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举报我爸爸

2020-10-23 1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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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隐案”指的是未被发现的罪案,犹如被害者的尸骨埋藏在地底。在犯罪统计学里,“隐案”也被称为“犯罪黑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为了降低“犯罪黑数”,国内多地成立深挖工作组,各地关押场所也自此成为“第二战场”。 我的同事林凯是一名驻看守所的检察官,他告诉我,5年前巡监时,曾有一名在押人员有检举揭发的意愿,却迟迟没有开口。在师父“黑面杨”的帮助下,林凯最终取得了犯人的信任。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犯人吐出的线索就像一张巨型蛛网,牵扯出了一系列的旧案。随着挖掘的深入,一场跨越22年的连环命案逐渐被揭开……

1

2015年7月,驻所检察官林凯忽然变得心事重重。师父老杨问他,是不是巡监碰上了难办的嫌犯,且嫌犯身上可能藏有隐情?林凯一惊——自己这点心事,果然全被师父看穿了。

几天前,林凯在巡视第三监区时,监室铺头主动要求谈话。铺头说,监室里新来的嫌犯黄洋,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大通铺上翻来覆去,迟迟无法入睡。有一天到了后半夜,黄洋还盘腿坐在铺上自言自语,身旁的犯人全被吵醒了。

最开始被吵醒的是个暴力犯,脾性烈,开口就骂,黄洋还没来得及解释,号服就被对方揪住了。其他犯人都醒了过来,跟着铺头一起劝:“千万别打架啊……到时候上了械具,苦头吃得更多。”黄洋才躲过了一次毒打。

“看守所给犯人上的械具,基本上是戴脚镣和绑约束带这几种,最严重的叫‘临时固定',用来教育顽危的犯人。身体被固定以后,嫌犯便动弹不得。”林凯解释道。

铺头向林凯反映,第二天天一亮,他就偷偷观察起黄洋的举动:犯人们都坐在大通铺上,低声攀谈着案情,监室里充斥着脏话,黄洋却一直显得孤零零的,蜷缩在床铺角落,嘴唇翕动着,铺头以为他在默背监规监纪。

铺头凑到黄洋身边,问他是犯什么案子进来。黄洋说,6月底的一天,晚上10点多,他和朋友在大排档喝了几瓶酒,被邻桌的座位挤到,就吵了起来,朋友劝了他几句,但他心里就是压不住怒火。那时黄洋和邻桌背对着坐,也没多想,就忽然转过身,左臂卡住邻桌的脖子,右手拔出裤兜里的弹簧刀猛捅了过去,一刀捅破了对方的右肾,构成“重伤二级”,自己便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了。

“那你昨天晚上睡不着,是为了什么?”铺头问。

黄洋左右张望着,突然压低了声音,向铺头打听检举立功的事。铺头劝他趁早联系管教民警或者驻所检察官,黄洋却拒绝了,说“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听了情况,林凯认为黄洋是想通过立功争取减轻处罚,如此迟疑则证明了他心里应该还有很多顾虑——通常来说,犯人的思想包袱越重,案情就越重大,深挖线索的难度也就越高。

次日清晨,林凯一上班就去巡监,巡视到黄洋的监室门口,等候了两三分钟。黄洋看到了林凯,还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此时林凯和铺头都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黄洋很快把头转了过去,装作没看见,铺头只能在铁门边喊了一声:“报告检察官,无人要求谈话。”

林凯一时也无计可施。

2

驻所检察室在看守所内门的北侧,占地面积不大,两口笨重的灰白色铁皮柜是1995年的老货,资产标识牌已有零星的锈迹。最初检察室里人手不多,老杨负责二楼的两个监区,人称“黑面杨”。

林凯第一次巡监,协管帮他打开黑色的铁门,问:“你是新来的检察官?”林凯刚点了点头,协管就幸灾乐祸地冷笑了两声,“碰上黑面杨算你倒霉啊。”

林凯还没答话,忽然,协管冷笑的脸就僵住了。林凯回头一看,老杨正朝自己缓步走过来。老杨年纪一大把,发型像沙悟净,头顶秃了,下面全白了,走路还有点跛,整个身体朝右倾,看起来毫无威慑力,为什么所里上下都这么忌惮他?

