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糖醋排骨,是捆绑我的枷锁

2020-10-19 11:08:47
0.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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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二那年,我数学破天荒考了满分,年级第一。数学老师高兴坏了,拽着我到每个教师办公室展览:“之前我们严重低估了这位张同学,真咧。我就觉得她是个可造之材,好生培养一把,肯定能冲北大清华!”他夸我夸得很激动,唾沫星子飞溅到我脸上,点点滴滴都是认可。

老师说“北大清华”时是那样斩钉截铁,但彼时的我对这两所顶级高校全无兴趣,只惦记着立刻飞奔回家,吃到父亲承诺的那盘糖醋排骨。小时家里条件差,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长大了便馋一切浓油赤酱的食物,其中糖醋排骨最得我心。

可是哪怕家里开了一家小饭馆,糖醋排骨也不是经常能吃到的。生意忙,父母给我的吃食都是客人点了菜,顺便多炒一份,等食客散去,他俩早已疲乏不堪,也不能指望还给我单独做一道工序复杂的菜了。

那天我回到店里,食客满座,父亲和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热气从两个铁锅蓬蓬往外冒。听说我考了满分,父亲一向严肃刻板的脸上浮出笑容:“好,好,这回争气了……”见我撸起袖子准备洗盘子,他立即摇头轰我出去:“别洗了,上课也怪累的,过去吃个水果休息会儿,看老汉儿(爸爸)来给你整个糖醋排骨。”

他三两下将一丛腰花码进白瓷盘里,转身从肉篮子里取出一扇精瘦的排骨。母亲歪着身子伸手过来端走盘子,锅里干辣椒在热油里滋滋作响,她将腰花丢下锅,一阵带着油花的白雾立即扑了上来。

“火大点,多翻两下!”油雾里,父亲眯着眼冲她吼。

母亲没好气地回:“老娘还要你指挥?”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扭身过去,案板上开始响起“笃笃”的剁肉声。

其实,父亲并不喜欢做饭,大约是觉得一个男人围着灶台转不太好看。即便为生计开饭馆,他开始也只肯买菜、帮厨,不愿意掌勺,直到看见母亲颠锅吃力,他才不情不愿接过了铁勺,但还象征性地坚持不领取“厨师”的身份——无论母亲怎么骂他“装疯日白的”,他都不肯围上那条印着“金宫鸡精”的围裙,只在腰上系了条旧衬衫。天长日久,衬衫上积累了经年的油污。

几分钟后,排骨被父亲剁成两指节大小的肉块,扔进沸水里,再丢进几块姜片和一勺料酒去腥。排骨焯好,下到油锅里煎至表皮焦脆,父亲再重新起锅,倒油和白糖,小火炒出糖色。待排骨在锅里滚上两圈,就全部裹上酱红的糖色,倒水用文火焖上半小时,倒入醋和其余的调料,转大火收汁,撒上粒粒分明的白芝麻,一道糖醋排骨便在瓷盘里偎依着,如同晨曦里积了雪的群山了。

我端着一碗大米饭候在一旁,排骨刚出锅,也顾不上烫嘴,迫不及待夹了块扔进嘴里,只觉得好吃得舌头都要融化了。等我吃完,店里的客人也差不多走光了,母亲又开始准备她和父亲的晚饭。父亲拧了拧腰,搬了把木椅到店门口那盏灯下坐下,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知道,这是又要给我掏耳朵了。

父亲对给我掏耳朵这事儿是有执念的。

8岁那年,他曾带着我在街边采耳,采耳师傅一边掏一边发出“遭遇了职业生涯最大挑战”的啧啧声,最后掏出来黄豆那么大一块耳结,吓呆众人。父亲有他的朴素逻辑,他认为这块耳结就是我小时候脑子不太好使的罪魁祸首:“它把你脑壳堵到起了,晓得吧?”

最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谁知隔天他就拉着我去医院挂了个耳鼻喉科。当他指着我问“耳屎多了会不会把她脑壳堵住”时,医生愣住了,挠着头小心翼翼地问:“你俩到底谁看病?”

