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二代的两次北漂

2020-09-29 10:40:30
0.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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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工二代”进京了

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当官的儿子是官二代,明星的儿子是星二代,有钱人的小孩是富二代,那我就是不折不扣的工二代——我父亲年轻时就在北京打过工。

上世纪80年代,我家亲戚里就有很多在北京打工的,最早是我二表哥。

80年代末,他和一帮老乡在北京的河里捞沙,那是顶辛苦的一个活儿,早出晚归,中午饭都要提前做好带到河边,风餐露宿,四季如此。夏天在水边作业好受一点,可是太阳又太大,一身水一身汗;冬天河水刺骨,河面上风很大,寒风刮到脸上,手皲裂了,脚冻烂了。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也挣不了多少钱。

一个偶然的机会,二表哥认识了一位北京老太太,老太太是专门承接装修的包工头,二表哥能说会道,老太太聊得挺开心,便说:“小伙子真精神,长期和水打交道,老了会患关节炎、风湿病。”二表哥一听赶紧顺杆往上爬:“我拜您为师,跟您一起学装修怎么样?”老太太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的装修,主要就是刷油漆。北京当地农村的房子,廊檐上的木头雕花都要用漆刷上红的绿的蓝的花纹。90年代末我去的时候,还看得到当地人的房子上红红绿绿的油漆图案。

几年之后,二表哥学成出了师,拉起一个装修队,把之前一起捞沙的兄弟从水里捞到了岸上,大家都跟着他干起了装修。父亲是在这个时候投奔的二表哥,从最基础的刷油漆干起。那时候,二表哥的业务已开始向铺地板、刮大白和吊顶延伸。听父亲说,他还在机械厂给机械刷过漆。

当年,二表哥承包了楼梓庄小学的装修工程,学校门口围墙上的标语就是父亲和王老嗨刷的。后来我也曾在楼梓庄小学门口看到过那几个大字,说实话,真不敢恭维。

时至今日,我已经忘记了那几个大字是什么,大概也就是“百年树人”之类的,但我已经没法向当事人求证了——因为当年刷油漆的两位当事人都已作古,父亲前几年因为淋巴结癌离我们而去,而只比我大几岁的王老嗨,去世的时间却更早——

1998年冬天,王老嗨早早回家,因为他们村没有水井,吃水要到一里地之外的地方去挑,于是他想在院子里挖一口井。当挖到十几米深的时候,终于从井底慢慢地渗出水。他大喜过望,可没想到却乐极生悲。当他坐在篮子里,他妈妈和他老婆摇着轱辘把他从井底往上吊,快到井口的时候,绳子突然“嘣”的一声断了,王老嗨从十几米高的地方坠落下去,当场摔得不省人事。虽然辗转医治,但是也还是行动不便,下半身无知觉。就在他失去性能力的2年之后,他老婆竟然生了一个儿子,让他更为郁闷。又过了两三年,一个冬天的夜里,他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1999年的春节刚过,在伙伴们都打算去长三角时,我一心想到北京去,因为在此之前我在南方待了几年,却没有到过北京。

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千多年的历史,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我一直想,那真是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辈子我一定要去北京”,就像我上辈子是北京人,这辈子要去寻根一样。

那年春天,我背着行囊跟着三表哥踏上了北上的火车。我也是去投奔二表哥的,就像当年我父亲一样,而如今二表哥的装修队已人丁兴旺、如火如荼了。

一出火车站,马路上行人如织,车辆川流不息,心里想着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此刻就在我眼前,我忍不住使劲地掐了掐自己,这就是北京吗?

