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织机当神供奉的父亲

2020-10-15 11: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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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正月初五,南方农村会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潮汕人称为“游神”,闽人谓之“迎香”,我的老家叫“抬佛”。

早在年前,村里就要开始为“抬佛”做准备。晨光蒙蒙,几位上了岁数的长辈就在村里绕圈敲锣,吆喝大家去祠堂议事。祠堂的案上早摆开一本大红册子,谁仗义纳捐,族老们就用细狼毫在红册上浓墨一点,将这份功劳记下。即便是再困窘的家庭,此时也很慷慨。

过了正月初二,村里推选出的总采办开始验收年前定下的各项杂务。香案、糖果、鞭炮、烛纸,一应妥当之后,自发而来的帮手们开始清扫街道,在街面悬挂彩旗,往树上系红绸布。

初五“抬佛”的吉时大多定在清晨六七点,但街上早就一片喧腾。

“咚咚咚”的开道锣和唢呐声由远至近,一阵高过一阵,“抬佛”的队伍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身姿活泼的舞狮队,接着是舞龙队、旱地龙舟;后面跟着一排排举着黄罗伞盖的“金甲卫士”——他们都是神佛出行的先锋与护卫;十多位尚未婚娶的童男女紧跟在后头,每人手里提一盏五彩灯,权作神佛的接引——兴许是担心神佛不识人间的路。

队伍的后部,才是“正主”——本地的两位城隍,杨二老爷与许府君。这两位是古代乡间的先贤,荒年行大善,积下深厚的功德,最终被封为神邸,接受供奉。本地乡民讲究实际,向来儒释道同敬,除了城隍,还有一些陪游的神佛,观世音菩萨、四天王、三清、八仙、孔圣……

父亲向来不爱这种集会,偶尔到寺庙进几炷香,也都是在母亲的劝告下勉强为之。可2019年的“抬佛”仪式,父亲竟格外上心。那天晨曦微现,他就叫醒我们一家人,带我们挤进街口的人群中。

那里已摆好了一个巨大的香案,香火氤氲,祭祀用的糕点瓜果码成了小山。听说这次“抬佛”恰好撞上本地城隍君的成道日,十年难遇,由是格外卓殊隆重:吹打队由八人增到十二人,腰鼓队的人数达到七八十人之多,彩灯、彩带以倍数添置,整个村好似成了一个道场。

不知为什么,街边的人群忽然喧闹起来——原来是八仙后面跟了一辆披着红布的滑轮车,上面摆着一台轰隆作响的机械。我抬眼仔细看,居然是一台帽绳织机——那些有着繁复花纹的鞋带、羽绒服上的帽绳、窗帘上的挂穗,都是由这种机器一针一针编织出来的。

这台披着大红花的织机每临近一处香案,附近的人群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简直跟迎接回乡的状元一样。我一回头,看见父亲正擎着一炷香,俯下身子,对着织机恭敬一拜。

母亲也点起香案,白烟顿时弥漫开来,那台织机在满街升腾的烟雾中缓慢前进,真有些“神物”的味道了。

我的家乡地处浙南山区,靠海多山,土地贫瘠,村里的人祖祖辈辈靠务农为生。在过去的“抬佛”仪式上,镰刀锄头是必备器物,它们被系上红绸,供奉在案桌上,与神佛共同游街,以求物产丰足。后来纺织业兴起,“抬佛”的供奉也与时俱进,换成了如今的织机。

家乡的命运几乎与织机绑在了一起,我家自然也不例外。

80年代末,集体企业的破产潮来势汹汹,父亲所在的村办钢厂虽然还挂着牌,但已日渐破败。他是一个出色的轧钢技工,但手艺并没有派上用场,彼时家乡还没有私营钢厂,想去外省务工也很难。

连续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父亲决定自谋出路——他儿时吃过很多苦,成年之前,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所以向来很有忧患意识。外加家里又有三个孩子要养活,使他更加坚信:只要有一天不干活,就会立即饿死。

那时我们全家五口人只分得两亩八分水田,种地是条绝路。父亲想学点技艺傍身,可砖瓦活、木匠活都要从学徒做起,得知父亲的年龄,许多老师傅都摇头,即便有人愿意带他,五六年后才能出师挣钱,那这五六年我们一家子吃什么呢?

