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寨子里的贩毒回忆

2020-08-07 10:45:44
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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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大一寒假期间,母亲让我跟着姑婆去看看吴二叔。早上5点多,我和姑婆从寨子里出发,历经2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来到了一座山脚下。

这是我头一次近距离接触监狱,看到一堵光滑的墙高耸着,墙头还装了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得压抑、沉重起来。监狱的会见室有点像银行,一条长长的柜台把长方形的房间分割成两半,上面是密封的玻璃墙,能看到里面的人,但听不到声音,只能通过几部电话说话。

会见时间到了,我们在指定的窗口等待。不多时,一道门打开,一名警官拿着纸开始点名,不一会儿身穿蓝色囚服的吴二叔就跟在几个人后面走出来,一脸的笑容。

几年不见,吴二叔长胖了许多,皮肤也变白了,如果不是那副浓眉大眼,我几乎都要认不出他了。

吴二叔只是辈分高,年纪其实比我大不了多少。我上学前班时,他读五年级,每天都是他领着我去上学。学校在寨子对面的山脚下,没有大路,得穿过一片田野。蜿蜒的田埂上有两条水沟,一到下雨天,水很深很急,每次都是吴二叔先跳过去,伸手接我,我才敢跳。

吴二叔个子不高,很瘦,浓眉大眼,看起来憨愣憨愣的。但实际上,他在学校算个“小头目”,下课经常带着一帮高年级学生来我教室门口,问有没有人欺负我:“如果有人敢欺负你,就告诉我。”

可这种“保护”并没有持续多久,1998年吴二叔小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差就不读书了。我们寨子的四周被大山包围,土地少,能种水稻的田更少,读书是孩子们改变命运的主要出路。但这条路很少有人走得完——要么成绩不好,升学无望;要么家庭贫困,不得不早早辍学赚钱养家。

吴二叔家里不指望他赚钱,只怕他四处游荡跟混混学坏了,就送他到城里学汽修,做点正经事。修车是个辛苦活儿,一钻车底经常就是个把小时,又脏,一天下来满身油污。吴二叔不在乎,比起留在田地里盘庄稼,这算是轻松的。

2年后,吴二叔进了市里的一家修理厂。实习期间,老板供吃住给他30块钱,后来逐渐涨到300块一个月。工资不高,但足够养活他自己,日子不好不坏,平平淡淡的。

可是到了2001年年初,吴二叔的命运被一个女人改变了。

2

修理厂有个常客,是个30来岁的女人,总带着伙伴过来修车洗车。她衣着时尚、穿金戴银,腰上还别着一部诺基亚手机——那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物,有钱人才用得起。一来二去,她就跟修理厂的伙计们混熟了,她说自己姓郭,大家就都喊她“郭姐”。

一次,吴二叔正给郭姐洗车,她站在一旁说:“你在这里修车有什么前途?一个月那么点钱还不够花,不如跟姐做生意,吃香的喝辣的,什么都有。”

吴二叔没有答话,继续洗车,郭姐看四周没人,就伸出了一个巴掌:“帮老板带东西一次,起码有这么多钱。”

“500?”

郭姐笑了,说得再加一个0,“不然哪有那么多人冒着枪毙的风险去搞这事”。

吴二叔当然知道郭姐说的这门“生意”是什么。我们寨子靠近中缅边境,十几年前交通不便,出国比出省还快。从小我们就看到寨子里很多人趁着农闲偷渡去缅北干副业补贴家用——盖房子、搞装修、做餐饮、伐木……还有一些小青年不想老实干活,赚点钱就在果敢的赌场里赌,想靠运气翻身。

缅北历来不太平,又盛产罂粟,毒品泛滥。有些人偷渡过去不愿意卖苦力,索性铤而走险贩毒,一趟下来,赚的钱抵一个农民干一年、干几年;如果量大,拿到的钱甚至是种一辈子地都赚不到的。

我们的寨子小,总共七八十户人家,但被枪毙的人有四五个,坐牢的有七八个,当然,也有漏网之鱼。吴二叔就认识一个,他穿好衣服、好鞋子,骑摩托载女友四处潇洒,吴二叔十分眼红。

