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脚下小镇的住户们

征稿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布镇地处秦岭脚下的关中平原，是我大学同窗牧之的老家。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到布镇，事后只有模糊的印象——细小密麻的檩条支撑低矮屋檐，正如民谚中描述的那样只盖了半边，尘土和炎热中沉闷的麦地，全家人端着海碗面条下饭的一小碟葱花豆腐，小到让人误以为调料，油光光的炕席上二十厘米高的玉石棱角分明，据说是用于枕头——这一切，和陕南的家乡殊异，使我感到局促，至于街道，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很多年中，我没有再去过布镇，只是间或听牧之讲到老家的人物悲喜，和镇街变迁，也读到一些他就此写下的文字。

直到近年，牧之改造了老屋，工作的间隙回乡居住，我不时前往走动，看到秦岭巍峨山影之下，当年的风物不再，镇街扩大了很多倍，与西安南站连成一片，后街土墙瓦楞的老屋都翻新为二层小楼，村口从前洗衣淘菜的涝池沦为粪水坑。

世事也代谢诸多，牧之讲述中的芸芸人物，连同当年头枕石条入睡的父亲已经谢世，而随着四乡人口迁往镇上生息，又增添了不少新人物，发生诸般故事。

我有机会结识了其中几位，多数是辛苦讨生活的普通人，也有在布镇变迁中风云一时又归于寂寞的过客。

对于布镇，我是个外人，但又多少有一份不同于别处的关联。这几个人物的寻常悲喜，我想要记录下来，作为对他们和布镇的一点纪念。

表哥

因为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我和牧之从布镇主街往火车南站走，去搭那里回西安的巴士。

路旁大抵是三层带底商门面的楼房，多数虚掩着，显出从前的热闹和某种过气。路过其中一家特别显得宽大的建材门面，牧之说，这是去世表哥从前的产业，连楼带底。不止这里，在布镇还有另外两处。

我有些吃惊。这次来布镇，我才知道表哥已经去世两年了，是自杀。人吊在门框上，一只胳膊反别过去扭歪了，似乎是临断气想要伸手到颈后去解套子。绳套勒得深，牧之费了半天工夫才解下来，人完全硬了，穿老衣费了大劲。

表哥没有在眼前的后人，儿子多年前跟着妈走了，听到消息也没有回来，一个在布镇的亲弟弟不愿意出面。牧之成了操办丧事的主力，把人送进城里去烧，换回骨灰盒埋在塬脚下镇子的公墓里，傍着他去世的老爹老娘。

我想到第一次在牧之的院子里见到表哥的情形。

他坐在还未长成的葡萄架下一只石凳上，似乎是在借助阳光剩余的热力，神情沉默，看上去像是生了很重的病。他的装束近于一个流浪汉，因此，当牧之向他问起我们正在喝茶用的两个瓷杯的年代，我有点意外。

牧之向他介绍我的时候，顺便对我说，“表哥很有才，是当年的老牌大学生”。表哥微微摆手说，“不提过去的事。”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身上才隐约现出了一丝和文化有关的矜持气息。

至于那个杯子，表哥认为是民国的东西，意思不是很大，拿来喝茶算是个讲究。

牧之说，表哥毕业的学校是长安大学，还是那个年代热门的中文系。毕业之后，表哥最初几年是有工作的，后来下海创办了建筑公司，起初是在布镇造房子，后来生意拓展到陕北，在那边油井和煤矿上包工程。在布镇，表哥是打头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表哥不愿意谈到这些事情。对我片段的询问，他只是含糊应声，也不愿意谈起文学或大学生活之类的话题。在这个有些生荒的小院里，他穿着灰黑的不合节令的衣服，神情委顿，容颜潦倒，确实是跟过去没有一点关系了。

他到牧之家里来，似乎只是为了坐一坐，沾点人气。平时他住在父母留下的土院子里，一个妹妹偶尔送点吃的给他，楼房早已卖掉，作为得病以来的生活费。因为没有收入，不敢放开花销，身上疼痛也只是偶尔吃一粒去痛片。“没有不痛的时候”，他回答我。痛久了，人也就一点点地衰弱下去了，成了眼前的样子。