一路换了各种交通工具,从繁华到荒凉,从宽阔的大马路到尘土飞扬的土路,最后才是五环外的皮村。

那时的皮村还没有街道,只有几个小卖部和一家理发店,也没有菜市场,只有农民摆的地摊,堆放着自家种的茼蒿或者茴香。我住在二表哥家,二表哥一家人租住在房东家的偏房,房东姓刘,儿子儿媳都不在家,有一个大院子,院里种有蔬菜,还养着两只鹦鹉。

这些都还好,唯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厕所比老家的还要落后:不分男女,只有一个门,门上挂一把锁,谁要上厕所得带着钥匙才能开门进去,厕所里面没有电灯,晚上上厕所时总会担心一不小心掉进去。

这就是北京了。

有人来查,我就装哑巴

最开始没有找到工作,我想去二表哥的装修队里干活,但是二表哥说什么也不答应,说哪有女孩儿干这个的,又脏又累,“你还是找一个轻松点儿的活儿干吧”。可过了许久,也没有找到轻松一点儿的活儿。

一天晚上,三表哥来告诉我一个消息,“皮村村委会有在北边有100亩地要出租,你要不就承包来吧?”我已经有点饥不择食了,说实话真的有一点心动——有100亩地,那我就是北京的地主了。

我刚想答应,二表嫂兜头一瓢冷水就浇了下来:“你是种地的人吗?你知道种什么东西吗?你了解这儿的气候土壤吗?100亩地有多大一片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下一场雨,那草就疯狂地长,你在这头拔,等你拔到那头,这头的草又长起来。就算你不睡觉,一天24小时也拔不过来,夏天天气热,太阳又大,你干不了一个月就把你晒得、累得又黑又瘦,你这小身板根本就受不了……”我刚刚燃起来的创业念头,就这么被二表嫂的一番话打消了。

那天,刚好二表哥的干儿子干女儿来他家玩,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4岁。天快黑的时候,两个孩子要回家,我自告奋勇地说我送他们。二表嫂又来叮嘱我,说千万不要在路上逗留,小心联防的查暂住证。

我听了心里一惊,外地人在北京要办暂住证,我刚来还没来得及办。“要是被抓住了就会被遣送回去的。”二表嫂又说,头年,二表哥和表姐夫在工地就被查暂住证的抓住了,被遣送到河南洛阳。人在闷罐车里面蹲着,两手抱头,不准交头接耳说话,路上吃的是烂面条,“别说油了,连青菜都没有”。后来还是家人送1000块,才把他俩赎回来。

二表哥也说,“要是遇到联防查暂住证的,你不要说话,要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唱歌,因为你一说话,你的口音就暴露了你是外地人,但是唱歌都是一个调,分辨不出本地和外地的区别。”

我点点头说,“他们要是查来了,我就装哑巴。”

老板是黄世仁,我们是杨白劳

为了给我介绍工作,二表哥请老板吃饭才把我塞进食品厂。厂在隔壁村,是本地人开的,老板三四十岁,姓陈。

这个工厂看起来像家庭作坊,连带烧锅炉的、门卫和做饭阿姨一共才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单身男女,只有一对夫妻和一名已婚妇女。分别来自安徽、山东和河南。

陈老板在北京开了两个面包房,一个加工厂,专给华联和京客隆等大型超市供货。同事给我介绍的时候,我连声赞叹老板年轻有为,同事便说,不是老板有钱,是老板的妻姐有钱——老板的妻姐做跨国生意,老板创业都是她投资的。

老板给男工开15元一天、女工10元一天。厂里面最高工资的是车间主任——这个20多岁的安徽小伙子,一个月能挣600块。

食品厂里干活不累,一天8小时,有时晚上会加一会儿班,但是没有加班费,主要就是做面点,比如奶油面包、牛角酥和吐司之类,也有一个同事专门做蛋糕坯子。

同事粗略算了一下,老板门店和超市的收入一天大约是5000块钱。我愤愤不平:老板一天挣那么多,给我们开这么点工资?同事说:“要不怎么说,‘慈不掌兵,义不经商’呢。”

我心想原来老板是黄世仁,我们是杨白劳。

厂里管吃管住,但是不管早餐,得自己出去吃,吃一次早餐花两三块钱,大家为了省几块钱,就不吃早餐。饿了,就在车间里偷偷吃一点蛋糕坯子的边角料——因为烤蛋糕坯子的模具是方的,做蛋糕时裁成圆形或者心形,裁下来的边边角角就没有用了。有一次,一个同事刚把边角料塞到嘴里,老板就来了,同事怕被老板看见,赶紧往下咽,差点儿被噎死。

