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家里抛弃的精神病院一哥

2020-08-12 10:57:38
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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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在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就职,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心理治疗。 “做一个正常人”,是这里每一个病人的努力方向,患者是在接受治疗,也是在努力获得家庭、社会的认可,寻找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我们,一言一行可能都会是某个患者眼里的火烛,或是阴雨。 我也想将自己听到和见到的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愿意看这些故事的朋友,能看到如此平常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知冷知热,会哭会笑,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这就是我想讲这些故事的初衷。

2019年3月,天气也在绵绵春雨中暖和起来。

“刺毛儿把他隔壁床新入院小伙的头打破了。”同事老乌两指夹烟,瞄着远处一个五大三粗穿白衣的小伙子,“你看看,挨打的就是那个,下手也太狠了。”

小伙子背靠树干蹲着,抱住膝盖。他的头被包扎了起来,像个菠萝。

我看过“菠萝头”的资料,是一位智力发育迟滞患者。老乌告诉我,昨日中午,病房放饭,刺毛儿把他哄骗到厕所,想趁人少抢他手里的牛奶。没想到菠萝头是个耿脾气,没拉扯两下,直接跟刺毛儿动起手了。

“小王八蛋矮人家半头呢,哪儿打得过呀?被人一脚——”老乌夸张地做了个跌倒的姿势,“踹尿池里啰!”当天晚上,怀恨在心的刺毛儿趁菠萝头睡着,拿痰盂底儿对着他脑袋狠砸了几下,被寻声赶来的护士按住了。

我叹了口气,“这刺毛儿真是越发不像话了。”不光是这次,最近刺毛儿“闹事”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没谱。

还好,菠萝头的伤口只是看起来有点吓人,除了刺毛儿家里的赔偿,医院也积极赔偿了一部分,家属没有揪着不放。

为了体现院里的“重视”,当晚值班的护士医生全挨了罚。刺毛儿被关进“特护病房”,护士用约束带把他一只手拴在床边的窗户上,除了上厕所,只能在半径不到1米的范围里活动。

一周后,病房里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放他出来的意思。做治疗时,我路过他的房间,刺毛儿大概是认出我了,大嗓门吼道:“哎,兄弟!借手机用一下?”

“兄你X的弟啊兄弟,”被罚的男护士亮仔冲过去,猛锤了一下门。刺毛儿不甘示弱地怒视着亮仔,咚咚地往墙上擂拳头,嘴里嚼着劲头愤骂:“X你妈!X你妈!”

亮仔无奈地向我摇摇头。出病房的时候,绑住的刺毛儿又大声吼住我:“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就这一个要求啊,我X!”

亮仔脸色一变,哆嗦着拽出钥匙,要打开门进去教训刺毛儿,我连忙拖着他往外走。刺毛儿在房子里吼得震天响:“进来喂!不给老子打电话,老子弄死所有人!”

我想,他可能是真想家了吧。

1

刺毛儿20上下,但已经是个有近10年“院龄”的老病号了。

据他大伯说,第一次查出问题是8岁,癫痫,在当地县医院治了大半年没治好。刺毛儿的父母私自断了医院开的药,给刺毛儿休了学,带着他全国各地寻医问药,吃了“不知道多少偏方”。

拖了一年,癫痫没治好,却又多了个新诊断——癫痫所致精神障碍。隔三差五要发次病,书是彻底读不成了。再后来,刺毛儿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不让人靠近,家里稍不注意,他就拿东西砸人、砸自己。刺毛儿的父母实在没办法,就把他送到我们这里住院。

老乌说,刺毛儿自从住了院,除了逢年过节回家几天,一直住在这里。仔细算算,他的青春期全在医院度过。

类似刺毛儿这样“长在医院”的年轻患者其实挺多,但能像他这样,家里一直坚持送来住院治疗的却没几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刺毛儿也算是不幸中幸运的那批。

以前,这样的年轻患者多是跟普通的患者放在一起,但现在医院大了,科室划分也明确,才有专门的“青少年”病区。刺毛儿没赶上这种待遇,他的青春期就一直混杂在一群糙老爷们的汗臭里。