那天表哥没有坐很久。到了吃饭的时间，他说自己什么也吃不下，在旁边再坐了一会儿，起身离开了。他的一条腿有些瘸，衰弱的身影在院门口渐渐消失，像是一个垂暮之年的过客。饭后仍旧在葡萄架下的石桌旁，牧之对我讲了表哥人生下半场的事情。

陕北的生意做大之后，正如寻常世事，表哥的亲情出了问题。

先是因为让弟弟管的项目总是亏空，表哥免了弟弟的经理职务，弟弟觉得表哥听嫂子挑拨，结下了怨气。后来借着老娘去世分家产，兄弟在老院子里打了一架，表哥把弟弟按在身下扇耳光，弟弟掏出裤兜里别的刀捅伤了表哥大腿，彻底闹翻了。

再以后，表哥和表嫂的关系又出了问题。

表哥是和表嫂一起创业的，表嫂是学会计的中专生，正好合适管账，生意做大有表嫂一半的功劳。但是在布镇有了建材铺面，表嫂留在这边坐镇之后，表哥在陕北那边却出了问题。他的生活圈子变了。表嫂回布镇之后，他更是见天和煤老板们混在一起，吃喝之外是赌，赌得很大，赌运又差，要从公司账面上扯资金过去平赌债。此外是唱歌洗脚做按摩，表哥的嗓子不错，是浑厚的男低音，后来他和歌厅的一个陪唱女孩好上了，同居在一起。表嫂知道后，坚决要求离婚。

离婚时表嫂不但带走了一半多财产，还领上两人独生的一个娃，远远离开了布镇，表哥需要掏娃的抚养费。随着管财务出身的表嫂离开，表哥的财运也走了下坡路，又因为赊欠赌帐得罪了人，被排挤出了陕北的工程圈子，短短几年时间公司就倒闭了，偏偏人又得了肝癌，治病花光了积蓄，一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那天我们没有聊更多表哥的事。时隔数年，我再次来到牧之的院子，景物已经改变不少，旧的砖瓦平房起成了两层楼，粗粗装修过，院落里也区分出了花圃和小径，葡萄架长得茂盛了一些，已可遮挡阳光。我们仍旧用着两个民国的陶瓷茶杯，坐在石桌旁喝茶，想起曾经坐在架下的表哥，得到了他已经去世的消息，就在那次见面后半年。按照病情，他可能也拖不了很久，先走一步是活得实在没意思了。

牧之对我详细讲了一些表哥后半生的情形。

公司倒闭之后，表哥还剩了一辆旧车，是从陕北开回来的老式桑塔纳，后备箱和车座都比较宽大。有一段时间，他不知怎么跟西安南郊上的一伙盗墓分子混在了一起，用他的桑塔纳作为运输工具，在关中平原上的各个村落奔波，昼伏夜出盗挖古墓葬，他负责开车和辨认得手的文物，事后和城内的几个古玩市场合作脱手。表哥当年上大学的一些根底发挥了作用。

那几年表哥还算过得不错，从陕北带回来的小三也一直和他在一起，是个比表哥小二十多岁的女娃，看起来纯粹是两辈人。

盗墓团伙的胆子越来越大，干得最大的一单是盗掘了韦曲塬上的诗人韦应物墓，挖出四方韦应物家族墓志，墓志流入市面后惊动了国家文物局，惹下了大祸。盗墓团伙全体落网，表哥不是核心分子，最主要的是没有参与韦应物墓的大案，那天他身体不舒服没有去，是别人开他的车，不过事后经表哥过目，盗墓贼才知道挖到了好东西。

在看守所里呆了一年，表哥回到了布镇，桑塔纳自然作为作案工具被充公拍卖了。

进看守所之前表哥的肝上已经有毛病，大约里面油水不够，出来之后肝就坏掉了，脸色发黑，肋部按上去硬梆梆的。

陕北来的小姑娘接他出的看守所，知道表哥得了肝病还不想走，要跟他结婚，生个儿子留后。表哥坚决拒绝，把卖房子的钱抽了十万块给小姑娘，打发她回了四川，自己留下来等死。

表哥落土之后，牧之觉得应该立块碑，写上点什么。譬如墓主是镇上第一个老牌大学生，也曾风云一时，人生跌宕起伏。因为无人出钱，只能是想想。

安安

安安租住在后街靠马路的一间简易房里，房顶薄，夏天已过犹有余热。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和灶台，没有太多剩余的地方，我们分坐在床上和两只凳子上，手边是各种堆放的杂物，除了瓶瓶罐罐和各色塑料袋子，还有一个针线包。

