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都是别人的影子

家庭生活像是棋局，夫妻双方各执一子，打过楚河汉界就要干仗。房贷，礼金，失业，无声的硝烟把棋盘纸吹得皱皱巴巴，孩子的作用就是把棋盘纸捋平，逼双方好好下上一场。

窘迫的中年人最爱生孩子，将其称为希望，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被单里的婴儿，说他能成个艺术家，成个宇航员，成个大律师，成为世界上任何一种可能。婴儿越大，可能性越少，直到婴儿二十好几，长成了我，开始复制他们的生活。

1

老何和父亲既是上下级，又是大学同学，所以我们两家走得很近。老何不抽烟，身材匀称，是健身房的常客。听父亲说，上大学那会儿老何就是校里的红人，学生会副主席，积极分子，最佳辩手，头衔多如牛毛。父亲则默默无闻，一长串的数学公式就已经让他头大，更别提抽空去参加活动了。老何投入学业的时间虽短，成绩却并不比父亲差，这主要仰仗他的作弊手段，说不上精湛，主要是胆大。父亲截然相反，小条传到他手上就已经脸色煞白，自然不必聊接下来的步骤。

1996年，父亲毕业，到复合板厂干销售，一干就是4年。期间经老家的亲戚介绍和母亲结婚，千禧年复合板厂倒闭，全家靠着母亲的月工资过活。这时的我刚刚学会走路，虽然记不起具体的画面，“干啥也不能干销售”这句话倒是一直萦绕在耳边。父亲踌躇满志的寻业计划持续了一年，在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上，老何为这个计划画上了句号——他的销售公司需要一个销售经理。

说是销售公司，其实是推销如健骨粉一类哄骗社区老人的商品，然而父亲对这份工作没有一丝迟疑。虽然没人向我提起过这段历史，靠着父母吵架时的闲言碎语，也能拼凑出个大概。

我四五岁时，老何和妻子带着儿子何光耀来家里做客。从那次开始，母亲便替我做了决定，要我俩做一辈子的朋友。

我那时的记忆模糊，唯一清楚的是何光耀的母亲是个滑稽的女人，言谈时表情特别夸张。小孩子走路难免磕碰，何光耀被石头绊倒或是撞到什么障碍物时，他的母亲定会假装用力击打障碍物，这样何光耀才会停止哭泣。若是我俩争抢玩具，他的母亲一定会哄我交出来，假装打我，何光耀才肯满意。

老何最爱干的事就是向父亲分享教育经验，不知日后老何向员工分享教育经验时，有没有将这段加进去。而我父亲在一旁则频频点头，夸老何说得对——这份捧场倒也有收获，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老何花钱办进去的，市里最好的学校。何光耀和我一个班，形影不离，他是形，我是影，一只总被他踩在脚下的影。

7岁那年，我和何光耀在小区里起了争执，他打破了我的嘴角，血糊得满嘴都是。我跑回家去，父亲气极了，带我去找他，他被父亲按住，父亲呵斥我打回去，我愣在原地伸不出手。父亲只好松了手，赌气带我回到家里，也许是从那次起，我在父亲眼里输了个彻底。更可能的是，父亲在我眼中见到了他自己。

不久后老何带孩子登门道歉，带了两兜营养品，包装得花花绿绿，让何光耀亲手递给我，向我道歉。何光耀嗫嚅一声，老何嘿嘿一笑，父亲也嘿嘿一笑，我把营养品接过去，除了接受，我没有别的选项。

10岁时，大雪在小学校园里积了厚厚一层，学校组织学生扫雪，我们用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蓝色铁铲将雪推到墙边，堆成鼓包——把软绵绵的散雪变成肮脏污秽的硬块，我这样理解我们的任务。

可能是礼金送得不到位，老师并不待见我，分区内的雪几乎都由我来铲，何光耀和几个男孩在一旁围观。午休铃一响，老师转身走回办公室，他们把我扔进雪堆，何光耀铲雪把我埋住。或许是出于本能，我无师自通地佯装憨笑——这样可以让整件事看起来是玩笑，这样他就不会歇斯底里地行动。

雪水渗进我的脖颈，他见我的肩膀没有埋实，便从我的头顶开始倾倒积雪，直到睫毛冻在一起，他们收工回班，我才勉强从雪中抽身。

我拍掉身上的雪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只是不小心在雪地里滑到，我没有告诉父母，不想在父亲眼里结结实实地输给何光耀。我想回到那个下午，在父亲眼前打破何光耀的嘴角，可生活不允许倒流，同样，也不允许篡改剧本。