好在那时浙北小城义乌开始崛起了,各式小商品与小玩意儿开始行销全国,同时也为省内许多落后乡镇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各种各样的家庭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我4岁那年,父亲买回了20台织机,开始做服装帽绳。原材料来自宁波的化工厂,绕在纸筒上细如发丝,父亲要将这些化纤细丝纺成线,再用织机绞成绳。

帽绳讲究花纹的排列,对织户的技巧与经验有很高要求——老式织机是纯粹的齿轮机械,没有现在的自动纠错功能,偶尔断了一根飞梭,帽绳上的花纹就全乱了套。若没有人工干预纠正,它会一路错下去,直到浪费完一整筒材料。

这份工作极考验耐心与毅力,得用眼睛仔细盯,一刻也不能停,每过两三个小时,便要手动更换线梭。一台织机上有40个线梭,20台织机便是800个,父亲这样的粗糙汉子,也要掂着手指穿花引线,一天重复上万次。

2

村里的织户们没有什么休息日,只有中秋、端午这样的节日,各家的织机才会停半天,算是放假。人们从家里钻出来,聊聊节气、稻谷的收成——那时家家户户除了抓紧时间织帽绳,还得抽空下地刨口粮。

父亲创业初期,我们全家还住在太爷爷传下来的木头老宅里。这是南方常见的二层檐屋,也是村里少有的危房。屋子的一楼摆满了织机,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空地当厨房,一家人全挤在二楼的小房间里起居。

自从家里有了织机,我就只能在午饭时见到父母。他们早上开工时,我还在睡梦中,到了后半夜轮休,父母当中的一个才会蹑手蹑脚地上二楼,钻进房里。天热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睡得浅,后半夜时常被惊醒。于是父亲干脆连床都不上,趴在地板上眯一会儿就去换班。到后来,他极少上楼,就搬一张藤椅在屋檐下和衣而卧。

一次,我在午夜醒来,看见窗外下起了小雨。探出头一看,父亲躺在楼下的藤椅上睡着了。细雨飘飘荡荡,将父亲的裤腿打湿了一大片,他却浑然不知,依旧安静熟睡,一动不动。昏黄的檐灯摇摇晃晃,映着父亲因疲倦而显得苍白的面容,吓得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惊醒了一家人。

从小我就对织机一直有一种深切的恐惧,直到现在仍无法摆脱。因为与织机有关的记忆,除了父母日夜的辛劳,还有一根根残缺的手指。

老式织机靠皮带传动,飞轮裸露在外,上方的齿轮组上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食指是更换飞梭时最常用的一根手指,织机上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能轻易碾断它。从我记事起,邻居三叔便没有食指,等我上了小学,他连小拇指也一并失去了。

因为意外事故太多,一家外科医院干脆在我们村的桥头立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宣扬自家高超的接指技术,可惜应者寥寥——比起昂贵的医疗费,“三叔们”更愿意学习如何用中指和拇指抓住筷子。

我常去三叔家串门,很快学会了这种抓筷子的办法,回家得意洋洋地向母亲展示。母亲瞪了我一眼,夺过我手中的筷子,一把折断,继而面无表情继续吃饭。我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模仿了。

母亲为人谨慎,手指虽然齐全,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引发的肩周炎并没有放过她。肩周炎比现在的“鼠标手”可怕得多,一旦发作,就像失去了整个肩膀,严重的时候,人只能弯腰驼背,缩成一团,像得了佝偻症,连扒饭夹菜这种简单动作,对母亲都是一种巨大的煎熬。

母亲曾说:“买织机后的头一个十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十年。”

除了肉体上的病痛,更多的痛苦可能来自她的自责——她是个传统女性,始终认为抚育子女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但那20台织机横亘在她和孩子之间,常常使她无暇他顾。

二姐六七岁的时候,因为没人照顾,遭遇了意外。一天她渴极了,向母亲要水喝,母亲熬了夜,靠在藤椅上打着盹儿,怎么也推不醒。二姐够不着厨台上的暖瓶,就转向了一旁的煤炉。

那个老式铝壶大而宽,灌满水足有十五六斤,上头的提把儿又细又窄,连成年人提都得费点力气。二姐想提壶倒水,但铝壶只摇晃了一下,便从煤炉上滚下来,一壶开水浇在她的右腿上,从腿根一直到脚背。