安安胖胖的脸上戴着一副椭圆的石头眼镜，显出一圈圈纹路，让他看上去显小了一些，似乎符合了“安安”这个名字，实际上他已经四十岁。

安安说自己有角膜炎，戴上石头镜子能温润一些。我看到他的眼角有些发红，他的脸庞挨近发际有一圈起皮剥落的印迹，剥落的部分颜色更为鲜红，明显深过正常的皮肤。安安说这是白癜风，“冯小刚比这个严重得多”。

杂物中有一只鼓，两面类似锣一样的乐器，是安安的职业行头。安安是一名乐手，乐队的名字叫做龟（qiu）兹，唐代从西域传来，在关中平原扎下了根，用于婚丧嫁娶的场合。安安介绍，那副类似锣一样的乐器叫镲。击鼓打镲是安安在乐队的职分，加上唱歌。

鼓手在乐队里的收入不高，拿大头的是会耍把式翻跟头的人，叫做“抱鼓”，是说翻腾时要把双手拢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鼓的样子，半小时翻下来到手五百块。安安没有这份功夫，只能赚赚一场二百块的小钱，几天下来会有一场，勉强糊个口。还好有个住在长安城区的老父亲，另有一个早年分家的大哥。

提到父亲，安安言语中却有许多怨气。“没见过他这样的爹！”似乎父子之间全无来往。父亲是印刷厂的退休工人，每月有两千多退休工资，去年涨到了小三千。事后知道安安的怨气在于，他认为父亲应该把退休金拿出来让他安排，够两个人过得很舒服。父亲却不肯这样做，钱也莫名其妙地就花销了。花销的去向或许另有隐情，安安没有再往下说。我想到了长安城区里那些比比皆是的老人健康沙龙，还有上门推销无孔不入的业务员，或者某个和房主走得很近的家政工。

实际父亲并非完全不管安安，安安治病的钱都是找父亲要。安安觉得自己的病情很重，床铺里侧窗台上摆着一排降压药物小瓶，长期的高血压已经让自己的五脏受到了损坏，没有一样是好的了，“没打算活过四十五”。

我总觉得安安的这个说法，是替自己现在的活法找理由。他从未成过家，除了姑且糊口的敲鼓也不会干别的，而就连这个也算不上样样精通，进不了城里的戏台，只能跟着草台班子混。

说起来安安怨恨父亲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小时候县剧团来学校里要人，父亲没有放他去。虽说县剧团后来也倒闭了，好歹能学到手艺，可以“抱鼓”，挣多份儿的钱。

因为天热，我们没有在安安的屋里坐很久。安安说他自己也不怎么在屋里呆，就是用来睡个觉，所以屋子夏天有多热或者冬天有多冷，还不是太要紧。

春天我再次去布镇，想和牧之骑自行车去塬上逛一圈，牧之的自行车不能带人，说安安有一辆特别好的车，还是带挡的，去找他借。安安正好从外边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鼓鼓的塑料鳖型罐子，问他说这是装干馒头片的，春节送给父亲吃了，他刚从父亲那儿回来。我为安安的父子关系改善而高兴，他却说，还是老样子。

安安的屋子旁边是主人家的一个鸽棚，上次来大概由于天热，鸽子没有动静，这次不时听到透过墙皮的咕咕声。我们走到隔壁，咕咕声更为强烈，空地上停放着安安的自行车，基础是一辆从前常见的加重车，却又经过了不止一处改装，有一种说不出的混合感，最主要的装置是三脚架底部的一个蓄电池，可以辅助脚踏人力，车把上的按钮还可控制电流挡位。给我示范变挡的时候，安安顺手摘掉了沾在车把上的一片鸽毛。

