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北京别墅里有一群韩国生,专攻北大清华

2020-12-15 11: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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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民》第1150

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2012年夏天,我在读研究生二年级,已经过了向父母张口讨要生活费的年纪,在北京的开销让我经常陷入焦虑,接了不少廉价的翻译兼职。为了千字90块钱的收入,我通宵达旦地翻译钻井和发电机的材料,熬夜大半年,我的眼睛被许多密密麻麻的血丝包裹着,感觉随时都会爆裂。室友劝我身体要紧,我捡着桌子上掉落的头发,心中郁闷,可不知除了翻译,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有一天,我在学校的水房偶然瞥见了热水器上的一张广告。字很少,只占据了A4纸上方很小的一片位置:“寻找可以教中文的老师,学生是韩国人,不会说中文。你不用懂韩语,但普通话要标准,有教学经验。待遇面谈。”

A4纸下方是竖排的电话号码,用剪刀剪成了细长条,已经被撕去了几条。我暑假时曾辅导过一个小升初的男孩语数外课程,心想,教韩国学生学习中文,应该不会比这个难吧?

于是我撕下了一条,回到宿舍便发了条信息过去,很快,发广告的宋先生就要我过去。

1

第二天下午,我从学校换乘了两次公交,提前来到一处高档小区门口——之所以感觉高大上,是因为小区门口的保安身穿着奇特的制服,肩上的勋章和头顶帽子上的缨柱,都让人想起民国电视剧里的高级将领。

这装束,倒是和大门一侧的“XX公馆”几个字相得益彰,不过保安一开口,说的还是夹杂着河南方言的普通话。登记身份证时,他凑过来,看到我写了“101号”房,立即“哦”了一声,说:“是家里养大狗的那一家吧?”

平时见到的北方住宅小区,都是非常粗暴实用,很少看到一两棵树,楼房比雨后的青草还要拥挤,而这个小区里除了成排的绿树,还有花坛和喷泉,像是公园。我按照保安的指引,走到一栋3层的小别墅前,一个穿着米色背心的男生正在门口立着等我,他问了一句:“您就是老师吧?”说着,突然低头对我行了个礼,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客厅里弥漫着化妆品的香味,那个男生用有些拗口的中文,让我坐在沙发上“等3分钟到5分钟”,就离开了。我没有坐,匆匆打量了下客厅里的摆设:花草在落地窗前生长得很好;沙发后面高高地堆了十来个箱子,上面的韩文我认不清,但从图案看,感觉应该是面膜;同样显眼还有一个长长的衣架,上面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运动裤和外套,大部分都是校园里流行的韩国棒球服。

正在我凝神于窗外阳台上两条白色的大狗时,忽然听到楼梯那边有声响,下楼的是一个男生,看起来年龄和我差不多,长相很阳光,孔武有力,一见到我笑眯眯地把手伸过来。我也腼腆地走过去,暗自感叹韩国人太注重礼节了。

坐下来聊了两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在电话里和我交流的宋先生。他的普通话不错,大概在中国生活过不少年。听我称赞他发音标准,他笑着说:“哪里哪里!”这几个字他讲得尤其地道,尾音都带着北京味儿。

面试在这样轻松的氛围里进行了半个小时。宋先生比我大4岁,当年从韩国申请到北京大学读本科,后来又念完硕士,在家人的资助下,他在北京租了这套别墅,每年从韩国带高中毕业生过来,在这里集中学习几个月的中文和数学,然后申请中国的名校留学。

我忍不住问他:“是哪些名校呢?”

“北大、清华和人大。”

我之前从没留意过留学生进入中国高校读书的细节,听到这些金光闪闪的校名,我脑子里最先闪现的是老家县城昌盛路上的大字标语——我们县城有两所高中,每到暑假招生的阶段,两边的学校为了竞争生源,都会把毕业生录取北大、清华、人大、浙大的金榜发出来,因为加起来也没几个人,所以显得格外金贵。

我又问了一句:“那这些学校好申请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朝我做了个鬼脸:“那就要马老师多费心了!”

