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没有了锄头，父亲把织机当成神供奉

《大国小民》第11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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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年正月初五，南方农村会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潮汕人称为“游神”，闽人谓之“迎香”，我的老家叫“抬佛”。

早在年前，村里就要开始为“抬佛”做准备。晨光蒙蒙，几位上了岁数的长辈就在村里绕圈敲锣，吆喝大家去祠堂议事。祠堂的案上早摆开一本大红册子，谁仗义纳捐，族老们就用细狼毫在红册上浓墨一点，将这份功劳记下。即便是再困窘的家庭，此时也很慷慨。

过了正月初二，村里推选出的总采办开始验收年前定下的各项杂务。香案、糖果、鞭炮、烛纸，一应妥当之后，自发而来的帮手们开始清扫街道，在街面悬挂彩旗，往树上系红绸布。

初五“抬佛”的吉时大多定在清晨六七点，但街上早就一片喧腾。

“咚咚咚”的开道锣和唢呐声由远至近，一阵高过一阵，“抬佛”的队伍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身姿活泼的舞狮队，接着是舞龙队、旱地龙舟；后面跟着一排排举着黄罗伞盖的“金甲卫士”——他们都是神佛出行的先锋与护卫；十多位尚未婚娶的童男女紧跟在后头，每人手里提一盏五彩灯，权作神佛的接引——兴许是担心神佛不识人间的路。

队伍的后部，才是“正主”——本地的两位城隍，杨二老爷与许府君。这两位是古代乡间的先贤，荒年行大善，积下深厚的功德，最终被封为神邸，接受供奉。本地乡民讲究实际，向来儒释道同敬，除了城隍，还有一些陪游的神佛，观世音菩萨、四天王、三清、八仙、孔圣……

父亲向来不爱这种集会，偶尔到寺庙进几炷香，也都是在母亲的劝告下勉强为之。可2019年的“抬佛”仪式，父亲竟格外上心。那天晨曦微现，他就叫醒我们一家人，带我们挤进街口的人群中。

那里已摆好了一个巨大的香案，香火氤氲，祭祀用的糕点瓜果码成了小山。听说这次“抬佛”恰好撞上本地城隍君的成道日，十年难遇，由是格外卓殊隆重：吹打队由八人增到十二人，腰鼓队的人数达到七八十人之多，彩灯、彩带以倍数添置，整个村好似成了一个道场。

不知为什么，街边的人群忽然喧闹起来——原来是八仙后面跟了一辆披着红布的滑轮车，上面摆着一台轰隆作响的机械。我抬眼仔细看，居然是一台帽绳织机——那些有着繁复花纹的鞋带、羽绒服上的帽绳、窗帘上的挂穗，都是由这种机器一针一针编织出来的。

这台披着大红花的织机每临近一处香案，附近的人群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简直跟迎接回乡的状元一样。我一回头，看见父亲正擎着一炷香，俯下身子，对着织机恭敬一拜。

母亲也点起香案，白烟顿时弥漫开来，那台织机在满街升腾的烟雾中缓慢前进，真有些“神物”的味道了。

我的家乡地处浙南山区，靠海多山，土地贫瘠，村里的人祖祖辈辈靠务农为生。在过去的“抬佛”仪式上，镰刀锄头是必备器物，它们被系上红绸，供奉在案桌上，与神佛共同游街，以求物产丰足。后来纺织业兴起，“抬佛”的供奉也与时俱进，换成了如今的织机。

家乡的命运几乎与织机绑在了一起，我家自然也不例外。

80年代末，集体企业的破产潮来势汹汹，父亲所在的村办钢厂虽然还挂着牌，但已日渐破败。他是一个出色的轧钢技工，但手艺并没有派上用场，彼时家乡还没有私营钢厂，想去外省务工也很难。

连续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父亲决定自谋出路——他儿时吃过很多苦，成年之前，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所以向来很有忧患意识。外加家里又有三个孩子要养活，使他更加坚信：只要有一天不干活，就会立即饿死。

那时我们全家五口人只分得两亩八分水田，种地是条绝路。父亲想学点技艺傍身，可砖瓦活、木匠活都要从学徒做起，得知父亲的年龄，许多老师傅都摇头，即便有人愿意带他，五六年后才能出师挣钱，那这五六年我们一家子吃什么呢？

