生打断了我,“做你该做的事,懂吗?她没有家属吗?由着你胡来?!记住,治疗治疗,先治,后疗愈。我知道你没坏心,但现在最主要的是先把病情稳住。要帮她也要等到后面有了妥善的办法。个个治疗师像你这样,那不是在帮倒忙吗?”

我头如捣蒜,嘴巴里不停地“嗯嗯”,卢医生的表情这才缓和了下来,压低嗓子:“你自己不想想,她为什么会单独隔离住在一楼?”我反应过来,一般被安排在底楼的病人,大多有过伤人、自伤的行为或者倾向,其中少部分还牵扯到违法问题。

“她是急性精神障碍,发病的时候捅了她爸一刀,是警察押过来的。”卢医生嗓子暗暗用力,“你就不怕把她激起来,你自己出点什么事?划得来?”

看我一脸惊恐,卢医生拍了拍我肩膀,回身进了办公室。

我明白,不论果子姐之前是什么病,现下就是一个因为伤人被关在精神科隔离病区的精神病患者,我的首要责任是协助医生,稳定她在治疗期间的情绪,杜绝各种不良情况发生。只是,那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四处冲撞:“她怎么就成了这样?”

之前只是一个“忍受不了床铺杂乱”的强迫症,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个伤人的精神病患者?这其中的缘由,会不会才是能帮到她的关键。

3

第二天再进病房,果子姐不再扮“尸体”了,她靠着墙坐在小枕头上,望着透开一条缝的窗外。我谨遵着卢医生的话,没有再试图“深挖”有关果子姐“变化的缘由”。往后几日,我都拿着瑜伽垫,每天带她做做肢体放松。偶尔我也和她聊些八卦闲话,对此,果子姐并不抵触,反而异常健谈。

“你吃过庐山的茶饼吗,很好吃!广东纸包鸡,知道吗,肉食才是茶点的灵魂……”果子姐说自己曾做过导游,国内“无有不至”,各地小吃、风俗都能说出个一二来。我没去过她说的“此生必去”的地方,只是耐心地配合着她。

“嘿哟,真的?”

“嚯!有机会要去试试才行!”

某次闲聊,果子姐非常高兴,一直在主动与我找话题。我暗自评估着,按照她这样的表现,应该算是达到临床上“情绪稳定,对答切题”的标准了。我笑着跟她说:“看你这么开心,我也开心,等出院了跟爸妈多出去走走看看,都会好的。”

果子姐的笑声忽然止住,咧开的嘴巴慢慢合上,上下牙渐渐咬紧,脸颊的槟榔角鼓出三道棱。隔离门外一直在传出其他患者的声音,映衬着我俩的沉默,这让果子姐突然而至的情绪转换更显得“可怖”。我暗自憋了一口气,不敢呼出声——我可能说错话了。

我快速整理好情绪,“我们聊聊别的……”

果子姐猛烈地对我挥了两下手,如同驱赶恼人的牛虻虫一般。然后又把外套脱下来,平铺在地上,闭着眼睛躺上去,边发出费力而恼怒的喘气声,边拿手扯着四处的边角,似乎是期望想让衣物和身子更贴合一些。我不禁想起第一次在病房里见她的样子,也是这般,只是这次她明显带着对我的怒气。

我手足无措,不明白如何触怒了她,只好又默默“逃”出去。

卢医生说,从临床上看,果子姐回家后只要按部就班地服药,定时复查,也不是不能过“正常人生活”。但果子姐坚决不愿意出院,更拒绝家属的探访。

“跟仇人似的,面都不愿意见。她家里也不表态,说就让她在这里住着,什么时候愿意回去什么时候再说。”卢医生也很无奈。果子姐已经住了快一个月,按规定是要清一次住院费。考虑到果子姐情况已经稳定,卢医生便请了她家人过来,商量一下到底是要继续住院,还是出院。

她的父母、妹妹都来了。之前在电话里谈,果子姐父母对接女儿回家这个事一直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卢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希望我能协助向她父母劝说,接果子姐回家。她叮嘱我:“你就劝,该出院就出院吧,这么年轻的姑娘,不能像那些没人管的老病人一样……”

