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脚下小镇的住户们

2020-09-08 10:56:34
0.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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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布镇地处秦岭脚下的关中平原,是我大学同窗牧之的老家。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到布镇,事后只有模糊的印象——细小密麻的檩条支撑低矮屋檐,正如民谚中描述的那样只盖了半边,尘土和炎热中沉闷的麦地,全家人端着海碗面条下饭的一小碟葱花豆腐,小到让人误以为调料,油光光的炕席上二十厘米高的玉石棱角分明,据说是用于枕头——这一切,和陕南的家乡殊异,使我感到局促,至于街道,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很多年中,我没有再去过布镇,只是间或听牧之讲到老家的人物悲喜,和镇街变迁,也读到一些他就此写下的文字。

直到近年,牧之改造了老屋,工作的间隙回乡居住,我不时前往走动,看到秦岭巍峨山影之下,当年的风物不再,镇街扩大了很多倍,与西安南站连成一片,后街土墙瓦楞的老屋都翻新为二层小楼,村口从前洗衣淘菜的涝池沦为粪水坑。

世事也代谢诸多,牧之讲述中的芸芸人物,连同当年头枕石条入睡的父亲已经谢世,而随着四乡人口迁往镇上生息,又增添了不少新人物,发生诸般故事。

我有机会结识了其中几位,多数是辛苦讨生活的普通人,也有在布镇变迁中风云一时又归于寂寞的过客。

对于布镇,我是个外人,但又多少有一份不同于别处的关联。这几个人物的寻常悲喜,我想要记录下来,作为对他们和布镇的一点纪念。

表哥

因为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我和牧之从布镇主街往火车南站走,去搭那里回西安的巴士。

路旁大抵是三层带底商门面的楼房,多数虚掩着,显出从前的热闹和某种过气。路过其中一家特别显得宽大的建材门面,牧之说,这是去世表哥从前的产业,连楼带底。不止这里,在布镇还有另外两处。

我有些吃惊。这次来布镇,我才知道表哥已经去世两年了,是自杀。人吊在门框上,一只胳膊反别过去扭歪了,似乎是临断气想要伸手到颈后去解套子。绳套勒得深,牧之费了半天工夫才解下来,人完全硬了,穿老衣费了大劲。

表哥没有在眼前的后人,儿子多年前跟着妈走了,听到消息也没有回来,一个在布镇的亲弟弟不愿意出面。牧之成了操办丧事的主力,把人送进城里去烧,换回骨灰盒埋在塬脚下镇子的公墓里,傍着他去世的老爹老娘。

我想到第一次在牧之的院子里见到表哥的情形。

他坐在还未长成的葡萄架下一只石凳上,似乎是在借助阳光剩余的热力,神情沉默,看上去像是生了很重的病。他的装束近于一个流浪汉,因此,当牧之向他问起我们正在喝茶用的两个瓷杯的年代,我有点意外。

牧之向他介绍我的时候,顺便对我说,“表哥很有才,是当年的老牌大学生”。表哥微微摆手说,“不提过去的事。”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身上才隐约现出了一丝和文化有关的矜持气息。

至于那个杯子,表哥认为是民国的东西,意思不是很大,拿来喝茶算是个讲究。

牧之说,表哥毕业的学校是长安大学,还是那个年代热门的中文系。毕业之后,表哥最初几年是有工作的,后来下海创办了建筑公司,起初是在布镇造房子,后来生意拓展到陕北,在那边油井和煤矿上包工程。在布镇,表哥是打头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表哥不愿意谈到这些事情。对我片段的询问,他只是含糊应声,也不愿意谈起文学或大学生活之类的话题。在这个有些生荒的小院里,他穿着灰黑的不合节令的衣服,神情委顿,容颜潦倒,确实是跟过去没有一点关系了。

他到牧之家里来,似乎只是为了坐一坐,沾点人气。平时他住在父母留下的土院子里,一个妹妹偶尔送点吃的给他,楼房早已卖掉,作为得病以来的生活费。因为没有收入,不敢放开花销,身上疼痛也只是偶尔吃一粒去痛片。“没有不痛的时候”,他回答我。痛久了,人也就一点点地衰弱下去了,成了眼前的样子。

