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留在40年前的国营理发店

2020-07-20 09:59:35
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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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这家小理发店,已是10年前的事了。

在那条偏僻的小巷子里,我搀扶着已过耳顺之年的母亲,走过巷口的一大块黑冰,就见到一个简陋的红砖房,旁边立着一块木质招牌——“小理发店”,它原本就叫这个名字。

入得店来,一个大约50岁左右的妇人,身着一袭白大褂,朝着我们微微笑了笑,示意我们先在长木椅上落座。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那里,正在理发。

小店不大,约莫只有十七八平方米。走进去,仿佛穿越回了80年代末期:屋中央,是两把可放平的老式铸铁理发椅,底色已在岁月中斑驳;门口右手边有一炉,火势极旺,炉上架着一个大铝水壶,正咕噜咕噜地唱着歌;东南角焊着一个自制的储水箱,下方有一凳,供洗发时所坐;西北角有一长木椅,放着些报纸杂志,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大纸,上书:

男同志平头、染发 女同志剪短、染发、烫发

虽然这些家什都有了年头,但甚是干净。女理发师剪完上一个人的头发后,先用扫帚将地上的碎发扫到墙角,而后才微微笑着让母亲落座。理完母亲的头,她又招呼我坐在方凳上,见我戴着眼镜,洗发时她还特意将手放在我头上穴位处,按摩时力道适中。待我擦干头发落座,她略略端详了一下我的头型,便挥起了剪刀。理发时一丝不苟,也不多言。

回家的路上,母亲颇有些得意地问我:“老娘没骗你吧?”我笑着点点头。

之后的两年里,每到腊月,我总会陪着父母去小理发店。后来的日子里,每个月我都会带着儿子去。

这一去就是10年,渐渐地,我和小理发店的刘师傅也就成了朋友。

2

刘师傅18岁时,接了母亲的班进入国营工厂,被分配至理发室。彼时厂里有1000多名职工,加上家属,约有4000人。厂理发室编制4人,刘师傅入职后,被安排到陈师傅门下,做了3年学徒,光磨刀就学了整整1年。那时理发是个系统工程,除了剪发,还有净面、剃须、掏耳等服务,其中掏耳的工具就有掏耳刀、掏耳钳、镊子、大耙子、小耙子5项。

1981年,21岁的小刘顺利出徒,光荣地成为小刘师傅。那时厂里经济效益好,工会经常给职工发放福利,平素的米面油蛋,夏日里的西瓜冷饮,节日里还有些时令食品和水果。甚至在1985年仲夏,工会还组织了大家去了北戴河度假。

1988年,刘师傅自由恋爱,和工厂的炊事员结了婚。出嫁前,刘师傅的父母满心欢喜:“你们俩都是咱厂里光荣的‘八大员’,以后可一定要以厂为家,共同进步啊!”

建国后,国家对各行业劳动群体的统一称呼,“八大员”一般指售货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票员、炊事员。

言犹在耳,可没过几年,原先烈火烹油的工厂渐渐走上了下坡路。每年的“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乃至“三八红旗手”的评比取消了,平素的福利没有了,家属们也不能再免费理发和洗澡,每个职工都是心事重重。

理发时,刘师傅经常听到大家的抱怨:有的说工厂效益下降,主要是因为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下降,客户流失所致;也有的义愤填膺,说那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根子在于新厂长不认真抓管理,只想着升官,他任命的那些中层干部也都只会溜须拍马,把好好的厂子给败坏了。刘师傅听了,心中也甚是不安,陈师傅常安慰她:别胡思乱想了,咱们是理发员,不论啥时候大家伙也得理发啊,好好干活要紧。

可世事变化之快,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从1992年起,厂里只能给职工们开出90%的工资了,后来渐渐变成了80%、60%,厂内待岗的职工也越来越多,捱到1997年年初,刘师傅他们只能领到不到一半的工资。