不过贩毒不是买菜那么简单,毒贩往往都有组织,各环节分工明确,隐蔽性强,外人想入行得有人引路。面对郭姐的邀约,吴二叔先是装傻充愣,之后又忍不住问怎么算钱?郭姐说,带1克过来老板给18块,一次300到400克,“你自己算算”。

那时吴二叔年纪小,哪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但他也知道害怕,并没有立即答应。郭姐也不勉强,只是之后隔三差五就请他出去吃饭、唱歌。

郭姐圈子里的人都有钱,他们抽好烟,喝好酒,身上戴的非金即玉,很是风光。经过半年多的“思想斗争”,再加上郭姐不厌其烦的游说,吴二叔越来越觉得修车没前途,便松口答应去帮老板带一次,“就一次”。

吴二叔还记得,他第一次出发的时候正值盛夏,雨水充沛。他谎称家里有事,跟老板请了一星期的假,然后踏了前往芒市的汽车。

除了吴二叔,郭姐此行还带了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听口音也是本地的,打听了才知道,他们和吴二叔一样,老实干活赚不到多少钱,可又想趁年轻过潇洒快活日子。

那时,去芒市还没高速公路,只有一条滇缅公路可走。警方为了打击贩毒,在这条路上设了层层关卡,汽车在盘山公路上下颠簸,跨越怒江,翻过高黎贡山,窗外的风光惊险又美丽,可吴二叔无心欣赏。七八个小时后,他们到达芒市,郭姐又带他们转车,出了遮放,最后到达了边境小镇芒海。

这里有一条小河是中缅两国的边境线,对岸是缅甸木姐县的勐古镇,远远望去,一片祥和,却只是表象而已——勐古镇邻近果敢,历来是缅北地区各支武装力量争夺的地盘。吴二叔他们去的时候,缅甸政府已经取得了这里的实际控制权,毒品交易虽然没有90年代那么猖獗,但还是大有人在。

第二天一大早,郭姐带着他们仨来到一片甘蔗林,找到一条小路,她先钻了进去。附近人烟稀少,吴二叔的心砰砰直跳,他明白,只要跟上去,就是一条不归路。后来他告诉我:“当时除了紧张还是紧张,甘蔗叶划到脸和手都不知道疼。”

快走到甘蔗林的尽头,郭姐让他们停下,她先把头探出去看,没发现巡逻队伍,才示意他们跟上。不久之后他们来到河边,这段河不宽,也不深,3个新手小伙站在河边紧张得不行。

“放松点,巡逻队过去了。我们站的地方是中国,过去就是缅甸,大财就在那里等着。”郭姐率先跳下河堤,水还不到膝盖,3个小伙子也跟着跳。吴二叔回头看了一眼,一片甘蔗林随风摇曳。

河对岸,勐古镇的房子大多盖着石棉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栋小楼房鹤立鸡群,郭姐的老公已经等候多时了。

3

最早,郭姐夫妇在这一带打零工、开早点铺,后来见人干这行发了财,索性跟着干。三四年过去,他们有了“据点”,可以轻车熟路地带人混过镇上的关卡。

3个惊魂未定的小伙被带到一个脏兮兮的小旅馆,郭姐的老公到门外打了一通电话,个把钟头后,有人敲门。双方简单问答后,门开了,一个身材高大,肤色有点蜡黄、满脸戾气的男人拎着一个黑色袋子走了进来。

“三哥。”郭姐的老公赶紧打招呼。

三哥点点头,看了几人一眼:“就他们三个?”

郭姐说是,都是头一次来。三哥这才和吴二叔他们打招呼,叫他们不要紧张,又亲热地假笑:“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中国人。”

三哥说完,打开黑色袋子,从里面拿出3个装着白色粉末的透明袋子。这些白粉就是“毒品之王”海洛因,一共900克。郭姐拿出一堆事先准备好的避孕套,和老公一起分装,每个里面装8至10克,裹紧、扎牢,他们动作娴熟,不一会儿就装好了。

看到这堆东西,吴二叔瑟瑟发抖。

“来,吞下去。”三哥说话的语气很瘆人。

3个小伙别无选择,只能忍着恶心,战战兢兢地吞。吞下300克海洛因,吴二叔觉得自己只能听天由命了。之后,三哥拍拍他们的肩膀:“祝你们好运。”