“家里算是管不住啰,”老乌半躺在靠椅上,“说小时候还行,打几巴掌就老实了。十几岁的时候个子猛蹿,壮得跟个牛似的,打不停、骂不动。在家就只会伸手要钱,后来还学会喝酒了,有钱就喝酒,喝酒就闹事。不给出去偷,偷不到就抢,抢不到就动手打……最后就这样啰,也不敢让他回去。放在家,家底儿都要赔穿的。”

自我在这里工作,只见过几次他的家人。刺毛儿的父母、大伯大概隔几周就会来看他一次,带一大堆东西——炖好的汤、盖得满满的烧卤饭、各种应季的水果、档次不低的烟——那是刺毛儿最得意的时候。

刺毛儿的家离市里不远,就在下面的县城。大伯据说是个大老板,垄断了县里大半的砂石生意,家底颇为丰厚。刺毛儿父母就这一个儿子,大伯常年奔波,没顾上成家。全家就只有刺毛儿这一根独苗。

刺毛儿很“贱格”,每次吃的时候都喜欢故意趴在探视室的窗户旁,拿着食物,钓鱼一样勾着那些平时无人探视的患者。等人家凑近了,又立马抽开,一口吞进嘴里,发出“砸砸砸”的声音。病房里的人看得直撇嘴,但也没人喝止过他。

亮仔很不屑地跟我讲过:“人家爹妈在旁边都不管呢,我们去操什么心。”

刺毛儿的父母对医护人员的态度倒是“很到位”,时常带很多土特产,茶叶腊肉之类,但病房从来不收——因为不仅是患者,包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刺毛儿,甚至有一些讨厌。我对刺毛儿的初印象也不甚好。

大概是2016年的9月份,我试用期结束,跟着老师巡视大院。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刺毛儿——他拦在我面前,一把扯掉我的工牌,上下打量着说:“新来的啊?认不认识我?”

我笑着伸出手,想跟他讨回来。没料想他却故意躲开,又慢慢伸过来,把工牌缓缓插回我胸前的口袋,用力拍了两拍:“记着,啊?这里我说了算。”

老师一副习以为常的模样,没理会,背着手往前走。我有些无奈,心想大不了再去领一块吧,准备离开,而刺毛儿却忽然一把死力攥住我的肩膀,手指掐得我生疼,又把头扭到我面前,目光十分凶狠:“嗯?我他X让你走了吗?”

“滚一边喇去!”我实在是压不住火,猛地把他的手打掉,“你再这样……”

“打人哎!打人了啊!”没想到,刺毛儿立马变了脸,一屁股坐地,面色痛苦地大声叫嚷,“医生打人了,我要投诉!”

我晾着手,目瞪口呆,完全没意料到他来这一出。老师终于是停下脚步,扭过头,对着地上的刺毛儿不耐烦地喝道:“你这半个月不想下来了?给我起来!”

刺毛儿闻言,一个轱辘从地上窜起来,表情立即切换成谄媚,“开玩笑,开玩笑!”极度恭敬。他暗暗向我瞪了两眼,示威一般,极度挑衅。

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巡视大院的时候,刺毛儿时常拉几个人,远远指着我说什么,而我一靠近,他们便散开,只有刺毛儿一个人在原地,捂肚跺脚大笑,要笑得整个院子都关注他才作罢。

老褚(一位老年长期住院患者)偷偷告诉我,刺毛儿逢人的便说,我这个新来的治疗师,“怂憨一坨”,被他吓得“屁都不敢放一个”。

“他这是侮辱你,”老褚很气愤,一点没有老年人风轻云淡的样子,“你要教训一下他才行,太嚣张了!”