好在那时浙北小城义乌开始崛起了，各式小商品与小玩意儿开始行销全国，同时也为省内许多落后乡镇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各种各样的家庭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我4岁那年，父亲买回了20台织机，开始做服装帽绳。原材料来自宁波的化工厂，绕在纸筒上细如发丝，父亲要将这些化纤细丝纺成线，再用织机绞成绳。

帽绳讲究花纹的排列，对织户的技巧与经验有很高要求——老式织机是纯粹的齿轮机械，没有现在的自动纠错功能，偶尔断了一根飞梭，帽绳上的花纹就全乱了套。若没有人工干预纠正，它会一路错下去，直到浪费完一整筒材料。

这份工作极考验耐心与毅力，得用眼睛仔细盯，一刻也不能停，每过两三个小时，便要手动更换线梭。一台织机上有40个线梭，20台织机便是800个，父亲这样的粗糙汉子，也要掂着手指穿花引线，一天重复上万次。

2

村里的织户们没有什么休息日，只有中秋、端午这样的节日，各家的织机才会停半天，算是放假。人们从家里钻出来，聊聊节气、稻谷的收成——那时家家户户除了抓紧时间织帽绳，还得抽空下地刨口粮。

父亲创业初期，我们全家还住在太爷爷传下来的木头老宅里。这是南方常见的二层檐屋，也是村里少有的危房。屋子的一楼摆满了织机，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空地当厨房，一家人全挤在二楼的小房间里起居。

自从家里有了织机，我就只能在午饭时见到父母。他们早上开工时，我还在睡梦中，到了后半夜轮休，父母当中的一个才会蹑手蹑脚地上二楼，钻进房里。天热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睡得浅，后半夜时常被惊醒。于是父亲干脆连床都不上，趴在地板上眯一会儿就去换班。到后来，他极少上楼，就搬一张藤椅在屋檐下和衣而卧。

一次，我在午夜醒来，看见窗外下起了小雨。探出头一看，父亲躺在楼下的藤椅上睡着了。细雨飘飘荡荡，将父亲的裤腿打湿了一大片，他却浑然不知，依旧安静熟睡，一动不动。昏黄的檐灯摇摇晃晃，映着父亲因疲倦而显得苍白的面容，吓得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惊醒了一家人。

从小我就对织机一直有一种深切的恐惧，直到现在仍无法摆脱。因为与织机有关的记忆，除了父母日夜的辛劳，还有一根根残缺的手指。

老式织机靠皮带传动，飞轮裸露在外，上方的齿轮组上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食指是更换飞梭时最常用的一根手指，织机上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能轻易碾断它。从我记事起，邻居三叔便没有食指，等我上了小学，他连小拇指也一并失去了。

因为意外事故太多，一家外科医院干脆在我们村的桥头立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宣扬自家高超的接指技术，可惜应者寥寥——比起昂贵的医疗费，“三叔们”更愿意学习如何用中指和拇指抓住筷子。

我常去三叔家串门，很快学会了这种抓筷子的办法，回家得意洋洋地向母亲展示。母亲瞪了我一眼，夺过我手中的筷子，一把折断，继而面无表情继续吃饭。我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模仿了。

母亲为人谨慎，手指虽然齐全，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引发的肩周炎并没有放过她。肩周炎比现在的“鼠标手”可怕得多，一旦发作，就像失去了整个肩膀，严重的时候，人只能弯腰驼背，缩成一团，像得了佝偻症，连扒饭夹菜这种简单动作，对母亲都是一种巨大的煎熬。

母亲曾说：“买织机后的头一个十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十年。”

除了肉体上的病痛，更多的痛苦可能来自她的自责——她是个传统女性，始终认为抚育子女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但那20台织机横亘在她和孩子之间，常常使她无暇他顾。

二姐六七岁的时候，因为没人照顾，遭遇了意外。一天她渴极了，向母亲要水喝，母亲熬了夜，靠在藤椅上打着盹儿，怎么也推不醒。二姐够不着厨台上的暖瓶，就转向了一旁的煤炉。

那个老式铝壶大而宽，灌满水足有十五六斤，上头的提把儿又细又窄，连成年人提都得费点力气。二姐想提壶倒水，但铝壶只摇晃了一下，便从煤炉上滚下来，一壶开水浇在她的右腿上，从腿根一直到脚背。