尽管从医生那儿得到了否定回答,父亲还是很固执,坚持认为耳朵和脑子挨这么近,多掏掏总没有坏处。而这次我考了满分,他仿佛得到了证据支撑,更得意了,认为是他长期替我疏通脑子起了效果。

我拉了条矮凳在父亲面前坐下,乖乖把头搁他膝盖上。他拿出在地摊上精挑细选的掏耳勺,凝神屏气,开始仔细地扒我耳朵。这时候,我俩都是不说话的,我歪着头,看到他穿的皮外套上有层润泽的湿气——父亲知道我有鼻炎,闻不得烟味,每次给我掏耳朵前先会漱漱口,再拿湿毛巾擦擦衣服,尽量减轻多年吸烟留下的味道。

傍晚天光渐渐在西边收拢,母亲在厨房忙着炒菜,隔壁饭馆的鼎沸人声拌着面食香气飘了过来,我昏昏沉沉,几乎要睡过去了。

这是我们父女俩极少的亲近时刻。多数时候,他留给我的只有早起的、远去的背影,即使闲下来在一张桌上吃饭,我们也总是沉默无言。

2

1993年母亲怀上我时,正是我们这边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时期。我前头还有个哥哥,为了留下我,母亲去点兵山一户偏远亲戚家藏了好几个月,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小黑屋里。可后来还是被人举报了,计生干部雄赳赳赶来,要拽7个月身孕的母亲去堕胎,最后父亲求了好些人,罚了5000元钱,才保住了我。

生下我后,父母疲于奔命,又差点弄丢我两次。

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带着我去山东威海谋生。一次转公交车的途中,他俩累得不行,睡着了,怀里的我滚落在地都没察觉。后来俩人迷迷瞪瞪下了车,母亲大约觉得手上有些松快,问父亲:“我们上车的时候是不是提了个啥东西?”父亲摇头,那边公交车司机却纳闷:好端端出趟车,回来时怎么车座底下塞了个娃?

我被他俩从公交车车座下取出来,长到三四岁,有天又跟着父母外出务工。他们在火车站买票,一茬接一茬的旅客围过来,我被挤出了买票的队伍,还没爬起来,一个胖大妈拎起我就跑。跑出去几十米远,她瞅了瞅我,发现雌雄难辨,一扒裤子,看到没带把儿,骂了句“日你先人”,就撂下我走了,我就一边提裤子一边往回跑。

见我自小命运多舛,父亲就拉我去城东天桥底下算命。瞎老头仰着脸,微眯的眼睛只露出眼白,捉过我的手翻来覆去盘了10来分钟,才煞有介事地啧了一声:“这女娃可以,命格还行,好生培养,将来要给你家争光咧……”

父亲高兴坏了,认定我就是那个将会光耀张家门楣的人物,自此对我抱有莫大期待。我刚上小学那年,他从二手市场淘回一些乐器,期望我搞一搞高雅艺术。但事实证明,我的破坏细胞远多于音乐细胞:拉二胡二胡弦断了,吹笛子笛膜戳破了,吹葫芦丝葫芦掉了,吉他在我跟我哥干架时拍墙上散架了。我爸还不死心,听人夸我手指长,是个弹琴的料,就斥巨资买回一台电子琴。我学了个把月,只学会一首《牧笛》。于是,这便成了家里亲友来访时的固定表演曲目,每次至少弹5遍,让本不亲密的亲戚关系雪上加霜。

眼见着来访的亲戚越来越少,父亲又打算将我培养成文学家。他有天去市里几家二手书店转悠了一下午,最后呼哧带喘蹬着三轮车拉回来七八箱旧书,书脊上全是霉斑。他指着线装版《增广贤文》上的繁体字,教我念“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屋子太小,没地方搁书,父亲就把几箱书满满当当全垒我床下,床被抵得凹凸不平。那时我并不明白知识有多重要,只觉得知识真他娘的硌得慌。第二天,我就跟我哥拖着几箱书去了废品站,卖的钱买了两碗牛肉面,嗦了。

这之后,父亲消沉了一段日子,但又很快打起精神。他买回一堆笔墨纸砚,让附近一位开旅馆的老先生教我写毛笔字,修身养性。为了督促我,还约定每学会100个字,就炸一盘虾片给我。