我也只能对老褚笑笑,默不作声。

2

老乌告诉我,在刺毛儿之前,老褚才是这个大院患者里的“一哥”。

老褚快70了,在这个大院住了近20年。老乌年轻的时候,老褚就来住院了。如今,老乌差几年就要退休,老褚还在。虽然一个穿白大褂,一个穿病号服,但两人之间,有深厚的“同院情谊”。

老褚自述,父母年轻时曾为了躲避战火,远赴南亚。后新中国百废待兴,父母又毅然带着他回国。成年后,老褚就职于本市华侨办事处。1982年,老褚确诊精神分裂症,在当地住过院,疗效不好,迁延反复。大约是2002年来到我们院,家里也许是不愿意折腾了,他便一直住到现在。

老褚是个“体面人”,穿着打扮都很讲究,喜欢在病号服外面套一个马甲,脚上无论套鞋拖鞋,都要穿一双白袜子。家里人隔段时间会来看看他,送一些东西来,给他送得最多的就是书。自打我工作,手里的书大多都是从老褚那里借的,什么《蛙》《人间词话》《风俗歌曲三百首》,各种各样的书,老褚都看。跟“体面”的老褚一比,大家眼里的刺毛儿,完全就是个“没有被教育过”的社会闲杂人等。

老乌对老褚十分信任,大院的器材管理都交给他。例如球拍的分配,新旧球的替换,象棋麻将的补位更替,平日里都要经过老褚的“首肯”,大院里,老褚等于是老乌权利的“代言人”。幸而,他是个知道分寸的“体面人”,不会因私枉公,分配器材只按先来后到,十分公允。

大院里人来人往,口口相传。无论常住的还是新来的,大都认可老褚的地位,尊他一声“褚老师”。

而这一切,都被逐渐长大的刺毛儿搅浑了。

大概是2015年的夏季,刺毛儿十四五岁,他找到老乌,要求承接老褚手里“分配器材”的权利,还不服气地说:“怎么总是他分呢,我都玩不到,老东西从来不分给我。”

老乌反驳他:“你自己说说,糟蹋了我几个拍子,打烂了几个球?力气跟个牛似的你,玩命地夯。”

“球不是拿来打?”刺毛儿很嚣张,“你不给我就去投诉,你偏心眼,区别对待病人!”

老乌说他当时都要被气笑了,点着刺毛儿的头:“行,给你管一个星期,啊?你管得好,就让你跟老褚轮流来管。”

头几天,刺毛儿还马马虎虎,发出去的器材都按时足量收了回来,可“没好三天,这个小王八蛋就乱来了”。

刺毛儿似乎被“特权”冲了脑子,他跟要器材的患者讲,自己收拾东西很辛苦,想玩,得拿东西跟他换,而且还明码标价——羽毛球、乒乓球,一包饼干(还得是他想吃的口味)打五个回合,一盒牛奶任意打;麻将扑克,两包饼干一个位置,屁股离了凳子就算弃权,再想玩儿,得“重新计费”。

老褚发现后上去叫停,刺毛儿根本不搭理。老褚便“威慑”,说自己明儿个要去跟老乌告状,撤了刺毛儿的官位。

刺毛儿担心事情露馅,又不愿跟老褚低头,气极了就乱来。在病房里,他趁老褚往头上套短袖的空档,拿着凳子,要往老褚腿上打。还好被巡房的护士及时吼住,上去一脚把他踹开。事后,器材还是都归老褚管,刺头儿因当护士面打人,被关了几日禁闭。

“打那时候起,这小子就没消停过。”老乌说。

3

老乌和病房医护们的态度终于让刺毛儿意识到,他很难从正面渠道挑战老褚的“一哥”地位,毕竟老褚有深厚的口碑基础,背后还有老乌这样的“大人物”支持。刺毛儿开始剑走偏锋。老乌说:“不知道这么屁大点个小孩,哪儿学的江湖那一套。”

这话让我一下想起此前见刺毛儿的家人。

他的父亲和大伯,都穿着印满草书的文化衫,两只手各带一串手串。见到工作人员,两人立即把烟踩熄,一左一右,攻上去与人握手,热情至极。若是同样热情回应的,他们的热情更甚,遇到不愿意搭理的(比如我),他们便放在一旁。

老乌说:“做生意的人,是这样啦!”我不置可否。

大院里,除了器材等物资分配,还有一些东西,也会带来“权利和地位”,甚至更高——比如烟。在精神专科里,烟是明面上绝对禁止的东西。一是有可能会影响治疗效果,二是容易引发火灾。但是,在这住的大多是男同志,有烟瘾的又占绝大多数,完全禁止似乎也有些不近人情。所以大院里时不时有人偷着抽烟,只要不过分,工作人员也当没看见。