那天表哥没有坐很久。到了吃饭的时间,他说自己什么也吃不下,在旁边再坐了一会儿,起身离开了。他的一条腿有些瘸,衰弱的身影在院门口渐渐消失,像是一个垂暮之年的过客。饭后仍旧在葡萄架下的石桌旁,牧之对我讲了表哥人生下半场的事情。

陕北的生意做大之后,正如寻常世事,表哥的亲情出了问题。

先是因为让弟弟管的项目总是亏空,表哥免了弟弟的经理职务,弟弟觉得表哥听嫂子挑拨,结下了怨气。后来借着老娘去世分家产,兄弟在老院子里打了一架,表哥把弟弟按在身下扇耳光,弟弟掏出裤兜里别的刀捅伤了表哥大腿,彻底闹翻了。

再以后,表哥和表嫂的关系又出了问题。

表哥是和表嫂一起创业的,表嫂是学会计的中专生,正好合适管账,生意做大有表嫂一半的功劳。但是在布镇有了建材铺面,表嫂留在这边坐镇之后,表哥在陕北那边却出了问题。他的生活圈子变了。表嫂回布镇之后,他更是见天和煤老板们混在一起,吃喝之外是赌,赌得很大,赌运又差,要从公司账面上扯资金过去平赌债。此外是唱歌洗脚做按摩,表哥的嗓子不错,是浑厚的男低音,后来他和歌厅的一个陪唱女孩好上了,同居在一起。表嫂知道后,坚决要求离婚。

离婚时表嫂不但带走了一半多财产,还领上两人独生的一个娃,远远离开了布镇,表哥需要掏娃的抚养费。随着管财务出身的表嫂离开,表哥的财运也走了下坡路,又因为赊欠赌帐得罪了人,被排挤出了陕北的工程圈子,短短几年时间公司就倒闭了,偏偏人又得了肝癌,治病花光了积蓄,一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那天我们没有聊更多表哥的事。时隔数年,我再次来到牧之的院子,景物已经改变不少,旧的砖瓦平房起成了两层楼,粗粗装修过,院落里也区分出了花圃和小径,葡萄架长得茂盛了一些,已可遮挡阳光。我们仍旧用着两个民国的陶瓷茶杯,坐在石桌旁喝茶,想起曾经坐在架下的表哥,得到了他已经去世的消息,就在那次见面后半年。按照病情,他可能也拖不了很久,先走一步是活得实在没意思了。

牧之对我详细讲了一些表哥后半生的情形。

公司倒闭之后,表哥还剩了一辆旧车,是从陕北开回来的老式桑塔纳,后备箱和车座都比较宽大。有一段时间,他不知怎么跟西安南郊上的一伙盗墓分子混在了一起,用他的桑塔纳作为运输工具,在关中平原上的各个村落奔波,昼伏夜出盗挖古墓葬,他负责开车和辨认得手的文物,事后和城内的几个古玩市场合作脱手。表哥当年上大学的一些根底发挥了作用。

那几年表哥还算过得不错,从陕北带回来的小三也一直和他在一起,是个比表哥小二十多岁的女娃,看起来纯粹是两辈人。

盗墓团伙的胆子越来越大,干得最大的一单是盗掘了韦曲塬上的诗人韦应物墓,挖出四方韦应物家族墓志,墓志流入市面后惊动了国家文物局,惹下了大祸。盗墓团伙全体落网,表哥不是核心分子,最主要的是没有参与韦应物墓的大案,那天他身体不舒服没有去,是别人开他的车,不过事后经表哥过目,盗墓贼才知道挖到了好东西。

在看守所里呆了一年,表哥回到了布镇,桑塔纳自然作为作案工具被充公拍卖了。

进看守所之前表哥的肝上已经有毛病,大约里面油水不够,出来之后肝就坏掉了,脸色发黑,肋部按上去硬梆梆的。

陕北来的小姑娘接他出的看守所,知道表哥得了肝病还不想走,要跟他结婚,生个儿子留后。表哥坚决拒绝,把卖房子的钱抽了十万块给小姑娘,打发她回了四川,自己留下来等死。

表哥落土之后,牧之觉得应该立块碑,写上点什么。譬如墓主是镇上第一个老牌大学生,也曾风云一时,人生跌宕起伏。因为无人出钱,只能是想想。

安安

安安租住在后街靠马路的一间简易房里,房顶薄,夏天已过犹有余热。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和灶台,没有太多剩余的地方,我们分坐在床上和两只凳子上,手边是各种堆放的杂物,除了瓶瓶罐罐和各色塑料袋子,还有一个针线包。