虾片是超市里两块钱一大包的透明塑料片儿,像被碾平的玻璃弹珠,下热油里翻炸一下,膨胀开又蜷进去,开成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出锅后撒上白糖,酥甜中带着海虾的鲜味,十分可口。

在食物的诱惑下,我勉强学会了毛笔字。这项技能后来好歹有了用武之地:为了多挣点钱,父亲在每年7月半鬼节到来的前段日子,都会在出租屋附近摆摊卖袱子(川东地区烧给逝者的黄纸包),我学会毛笔字后,父亲就多支了张小桌,我俩轮番替买家写袱子。

每逢买家夸我字不错,父亲比我还高兴:“这娃出息,比我写得好!”

除了食物诱惑,更多时候,父亲对我成才的鞭笞,体现在暴力教育上。

说起来,我哥倒算得上是我挨打史上的最大助力。他大我3岁,从小我就爱跟着他到处野,爬树下河,翻墙打架,俩混世魔王。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的挨打次数几乎能与他一较高下,大有你超我赶之势。

最初,我哥教我抽烟——是真的抽“烟”,他把报纸或旧书撕下个角,搓成细卷儿,打火机点燃再快速吹熄,然后把冒着烟的细纸卷儿递到我嘴边,我就着余烟猛嘬了一口,顿时被呛得涕泗横流。我哥问:“巴不巴适?”我揩着眼泪直点头:“巴适。”

自那后,我哥三天两头带着我“抽烟”。被父亲抓现行那天,我俩正在家里蹲着,面前各有一小簇失温的灰烬。我们一边抽,一边煞有介事地交流心得,最后得出了经验性总结:白纸比报纸好抽些。

房门传来锁舌转动的“咔哒”声。我转过头去,透过缭缭烟雾,看见父亲正捏着钥匙走了进来。我那时大约是吸二氧化碳吸得有点上头,抬起烟熏火燎的小脸儿冲他傻笑:“老汉儿,你回来了哇!”

父亲僵在原地,用一种“我们老张家要完了”的眼神看着我们兄妹俩,最后得出经验性总结:这俩二傻子,不打不行。

那之后,只要我和我哥继续胡作非为,两三天就要被揍一次:翻墙进一个废弃幼儿园玩,我差点脑袋朝下早早夭折;跟隔壁邻居的狗打架,把狗咬秃了;饿着肚子,把早饭钱拿去游戏厅打水果机;揍班上的男同学,连人带课桌给掀翻了;把教科书全拖去废品站卖了买零食吃……

那几年,挨揍几乎成了我和父亲为数不多的见面时的主要交流方式。其他时间,父亲总是在为生活奔波忙碌——凌晨4点,他就要赶去邻县批发水果回来,一箱箱地码在出租屋里。出租屋不足20平米,这些箱子进一步压缩了我们的生活空间。

但没办法,要生存。

白天我去上学,我哥逃课去鬼混,父亲和母亲则背着几十斤水果,在农贸市场或街上流动摆摊叫卖。快到饭点时,父亲看摊,母亲回家给我们兄妹俩做饭,做得最多的是番茄炒蛋和炝炒时蔬。偶尔有卖不掉的烂水果,母亲就剜去烂疤给我们吃,或下锅滑糖,做成拔丝苹果、拔丝雪梨。

我们兄妹长身体,吃这些总吃不饱。我哥就带着我去山里翻捡食物。树上的野板栗、桑葚,地里的野番茄、地果儿,都曾短暂慰藉过我的饥饿肠胃。更多时候,我俩会去涵洞摸螃蟹,涵洞极冷,大热天时里面也只有七八度。我俩挽起裤腿下了河,哆嗦着翻捡石头,找藏在石下的河蟹,往往还没找到几只,浸在水里的腿脚就已失去知觉。上岸,架起火堆,树枝上挂一个午餐肉罐头的空铁盒,倒入清冽河水,再把螃蟹扔进去煮。等蟹身通红,捞起来撕开蟹腿,鲜味就满溢鼻腔了。

每逢周末,我们还去农贸市场二楼的河鲜摊位碰运气。有时运气好,等他们打烊,青石板砖的地缝里会嵌着几条黄鳝。我们趴在地上,用细棍儿小心翼翼把黄鳝撬出来,拿回家剖开洗净,让母亲用干辣椒炒了吃。