烟多是来自探视的家属,护士医生都会强调抽烟对治疗效果的影响,所以家属们也不会给很多。下大院的时候,烟民们大多揣着一两根散烟,当宝贝一样来回传,你一口我一口。

“过个瘾呗,还想咋的,放开抽啊?”老乌总结道。

老乌自己就是大烟鬼一个,只要那些偷摸抽烟的人不乱来,他也不会去“撕自己的脸皮掀别人的摊子”。老褚自己不抽烟,但作为老乌的“代言人”,他也“识趣”地不去打搅。大院里的“烟态环境”,一直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平衡里。

青春期的刺毛儿也开始抽烟了,他家里似乎也知道,每次来探视,都会给他带一些。刚开始成条地带,病房里自然是竭力禁止,还试图要把刺毛儿这个小烟民纠正过来,劝他家里不要再带烟来。

老乌告诉我,“这小子就在病房里上蹦下跳闹事,说人家能抽,为什么他不能。关起来也没用,再说,也不能拿这个当理由一直把他关着吧?说不过去。”

病房里后来还是妥协了,与刺毛儿约定,每次跟家里拿烟,不能超过2包,更不能在房间里抽。他这才作罢。

我还问过老乌:“他家里就这样由着他?”

“嚯,你以为呢!”老乌立起身子,“说个不该说的,人人都是妈生爹养,但教成什么样的没有?”

刺毛儿背靠着家里的“纵容”,手里捏着大院里几乎最丰富最高档的“香烟资源”,开始在大院里笼络人心,试图争夺“一哥”的地位。

每天下大院,刺毛儿都会揣着一整盒烟,蹲在墙根的花坛上,只要那些“烟民”靠近,他就点一根递上去,轮一圈。等抽完了,又继续点一根续上。

烟民们乐得不知所以,有免费烟抽,球也不玩儿了,牌也不打了,抱着器材的老褚被晾到了一边——刺毛儿的地位迅速提升。

老褚找老乌告状:“乌司令,这小子这样搞,是不是不把你放眼里了。”老乌也有些哭笑不得:“褚老师这不是急眼了吗……但我去哪儿说他去,烟是人家自己的。再说,家属跟病房里都不管,你说我怎么管。”

我知道老乌其实很无奈,刺毛儿家里“这般心疼”这个家伙,医院都不知道该怎么管了,更何况他一个“看大院”的老技工。

刺毛儿的“香烟外交”,让他收拢了不少人心,一群年纪比他还大的烟民,成天前呼后拥在他身边,还“毛哥毛哥”地叫。有时候,他还故意领着那些人在大院里转圈,在各个工作人员面前经过,“跟周润发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院长呢……”

不过好景不长,大院里上来蹭烟的越来越多,大小也有几十号人,香烟外交的消耗量与日俱增,刺毛儿之前攒下的库存,慢慢开始捉襟见肘了。刺毛儿不敢再大手大脚浪费香烟,但又怕好不容易培养的“簇拥”流失,所以每天只给几个熟面孔。给之前他又舍不得,自己先猛嗦几口,干掉一大半,导致后来一圈“轮烟”还没传递几个人,就熄了火。

几个单纯只是想蹭烟的“老油皮”,当着刺毛儿的面挖苦他:“他X的把我们当要饭的?不愿意给就拉到,逗傻子玩呢你!”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补充(主要是病房不准),刺毛儿的“香烟供应量”持续走低。可是,老褚的器材供应,那是一直都有保障的。那些觉得在刺毛儿那里受了“侮辱”的人,逐渐又回归到老褚身边,继续按老规矩去老褚那里领器材,该打球打球,该玩牌玩牌。

老褚的地位又渐渐稳固了。

很快,刺毛儿又想了个歪主意——“做生意”——他拿家里送来的其他东西,跟别人换烟。刺毛儿家里送来都是成箱的牛奶、饼干、蛋黄派,平日里,都存在护士那儿,按时发放。为了收集到别人手里的烟,他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把这些吃食攒了下来。