接待室里,果子姐的父亲愁苦地捂着右臂坐在接待室的条凳上,见到我进门,很拘谨地向我点了一下头。他的右臂包着纱布,外层渗透出褐色药液,面积颇大。母亲和妹妹坐在远离父亲的另一个条凳上,眼睛各自看不同的方向,身子紧紧挨在一起。

我简单解释了下果子姐的情况,随即建议家属先把人领出院,有问题再说。

父亲头微微向一侧低开,没有搭话。母亲欠了欠身子,略微哀苦地看向我:“她没有……过得好吧,没有……”

“没有什么没有啊!”父亲忽然吼了一声,吓了我一跳。他如孩子受了冤一般委屈,把受伤的手臂伸到果子姐母亲面前:“我这膀子明明挨了一刀,是假的?”母亲闭上嘴,侧身抱着妹妹。父亲又转向我,语气更为委屈:“你来评评理,做女儿的,拿刀要杀他爸,我哪里还敢让她回去。这个家还要不要了?”

“你乱说!”妹妹忽然从母亲怀里挣脱,跃起身子,指着父亲,“姐姐怎么敢杀人,她明明是怕你,你总对她……”

“滚蛋!”父亲上半身前扑,像只猛虎,瞪着妹妹。继而又把头转向我,哭丧着说:“白眼狼啊!我是她爸,她是我姑娘,我能怎么她!”

看着这位中年人满脸都是“如此这般”的神态,我有些手足无措,只好把目光投向妹妹,她使劲抿住嘴巴,泪聚成细流击在母亲的肩上。母亲紧紧抱着她,如同蜷缩,泪珠缓缓地从眼眶里浸出来。屋子里如同水将烧开前那几秒,让人心焦。忽然,父亲站起身,语气忽然变得蛮横:“不出院,就这样。她也不愿意出,我也不愿意她回。钱我有的是,不差你们。”

说罢,就丢下哀苦的母女二人,头也不回地踏出了接待室。

这场争吵透出的信息太多了,我不知该如何消化,稍微冷静下,只能搜肠刮肚地想了一些“套话”,对果子姐的母亲说:“您老公现在情绪不太稳定,我们先避免冲突。要是您也同意,那就先暂时让女儿住院?”

“医生,我可不可以跟你单独谈谈?”妹妹忽然开了口,母亲扒着她的手,眉眼深蹙有些哀求,但她拍了拍母亲的手,继续说:“我一定要跟你谈谈。”

我能察觉到果子姐的妹妹要跟我说的事,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而且现下我没有染指有关这个事情“真相”的权利。在我犹疑时,卢医生进门,我与她眼神相对征询她意见,她竟微微点了点头。于是,我把妹妹请到了另一间接待室,而卢医生则留在这里,陪着果子姐的母亲。

4

在妹妹的描述里,这个“所谓的”爸爸除了知道赚钱,其他方面“猪狗不如”——“他经常不回家,说家里阴气重,影响他发财。一点小事就发恼,打人,打妈妈,打姐姐,打我。他不就是嫌我妈生不了儿子?”

为了避免这场谈话变成对他父亲的“驳斥会”,我决定稍微引导一下谈话主题,“你姐姐现在的诊断是精神障碍。为了帮助姐姐恢复,你可以跟我说说她以前和现在的区别,比如人际关系、情绪控制,跟以前是不是不太一样,是什么让她发生了变化……”

“就是他!”妹妹眼神冒火,“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强奸犯!”

听到“强奸犯”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蹦出来,我像是被砖头拍了一下后脑勺。我沉默了一会儿,试图先把谈话拉到一个相对平和的氛围中来,“这个话不能随便说,是你亲眼看到,还是姐姐告诉你的?”

涉及到这种事情,现下就不仅仅是果子姐单纯的治疗问题了,一旦妹妹有切实的“说辞”,我就不能再与其继续聊下去——因为这已经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我无权处理,必须上报。

但妹妹似乎夹带着思索的神情,躲避我的眼神,没有回答。

我紧跟着她的“无措”:“也许你没亲眼看过,也没听姐姐说过,只是单纯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太恨了,所以……”

“不是,不是,”妹妹重新看向我,“我是没亲眼看到过,但姐姐亲口告诉过我。”

妹妹眼里的果子姐曾天不怕地不怕,个性极为开朗,“捉青蛙、捉螃蟹,没有她不会的”。但初二那个暑假,本该趁着夏日热情放飞自我的果子姐,却一反常态,成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们从小住在一个房间。以前放假,我醒来她早就不见了。那个暑假,她就抱着一团毯子,要么坐着,要么躺着。妈妈要洗也不给,也不让我碰。”

某天,趁果子姐洗澡时,妹妹去抖动那团毯子,发现里面是姐姐的内衣裤。洗澡回来的果子姐,看到这一幕,愤怒地扑向妹妹,想把东西抢回来。而当时的妹妹,以为姐姐只是小姑娘被戳破“秘密”的愤怒,所以得意地扬起下巴,“我要告诉爸爸妈妈哟,姐姐你不讲卫生,羞死人!”