从这次以后，我总做一个脖子发凉的梦——脖颈处的一点刺痛后，麻木弥散开来，欢笑的音轨和冬风重叠，在耳边轰隆作响，雪层没过肩膀，无论鼻子怎样用力，吸进来的空气始终少得可怜，窒息感占据整个大脑。每做一次这个梦，都总比上一次更加真实。

2

父亲总是坐在客厅抽烟，母亲的骂声从不缺席，“一天到晚就知道抽”。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三字箴言，“过堂烟”。

这段对白很像是象棋里的套招：当头炮，把马跳。母亲的指责当头开了一炮，父亲的过堂烟马上跳上来，保住家里的和气。仔细想想，父亲的过堂烟是从我13岁那年抽得厉害起来的，那年我上初二。

北方的冬天多雪，人人都裹得像个粽子。进了教室，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同桌的女孩扯着我的羽绒服，发出咯咯咯的笑声，我被她的笑声感染，跟着一起笑。她一边咯咯咯，一边向别人展示我的羽绒服，等到我俩都笑累了，我才想起问她，什么这么好笑。

她指着羽绒服里子上的字，“里圆”（化名）。她念了几遍后又笑起来，其实我不知道这两个字的笑点在哪儿，待反应了一会儿，我才第一次发现衣服之间不只有面料的区别，土里土气的牌子就足够引人发笑。

何光耀从我同桌那儿夺过羽绒服，脸紧贴着里子，仿佛要把标签塞进眼睛。早自习的前15分钟，班主任还没到岗，他大声朗读写在标签上的slogan，早读的同学有了兴致，在班级传阅，我想劈手夺过，又怕闹出更大的笑柄，只好附和大家的笑声，同桌的女孩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这是她先发现的趣事。

老师进来的时候，班级乱作一团，衣服还飞在天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瞧见老师，不敢伸手去接，“里圆”就这样正落在中央的过道。班主任朝它走过去，高跟鞋的声音敲得大家心慌，她厉声问这是谁的衣服，憋笑让何光耀的面部显得扭曲，同桌把头埋得很低，似乎在和晨读读本进行浸入式体验。

我被请去老师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经过。穿着加拿大鹅的何光耀当着大家的面，嬉皮笑脸地进行了检讨，仿佛他被授予了某种奖项，检讨书也含糊其辞，“我不应该拿同学的衣服开玩笑，尽管他的羽绒服叫里圆。”说到这，最后一排笑得更大声了，老师象征性地摆了摆手，这件事便告一段落。应老师的要求，我们在讲台前握手言和，我不情愿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看起来是他宽恕了我的贫穷。

这件事在父亲那没有换来一件不会“咯咯咯”的冬衣，而是严厉的说教。他点起一支烟，从儒学说到社会现实，字字珠玑，有理有据，“学生就是要心无旁骛地学习，不要讲那些排场……”可就是没说怎样才能把那些“咯咯咯”静音掉。

晚上我出来上厕所，厅里的灯没开，电视机的光勉强将茶几映亮，烟灰缸里积了一层烟头，十分瞩目。垃圾桶旁的空烟盒咧着嘴，电视机一闪，烟盒上的塑料皮就换个颜色。窗玻璃上有火星闪烁，依稀可以辨认父亲叼着烟的脸庞。他望着窗户里我的影儿，见我凝神看他，才转过身，把目光收到电视上。

电视里放着校园暴力的新闻，我洗过手回到房间，脖颈不觉有些冰凉。

有时我想自己是不是老何给何光耀找的一个参照物，就像在酒桌上老何和我爸的关系一样，老何负责吆喝，我爸负责笑。

我也想让父亲吆喝一次。

中考成绩公布的那天，两家聚在一起吃饭。何光耀低我20分，没有机会选择第一批次的学校，而我的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市里最好的高中。原以为20分的分差可以让何光耀在酒桌上黯然失色，父亲反倒频频夸奖他的特长，说我是死学习那一套，高分低能，进了社会一事无成。

教我心无旁骛学习的人变了说辞，我在KTV角落的沙发里发愣，父亲点起一支烟，听何光耀唱歌。

我小声嘀咕，让父亲把烟掐了，伴奏盖过我的声音。父亲转过头，像往日一样，说，“过堂烟，不伤身”。

过哪个堂呢？我无法理解父亲用“过堂烟”来搪塞。那时父亲已经是老何手下的得力干将，新家、新车也都有了，父亲嘬下烟嘴，烟气从口中吐出，在我俩之间形成一道障壁。

何光耀唱完一首，为我点了一首陈奕迅的《单车》，他知道我钟意陈奕迅，他也知道我并不会唱。我生涩地拿起麦克，看着屏幕上的3个绿点逐渐消失，该到我发声了。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我的粤语十分蹩脚，没有回过头去看父亲，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何光耀听不见似的玩起手机，老何和父亲攀谈孩子的爱好培养，没人在意我唱了什么，这对我而言是天大的解脱。两个父亲似乎就某些观点达成共识，交谈声越来越大，我的歌声就越来越小，副歌唱得我断了气，只剩下伴奏的声音，何光耀抬头朝我笑笑，拿起麦克替我唱下去，父亲们的交谈声又降了下来，灯球下的何光耀像面照妖镜，而我是只显形的虫儿。