刺毛儿的零食,质量好、味道棒,非常受欢迎。他继续发挥着自己“定价”的本事,一包饼干换1根烟,一盒牛奶换3根烟——蛋黄派他不舍得,自己吃了——平常不仅收,也允许别人拿食物来换。这样一进一出,刺毛儿等于做成了大院里的“烟食交流平台”。

如此看来,刺毛儿的确有做生意“家传绝学”,一直发展下去,迟早能掌握大院里所有的香烟,借此跟老褚分庭抗礼也不是痴话。

不过,眼见来换烟的人越来越多,刺毛儿也越来越“膨胀”,用收回来的过期零食换别人好烟,又拿放潮了的香烟换人家质量好的零食,拿别人的胃口消化自己的存货,十足十的奸商模样,很快就引发了大家的不满。

“这不是自己找坑跳吗?”老乌叹口气。刺毛儿不懂一个道理:这个大院毕竟不是外面的社会,住的大多是精神病患者,某种程度上说,这里既有规则,又没有规则。比如,刺毛儿能打别人,别人就能打他,这都可以是病情波动的结果。而这种不满,迟早会爆发。

男病区新来了一个大个儿,据说是练过功夫,身高体壮。一天,刺毛儿不小心惹到了这个“硬茬”,大个儿很气愤,揪着刺毛儿的领子,让他把零食退回来,不然就换好烟给他。

老乌说:“这小王八蛋那受过这种委屈呀,梗着脖子跟人家来硬的。”

刺毛儿先是拿出大个儿的零食扔在地上,一脚踩炸,很嚣张地说:“你敢得罪老子?牛X啊你。等着啊,以后在这里你没有……”话还没说完,大个儿就一拳打在刺毛儿腰肋上。

“打架啦!打架啦!”场面乱作一团,躁动四起。

后来,病房里以大个儿病情波动为由,将他单独关了3天。至于挨揍的刺毛儿,病房里找外科看了一次,没大碍,这个事就算揭过去了。

刺毛儿不服,说要跟院长投诉病房里不作为,任由病人打病人,工作人员却说:“由你去,只要你把前因后果说清楚。”刺毛儿不敢,毕竟是他拿“烟”这种上不了明面的东西,“哄骗”别人在先。

刺毛儿后来又威胁要告诉家里人,让家里人去投诉。男病区的护士长更乐了,“你去,打是你自己找的,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但以后你烟也别想要了,禁止吸烟的牌子医院里到处都贴着呢。”

刺毛儿只能自己吞了这个“闷亏”,生意一落千丈。在这场“闹剧”里,看似参与不多的老褚,最后成了“受益”最大的那个。他一如既往地任劳任怨,公正不私,与刺毛儿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无疑更加夯实了他的“一哥”地位。

4

工作满一年以后,科室里安排我接老乌一部分工作,先把大院的1/3交给我来管,我接触刺毛儿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自打我有了“实权”,刺毛儿对我客气多了,不敢再纠集小弟们骚扰我,甚至还有点巴结的意思。他时常在我巡视的时候跟在后边转悠,把自己知道的一点“趣闻”绘声绘色地说给我听,什么老褚跟女病房的谁谁眉来眼去呀,谁在花坛那里借下棋赌烟之类。

“谁有你牛啊,这对你来说不都是小意思。”我揶揄他,他也不恼,只是嘿嘿笑,说我说得对。

大概是2017年的秋天,某日,刺毛儿不知道听谁说我喜欢看书,拿了一套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来,非要送给我。我不敢接,问他:“你哪儿来的呀,不是抢人家的吧?”

“哪儿敢啊,”刺毛儿态度谄媚,“家里带来的,我又不识几个字儿,你拿去看,拿去看。”

“那不行,你拿回去,医院规定不能收患者的东西,你这不是害我吗。”嘴上这么说,但我还是把书接到手里,看看封面又瞅瞅印刷,爱不释手。

“嘿嘿,”刺毛儿凑上来,“你就踏实看吧,我不说谁知道,就是……你以后多照顾我一点,啊?”

我“啪”地把书合上——原来,他是拿书作投名状,想找我当靠山呐!