安安胖胖的脸上戴着一副椭圆的石头眼镜,显出一圈圈纹路,让他看上去显小了一些,似乎符合了“安安”这个名字,实际上他已经四十岁。

安安说自己有角膜炎,戴上石头镜子能温润一些。我看到他的眼角有些发红,他的脸庞挨近发际有一圈起皮剥落的印迹,剥落的部分颜色更为鲜红,明显深过正常的皮肤。安安说这是白癜风,“冯小刚比这个严重得多”。

杂物中有一只鼓,两面类似锣一样的乐器,是安安的职业行头。安安是一名乐手,乐队的名字叫做龟(qiu)兹,唐代从西域传来,在关中平原扎下了根,用于婚丧嫁娶的场合。安安介绍,那副类似锣一样的乐器叫镲。击鼓打镲是安安在乐队的职分,加上唱歌。

鼓手在乐队里的收入不高,拿大头的是会耍把式翻跟头的人,叫做“抱鼓”,是说翻腾时要把双手拢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鼓的样子,半小时翻下来到手五百块。安安没有这份功夫,只能赚赚一场二百块的小钱,几天下来会有一场,勉强糊个口。还好有个住在长安城区的老父亲,另有一个早年分家的大哥。

提到父亲,安安言语中却有许多怨气。“没见过他这样的爹!”似乎父子之间全无来往。父亲是印刷厂的退休工人,每月有两千多退休工资,去年涨到了小三千。事后知道安安的怨气在于,他认为父亲应该把退休金拿出来让他安排,够两个人过得很舒服。父亲却不肯这样做,钱也莫名其妙地就花销了。花销的去向或许另有隐情,安安没有再往下说。我想到了长安城区里那些比比皆是的老人健康沙龙,还有上门推销无孔不入的业务员,或者某个和房主走得很近的家政工。

实际父亲并非完全不管安安,安安治病的钱都是找父亲要。安安觉得自己的病情很重,床铺里侧窗台上摆着一排降压药物小瓶,长期的高血压已经让自己的五脏受到了损坏,没有一样是好的了,“没打算活过四十五”。

我总觉得安安的这个说法,是替自己现在的活法找理由。他从未成过家,除了姑且糊口的敲鼓也不会干别的,而就连这个也算不上样样精通,进不了城里的戏台,只能跟着草台班子混。

说起来安安怨恨父亲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小时候县剧团来学校里要人,父亲没有放他去。虽说县剧团后来也倒闭了,好歹能学到手艺,可以“抱鼓”,挣多份儿的钱。

因为天热,我们没有在安安的屋里坐很久。安安说他自己也不怎么在屋里呆,就是用来睡个觉,所以屋子夏天有多热或者冬天有多冷,还不是太要紧。

春天我再次去布镇,想和牧之骑自行车去塬上逛一圈,牧之的自行车不能带人,说安安有一辆特别好的车,还是带挡的,去找他借。安安正好从外边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鼓鼓的塑料鳖型罐子,问他说这是装干馒头片的,春节送给父亲吃了,他刚从父亲那儿回来。我为安安的父子关系改善而高兴,他却说,还是老样子。

安安的屋子旁边是主人家的一个鸽棚,上次来大概由于天热,鸽子没有动静,这次不时听到透过墙皮的咕咕声。我们走到隔壁,咕咕声更为强烈,空地上停放着安安的自行车,基础是一辆从前常见的加重车,却又经过了不止一处改装,有一种说不出的混合感,最主要的装置是三脚架底部的一个蓄电池,可以辅助脚踏人力,车把上的按钮还可控制电流挡位。给我示范变挡的时候,安安顺手摘掉了沾在车把上的一片鸽毛。