郭姐叮嘱他们,“卸货”之前在途中,只能少量喝水,吃一点水果保持体力,不能再吃其他东西了。进食会加快胃的蠕动,一旦包装被胃液腐蚀,哪怕只泄露1克海洛因,都足以致命。

郭姐带他们偷渡回国,穿过了同一片甘蔗林,一来一去,吴二叔的心境变了。从芒海到芒市,路上每过一道关卡,他都“怕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可表面上还要努力强装镇定。

到达芒市,为了避免被警方一锅端,郭姐让3个小伙子分头行动,去各自的目的地交货。吴二叔去的那座城市没有直达客车,要在半路歇一夜,他没有手机,郭姐就让他在某市的医院门口买一瓶“李子园”拿在手上,说到时会有一个穿白色T恤、打伞的年轻男人与他接头。

一路上,除了固定关卡,还有缉毒警察临时检查,吴二叔年轻,面相憨厚,并没有引起警察太多的怀疑。就这样,他成了一条漏网之鱼。

到达目的地和接头人汇合,对方确认没人盯梢,又带吴二叔绕了几条街,去了一个巷子深处的小旅馆。进了房间,还有一个男人等在那里,他给吴二叔吃了泻药,不多时吴二叔跑进卫生间,里面有个盆。

后来,吴二叔跟我说:“恶心得很,不知道吸毒的人怎么吸得进去。”

那个男人清点了海洛因的数量,就从钱夹里拿出一叠百元大钞,数出54张——5400元钱,吴二叔在修理厂干一年都搞不来,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拿这么多钱,手都抖了起来,忍不住又数了一遍。

那个男人离开之前,叫吴二叔“不要亏待自己”,好好去放松一下,“你去找个好一点的酒店住”。吴二叔照办,第二天他坐车回到修理厂,一路上都很兴奋,心想:再干几次,就收手。

大笔的钱来路不正,吴二叔不敢张扬,他只敢慢慢地把抽的烟从2块一包的春城换成5块一包的红河。他偶尔会请同事唱歌吃饭,大家都说他有钱、豪气,这样的恭维让吴二叔很受用。慢慢地,他花钱就更大胆了。

在修理厂后面的三四个月,吴二叔干活的时候,彻底没了心思。他决定“再去一次”,不等郭姐来叫,他就主动找到郭姐,请她帮忙联系,他要单独“走一趟”。

2002年春节,吴二叔回家,从头到脚购置了新装,抽的烟也更贵了。他还花了800多元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别在裤腰上,在寨子里打电话,“哇啦哇啦”的。这副行头和做派令村里的几个同龄人羡慕不已,他们问吴二叔做了什么生意,吴二叔没管住嘴,泄露了一点,有两个家伙摇摇头表示自己不敢干。不过,他们不久之后还是跟着上了道。

一个亲戚提醒我姑婆说:“要注意一下这小子,修车搞不来这么多钱,怕是搞了什么坏事。”等家里大人问起,吴二叔就说自己是在休息的时候去老街赌博、帮人卖电视赚来的。父母警示了一番,就被他忽悠过去了。

春节过后,吴二叔似乎已经“贩毒成瘾”,又去了一趟勐古。这一次,三哥开始有点赏识这个大胆的年轻人,就破例带他去看制毒作坊。

吴二叔说,他当时跟着三哥穿过一条小路,进了一间简陋的石棉瓦房,三哥打开一间房门,里面是空的,没人,他走进去掀开地上的一块木板,一把通往地下室的梯子露了出来。

吴二叔跟着爬了下去,这间地下室并不大,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吴二叔只认出了那堆黑色的东西是鸦片,还有几桶是酒精,其他的药水他从未见过。

地下室里有五六个人在干活儿,其中有缅甸人,好像也有中国人,他们看到陌生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三哥和其中一个用缅甸语说了几句,他们又各自忙了起来。