没过几天,林凯就明白了——老杨在看守所里着实作风强硬,甚至有些不讲人情。

看守所一楼的南北两端是监区,中间的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的讯问室。那天,林凯跟着老杨巡监结束,刚走了几步,就见老杨在一间讯问室门口停了下来,他透过门上的玻璃窗,注视着室内的情形。

林凯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老杨就拧开讯问室的门,把里面的民警叫了出来。林凯这才发现,讯问室里只有一位办案民警在提审犯人——依照法律规定,提审嫌疑人务必两人在场。这位民警身上“有股匪气”,还想争辩几句,却被老杨慑住,最后乖乖报了自己的名字和支队。

“以前他在提讯室单独提审,说是在等同事,当时我对他做了口头纠正,今天又逮到他违规。”老杨对林凯说,“检察官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

两天后,一份《纠正违法通知书》就制发了出去。

老杨成了林凯的师父。他从前在陆军部队做政治教导员,退役后进入检察院工作,先后在反渎局和侦监处任职,后调入驻(看守)所检察室,在监所条线干了十多年,在“深挖”方面可谓功勋卓著。没过多久,林凯就跟随师父挖掘出了一起隐案。

2012年9月,嫌疑人王惠诚在某高档小区里入户抢了2万元现金,将女主人割喉,之后又在羁押期间闹监。当时一位强奸犯睡在王惠诚附近,因为对管教民警心怀不满,想要保外就医,便伙同王惠诚上演了一出“苦肉计”。一天凌晨4点多,王惠诚拿起在放风期间掰下的砖块,对着强奸犯的脑袋上猛砸了几下,最终被民警上了械具。

初次见面,林凯对王惠诚的印象很深,“他的眼睛很小,眯成一条细缝,双臂被固定住了,掌心只能抬起一点点,对着我左右摇摆,好像在招手,‘嘿嘿’笑了起来,那是绝望的狞笑,让我想象到他作案时的样子。”

老杨也察觉到王惠诚的眼神闪烁,面色犹疑。随后联系承办民警,在了解王惠诚的具体案情后,结合他的性格特征、作案时间、地点和手法后,老杨猜测他是一名犯案老手,或许还有余罪藏身。

开始,王惠诚还咬牙硬撑,老杨也不急,他便端着一杯浓茶,在谈话室里和王惠诚聊天,就这样聊了两个星期,王惠诚最后对老杨说:“在这里只有你还把我当成一个人,我也不瞒你了,瞒也瞒不住。”

接下来,王惠诚从谈话室出来,被带到三楼的一间提讯室,深挖办案组成员对他发起突审,他瘫在铁椅上,颓然吐出一桩隐案:

2005年3月初,晚上9点多钟,王惠诚带了把水果刀抢劫了一位路人,拿走3000块现金。路人想逃跑,王惠诚把他扑倒、掐颈,最后割喉。那是他第一次杀人,尸体就埋在机械厂附近的荒地里。

老杨将犯罪线索上报后,公安局立刻派人到机械厂附近查证,据王惠诚供出的大致方位,尸体被警察用铁锨扒出时,呈现“高度白骨化”。经过DNA鉴定和骨龄比对,结果和2005年3月9日被报失踪的男子曹某相吻合,这一桩埋藏了7年的劫杀隐案,终于被挖破。

那时,林凯才驻所50多天,还是个新人。他看到老杨把市政法委颁发的深挖奖牌锁进驻所检察室的铁皮柜,再也没有拿出来。

3

这次,针对黄洋的问题,老杨给林凯出了个主意:先主动找黄洋谈话,了解大致的情况。既然黄洋有很多顾虑,不妨先把检举的事搁在一边。

谈话室里,黄洋显得有些拘束,像犯错的小朋友一样身体僵直地坐着,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低头盯着地砖,不敢和林凯对视。林凯问他在监室里的生活状况,有没有被人欺负,黄洋摇头说“没有”,随后又陷入沉默。

黄洋看上去心神不定,但就是不松口。林凯全然忘了老杨的嘱咐,急着问黄洋有没有检举揭发,是不是心存顾虑,黄洋连连摇头,说“我没什么要讲的”。

林凯低着头回到办公室,他第一次“攻心”失败了。

接下来的几天,林凯经常忍不住叹气,老杨看他一反常态,试探性地问道:“你是不是跟那个黄洋一样,心里还藏着其他事情?”

