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言说散的换肾夫妻

2020-07-14 11: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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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10年10月21日,上午9点,门卫把一对陌生的中年男女带进我的办公室。男人40多岁,个子不高,大概只有1米6左右,他说自己叫徐有庆,又指着一旁的女人说:“她是我老婆,叫陈水英。”

陈水英的脸色不太对,泛着黑黄,身体有些浮肿。她咧嘴冲我一笑,牙齿很白。

“你们有什么事吗?”我问。

徐有庆连忙给我递烟,说他们找县电视台是想求助。这时,陈水英从口袋里抽出一条手帕开始擦眼泪:“我得了尿毒症,我老公要把一只肾捐给我,医院说只要凑够手术费用就可以马上动手术。我们没钱,真的没钱。”

那几年,我们电视台开设了一档民生新闻栏目,内容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停电、缺水、被骗、纠纷、投诉、求助……虽然琐碎,但收视率挺高,主动找上门求报道的人也不少。

陈水英告诉我,从2010年5月开始,她感觉自己特别容易累,“踩三轮车也没有以前有劲了”。有一天,她突然大口吐血,但没有声张,瞒着家里人去药店配了一些中草药。没想到喝了一个多月,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脸色还开始泛黄,腿也肿得厉害。

徐有庆也说,他看到老婆这个样子,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就把上大学的女儿喊了回来。女儿是学医的,立即带陈水英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陈水英的两个肾都已经萎缩,是尿毒症晚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短短几个月的血液透析治疗,花了2万多元,他们实在负担不起。医生也说,最好的治疗手段还是换肾,如果亲属中有身体条件符合医学要求、又愿意为亲人捐肾的,患者就可以尽快做手术了。

徐有庆愿意摘一只肾给老婆,9月1日,经过检查,他们竟然撞上了几万分之一的概率,肾源配型成功了。可陈水英却对医生说:“我很怕,我不知道老公一旦把肾给了我,他会变得怎样。我们都是农村的,只有干活才能挣钱,如果他也垮了,这个家可怎么办?”

陈水英的忧虑不虚。他们的儿子很小就得了一种“怪病”,为了给儿子治病,他们花了十几万,欠下一屁股的债。徐有庆安慰了妻子一番,还跟她畅想未来,可十几万元的换肾手术费是实实在在的,他们实在没办法,就想到了县里的电视台。

家有患病的孩子,丈夫愿意拿出自己的一只肾脏救尿毒症妻子,而且还配型成功了,这样的新闻题材本身就很有看点。我和程记者立即对这对夫妻展开了采访。

期间,有一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陈水英看着摄像机镜头,并不扭捏,她的言语中透出了一种渴望:“好心人帮帮忙,救我一条命吧!”

当天晚上新闻播出,我们收到了好几笔社会捐款,但跟换肾的巨额手术费相比,杯水车薪。徐有庆捐肾救妻的举动也感动了我,我捐了1000元,决定再帮他们想想办法。

我和程记者商量之后,联系了县里的一位企业家符总。他经营着一家纺织厂,经常参与公益活动。听说这件事,符总当即表示他个人要捐款,还会发动自己的员工。

11月2日傍晚,我准备把募集到的5万多元给徐有庆和陈水英送过去。联系后得知,他们租住在梅园小区。

这处地方是县城里的一个老小区,房龄可能有20多年了,里面的40多幢楼,清一色只有5层高。去了之后我才发现,每栋楼底层的储藏室,许多都已经被主人改成了出租房,低廉的租金吸引了一大批人入住,有的是从外地来的,有的是从乡下来县城讨生活的。

徐有庆正在一间储藏室门外的水池里洗衣服,他看到我,赶忙把我引进了屋。他家住的这间储藏室8平米左右,一横一竖摆着两张床,墙壁上只有一眼小小的气窗,里面阴暗潮湿,有股说不清的味道。