车把上还装有一盏小灯，同样由蓄电池提供电力，很多时候丧事完毕深夜归来，车头上的小灯穿过夜气，照亮不够平整的村道。

骑上安安的车，一路果然省力许多，我想安安正是骑着它往来十里八村唱龟兹，后架上绑着鼓和镲的行头，鼓面和安安长年穿着的那件印刷厂劳保制服一样有些发白了。

上次见面，我试过用指头敲击鼓面，鼓皮绷得很紧，用手指不容易敲出声响，需要上鼓槌用力气，这和城中酒吧那些供文艺青年客串一下的手鼓很不同。

这次借车之前，我们在安安屋里坐了一会，想请他演示一下敲鼓，他说鼓槌不好找。请他唱两句歌，他说不在那个场子上想不起调子，似乎也紧了紧嗓子，终究没有出声，脸上现出一丝不自然的尴尬。我想到电影《醉乡民谣》里的民歌手，无家可归只能在老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却因为被邀请在客厅聚会中弹奏吉他而发火。对于民歌手来说，手艺就是挣钱吃饭的家伙，用来给朋友表演似乎是一种耻辱。

还自行车的时候安安不在家，我把自行车原样推回房东的鸽棚里。房东说安安打小麻将去了，场子就在文武街的牌坊下面，正是我去搭公交车要路过的地段。

在牌坊下面，并没有看到安安的麻将摊儿。牧之打了个电话，他匆匆地走过来，却不肯跟我们去吃饭，说自己的晚饭很简单，就是一会回去随便下个面条。他大体是自己做一顿，中午在外边吃一顿补油水，跟我在北京的习惯一样。

新冠疫情消退之后，我再次去到布镇，提起安安，心想他的鼓手生涯不知能否持续。过去一看，安安正在给自己补一件中山装口袋的线缝，大约是春天要上身的。他戴着石头眼镜，身旁放着针线包，看上去像一个老人，发际下面那一圈猩红似乎也褪了色，显得温和了很多，没有提起父亲时那种元气了。

提到生计，安安说还能维持，疫情期间没人办喜事了，但白事并未取消，乐队里有两个人怕传染退出了，他不管那么多，去哪儿戴个口罩就好。敲锣的走了，他一人干了三人的活儿，也能多拿点儿。

麻将馆不能开业，多数时候他呆在家里，正好也能做做饭。看他的案子上，案板和擀面槌都带着白粉的痕迹，显然是新近做过饭，安安说他什么面都会做。他会自己抻面做饭这一事实，让人多少有些安心，似乎有了将日子拉长的可能性，不再是口头说的那样紧迫了。

和尚

和尚住在市场门面房的楼上，他其实并不是和尚。

第一次去寻访，没有遇见他，大约是出去给人家安装防盗门了。牧之说，这项职业给和尚带来了某种便利：装门的家庭一般男人在外打工，女人门户防嫌不严，装防盗门需要女人搭手，留下了联系方式，一来二去往往就登堂入室了。

这看起来是福利，其实也出于无奈：和尚的老婆跟人跑了。虽然现在人又回来了，但关系回不到从前。起因是老婆娘家的一桩财产官司，请了一名律师，官司没打赢，律师却拐带了和尚的老婆。

老婆带着儿女离开布镇，跟律师同居了两年，律师始乱终弃，老婆只好回来。回来之后住在门面房的一层，两人不再有夫妻之实，但老婆还给和尚做饭，和尚给无业的老婆拿一些供养。这段曲折使和尚在布镇出了名，也使得他性情大变，穿上了近乎出家人的服装，手腕上绕着佛珠，逢人感叹世事皆空。“和尚”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

和尚的老婆在家。这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实在看不出她身上演出过那样的情节。提到和尚，似乎只是一个不相干的房客。我们走到后面院子里看了看，二楼的门闭着，院地有几盆小花和一个水池，一条和尚养的黑狗拴在那里。狗极其细瘦，让人怀疑主人从来没有喂过它，黏人的情态，又让人感到它的孤独。看起来那些盆栽比狗受到的照顾要好得多。

第二次我们上午去市场，早市已经歇场，和尚还在睡觉，牧之在楼下喊了半天，终于，他从二楼一副窗帘后探头，等会下来接我们。他理着光头，身材胖大，看上去确实像个头陀的样子。老婆不在，我们跟他一起去到后院，上次的小黑狗已经不在了。

我们跟着他上到二楼，土黄色窗帘遮住一半光线，房间里很凌乱，到处显露起伏不规则的事物轮廓，是崴成一团的衣物、散落的锅碗和其它杂物，锅碗还结着食物的痂，看来他并非每顿都下楼去吃饭。最突出的家具是一个靠墙的书架，松垮插着一些初中学生用的教材，看得出来是儿女使用过的。

