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到育儿嫂,这半生不曾后悔

2021-02-03 11:25:33
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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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一名育儿嫂,今年46岁,已经在北京工作5年了。 这几年,我常常在深夜忙完工作后,就静静地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前半生。那些往事被我叠藏,深埋、撅起、深埋、又撅起,反反复复,直到凝结成一块顽石,压在我的心头。 一次偶然的机会,鸿雁公益组织阿姨们演讲,负责人联系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用声音讲出了心里的碎碎念。倾诉一旦开始便不想停止,这次我又跃跃欲试,用文字写下自己的故事。

1

我叫隐香,是个正儿八经的农村娃,小时候一大家子人生活在陕西咸阳下面的一个村子里。17岁之前,要是用一个字来形容我,毫无疑问是“乖”。这种乖不是天生的,而是心疼父母。

我爸爸身体不好,妈妈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从来没见她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不是蹲在厨房脚地上,就是站在锅台边,随便吃点又匆忙拿起手里的活计,走路都是一路小跑。我心疼妈妈,就努力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每天早起去水井边排队,要挑8担水才能把水缸倒满。那时候我还没有扁担高,水桶不是蹭地就是磕我的脚后跟,妈妈怕把我压得不长个,就让我早上起来挑4担,天黑之前再挑4担,就这样日复一日,从来没间断过。

那时我家还养了4头牛,每到周末,挑完水我还要去割草。我家有个新背篓,用荆条编制的,我站在背篓跟前,它能到我鼻子那么高。我人小性格却倔强,一头扎进玉米地里,背篓不满就不出来。最后,这个背篓是被我背坏的。

如今再回头看,可能是儿时太缺乏爱与关注了——我排行老三,上面有哥有姐,下面还有个弟弟。所以总想拼命干活,获得父母的夸奖或一个难得的笑脸。可是我的努力好像并没有多大效果,也没有获得父母特别的喜爱。

我17岁那年,村子里的初中要撤了,如果想继续读书,就要去镇上。为了全力以赴供正在读高中的尖子生姐姐,父母毫不犹豫“牺牲”了我。那年夏天,父母没有和我商量,就像法官宣读死刑犯的判决书那样通知我以后不用上学了。

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我一夜不睡,看路遥写的《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书中的情节很感人,我一边看一边流泪,突然,我听见好像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感觉飞机飞得好低,声音那么大,一直在我耳朵里轰鸣。我开门来到院子里,乌黑的天上除了几颗星星,并没有飞机。回到屋里,轰鸣声仍在,我心烦意乱,关上灯用被子捂住头,害怕得放声大哭。可隔壁屋的爸妈没有听见,漆黑的夜仿佛也在装聋作哑。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妈妈我耳朵好像听不见了,妈妈忙着手里的活:“哦,可能是上火了。”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远,那么小。

这件事很快被妈妈忘到九霄云外,而我在轰鸣声中艰难地度过了20多天,除非困得不行睡着了,但凡睁开眼都是在受折磨。身体上的不适让我开始正视自己的过往,“除了心疼妈妈,我还可以干点什么?”

我打定主意不再做傻傻的乖乖女了,17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偷偷打包行李被褥,放到大门外的厕所里。天不亮,我偷偷溜出了家门,坐上客车的那一刻,车窗外的天空还没有完全放亮,东方有一颗星星特别亮,我在心里对它说:“星星,我要飞了,飞出这个村子。”

这时候,售票员不合时宜地大喊:“刚上车的赶紧买票了,谁到咸阳,赶紧买票。”

我努力翻着所有口袋,凑了3块8毛钱,车票3块5,还剩3毛。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是个未知数。

咸阳对我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高楼,第一次看到宽阔的街道、那么多人。马路旁边的路灯、城里女人洋气的大卷发和猩红的嘴唇、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都让我感到眼花缭乱。

下了车,我一只手拎行李,一只手揣在衣服兜里紧攥着仅剩的3毛钱,左顾右盼,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看见一个卖油条豆浆的大婶在忙得溜溜转。