接下来,他又给我大致介绍了下授课的形式与内容:一对一授课,课程在学生自己的房间里进行,每节课50分钟,课时费75元。我在心里默算了下,一天8节课,那就是600元,对比起熬夜翻译,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离开前,宋先生交给我两本《博雅汉语》(北大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让我回去准备一下,并对我说,以后叫他“宋老师”就好,因为他也给学生上数学课。要下楼时,我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阳台上和那两条毛色雪白的狗玩耍,忍不住往窗口走近了两步。

但我没有跨过去,只是远远和他们打了个招呼:“这是什么品种的狗?”

男生抬起头望着我,显然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旁边的女孩慢慢摩挲狗脖子上的毛,一字一顿地说:“老师,它是萨摩耶。”

然后男生和我对望了一眼,我俩大概都因为自己的无知,一起不好意思地笑了。

2

因为缺少给外国人上课的经验,宋老师让我先教一个刚来中国的“零起点”女生。

上次那个“米色背心”男生帮我敲开了3楼一个房间的门,开门的是一个披散长发的女生,微胖,看到我,很不好意思地低头行礼说“老西(师)好”。当她抬起头时,我先注意到了她额头上星星点点的青春痘。随后,我跟着她一起进了房间,她慌乱地抓起桌子上的指甲油、唇膏之类的小东西,往一个小手提包里塞。

这个叫李敏先的女孩16岁,在韩国的中学读完了高二,因为爸爸的朋友和宋老师认识,所以“关照”她来到了中国。她说,自己不太喜欢学习,最大的愿望,是成人之后可以开一家鞋店。

“然后就可以每天穿新鞋子了吗?”我笑着朝自己身后的衣柜旁边示意了一下——那里有一个10层左右的鞋架,整整齐齐码了各种运动款的鞋子,基本都是白色,却款式各异,最下面角落里是两双颜色鲜艳的高跟鞋。

她很开心地笑了:“老师,我家里有很多!我来中国,它们不能来……一起……”接着,她一只手托着腮,用不连贯的中文和英文,加上自己手势和纸笔,告诉我,她“妈妈的妹妹”是个“大大的shoes工厂”里的“Number One”,可以免费从那里拿shoes——说到这里,她捂住了嘴巴,以免笑声太大被隔壁听到。

当然,这是在我们上课半个多月之后的情景。最开始授课的时候,课堂上只会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因为她的英语太差,宋老师也不允许我们经常使用英语。我觉察课堂气氛非常枯燥,便试图聊了两次题外话,看见她一脸的问号,只能作罢。

学习汉语拼音的时候,李敏先发音不准,总是会闹情绪。她会抓起课本来遮住自己的脸,夸张地喊叫:“It’s terrible!”我偷偷笑着,知道她只是耍小孩子脾气,过不了多久,她就要爬起来,理一理因为油脂过多而显得凝重的长发,继续读——因为宋老师给学生们制定了严格的测验,每天晚饭前都要测试,不合格的学生要上交手机,晚上在房间里上自习。

李敏先最喜欢的还是课间休息。下课前,宋老师不允许学生下楼,他们能去的地方很有限。2楼有个大教室,是每周两次学生们“开会”的地方,晚上也有人在那里上自习,平常一到课间,他们就聚集在那里打闹。我和另外两个教中文的女老师也会经常在那里碰面,她俩一个姓方,一个姓朱,也都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不过学的是汉语国际教育,比我更专业一些。

短短的课间10分钟,大教室里就像人头攒动的庙会,学生们彻底放纵起来,你追我赶,边跑边使用韩语大吵大闹。我和两位女老师像看客一样地相视而笑,感觉又回到了高中时代。

“看来,韩国电视剧里的那些美女帅哥都整过容。”有一次,活泼善谈的朱老师抱怨说,“我看除了宋老师帅气一点,其他的也都很挫嘛!”