这时厂办下发通知,说以后职工家属理发费不用再上交了,而且允许理发室对外营业——自从厂里开始拖欠退休金,几个退休多年的老理发员不得不在家重新拿起刀剪,自然收费极低。如此一来,来理发室的家属就更屈指可数了——至于厂外人员,虽然刘师傅他们也曾在大街上卖力吆喝过,但前来理发的人仍是寥寥无几。

刘师傅他们的生活迅速变得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情形下,让本不大的一件事变得瞬间严重起来。

那时理发室里的4个人中,陈师傅资历最久,快退休了,做事周全,是理发室的头儿。大家都很敬重他,就让他管理财务。其次是隋师傅,50岁上下,爱喝点小酒,爱发点牢骚。还有一个温师傅,40多岁,沉默寡言。

每天下班前,陈师傅总会把当天对外经营的收入分成4份,平均发给大家。但奇怪的是,半年过去了,陈师傅却一次也没给大家分“头发钱”——每天理发室剪下的头发,下班前总有一个南方人会来收购,称好重量,待月底一次结算。钱不多,通常每月也就20块钱左右,只是如今境遇不同了,用隋师傅的话说:“恨不得一分钱都摔成八瓣来用!”

因为怀疑陈师傅独吞了头发钱,隋、温二人再看他时,眼神就有些变了。有时陈师傅出去上个厕所,隋师傅就会边干活边嘀咕:“哎,世道变了,老陈也变了啊。”有好奇的顾客想寻根究底,每每此时,刘师傅总会推一把隋师傅——在她心里,师父不是一个贪小的人,他不和大家解释,肯定有原因。

1997年深秋,厂办公室的小丽走进了理发室,说要剪辫子。小丽是从小在家属院里长大的孩子,和同院的小伟青梅竹马,长大后一起读了行业中专,毕业后又都留在了厂办公室。原本两人打算年后就结婚,可那一段时间,小伟竟然和小城某局局长的女儿打得火热。

小丽有一根留了好几年的大辫子,已过了腰。刘师傅摸着那根大辫子,问小丽真的不后悔?

“永不后悔!”辫子落地的一瞬,小丽还是落了泪。

下班前,收头发的南方人又如期而至,可到了年底,陈师傅也没有将辫子款分给大家。

按照惯例,节前理发室几个人会找一家小酒馆,好好喝上一顿,可那年隋师傅和温师傅都没有去聚餐。后来刘师傅私下里问他俩原因,隋师傅恨恨地说:“我不想和老陈一起喝酒了,他变了,我瞧不起他。”温师傅在一边叹着气,只说了5个字:“唉,晚节不保!”

1998年夏,陈师傅退休了。刘师傅和丈夫在家里做了一桌菜,还特意买了瓶隋师傅念叨多时的好酒。可聚会的时辰早过了,隋温两位师傅还是没有来。陈师傅有些伤心,毕竟他们做了近30年的同事,人生又能有几个30年呢?

3

陈师傅退休后,刘师傅成了理发室的头儿。

厂子形势更加岌岌可危了,及至1998年深秋,厂办终于发下通知:理发室自负盈亏,工厂不再发放工资。

收到通知,3位师傅面面相觑,以后的日子可真的要靠自己了。好在几个月前,厂对面那家已破产两年的国企,将办公楼租给了一所大型高考补习培训学校,学校的老师学生每月都会过来理发,这无形中帮他们度过了那段最无助的岁月。

可好景不长,一次意外差点让本就如同浮萍的3人打入深渊。

1999年年初的一个周末,由于临近春节,理发室里顾客甚多。午后时分,厂长夫人过来理发,径直进了里间。以往陈师傅还在时,遇见这种情况,必定会笑着递上茶水,然后亲自操起刀剪。那天,刘师傅原本也想先进里间招呼一声,不料突然有10多个学生跑进店里,高声嚷嚷要理发。这一走神,她竟将坐在里间的厂长夫人给忘了。

大约过了不到一刻钟后,一脸铁青的厂长夫人摔门而去。刘师傅才反应过来自己闯了大祸,忙慌里慌张地追了出去。陈师傅在退休前曾叮嘱过她,“在这个厂里啊,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厂长老婆啊”,可无论她怎么费力解释,厂长夫人连正眼都不瞧她一下,就连晚上去厂长家道歉也吃了闭门羹。