房间里只有一只凳子，和尚坐在床上，我问他近来怎么样，他叹息说不怎么样，似乎我的问话开启了他的话匣子，开始讲起很多人生哲理，最主要的是人生空无，因为很多话题欲言又止，看上去不大像和尚，倒近于一位尚未炼成的哲人，在隐忍和通脱之间逡巡。

房间里另有几只涂料桶，装着玉米面饲料，还有一套信号接收机一样的装置。这是用来饲养和训练楼顶养殖的信鸽的。这是和尚的另一职业。

院坝里搭着一架窄窄的铁梯，可以爬到屋顶的鸽舍。和尚在前面爬上铁梯，领我们去看鸽子。铁梯的坡度几乎垂直，让人有些发晕。梯子顶端有一扇小门，走进去之后就到了两幢鸽舍之间，浓烈的气息扑来，铁丝网上沾满了败絮一样的羽毛，咕咕的声响笼罩耳膜，这是与楼下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鸽舍面积不小，鸽子们扑腾或者呆在角落，数量大约有上百只。和平时广场上见到被投喂的鸽子不同，这些鸽子的姿态更轻盈些，几乎每只的脖子上都有些斑点花纹，让人想到王世襄在《锦灰堆》里写的“点子”。

和尚打开笼门，一群鸽子唿哨飞向天空，在布镇高低错错的房屋上空徘徊。也有一些呆在鸽笼口的栏杆上，和尚伸手搂住一只，鸽子的脖子闪着微妙的虹彩，在他手中显得很温顺。

和尚养信鸽的成绩不错，得过区里信鸽大赛500公里组的前几名，奖金不少。这种比赛有赌赛的性质，参与者各自出份子钱，赢者得奖，当然还有企业的赞助。给和尚挣来奖金的鸽子，不知道是否他手中这只，二楼房间里有带着它照片的证书，不过当然，在我们这样的外行眼里，所有的鸽子都长得很像。

鸽笼里鸽粪的气味非常浓烈，但和尚似乎毫无感觉。他显得比在下面自在得多，终于暂停了对那些人生哲理的讲述，眼神里现出一小片天空，追随着鸽子在布镇上空回翔。

临走的时候，和尚从屋里什么地方掏出两枚铜钱，送给我和牧之，说这是古人的东西。铜钱外圆内方，带着鲜明的绿锈，我拿到靠门光线好的地方，看出上面用篆文刻着两个字“五铢”。我吃惊地说这是汉代的币，牧之说你送我们这么贵重的东西，和尚微微笑着说币是真的，值不了几个钱，是前一阵在杜曲挖出来的，你们拿着玩儿。

我事后百度了一下，确实如和尚所说，五铢钱固然年代久远，但因为出土太多，一枚值不了多少钱，但这也说明了它不会是造假。

过了一段，一个小雪天半夜，和尚哭着打电话给牧之，说他刚挨了几个警察的揍。原委是他深夜醉酒回来，老婆怕冷不愿起床开门。

和尚开始是敲门，后来开始砸门，趁着酒劲嘴里骂得也难听，把过去的事都搬出来。老婆也不是好惹的，后来索性打了110，时值疫情期间，派出所出警迅速，四名戴着口罩的警察赶到现场，问他为什么不服疫情管制乱走，不戴口罩还深夜砸别人的门，和尚酒劲大话没说清楚，跟警察吵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几个警察把和尚按倒在雪地，暴揍了一顿准备带上车，这时和尚才说自己是这家女人的丈夫。

警察核实了一番，确定他不是半夜砸门抢劫的，教育了几句，把他扔在当地走了。倒是随手扔给他一副口罩，勒令他带上。女人依旧不肯开门，和尚在门外呆到四更天，又是冻又是气，哭着给牧之打电话，说自己不想活了。

牧之的住处财神庙和市场只隔着两条街，赶过去把和尚接到自家避寒，和尚一边哭一边慨叹人生虚无，牧之劝慰到天明才送他回去。

疫情解除之后，我再次去布镇，和牧之到市场街找和尚，他和老婆都不在，却在一楼见到了他的女儿。女儿在四川念一所中专，因为疫情回家上网课，正在桌子上做作业，身背壮壮实实的，看上去和和尚有一点挂相。问起父亲，她说不知道去了哪里。