我和方老师笑着附和她。她们俩都对坐在前排一个乖乖学习的男生很感兴趣,因为他皮肤白皙,长了一双特别好看的眼睛。朱老师主动走过去和他打招呼,问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男生有些害羞地站起来,问一句答一句,显得彬彬有礼。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的中文特别标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之前在韩国已经读过一年汉语班,这次来北京,是直奔北大的。

“你们在这里生活要交多少学费?”朱老师好奇地问他。在这之前,她曾对我和方老师说过,她搭眼一看就看得出,这些孩子应该都来自富贵人家,是家庭优渥的孩子,脸上都带着“贵族的光泽”。

“17万。”男孩盯着朱老师的眼睛,又补充了一句,“一年交17万,吃饭和住宿都在里面。”

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韩元,见他红着脸确证是人民币,都不禁有些惊诧——一年花费17万元,在这个封闭的小别墅里上课,对于我们是不敢想象的“奢华”。

方老师小声地说:“咱们的课时费才多少钱?这个宋老师,真黑心。”

3

李敏先学习中文的进度不算快,用了将近两个月,我们才把第一册书学完。上课时,我看到她总爱玩弄自己的笔头,听课心不在焉,忍不住想批评她几句。但有时候见她气恼地握着拳头捶自己的脑袋,我又很同情她。她经常抱怨自己作业好多,说教数学课的那个张老师还会给他们布置习题,希望我可以“可怜可怜她”。

一次,她说自己的妹妹在参加韩国的一个选秀活动,她要通过手机关注比赛进展,为妹妹加油,我一时心软,就同意她这一天可以用手机。结果那节课上,她频频掏出手机来看,后来我被搞得烦躁起来,拍了拍桌子。她看到我表情严肃,赶紧识趣地把手机给了我,又像只小松鼠一样,对我作揖求饶:“老师饶命,老师是大好人!”

我忍不住笑了,问她从哪里学到的这一套,她告诉我,香港的电影上就这么演的,又央求我推荐几首中文歌曲给她。我想了想,给写下了一首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那首歌词比较少,节奏也慢些。

没想到,第二天我刚进李敏先的房间,她就兴奋地要唱歌给我听。我颇为惊讶地听她一字不差地把歌曲唱完,竖起拇指,夸她有语言天赋——只要不是正经学习书本知识,她立刻就变得冰雪聪明了。

学完第一册课本,李敏先被分到了中级班,和三四个学生一起在会议室上课。宋老师夸奖我讲课有条理,善于引导“零起点”学生(我听不出这是客套还是真话,讲这些时,他的笑容闪烁着狡黠),又分给我两个新学生——已经25岁、刚结束服兵役的李正昱,和17岁的清瘦男孩郑博赫。

相比于李敏先,我更喜欢给这两个男生上课。李正昱性格憨厚,又高又胖,脸上的络腮胡子总是刮不干净,留下一圈深色的暗影。他的家境大概是所有学生里最差的一个,父母都是公司普通职员,由于高中成绩不理想,他在韩国读了一所不入流的职业院校。后来听说外国留学生申请到中国的名校读书比较容易,他的父母便借了些钱送他过来“镀镀金”,回去找一个法律行业的工作。

李正昱看似很努力,但对中文掌握的效果不算太好,记忆力尤其差,一篇只有五句话的课文也要背上一整天,听他磕磕巴巴地背课文真是一种折磨,他的急躁情绪上来的时候经常脱口而出:“啊……西巴(韩语,脏话)!”

大概因为比他还小1岁,我常常忘了我们的师生关系,和他熟悉后,也会笑着跟他一起骂脏话,于是他会发出憨厚的笑声,两眼眯成了一条缝,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可以介绍给他,说他想交朋友,顺便学习中文。郑博赫和另一个男孩子有一次在课下开李正昱的玩笑,说他每天晚上都偷偷摸摸去厕所里,一待就是很长时间。

每次“转述课文”,李正昱就会犯怵,而这恰恰是郑博赫最擅长的。这个皮肤白皙的瘦削男生让我想起一个叫李准基的韩国演员。他有一张瓜子脸,眼睛也是弯弯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说起话来带着一点阴柔美。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对学过的东西总是印象深刻,时不时冒出一句“老师,这里和我们以前学过的内容很像……”一次我们讲中国饮食的文章,李正昱“爆料”说,郑博赫的爸爸是韩国一个知名快餐连锁店的“社长”,郑博赫显得很不好意思,笑着说了些其他话题,搪塞过去了。