因为缺乏营养,我们兄妹都长得瘦小,好像风吹大点儿就得抱着电线桩子。父亲为此十分自责,怪自己不能给我们好的生活。但那时我对贫穷并不太有实感,只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每天玩玩闹闹,还挺快乐。

3

贫穷还是在我的童年留下过痕迹,例如手掌里那块米粒大小的疤。那是小学三年级班主任用削尖的铅笔扎的,笔芯断在里头,长进肉里,成为惩罚我僭越阶级的标记。

时至今日我都记得跟班主任的第一次见面,她皱着眉打量我,像打量一件残次品——这所小学是市里最顶尖的,学生家长非富即贵,我能混迹其中,是因为父亲求了一位在电视台做主任的远房亲戚。

深知班主任憎恶我,一开始我还用小孩子的方式讨好她:拼命做作业,上课积极回答问题,把抓来的螃蟹也送给她吃。但她依旧讨厌我,用戒尺打我,扇我耳光,让我在讲台上站一上午。那时我就开始害怕睡觉,害怕天亮了就得去学校,心里塞满巨大恐惧。

后来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她:逃课,再也不写作业了。尽管随之而来的是班主任更盛的怒火和更多的惩罚,但我总觉得能得到泄恨的痛快,在学校的日子仿佛也没那么难熬了。

不过这种幼稚的反抗终究只是蚍蜉撼树。

有天班主任拽着我出了学校,走到街上,来到我父亲水果摊位前。那时日头正盛,父亲正坐在小马扎上给背篼里的苹果喷水,脚下一堆果皮和烂菜叶子。班主任在背篼前站定,木着脸俯视他:“这位家长,你家娃娃我没法教了,你带回去吧,反正她长大了也只能像你们一样摆地摊。”

她将我搡过去,那是个斜坡,我被推得没站稳,不小心带翻了面前的背篼。在我的尖叫声中,背篼倒了,几十个苹果沿斜坡滚了下去。

父亲显出惊慌破碎的神情,但他还是勉强挤出个笑脸,先跟班主任打了个招呼,才佝着腰去追那些已经磕得烂巴巴的苹果。他跑得仓皇又狼狈,还差点绊了一跤,裤腿和衣袖上全蹭上了泥。

我对这件事的最后印象便定格在这个画面。没等父亲回来,我就扔下班主任跑回了家。

那时我们一家住在城中村的一栋筒子楼里。楼里泥地凹凸不平,墙体灰败潮湿,门前用废电线拉成一根晾衣绳,十几户人的衣服凝成一堵墙,王家男人的破内裤和李家孩子的旧校服裹在里面,无法区分,也无需区分。总之,细菌和贫穷暗自滋长。

我矮着身子钻过去,开了门,扑床上哭了起来。我开始怨恨一切,恨班主任,恨学校,恨滚落的那背篼苹果,甚至恨门前晾的那排衣服。哭累了,也就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我是被一阵开门声惊醒的,迷迷糊糊睁开眼,看到父亲在门前的公用灶台那儿灭了膛火,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我腾地爬起来,见他把一盘排骨放到了木桌上,排骨在花瓷盘里颤颤巍巍地挨挤着,底层浸着酱红色汤汁,面上浮着油花儿,空气里满是甜丝丝的肉香。

他夹了块排骨放我嘴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糖醋排骨,我瞪直了眼,几乎是怀着莫大的虔诚在咀嚼。肉块那么香,汤汁那么甜,似乎只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原谅之前所有的痛苦。

我一边吃一边轻轻啜泣:“老师为啥不喜欢我喃,我很乖的。”

父亲半晌没说话,好一会儿才吐出一口气,郑重地看着我:“你要好好读书,晓得不?”

我嚼着排骨猛点头,眼泪全砸进那盘肉里。

4

数学考了第一名后,父亲仿佛又看到了我会光耀张家门楣的曙光,甚至打电话回老家,展开了一场细致的全村人口学历普查:

“王二哥,你家苗苗现在在哪儿上学?哦,在深圳打工?”