我假装为难地说:“我呀,就是个底层工作人员,在这儿我也得听老乌的,他说了才算。”果然,刺毛儿一把把书薅了回去,脸色立刻变了。他瞪着我,撇着嘴咕噜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愤愤地走了。

我很快就发现,刺毛儿还是聪明的,知道自己在患者群体里的“名声”算是臭了,于是想在更大的空间里,找到一条更“直捣黄龙”的路——“巴结”工作人员。而且就算在我这儿吃了瘪,刺毛儿也没有放弃。那段时间,他竭尽一切所能地,在大院里“大范围”地讨好工作人员。

比如指挥着小弟们,帮在大院定岗的护士们扇风、拿凳子;又亲自下场,帮着晒被子的阿姨,把几十床棉絮从储藏室搬出来,晒好了又搬回去;有时院子里患者发生冲突,不等老乌过去,刺毛儿就会先上去挥手挥脚把人轰开。

虽然刺毛儿的方法多少有些欠妥,但大伙还是对他不吝夸奖。老乌甚至偷摸给了他一把零食:“哎,不错不错,小家伙懂事儿了啊。”

不过,没好多久,刺毛儿就又犯事儿了,还是个大事。

大约是2018年春节,刺毛儿的家人没接他回家。年假结束我一回来上班,就听老乌说,刺毛儿又被关起来了,而且是从大年初二开始,还没放出来。

“为什么呀?”

老乌哼了一声,说:“想跑出去呗,没出院子就抓回来了,还把我挠成这样,你看。”老乌伸出手,小臂上有几道疤。

从年三十的晚上,刺毛儿就开始闹,非要护士给他家里打电话接他回去。“不是护士不打,打了也没通啊。再说,大过年的,谁愿意往医院跑啊。”老乌说。

初二一早老乌来值班,大院里只剩几个护工,配合老乌照看那些不能回家过年的患者。不知道刺毛儿从哪里搞了一张家属放行条,又偷了几件陪护家属的衣服,趁工作人员检查的时候,拉开门跑了。

平时这样的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初二那天,很多家属都赶来医院看望那些病情不稳、不能回家的患者,大院的门口车水马龙。再加上看管大门的又是新来的护工,经验不足,这才给刺毛儿钻了空子。

还好护工及时发现了,老乌当机立断,嘱咐大伙把所有门锁上,带着两个男护工追了出去,在医院的大门口发现了逃跑的刺毛儿。

刺毛儿被抓住后猛烈挣扎着,咬人、挠人,三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制住。老乌被挠了一把,忍不住扇了刺毛儿的脑袋一巴掌:“你爹妈哪个月不来看你?你他X就急这一时半会?”

刺毛儿像个地鼠,上蹿下跳,回骂老乌:“你他X的知道个屁!”

那次出逃后,刺毛儿就像忽然变了个人。似乎完全放弃了“一哥”目标,不在乎之前所做的那些努力,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真刺头。不配合治疗,故意损害器材,跟患者、工作人员挑事儿,而且闹事的规模越来越大。

这一年,刺毛儿光因为闹事就被关进去不下10次,几乎个个月都有他闹事的消息从病房里传出来。

那时我也很疑惑,以前刺毛儿家里来得还算勤快,但这一年却屈指可数。病房里说,给刺毛儿家打电话也没用,只有一堆客套话:什么给医院添麻烦啦,什么医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家属极力配合。男病区的护长很气愤:“这是医院不配合吗,这就是他家里没管教好,这么闹也不知道来看看!”

我也闹不明白了。

5

我的疑惑直到刺毛儿打菠萝头事件,才慢慢解开。

打了菠萝头半个月后,刺毛儿被他大伯领回了家,但第二天就又送回来了。这次,刺毛儿的爸爸也来了,但场面却远没有之前那么温馨。

刺毛儿不愿意进来,死命扒着病房的栅栏门,把自己整个手臂都穿到栅栏门的缝隙里,两只手交握,紧紧地扒着,几个男护士一起拉都拉不动。刺毛儿的两条腿像脱了水的泥鳅一样四处乱蹬,裤腿都勾破了,把按他的护士累得满头大汗。僵持了好一会,几个护士都有些恼火了,但又不敢使蛮力,只能跟他接着耗。