我的肚子叫唤起来,可身上只有3毛钱,只能站在旁边看着。大婶打量了一下我,喊道:“女子,你立到哇干啥,来给姨帮会儿忙。”于是我就帮她端碗、擦桌、收拾地。

一早上过去,客人都散了,大婶给我盛了一碗热乎乎的豆浆,还拿了两根油条。她问:“你是不是想找工作?”我没出声,默默地吃着,这是我第一次吃豆浆和油条。

大婶又说:“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姨看你这娃挺乖的,但是我这不缺人,我有个帮忙的今早请假了,姨可以帮你介绍个活,你吃完就跟我走。”

我帮大婶收完摊,她就把我的行李放在三轮车后面,正准备走的时候,我又有点迟疑。大婶好像看出了我的顾虑,安慰道:“你不怕女子,姨不是坏人,你见过坏人卖油条么?姨是看你一个女子娃刚出来么地方去。”

大婶说话诚恳,样子也很淳朴,我心想反正自己已经到了这一步,就跟她去吧。还好,单纯的我遇到的是个好人。

我们来到一个大院子,里面住了很多人家。院子空阔的地方停着各种各样的三轮车,后斗都装了玻璃柜,上面贴着各种颜色的字,有卖炒面炒饭的,还有卖烤串、麻辣烫的……

那天,大婶把我介绍给了她的邻居,一个开扯面馆的老板娘。第二天,我就正式在扯面馆打杂,说好第一个月工资50元,干好了以后再涨10元。也算是在咸阳落脚了。

2

在扯面馆干了半年,我的闺蜜张亚妮也来咸阳了。我俩从小就在一起玩,一样矮胖矮胖没心没肺的,张亚妮是个不安分的女孩,她让我辞职,跟她一起去咸阳某农贸市场卖菜,还神神秘秘地说,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男娃,“你去给我当参谋,把把关”。

我有些不放心她,就跟面馆老板娘提了辞职。之后,我俩开始在城西的菜市场里做起了生意。

那时候,市场里有一个豆制品摊位,老板是东北人,姓王。大家都爱跟他闹着玩,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老虎”——东北虎的意思。我跟亚妮也常去找王老虎玩石头剪刀布,合伙骗他的雪糕吃,王老虎心里都明白,可还是不急不火,笑嘻嘻的。

王老虎长得不帅也没钱,但真诚直爽、热情幽默,待人敦厚,他写得一手好字,我第一次看他模仿王羲之的大草在本子上写了一首《沁园春·雪》,心里惊讶又佩服。此后,我没事就去翻那个本子,王老虎好像也发现了,在那个并不高档的小笔记本上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仿佛是等着老师验收的作业一样,故意把本子摆在显眼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做一些好吃的偷偷放在我的窗台上。那时候的我极度缺爱,没见过什么世面,此前连红烧排骨、烧茄子、锅包肉这样的菜都没有吃过。人在异乡突然遇到一份温暖,一份关怀,是断然不能抗拒的。就这样,我和王老虎恋爱了。

当时我已经和家里联系上了,但这件事一直瞒着他们,毕竟王老虎的岁数比我大很多,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的。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天,我爸妈赶到咸阳,突然出现在市场,我妈妈举着一把大菜刀,气势汹汹地直奔王老虎的摊位。我当时吓懵了,还好有两个反应快的熟人紧紧抱住我妈,王老虎才能趁机夺路而逃。

紧接着,爸妈雇车强行把我拉回家,在路上,我妈妈边哭边说:“你以前那么乖,那么听话,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看他,年龄那么大了,都快跟我们一辈人了,还离过婚,又那么远,你这不是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呢么。你还年轻,根本就看不懂世事,等你以后后悔了都来不及啦!”