自此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急转直下，在他面前打败何光耀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在没有等来那句我应得的褒奖后，我把这份较量藏在心底，不再展露出来。

3

20分的差距不足以让我这个“影”离开何光耀这个“形”。高中分班的那天，他站在我身后，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他似乎带着某种光环，一靠近就让我的自尊解体，化作地上黑黢黢的影。我友善地笑笑，从队列中偷跑到名单前反复确认——何光耀三个大字压在我头上，彻底把我压进地里。

没有人愿意一直做影子，这个想法在我脑中转瞬即逝，化作酒桌上父亲的笑容。

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没做评论，低头扒饭。我猜他怕我问，为什么学习改变命运是句空话，我却已经习惯这句话对何光耀并不适用了。

平日里，我是何光耀最好的朋友，可是一入了集体，我是他最想甩开的影子。我的嘴很笨，没有特长，只能信奉父亲说的那一套。那一套虽然对何光耀不适用，但对于我这样光给出年龄就能推知生平的平凡人来说，格外适用。

我像座位上的一颗钢钉，除了上厕所，课间一动不动，笔尖在圆锥曲线上反复横跳。何光耀对这种学习态度嗤之以鼻，“连你爸都说你是死学习这套，你自己还不承认”。我和我父亲这种书呆子进了社会一事无成，何光耀坚持这个信念，作为他的影子，我难免动摇。

我们的交谈随着成绩差距开始减少，他有了一群过肺的兄弟，梳着背头，把手插在裤兜里，在寒风中点燃一颗烟，站在校门口张望。我不知道他们在张望什么，也许他们只是觉得那样很帅，或是等远处驶来的校车。但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张望，尽管我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得到头。

为了能站在那列人中间，我从何光耀那学会了抽烟。学校旁边的超市门脸很旧，牌匾垂下来，灯线在牌匾背面缠成一团死结。我在门边反复为自己做心理建设，让自己买烟的动作看起来熟练自然，老板紧盯着手机屏幕，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从架子上摸下一盒苏烟拍到柜台上，我把早就算好的零钱掏出，匆匆离开。何光耀叫我对着烟嘴猛吸，我虽然没有经验，但从他的表情能猜出不是什么好事。我含住一小口烟，喉咙刺痒的感觉让我一口气吐了出来。

我也学会了过堂烟——这是何光耀最瞧不起的一种抽法。我觉得这是借口，他只是单纯瞧不起我们父子俩。

和他爸不一样，何光耀不会维持那微妙的平衡。老何总会在言谈中以朋友的身份为父亲布置加班任务，而他儿子却展现出了老板对员工应有的优越——小志，他这样喊我；耀哥，我这样应和。

我天生就有做影子的潜质，这也许是一种遗传。

2014年，老何开了第二家门店，壮骨粉被扫进故纸堆，取而代之的是健康枕和治疗骨质疏松的床垫。由于父亲和老何的关系不同于简单的上下级，别人不愿意跑的分店落到了父亲的身上。我常常偷听到父母的财政情况，他们发现后会默契地闭口不谈，将话题转移到某个倒霉亲戚的生活上。我恶趣味地想，我家更适合做别人生活的调味剂，也许老何的夫妻生活，每晚都靠我家的烂事助眠。

为了父母能够更好地讨论这些，我搬进了学校的寝室。入夜，寝室楼后身的树林情侣已经散场，我径直走到栅栏和树丛之间，烟丝很呛，反复尝试的目的是为了让动作看起来娴熟老练，我将烟气从口中吐出，淡蓝色的烟雾在眼前摊开，一个念头忽然跑进脑中：父亲现在一定坐在茶几前吸烟。

这种思念很复杂，它让我对父亲的厌恶变得不再纯粹，也无法故作成熟，进而抽烟的动作看起来都不再熟练了。烟气爬上树梢，变成一抹薄云，掩住月影。我踩灭烟头，从树林里狼狈地钻出，正碰上何光耀和他的过肺朋友。

