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叔在赌桌上被“杀熟”

1

1991年我刚到霍林河的时候，糊口的营生是在菜市场里卖菜。那个菜市场不大，一楼卖蔬菜和副食，东门右侧有个长方形的拐角，里边几张白钢柜台紧凑地排列着，有卖猪肉、牛肉和鱼的，叔是其中唯一一个卖豆腐的。

叔的大名叫孙吉林，是和我一起倒烟的孙三的亲叔，他长着一副四方脸，络腮胡，说话笑眯眯的。因着孙三的这层关系，叔对初来乍到的我非常友好。“霍林河人少、风大、天气冷，但只要肯吃苦，都能挣到钱。在市场里别怕，有事咳嗽一声，叔给你做主！”说完，他就把一卷干豆腐扔在我的菜摊上。

叔住在市东郊机修厂的三间土坯房里，离我租住的小屋不到两百米。每天清晨，我和妻子推着三轮车从他家门口走过，都能看见滚滚的水蒸汽从豆腐坊里喷涌出来。

每天凌晨时分，叔就起来磨豆腐了；天刚亮，婶起来喂猪；到了周末，他们的一双儿女也跟着忙活。小院子里人欢马叫、热气腾腾，那热火朝天的景象，谁见谁羡慕。

1992年正月初二，我到叔家拜年，发现他家屋里更热闹——炕上一桌是妇女和孩子，地下两桌分别坐着亲戚、邻居和菜市场的同行。

酒足饭饱后，邻居们各回各家，剩下的人，一伙儿打麻将，一伙儿玩“斗鸡”（炸金花）。

婶一边倒茶，一边无奈地对叔说：“不怕你玩，一块钱的（筹码）我天天给你包饺子。”据说，叔运气不好的时候，玩一场“斗鸡”能输两三百块——那时一天的收入也就一百多块，除了过年旺季，从来没有超过两百块。

一群人打牌吵吵闹闹，我走到屋外透风。门灯和大门两边的红灯笼把叔家的院子照得通明瓦亮，西侧的一排猪圈里早已响起一片鼾声。东侧是两间豆腐坊，里边有锅灶、水缸和电磨，贴近正房的一排偏厦子里摞满了圆滚滚的麻袋——这是叔在外地收购来的黄豆，一共五万斤，正好够用一年。环顾四周，我觉得这应该是叔家最值钱的家当了。

这时，孙三出来上厕所，见我盯着那些黄豆，就说起了叔的“发家史”。他说叔以前在农村一穷二白，只有一把蛮力，有时天刚蒙蒙亮就出去铲地，可累死累活也攒不下几个钱，“后来我爸来霍林河，他就跟了过来”。

孙三说，叔刚来霍林河的时候，本地的豆腐都用石膏点卤，豆腐能包住水分，上秤重，但口感跟脚后跟一样又硬又哽，非常难吃。叔发现了这个商机，回老家跟邻居学用卤水点豆腐，再回霍林河，就一心一意磨起了豆腐。他做的豆腐口感水嫩润滑，虽然挣得少，但卖得多。

叔能吃苦，平常凌晨2点他就起床熬豆浆、过包（过滤）、点卤水，过包的时候，满屋子的热气，光膀子干活还挥汗如雨。逢年过节，豆腐销售量翻翻，叔和婶连续几天都不能上炕睡觉。有一次叔坐在豆腐锅旁睡着了，豆浆烧开后慢慢溢出锅外，把他的胳膊全烫伤了。

那时候，我们卖菜的菜市场还没有建成，叔夜里做豆腐，白天还要推着一只独轮车走街串巷去卖。不正经上学的孙三没事就帮忙吆喝：“豆——腐，6分钱一块……”之后他去串门，发现叔家光1分、2分、5分钱的钢镚就攒了两丝袋子。

我和孙三唠完进屋时，打麻将的人已经散了，“斗鸡”的还在。叔瞪着血红的大眼说，斗鸡不是自己的强项，“咱们推一会儿牌九”。

牌九是一项比麻将还古老的赌博工具，两寸多长，扁平，黑色，上边布满了彩色的圆点。玩法简单直接，一次发4张牌，比谁拿的点儿大，俗称“一翻一瞪眼”。

推牌九输赢太快了，婶第一个反对，叔冲她一瞪眼：“过年了，玩一次牌九能咋地？别瞎管闲事！”