妈妈哭得撕心裂肺,我却丝毫没有听进去,叛逆已经充斥了我的整个头脑。他们越反对,我越要跟王老虎好。一天,趁着家里人都去田里干活,我偷偷撬开了父母锁着的房门,再一次逃离。

我和王老虎私奔了。在那个年代,大姑娘跟人跑了,是要被人狠戳脊梁骨的。留在村里的一家人都跟着我遭了秧,爸爸一向心高气傲,他承受了多少的风言冷语、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不用费力气我都能想的出来。

我跟着王老虎离开咸阳,去他的老家。那是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很美也很冷。王老虎很穷,却因为为人坦诚交了很多好朋友。知道我们回去了,那些朋友帮我们租房子、打扫卫生,还在厨房里摆满米面油菜,在外面码起了高高的柴火垛和煤垛。

他们的热情冲淡了我的陌生感跟失落感,我和王老虎也憋着一口气,想把日子往好了过,不想让外人笑话。我们努力做生意、打工,不怕苦也不怕累,虽然没有飞黄腾达,但日子过得很快乐。

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乖巧的儿子。我爸妈也慢慢接受了现实,儿子1岁多的时候,我和王老虎终于领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

转眼到了2006年,我跟张亚妮又联系上了,她在江苏的一家工厂打工,说自己上班的日子很惬意,工资也诱人,“你赶紧来”。

我羡慕不已,那年春天就把儿子送到娘家请爸妈照看,然后按照张亚妮的指引到了南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稳定下来以后,王老虎也跟了过来,和我一起进厂赚钱。

那时的我辗转南北,离家许久,在外漂泊难免会想念家乡的食物,比如凉皮和肉夹馍。有一次,我和张亚妮外出逛街,看到一个招牌上写着“正宗陕西凉皮”,我们兴冲冲地走进去,结果吃了两口,就骂骂咧咧地甩门离开:“挂着羊头卖狗肉!奶奶个爪的,明天姐就开一家凉皮店,教教他们什么叫正宗。”

2008年,我真的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在江苏镇江开了一家名叫“香记陕西农家饭”的饭店,主要经营陕西小吃。店开起来以后,生意很好,特别是凉皮深受欢迎,很多人专门开车从大老远赶来吃。

名气大了,就有人想花钱学手艺。我拒绝了,但脑子里渐渐生出了一个想法——租一个小厂房,批量生产。说干就干,我迅速找地方,招工人,盘锅台、搭炉灶,然后手把手地教他们做凉皮。教会以后,王老虎就在厂房里领他们生产,我负责往各销售网点送货,那些合作的老板送给我一个外号——“凉皮王”。

这段日子过得又累又充实,慢慢的,饭店都没有时间经营了,索性兑了出去。到了2012年,凉皮生意依然很好,我盘算着要注册产品商标、进一步扩大生产时,身体却因为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出现了毛病。没办法,我只能放下生意,去上海、南京、老家,到处看病。

这一耽搁就是大半年,生意也变差了,在娘家把身体养好了,我就打算回镇江重新开始。这时候,张亚妮登门了——两年前她离开镇江去北京做育儿嫂,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

那天,张亚妮进了屋,屁股一落坐就说她不想去北京了,准备再折腾一次,在老家开家建材店,还让我跟她一起干。我觉得她这人是想一出是一出:“建材那都是男人的事,咱懂什么?怎么干?”

张亚妮并不罢休,说她已经在礼泉县租好了店面,准备装修了:“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不懂就摸索着干,有谁一生下来就会的?小丽在泾阳县开了店,生意可好了,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小丽是张亚妮的堂妹,我揶揄她是看人家赚钱犯了红眼病。张亚妮也不多说,白了我一眼就起身离开,到了我动身的那天,张亚妮又跑到我家,直接坐在我的行李箱上不起来:“你今天还就是走不成!”