长久以来，工作和家庭之间积压的矛盾，终于在二姐烫伤后化成了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母亲的心里。多年以后，母亲仍经常提起这件事，边说边抹泪：“那天我本该给老二倒水的，我怎么就……”

3

1995年，村里开始售卖宅基地，一轮下来，剩下的指标不多了。父亲想买一块，但村委要价两万元，一分不少，还拒绝了他分期付清的请求。父亲性格要强，不走偏门，更不愿求人，于是拿着钱又买了10张织机。他卯足了劲，想在年底之前凑齐这笔钱。

因为扩大生产，大姐就成了“牺牲品”。孩子们干活，年龄向来不是重点，身高才是。大姐7岁就开始做家务，煮煮涮涮只是开头，之后是打扫房间。等她上了初中，身高渐长，父亲就让她学习操作织机，让她成了家里的第三个劳力。

课堂留的作业多，大姐往往只能做到一半便被父亲赶着去应付织机。老师又严厉，她只好很早爬起来，就着微亮的晨光做剩下的作业。

我当时还小，身高也不够，能做一些琐事，父亲就许诺说，只要我打包好一捆帽绳，就奖我一角钱。父亲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受宠若惊，又不敢相信——成品帽绳要先用细线捆扎，再用塑料袋打包，不需要什么力气，一个下午，我可以打包出一百多捆帽绳，这样算，岂不是等于十元钱？那可是五碗点心面，或是二十个猪油糕啊——彼时的我对钱还没什么概念，只能用生活中自以为珍贵的东西换算。

可是父亲从未兑现过自己的承诺，他每次都说“等第二天吧，再努力一些，就一起结算”；可第二天又会拖到第三天，接着再拖到第四天。那时我刚学会用“正”字计数，于是每天将打包的数量记下来，写在作业本的底页上。

我从来不催父亲——人是很奇怪的生物，当渴求一件东西时，会非常迫切地想要得到它；可希望越攒越多，多得超出想象时，也许就不再有勇气接受了。

等我将作业本的底页写满“正”字时，已是年底，父亲终于攒够了买宅基地的钱。

在一个阴沉沉的傍晚，父亲带我们去看那块宅基地。地基刚刚浇到一半，裸露的钢筋奇形怪状地交缠在一起，像一头丑恶的野兽。父亲伸出手摩挲着，怔怔出神。

前几天刚下过雨，一滩浅水积蓄在地基的凹处，成了一个小小的水坑，水发了绿，气味难闻极了，一家人都绕着走。二姐性子活泼，一跃而过。后来，我常梦到这个情景，梦里，那个浅坑里蓄的不是雨水，是一家人的血与汗。

看到先行者尝到了甜头，村里的织户便越来越多，连我的班主任来家访，也会旁敲侧击打听销路——她的丈夫刚退伍，也打算置几张织机。

当供大于求时，义乌商人的态度就暧昧了起来。抹零成了常态，原本52000元的货款，抹去2000元；再往收货单上画红叉，假说客户认为货有质量问题，要织户承担物流和包装费……

过去父亲一个月去一次义乌，接订单，顺便讨要货款。到了2000年左右，他去义乌的次数越发频繁，从半个月一次变成一周一次。“工价太低了。”一次，父亲回来对母亲抱怨，可没过两天，家里就没活儿可做了。

父亲又要动身去义乌，我央求跟他一起去。我们先坐夜巴去赶凌晨的火车，下了火车直奔市场，一分一秒也不能耽搁——如果赶不上回程的车，夜里就要花钱住旅馆了。

我们到达小商品市场时才8点，整个市场已经挤满了人，到处是天南海北听不懂的外地口音，也许推销者比买家更多。

父亲径直走进一家贸易行，随便拿起一条帽绳，评头论足几句，然后从手提包中取出名片，商谈供货事宜。当然，这是理想状况，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被店主赶出来，只有极少数店主愿意看看父亲带来的样品。