果然,没过几天,厂办副主任把刘师傅叫了过去,说厂里已经决定年后就会将理发室承包给别人。听了这话,刘师傅的脑袋像被重击了一下,半晌方缓过神来,自责和内疚如洪水般涌来,觉得是自己害了同事:隋师傅的儿子儿媳去年就全都待岗了,一大家子全指着他过活;而老温的父母在农村老家,有病,每月都需要他往回寄药钱呢;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丈夫马上就要待岗了,婆婆偏又急出了病。家家可都是在等米下锅呢。

她一路跌跌撞撞回到家,看到丈夫和公公婆婆,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可过了两三日,不知何故厂里竟又取消了这个决定,还说让刘师傅他们安心好好干。后来,还是刘师傅的丈夫告诉了她原委:那日她在家哭诉后,公公让丈夫陪着去了一户人家,开门的是一个80岁左右的老者,公公一看到老人,竟作势要跪下来。老人大惊失色,忙搀扶起,说“小何你这是做嘛?”

原来这位老人是现任厂长的父亲,和刘师傅的公公40多年前就相识。上世纪50年代,身为天津某家大型国企车间主任的厂长父亲给全车间技术骨干做宣传,号召内地企业支援边疆建设,年仅20多岁的刘师傅的公公第一个报了名,跟随着老主任和几个同事,千里迢迢来到了条件艰苦的边疆新厂。刘师傅的公公年轻时是厂里的劳模,后来因工伤早早退了。老人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说起旧事,也从未因私事求过老主任。

公公的一跪,暂时保住了刘师傅他们的工作,却无法挽救整个工厂。2000年暮春,那个承载了两代人荣光的国营厂子,破产了。

那一天,当刘师傅3人失魂落魄地走出厂门时,早候在一旁的陈师傅走了过来。他将3人领到了自己家中,陈师傅老伴已做了一桌家常菜,备了酒。陈师傅先是鼓励3人一定要振作起来,生活的大风大浪这才刚刚开始。最后,他才讲当年“头发钱”的秘密。

自从主管理发室的新任厂办副主任上任,陈师傅几人的工资就没准时发放过,有时晚十天,有时延半月。陈师傅去办公室询问原因,副主任说是工厂资金紧张,随后又警告陈师傅,有职工反映理发室卫生不达标,让他们自我整改,“否则下月可真要扣工资了”。

陈师傅听了,一方面开始卫生大扫除,一方面私下用“头发钱”请副主任吃了顿饭。后来每月发放工资前,陈师傅总要先到副主任面前汇报工作,临走时再留下两包香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那个副主任被调到了别的部门,继任者是陈师傅的一个远房亲戚,这才相安无事了。

那年下半年,厂里通知陈师傅去会议室,到了才发现厂里各位领导都在。副厂长告诉他,鉴于厂里待岗外出的职工越来越多,加上取消了家属免费理发的待遇,理发室的工作任务减轻了不少,厂里认为理发室只保留1到2个职工就可以了,想听一听他的意见。“你为工厂奉献了一辈子,历任厂领导都对你工作很满意。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陈师傅听了,先和副厂长一起回忆了厂子之前的辉煌经历,“那时市里的姑娘都以嫁到咱们厂为荣呢”,又将理发室每位师傅家里的困难细细讲出来。不久,陈师傅以感谢领导们关心理发室老职工生活为由,办了一桌“感谢宴”,用的就是“头发钱”。

“我一直没和你们说这钱去了哪里,就是担心说给你们后,你们藏不住,尤其是老隋,爱发牢骚,如果被理发的职工听到了,到时候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就不好了。”说完,陈师傅取出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了自他经手后,所有头发钱的收入和花销。最后陈师傅将剩余的几十块头发钱,一分不差地发给了大家。