爸爸和哥哥也很无奈,把我喊到旁边偷偷地说:“你俩那么好,千万不能合伙做生意,到时候再反目成仇,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可我根本招架不住张亚妮软磨硬泡、泪眼婆娑。

我准备回镇江停掉凉皮生意,王老虎不舍得我们辛苦打开的局面,幽怨地劝我再多请几个工人,“这回坚决不让你再那么累的,就这样放弃真的可惜”。

我理解他的想法,甚至比他更明白,可是我了解张亚妮,也更不放心她,于是便强势地说我已经决定了。王老虎深深地叹了口气:“那你就先回吧,回去干两年试试看,行的话我再回去。”

之后我独自回去,陪张亚妮一起装修建材店。2个月后,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开始在新的领域摸着石头过河。

3

随着年龄增大,看到孩子成长,父母日渐苍老,我开始厌倦四处漂泊的日子,准备在咸阳买个房子稳定下来。

此时的咸阳早已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高楼越来越多,房价也是一涨再涨。到了交房款的那天,本来说好首付只用交总价的30%,可临时又说要交50%。钱不够,我失落地回到店里,也不说话,蒙起被子倒头就睡。

张亚妮问我弄好没,我被问烦了,喊道:“我钱不够了,没钱啦!”

“捂着就能捂出来钱呀?”张亚妮让我向哥姐借,我开不了口,又用被子把头一捂。她嘟嘟囔囔地骂我,走出去打电话,回来时沮丧地说她打了一圈电话,也没借到一分钱。

那时候我们初来乍到,对建材市场不了解,也没有熟络的人脉,所以生意并不好,虽然没赔钱,但也没挣钱。张亚妮刚买完房不久,手头紧,我让她别管,大不了不买了。

她甩下一句“神经病”就走了,等回来的时候,一堆东西砸向我的被子,我起来刚想骂,发现是一堆钱。问钱是从哪儿来的,张亚妮翻着个白眼说:“要你管。”后来被问烦了才说她把给孩子买的保险退了。

“你虎呀!都交了好几年了,现在退不是要损失很多钱吗?”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赶紧交钱去吧,别废话了。让你去借你不肯,你牛×,借给你钱还得人来求着你!”

我低着头没说话——我这人是属搅屎棍子的,又臭又硬,到现在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跟她说一句谢谢。

建材店开了两年,房租一路疯长,我们就把店转让了。失业后,张亚妮决定回北京继续做育儿嫂,而我因为儿子要念书,就打算留在咸阳。

经过考察,我决定做商贸,取得了两个纸品、日用品的地区代理权后给各个商超、饭店供货。由于还没有稳定下来,王老虎还在镇江赚钱维持家用,我只能单打独斗拼市场。

一开始为了打开销路,我顺着大街挨家推销,不厌其烦地介绍产品性能、优势,讲得嘴巴裂口,嗓子冒烟,还给客户免费试用。每天早上出门,黑天才能到家,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装货卸货。虽然辛苦,但这一切付出慢慢能看到回报。

就在我沾沾自喜,觉得可以再买一辆车,招收新业务员的时候,意外又出现了。那天,一群陌生男人找到我,他们戴着墨镜,嘴角叼着中华烟,脚搁在茶几上,傲慢又无理地说:“那个,今天约你来,是想让你把代理权转让给我们。你可以做我的分销商,该你赚的钱你才能赚呐!”

我告诉他,我做这个产品是正规代理,不可能答应。说完起身离开,可我心里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不久之后我去给超市铺货,出来发现车窗玻璃被人砸得粉碎,旁边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我淡定地打开车门,在众人的围观下开着破车离开。

他们并不罢休,一次去乡下,我开车走到一个红绿灯路口,几个人突然窜出来把我的车团团围住。他们戴着墨镜,凶神恶煞,手里的棍棒落在我的车上。我下车,那个老板走到我跟前,笑着说:“你说你一个女人,那么要强干嘛,能起多大风浪?”

我看了他一眼,平静地回答:“把你的招数都使出来吧。”

他恼羞成怒,对着几个手下一挥手,棍子便向我飞了过来,我却并没有感觉到疼。我无力反抗,只能用眼神射杀他们,有个人接到了我的眼神,举在半空的棍子僵在了那里,片刻之后他说:“就看你是个女的,要不然……”之后,他挥手招呼其他人扬长而去。

我坐到天黑,看热闹的人早已散尽,身体才慢慢恢复了知觉。我拖着疼痛的身体,开着千疮百孔的车,没有回家,而是把车开到很远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找修车厂。

这样的威胁和骚扰并没有结束,最后一次,他们直接冲到我家里,把正在写作业的儿子拎了起来,掐着他脖子逼到墙角。儿子愤怒地反抗,奋力用脚踢,我疯了似的扑上去要跟那些人拼命。

他们扔下一句话:“要想弄,咱就弄到底!”