老板的抠是出了名的。他有一家门店在西城区,为了省油钱不让货车送货,让一个男同事用三轮车从朝阳区蹬到西城区——为了15块钱,同事也真是够拼的。

还有一次我在洗衣房里洗衣服,白色工作服上有一点污渍就很明显。我用刷子使劲儿刷,被同事看见了,他提醒我说:“这要是让老板看见了,准得挨骂。”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同事说:“老板怕你把衣服刷破了,把你手搓坏了没事儿,别把他工作服刷坏了就行。”我听了目瞪口呆。

可一个月300块,在北京够干什么呢?买买日常用品和零食,所剩无几。

特别是男孩子有的还抽烟,偶尔打一下台球,名副其实的月光族。我在那个厂干了3个月,省吃俭用攒了500块钱。当时给我找工作,二表哥请老板吃饭,花了700块,我干了3个月,到头来还亏了200块。

夏天天气热了,面包房的生意不太好,我便和一个江苏女孩一起被裁员了。

江苏女孩叫燕子,来了2个月。她之前在方庄一个有钱人家里做保姆,把小孩从10个月带到上幼儿园,工资是一个月150。我说这也太低了,燕子就说,主人家承诺,把小孩带到上幼儿园,就帮我在这边上户口、找工作。我说,那为什么你现在又到食品厂来打工呢,这就是他们为你找的工作?

她说我倒霉呗,刚刚把小孩带到上幼儿园,他们两口子就打架闹离婚,谁还顾得上我呀?男主人很有本事,经常坐飞机,国内国外满天飞。女主人在事业单位上班,本来挺好的,但男主人生意太忙,常常出差,夫妻俩聚少离多,女主人喜欢打扮爱漂亮,经常出去玩,时间久了就有了别的男人。男主人发现的那天晚上,他们在家从卧室打到客厅,女主人赤身裸体被男主人抓着头发往门外拖,女主人拼命挣扎。我看不过去替女主人求情,男主人就让我走开,不要管他们的事,照顾好宝宝就行了。他们在家里闹那么厉害,宝宝在房间里睡得一点都不知道。

后来两个人就离婚了,宝宝归男主人,女主人出国读书了。我把宝宝交给爷爷奶奶,就出门找工作找到这儿来了,没想到在这儿也就干了两个月,又失业了。“哪有那么容易成为北京人的啊!”

我忍不住问她,你不觉得亏得慌呀?

燕子倒是想得开,说也还好吧。“在他们家这几年小孩去哪儿我去哪儿,也去了很多好玩的地儿,跟他们一起还坐飞机呢!如果不是在他们家做保姆,我也不可能自己花钱去旅游。”

燕子邀请我跟他一块儿去做保姆,我问她做保姆怎么样,燕子叹口气说,上家的爷爷是一位老革命,对吃很挑剔,“我做菜他不是说咸了就是淡了,弄得我无所适从”。不过奶奶挺好,让我不要管爷爷,“他爱吃不吃”。

想了想,我还是拒绝了燕子。本来自己做饭就不好吃,还怎么给人做饭?还是去找下苦力的活吧。

想要成为北京人的捷径,我不想走

从食品厂离开后,我提着行李回到了皮村,又住在了二表哥家。

那时表姐带着孩子,也到北京来探望给二表哥干活的表姐夫。平时我和表姐、孩子住一间屋。一天晚上,表姐夫回来了,这下我就没有地方睡觉了。我抱着草席来到院子里,把草席铺在地上,表姐担心蚊子咬我,给我一床蚊帐。半夜里,我睡得正香,迷迷糊糊中感觉蚊帐有动静,好像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吓得大气不敢出,等到了天亮一看,不禁笑了,原来是一只癞蛤蟆爬进了我的蚊帐里。

这期间,从老家又来了一个男孩子,住在二表哥一个院,来做装修学徒。

一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听到院子里热热闹闹地吵开了,原来是新来的小伙子在街上遇到房东大爷,没有和大爷打招呼,大爷就在院子里发牢骚——“是不是嫌我是老头子,和我糟老头子说话丢你的人?你又不是小姑娘,你要是小姑娘害臊我也不计较,迎面都不和我说话,是什么意思?”