“师父,我也想挖个大案要案,给别的同事看看,其实我……”林凯向老杨坦白,可话还没讲全,当即被老杨打断。老杨警告他,深挖余案的时候,这种心态是大忌,也很容易陷进一些犯罪嫌疑人“假立功”的迷魂阵,不仅白忙活一场,还很容易出纰漏。同时,“硬挖更不可行,嫌疑人拥有保持沉默权和隐私权,他不愿意说,你硬要他说,就变成诱供或者逼供,这点决不允许,你脑子里这根弦要绷紧。”

第二次找黄洋谈话时,老杨在林凯身边陪同。

一番日常聊天之后,林凯问道:“你的父母身体怎么样?给你请律师了吗?”

“没有,”黄洋的身体骤然颤动了一下,“我没有家人。”林凯再追问原因,黄洋的整张面孔顿时变得扭曲,冲着林凯暴吼:“你管那么多干嘛?!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

林凯正准备跟黄洋解释,老杨忽然在桌子底下拍了拍林凯的膝盖,接着开口对黄洋说:“今天就到这里,你先回去吧。”

回到办公室,林凯忍不住问师父为什么要打断他。老杨叹了口气,解释道:“黄洋很多疑,顾虑比别人多。刚才他的要害好像被戳中了,情绪很不稳定,这时候你要是急于求成,就很容易破罐子破摔,永远也不开口,你付出的努力都白费了。”顿了顿,老杨又问:“刚才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黄洋?”

林凯愣住了,“我就一直看着黄洋的眼睛,他的眼神很闪烁,老是往窗户外面瞟。”

“那他为什么要一直看外面?”老杨继续追问。

“这个我确实没想过。”

老杨说,黄洋看着谈话室窗外的场景,一方面反映出他渴望自由的心境,另一方面表明黄洋对当下的环境心不在焉,那些心结尚未解开,“刚才在你提到他家人的时候,他的右拳攥紧,快速敲了两下膝盖,表明他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后来林凯回忆说,“当时师父(老杨)说,谈话教育就是做犯人的思想工作,想做好并不容易,因为你不仅要弄懂犯人是怎么想的,还要学会去了解犯人为什么会这么想,不能先入为主。”

“以前一个制毒的案子,挖了整整两年,犯人才愿意开口。慢慢挖吧,你挖的不光是别人没发现的隐案,也是在磨你自己的性子。”这是老杨的原话。

几个星期之后,黄洋被检察院批捕了,这一次他主动要求谈话,“我想要检举揭发,但是我怕对不起良心。”

这一次,林凯不再心浮气躁,一点一点地劝说。沉默了许久后,黄洋终于开口:“我要检举我的父亲。”紧接着的话让林凯有些摸不着头脑——“其实我有两个父亲。”

4

黄洋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叫黄爱国,另一个“父亲”名叫江根发,是父亲在村里的拜把兄弟。在黄洋母亲死后不久,黄爱国让他“认了亲”。

黄洋从小在江西的农村长大,8岁时跟着两个父亲来到城里,生活在码头边。某天晚上,他看到父亲黄爱国踉踉跄跄爬回棚子里,满脸都是血,江爸爸叫他不要乱跑,随即就跟着黄爱国冲了出去。后来两人回来就慌忙收拾东西,带着黄洋往外跑。

1993年的那个春夜,两个男人拉着一个小孩窜进了火车站。黄洋被送回江西的奶奶家,两个父亲便消失了。后来,几个陌生的男人来过村子,问了奶奶几件事,又问了黄洋,那时的黄洋尚懵懂,只会摇头。等他们离去,黄洋问奶奶“这些穿绿色衣服的人是谁?”奶奶告诉他,这些人是警察,是来找他父亲和江爸爸的。