夜色渐浓,徐有庆开了灯,冷风从门口吹进来,悬挂的电灯晃动着,人和物的影子也跟着晃动起来。陈水英刚做完血透,躺在床上休息,她的儿子徐明在一旁看动画片。

徐明4岁时出现异常,经常用拳头狠狠地捶打自己的脑袋和墙壁。随后,智力似乎也停止了发育,9岁了,也只能吐出几个简单的音节。

“真不好意思,才凑了这点钱。”我把大家的捐款递了过去。

陈水英从床上坐起来,接过现金,搂在怀里,大概又觉得要先表示感谢才是,她把钱放在床上,然后双手合十说:“已经十分感谢你们了,好人有好报。”

和我说话的时候,陈水英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那些钱。

2

之后,徐有庆给我打电话,说手术时间定在了2011年1月13日,杭州某医院要求他们提前去住院,做术前的准备。

他们离家的前一天,我买了些水果去送行。南方的冬天十分阴冷,天空欲雪欲雨,我到储藏室的时候,他们的行李已经装在几只蛇皮袋里,堆放在墙角了。陈水英穿着厚厚的藏青色棉衣,外面又裹了一件黑风衣,头发油油的,好像很久都没洗过。她的神情中有期盼,但更多的是不安。徐有庆站在门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医生要求他禁烟禁酒,但他总禁不了。

那天,他们的房东刘清芳也来了,她住在这间储藏室的头顶。5年前,徐有庆一家搬到县城谋生,想租刘清芳家的储藏室落脚。了解这家人的情况后,每月150元的租金刘清芳不要了,还经常跟邻居们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怜的一家人,他们的租金,我怎么收得下?”

那天,陈水英握住刘清芳的手,请求道:“清芳姐,徐明拜托你照顾了。”他们去杭州做手术,生死未卜,一旁的徐明什么也不懂,依然沉浸在动画片的世界里。

刘清芳没有丝毫的犹豫,一口答应了,临走前还拿出了自己1万元的私房钱:“这钱你们拿着用。你们放心去吧,徐明我会照顾好的。”

1月12日,捐肾手术的前一天,我和程记者驱车260多公里赶到杭州,打算在医院做一条现场新闻。次日早上,在手术室门口,我第一次见到了徐有庆的女儿。她叫徐晓霞,个子瘦瘦小小的,焦虑又无助。

那个早上,我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样一组镜头:

徐有庆给陈水英围上了一条红色围巾,红色代表吉祥,他说:“老婆,我们一定能活下去。”陈水英有些害羞,她眼里含着泪:“老公,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场手术是由经验丰富的主任亲自操刀,非常成功。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陈水英和徐有庆也都顺利地度过了术后的危险期。

两周后,医院为徐有庆夫妇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浙江大学、省教育厅、省卫生厅的领导们也到场表示祝贺。虽然这家医院接诊过很多类似的病例,但丈夫捐肾给妻子实属罕见,考虑到他们的经济状况,医院又减免了他们的手术费用。

仪式结束后第二天,徐有庆就要求出院。手术费免了,但住院费还得交,他心疼钱又放心不下家里的儿子,因为陈水英还要留院观察,他就独自先回去了。

4个多小时的车程颠得虚弱的徐有庆非常难受,刘清芳得知他回来了,特地送来几条清蒸鲫鱼给他补充营养。徐有庆很感谢,刘清芳就挥挥手说:“谢什么谢,我把你和水英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来对待的。”

除夕的头两天,陈水英也回了家。年夜饭是女儿张罗的,主菜是红烧鸭子,炒了红糖年糕,还下了灌汤水饺。一家四口围坐在狭小的储藏室里,高高兴兴地吃了顿年夜饭。

兔年的钟声敲响,整个小县城都沉浸在喧哗的鞭炮和绚烂的礼花声中,但这一切热闹都不属于徐有庆一家人。

他们早早睡下了。他们累了。

春节过后,徐晓霞去杭州上大学,徐明被评定为二级智力残疾,上了培智学校。徐有庆和陈水英留在家中休养,刘清芳和她的家人照顾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陈水英要去杭州的医院复查。