“李嬢,你外孙考了哪里的大学?诶?高中都没读完嗦……”

一番摸底排查下来,父亲很快有了结论:全村还没人考上大学。我正感慨村里文化教育水平低,父亲却很高兴,恨不得在我额头烙上“全村的希望”几个字:“幺儿,你一定要考上大学,还要考个名牌大学,给我们争光!”

父亲开始对我倾尽所有,像被生活逼到无路可退的赌徒,把最后一注全押在了我身上。

一次参加数学竞赛,他天不亮就带我赶公交,车在泥地里摇晃了两个小时才到目的地。学校门口早已停满私家车,家长们衣着光鲜,都提着水壶、保温盒围在一起聊天。父亲兴致勃勃地凑上去,在外圈转悠了几分钟,都没插上话,只好讪讪退了出来,拐进了旁边一家副食店。

从店里出来,他递了一瓶鲜橙多给我,又捞起T恤抹了一把汗:“我先回去看店了,你好好考。”他把几个衣兜掏了个底朝天,最后将身上所有零钱都掏出来塞给我,只留了1块钱搭公交车。

我抽出5块钱想让父亲也买瓶水,但他不接,只说:“我回店里喝就行了。你别管,好好考试。”他舔舔干裂的嘴唇,冲我摆摆手,走了。我捏着那沓零钱看他走远,心里坠了铅一样沉重。

父亲尽全力给予我最好的生活,同时也不断对我大倒苦水,将这个家庭消极的、贫穷的、不体面的、狼狈求生的一面全展现给我,以此软硬兼施让我努力学习。他跟我罗列每天家庭的开支和收入,细数这些年在我身上投入了多少钱,甚至翻出了当年因为超生我罚钱的事儿:“93年的5000块钱有多值钱你晓得不?”

我没好气:“不晓得。”

“你妈身体一直不太舒服,都舍不得花钱买点药。”

“那就去医院看看啊。”

“我跟你妈这辈子光围着你打转了,你要是读不出来书,你说你对得起谁?”

这话是父亲的杀手锏,每每说完,我只能哑口无言,对话也就此被掐断。这句话也被我的记忆打上注脚,总在某一时刻忽然跳出来掐我喉咙。我被阉割掉作为“个体”的特质,成为要按最大比例分担他们一切的四分之一,甚至整个家族的几十分之一。我开始失去感受,失去声音。

连食物也成了他胁迫我学习的工具。虽然家里日子好了些,但父亲还是十分节俭,平时他们吃的都是干瘪的、失去水分的水果,给我留的却永远是饱满新鲜的。

“你要是读不出来书,就对不起我们了。”父亲说。

我被这话烫了手,想放回去,他又着急了:“专门给你一个人买的,你不吃我们咋吃?”

与此同时,父亲对我的老师们近乎谄媚。每回开家长会,全场挂着最讨好笑容的就是他,会开完了还极力邀请每位老师去免费吃饭。我家饭馆原本是语文老师每天回家的必经之地,后来因为父亲热情过了头,总要强拉她进去吃饭,有一回甚至招来巡警,以为在搞什么强制消费,害得人家一位堂堂的人民教师,之后每天回家都得鬼鬼祟祟,趁我父亲不注意,快速从我家的店前弹射过去。

重压之下,我的焦虑情绪开始凸显,在家时总喜欢把房门锁上一个人发呆,在学校上课也总让我觉得紧张,开始频繁举手上厕所。

一回两回便罢了,次数多了,就引起班主任的警觉。他见每次别的同学都得站起来给我让位置,太过兴师动众,就将我调讲台旁坐着。

众所周知,那里是每个班重点人物的专座,我开始被迫接受其他班学生的目光洗礼,觉得很是丢脸。之后我想了个法子,在课桌侧面贴了张纸,写上“我是为了上厕所才坐这儿我不是调皮捣蛋的”;想想字太多了别人根本看不清,就换成“我是好学生”;最后被天天展览得恼了,直接简化成三个字:“看锤子”。

化学老师脾气爆,见我老去上厕所,当着全班人的面训斥:“你是故意装怪还是尿频?!”那时我生理卫生课上得不好,对尿频的认知还只限于“尿频尿急尿不尽,前列腺有问题”这个家喻户晓的广告。当天放学回家,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梗着脖子让父亲带我去医院看病:“我前列腺可能出了点问题……”