长久以来,工作和家庭之间积压的矛盾,终于在二姐烫伤后化成了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母亲的心里。多年以后,母亲仍经常提起这件事,边说边抹泪:“那天我本该给老二倒水的,我怎么就……”

3

1995年,村里开始售卖宅基地,一轮下来,剩下的指标不多了。父亲想买一块,但村委要价两万元,一分不少,还拒绝了他分期付清的请求。父亲性格要强,不走偏门,更不愿求人,于是拿着钱又买了10张织机。他卯足了劲,想在年底之前凑齐这笔钱。

因为扩大生产,大姐就成了“牺牲品”。孩子们干活,年龄向来不是重点,身高才是。大姐7岁就开始做家务,煮煮涮涮只是开头,之后是打扫房间。等她上了初中,身高渐长,父亲就让她学习操作织机,让她成了家里的第三个劳力。

课堂留的作业多,大姐往往只能做到一半便被父亲赶着去应付织机。老师又严厉,她只好很早爬起来,就着微亮的晨光做剩下的作业。

我当时还小,身高也不够,能做一些琐事,父亲就许诺说,只要我打包好一捆帽绳,就奖我一角钱。父亲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受宠若惊,又不敢相信——成品帽绳要先用细线捆扎,再用塑料袋打包,不需要什么力气,一个下午,我可以打包出一百多捆帽绳,这样算,岂不是等于十元钱?那可是五碗点心面,或是二十个猪油糕啊——彼时的我对钱还没什么概念,只能用生活中自以为珍贵的东西换算。

可是父亲从未兑现过自己的承诺,他每次都说“等第二天吧,再努力一些,就一起结算”;可第二天又会拖到第三天,接着再拖到第四天。那时我刚学会用“正”字计数,于是每天将打包的数量记下来,写在作业本的底页上。

我从来不催父亲——人是很奇怪的生物,当渴求一件东西时,会非常迫切地想要得到它;可希望越攒越多,多得超出想象时,也许就不再有勇气接受了。

等我将作业本的底页写满“正”字时,已是年底,父亲终于攒够了买宅基地的钱。

在一个阴沉沉的傍晚,父亲带我们去看那块宅基地。地基刚刚浇到一半,裸露的钢筋奇形怪状地交缠在一起,像一头丑恶的野兽。父亲伸出手摩挲着,怔怔出神。

前几天刚下过雨,一滩浅水积蓄在地基的凹处,成了一个小小的水坑,水发了绿,气味难闻极了,一家人都绕着走。二姐性子活泼,一跃而过。后来,我常梦到这个情景,梦里,那个浅坑里蓄的不是雨水,是一家人的血与汗。

看到先行者尝到了甜头,村里的织户便越来越多,连我的班主任来家访,也会旁敲侧击打听销路——她的丈夫刚退伍,也打算置几张织机。

当供大于求时,义乌商人的态度就暧昧了起来。抹零成了常态,原本52000元的货款,抹去2000元;再往收货单上画红叉,假说客户认为货有质量问题,要织户承担物流和包装费……

过去父亲一个月去一次义乌,接订单,顺便讨要货款。到了2000年左右,他去义乌的次数越发频繁,从半个月一次变成一周一次。“工价太低了。”一次,父亲回来对母亲抱怨,可没过两天,家里就没活儿可做了。

父亲又要动身去义乌,我央求跟他一起去。我们先坐夜巴去赶凌晨的火车,下了火车直奔市场,一分一秒也不能耽搁——如果赶不上回程的车,夜里就要花钱住旅馆了。

我们到达小商品市场时才8点,整个市场已经挤满了人,到处是天南海北听不懂的外地口音,也许推销者比买家更多。

父亲径直走进一家贸易行,随便拿起一条帽绳,评头论足几句,然后从手提包中取出名片,商谈供货事宜。当然,这是理想状况,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被店主赶出来,只有极少数店主愿意看看父亲带来的样品。