跑了一个上午，半点生意都没谈成，父亲的脚步越走越慢，脸紧紧地绷着。午饭时，父亲有些心不在焉，频频回头看市场二楼的窗口，脸色难看极了。

到了下午我才知道，父亲当天要与我家最大的客户结算季度货款。市场里都在传，各地行情都不错，但义乌商人以质量不好为由百般刁难，“今年的货款被克扣了不少”。

该来的还是要来。等我坐在市场二楼的一个宽大的沙发上吃话梅糖时，父亲跟对方开始了谈判。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大老板的面目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是个胖子，穿一身灰扑扑的旧西装。

父亲为人刚强，不善言辞，也不知道怎么讨人喜欢，紧张时偶尔还会结巴。那天，他从头到尾也没说出几句完整的话，大老板显然有些不耐烦，不住地摆手，示意他停下话头，然后埋头摆弄自己手里的手机。

回程路上，父亲心事重重，望着窗外不声不响，带上车的面包也没有啃几口。第二天一大早，他去银行取出了10万元货款。

“就这么多？真的扣下了7000多？是质量、还是哪里不好？”母亲的脸色很难看，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的错，不住地自责。拿到手的货款看起来多，但父亲还须付材料款、加工费、运费……杂七杂八的支出加起来，堪堪持平而已。

那天，父亲似乎没听到母亲接二连三的问题，只顾着用黑色塑料袋将钞票套了里三层外三层。他没有回话，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话。

4

其实生活也并不总是那样灰暗，就跟那些织机一样，只要投下足够的材料，总能织出等量的成果，一分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

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的状况似乎在慢慢变好，我们的早餐开始加蛋，父亲出去买菜，偶尔还会给我带一支火腿肠当零食。母亲也有了第一支口红、第一件呢子大衣，她终于不再对着空落落的衣橱叹气了。

大姐上了高中，打电话回来说冷得睡不着。我和母亲抱着一床新被在街边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仍没有挤上公交车。母亲犹豫了很久，最后拦下一辆“黑的”——这是我第一次坐的士，才知道轿车门是那样打开的。

父亲向来节约，手里有了余钱，也要谋划更多省钱的技巧。本地出产的帽绳在发往义乌之前，都要在镇上一家托运部集中。他找一家焊接作坊定制了一辆三轮车，车斗做成正方形，长宽都是1米5，正好放下一整包帽绳。车斗下面挂了个小马达，能省不少力。这样，他就不必再雇人运输，从而省下了一笔开支。

那时我最开心的事，便是跟着父亲去送货。打包好的帽绳袋子放在车斗里，刚好在两边留出一点空隙，我将双脚踏进去，跨骑在货物上，双手紧紧抓着车斗边沿，等父亲一拧油门，小马达开始“呜呜”地嘶吼，我便念念有词：“驾，驾……”想象自己是疾驰的骑士。

三轮车没有转向灯，转弯时，父亲会提前喊一嗓子：“要左转了！”我便迅速将左手平举，提醒后面的车。后来路走熟了，未等父亲开口，我早早就挥动着手臂，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快活极了。

托运部在镇子北边，离我家十多公里，那几年交警队打击非法助力车，父亲就专挑逼仄的小道走。我们穿过起伏的石板桥，从沿河人家的檐梁下钻过去，然后在一片冷清的老楼间寻找通路，像一对落跑的飞贼。这样往往要花上一两个小时，等我们到达托运部，已经筋疲力尽了。

后来，交警在巷子里设卡，父亲被抓了两回，头一回罚了款，第二回没收了车子，也不允许赎回。

“都怪你，跟着做什么，不然我早骑跑了。”父亲愤愤不平，转头不住地怨我。我无力辩白，只好伤心大哭。

之后，父亲又置办了一辆新车，只挑清晨独自出发，说什么也不愿再带我了。

挖到了第一桶金，村里的人施展拳脚的领域一下子广阔起来。围绕帽绳产业，服装厂与化纤公司纷纷兴起，跳过了中间商，一个自给自足的产业链初见雏形。

2002年左右，父亲开始为一家服装厂供货，生意越做越大，最顶峰的时候，我家有70台织机。老宅后门搭起了简易棚，里头添满了机器，忙时还需请短工。父亲不再要求我们姐弟帮工了，连简易棚也不让我们进。