车把上还装有一盏小灯,同样由蓄电池提供电力,很多时候丧事完毕深夜归来,车头上的小灯穿过夜气,照亮不够平整的村道。

骑上安安的车,一路果然省力许多,我想安安正是骑着它往来十里八村唱龟兹,后架上绑着鼓和镲的行头,鼓面和安安长年穿着的那件印刷厂劳保制服一样有些发白了。

上次见面,我试过用指头敲击鼓面,鼓皮绷得很紧,用手指不容易敲出声响,需要上鼓槌用力气,这和城中酒吧那些供文艺青年客串一下的手鼓很不同。

这次借车之前,我们在安安屋里坐了一会,想请他演示一下敲鼓,他说鼓槌不好找。请他唱两句歌,他说不在那个场子上想不起调子,似乎也紧了紧嗓子,终究没有出声,脸上现出一丝不自然的尴尬。我想到电影《醉乡民谣》里的民歌手,无家可归只能在老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却因为被邀请在客厅聚会中弹奏吉他而发火。对于民歌手来说,手艺就是挣钱吃饭的家伙,用来给朋友表演似乎是一种耻辱。

秦岭脚下小镇的住户们

还自行车的时候安安不在家,我把自行车原样推回房东的鸽棚里。房东说安安打小麻将去了,场子就在文武街的牌坊下面,正是我去搭公交车要路过的地段。

在牌坊下面,并没有看到安安的麻将摊儿。牧之打了个电话,他匆匆地走过来,却不肯跟我们去吃饭,说自己的晚饭很简单,就是一会回去随便下个面条。他大体是自己做一顿,中午在外边吃一顿补油水,跟我在北京的习惯一样。

新冠疫情消退之后,我再次去到布镇,提起安安,心想他的鼓手生涯不知能否持续。过去一看,安安正在给自己补一件中山装口袋的线缝,大约是春天要上身的。他戴着石头眼镜,身旁放着针线包,看上去像一个老人,发际下面那一圈猩红似乎也褪了色,显得温和了很多,没有提起父亲时那种元气了。

提到生计,安安说还能维持,疫情期间没人办喜事了,但白事并未取消,乐队里有两个人怕传染退出了,他不管那么多,去哪儿戴个口罩就好。敲锣的走了,他一人干了三人的活儿,也能多拿点儿。

麻将馆不能开业,多数时候他呆在家里,正好也能做做饭。看他的案子上,案板和擀面槌都带着白粉的痕迹,显然是新近做过饭,安安说他什么面都会做。他会自己抻面做饭这一事实,让人多少有些安心,似乎有了将日子拉长的可能性,不再是口头说的那样紧迫了。

和尚

和尚住在市场门面房的楼上,他其实并不是和尚。

第一次去寻访,没有遇见他,大约是出去给人家安装防盗门了。牧之说,这项职业给和尚带来了某种便利:装门的家庭一般男人在外打工,女人门户防嫌不严,装防盗门需要女人搭手,留下了联系方式,一来二去往往就登堂入室了。

这看起来是福利,其实也出于无奈:和尚的老婆跟人跑了。虽然现在人又回来了,但关系回不到从前。起因是老婆娘家的一桩财产官司,请了一名律师,官司没打赢,律师却拐带了和尚的老婆。

老婆带着儿女离开布镇,跟律师同居了两年,律师始乱终弃,老婆只好回来。回来之后住在门面房的一层,两人不再有夫妻之实,但老婆还给和尚做饭,和尚给无业的老婆拿一些供养。这段曲折使和尚在布镇出了名,也使得他性情大变,穿上了近乎出家人的服装,手腕上绕着佛珠,逢人感叹世事皆空。“和尚”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

和尚的老婆在家。这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实在看不出她身上演出过那样的情节。提到和尚,似乎只是一个不相干的房客。我们走到后面院子里看了看,二楼的门闭着,院地有几盆小花和一个水池,一条和尚养的黑狗拴在那里。狗极其细瘦,让人怀疑主人从来没有喂过它,黏人的情态,又让人感到它的孤独。看起来那些盆栽比狗受到的照顾要好得多。

第二次我们上午去市场,早市已经歇场,和尚还在睡觉,牧之在楼下喊了半天,终于,他从二楼一副窗帘后探头,等会下来接我们。他理着光头,身材胖大,看上去确实像个头陀的样子。老婆不在,我们跟他一起去到后院,上次的小黑狗已经不在了。

我们跟着他上到二楼,土黄色窗帘遮住一半光线,房间里很凌乱,到处显露起伏不规则的事物轮廓,是崴成一团的衣物、散落的锅碗和其它杂物,锅碗还结着食物的痂,看来他并非每顿都下楼去吃饭。最突出的家具是一个靠墙的书架,松垮插着一些初中学生用的教材,看得出来是儿女使用过的。