离开之后牧之告诉我，当初和尚和老婆闹离婚的时候，女儿当时还在上初中，说“我要上学，谁能叫我上学我跟着谁”，后来跟着母亲走了，两年后又回来。这也是和尚的一件伤心事。和尚送给我的五铢钱，依旧放在我的书架上，显着洞明世事的沧桑形状，带着鲜绿的铜锈。

老太

那天我骑着安安的电动自行车，和牧之去塬脚看望一位表哥，路过一座村庄，建筑似乎有点新，却又过快地显旧了，样式划一，和本地农民起的房子有区别。牧之说这是移民村，人都是从终南山里搬出来的。

走到村子中段，牧之停下自行车，说去看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是牧之上次来帮表哥翻地认识的。移民村的地少，表哥的油菜地就在老太太的房子坎下，老太太站在院坝里看牧之和表哥翻地，一边跟歇气的牧之搭话。后来她把牧之叫到院坝，回屋端出一大缸子蜂蜜水，说这是自家在山里养的蜂蜜，递给牧之，看着他慢慢喝完，一边跟牧之聊天。聊天的内容，是她对熟人不便出口的家事。

老太太姓秦，家在终南山里的大木瓢沟，人老几辈住在那里，自从几年前搬到平原上，很多事情都变了。土地减少，也没了靠山吃山的副业，儿子们出外打工，老太太和媳妇留在家里。村里都是妇女，只剩下村长几个男人，二儿媳就和村长相好上了，她干涉不了，又没处说。

牧之听着她絮叨，也不好接话。蜜水的味道很清甜，的确和布镇街上卖的不一样，一口下去疲乏了的身子都舒服了。喝完了一大杯，老太太又泡上一杯，让他带到地头。

我们没有找到老太太的门，先去了表哥家。表哥回想说，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老太太了。

回程时经过村庄，几个老太太在公路拐弯处晒太阳。停车向他们打听秦老太，一个老婆婆说：“她呀，前一阵摔断了腿，躺在床上了。”她指给了我们院子。

敲开秦家的院子，一条狗叫得很凶，半天来了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拦住了，说明来意后，女人带我们进了院子，这是秦老太的三儿媳。

走进客厅，老人躺在临时支起的一张单人铺位上，旁边陪着一个看上去比较年轻的女子，后来知道是孙女，在外地上职业学院，因为放暑假回家玩一阵。

老人闭眼躺着，看不出是睡是醒，孙女说她自从跌跤之后，话就越来越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了。当牧之跟她打招呼，她睁开了眼睛，微微欠了欠埋在被褥里的手，整个人像受了微风的芦苇有了点活气。很显然，她是认识牧之的。牧之伸手握住了她的，问她最近的情况，她似乎是嗫嚅着回答了一两个词。一旁抱着孩子的三儿媳带点抱怨的语气说，妈平时不搭理我们，有时候端饭给她，“她还烦躁得很，把头一摆”。

儿子们常年在外，孙女没有放假的日子，老人主要靠三儿媳照顾，三儿媳又有自己襁褓的孩子。至于那位二儿媳，似乎是分家居住的。老人摔跤之后没有去治疗，说是髋骨脱榫接起来很麻烦。寒往暑来，吃喝拉撒，翻身擦洗，不知道谁能一再尽心，就像此刻落在褥边全无血色的手，无人注意。

我握了握这只近乎干枯的手。没有一点温度，似乎比想见的还要冷，含有一丝惊讶。从牧之见到的那个唠嗑冲蜂蜜水的老太，到这个没有温度的躯体，其间也不过半年时间。自从在公路上平地跌了一跤，她的日子实际上已经结束，只剩下一个句号没有画完，我有些怀疑她的拒绝说话和吃饭，是有意让这个句点封口。

我们告别的时候，说下次再来看她，老太太还微微出声回应。走到门口回头，老太太又闭上了眼睛，手臂和呼吸落回到被褥里，看上去像没有任何气息。那阵吹动了干枯芦苇的风停止了。