梅园小区里住户多,物业就在公共绿地上装了单杠、双杠等健身器材,还摆了些石桌石椅,供大家休闲。每天上午和傍晚,一些人吃了饭,就三三两两聚在这里,聊天说笑。

这些人大都没什么正经事,有的是小区居民,有的是储藏室的租客,以家庭妇女居多,还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们聊家长里短,有时能因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嘴巴里甩出的话很难听。

陈水英在家休养,有时会去公共绿地呼吸新鲜空气。好几次,一群人撮在一起正说着话,陈水英一走近,他们又不说了。陈水英讪讪的。

终于有一天,陈水英去散步的时候,几个人围住了她……

一次,她回来后欲言又止,晚上把门关上,她对徐有庆说:“要不我们搬到别的地方住?”

“搬到哪里?这里住着不是挺好的吗?”徐有庆说。

陈水英的嗓门大了起来:“怪不得最近老有人提醒我,说你跟刘清芳有男女关系。”

徐有庆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这种乱嚼舌根的话你也相信?人家还借1万元钱救你命呢。”

陈水英说无风不起浪:“我在杭州住院的时候,她侍候你吃侍候你穿,没有这种关系,谁会这么做?”

而且,陈水英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有一天晚上,有人看到徐有庆跟刘清芳一起出去,走到灯光阴暗的地方,两人还拉手,“不害臊!”

然而这一切刘清芳并不知情,依旧来找徐有庆夫妇聊天。见到刘清芳进门,陈水英就站起身,说要到药店里配点药,把他俩撇在狭窄的空间里。离开储藏室时,她还故意将铁门甩得很响。

次数多了,刘清芳也察觉到了异样,问徐有庆这是怎么了。徐有庆没好气地说:“她的肾病治好了,可能又得了神经病。”

被人言说散的换肾夫妻

3

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徐有庆夫妇分居的事情。

徐有庆的老家是一个名叫“浮河”的小村庄,距离县城18公里。

1992年,经人介绍,徐有庆和比自己大2岁的陈水英相识。朋友笑他干嘛要找个比自己大的女人,徐有庆说:“我们农村里不是有这样一句俗话吗——‘娶得起,娶大姐’。”

陈水英是家中的长女,下面有两个弟弟,小学只读了4年,父母就不让她继续读了。她会干各种农活儿,是家里的“顶梁柱”。

一般,农村的女子到了20来岁,孩子都满地爬了,可能是由于家里穷,再加上长得显老,面相还有点凶,陈水英的亲事到了27岁才定下来。

徐有庆不在意陈水英的外貌,他看中了她手脚勤快又能吃苦,是个过日子的人。婚后第二年,女儿出生;2001年,儿子出生,这个小家庭凑足了一个“好”。

夫妻俩打算把家里的老房子推倒造楼房,然后好好培养两个孩子。为此,他们努力攒钱。徐有庆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进城打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陈水英在家照顾孩子,闲时做来料加工,每天赚20多元。

可是,这种有奔头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2005年,徐明发病,他们欠债十几万,全家干脆搬到县城里谋生。那时候,县城的公交车还不是很便捷,私家车也不多,踩三轮车是个不错的营生。白天,徐有庆出去拉活儿,陈水英在家照顾孩子。晚上,夫妻俩换班。

县里有一条路,全是上坡,遇到客人要去,一些男车夫都发怵,骑到半路得下车推一段,但陈水英可以一口气骑到目的地。她性子强势,嗓门也大,做生意,一般的男人抢不过她。经常到凌晨2点多,陈水英才会回家休息。

靠着勤劳,夫妻用微薄的收入养活了一家四口,还不时能带徐明去大城市看病。一晃5年过去,女儿上了大学,不料陈水英又得了尿毒症,这才有了我与他们认识的后续。

2011年7月,徐有庆得知老母亲生病了,就准备带儿子回乡下看望。临走之前,他问陈水英要不要一起去?陈水英摇摇头:“以后再去。”