房间里只有一只凳子,和尚坐在床上,我问他近来怎么样,他叹息说不怎么样,似乎我的问话开启了他的话匣子,开始讲起很多人生哲理,最主要的是人生空无,因为很多话题欲言又止,看上去不大像和尚,倒近于一位尚未炼成的哲人,在隐忍和通脱之间逡巡。

房间里另有几只涂料桶,装着玉米面饲料,还有一套信号接收机一样的装置。这是用来饲养和训练楼顶养殖的信鸽的。这是和尚的另一职业。

院坝里搭着一架窄窄的铁梯,可以爬到屋顶的鸽舍。和尚在前面爬上铁梯,领我们去看鸽子。铁梯的坡度几乎垂直,让人有些发晕。梯子顶端有一扇小门,走进去之后就到了两幢鸽舍之间,浓烈的气息扑来,铁丝网上沾满了败絮一样的羽毛,咕咕的声响笼罩耳膜,这是与楼下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鸽舍面积不小,鸽子们扑腾或者呆在角落,数量大约有上百只。和平时广场上见到被投喂的鸽子不同,这些鸽子的姿态更轻盈些,几乎每只的脖子上都有些斑点花纹,让人想到王世襄在《锦灰堆》里写的“点子”。

和尚打开笼门,一群鸽子唿哨飞向天空,在布镇高低错错的房屋上空徘徊。也有一些呆在鸽笼口的栏杆上,和尚伸手搂住一只,鸽子的脖子闪着微妙的虹彩,在他手中显得很温顺。

和尚养信鸽的成绩不错,得过区里信鸽大赛500公里组的前几名,奖金不少。这种比赛有赌赛的性质,参与者各自出份子钱,赢者得奖,当然还有企业的赞助。给和尚挣来奖金的鸽子,不知道是否他手中这只,二楼房间里有带着它照片的证书,不过当然,在我们这样的外行眼里,所有的鸽子都长得很像。

鸽笼里鸽粪的气味非常浓烈,但和尚似乎毫无感觉。他显得比在下面自在得多,终于暂停了对那些人生哲理的讲述,眼神里现出一小片天空,追随着鸽子在布镇上空回翔。

临走的时候,和尚从屋里什么地方掏出两枚铜钱,送给我和牧之,说这是古人的东西。铜钱外圆内方,带着鲜明的绿锈,我拿到靠门光线好的地方,看出上面用篆文刻着两个字“五铢”。我吃惊地说这是汉代的币,牧之说你送我们这么贵重的东西,和尚微微笑着说币是真的,值不了几个钱,是前一阵在杜曲挖出来的,你们拿着玩儿。

我事后百度了一下,确实如和尚所说,五铢钱固然年代久远,但因为出土太多,一枚值不了多少钱,但这也说明了它不会是造假。

过了一段,一个小雪天半夜,和尚哭着打电话给牧之,说他刚挨了几个警察的揍。原委是他深夜醉酒回来,老婆怕冷不愿起床开门。

和尚开始是敲门,后来开始砸门,趁着酒劲嘴里骂得也难听,把过去的事都搬出来。老婆也不是好惹的,后来索性打了110,时值疫情期间,派出所出警迅速,四名戴着口罩的警察赶到现场,问他为什么不服疫情管制乱走,不戴口罩还深夜砸别人的门,和尚酒劲大话没说清楚,跟警察吵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几个警察把和尚按倒在雪地,暴揍了一顿准备带上车,这时和尚才说自己是这家女人的丈夫。

警察核实了一番,确定他不是半夜砸门抢劫的,教育了几句,把他扔在当地走了。倒是随手扔给他一副口罩,勒令他带上。女人依旧不肯开门,和尚在门外呆到四更天,又是冻又是气,哭着给牧之打电话,说自己不想活了。

牧之的住处财神庙和市场只隔着两条街,赶过去把和尚接到自家避寒,和尚一边哭一边慨叹人生虚无,牧之劝慰到天明才送他回去。

疫情解除之后,我再次去布镇,和牧之到市场街找和尚,他和老婆都不在,却在一楼见到了他的女儿。女儿在四川念一所中专,因为疫情回家上网课,正在桌子上做作业,身背壮壮实实的,看上去和和尚有一点挂相。问起父亲,她说不知道去了哪里。