“我没想到,她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要是以前,她早就扑上来了。”妹妹的愤怒里,渗透出一点悲哀,“她告诉我,如果我说出去,她就会被爸爸打死。”

果子姐这时告诉妹妹,她发现爸爸在偷拿她的内衣裤自慰,而且不止一两次了。我刻意大声地清了一下嗓子,因为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话,“你们有没有跟妈妈说过这个事?”

妹妹叹了口气,低下头:“要是她能早点制止,哪会这样。”的确,从一开始在接待室,再到现在,妹妹仿佛对母亲的感情很复杂。我没有继续追问。

果子姐告诉妹妹,父亲自从没再得到她的内衣裤后,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行为。但一颗恐惧的种子,在果子姐心里埋下了——父亲在她的眼里,成了“臭不可闻的毒虫”。

“有时候爸爸会在亲戚面前夸她,说她懂事、成绩好,但她听到就马上跑开,”妹妹又说道,“我现在才意识到,她心里是多么痛苦挣扎,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跟妹妹的谈话该结束了。她的了解只限于自己对姐姐、父亲的认识,但事实的主人公并不是她。况且,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一直跟一个“外人”倾诉自己家庭的悲惨事,对她来说太残忍。我特意抬手看看手表,对她说:“时间太晚了,我也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会尽力去帮助你姐姐康复。先跟妈妈回去吧。”妹妹脸上划过一丝失望的神情,但还是谢了我一声,起身出门。

事后,我将谈话的内容告诉卢医生。“难怪啊,”卢医生若有所思,“她妈只说自己蠢,害了自己姑娘。”

这次,我不敢像之前一样“恣意妄为”,老老实实向卢医生询问:“那后面,是接着按部就班治疗,还是……?”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就是真有这回事,你能管吗,我能管吗,医院能管吗?我们的责任,是保证患者病情的稳定和康复。”

5

我想了下,果子姐的情况目前比较稳定,但如若直接上去摊出她妹妹向我说的、所谓的“还不确定的事实”,极有可能再激起她的病情。要不要去问,该怎么问?

卢医生给我解释,精神病患者伤人是个常见的事,但果子姐又有些特殊,她伤的是自己的监护人,而凑巧,她与监护人——父亲之间,可能有一段难以启齿的“事实”。如若这段事实一直隐瞒着,现下果子姐的处境就不容乐观,她的治疗与否、住院与否全部取决于监护人。

卢医生让我去尽量把事情问清楚,好让果子姐“不那么被动”。至于卢医生怎么利用这个事实去争取主动权,她没有说。而如何顺利地跟果子姐沟通这个事情,我必须想一个切入点——找一个她既熟悉、又不至于反感、还能顺利地引出我想了解的话题。想来想去,我决定从果子姐强迫症的“源头”入手——床。

天气已冷了,一天,阳光微微透出云层,我又去找果子姐。她还是不愿意睡床,而是坐在一个塑料凳子上,紧贴着窗户边透进来的一片窄窄的阳光。和往常一样,我带着她边拉伸身体,边耐心听她说着各种真真假假的地方志。

运动了10分钟,她已经微微出了点汗。我估摸着她的心情,假装欣赏着她的床铺,“啧,果子姐,你这床铺真是绝了!为什么会这么整齐?”

果子姐鼻孔微张,哼笑一声,有些得意。我又趁热打铁:“你得教教我,我妈总说我的床像猪窝。”

果子姐笑得花枝乱颤,走到床前,双手果断把它掀乱,对我说:“看好喔,我就教一次啊。”

她很仔细地把床单、被子、枕头分成三个区域,一一规整,再拼凑到一起,而后她半蹲在床的侧边,眯着一只眼睛,左右审视,观察床角、被子、枕头是否对齐。最后,再从床头到床尾巡视一遍,像刮奶油一般,把每一个褶皱抚平。这套动作下来,半小时过去了。

这期间,我一直跟着她左右腾挪,不住地点头,等好不容易摆好了,我立即抚掌赞叹:“学到了,学到了,果子姐真厉害啊!”