黄洋缠着奶奶追问,他的两个爸爸为什么不回家,警察又为什么找他们,“我奶奶没回答我,就一直看见她哭”。

坏事传千里,有几个村民趁奶奶不在家,偷偷告诉黄洋,说他父亲黄爱国和江根发在城里杀了人,“他们对我说,被抓住肯定要被枪毙,这样我两个父亲都没了,我一哭,他们就走了。那时候我还小,但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说,这件事对你影响很大。”林凯说。

“对,我从小到大就被嘲笑‘没爹没娘’,后来我就觉得,要想不被欺负,做人就一定要狠,我就是逞凶斗狠才进来的。”

黄洋说,直到他念了高一,奶奶才跟他道出了实情:当年,他父亲黄爱国的确在县城杀了人,1995年就已被判刑了,而江爸爸还潜逃在外。

奶奶去世以后,黄洋变得不爱说话,每天都回想小时候的事情,加上从小被欺负,就觉得没有人是可以相信的。大约在2003年的一天,一个自称叫“江海明”的人找到了正在读大专的黄洋,“他说我小时候喊他江爸爸,我本来不太相信,后来他提到我父亲黄爱国,还讲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就确定他是江爸爸,江根发。”

在黄洋的描述中,江根发小眼睛、身材很矮小,右肘有条很长的伤疤,走路一瘸一拐的。黄洋说,江爸爸一直很照顾他,那段时间经常给他寄钱,可另一方面,黄洋总觉得无论如何,江根发毕竟是一个潜逃20多年的杀人犯。当然,即便抓到了江根发,他也“怕政府说话不算数”。

听到这里,林凯给黄洋吃了定心丸:“刑法规定,犯人提供有效的犯罪线索,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黄洋犹豫了一会儿,说出自己最后的一个顾虑——这个“父亲”待他视如己出,自己却把“父亲”出卖了,这种精神折磨让他在看守所活得很压抑。后来,林凯也对我说,“这时候他(黄洋)的声音变了调,眼泪吧嗒吧嗒滴在地砖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犯人痛哭。”

等黄洋的情绪平稳下来,林凯劝他不要过于自责,毕竟江根发负案在身,而且“揭发同样是一种赎罪的方式”。

当天下午,林凯就联系了公安局追逃办,移送犯罪线索。经过查实,江根发确实是上网追逃人员,生于1966年,江西新余人,于1993年4月18日作案后外逃。当晚追逃办就制定了抓捕计划,连夜赶往黄洋提供的住址,将江根发抓获。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江根发所牵扯出来的案件,不只有“4·18”这一起。

5

“判决书里写过,江根发说黄爱国救过他两次,一次是他野泳差点淹死,被黄爱国救上来,另一次是他肚子疼,在地上打滚,黄爱国背着他跑到卫生所。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村里拜把结义。”林凯说。

黄洋曾对林凯说,自己四五岁时,母亲就得了恶疾,抛下他和父亲走了。黄爱国深受打击,经常在村里发酒疯,摔别人家的东西,那时候,江根发要么拦着他父亲,要么事后帮着赔钱。有次喝完酒,父亲把黄洋叫到跟前,让他认江根发做干爹。

1992年5月,父亲带着黄洋,跟江根发到城里学做工,后来经师父介绍,到南岸修筑码头。

江根发后来供述称,1993年4月18日当晚,自己坐在棚子里,黄爱国忽然冲进来,脸上血淋林的,还有一道黑的胶鞋印子,黄洋当时就吓哭了。“我拿湿的毛巾帮他擦血,问他是谁弄的,他说是工地的齐富贵。齐富贵平常和我们关系还好,我就问齐富贵为什么打他,他说齐富贵乱拿他的钱,还打了他。他说这口气咽不下去,要去寻仇,问我走不走。我看到他被打成那样,脑子也热了,就叫黄洋别乱跑,跟着他去打齐富贵。”

这时林凯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细节:在江根发的判决书上,也补充了黄爱国在1995年被捕后的供词,和江根发的供述存在很大出入——

黄爱国称,当年他在工地上看到齐富贵露了财,便生了歹念。晚上趁宿舍里没人,便偷偷潜进屋里,翻了对方架子床上的包,正好被打牌回来的齐富贵撞见,自己身形矮小,被狠狠教训了一顿,“他(齐富贵)说要告到公安局把我抓走。他打了我,我心里有怒气,也怕他真的叫警察抓我,就逃回家喊了江根发,一不做二不休。”