离开之后牧之告诉我,当初和尚和老婆闹离婚的时候,女儿当时还在上初中,说“我要上学,谁能叫我上学我跟着谁”,后来跟着母亲走了,两年后又回来。这也是和尚的一件伤心事。和尚送给我的五铢钱,依旧放在我的书架上,显着洞明世事的沧桑形状,带着鲜绿的铜锈。

老太

那天我骑着安安的电动自行车,和牧之去塬脚看望一位表哥,路过一座村庄,建筑似乎有点新,却又过快地显旧了,样式划一,和本地农民起的房子有区别。牧之说这是移民村,人都是从终南山里搬出来的。

走到村子中段,牧之停下自行车,说去看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是牧之上次来帮表哥翻地认识的。移民村的地少,表哥的油菜地就在老太太的房子坎下,老太太站在院坝里看牧之和表哥翻地,一边跟歇气的牧之搭话。后来她把牧之叫到院坝,回屋端出一大缸子蜂蜜水,说这是自家在山里养的蜂蜜,递给牧之,看着他慢慢喝完,一边跟牧之聊天。聊天的内容,是她对熟人不便出口的家事。

老太太姓秦,家在终南山里的大木瓢沟,人老几辈住在那里,自从几年前搬到平原上,很多事情都变了。土地减少,也没了靠山吃山的副业,儿子们出外打工,老太太和媳妇留在家里。村里都是妇女,只剩下村长几个男人,二儿媳就和村长相好上了,她干涉不了,又没处说。

牧之听着她絮叨,也不好接话。蜜水的味道很清甜,的确和布镇街上卖的不一样,一口下去疲乏了的身子都舒服了。喝完了一大杯,老太太又泡上一杯,让他带到地头。

我们没有找到老太太的门,先去了表哥家。表哥回想说,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老太太了。

回程时经过村庄,几个老太太在公路拐弯处晒太阳。停车向他们打听秦老太,一个老婆婆说:“她呀,前一阵摔断了腿,躺在床上了。”她指给了我们院子。

敲开秦家的院子,一条狗叫得很凶,半天来了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拦住了,说明来意后,女人带我们进了院子,这是秦老太的三儿媳。

走进客厅,老人躺在临时支起的一张单人铺位上,旁边陪着一个看上去比较年轻的女子,后来知道是孙女,在外地上职业学院,因为放暑假回家玩一阵。

老人闭眼躺着,看不出是睡是醒,孙女说她自从跌跤之后,话就越来越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了。当牧之跟她打招呼,她睁开了眼睛,微微欠了欠埋在被褥里的手,整个人像受了微风的芦苇有了点活气。很显然,她是认识牧之的。牧之伸手握住了她的,问她最近的情况,她似乎是嗫嚅着回答了一两个词。一旁抱着孩子的三儿媳带点抱怨的语气说,妈平时不搭理我们,有时候端饭给她,“她还烦躁得很,把头一摆”。

儿子们常年在外,孙女没有放假的日子,老人主要靠三儿媳照顾,三儿媳又有自己襁褓的孩子。至于那位二儿媳,似乎是分家居住的。老人摔跤之后没有去治疗,说是髋骨脱榫接起来很麻烦。寒往暑来,吃喝拉撒,翻身擦洗,不知道谁能一再尽心,就像此刻落在褥边全无血色的手,无人注意。

我握了握这只近乎干枯的手。没有一点温度,似乎比想见的还要冷,含有一丝惊讶。从牧之见到的那个唠嗑冲蜂蜜水的老太,到这个没有温度的躯体,其间也不过半年时间。自从在公路上平地跌了一跤,她的日子实际上已经结束,只剩下一个句号没有画完,我有些怀疑她的拒绝说话和吃饭,是有意让这个句点封口。

我们告别的时候,说下次再来看她,老太太还微微出声回应。走到门口回头,老太太又闭上了眼睛,手臂和呼吸落回到被褥里,看上去像没有任何气息。那阵吹动了干枯芦苇的风停止了。