果子姐叉着腰,牙龈都笑出来了,我见时机已到,略带羡慕地说:“这么整齐的床,睡起来都开心,是不?”

果子姐咧开的嘴角明显有些颤抖,停顿一会,我又问道:“果子姐,这么整齐的床,为什么不睡啊?”果子姐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双手有些无措,但没有出现大的情绪波动。我暗自狠了狠心,凑近一步,“你为什么不碰自己的床,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果子姐摇着头,想哭但又忍住了,回身坐到塑料小凳上。

我意识到自己的提问太过心急,她一时间接受不了,于是蹲下来,凑近她,“果子姐,你说……床?咱们一般拿来干什么呀。”

她扶着膝盖,有些局促。我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她声如蚊吶:“睡觉……”

“对,还有呢?再想想?”

她抬起头,疑惑地盯着我。我提示着:“比如,夫妻呀,男女朋友呀,在床上……”我忽然闭住了嘴。虽然我此时是一个职业身份,但谈到这种事,还是略有些尴尬。

果子姐也低下了头。我又狠了狠心,清晰地问她:“你有男朋友吗?”她微不可闻地点了点头。我立刻提高了语速:“那你跟男朋友在床上的时候,你会惧怕床吗?”

她盯着我的眼睛,不一会又低了下去,眼皮飞快眨动。

她砍了“强奸犯”父亲一刀

“你根本就不是害怕床,”我一字一句地说,“你是怕在床上的一段经历,一段可怕的经历,你其实一直记得。”

果子姐拳头捏得更紧了。其实我心里也很紧张,怕她的情绪波动,我甚至已经假装在调整姿势,实则偷偷把手放在身前——以防意外。但事已至此,我只能添了最后一把火:“我们和你妹妹单独谈过了。”

说完,我紧张地静等着果子姐的反应,但她却并如我预想的“火山爆发”,而是缓慢地放开捏紧的拳头,抚上自己的脸庞,掩盖住的嘴巴,发出像是虚弱的鸟儿鸣啼一般的“呜呜”声,由小变大,最终融成了一片潮尖击岸般的悲鸣。

我没有打断她。她需要这场“正常”的悲伤,如同在挤满水的高压锅底,钻了一个规整的孔,让情绪顺着孔,有序地朝着一个方向安全地流出去。

冬日昼短,窗角的窄光已经偷偷走了,等我注意到,屋子里已经暗得快看不清全貌。我走到门边打开灯,屋子里又明亮了起来。明亮的白炽灯管,晃到了果子姐的眼睛,她双臂往后撑着墙壁,扭着立起身子,走到床边,毫不犹豫地一屁股坐下去。

我在思忖着今天是否该结束谈话,果子姐却先向我提了问:“我妹妹都跟你说了什么。”

我拿起塑料小凳子,坐下来,慢慢把妹妹讲过的话说给她听。自始至终,果子姐都面色平静,如同听着旁人的故事。

“其实……”果子姐打断了我,“他没强奸我。准确地说,是没有成功地强奸我。”

6

那个暑假,果子姐发现父亲的“龌龊事”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妈妈,“但我不知道妈妈是怎么‘警告’爸爸的,反正我和她都挨了打。”

果子姐父亲早年从设计院出来单干,赚了不少钱,其长久以来的“暴怒形象”,还有他经济支柱的身份,让他将这件在他看来“莫须有”的事,硬生生在家里按了下去。

“他还跑到我房间里来,哭得涕泗横流,说自己是因为太爱我这个女儿,求我不要误解他的爱。”果子姐摇着头,耻笑的表情异常明显。

此事后,父亲确实“收敛”很多。但恐惧已在果子姐心里生根发芽,她开始刻意地在一切场合躲避与父亲的接触——肢体、语言甚至眼神,她都将其视为“不能碰的毒疮”。父亲可能意识到自己“不可弥补”的错误,开始用各种方式关心果子姐,辅导功课或者是“大把大把”给零用钱。

“毕竟……哎。”果子姐停了下来,但又没把话说完。

我尽量适当地插了句嘴,“其实,他也用力在弥补,毕竟,你们还是亲父女,会不会其实是你误解了什么。”

果子姐一脸诧异,看向我,“误解?误解?!”而后,她陡然地森严盯着前方,“狗改不了吃屎!”