判决书上的法医尸检载明:被害人齐富贵系被他人用尖锐器刺伤左肺和左心室,致失血性休克,死于心肺功能衰竭。

关于事发经过,两人的供述也不一样。

江根发说,自己去时随身带了一把双刃刀——这是江根发在1993年春节,到庙会上买的一把双刃匕首。根据后来江根发二姐江红霞的证言,为了买刀这件事,她当时还和自己的弟弟吵过一架,说“买刀迟早要闯祸”。

两人走到宿舍门口时,齐富贵正好走出来,“我们几个人就扭打起来,齐富贵把黄爱国踢到土包那边,要去拿旁边的铁锹打黄爱国,我就拿刀捅了他,齐富贵‘嗷嗷’叫了一下,就倒地了,黄爱国拿着扳手,对着齐富贵的脸又砸了五六下,血喷到他的衣服上。我拉住黄爱国,叫他别打了,齐富贵早就被我们打坏了。”

然而,在黄爱国的供述里,他咬定是自己捅死了齐富贵,“江根发只是帮了忙”。“一看见齐富贵,我就拿刀插进去了”,看到尸体倒在血泊中后,自己便进屋拎走了那个黄布包。这时他们听到工友们回来,来不及处理尸体,便带着黄洋连夜逃往江西老家。

很多年以后,关押在监所的黄洋向林凯复述了那一夜的场景。

晚上风很大,父亲拽着他的手,跟江根发赶上一趟列车。车厢里有风,江根发脱下外套,把黄洋裹紧。黄洋的头靠在父亲的腿上,没多久就昏睡过去。

火车驰在岔道,座位下面短促震动,他被震醒了,变得迷迷糊糊,问父亲“车子开到哪里”。父亲很烦躁,用手压住他的头,说还早得很,让他再睡会儿。黄洋又闭起眼睛,隐约听见江根发对他说:“洋洋,江爸爸跟你爸要去很远的地方。”

转车到了新余,他们抄了荒僻的乡村土路,其间拦下一辆三轮车,躺在车后的草堆上,颠簸着回到从小长大的村庄。

到家后,黄爱国把儿子黄洋托付给母亲,塞了几百块钱,谎称“要出一趟远门”,当晚跟着江根发逃出了省界。

黄爱国的母亲曾供出证言:大概1993年5月,几个男的来问过,说我儿子爱国在外面杀人了,又问了黄洋,那时他还小,差不多七八岁,说自己什么都没记得。

6

由于从齐富贵身上抢到的560块大部分都给了黄洋的奶奶,两人手头的钱所剩不多,迫切想要“弄条活路”。离开江西老家后,黄爱国和江根发先连夜乘车逃往贵阳,三个多月后,又逃到了四川。

1994年3月,两人在绵阳的一家汽车修配厂打工期间,黄爱国和一位工友产生了误会,对方当众责骂黄爱国偷了工厂的零件,黄爱国坚称自己没拿。此后,车间里的工人都说黄爱国“手脚不干净”,黄爱国再度起了杀心。

他对江根发说,在这个厂子做不长,既然那个工友存心冤枉他,加上过几天厂里就发工钱了,他不如找机会把工友做掉弄笔钱,“只要做得干净点,没什么大风险,再逃到别的地方,避一避风头”。

江根发劝他说,两人说不定已经被公安盯上了,能躲一天是一天。要是又背上一条人命,自己肯定受不了,不如老老实实地过普通日子。那时黄爱国听了这番话,暂时压住心底浓烈的杀意,过了几个月,他们又辗转到成都打散工,到了1995年3月,坐车逃到了云南。

后来黄爱国到案后供述,那年他在云南的陇川边境,偶然弄到一把民间粗制的手枪。外形黑黢黢的,枪管很旧,里面装了几颗钢珠。他嫌枪管太长,藏在兜里不方便,就锯掉前面生锈的一截。