听牧之说,老人在秋天过世了。

有一次我受朋友邀请,在秦岭山里住了两天,地点就在大木瓢沟顶上,能够俯见沿沟几处搬空的院落,留下灰扑扑的瓦顶和土墙,掩映在高大乔木的荫蔽里。溪水仍旧白白流淌过院子,无人使用,蒿草深过了膝盖。我想起去世的秦老太,或许从前就住在我视线的院子里,挑水负薪,爬坡下坎,养大了两层后人,没有出过大的闪失。到了平原上,却平白无事地跌倒了,一蹶不起。

在那片完全陌生的地面上,她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立足之地。

住持

牧之的院子紧邻财神庙,只隔一条很窄的小巷,两院人声相闻。站在牧之新起的二层小楼上,就有一分俯瞰的意思。

财神赵公明本籍就是秦岭脚下的人,或许与此相关,财神庙一直有香火,虽然不算旺,还有每年一度的庙会。有了这两宗,就会间歇有人来住持。财神虽然在佛寺里往往有一席之地,但出身是赵公明修仙得道,这座主供财神的庙,住持的一直是道士。我前后见过两位。

前面是张道长。有一次我去牧之的院子,刚好遇到张道长出来送客,男女两三人鱼贯钻入一辆奥迪车,在财神庙前面的土坝上倒车,穿过并不宽敞的后街走了。张道长扬起道袍的袖子,在微微扬起的尘土里作别。

回头他带我们进了院子,在院子当心树下一张石桌边坐下,桌上摆着方才招待客人的茶水,张道长吩咐一个跟从他的十八九岁的小道士换杯倒水,让他“手脚麻利,迎来送往学着点”,一边跟我们聊起刚才来的客人。说来头很大,是“军级干部,从山东一路访问过来的,陪同他的除了夫人,还有一个是本地武警部队的政委”,事因是家里起房子,一直有些不清静,让他看看图纸,是否冲犯了某方神煞。

这是张道长言谈的一贯风格,跟他际会的不是大人物,就是某个很厉害的邪祟,相比一般在终南山修仙炼丹的道士,他的看家本事是捉鬼。

跟我们喝着客人送来的雪峰山云雾茶,张道士就此说开去,说到前一段去了一趟湘西,跟一个恶鬼斗法,那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女鬼,很重的怨气化成的,扑面把插香的米升子打翻了,白米撒了一地一屋,张道士为了收服她,身上被她的长指甲来往抠出了几十条扑棱,还被她弄掉了一颗门牙,“你们看”,他张开嘴巴,让我们打量门牙以旁的牙龈上的一处空缺,似乎也不像是新鲜痕迹。至于那个女鬼,最终到底收拢到了张道士做法的碗里,被他翻腕盖住,翻盖时已经消散了。多年来张道长斗过很多厉害的鬼,这个女鬼是最厉害的一个。

身旁的小道士一边冲茶泡水,一边和我们一起听他聊着,脸上似笑非笑,张道长就教训他“跟着师父好好学法,既然出来了就要安心”,似乎这位徒弟出家不久,还没有那么踏实,看上去也确实有点心事重重,脸上长着颜色发暗的青春痘,似乎有些营养不良,远远不及张道长的气色。

财神庙的年代久远,但规构并不大,坐在桌旁尽收眼底,只有一进正殿,供着财神和关公。大约为了体贴香客的需求,旁边也不失周到地供奉了一尊送子观音。神坛装饰不算寒酸,但也没有很多寺庙大殿金碧辉煌那种感觉。

偏殿是张道士的住处,一口缸里堆着不少金纸元宝,比财神坛上的小上几号,大约是为了准备不久举办的庙会。墙上还挂着一幅不知哪来的字画。另一边的偏殿上锁,堆着一些杂物。后院就是菜园,似乎也没有开辟种植起来。前院靠街还有两间房子,大约是徒弟住的。

虽然张道长神通广大,我却隐隐有一种这里香火不旺的感觉,或许因为秦岭脚下佛寺势力太大的缘故,财神虽然实惠,名头神通比起如来佛祖毕竟差了好多。

开春以后再去布镇,张道长正在忙碌,给财神庙门楣上挂灯笼,道帽的带子在轻寒的风里微微抖索,身旁帮忙的人换了,原来的徒弟大约打了退堂鼓。

院子上空也扎了彩带,一个帮忙的男人正在擦洗,牧之说这是给庙会做准备,庙会的主题是春耕。信佛的牧之说,其实这个节日来自于如来佛的生日,跟道家没关系,但是正跟播麦的节气重合,赶庙会的人多的话,财神庙可以借此赚一大宗香火钱。