那一瞬间,我慌了,他们可以砸车,可以砸我,但我儿子还是小。我贴着墙的身体萎缩成一团瘫在地上,等他们离开之后,我抱着儿子放声大哭:“不干了,妈妈认输!”

儿子搂着我的肩说:“打电话报警,就不信没有人管得了他们。”我低下头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想告诉他我早都报过警了,没什么用,案都不给立。

我不想让这种绝望也充斥儿子的心。

4

为了儿子的安全,我迅速搬离了自己代理的区域,刚交了一年房租的库房没了,很多货款也追不回来,生意遭受重创。祸不单行,也可能是自己整日恍惚,我出了一场车祸,眼睁睁地看着车轮从自己的腿上碾压过去,我的车直接被撞成了一堆废铁。

从住院到出院,我一直都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家人。躺在哥哥家的床上,我想着承受的不公、身体的伤痛、报废的车,还有足以让人窒息的经济压力,都使我感到绝望。一天半夜,趁大家都睡了,我拄着双拐半走半爬到了离哥哥家不远的一条郑国渠旁边。

站在岸边,一股冷风吹在我的脸上,再灌进身体,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抬起头,天黑漆漆的,我把心一横,闭上眼睛,想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我家的那条小白狗一直静静地跟着我,它坐在我脚下,看我站起来了,就围着我转,拼命地摇晃着尾巴,还轻轻撕咬我的裤腿不放。

我心里一动,又艰难地坐在地上,搂着小白狗默默流泪,它一动不动地陪着我。等天快亮了,我们才一起步履蹒跚地回家,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是这只狗救了我。

养伤的日子很难熬,我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月,终于拆了石膏。之后也不想出门,成天偷偷抹泪,我妈怕我想不开,就端个凳子,让我坐在大门外面晒晒太阳,我坚决不肯,最后是被哥哥强行背过去的。

暖阳下,我抬着头,闭着眼,努力不让家人跟过路的邻居看到我的眼泪。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完了。

就在这时候,张亚妮从北京回来看我,还有很多同学朋友也闻讯而来,他们陪我吃饭、哄我开心,为了带我去歌房K歌,几个男生不由分说,连人带床抬起来就走。在这种温暖里,我感觉到了一丝活着的美好。

张亚妮回北京的日子到了,她让我能走路时就去找她,跟她一起做家政、做育儿嫂:“虽然那个活累,听起来也没有当老板那么荣光,但是能让人心里平静。”

我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怎么可能,让我去伺候别人?开什么玩笑?”且不说之前别人都叫我“范总”,婚后我被王老虎宠坏了,从来没有做过饭,也没洗过衣服,有空的时候经常睡到下午1点还不起床。

我妈听了也在旁边摇头,总之没人觉得我行,张亚妮不插话,等我们都说完了才说:“其实做家政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可怕,更没有那么丢人。是你,是太多人都对这个行业缺乏了解,存在偏见,我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真的感觉挺好的。你能干就干,实在不想干,再回来继续当你的范总。”最后,她又补了一句:“不管你怎样决定,脚好了先来北京待段时间,没钱了我养你。”

一个多月后,我丢了拐也能慢慢地走了,张亚妮得知消息让我马上买票去北京旅游散心。为了宽父母的心、减轻嫂子照顾我的压力,我只好照办。

在北京,张亚妮住的出租房很小,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又温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幅素雅的国画,一个陈旧的衣柜被擦得发亮,衣柜的玻璃门上还贴着我俩的几张合影,底下缀着一行小字:“一起走过所有的日子”。