婶是典型的农村妇女，逆来顺受惯了，在客人面前更不敢与自家男人争执。她转身离开时扫了一眼孙三，示意他劝劝，可孙三看了一眼意犹未尽的客人们，只好为难地劝婶：“过年了，就让叔玩一会儿吧，叔都憋了一年了。”

也是，他们辛苦一整年，也就春节这几天能放松放松。

我不懂牌九，便和孙三挤在炕上睡觉，一夜之间，耳朵里全是噼噼啪啪的牌九碰撞声、叫好声与输钱的叹息声。天亮了，我睁开眼睛，只见房间里烟雾滚滚，烟蒂满地，茶杯狼藉，婶靠在被垛上打盹儿，叔一手拎着酒瓶子一手抓牌，仍在“鏖战”。

这个春节，叔狠狠地玩了几天，过足了牌瘾。正月十五刚过，他又回到起早贪黑做豆腐的生活中去了，豆腐坊的电磨“轰隆隆”地响起来，一切看起来平常又顺利。

2

1995年，我和孙三合伙买了一台解放卡车用来贩运小麦。叔看着眼红，但钱不够，就与在机关给领导开车的侄子合伙筹集了11万元，买了一台尖头的“解放141”。

那时候，有台解放141是一件很“牛”的事，不愁没活儿干。菜市场的菜贩子去北镇拉菜，都给叔面子，我和孙三也经常雇叔的车往阜新送小麦、到沟帮子拉盐。为了照顾叔的生意，运费要比别的车多给不少。

可是没过多久，叔不在的时候，他的侄子就总跟我诉委屈：因为侄子会开车，他们爷俩就没有雇司机，三天两早晨还行，长年累月这样熬，谁也受不了。

而且，叔虽然不会开车，但每次出车都要跟着，他不放心自己的亲侄子，“毕竟加油和过桥费不是小数目”。叔体型胖，占了一个座位，货主想多加一个人押车都不行。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叔每顿饭都要喝一杯，还得有下酒菜，没好菜不高兴，时间长了，客户都不爱雇他们的车了。

这一点我能理解，无论是倒卖蔬菜还是贩运私盐，都是分秒必争的事，看着车主端着酒杯不急不慌的一口口享受，谁不气得七窍生烟？但叔有自己的理由：“我们拼死拼活为了啥？还不是为了一日三餐有酒喝？如果我不喝酒，那我养车干什么？挣钱干什么？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这理由多少有些耍无赖，可他是长辈，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俗话说“买卖好做，伙计难搭”。合伙做生意，挣钱了好说，一旦赔钱，所有矛盾就会暴露无遗。

那段时间，看我和孙三拉私盐挣钱，叔的侄子也蠢蠢欲动，于是偷偷摸摸到沟帮子装了一车盐。可他刚出北镇，就被盐业公司截获，盐和车都被扣了。他四处托人说情，交了罚款，半个月后，车总算开了回来，但一粒盐也没拉走。

一天，叔喝得面红耳赤，对这事发了几句牢骚。这车盐的本金是他侄子出的，罚款也没让叔掏钱，半个月不挣钱不说，两人在旅店的吃喝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侄子本就窝火，两人很快吵了起来。

等冷静下来，叔侄二人都觉得过分了，虽互相道了歉，可是裂痕终究无法消除。为维护这份亲情，他们决定好聚好散。卡车卖掉后，侄子回机关上班，叔成了无业游民，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

霍林河的菜市场已经扩建，虽然卖豆腐的摊位增加了好几个，但如果要重操旧业，也有叔的位置。可叔觉得回菜市场没面子，毕竟是养过车的人，别的车老板都把“大哥大”抱在怀里，他却连台“BB机”都没混上。

于是，孙三向叔伸出了橄榄枝，他刚买了一台挖掘机，想让叔去工地帮忙管理油槽（罐），每天把每台车加油的账记明白就行。叔去了工地，一直到天寒地冻，挖掘机啃不动冻层才撤回来。

孙三那阵子回家就跟我诉苦，因为他工地上的司机都是老家的亲戚，管理起来非常困难。我就问叔在工地上咋样。

“别提了！”孙三叹口气，“按说叔只负责记账，没有必要天天往翻斗车里钻，可是我发现他不是一般的勤劳——三更半夜不睡觉，经常搭翻斗车出去买烟，然后就消失不见，不到天亮不回来。后来，我开皮卡车跟着，发现他竟然和几个老乡在一个废弃的桥洞子里‘斗鸡’！”