虽然在应景忙碌着,对于庙会的前景,张道长显得并不乐观。他不再像上次见面那样情绪饱满,而是抱怨“这里的人没有信仰”。说到自己打算离开,去他当年入道修行的福建,那边的环境比这边好得多。

果然不久之后,听牧之说张道长已经离开,但并不是回福建,而是去了河南,以后又辗转去了秦皇岛。那场庙会赶上政府限制大型活动,场面有点冷清,这大约是张道士去意确定的原因。

财神庙关了半年多,直到少陵塬上的李道长下来接任。

李道长是个道姑,牧之说当年就是财神庙的住持,后来去了塬上住持一所道观,张道长来财神庙是她介绍的,现在回来也算顺理成章。

李道长不长于神通,但在本地根基深厚,接手之后财神庙有新气象,第一宗事是翻修大殿屋顶。这也算是布镇的一件大事,很多居民出了钱,牧之就发愿出了两千块。以前的窑瓦屋顶风化漏雨,财神的元宝买不通风伯雨师,泥塑之神有时难免受累,现在换成了彩钢瓦,瓦楞升上去两尺,相当于再加了一个大屋顶,财神和观音娘娘从此长保无虞。

再次走进财神庙院子,人气增加了不少,除了新的住持,多了一个小道姑,还有一个从塬上跟随而来的三十来岁的后生,时常在庙里前后帮忙,叫做三宝。石桌的陈设也无甚变化,除了那棵树上贴了一张白纸:“宝宝病了,没钱输液”。我问道长是不是要募捐救树,她微笑不语。

年轻的道姑跟以前那个小道士一样黑瘦,看起来似乎有病。我怀疑三宝从塬上跟下来是不是意在小道姑,牧之告诉我全然相反,三宝和小道姑是死对头,把她叫做“鹅”,经常在背后伸长了脖子比划她,因为小道姑有胃病,吃饭之后会像鹅一样发出“呃呃”的声音。三宝敌视小道姑的原因是有她在跟前,妨碍了他接近道长师父。

三宝意在道长,虽然李道长比他年长了二十多岁。道长对他的态度正像一个出家人的优容平淡,虽然不排斥他前后帮忙,有时也留他吃中饭,到了下午四点钟,就让所有外人离开,关上庙门早早防嫌。三宝舍不得回塬上,围着财神庙打转,转一阵到牧之院子里来,趴在围墙上踮脚尖向财神庙打望。望一会没有收获,会向牧之倾诉,他是如何恋慕师父,日子久了渐渐叹息,“看来我娶师父是今生无望了!”

我见过他趴在围墙上踮脚打望的姿态,也曾经和他搭过一两句话,看他不过是个略微戆直些的寻常青年。他为何如此厌小道姑而恋慕李道长,我没有机会询问。牧之说他看起来有些傻,其实自有心计,譬如他帮人做工拿钱宁肯少得一两块,一定要让人欠着自己,因为这是吃亏,吃亏就是积攒功德,来世有福报,一点儿也不亏。他今生的执着恋慕道长,不知是否为来生姻缘修的福分。

新冠疫情来临,布镇的各个路口都封堵了,连同财神庙和牧之院子之间的小道。李道长关了庙门,除了过几天买一次菜足不出户,跟随她的小道姑和三宝也各自回家了。有一天清晨,财神庙的门意外地开着,道长去派出所报案,看上去受到了很大惊吓。

头天晚上道长睡着后,有个窃贼翻墙撬门溜进了财神庙,在院子里各个房间转了一通,还在道长的房间外边窥探了半天,道长睡梦里隐约听见了动静。道长惊吓的原因是,财神庙大门装有监控探头,从录像里看窃贼戴着一副面具,想到这张戴着面具的脸在窗外窥视,任是道长修为深厚,也由不得不后怕。

因为并没有丢失值钱的东西,案子最终没有破。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怀疑:窃贼戴着面具入庙窥探,是否为了怕道长认出自己,就是经常往来的熟人呢?

因保护人物隐私,布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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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