那一日,几个老同事都喝醉了。

4

下岗后不久,隋师傅和温师傅就在家属院南北方向各开了一家小理发店。见状,刘师傅便和丈夫一起做起了小生意。在之后的两三年里,他们摆过地摊、卖过水果、开过小卖店、小饭店,但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

2002年冬,隋师傅因病去世了。次年,温师傅因故回了老家,陈师傅则去了在深圳的小儿子家。

到了2004年初春,刘师傅决定在家属院前的小街上租下一间小门面,简单装修后,将从工厂理发室买下的那把跟随了自己25年的铸铁理发椅,和陈师傅赠送另外的一把理发椅,全部搬了进来,重新拾起了刀剪。

小理发店经营的前两年,生意甚是惨淡。不知从何时开始,大街小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很多美发美容店。而刘师傅依然固守着之前的工厂理发规矩,只给男同志剪平头,只给女同志烫发,用的仍是那种塑料夹子卷满全头的烫法,而染发永远只有一种颜色,黑色。所以,尽管刘师傅这里价格便宜,但客人并不多。那几年,露天理发点增多,价格便宜,剃个头只需要2元钱甚至更低,这无疑分走了很多下岗退休的中老年人。还有雪上加霜的是,原来厂门对面的那家补习学校搬迁了。

曾有人劝刘师傅,说不如去街头摆个凳子,刘师傅想了许久,还是拒绝了。这样理发,实在是对不起教了她3年手艺的陈师傅。

后来,随着经济形势不断向好,来城里务工的农村青年越来越多,刘师傅的小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直到2009秋天,因为市里要修二环路,小理发店被划入到了拆迁范围。

没多久,刘师傅的一个亲戚发现自家小区门口有家蔬果店关门,正在招租,她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刘师傅。刘师傅看了店,心中有些犹豫——那间已建成30多年的违建小房没有下水,也不通暖气,而且离家较远,这要一走,那些相熟的老街坊老同事们,以后再找她理发就难了。但小房房租便宜,每年只要5000块钱。而且附近还有很多老旧小区,老年人甚多,关键的是,这条300多米长的小巷里,尚没有一家理发店。

讨论了一晚上,次日刘师傅和丈夫两人便将小店盘了下来。

头两个月,顾客不是很多,但随着口耳相传,来店里理发的人就越来越多。后来,小巷里又陆续开了3家理发店,但刘师傅这里依然是小巷唯一一家周末需要排队的店面。有人劝刘师傅带个徒弟,也好打打下手,刘师傅觉得在理,就在窗户上贴了张招收学徒工的广告。

一个月下来,偶尔也有年轻人进来,可只是瞥了一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只有几个戴着眼镜、年纪和刘师傅相仿的中年人前来应聘,刘师傅评估了施教难度后,也就放弃了招人的念头。好在后来时间久了,刘师傅和很多老顾客都成了朋友,每当小店里人头攒动时,总有人帮忙打扫地上的头发,往炉子里填煤烧水等等。

在这里,刘师傅的生活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先吃上两个大焙子,喝上半壶水,然后一直坚持到晚上吃晚饭,平素也还好,若是到了年底或是二月二,刘师傅就会忙得如陀螺,一杯水也不敢喝。及至深夜到了家,身体如散了架一般,痛得睡不着觉,只得吃上两片安定。待早晨迷迷糊糊醒来,早饭后还得再加上一片止疼药,方能开始新一天的忙碌。

每年除了过年那几天,刘师傅全年不休。有时相熟的大妈劝她,说你就只有一个女儿,又不用买房,为啥还这么拼命?她说她和老伴两人自下岗后,一直没能交上养老保险,“现在累点不算啥,毕竟还能干。老了以后养老看病都需要钱啊。我们俩就一个丫头,老了不想麻烦她。”

5

2015年盛夏的一天,一辆红色宝马轿车停在理发店前,下来一个20多岁、衣着时髦的女人,接着车后排蹒跚着走下来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稀疏,但一丝不苟。

两人刚一进店,年轻女子就捂住鼻子,大声抱怨起来:“您看,您看!这还得坐着洗头,都啥年代了?您何必来这受罪呢!我去车里等着了,在这要是被我朋友看到了,还不得笑话死。”

老太太听了,脸色铁青。刘师傅见状,忙将老人按到椅子上坐定,一边让她消消气,一边对正在排队理发的人们说:“老宋家人在外面车上等着呢,要不先让她理?”