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楼梯口传来声音,是阿姨推着饭车上楼,这是到饭点了。但刺毛儿把门堵着,人车都进不去。阿姨疑惑地问一句:“干什么呀这是,别挡着人家吃饭啊。”

现场忽然沉默下来,增添了一点微妙的尴尬气氛。刺毛儿的爸忽然冲了上去,一脚踢在刺毛儿的大腿窝上,怒吼:“给老子滚进去!”大伯赶紧上前拉,大声说:“别打别打,都到这儿了,我来劝好吧,你别打孩子啊。”

刺毛儿缩着被踹疼的腿,手还是没放开,哭嚎道:“我就是想在家,我又没做错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见刺毛儿哭。

刺毛儿的爸猛然间情绪崩溃了,蹲在地上,喉咙间咽出高亢的悲声:“算我求你了,你进去吧,老子养着你行不行啊……”

“哎,这是闹哪一出啊?”阿姨又好奇地问了一句。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刺毛儿最终还是被拽了进去,毕竟这里不缺力气大的男护士。住进来之后,跟之前一样,刺毛儿更是频繁挑事——把护士拿过去的药、饭全部倒在门口,坐在污物上不让阿姨扫。大伙看电视的时候,他脱掉鞋子,把电视机的屏幕砸花,有其他患者表示不满,他就脱掉另一只鞋,掐着人家的脖子,扇别人的脸。

病房里又把他关到“特护病房”,跟他说,什么时候听话了,什么时候出来。但刺毛儿说:“老子就是要闹事,除非你们叫我爸妈把老子接回去,不然老子一直闹!”

刺毛儿家里态度很坚决——就是不接,电话里也不说原因。老乌说:“就搞不清了,放这里住10年了都,这是闹的什么呀?”

到了2019年的5月,许是闹够了,刺毛儿终于平复了许多,但病房里是被他闹怕了,还是准备了个单独房间,只是没再把人绑起来。医生让我单独去给刺毛儿做心理疏导。

去之前,我照着刺毛儿资料上的家属联系人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他大伯,“我弟弟把他大儿子过继给我了,”大伯口吻平静,“以后我管他,您这里多费费心。”

大儿子?我内心很讶异,没表现出来,问道:“就是……他不是独生子吗,是不是……”

“早就放开二胎了,他们就再要了一个嘛,”大伯语气听起来很“轻松”,“我这把年纪了还没成家呢,过继给我挺好,再说,亲上加亲嘛。”

我没有再继续就这个话题再问,简单跟他说了几句医生的意见,就把电话挂了。虽然我这个说法很武断,但看起来事实应该如此——刺毛儿是被自己爸妈,以一种温和而折衷的方式,放弃了。

原来,他放弃长久以来为了争夺“一哥”位置做的那些努力,而是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刺头,真的只是想回家而已。

我心下感伤,劝刺毛儿:“大伯跟你爸其实没差多少,以后又不是不能回去,烟照抽,零食照吃,还多了个弟弟,你说是不是。”

“你知道个屁!”刺毛儿隔着门,像之前骂老乌一样狠狠骂了我一句。

后记

现在的刺毛儿,过节都很少回家了。

他大伯也接,但刺毛儿不愿意。跟之前一样,大伯还是隔三差五来探视,带的东西一样也不少,但刺毛儿再也不在探视室的窗户上向其他人炫耀了。

今年疫情,原本过年回家待一天就得回来的刺毛儿,因为封了村,一直待到4月中旬才回来,听对接的护士说,那些时日刺毛儿常常偷跑出去喝酒打架,大伯也管他不住,天天盼着送回来。

我去过不少精神专科交流学习,几乎每个精神专科都有长期住院的患者,但是像刺毛儿这样年轻的,真的少之又少。见惯了各种患者的老员工,说起刺毛儿也是充满唏嘘:“癫痫也不是个什么绝症,怎么就他一步一步长成这样,这该去哪儿说道理呀。”

在精神病院说不清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是真心希望他有一天能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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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朝我心脏开枪》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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