父亲很震惊,弄清原委后,他带着我去医院挂号做了个全身检查,检查报告显示一切正常。第二天他又拽着我去学校,第一次在老师面前显出强硬姿态,要求化学老师向我道歉,最后让班主任把我的座位调了回去。

那之后,父亲大约觉察到我的异常,有时等饭馆里的食客走光了,他总会擦擦手靠过来跟我说话。但我拒绝交流,余光看到他走近,就立刻把电视调到《新闻联播》或《百家讲坛》,假装沉浸其中。他便站在原地沉默地盯着我,最后叹着气走掉。

5

到了高中,住校,学业沉重,加上那年母亲患重病进了ICU,我心理防线全面溃败,患上暴食症。除了食物,我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对暴涨30斤的自己也厌恶到极点。我很少再去上课,多数时间是装病逃回宿舍发呆,或坐床上一边狂塞食物一边流泪。

我无可避免地长大,随之而来的是,我发现父亲并不是全能和强壮的。我见过他被食客呵斥,被一家人的生计搞得灰头土脸,也见过他认知和学历跟社会脱节的窘迫。在我心里,他已经没剩多少作为父亲的威严。我讨厌看到这样的他,也讨厌这样的自己,于是变得愈发尖锐。

周末回到家,我变成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凡事都要跟父亲作对,我知道临近高考,他会无限度地忍让我。从前他用来逼迫我的,现在枪口调转,成了我对付他的利器。

那段时间,父亲医院、饭馆两头跑,揽下店里所有的活儿,也更加沉默和瘦削。他还是会给我准备各种好吃的,我知道这是在向我示好,故意不领情,宁愿在外面胡乱吃些零食,也不肯再好好坐下来吃顿饭。要是看到有糖醋排骨,我便会更加愤怒,有几回直接将盘子扔进了泔水桶里。

每次跟他大吵大叫后,他总是干瞪着眼大喘气,显出受伤的神情,最后转身走掉了。等再回来,耷着脑袋,皮鞋上落了一层烟灰。他在门口磕了磕鞋子,就重新摆出个笑脸,招呼食客去了。

一个午后,医院打来电话,说母亲病情加重,要下病危通知书。我和父亲赶去的时候,母亲正突发癫痫,整个人已经失去意识,浑身像被电击了一样抽搐着。医护人员在病床两侧死死摁着她的手脚,将一块毛巾塞进她紧咬的牙关,又往她血管里注射镇静药物。

我瞪着眼站在病房门口,脑子一片空白,只是张着嘴大喘气。父亲则被医生拉到一旁签病危通知。将一堆文件递还给医生后,他仿佛被抽掉筋骨,顺着墙瘫坐在地上,捂着脸,先是低声呜咽着,最后忽然放声痛哭。

那天我和父亲一直守在ICU病房外,寸步不离。走廊里没有座位,我俩就蹲着吃完了晚饭。我还记得买的是青椒肉丝和番茄炒蛋,父亲将肉丝和蛋全拨我碗里,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吃饱了早点回家去,明天还要上学呢。这里有我照顾着的,不用你担心。”

我含着眼泪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刨饭。他抬起头往病房看了看,沉沉叹了口气:“这人活一辈子啊,其实啥子都是虚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真的。”

好在半个月后,母亲病情开始好转,转入普通病房,我们都松了口气。

母亲出院后,父亲仿佛忽然变了一个人,收敛起了从前的脾气,整个人柔和了许多。对我也不再严苛,有时还会坐下来跟我谈谈心,见我成绩下滑,也不着急上火了,只是告诉我“尽力就行”。

但我的糟糕情绪没有因此缓解,暴食症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出现抑郁倾向,开始平静地计划死亡。我在许多个下午请假出去,坐公交车来回几个小时,一路观察附近的高层建筑,筛选适合跳楼的地点,甚至用小本子记下了一些关键事项,例如:该处最高多少层,焊了几个雨棚或其他遮挡物,跳楼前还要扔下一个牌子,写“此处有人跳楼,请绕道”……

脑子里灌满这些事,我晚上便严重失眠,常常趴在阳台看天空从滴水的墨色变成透亮的天光。一次期中考试时,我犯了困,趴桌上睡着了,那门政治考了27分。班主任把我叫进办公室谈心,他大概从我短期暴增几十斤,认定我应该想要减肥,从而推测我考试时睡觉是因为节食身体不适,一脸忧心忡忡:“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在减肥?”