嫂子和其他一干人等就为小伙子开脱,说他刚从老家来,普通话不标准、内向、不喜欢说话。好说歹说才把大爷哄好,“回头我们说说他!”

小伙子就低着头坐在那里,像做错了什么大事一样。

第二天一早,大爷坐在门口儿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报着某位李姓“大师”逃往海外的消息,我就听到小伙子和大爷打招呼:“大爷,没出门溜弯儿呢?”

回来我和小伙子开玩笑:“学乖啦?”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谁知道他这么在乎打招呼。”

通过这件事儿,我也吸取教训,左邻右舍的本地人、一墙之隔的房东家,每次出门遇到了,我都会打招呼。有时遇到左边的房东阿姨出门,就立刻开口问,“阿姨上街呢?”“阿姨买菜啦?”

一个夏日的午后,树叶一动也不动,只有知了一个劲儿地叫,大家在门口的树荫下乘凉,二表嫂对我说,隔壁阿姨夸我嘴甜人好,相中了我,想让我做她家儿媳妇儿。

“就那个光着膀子,穿着人字拖的年轻人啊?”

“还是大学生呢!”二表嫂说。

“脾气太暴了,隔着院墙都听到他在家里凶巴巴地和他妈妈吵架。”我弱弱地回。

二表哥一听就摇着头说:“那可不行,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现在我们都在这儿热热闹闹不觉得,以后我们回老家了,就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像一只离群的孤雁一样,多可怜啊!绝对不能答应。”

从这以后,我再也不从阿姨门口走了,每次在路上遇到阿姨,我都绕道走,再也不和阿姨打招呼了。当时我想,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说成为北京人有什么捷径的话,那就是投胎或者嫁人了。而我不想用婚姻来换取,我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

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看着所剩不多的钱,我决定打道回府。这是我第一次北漂,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一直想着有朝一日再去北京。

我穷其一生,也追不上北京的房价了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2012年的春天,我真的又去了北京,还是投奔二表哥。

在北京待久了,二表哥也成了“老炮儿”,行为举止跟当地人一模一样。就像古代的大侠一样,好交朋友。老家很多人去北京都去投奔他,这么多年,他的朋友早已遍布北京。来投奔的,他来者不拒,有钱时大吃大喝,几百块的茅台五粮液也请,钱少时十几块钱的二锅头也喝。十多年过去,他自己也成了房东,在村里租了几亩地,盖了一片出租房,留几间套房自己住,其余全部出租,租金就够家庭开支了。

看二表哥做包工头赚了钱,大表哥和三表哥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装修队,一帮工人,谁接到活就跟谁干,业务也延伸到拆迁、基建。本地农民为了拆迁时多捞赔偿款,疯狂扩张,小房子拆了建大房子。那几年三个表哥的业务做得通,拆迁完建房子,建好房子再装修。

十来了,这里的变化太大了,已经完全找不到以前的影子了。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各种小吃店理发店手机店一家挨着一家,有了像样的菜市场,房子也从低矮的平房变成了小洋楼。

三表哥因为孩子上学,2011年在燕郊买了一套90平的商品房,当时6000元一平,首付12万,每月交4000元月供。我去过一次,三表哥家在10层,有电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楼下不远就是大型超市。

我曾经问过二表哥,为什么不像三表哥一样也买套房,二表哥回答我:“我要那么小的房子有什么用呢?你三表哥是为了孩子上学方便。”二表哥的出租房在2017年被村里收回,现在二表哥一家还是租房住。

大表哥回老家花了20万建了一座二层小洋楼,装修又花了十多万。但是表侄压根就没打算在农村呆,建得再好装修得再豪华也不要。用表侄的话说,在小山沟盖栋别墅又怎么样呢?现在年轻人谁不是往城里去?有三四十万不如在城里买房子。

自从通州改成城市副中心,连带着燕郊的房价也水涨船高,三表哥在房价节节高升时果断把燕郊的房子卖了,白住了几年还赚一百多万。虽然老乡们说,如果再晚几个月卖还可以多卖四五十万,但已经很不错了。