我后来才知道，那年村里发生了一个悲剧：村东头有一户小夫妻，与父亲是同宗，攀得上一点交情。他们原先开绒线店，经营惨淡，转而求父亲帮忙置了几台织机，决心投身帽绳产业。他们的女儿只有四五岁，一天趁着父母分心，竟悄悄钻进了织机下头。织机有静电，吸附力很强，小女孩披散的头发立即被卷进去。等孩子抱出来时，已经咽了气。

说起这件事，母亲攥紧了手掌，表情肃穆。我汗毛竖起，不由地想起小小年纪就操作织机的大姐，心里直打哆嗦，赶忙问后面的事。

“哭了两天，后来，当然还是做帽绳，总要吃饭。”母亲说。

5

2006年的一天，大学舍友随口问我：“你家是做什么的？”

我浑身一颤，忽然想起自从上高中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过问家里的情况了。我的叛逆期来得很迟，好像是上了大学才初见端倪。那段日子，我整夜整夜打游戏，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早就将父母和老家抛诸脑后了。

我打电话给母亲，她很惊讶：“你问这个干嘛？”

父母早就不织帽绳了，家里的织机要么卖了，要么直接送人。父亲转行做起了服装生意，“今天进了材料，送了货，挣了1000块呢。”他边说边笑，声调里抑制不住的喜悦。

后来，父亲口中的1000元变成2000元，又变成5000元，每逢临挂断电话的时候，父亲总嘱咐：“你缺钱吗？别太省，想买什么就买。”

大学四年，我每月去一趟银行，雷打不动地取300元，也从不查余额。这个数额是我和父母事先约定好的生活费，当时郑州的消费水平还很低，2块钱能在学校食堂打满缸子菜。快毕业的时候，学校门口的银行撤掉了人工柜台，我只好去ATM机上取钱，却意外发现卡里有5万多元。我问母亲，她很惊讶：“还有那么多？你怎么不花掉一点？”

这些钱都是父亲存的。那时我家里已有了一间小工厂，材料款周转很快，手头虽然相当紧凑，不过一有余钱，父亲便存到我的卡里。

“你爸呀，都不想给你打电话，他唠叨个半天，你光嗯嗯嗯，也不说句话。”母亲语气低沉，带着些责备。她又说起厂里请了工人，但父亲仍不愿歇着，一得空总要踩几脚缝纫机，推几把刷子，“你爸怎么就不累呢？”

我终于明白了，过去父亲在电话里说的那“1000块”、“2000块”、“5000块”，其实是在跟我“邀功”。他像个得了奖励的孩子，想把喜悦分享给我，而我却后知后觉。

大学毕业后，我在外省漂了好些年，春节回到家乡，一切都变得陌生。

一次，我执意去老宅住了几天。老宅已改成了员工宿舍，里面有一股熟悉的朽木气息。年少时，我习惯枕着织机的嗡嗡声入睡，安静下来反而不踏不实。我睡了一夜，总觉得周遭缺点什么，第二天一早就问母亲：“邻居三叔的织机出什么问题，竟停了一夜？”

母亲笑，说三叔家里的那几台织机块头大，声音也重，一推开关，“轰轰”的嘶叫，对门光头伯的儿女天天往环保局打电话，举报三叔家织机的噪音扰民。三叔无可奈何，每天就坐在门口巴巴地观望，等光头伯的儿女上班去，才安心让织机转一个白天。光头伯压不住自家的儿女，只好三番五次向三叔致歉。

这种情景在十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光头伯也曾是织户，靠着织帽绳供儿女念完大学。转头来，织机反而成了被指谪的对象。

这时，父亲插话：“些个年轻人，忘本。”

时隔多年，父亲仍以织户自居，每年查消防设施，上面对织户格外严厉，他总要与织户们站在一起发几句议论。

“你早就不织帽绳了，还起什么哄？”

听我这么说，父亲张大了嘴，怅然若失。母亲见状，赶紧转移话题，说光头伯的儿女工作稳定，他们一个在车行，一个在外贸公司，旱涝保收，待遇不错。

谁知父亲听了，更加愤愤不平，他固执地认为进公司上班是混日子：“穿着倒是干干净净，但五六千薪水能顶什么用？只有卖把子力气才是正道——置几台织机，从亲戚朋友那儿匀一点订单，现在工价不低，一年挣个十五六万，多舒坦！”