等徐有庆返回,发现储藏室的门怎么也打不开。仔细一看,锁被换掉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就带着儿子到处找陈水英,结果找了一圈,发现自家的屋里又有了灯光。

徐有庆敲门,陈水英不肯开,最后说:“你已经有了别的女人,你找她去过日子好了。”

徐有庆一头雾水,骂她发神经,陈水英就在里面声嘶力竭地叫喊:“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不是早就跟楼上的女人勾搭上了?你给我一个肾救了我的命,我感激你,可你跟别的女人有关系,我接受不了,我们过不下去了。”

一直闹到警察都来了,门才打开。谈到夜里11点,工作还没做通,警察说:“你们的事情,我在电视报纸上看到过,走到现在不容易,何必呢?”

结婚多年,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陈水英的不信任令徐有庆既伤心又生气,他希望老婆向自己赔礼道歉,但两人都是倔脾气,谁也不让谁。徐有庆吞不下这口气,当天晚上带着儿子去住旅馆。

过了两天,陈水英悄无声息地搬出了梅园小区。那天晚上,徐有庆接到女儿的电话,她一直哭,最后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要跟那女人?她有什么好?妈妈都这么苦了,你还要这样去伤害她?”

徐有庆说:“如果当时没有刘阿姨,我和你妈还有你弟弟可能就没有今天,人要讲良心。”

电话里,徐晓霞的嗓门很大,她要求徐有庆立刻搬出去跟妈妈一起住,“不然,以后你别怪我不叫你爸爸”。

徐有庆的脑子“嗡”的一声,当即把电话挂断了,然后带着儿子回到储藏室,发现里面已经空荡荡的了。

徐有庆后来在给我讲述这些事时,对我的震动很大——这对换肾夫妻从生死相依,走到彼此怨恨,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我只能不停地自言自语:“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4

离家后,陈水英的身体好些了,就在市场边摆了个流动小摊,卖鞋垫、袜子和水果,生意一直都不太好。

小县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有时陈水英远远看到刘清芳,就破口大骂,说她抢走了自己老公,引来许多人围观。刘清芳很委屈,但也不想纠缠出洋相,一直尽量避免与陈水英有交集。

每次看到我,陈水英会喋喋不休地诉说:“没有那种关系,她会待他那么好?”我不堪其扰,曾专门把徐有庆和刘清芳叫出来询问这件事。

刘清芳说话很直接:“我真要找男人,也不会找少掉一个肾的男人。我图他什么?他能给我什么?”

刘清芳56岁了,丈夫是县里的公务员,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家庭条件不错。而且,她帮助徐有庆一家,全家人不仅没有异议,还会帮忙,“要是我真跟他有什么关系,家里早就闹翻了”。

刘清芳说自己是真看徐有庆可怜,还佩服他把肾捐给老婆,“这样的男人有情有义,陈水英离开他,说明她做人不地道、忘恩负义!”

送走刘清芳,徐有庆才偷偷跟我说,捐了一只肾之后,他的身体差了很多,很容易疲倦,也干不了重活,“再说都这么大岁数,对男女之事没有兴趣了”。

就这样,3年过去,徐有庆和陈水英谁都没有低头。到了2014年3月,徐有庆给陈水英打过一次电话,提出离婚,他觉得这样拖着没意思。陈水英不肯,说就是要拖着,就是不让他光明正大地找女人。

徐有庆叹口气,然后把陈水英的电话号码删了。

徐晓霞坚定地站在母亲那边,大学毕业后,她进了一家乡镇卫生院工作,也割断了和父亲的联系。2015年1月,徐晓霞结婚,都没有通知父亲。有一次,陈水英的弟弟打电话约徐有庆去一个朋友家吃饭,他们正吃着,徐晓霞走了进来。徐有庆非常吃惊,叫了一声“晓霞”,徐晓霞没有吱声,直接进了房间,场面相当尴尬。