我盯着他,认真解释:“我没减肥。”

“女娃娃爱美是正常的,但是现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分清轻重缓急……”

“我真的没减肥。”

“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放到学习上,不要东想西想的,等你考上大学了再减也可以……”

在那两个小时里,我们进行了一场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从办公室出来,我回了寝室,一头栽倒在床上。没过多久,手机响了,父亲说他在校门口,让我去接他。

我磨蹭了一会儿才下了楼去。那时烈日当头,校门口连棵遮阴的树也没有,父亲就直挺挺立在那儿,前襟和后背都已经湿透了,发尖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光。

见我走近,他提着两饭盒糖醋排骨、三箱牛奶和一些水果走过来:“听班主任说你在考场上饿晕过去了?”

我没搭腔,父亲找了处背靠树荫的石凳,示意我过去坐下。我跟他并排坐着,不说话,只瞪着眼看远处篮球场。

他抬起手肘胡乱抹了把汗,撕开包装纸箱,拿出一盒纯牛奶递给我,我没接。

他又打开糖醋排骨的饭盒,筷子在衣角上擦了擦,送到我面前,我还是摇头。

他缩回手,叹了口气:“你最近是不是心里有啥事?有事不要自己一个人闷着,你不想跟我们讲,就去找你那些朋友聊一聊。”

听到这句话,我忽然觉得有些讽刺,嘴里的话也就不受控地蹦了出来:“如果我考不上一本咋办?”

说完,我死死盯着他,不想漏掉他任何一丝表情。这时我才发现,他的鬓角竟已冒出不少白发,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之前我倒从未注意到。但我强迫自己忽略掉这些,调动起过往所有对他的愤恨,强压下冒出的心软。

我以为他会生气,会骂我没出息,甚至又会开始拿那套他的人生哲理来鞭笞我。但他神情变得更加柔和,语气也淡淡的:“考不上也就考不上了,那么多人没考上大学不也活得好好的。以前我教育你要好好学习,是想让你以后能有更多路能选,不至于像你妈老汉儿这样挣苦钱。可说到底,我们做父母的,最希望的还是你健健康康,高高兴兴的……”

他眼眶微微发红,我忽然想起,上次见他这幅神情,还是在我有次摔破头的时候。

那天他带着我去诊所缝针,大夫说头上注射麻醉药对脑子不好,就没打麻药,直接给我缭了4针。我痛得要死,可又怕父亲会因为我调皮摔破头揍我,就强忍着没嚎出来,还冲他嘿嘿笑了笑。

父亲板着脸不理我,转身去后面上厕所。过了一会儿却带着一身烟味回来,眼周还红红的。后来诊所大夫偷偷跟我讲:“你老汉儿刚刚在厕所哭了呢。你看看,你们这些细娃儿遭罪,做父母的还是最心痛了。”

6

高考结束,我考得很不理想,只上了一所二本医学院。父亲倒挺高兴,当天晚上从冰箱上摸出积了灰的通讯录,挨个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要给我办升学宴。

“不用了吧,别人办升学宴的都是考重本、一本的,我办个啥?”我有些犹豫。

“别的娃儿都在办,我们也得给你办个。你不管,去洗澡。”父亲笑了笑,继续打电话去了。

那晚我洗漱完正要躺下,母亲来房间叫我先别睡:“你老汉儿看你今天没咋吃饭,给你弄了盘糖醋排骨,你吃两口再睡。”

客厅里,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用手撑着额头,睡着了,电话薄散在一旁。我坐在温黄的灯光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拖出一根细细的糖线。排骨还是多年前的味道,只是有些发苦,大约是糖色炒过了。但那股苦味却从舌根一路向下,直抵心门:父亲老了。

最终,他接受了我只会是个普通孩子的事实,我也接受了他只是个普通父亲的事实。我们跟对方和解了,也跟过去的自己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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