某个周末,父亲忽然说要带大家去动物园,甚至提前一天把票买了回来。果子姐当时毕竟是个孩子,玩乐的兴奋立刻冲淡了她对父亲的恐惧。父亲把票给果子姐的时候,妹妹正在洗澡,等妹妹回来,果子姐立即直起腰,扬起两张印着狮子老虎图片的门票,炫耀似地向妹妹摇晃。

可妹妹却完全没有理会果子姐,低着头爬上床,在紧靠墙壁的一边盖上被子,缩成一团。果子姐以为妹妹故意做一副哭丧脸和她玩,上前去猛地把被子掀开,却发现妹妹泪水涟涟。“不出我所料,”果子姐拳头又捏紧了,“他就是狗!改不了!妹妹他也没放过。”

原来,妹妹在洗澡时,发现父亲也在对她的内衣裤做一样的“龌龊事”。谈到这里,果子姐停了下来。左右手交握成团,发出“咯咯”声。

我冷静下来,想起以往与其他人谈话经历——不少人在回忆起痛苦的经历时,有故意回避事实的现象,还会试图给它套上一种尽量合乎常规的解释——类似一种“合理化”的心理防御机制。其实作为治疗师本身,并不会将重点放在挖掘访者具体的“真相”,而是尽量引导来访者正视这种“真相”。对现在的果子姐而言,强烈的回忆,逐渐升温的情绪,可能对她正视“事实”会造成阻碍。

我又决定停止谈话,因为浮出来的信息太多了,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真事,还是果子姐基于病情的“臆想”,但她越来越激动的样子让我对她的病情很担忧。我故意拍着膝盖,发出“啪啪”声,起来伸了个懒腰,说:“有点晚了,要不……”

果子姐歪头,斜着看我:“你是不是觉得我要发癫了?”

“没有没有!”我赶紧挥手。

“我冷静得很,既然决定说出来,我就说完。”

我只好又坐下了。

此后,父亲在果子姐的眼里,彻底成了一团恐惧和厌恶的“烂肉”,“无论他在人前多么的风光,对我们装作多么爱护,但我知道他就是一团烂肉,家暴、重男轻女、猥亵自己的亲生女儿!”

在这里,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果子姐对于父亲的看法,都基于他对自己两个女儿所做的两件“龌龊事”。当然,我不是为这位父亲辩解,但一个很清晰的事实摆在这里——果子姐若有若无地提到过,父亲有时候也尽力地在弥补他的错误,但为什么,作为女儿的果子姐,对父亲的恨都是如此彻底。

而且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摆在这里,果子姐对“床”的恐惧,跟这事到底存在哪些联系。在她接下来的描述里,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果子姐19岁时提出要跟妹妹一起,搬出去住。“我想了,妈毕竟还是他老婆,那我就跟妹妹出去躲开吧。”但是她们的父亲坚决不同意。

“吃晚饭时提的,他摔了碗就出去了,”果子姐嗤笑着,“好像受了多大的侮辱一般,呵呵。”

母亲跟果子姐说:“你不要惹他行不行,算我求你了。”果子姐心冷了半截,夜里睡不着。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感觉身上压了一个人。“我……猛抽了他一巴掌,”果子姐音量时大时小,断断续续,“他把我压住……按着我的嘴,眼睛像……狼一样……想把我整个人按进床里去。”

我很明显感觉到果子姐的情绪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立即拍着她的手安慰她:“好了好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不说了。”

果子姐挪开我的手,继续说,“但他最后还是把我放开了,也许是我的样子让他害怕了,或者说,让他心软了。”

其实说到这里,基本上很明朗了,如果果子姐说的都是事实,那么,她的强迫症、她的愤怒,都有了来源。

果子姐说,自从那晚以后,她就对躺在床上“异常恐惧”,甚至还日益加深,最后,一切跟床有关的事,都能引起她“深深的焦虑感”,类似一种泛化。(编者注:泛化,指某种反应和某种刺激形成联系后,对其他类似的刺激,在严重的情况下,也会引起某种特殊的反应。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2016年,她便独自来心理门诊求助。