吴二叔四处看,看不出什么名堂,就跟三哥告辞,说自己是请假出来的,送完货还要赶回去上班。三哥留他住一夜,说干这行的,脑壳别在裤腰带上,要好好享受当下。吴二叔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从地下室出来,时间尚早,他俩就坐下来喝茶、聊天。三哥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麻黄素,递了一片给吴二叔,吴二叔推辞了,他贩毒,但自己不吸,担心路上毒瘾发作坏了事。三哥也不勉强,独自享受了一番,接着就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三哥以前是个牲口贩子,老家在百十公里外,十多年前因犯了一桩案子被警方通缉,他一路逃到勐古再也没敢回去,恰好遇到了这里毒品最泛滥、猖獗的时期。不过他不敢带毒入境,就帮毒贩找人,从中拿点“介绍费”,慢慢地有了积蓄、人脉后,就出来自立门户。

在异国他乡逃亡,三哥有时候也会靠吸毒麻痹自己。不过他从不吸食自己的制毒作坊生产的海洛因,“劲太大”。

晚上,三哥又带着吴二叔花天酒地一番,他说:“我看你人机灵,年纪轻轻比我当年胆子大多了。我告诉你们老板,提拔你做中间人,以后不要再自己带了,危险。”

4

之前,吴二叔只接触过郭姐,并不知道幕后的老板是谁。那次他回来顺利上交了毒品后,一个小弟模样的男人对他说,“斌哥”要见他。随后,吴二叔被引到一个饭局上。

那个斌哥40来岁,中等个子,看起来有些文弱,说话也不紧不慢的,很儒雅。他是内地的毒品供应商,也流窜全国组织人贩毒。

见到吴二叔,他说三哥已经和自己打过招呼了,又说三哥看准的人应该没错。几杯酒下肚,他承诺只要吴二叔带一个“伙伴”过去,除了三哥给的1500元的“介绍费”,他这边还有分红——每次20克海洛因。

就这样,吴二叔从修理厂辞职了,他跟家里人说自己要和朋友到芒市做水果生意,顺便帮人卖卖电视。隔个把月,他就往家里带几百块钱,家人都觉得他聪明,找到了赚钱的门路。

吴二叔开始着手给别人介绍“生意”,鉴于自己被郭姐带入这行的经历,他也把目标对准那些没读几年书就进入社会、爱玩、收入低的年轻人。

他的第一个下线是个老乡,修车的时候认识的,对方没有固定工作,看到吴二叔日渐发达,主动找上门想跟着他“发财”。吴二叔本不想带熟人去,但老乡说不怕,“万一进去也不会怪你”。吴二叔就答应了,在短期内取得陌生人的信任是件很难的事,就算别人有这个想法,也会怀疑他是“水鸭子”。

“水鸭子”有点像线人,又不是线人,他们诱惑别人去贩毒,自己从中赚介绍费。如果对方只带几百克就算了,要是遇到胆子大的、敢带几公斤几十公斤的“大鱼”,他们就会向警方举报,黑白通吃。

寻摸了一段时间,没有陌生人上钩,吴二叔只好把目标对准过年回家遇到的那两个伙伴,这一次游说,他们没能经得住诱惑。

2002年年中,吴二叔带着3个老乡去勐古的小旅馆拿东西。三哥给了他4500元“介绍费”,斌哥让他“入股”20克海洛因。这次他拿到手5000多元,和自己带货差不多,但风险陡降。

过了几个月,芒海风声紧,查得严,吴二叔只好带3个“老手”去棒赛,准备从畹町口岸偷渡。可是在前往棒赛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支队伍,十几个人背着枪,要看他们的身份证和相关的出境证明。

枪栓“哗啦”一响,吴二叔和同伴的脑袋都被枪指着,他们心想自己这次算是完了。幸好带路的人会讲缅甸语,交涉一番,对方让他们拿出8000元钱就算了。

带路的人翻译说:“如果不拿,那就没办法了,只能送你们几个进监狱。”

有了这次经历,吴二叔开始感到不祥。2003年,他听道上的人说风声紧要小心行动,就开始经常做些莫名其妙的噩梦了,于是决定先“歇一段时间”。

那时我才读六年级,即便吴二叔在家,我俩也很少见面。5月左右,吴二叔和几个亲戚在帮山下的一户人家砌山墙,工钱20元一天,当时算是不错的。我听大人说,他回家干活儿是因为“外头的生意不好做了”。

一天晚上,吴二叔收工回家,修理厂的前工友阿宽突然找到他家里,面色忧郁,欲言又止。吴二叔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就把他带到外面。

阿宽说,不久前他和别人打架,把对方打伤住院,法院判他赔16000元,“把我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

吴二叔说自己没钱借,阿宽连忙解释,说自己是想跟着吴二叔去赚点大钱。吴二叔大吃一惊,看了看周围:“狗日的你乱说什么?你再乱说我打死你信不信?”