我说，时代不同了，村里的孩子在织机的轰鸣声中长大，听力都有些细微损伤，“总不能将这些痛苦传给第三代人”。

父亲听了，嘴唇嚅动了几下，没再说什么。

6

2018年年底，家里的小工厂接了一个外贸大单，产能虽然足够，仓储却成了问题。每天大量成品从车间里源源不断地运出来，我家临时租的两个仓库不堪重负，连消防通道都堆满了货物。

服装行业有淡旺季之分，一到旺季，整个村子的生产都热火朝天，哪还有空闲的仓库？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我只好打起了自家的主意。

我家老宅后头，有个彩钢搭的仓库，面积还不小，只是里面的东西许多年未清理过。父亲多年前开过的面包车已经报废，锈烂得不成样子，但还舍不得卖，与旧摩托之类的零碎东西堆在一起，占去了仓库的一半面积。另一半，放着父亲最初置办的那20台织机。那些织机的铁质基座大而笨重，绕线的飞梭已经皴裂分离，卧式马达也锈迹斑斑。

我犹豫了好几天，终于下决心卖掉它们。买家并不难找，那些老机器虽然技术落后，机身用的却是好材料，比现在的新机器实在多了。我与叉车师傅谈妥工钱，一切准备就绪时，不知父亲怎么得到了消息，气冲冲地跑来。

“败家子！”父亲劈头盖脸对我一顿臭骂，我自然不服气，说当初要是将这仓库租出去，这些年收回的租金都能抵掉这堆废铁了。父亲攒着怒气白了我一眼：“天底下有哪个木匠会卖自己的刨子？又有哪一个庄稼人敢卖家里的锄头？那是安身立命的本钱，天塌下来也不能动！”

父亲向来独断专行，他拿了主意的事，不分大小，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最后，那批机器没卖成，反倒贴了叉车师傅200块茶水钱，我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几天后，父亲将那些织机统统都运出来，一阵拆洗，仔细上油，通电运转，再原样搬回去。他特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瞧，还能用，梭子跑得飞快。”

我啼笑皆非，心情忽然有些酸涩。跌宕三十年，我的家乡已变成南方的商业重埠，很少再有人关注它穷困潦倒的过去。不管世界怎样变化，父亲这一代人的骨子里还是满溢着对劳动的敬畏，并乐此不疲。不管绞去了多少人的手指，转走多少人的青春，织机仍是他们的信仰，与乡间老去的耕牛，锈蚀的锄头一样，都是难舍的神圣的事物。

这一刻，我好像读懂了父亲。

2019年年初，大姐召集全家人开家庭会议。她考虑回家乡发展，征询我们的意见。

大姐一家人在西南某省经营塑料加工业，我曾去过两次，那是一个偏远城市的偏远工业区的偏远角落，没有朋友、没有娱乐、什么都没有。虽然收入可观，但生活单调而乏味，就像大姐儿时所经受的一样，她终于忍不住了。

那天，大姐跟我们谈起她曾经的梦想，说想在家乡开一家咖啡馆，哪怕挣不了多少钱。我和二姐默默地听着，母亲也低头不语，然而一向坚信“摔一跤，也要抓把泥”的父亲竟表示赞成，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小外甥忽然凑过来，问父亲他的梦想是什么。我抢先说：“你外公当年画画可厉害了。”

父亲的前半生都在和机械打交道，年轻时却有一双能画会写的手，他能画仙鹤延年图、老寿星，还有许多惟妙惟肖的花鸟。那些年，乡间流行用拼接的瓷砖贴画装饰正堂的墙壁，可我们这一带的老宅却不需要，只要父亲带支画笔去串门，一顿饭的工夫，金灿灿的武财神就在墙上咧开了嘴。

父亲有一整套画具，被小心地保存在老宅里，那只小巧的木箱漆成了显眼的绿色，他不让任何人触碰。只是这套画具在搬新家的时候不慎遗失，此后，父亲就再未提起过。

小外甥听得似懂非懂，却像是受了鼓舞，去书包里翻水彩笔去了。父亲转过头看我，眼神里多了一些罕见的、很温柔的东西。

“三十年前，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都没得选，现在你们终于能直接选想做什么了。”父亲一字一顿，“我很高兴。”

编辑：罗诗如

题图：《再见，在也不见》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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