跑了一个上午,半点生意都没谈成,父亲的脚步越走越慢,脸紧紧地绷着。午饭时,父亲有些心不在焉,频频回头看市场二楼的窗口,脸色难看极了。

到了下午我才知道,父亲当天要与我家最大的客户结算季度货款。市场里都在传,各地行情都不错,但义乌商人以质量不好为由百般刁难,“今年的货款被克扣了不少”。

该来的还是要来。等我坐在市场二楼的一个宽大的沙发上吃话梅糖时,父亲跟对方开始了谈判。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大老板的面目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是个胖子,穿一身灰扑扑的旧西装。

父亲为人刚强,不善言辞,也不知道怎么讨人喜欢,紧张时偶尔还会结巴。那天,他从头到尾也没说出几句完整的话,大老板显然有些不耐烦,不住地摆手,示意他停下话头,然后埋头摆弄自己手里的手机。

回程路上,父亲心事重重,望着窗外不声不响,带上车的面包也没有啃几口。第二天一大早,他去银行取出了10万元货款。

“就这么多?真的扣下了7000多?是质量、还是哪里不好?”母亲的脸色很难看,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的错,不住地自责。拿到手的货款看起来多,但父亲还须付材料款、加工费、运费……杂七杂八的支出加起来,堪堪持平而已。

那天,父亲似乎没听到母亲接二连三的问题,只顾着用黑色塑料袋将钞票套了里三层外三层。他没有回话,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话。

4

其实生活也并不总是那样灰暗,就跟那些织机一样,只要投下足够的材料,总能织出等量的成果,一分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

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的状况似乎在慢慢变好,我们的早餐开始加蛋,父亲出去买菜,偶尔还会给我带一支火腿肠当零食。母亲也有了第一支口红、第一件呢子大衣,她终于不再对着空落落的衣橱叹气了。

大姐上了高中,打电话回来说冷得睡不着。我和母亲抱着一床新被在街边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仍没有挤上公交车。母亲犹豫了很久,最后拦下一辆“黑的”——这是我第一次坐的士,才知道轿车门是那样打开的。

父亲向来节约,手里有了余钱,也要谋划更多省钱的技巧。本地出产的帽绳在发往义乌之前,都要在镇上一家托运部集中。他找一家焊接作坊定制了一辆三轮车,车斗做成正方形,长宽都是1米5,正好放下一整包帽绳。车斗下面挂了个小马达,能省不少力。这样,他就不必再雇人运输,从而省下了一笔开支。

那时我最开心的事,便是跟着父亲去送货。打包好的帽绳袋子放在车斗里,刚好在两边留出一点空隙,我将双脚踏进去,跨骑在货物上,双手紧紧抓着车斗边沿,等父亲一拧油门,小马达开始“呜呜”地嘶吼,我便念念有词:“驾,驾……”想象自己是疾驰的骑士。

三轮车没有转向灯,转弯时,父亲会提前喊一嗓子:“要左转了!”我便迅速将左手平举,提醒后面的车。后来路走熟了,未等父亲开口,我早早就挥动着手臂,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快活极了。

托运部在镇子北边,离我家十多公里,那几年交警队打击非法助力车,父亲就专挑逼仄的小道走。我们穿过起伏的石板桥,从沿河人家的檐梁下钻过去,然后在一片冷清的老楼间寻找通路,像一对落跑的飞贼。这样往往要花上一两个小时,等我们到达托运部,已经筋疲力尽了。

后来,交警在巷子里设卡,父亲被抓了两回,头一回罚了款,第二回没收了车子,也不允许赎回。

“都怪你,跟着做什么,不然我早骑跑了。”父亲愤愤不平,转头不住地怨我。我无力辩白,只好伤心大哭。

之后,父亲又置办了一辆新车,只挑清晨独自出发,说什么也不愿再带我了。

挖到了第一桶金,村里的人施展拳脚的领域一下子广阔起来。围绕帽绳产业,服装厂与化纤公司纷纷兴起,跳过了中间商,一个自给自足的产业链初见雏形。

2002年左右,父亲开始为一家服装厂供货,生意越做越大,最顶峰的时候,我家有70台织机。老宅后门搭起了简易棚,里头添满了机器,忙时还需请短工。父亲不再要求我们姐弟帮工了,连简易棚也不让我们进。