听牧之说，老人在秋天过世了。

有一次我受朋友邀请，在秦岭山里住了两天，地点就在大木瓢沟顶上，能够俯见沿沟几处搬空的院落，留下灰扑扑的瓦顶和土墙，掩映在高大乔木的荫蔽里。溪水仍旧白白流淌过院子，无人使用，蒿草深过了膝盖。我想起去世的秦老太，或许从前就住在我视线的院子里，挑水负薪，爬坡下坎，养大了两层后人，没有出过大的闪失。到了平原上，却平白无事地跌倒了，一蹶不起。

在那片完全陌生的地面上，她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立足之地。

住持

牧之的院子紧邻财神庙，只隔一条很窄的小巷，两院人声相闻。站在牧之新起的二层小楼上，就有一分俯瞰的意思。

财神赵公明本籍就是秦岭脚下的人，或许与此相关，财神庙一直有香火，虽然不算旺，还有每年一度的庙会。有了这两宗，就会间歇有人来住持。财神虽然在佛寺里往往有一席之地，但出身是赵公明修仙得道，这座主供财神的庙，住持的一直是道士。我前后见过两位。

前面是张道长。有一次我去牧之的院子，刚好遇到张道长出来送客，男女两三人鱼贯钻入一辆奥迪车，在财神庙前面的土坝上倒车，穿过并不宽敞的后街走了。张道长扬起道袍的袖子，在微微扬起的尘土里作别。

回头他带我们进了院子，在院子当心树下一张石桌边坐下，桌上摆着方才招待客人的茶水，张道长吩咐一个跟从他的十八九岁的小道士换杯倒水，让他“手脚麻利，迎来送往学着点”，一边跟我们聊起刚才来的客人。说来头很大，是“军级干部，从山东一路访问过来的，陪同他的除了夫人，还有一个是本地武警部队的政委”，事因是家里起房子，一直有些不清静，让他看看图纸，是否冲犯了某方神煞。

这是张道长言谈的一贯风格，跟他际会的不是大人物，就是某个很厉害的邪祟，相比一般在终南山修仙炼丹的道士，他的看家本事是捉鬼。

跟我们喝着客人送来的雪峰山云雾茶，张道士就此说开去，说到前一段去了一趟湘西，跟一个恶鬼斗法，那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女鬼，很重的怨气化成的，扑面把插香的米升子打翻了，白米撒了一地一屋，张道士为了收服她，身上被她的长指甲来往抠出了几十条扑棱，还被她弄掉了一颗门牙，“你们看”，他张开嘴巴，让我们打量门牙以旁的牙龈上的一处空缺，似乎也不像是新鲜痕迹。至于那个女鬼，最终到底收拢到了张道士做法的碗里，被他翻腕盖住，翻盖时已经消散了。多年来张道长斗过很多厉害的鬼，这个女鬼是最厉害的一个。

身旁的小道士一边冲茶泡水，一边和我们一起听他聊着，脸上似笑非笑，张道长就教训他“跟着师父好好学法，既然出来了就要安心”，似乎这位徒弟出家不久，还没有那么踏实，看上去也确实有点心事重重，脸上长着颜色发暗的青春痘，似乎有些营养不良，远远不及张道长的气色。

财神庙的年代久远，但规构并不大，坐在桌旁尽收眼底，只有一进正殿，供着财神和关公。大约为了体贴香客的需求，旁边也不失周到地供奉了一尊送子观音。神坛装饰不算寒酸，但也没有很多寺庙大殿金碧辉煌那种感觉。

偏殿是张道士的住处，一口缸里堆着不少金纸元宝，比财神坛上的小上几号，大约是为了准备不久举办的庙会。墙上还挂着一幅不知哪来的字画。另一边的偏殿上锁，堆着一些杂物。后院就是菜园，似乎也没有开辟种植起来。前院靠街还有两间房子，大约是徒弟住的。

虽然张道长神通广大，我却隐隐有一种这里香火不旺的感觉，或许因为秦岭脚下佛寺势力太大的缘故，财神虽然实惠，名头神通比起如来佛祖毕竟差了好多。

开春以后再去布镇，张道长正在忙碌，给财神庙门楣上挂灯笼，道帽的带子在轻寒的风里微微抖索，身旁帮忙的人换了，原来的徒弟大约打了退堂鼓。

院子上空也扎了彩带，一个帮忙的男人正在擦洗，牧之说这是给庙会做准备，庙会的主题是春耕。信佛的牧之说，其实这个节日来自于如来佛的生日，跟道家没关系，但是正跟播麦的节气重合，赶庙会的人多的话，财神庙可以借此赚一大宗香火钱。