众人纷纷表示理解。

原来,这位宋老太是刘师傅多年的老顾客了。她18岁招工进了工厂,20岁嫁给厂里的驾驶员,婚后不久有了儿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但儿子10岁那年,丈夫因一场交通事故早早离世。她一个人拉扯着儿子,忙得如一个陀螺。只有每个月来到厂理发室剪发时,坐在熟悉的铸铁椅上,看着熟悉的刘师傅,她的心才能真正安静下来。

停留在40年前的国营理发店

她会将这一个月所发生的纷纷扰扰,细细地捋一遍,想好解决之道,然后在心底将这些事情都说给在天上的丈夫,祈祷他能保佑自己和儿子。若是身边没有其他顾客,她偶尔也会将心中的困扰悄悄说给刘师傅。

冬去春来,儿子总算长大了,她的满头青丝也熬成了白发。这几年,每个月她总会让儿子载着她来刘师傅小店里剪发。坐在那把已斑驳的理发椅上,看看同她一起渐渐老去的刘师傅,有时和大家闲聊一下陈年旧事,有时她会闭上眼,一句话也不说。

年初的时候,儿子和原配离了婚,娶了一个比自己小很多岁的俊俏媳妇。为了能让母亲接纳新儿媳,他特意让小媳妇载着母亲去理发,结果却弄巧成拙。

如同宋老太一样,刘师傅的那些工厂老同事们也常常不辞辛劳,骑很长时间的自行车来到她的小店理发,其中绝大多数人她都已叫不出名字了。老同事们都说来到这个小屋,“不知为啥,心情就是好”。

那年冬天的一天午后,刘师傅反常得有些心不在焉,理发时还会不时抬头看看墙上的钟表,望望门口。

大约一个小时后,门突然被推开了,寒气涌进屋内,一位约莫70多岁的老人走了进来,头上戴着一个大棉帽子,怀里还抱着一个老式打气筒。刘师傅定睛看了看,突然激动地大喊:“师父!”老人呵呵笑着回应。

“师父,您来我这里,怎么还带个气筒子啊?”

“临来时,你师娘让我打辆出租车,可我这辈子就习惯骑我这俩老二八了。这老伙计和我一样,都老了,总是爱慢撒气。今天咱爷俩肯定要聊很长时间,所以就把打气筒也带上了。”说完,老人又哈哈笑了起来。

进来的老人正是陈师傅。这年深秋,陈师傅和老伴一起从深圳回了故乡。刘师傅听说自己的师父回来了,便一再邀请他来小店一聚,顺便给他理个发。

两人在店里聊起了当年工厂里的趣事。比如刘师傅刚出徒时,女副厂长来剪发,因为过于紧张,刘师傅不慎将对方的耳朵剪了个小口子,晕血的女领导当场就晕倒在了理发椅上。再比如陈师傅在70年代初期,曾瞒着妻子,花了整整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两块专门用来磨掏耳器械的磨刀石,准备作为传家宝,哪知后来竟一直束之高阁。

刘师傅请师父坐到那把理发椅上,不但给师父剪了发,而且还将椅子放倒,给师父净了面,剃了须。只是没有掏耳——倒不是刘师傅技艺生疏,而是她的眼睛也花了。

后记

2020年1月,刘师傅的小理发店因为疫情暂时歇业。2月初,刘师傅在女儿燕子的帮助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很多诸如如何买一个物美价廉的电动理发器,如何给家人理发等各种小视频。若是顾客在操作上碰到困难,刘师傅还会在线上第一时间给予讲解。

有老顾客和她开玩笑,说你这样教大家,不怕以后疫情结束,大家都在家理发,不去你的小店了么?

刘师傅半晌未发言,末了,说:“其实今年我也60岁了,干不了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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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钢的琴》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