原来,这个“朋友家”就是徐晓霞的婆家,陈水英的弟弟有意安排这场聚会,是想让两个亲家见个面,同时调和一下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可是直到徐有庆离开,徐晓霞也没有踏出房门一步。

走出亲家家的大门,徐有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手机把女儿的电话号码删了。他们原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把对方从自己的生活中删除。

5

“东门外”是一个城中村,里面的房子大多建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低矮、狭窄又破旧。陈水英住在这里,300元一个月的出租房既是她的住所,也是早餐作坊。

2017年,陈水英做起了早餐生意,卖糯米饭。每天早上7点,她的早餐车会出现在县城文峰东路的白马桥头。摊子摆在电视台对面,每次我路过,陈水英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如果遇到有人来买早餐,她就一边捏糯米团,一边向别人介绍:“他是电视台的记者,是我的半个救命恩人呢。”

我喜欢吃糯米饭,但自从陈水英在我们单位门口摆摊,我就“不喜欢”吃了。只要我经过,陈水英总要捏一大团糯米,加足了菜料再塞到我手上。我只能连连摆手,说自己胃不好,吃不得糯米饭。她赚钱不容易,几块钱,也是钱。

几年前,村里取消了陈水英的低保资格,理由是:“你女儿已经有了工作,可以赡养你了。”

之后,陈水英又查出了高血压和高血糖,加上换肾后终身使用的免疫抑制剂,每个月除了可以报销的部分,她要掏3000元左右的药费。早餐摊每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除去各项开支,还有2000多元的缺口,都是徐晓霞补上的。

在这个小县城,卖糯米饭的早餐摊点大概有20来个,摊主们各有地盘,还有家人搭把手、帮个忙,只有陈水英的摊点,总是她一个人操持着。

陈水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长久地站立,没人光顾时,她就坐在小板凳上,眼巴巴地望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流,有些寂寞,有些孤单。

徐有庆住的储藏室与陈水英的出租房,大概相距800多米,走起来不要10分钟。但自从分开以后,他们再没有相向而行。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徐有庆谋到了一份差事——在县自来水公司做安装工,负责一个片区的水表安装、维修和查漏。每个月交了各种保险金,能到手2000元左右。

每天,徐有庆去自来水公司上班,从文峰东路经过,既方便又快捷。但自从陈水英把早餐摊设在这里,他宁愿多绕1里多路,也不从这儿过了。

徐有庆不想看到陈水英。

不忙的时候,我会去陈水英的摊位前跟她聊会儿,问问她的身体情况,问问她跟徐有庆打算以后怎么办?

已经55岁的陈水英说:“我死活他不会管,他死活我也不会关心了。他现在跟别的女人,鲜活着呢。”

“说真的,我不相信他们之间有那种关系。”我说。

“整个梅园小区的人都说,他们肯定有这种关系。”陈水英一口咬定。

有段时间,早餐摊边上总有个女人,是陈水英的老相识。听我提起“徐有庆”,她像是亲眼看到了,不仅咬定他在外有奸情,还鼓动陈水英上门去打人。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女人过得不好,她租住东门外的老房子里,二婚,无正当职业。

徐有庆一家四口在刘清芳家的储藏室里,曾一起度过了5年多的时光。那时候,女儿还没有上大学,夜里就跟母亲挤一张床,徐有庆就陪着儿子睡。数年之后,一家人再也凑不到一起,两张床依然保持着刚住进来时的模样,一横一竖地放着。

徐明上的培智学校离县城6公里远,可以寄宿,但徐有庆担心儿子在学校受委屈,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晚都坚持骑电瓶车接送。徐明的智力没有特别明显的提高,个子却不断往上窜,现在他不自残了,也比过去安静多了。动画片,是这个19岁青年的全部。