我后来才知道,那年村里发生了一个悲剧:村东头有一户小夫妻,与父亲是同宗,攀得上一点交情。他们原先开绒线店,经营惨淡,转而求父亲帮忙置了几台织机,决心投身帽绳产业。他们的女儿只有四五岁,一天趁着父母分心,竟悄悄钻进了织机下头。织机有静电,吸附力很强,小女孩披散的头发立即被卷进去。等孩子抱出来时,已经咽了气。

说起这件事,母亲攥紧了手掌,表情肃穆。我汗毛竖起,不由地想起小小年纪就操作织机的大姐,心里直打哆嗦,赶忙问后面的事。

“哭了两天,后来,当然还是做帽绳,总要吃饭。”母亲说。

5

2006年的一天,大学舍友随口问我:“你家是做什么的?”

我浑身一颤,忽然想起自从上高中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过问家里的情况了。我的叛逆期来得很迟,好像是上了大学才初见端倪。那段日子,我整夜整夜打游戏,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早就将父母和老家抛诸脑后了。

我打电话给母亲,她很惊讶:“你问这个干嘛?”

父母早就不织帽绳了,家里的织机要么卖了,要么直接送人。父亲转行做起了服装生意,“今天进了材料,送了货,挣了1000块呢。”他边说边笑,声调里抑制不住的喜悦。

后来,父亲口中的1000元变成2000元,又变成5000元,每逢临挂断电话的时候,父亲总嘱咐:“你缺钱吗?别太省,想买什么就买。”

大学四年,我每月去一趟银行,雷打不动地取300元,也从不查余额。这个数额是我和父母事先约定好的生活费,当时郑州的消费水平还很低,2块钱能在学校食堂打满缸子菜。快毕业的时候,学校门口的银行撤掉了人工柜台,我只好去ATM机上取钱,却意外发现卡里有5万多元。我问母亲,她很惊讶:“还有那么多?你怎么不花掉一点?”

这些钱都是父亲存的。那时我家里已有了一间小工厂,材料款周转很快,手头虽然相当紧凑,不过一有余钱,父亲便存到我的卡里。

“你爸呀,都不想给你打电话,他唠叨个半天,你光嗯嗯嗯,也不说句话。”母亲语气低沉,带着些责备。她又说起厂里请了工人,但父亲仍不愿歇着,一得空总要踩几脚缝纫机,推几把刷子,“你爸怎么就不累呢?”

我终于明白了,过去父亲在电话里说的那“1000块”、“2000块”、“5000块”,其实是在跟我“邀功”。他像个得了奖励的孩子,想把喜悦分享给我,而我却后知后觉。

大学毕业后,我在外省漂了好些年,春节回到家乡,一切都变得陌生。

一次,我执意去老宅住了几天。老宅已改成了员工宿舍,里面有一股熟悉的朽木气息。年少时,我习惯枕着织机的嗡嗡声入睡,安静下来反而不踏不实。我睡了一夜,总觉得周遭缺点什么,第二天一早就问母亲:“邻居三叔的织机出什么问题,竟停了一夜?”

母亲笑,说三叔家里的那几台织机块头大,声音也重,一推开关,“轰轰”的嘶叫,对门光头伯的儿女天天往环保局打电话,举报三叔家织机的噪音扰民。三叔无可奈何,每天就坐在门口巴巴地观望,等光头伯的儿女上班去,才安心让织机转一个白天。光头伯压不住自家的儿女,只好三番五次向三叔致歉。

这种情景在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光头伯也曾是织户,靠着织帽绳供儿女念完大学。转头来,织机反而成了被指谪的对象。

这时,父亲插话:“些个年轻人,忘本。”

时隔多年,父亲仍以织户自居,每年查消防设施,上面对织户格外严厉,他总要与织户们站在一起发几句议论。

“你早就不织帽绳了,还起什么哄?”

听我这么说,父亲张大了嘴,怅然若失。母亲见状,赶紧转移话题,说光头伯的儿女工作稳定,他们一个在车行,一个在外贸公司,旱涝保收,待遇不错。

谁知父亲听了,更加愤愤不平,他固执地认为进公司上班是混日子:“穿着倒是干干净净,但五六千薪水能顶什么用?只有卖把子力气才是正道——置几台织机,从亲戚朋友那儿匀一点订单,现在工价不低,一年挣个十五六万,多舒坦!”