郑博赫属于目标明确的那一类学生,比李正昱自律得多,课间学生们都在玩耍打闹的时候,他都很少下楼,而是在一片铺了健身垫的空地上做卷腹。他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画过好几张男性上半身的素描,上面的每块肌肉看起来都有些夸张。他想在读大学之前练出六块腹肌,课间锻炼时,还热情地教我一些动作。我手按在垫子上做了几个“附身登山”的动作,便感觉喘得难受,就站在那里看他练。练完了之后,他会撩起上衣拍照片,旁若无人地自我欣赏。

我每个周有3天都待在这栋别墅里,但课间时间毕竟短暂,3楼又没有我的学生,我便很少上去,休息时大部分时间是对着2楼外面的天台发呆。浑身洁白的萨摩耶也经常在那里活动,它警惕地望着我,似乎嗅出了我不是韩国人。

有一次课间休息时,一个身材魁梧、憨态可掬的男人从3楼下来,看见我之后,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聊了几句后我才明白,原来他就是李敏先最害怕的那个教数学的张老师。他只会说一句“你好”,其他都是讲英文。

我在张老师的邀请下,去了他3楼的房间。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除了几件必要的家具,咖啡色的桌子上还整齐地立着一排书,书脊上都是我看不懂的韩文。因为快要上课了,我只是站在门口和他简单聊了几句。张老师告诉我,他是宋老师的高中同学,以前在韩国开了一家小吃店,是宋老师邀请他来这里教数学的。他对中国的葬礼很感兴趣,问我中国人真的会在葬礼上“赶尸体”吗?我用一些泛泛的言辞回答了他,内心却暗想,他的课时费肯定不止75元。

好像和张老师认识后就有了上3楼的理由,后来课间时,我也会跑到3楼来转转。其实真正吸引我的,是张老师卧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那里的门每天都敞开着,除了一些杂物,有两面墙还立着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外文书,除了韩文书之外,还有不少大部头的英文读物。书架里有一个格子没有放书,而是立了一张印着烫金大字的学位证书,上面写着,宋老师曾在北京大学学习金融专业,被授予硕士学位。学位证上的宋老师神采飞扬,特别帅气。经常和我一起回家的方老师悄悄告诉我,朱老师好像对宋老师有意思,整天在她面前犯花痴,说宋老师很优秀。

“不过她喜欢宋老师究竟是因为他优秀,还是因为他是个有钱的韩国人呢?搞不懂耶。”我们排在一群人后头等公交车时,方老师的言辞间带着揶揄的口气。

4

我渐渐融入了这个别墅,韩国人也一步步接纳了我。宋老师开始留我中午在别墅里吃饭,而不必去外面吃完饭再回来,朱老师和方老师说我“被招安了”,她俩没有这样的待遇。其实我很少见到宋老师,只有几次,见他拎着一串车钥匙在“噔噔噔”地爬楼梯,似乎很忙。听李正昱说,宋老师除了办理留学生业务,还在中韩商会做一些工作。

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朝鲜族的中年阿姨,皮肤很白,穿着朴素,脑后梳了一个发髻,虽然同是中国人,但她从不和我交谈,即使碰到,也是低头装作没有看到我。午饭里必不可少的几样饭菜是辣白菜、海带汤和米饭。开饭时,所有人坐在长条饭桌的两侧,有些拥挤。

如果午饭时有宋老师在,大家就很少大声聊天。听郑博赫说,宋老师在开会时特别严厉,他要求所有的学生都以清华、北大和人大为目标,他们的升学率高,他就可以回韩国招收更多高中毕业生。

有一天午饭时,气氛也是这样的沉闷,大家都只把目光落到自己面前的饭上。突然一个女孩子的笑声从外面飞进来,我们同时扭过头去看——是朱老师的一个学生,头上扎了无数的小辫子(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脏辫”),进门后,还对着我们狂笑不止。听说她热衷于化妆和整容,五官都动过手术,中文却学得很烂。