“小志，来个火。”他们用唤狗的语气喊我，我甩下打火机，不知谁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我一个踉跄，头也不回地走掉。何光耀和他们讲起从前和我的故事，他们尽量笑得大声，保持声控灯的明亮。

我是断然不能还手的，凭我和他多年的相处经验，这是他在向朋友表现他的征服力了。若是我和他此刻闹翻，恐怕我没有安稳的时间复习高考。

月末，我背着杂物回家，澡框里的一张购物小票暴露了我抽烟的事实，那是我见过父亲最生气的时候，甚至比那次我不敢伸手还要生气。可我更气，因为他我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我没好气地回答：“我是过堂烟，不伤身。”

父亲的形象本来就不高大，没有什么值得崩塌。他的脸紧绷着，眼眶通红，母亲外出买菜了，只有我们长久的无言和穿堂而过的风。

“哪他妈的有过堂烟？我让你学习，就是为了让你不想抽就可以不抽。”

憋着气等着反驳得我有些泄气，各种话嘴边打转，最后选择了嘴硬。

“我想抽。”

父亲的手伸在空中，从小我被各种各样的人一直打到大，这样的情形见了太多，我木讷地站在墙边，等他动手。

咔哒，门开了，母亲左手提着一个绿色塑料袋，葱叶从提手处支出，指尖勒得发白，另一只手是透明塑料袋，里面包着块肉。父亲背对着门，听到开门的声音，装作无事发生，接过绿色的袋子，将菜码到厨房的窗台上。母亲一边脱鞋一边说：“儿子回来了，今天做肉。”

饭桌上的话题格外清新，谈些政治，谈些成绩，蒜苔炒肉的盘子始终没人伸筷。一股暖流涌向眼眶，我低头扒饭，用力地吸鼻子，试图将它逼退。等我扒完饭抬头，母亲的眼泪流到了下颌。

4

回到寝室后，脖颈处那个冰凉的梦如约而至。

我掀开被子，盯着宿舍的天花板，直到一些亮片在我的视网膜上游走，呼吸才平复。何光耀在对床睡得很沉，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睡眠质量也是一项较量，我不能输。小时候，他能把我推倒，是他赢，他能带着同学嘲笑我，是他赢，他有女孩子给他写情书，是他赢。长大后，他比我活得快乐，也是他赢……

我的生活变成了何光耀的秀场，而我所有行为，都为了荒谬的取胜，却没想到我真的赢了一次。

夜不归宿是何光耀常有的事，但整天整天的逃课，那还是第一回。正值高三，老师在前面做做样子，把本一摔，警告同学：逃课一节停课一周。有的同学在下面偷笑，心想还有这好事。到了晚上，何光耀推开寝室门，一身酒气，眼眶肿成一圈，像是某种冻伤。何光耀一向春风得意，这种落魄的场面让我心中暗喜。

寝室4个人的椅子，只有他的换成了电竞椅，他自顾自地从桌板下拉出椅子，贴紧靠背，似乎仍未醒酒。灯熄了，另两个室友也早早合上眼睛，只有我透过床帘窥探着何光耀，他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后来从父亲那里听说，老何婚内出轨，妻子拿着刀一路砍到公司，我放下电话，生活似乎在为我的高三调味。

2018年，高考终于结束，老何为我俩准备了宴席，我爸和同事都在酒席上。按照惯例，老何又要大谈教育模式了。

“我主张的，就是狼性文化。你看我带公司和我带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儿子在学校出什么事了，我都让他自己处理，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底气。拉帮结伙那是他自己的本事……”

老何高谈阔论后，员工纷纷鼓掌，父亲带头认同。我生理性地干呕，只有我知道我邻座的何光耀是个什么东西，而老何作为父亲却并不自知，还沾沾自喜。也许他知道？我不再想下去。

老何紧接着讲了许多理论，国内外教育心理学家的话引用了一大堆，最后又说回公司建设，大家坐得板直，这情形让我想起小学上学时把手背在背后的姿势。老何讲完后，大家讨论起来，张三家的孩子考了多少，李四家的孩子就业得怎么样，没有希望的中年人聊着生活里仅有的那点可能性。

那晚父亲是主陪，喝了很多，回家后倒在沙发上，呼噜打得震天响，母亲睡在里屋，高考这个大关一过，二人好好喘了一口气。借着酒劲，我向父亲讲了“梦”和“梦”的来头。说着说着，呼噜声停了下来，父亲翻了个身，面朝向沙发那边，咂了咂嘴，睡得更熟了。

白酒度数那样高，父亲是该歇歇。讲述过梦境后，我睡得格外沉，大脑似乎放过了我，不再做这个梦。十几天后，高考分公布，何光耀出国镀金，我留在国内，这场较量至此已经分出胜负，我输了个彻底，索性不再为难自己。