平常,父子俩不开火,都是刘清芳做好以后拿到储藏室里给他们吃。每个月,徐有庆付1500元的搭伙费。当初去杭州给陈水英做换肾手术,刘清芳给了他们1万元,现在,徐有庆每个月还300元。

余钱不多,徐有庆就打点小牌,一个晚上输赢在几十元之间。他这个人,脸上藏不住事,如果抓到一手好牌,就兴高采烈,如果抓到臭牌,就愁眉苦脸的,牌友们都知道怎么应对他。

牌局散了,回到储藏室,徐有庆安排儿子洗漱、睡觉,自己就坐在门口,点一根烟慢慢地抽。梅园小区里的楼房很密集,一些窗口还亮着灯光,隐约传出一些声音。

而徐有庆身后的“家”,冷清得一如深秋的河水。

回忆过往,徐有庆和陈水英都不否认,他们在这个狭小的家里共同迎接苦难、面对生死。然而,当一切开始慢慢变好的时候,陈水英出走了,再也没有踏进来半步。

6

2019年,徐晓霞的二胎出生。只要一有空,她就带两个孩子去母亲那里,这是陈水英最惬意的时刻。然而,徐有庆享受不到这样的亲情,两个外孙,他没见过一面,看过的人都说,孩子的下巴跟他长得像。徐有庆跟我说,他回到家对着镜子照了很长时间。

陈水英也非常挂念儿子,有时会去学校给徐明送点吃的。她买过几次衣服,但徐明穿上总显小,陈水英有些自责。徐晓霞也去学校看过弟弟,他们很久都没在一起了。

徐明看妈妈和姐姐的眼神,很空洞、很陌生。

看着这家人变成这个样子,我挺难受,曾试着问他们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徐有庆说不可能,“夫妻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她不信任我,一切就无从说起”。

我问他后不后悔当初把一只肾捐给陈水英,徐有庆表现得很坦然:“捐都捐了,又要不回来,后悔也没用。再说了,她毕竟是我孩子的妈妈。”

面对同样的问题,陈水英也说不可能。

“他毕竟给了你一个肾。”

陈水英沉默了一下,说:“就当是他上半辈子欠我的。”

陈水英走后,刘清芳虽然背负着小区里的舆论压力,但对这对父子的帮助也没有停止过。渐渐地,她的丈夫、儿子、媳妇都颇有微词,私下劝她:“我们相信你跟徐有庆没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事情,但别人老是说闲话,我们面子上也有些挂不住。”

刘清芳委屈得直哭:“你说我图他什么?我出于同情帮帮他们,闹出了这么大的误会。”

前年,刘清芳得了一场大病,因为化疗,身体大不如前。一直以来,父子俩的衣服是她帮着洗的,她生病之后自顾不暇,就建议徐有庆不要再大包大揽,得教徐明洗衣服:“你要教会他生活自理,你不能跟他一辈子。”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现在,徐明基本能将衣服洗干净了。而且他还给了徐有庆一个惊喜——一次,徐有庆应酬时喝了点酒,回到家非常难受,正要呕吐时,徐明主动在他的床前放了一个垃圾桶,还倒了一杯水。当时,徐有庆差点都要流泪了。再过一年,徐明就要从培智学校毕业了,徐有庆不知道儿子走上社会能做什么。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会怎样,头发花白的他也不敢想。

尾声

今年6月底,徐有庆打电话给我,说他打算从刘清芳家的储藏室里搬出去。他正在到处物色出租房,希望我能帮忙留意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处安静又便宜的地方。

后来,他自己在自来水公司附近找到了一处平房,等房东将房子腾空,10月份就可以搬进去。而且自来水公司办了食堂,他们父子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问起搬家的原因,徐有庆说:“人多嘴杂,人的唾沫真的能淹死人。我倒无所谓,人家刘清芳一个女的,会有伤害,人家待我好,我不能负人家。”

当我告诉徐晓霞,她爸爸要从刘清芳的储藏室里搬出来住的时候,她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亮,连声问:“是真的吧!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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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阳光普照》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