现在,只剩一个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她为什么会砍了父亲一刀,被当成精神病患者关进来。而果子姐给我的答案,却有些“荒诞”,甚至让我有种感觉,她砍伤父亲的理由,完全符合她现在“精神病患者的身份”。

一个中午,全家人都在客厅,父亲因为太热,把上衣脱了。他裸着身子的样子,让果子姐想起了那个夜晚。内心的恐惧、烦躁、愤怒如同洪水决口一样,涌出心头。果子姐忍无可忍:“你能不能把衣服穿上。”

“你看看外面的太阳,”父亲委屈地用手顺着腋下抹向肚皮,手心里聚起一窝汗,直直伸到她面前,“看看,鬼热的天气!”

果子姐眼睛瞬间瞪大,急速往后躲开。父亲保持着委屈的表情,没有再进一步。从恐惧里暂时回过神来,果子姐看着眼前的父亲,只觉得一股难以压抑的火气在体内窜起,一脚踢翻了垃圾桶。

“造反!你跟谁摆脸!”父亲捏起拳头,高高举起来。果子姐强挺起身子,眼光不移。猛然间,她发现父亲手里的汗液,顺着手臂,一路下流,又淌回腋下。

“恶心,真的恶心!”果子姐说到这里,橫咬着牙,身体不住地颤抖,描绘当时的场景,“他就不知道自己多恶心,强奸犯!”

果子姐站起来,开始慢慢后退,摸索着厨房门的方向走去。“其实我躲进去后,心里只剩害怕。”果子姐说到这里,眼神有些暗淡。她不知道,要不要出去,也不知道,外面的父亲会不会冲进来。

“于是,我拿了一把刀!”果子姐眼神又亮了。她拿了一把几寸长的水果刀,用左手藏在背后,打定主意,出去后,只要“那团烂肉”敢冲上来,就捅了他,然后再自杀。

职业习惯又在提醒我,该说些什么了。我打断果子姐的回忆,说:“其实你有没有冷静地想过,当时,自己有点过于激动了?”

其实我是想提醒她,当时她的做法跟想法,已经有些趋于医学意义上的“精神问题”。但果子姐现下明显没有能力读懂我的意思,而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打开门,他果然在那里,那就怪不了我了,既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那我就捅他,捅!捅!捅!……”果子姐不断地拿手比划着,向着空气使劲作出捅的动作。

我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果子姐情绪波动,又发病了。

我赶紧用双臂箍住逐渐无法自控的果子姐,大声唤着值班的医生护士。3个护士冲进来,把果子姐按住,不断地安抚。卢医生也来了,我看看她,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卢医生什么都没说,只是点点头,出去了。

第二天,卢医生找到我。她沉默了很长时间,开口对我说:“你们说了什……算了,你就告诉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我摘下眼镜,不断揉搓着自己的脸,犹疑了一会,猛地点头。

“行,”卢医生说,“我知道了,不管几分真,几分假,这姑娘肯定受了委屈,哎……世道啊。”

再后来,卢医生又找了果子姐的家属谈了几次,大约20多天后,果子姐的母亲来到医院,接她出了院。出院时,她还是确诊为急性精神障碍,但已经缓和许多,只是在没有发作的时候,认知说话情绪,还在普通人的范畴。

“我跟她爸谈过了,”卢医生跟我说,“他爸答应,让妈妈陪着两个女儿出去住。”

“完了?”我诧异地问。

但卢医生似乎很疲惫,摇了摇手,示意我出去。

后记

其实不少精神疾病患者都跟果子姐很像,游离在正常人和患者两个身份之间,不幸却看起来更让人觉得不幸一些。能说服果子姐父亲让他们搬出去住,我想这应该是卢医生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和果子姐父亲“谈判”所得,这也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在治疗之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作为一位确诊的精神病患者,在这件事里,果子姐既没有实证,她的话也无法作为准确的、具有法律效益的“证据”,这种情况下,父亲仍旧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而且,就算果子姐去报警,考虑到她的精神病患者身份,精神专科的意见,大部分也只能拿来作为参考,并不能对她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事,其实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答案”。这的确是很无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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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你好,疯子!》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