阿宽说,自己一直都知道吴二叔在干什么,但从没跟别人说过,这次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求他。阿宽说完低下头,模样很可怜,吴二叔也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因为干活磨出来的血泡和老茧,又心动了。

因为阿宽急需用钱,吴二叔来不及找其他人同行,第二天他们就匆匆上路。路上,他告诉阿宽,自己带3个人才划得来,最近风声紧,查得又严,“带你出来完全是出于义气”。吴二叔叮嘱:“万一被抓了,不要把我供出来。”

阿宽让他放心:“我们俩什么关系,怎么可能会把你供出来?就算被枪毙了都不会。”

这一次,求财心切的阿宽在勐古吞下了将近400克海洛因。吴二叔把他带回芒市送上路,又回家继续干活,等待这阵风过去。

5

2003年冬天,阿宽出事了。第一次贩毒成功后,他赚快钱上了瘾,后来又干了几次,最后在某县城交货时被警察当场抓住,人赃俱获。

斌哥打电话过来,提醒吴二叔小心一点。吴二叔说自己好久没干了,“阿宽是我朋友,他不会出卖我的,没事”。斌哥又说,这阵子好多人被抓,他感觉有点不踏实,“我们不要再联系了”,然后挂了电话。

快要过年了,天也冷了,寨子的路边零零散散放起了鞭炮,是那些外出干副业的人陆续回家了。吴二叔老老实实在家干活,哪里也不去。可这时候,某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已经从阿宽嘴里掌握了吴二叔这几年的犯罪情况,乡派出所的民警也开始暗地调查吴二叔的行踪。

年底,一辆警车趁着夜色悄悄驶入我们寨子,4个带枪的警察封锁了进出寨子的南北通道,吴二叔轻轻松松就被制服带走了。姑婆哭哭啼啼的,每天以泪洗面,有人出主意,让他们赶紧找律师,争取把人从看守所里捞出来,至少要减点刑。

律师对捞出吴二叔有一定的信心,因为他只是被人指控,被抓的时候身上并没有带东西,“除非他自己松口承认,否则警方无法定他的罪。”律师表示,给3万块钱,他就能去“活动”,如果把人捞出来了,他就收钱,如果捞不出来就全额退款。

大家都觉得这方案不错,可吴二叔的父亲、我的姑公说:“自作孽不可活,就让法律来惩罚他。我们管不了他就让监狱来管,别说是3万,3千都没有!”

边境寨子里的贩毒回忆

姑公读过书,是寨子里的文化人,非常好面子。儿子被抓令他非常愤怒,觉得是家门的耻辱。姑公觉得未来靠儿子是没有指望了,他上面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要养,不得不想办法去赚钱。

姑公学习爆破,拿到证书之后在砂石厂上班。几年后,年近花甲的他又承包了一个石场,自己经营。我去过那个采石场一次,在一条河边,远离人烟。有两间空心砖和石棉瓦搭起来的小房子,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宿舍,里面只有一张木板搭起来的床。

姑公对我说:“我也是命苦啦,这么大年纪还要出来碰命(方言,拼命)。我还是知道点苗头的,我一直告诉你二叔不要妄想着发大财,他听不进去。”

没过几年,应环保部门的要求,姑公的石场关停了,可租用挖掘机等设备、贷款的利息钱都没赚回来。姑公没办法,又跟着别人去工地打工,他先后到过安徽、新疆……干过建筑、种植等行业,哪里赚的多就去哪里,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

如今,姑公已经六十多岁,还在外省漂泊。这样的债,如何偿得清?

吴二叔被抓的那天晚上,他的心不太慌,他在斌哥那里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知道只要自己不松口,警察拿他没办法。

提审,一个晚上下来,负责审问的警察罗列了他的种种罪行,但吴二叔一口咬定自己没做过。第二天早上,他也只承认自己带阿宽贩过毒,之前的事,依然不认,还骂道:“这个小杂种,怎么这样诬陷人!”