虽然在应景忙碌着，对于庙会的前景，张道长显得并不乐观。他不再像上次见面那样情绪饱满，而是抱怨“这里的人没有信仰”。说到自己打算离开，去他当年入道修行的福建，那边的环境比这边好得多。

果然不久之后，听牧之说张道长已经离开，但并不是回福建，而是去了河南，以后又辗转去了秦皇岛。那场庙会赶上政府限制大型活动，场面有点冷清，这大约是张道士去意确定的原因。

财神庙关了半年多，直到少陵塬上的李道长下来接任。

李道长是个道姑，牧之说当年就是财神庙的住持，后来去了塬上住持一所道观，张道长来财神庙是她介绍的，现在回来也算顺理成章。

李道长不长于神通，但在本地根基深厚，接手之后财神庙有新气象，第一宗事是翻修大殿屋顶。这也算是布镇的一件大事，很多居民出了钱，牧之就发愿出了两千块。以前的窑瓦屋顶风化漏雨，财神的元宝买不通风伯雨师，泥塑之神有时难免受累，现在换成了彩钢瓦，瓦楞升上去两尺，相当于再加了一个大屋顶，财神和观音娘娘从此长保无虞。

再次走进财神庙院子，人气增加了不少，除了新的住持，多了一个小道姑，还有一个从塬上跟随而来的三十来岁的后生，时常在庙里前后帮忙，叫做三宝。石桌的陈设也无甚变化，除了那棵树上贴了一张白纸：“宝宝病了，没钱输液”。我问道长是不是要募捐救树，她微笑不语。

年轻的道姑跟以前那个小道士一样黑瘦，看起来似乎有病。我怀疑三宝从塬上跟下来是不是意在小道姑，牧之告诉我全然相反，三宝和小道姑是死对头，把她叫做“鹅”，经常在背后伸长了脖子比划她，因为小道姑有胃病，吃饭之后会像鹅一样发出“呃呃”的声音。三宝敌视小道姑的原因是有她在跟前，妨碍了他接近道长师父。

三宝意在道长，虽然李道长比他年长了二十多岁。道长对他的态度正像一个出家人的优容平淡，虽然不排斥他前后帮忙，有时也留他吃中饭，到了下午四点钟，就让所有外人离开，关上庙门早早防嫌。三宝舍不得回塬上，围着财神庙打转，转一阵到牧之院子里来，趴在围墙上踮脚尖向财神庙打望。望一会没有收获，会向牧之倾诉，他是如何恋慕师父，日子久了渐渐叹息，“看来我娶师父是今生无望了！”

我见过他趴在围墙上踮脚打望的姿态，也曾经和他搭过一两句话，看他不过是个略微戆直些的寻常青年。他为何如此厌小道姑而恋慕李道长，我没有机会询问。牧之说他看起来有些傻，其实自有心计，譬如他帮人做工拿钱宁肯少得一两块，一定要让人欠着自己，因为这是吃亏，吃亏就是积攒功德，来世有福报，一点儿也不亏。他今生的执着恋慕道长，不知是否为来生姻缘修的福分。

新冠疫情来临，布镇的各个路口都封堵了，连同财神庙和牧之院子之间的小道。李道长关了庙门，除了过几天买一次菜足不出户，跟随她的小道姑和三宝也各自回家了。有一天清晨，财神庙的门意外地开着，道长去派出所报案，看上去受到了很大惊吓。

头天晚上道长睡着后，有个窃贼翻墙撬门溜进了财神庙，在院子里各个房间转了一通，还在道长的房间外边窥探了半天，道长睡梦里隐约听见了动静。道长惊吓的原因是，财神庙大门装有监控探头，从录像里看窃贼戴着一副面具，想到这张戴着面具的脸在窗外窥视，任是道长修为深厚，也由不得不后怕。

因为并没有丢失值钱的东西，案子最终没有破。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怀疑：窃贼戴着面具入庙窥探，是否为了怕道长认出自己，就是经常往来的熟人呢？

（因保护人物隐私，布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3000元-12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