锯枪管的动静很响,这也是江根发第一次发现黄爱国有枪。

再次见到这把枪,是1995年7月3日,那晚他们结伙犯下第二桩血案。

第二次作案前,他们身上的钱已花光,没找到生计,黄爱国说,“要出去弄点钱,不然没活路了。”江根发问他怎么弄,黄爱国说自己想抢出租车司机,“我们做最后一次,弄完分钱,各自各走的”。

1995年7月3日,两人搭上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车,上车后,随便报了路名。等车经过一条河沟,开到幽暗的巷子边时,黄爱国叫停了车,接着就掏出枪顶住司机的太阳穴。司机捏住黄爱国的手腕,想夺枪,江根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钢丝绳,死死勒紧司机的脖子。第一颗钢珠打穿司机的头颅,击碎了玻璃车窗,黄爱国随即又开了一枪。之后两人劫走车上的320元,在河道附近抛了尸。

“那时候黄爱国太狠了,连开几枪,脸看起来很吓人。我怀疑他枪里面还有钢珠子,很害怕,就想要逃,说自己那份钱不要了。”江根发被捕后供述。

随后,黄爱国的举动让江根发过了20多年依旧记忆犹新——他拿出200块递给江根发,然后“扑通”跪在地上,朝江根发“咚咚咚”磕了几个头。

黄爱国对江根发说,你这辈子毁在我手里,今天跟我又杀了一个,两个人目标太大,更容易被抓,等会儿我们走南北面,你往南面跑,逃得越远越好。要是最后都吃了枪子,黄泉路上再做兄弟。很快,两人在黑夜中分别,从此断了联系。

判决书上显示,事发当时,县公安局的民警在案发现场做了勘查笔录,绘制现场平面图,为了查清尸源,还在周边贴了认尸启事,被司机的母亲辨认了出来。而此时,黄爱国和江根发已逃窜到南北两地。一个月后,黄爱国在甘肃境内再次作案未遂,被警方捕获,起先他坚称过去犯的案子是他一人所为,却很快被识破,最终将江根发供出。

江根发冒名“江海明”,潜逃至河南和浙江等多地,靠收废品为生,隐姓埋名了22年。这些年,江根发从没结婚,在2003年跑了两三个省份,才辗转找到黄洋这个“儿子”,他以为当年黄洋还小,不会记得自己,没想到最终还是被供出。

判决书很长,林凯说自己看完也有点唏嘘,“就像‘愚忠愚孝’一样,江根发这是‘愚义’,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赔了一辈子,也苦了黄洋。”

林凯记得在深挖工作表彰会上,公安局追逃办的民警跟他提到一个细节,在抓捕逃犯时,警察通常会问:“知道我们找你做什么吗?”

江根发不像其他的逃犯那样装糊涂,反而平静得出奇,面无表情地说:“知道。”

尾声

2017年5月,我和林凯成了同事,老杨也即将退休了。

那天下午,我经过驻所检察室门口时,看到林凯正帮老杨收拾东西,地板上摊开一个大号的黑色行李箱。老杨叠着藏青色的制服,嘴里哼着小调:“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老杨没有让林凯送行,只是嘱咐:“我给你留了两个老物件,一本旧相册,一本黑色笔记薄,放在左边的铁皮柜里。”

那本蓝皮的老相册是一本大案图集,林凯在其中发现了一张旧照:那年“97严打”,老杨穿的制服像军装,检徽在肩章上。照片下方有一行仿宋字,标明老杨在侦监处——那时人们还习惯叫“批捕科”——照片里的老杨在阅卷,正参与承办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

而那个厚厚的黑色笔记本,封皮边缘已磨成灰白,老杨在里面写了十几篇深挖要案的经验总结。最后几篇尤其令林凯动容——那是老杨当初为了帮助他,写了12页笔记,里面全是黄洋的性格分析,也有一些刑事政策和谈话策略,这些他都没有跟林凯提过。

1年后,林凯依靠这本黑色笔记本又挖出一桩多年前的悬案。他把自己戏称为“开挖掘机的”,想掘出那些埋在地下的罪恶。

“为什么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方面有警方在追逃,另一方面有深挖这个第二战场在兜底,所以说,‘隐案’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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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华颐:吞噬怪物的孩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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