在北京奋斗了30年,三表哥手上有一百多万,大表哥在农村老家有一套房,二表哥有一辆十多万的车和娶儿媳妇的彩礼钱。

当年,二表哥为了工人上下班方便,买了两辆面包车,一辆自己开,一辆接送工人上下班。那时候北京的车牌只要买车就能上牌照,不用摇号,后来二表哥有钱了,把面包车换成小轿车,也不用为车牌照发愁。

另外一辆面包车用不上了,就把车牌照送给他干女儿了——当年我送她回去的那小姑娘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在北京有体面的工作。他的父亲有先见之明,租了几亩地,盖了几排出租房,都是两层小楼。每到月底,小姑娘拿着一串钥匙挨家挨户收房租水电费,俨然也是个房东。

据我所知,我所有的老乡,就算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也没有在北京买房的。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成为北京人。像我二表哥,他在北京呆了三十多年,还是外地人。

这三十多年,亲戚、朋友以二表哥家为落脚点,走的走来的来,一波又一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来回回不下一百人,没有一个在北京买房子的,在外买房子的有,但也都是在三四线城市。

听堂妹夫说,90年代末,通州一位孤寡老人在农村有一所带院的土房子,卖5万。他想买,但没有钱,他父亲那时候卖早餐正好攒了5万块钱,却执意不肯买通州的旧房子,带着5万元回到老家,在小山村建了一套楼房。

现在一提起来,堂妹夫就恨自己当时真是没眼光,跑回去建房子有什么用?现在房子不还空着的吗?“你说当年他要是在通州买了那套房子,现在要值多少钱啊?”一边说一边叹气。

打工二代的两次北漂

我所有的亲戚老乡,归根结底都是要回老家的,能在北京买房固然好,但是谁有那么多钱呢?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他在谭翤同故居附近买了一间十平米的房子,花了170万,他是河北人,他媳妇儿是当地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媳妇儿的关系,外地人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我很诧异170万在老家可以买多大面积的房子啊?但还是给司机说,10平方也不够你们一家人住啊。他说是啊,太小了谁住呢,就在那儿放着,到时候如果拆迁不就发了吗?

2010年的时候,我在苏州见有一架桥上拉的横幅房价6800一平,而我每个月拿着2000块的工资,在哪儿也别想买房。当我领着几百元工资的时候,房价是几千,当我领着几千元工资的时候,房价是几万,当我攒几万块钱的时候,房子是几百万。我穷其一生也追不上房价,并且这个距离越拉越大。

想在北京买房子,那和在天安门广场盖一间屋一样,是不可能了。

尾声

回头想想,对于我来说,我到过北京,在北京待过几年就心满意足了,就像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和他在一起一样。我没有北京的户口,没有北京的房子,但是我想去北京,随时可以去呀。

如今,我离开北京3年了,今年春节过后我又蠢蠢欲动,想去北京。谁知因为疫情一时半会儿还没解禁,我只好在家里等。我想等北京解禁了再去,可谁知道就像火苗这儿扑灭了,那儿又冒烟,那儿扑灭了,这儿又来了。我只好放弃北京之行,再等等吧,有机会我还会去北京的。不为定居,只为去看看。

想起2012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换了一个北京的手机号。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你好,李女士,请问你在朝阳区柳芳南里的房子卖了没有?”我一听不对呀,我在北京没有房子啊,我就说他打错电话了。过了不久,我又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

挂了电话,我哑然失笑,我要真在北京有房子就好了。像这样的电话,我一个月总要接几次,次数多了,我就忍不住异想天开起来——说不准,真的是我上辈子留下来的房子,哪天有时间我要去看看。

同事笑我,你醒醒吧,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号码之前的主人也姓李,正好也是位女士,她把房子挂在网上卖,留这个联系方式,所以别人才打过来。我恍然大悟。

在别的城市,我总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但是在北京,我在大街小巷穿来穿去,同事随手指个方向问我是东是西?我总是凭感觉能答对。都说吾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内心宁静,在哪儿都一样,出租屋里面的一张小床也能让我睡得安稳踏实。

我还是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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