老何夫妇向我的成绩表示祝贺，分别时，老何的车停在饭店的拐角，何光耀已经早早地坐上后座，她的母亲同我们站在门口，指挥老何倒车。

上车前何光耀的母亲说：“分不低，你俩这孩子培养得优秀，都有点不像你们了。”

父亲的烟抽得依旧很凶，不再是过堂烟，白烟从鼻子里甩出两道长尾，越吹越长，散在茶几上像是小船，我看了一个假期，这只船儿也陪我进了大学。

5

我和何光耀断了联系，生活在彼此的朋友圈中。旅游，夜店，酒瓶，何光耀的照片永远春风得意，我的朋友圈却很少更新，不是我不爱发，是生活实在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值得分享。我俩微信聊天记录还停留在2018年圣诞节，他的祝福中英文混合，像是一条群发，我没再回应。

渐渐地，我屏蔽了何光耀的信息，大脑放过我后，也不再做那样骇人的梦。

让我再一次想起他的，是大学旁边的步行街。

夜色降临，步行街人头攒动。来往男女在拥挤的小路上吃着小吃，竹签扎到路人的事常常发生。这条拥挤的小路中央总有乞讨的残疾人，或是先天没手，或是没有双脚，娴熟地用残肢滑着小车，向路人倾诉苦难，零钱在嘈杂中落入他们面前的铁盆，见有人施舍了钱，他们便滑向下一家商铺，从不留恋。

步行街正对着的那条马路，每到晚9点，总会有跑车驶过，有时是一辆，有时成群，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制造出噪音，遇上红灯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幸福的事，他们会使出全身解数使车辆轰鸣，引来步行街上男女的侧目。不过这些目光多数是恶意的，沿路卖宠物狗的店家抱住小狗，一边摇一边喊，“可别他妈吓到我们狗狗”。这时跑车里的男女会摇下车窗，摘下墨镜，光荣地迎接路人的鄙夷。

几个简单的石墩，就这样隔开两个世界，一侧有人乞讨，另一侧有人飙车。车窗摇下的瞬间，驾驶位上的男子和何光耀十分相像，我本能地怔在那里，其实我很清楚他不会在这所城市，但我却不知道，美国是否也有这样一条小食街。

2019年，父亲主动离职，在小区门口开了家超市，也许和父亲的性格有关，店里的生意永远和和气气。我是在电话里得知的这个消息，母亲兴高采烈地描述开业时的五千响鞭炮，那场面，听起来像是炸出了我家新一个纪元。

回到家中，母亲向我讲述了其他细节——老何没有挽留父亲的辞职，他批评父亲不知感恩，在公司最难的时候选择离开，父亲没有任何辩解，直接删掉了这条短信，自此二人再无联系。

也是那个假期，我们有了第一次家庭出游，地方不远，去青岛。

小麦岛的海浪很大，两块大石立在海心，周期性地在岩石上激起几米高的浪花，一家人坐在草坡上，饶有兴趣地预测下一波浪会不会更高。母亲脸上的愁容不再，笑着说父亲的预测十不中一。家里摆着许多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但这次出游母亲却没有拍照，可能是不敢留下幸福的证据。旅行团在这里的预算是两个小时，我们在草坡上没有挪动一步，直到导游打起小旗，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导游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尴尬地煽动着大巴车里的购物氛围，坐在前排的大哥对此十分不满，嚷着要导游领大家唱歌。车厢里的氛围被莫名其妙地点燃，7个家庭轮番表演，导游抓抓没毛的脑袋，放下了手里的购物传单。

父母对此并不擅长，任务自然落到我身上。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进入大学后，去KTV的次数很多，我却只练好了这首《单车》。这句歌词或许有两种语气，初中时是怪罪，一切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伟大，也并不值得赞颂。这一次却是宽慰，父爱如山，山只是立在那里，鲜少表达。能将如山的爱爱得如此隐忍，如此无痕，着实伟大。

父亲的手拍得很响，车厢不让吸烟，他只好把摸出的烟塞回烟盒。我回到座位，他用手抚摸着我的脖颈，我觉得痒，不由得缩紧脖子。

“我儿子学会唱歌了。”父亲笑着对母亲说。

“比何光耀唱得好。”母亲竖起大拇指。

“提那一家王八犊子干什么。”父亲推开窗，歪头看窗外的风景。

母亲朝我耸耸肩，朝父亲的后脑勺做了个鬼脸，我也笑了出来，一点也不怕被生活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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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小欢喜》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