然而,这次她有资格“笑傲江湖”了——由于招生规模扩大,原本考人大都困难的她,这次却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

那天的午饭因为这个女生,多了很多节日的氛围。先是宋老师走过来,亲昵地拍了拍她肩膀,然后抚摸了她的头发,然后又有两个女孩从餐桌上站起来,开心地和她拥抱。她一脸的激动还没有褪去,嘴里不时发出尖叫,那种喜悦之情,和我学校里身边的中国同学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最终修成正果时的幸福感似乎并无差别。

这让我心头闪过一丝茫然,我仿佛第一次感觉到有些不公平:凭什么她阴差阳错就可以进入北大学习,我们就从来也不会有这样的“狗屎运”?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就应该享受这样的优待吗?

这个女生创造的“神话”鼓舞了不少人。接下来的几天,这栋别墅里飘洒着一股欢快的空气,甚至李敏先在下课后遇到我,也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她最近要好好学习,“争取上北大”。我笑笑,让她先少玩几次手机,她钻到旁边一个女孩子的胳膊弯里,哈哈大笑。

李正昱也受到了“女神”的影响,不过,他对北大没有什么执念,倒是希望可以去读湖南的一所重点大学——他的一个朋友在那里读书,说不仅不用交学费,学校还给外国留学生发补贴,混一个毕业证很容易。

他和郑博赫在课堂上表现差别很大,所有的兴趣都在交女朋友上面。那时候刚开始流行一款陌生人交友软件,他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扑在手机上面。因为是韩国人,附近不少女孩子向他打招呼。方老师也给他上写作课,对他的评价就是“色迷迷的,心术不正”。

郑博赫比他显得纯洁很多,但也没有脱去爱玩的习性。他和同乡金成在几次邀请我去KTV唱歌,说要去他们韩国人自己的俱乐部。我拗不过去,最终答应了。

那天是周五,下午上完课,学生们就自由了。郑博赫说他要换个衣服,让我在1楼等一会儿。我下楼时路过开会的那个大教室,瞥见张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数学课,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张老师正在提示板上板书,大概是勾股定理一类的内容,下面坐着八九个学生,低头做着笔记。

我在1楼客厅的沙发上坐了很久很久,才听见下楼的声音。在这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男孩子梳洗打扮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郑博赫和金成在一前一后走了下来,他们鲜艳的外套、高耸的发型和身上的香水味让我惊讶不已,我没料到韩国人这么注重在公众场合的形象。走在他们两个旁边,我感觉自己十分寒碜,平时穿惯的格子衬衫这会儿好像突然缩水了,皱巴巴地贴在身上。

郑博赫说的那个“韩国人自己的俱乐部”位于五道口。我们下了公交车,已经有一个男生在等我们,穿着也同样华贵,还用发胶定型了夸张的“鸡冠头”。在车上时,郑博赫已经跟我介绍过,这个男生是他们的同乡,也是我们“培训中心”以前的学生,如今在清华大学读金融专业。见到我,他的同乡标准地鞠了一躬,然后便和金成在他们讲起了韩语。

KTV位于某个高层建筑的地下1层,比我想象中要简陋许多。房间很小,有酸酸的霉味,长沙发还是旧式的皮沙发,墙上贴了些类似于90年代的发廊里的明星海报,看得出这家店已经在北京存在了不少年头。用来点歌的是一个30寸左右的显示屏,郑博赫将歌单摊在腿上,按照上面的代码,用遥控器输入了几个数字,屏幕上就出现了一首歌曲的MV,超大号且间隔很大的韩语字体让我有种穿越回过去的错觉。

金成在立刻从桌上拿起话筒,大声唱了起来,郑博赫和他的那位同乡也都跟着轻声地哼着,声音越来越高。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像鬼哭狼嚎,完全没有悦耳的感受。我百无聊赖地听着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有些后悔跟他们出来。