下午,警方改变了审问策略。一个年纪大的警察开始表扬吴二叔,说他口风把得紧,心理素质好,不像大多数毒贩,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什么都交代了。

吴二叔感到很受用,警察又说他还有做“线人”的潜质,问他愿不愿意。吴二叔心里来了劲,觉得如果做了警方的线人,他就能黑白两道走,“岂不是能在这条路上大有可为?”

他招供了,并且在口供上签了字。

吴二叔被关进了看守所,衣服、裤子上的纽扣、拉锁,凡是有可能造成伤害的锐器都被一一剪除。直到冷水从头浇下来,吴二叔才从做线人的白日梦中醒来。

那个长方形的监房里已经关了七八个犯罪嫌疑人,都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吴二叔。简单盘问后,他们要按惯例给新人“开小庭”。4个“打手”站在两边,“老大”坐在中间,老大问吴二叔犯了什么罪,听完之后决定打他3拳。他们选定地方,让吴二叔背靠墙,打手们排着队,轮番上场。第一个人用力打了吴二叔胸口一拳,第二个上来打肚子,吴二叔疼痛难忍,等第三个人过来时,吴二叔趁他不注意,双手勒住他的脖子,用膝盖顶他的下盘。那人吃痛,滚在地上叫爹叫娘。

警察惩罚了吴二叔,之后给他戴了脚镣,换了一个监房。在这里,吴二叔竟然遇见了自己的老板——斌哥。

斌哥有钱,所以在这个监房里当上了“老大”。吴二叔说完自己的事,斌哥就故意戳他:“你还说是那个小杂种是你的朋友,这么快就栽在他手上了?”接着斌哥又问吴二叔,为什么不把他供出来立功,“我都在里面了,有可能完蛋了”。

吴二叔没有说话。

斌哥是被手底下的一个小弟供出来的,被抓的那天,他正在宾馆里睡觉,小弟带着警察破门而入,给他戴上手铐,把搜到的毒品往脖子上一挂,就拍照取证了。

斌哥对吴二叔说:“干我们这行没有朋友,知道了吧?”

6

在看守所关了7个月,到了2004年夏天,法院开庭审判吴二叔的案子。因为合谋他人走私贩卖毒品,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处罚算轻的了,但吴二叔不服,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喽啰,提出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书下来,吴二叔彻底死了心,那年他21岁,之后的15年,刚好是他人生中最好的年华。

因为在监狱里表现优秀,吴二叔在2012年夏季被提前释放。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是个大清早,家人还没到。吴二叔在监狱附近绕了一圈,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告诉我:“如果有文化的话,我当时想写首诗,可惜一个字也憋不出来。”

再绕回到监狱门口,家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吴二叔发现自己根本夹不起菜——在监狱里待了8年,他一直都是用勺子吃饭,都快忘记如何使用筷子了。

8年时间过去,时代变了,街上的车多了,各种品牌的智能手机让人看花了眼,就连寨子里的平顶房都起了好几栋,土路也都完成了硬化。

吴二叔不想打听之前身边人的下落,享受了一段自由的生活后,就踏踏实实进了一家水泥厂做临时工。不过工资实在太低了,吴二叔感到很害怕,他怕自己又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于是决定出去打工,离边境远远的。

其实从2010年开始,到沿海打工,似乎已经成为我们寨子里的大多数人的谋生选择。三五成群在路上闲游的人少了,去缅甸干副业的人少了,冒风险去贩毒的人就更少听说了。

听一个在外打工的亲戚说,吴二叔到了工地后,能加夜班就加夜班,200块钱一天也干得很拼命。一年下来,他把在监狱里养起来的肥肉都掉完了,我过年回家看到吴二叔,他又恢复到以前瘦削的样子,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

2018年,吴二叔跳槽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氩弧焊,专门焊接品牌店里的大衣架。他聪明,技术学得快,又喜欢钻研。那段时间,他经常和我打电话,津津有味地讲怎么焊,花纹才好看。见我听不懂,他又说起一件趣事,厂里的老板问他要多少钱一个月?他不敢多说,要了8000块,觉得已经够多了。可最后老板笑了笑:“给你1万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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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湄公河行动》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