我说,时代不同了,村里的孩子在织机的轰鸣声中长大,听力都有些细微损伤,“总不能将这些痛苦传给第三代人”。

父亲听了,嘴唇嚅动了几下,没再说什么。

6

2018年年底,家里的小工厂接了一个外贸大单,产能虽然足够,仓储却成了问题。每天大量成品从车间里源源不断地运出来,我家临时租的两个仓库不堪重负,连消防通道都堆满了货物。

服装行业有淡旺季之分,一到旺季,整个村子的生产都热火朝天,哪还有空闲的仓库?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我只好打起了自家的主意。

我家老宅后头,有个彩钢搭的仓库,面积还不小,只是里面的东西许多年未清理过。父亲多年前开过的面包车已经报废,锈烂得不成样子,但还舍不得卖,与旧摩托之类的零碎东西堆在一起,占去了仓库的一半面积。另一半,放着父亲最初置办的那20台织机。那些织机的铁质基座大而笨重,绕线的飞梭已经皴裂分离,卧式马达也锈迹斑斑。

我犹豫了好几天,终于下决心卖掉它们。买家并不难找,那些老机器虽然技术落后,机身用的却是好材料,比现在的新机器实在多了。我与叉车师傅谈妥工钱,一切准备就绪时,不知父亲怎么得到了消息,气冲冲地跑来。

“败家子!”父亲劈头盖脸对我一顿臭骂,我自然不服气,说当初要是将这仓库租出去,这些年收回的租金都能抵掉这堆废铁了。父亲攒着怒气白了我一眼:“天底下有哪个木匠会卖自己的刨子?又有哪一个庄稼人敢卖家里的锄头?那是安身立命的本钱,天塌下来也不能动!”

父亲向来独断专行,他拿了主意的事,不分大小,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最后,那批机器没卖成,反倒贴了叉车师傅200块茶水钱,我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几天后,父亲将那些织机统统都运出来,一阵拆洗,仔细上油,通电运转,再原样搬回去。他特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瞧,还能用,梭子跑得飞快。”

我啼笑皆非,心情忽然有些酸涩。跌宕三十年,我的家乡已变成南方的商业重埠,很少再有人关注它穷困潦倒的过去。不管世界怎样变化,父亲这一代人的骨子里还是满溢着对劳动的敬畏,并乐此不疲。不管绞去了多少人的手指,转走多少人的青春,织机仍是他们的信仰,与乡间老去的耕牛,锈蚀的锄头一样,都是难舍的神圣的事物。

这一刻,我好像读懂了父亲。

2019年年初,大姐召集全家人开家庭会议。她考虑回家乡发展,征询我们的意见。

大姐一家人在西南某省经营塑料加工业,我曾去过两次,那是一个偏远城市的偏远工业区的偏远角落,没有朋友、没有娱乐、什么都没有。虽然收入可观,但生活单调而乏味,就像大姐儿时所经受的一样,她终于忍不住了。

那天,大姐跟我们谈起她曾经的梦想,说想在家乡开一家咖啡馆,哪怕挣不了多少钱。我和二姐默默地听着,母亲也低头不语,然而一向坚信“摔一跤,也要抓把泥”的父亲竟表示赞成,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小外甥忽然凑过来,问父亲他的梦想是什么。我抢先说:“你外公当年画画可厉害了。”

父亲的前半生都在和机械打交道,年轻时却有一双能画会写的手,他能画仙鹤延年图、老寿星,还有许多惟妙惟肖的花鸟。那些年,乡间流行用拼接的瓷砖贴画装饰正堂的墙壁,可我们这一带的老宅却不需要,只要父亲带支画笔去串门,一顿饭的工夫,金灿灿的武财神就在墙上咧开了嘴。

父亲有一整套画具,被小心地保存在老宅里,那只小巧的木箱漆成了显眼的绿色,他不让任何人触碰。只是这套画具在搬新家的时候不慎遗失,此后,父亲就再未提起过。

小外甥听得似懂非懂,却像是受了鼓舞,去书包里翻水彩笔去了。父亲转过头看我,眼神里多了一些罕见的、很温柔的东西。

“三十年前,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都没得选,现在你们终于能直接选想做什么了。”父亲一字一顿,“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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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再见,在也不见》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