过了一会儿,那个年龄大一点的男生大概意识到我被冷落,开始和我聊天。我问了问他在清华的学习生活,他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说,专业课挺难的,尤其是统计学那些课程,用英语授课,他完全听不懂。不过转刻他脸上又明朗起来——因为老师们对外国学生的要求并不高,“无论如何都可以毕业”。

听他说了这句话,我内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当年为了高考,我曾经熬过那么多夜晚,最后还是留在了省内读大学,直到考上研究生,才从河南来到北京——我们县城一年只有两三名学生可以上清华北大啊!而我身边的这些学生,最差的都可以读人大。

我尽量显得波澜不惊,面带笑容地问他:“你们毕业回到韩国,应该找工作很轻松吧。”

那个男生脸上露出笑容,说他可以去三星,全球排名前100名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在那里拿到很不错的薪水。他还讲到,他姐姐以前学习成绩很好,当年从他们的家乡富川考到了首尔读书,最后因为没有通过律所的选拔考试,又回到了家乡。现在家里人都把进军首尔的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

我没过多久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提前离开了。在吧台处,有几个年轻男女正在和老板用韩语聊天。看得出,这个地方是韩国人的一个聚集处,很受欢迎。

我拨开水晶珠子串成的帘子,走了几层台阶来到了地面上,感觉总算从一个憋闷的空间里出来了。在公交车上,我又不由自主回忆起那个男生和我聊天的话。举家数代人“圆梦首都”的故事固然励志,但反复缠绕我的却是别的内容。

我甚至有点觉得,自己做这个老师,也有点“助纣为虐”的意味,是在帮助外国留学生抢占自己人的优质教育资源。

5

不过,挣钱的愿望最终压倒了这些想法,无论如何,我也不想回到通宵做翻译的生活状态里去了。我又在那个别墅里工作了3个多月,接手了几个“零起点”的学生,直到因为要出国交换,才向宋老师提出了离开。

在别墅里教课的后几个月风平浪静,唯一的一点小漩涡,就是朱老师向宋老师表达好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她开始与憨厚腼腆的张老师走得近了。每次放学,她都要在别墅里逗留一会儿,有时候方老师落单了,就会等我一下,跟我一起坐公交车。在车上聊起朱老师,方老师通常会笑嘻嘻地说:“我和她说好了,以后她寄面膜和玻尿酸给我,我在国内帮她卖。不要赚太多哦!”

临走之前,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满怀深情地表达了遗憾。他又和我握了握手,告诉我,他们会好好感谢我的付出。我没有太明白他说的具体指的是什么,直到那个月底,在自助取款机提款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卡上多了5000元钱。

不久后我去了国外交换,和我同班的都是欧美国家的学生,他们对于亚洲面孔常常表现出脸盲症来,有时会有人问我:“你是韩国人吗?”

我摇头否认时,也会突然想起曾经教过的那些韩国学生们。因为没有留联系方式,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联了,只有李正昱此前加了我的微信,偶尔还会问候一下。

在与他的聊天中,我得知郑博赫考到了清华大学,金成在去了人大,李敏先也去了人大,我后来教的学生,也都去了北大和人大,只有李正昱自己因为没有通过汉语等级考试,去了湖南的那所211院校。

这些消息让我有些错愕,实话说,我从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院校的毕业生,能够教出这么“优异”的学生。

再次回想起这段任职经历,是在2019年的夏天。山东一所高校由于为留学生寻找女生“共读”,陷入了舆论的漩涡。网上的讨伐不绝于耳,留学生在中国享受的优待也一步步被揭露出来。

我在自己的微信里搜索了半天,终于凭借记忆,找到了宋老师的微信号——他的朋友圈停在了2014年,内容比较固定,都是些晒肌肉或者晒猫咪的图片。

我继续往前翻了下,看到2012年10月份,宋老师发了一条九宫格的动态,晒出了国庆63周年的晚宴邀请函,配文洋溢着热情:“今天来参加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宴会!见到各位领导了!有XXX,XXX……”

图片中间有一张是他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照片,他西装革履笔直地站在镜头前,神采飞扬,身后的天安门城楼略微小一点,在远处闪着橘黄色的光。

(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马福全

编辑:许智博

题图:《寄生虫》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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