她让我安心的吃住,我也没客气,一躺就是一天,一天又一天。这真是一段灰色的日子,她去上班,我就躺着瞪眼看天花板,门窗都懒得打开,伸手就能碰到水壶,可就是不想去倒杯水喝。

生活被我过得七零八碎,残破不堪,为了让我不失信、不进银行的黑名单,张亚妮无数次帮我东拼西凑,借钱还债。我笑着“挖苦”她:“你上一世有可能是破坏了我家庭的小三,今生来还债的。”

她毫不客气地翻白眼,回敬:“瓜皮”、“神经”。

不知道躺了多久,有次周末张亚妮回来扔给我一张单子,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学校跟老师,让我去学做育儿嫂。

我不去,她骂我再这样下去要睡成神经病:“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学习一下总是有好处,就算不给别人干,以后给自己看孙子也用得上!”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张亚妮拉入了行。

在家政学校里,我有幸碰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她年轻、美丽又大方,教给我各种科学的育儿知识。

学到第五天,还没有毕业的我就被来公司选阿姨的客户挑中,老师直接为我办理了入职手续。

我迷迷糊糊地到了客户家,半梦半醒地从“范总”变成了“范阿姨”。初到陌生的环境,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但想想自己身上压着的外债,低头看看尚未完全痊愈的脚,我狠狠心,咬咬牙,决定抛开压抑在心底的慌恐和莫名的悲哀,只剩一个念头:“只要不让我死,那就干下去。”

这家的宝宝只有3个月大,第一次给宝宝洗澡的时候,我就露了怯。那天,粉嫩的宝宝放在床上,等着我脱衣服,我生怕一不小心碰疼了他,动作就显得局促又笨拙,忙活了半天,额头都出汗了,还是没能脱下一只袖子。

宝妈是个善良温娴的年轻人,她宽厚一笑说:“我来吧姐,你以前是不是没带过这么小的宝宝?没关系,慢慢来。”

我尴尬地说实话,以前只带过自己的孩子,“可是都过去好多年了,再碰这么小的宝宝,手都打颤”。

她又温和的一笑,让我至今都不能忘记。

尽管客户一家人都挺好的,但我的心里还是极度自卑,不仅换了手机号码,还拉黑了很多熟人的联系方式。就算有时难得回趟老家,也不敢出门,偶尔碰到熟人或朋友,他们问:“范总最近怎么样怎么样?”“范总现在干啥大事呢?”我的脸就会红到耳根,头都抬不起来。

我不能接受社会身份的转变,直到一年多以后,我带的宝宝也慢慢长大了,突然有一天,他搂着我的脖子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妈妈,一个是阿姨妈妈。”

我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原来疗伤的良药不是自己,也不是时间,而是这可爱纯真的宝宝。抱着他,我感觉这世界上除了美好别无其他。

做育儿嫂的这5年,我越来越熟练,其中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真情跟感动。我喜欢看孩子吃饭,喜欢看孩子的笑脸,甚至喜欢听他们睡着时发出的轻轻的呼噜声。此外,我还适应了别人喊我“范阿姨”。

每到周末,我可以离开客户家,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跟姐妹们一起剁馅包饺子,熬夜、睡懒觉。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公园的围墙上挂着一个红色的横幅,上面的大字醒目:“不向黑恶势力低头。”

我摇摇头无奈地笑,心想:“不低头也是需要有不低头的资本,不是想不低头就可以做到,生活中没有绝对的不公平,更没有绝对的公平。”现在的我不再是当年的范总,不再趾高气扬,但也不用为了货源一筹莫展、为了货款焦头烂额。

我失去了,也得到了。

抬起头,我看见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虽然已是初冬,可风并不寒冷,我解开大衣扣子,敞开心怀跟着风一起舞着、走着,又使劲吸了一口气,吐出来,仿佛这样就能把心底的那颗硕大的顽石也一并吐出来似的。

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撬动了它,并且发现,它并非坚不可摧。也许有一天,我真的能把它砸个粉碎,变成气吐出去,或者变成屁放出去。

现在的我,心平如镜,很庆幸当年从小村子里走出来,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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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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