我听了哈哈大笑，孙三埋怨：“你还笑呢！叔在赌博上都吃过亏，他是吃一百个豆也不知道腥。”

孙三叔说，叔1989年刚来霍林河时，老老实实做豆腐，当年就挣了1万多，那时全国的“万元户”也没有几个。

有一天，叔卖完豆腐，菜场里的丁老四来找他玩“三打一”——这是东北非常流行的一种扑克游戏，每人抓12张牌，一个人“叫分”、“定主”，其余三人联合起来对付一家，得分够了为“破”，“主抠”翻番。

刚开始还很正常，可是有一把牌，叔竟然抓到2个“王”、3个“2”。这是难得一遇的好牌，啥也别说了，叔直接要了“一百分”，如果打光了，番几百倍，能赢不少钱。

可是，叔出牌的时候就发现有点儿不妙了，等他把手里的大牌用光，对面三家里有人老K“蹬殿”，连“破”带“翻车”，一共得了30分。算账时，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忽悠的，翻了300多倍，叔傻了眼，最后给了1万2才脱身。

这种赌局我在火车站经历过，除了上当受骗的冤大头，其余的人都是一伙的。叔以为只是打牌消遣，没想到却被熟人丁老四给骗了。

我对孙三说：“十赌九诈，凭运气耍钱那是糊弄鬼呢！如果叔心眼太实，什么人都相信，早晚还会吃大亏。”

3

那时候，孙三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年能在工地上挣回半台钩机。他每天下馆子、逛洗浴城，三天两头洗脚按摩，出门前呼后拥，即便叔再不靠谱，孙三也能给他一碗饭吃。

不过，叔却不给面子了，因为看孙三暴富，他的虚荣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打算正经八百地“赌”一把。

在叔管理油槽的这一年，霍林河的老菜市场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新菜市场的面积扩大了5倍，摊位一律用白钢打造，干净整洁且结实耐用。当然，出租价位也比过去翻了几个跟头。

中门是进菜市场的必经之地，所以两侧的摊位谁得到谁发财。到了拍卖的时候，不但做豆腐的人全部参与竞拍，连卖馒头、卖酸菜的人都掺和进来——有人打算自己用，有人则打算先把摊位搞到手，然后转租出去轻轻松松当“二老板”。

竞拍价格一路飙升，眼看年租金就要突破8万大关了，孙三再也坐不住了，他“嚯”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谁再跟我叔抢，我跟你没完！”

当时，孙三在本地小有名气，他虎视眈眈的样子把大家都镇住了。最终，中门附近最好的摊位被叔拿下了。

我怀疑这么贵的租金是否划算，叔却说：“你不懂，新摊位面积大，我可以租出去一半给别人。”

“那不影响你自己的生意吗？”

“租给你老姑，又不是外人，那个地方有多少豆腐都能卖出去。”

当晚的“庆功宴”上，叔非常低调，他一边给大家倒酒，一边说自己在霍林河混了快20年，啥也没学会，就是豆腐做得好。“这两年这儿跑那儿颠，没少折腾，没用！咱不是那块料，咱还得脚踏实地做豆腐”。

新菜市场开业之际，正好迎来了霍林河基础建设的狂潮。建筑工地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修建铁路公路、挖掘煤炭、开发房地产的各种施工队蜂拥而至，他们的到来给霍林河的服务行业带来了少有的火爆与繁荣。

叔和老姑共用一个摊位，尽管开足马力，做出来的豆腐仍然供不应求。没办法，叔雇了一个人，专门起早贪黑熬豆浆，又把自行车扔了，买了一台柴油三轮车专门往菜市场送豆腐。

一年时间，叔赚了个盆满钵满。

有了钱，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胡子刮得勤了，头发也舍得染一染了，之后又配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说话嗓门比过去大了许多。午饭也不能太简单了，别人要一碗面条，他必须下饭馆，没人陪他喝酒，他就翻开手机给酒友丁老四打电话。

丁老四在菜市场里卖牛肉。此人四十出头，身材短小，仅看外表，很难想象他能把一头千把斤重的老牛放翻、剥皮。与叔豪放耿直的大眼睛相比，丁老四的眼特别窄小，小眼珠滴溜乱转，透着一股精明劲儿。

有段时间我从辽宁拉回几十桶柴油，全卸在叔家的院子里。这是个非法的买卖，只能在早晨和晚上交易，可是连续几天，我都发现叔家本该灯火通明的豆腐坊竟然没动静。

我问婶，她叹了口气说：“你叔最近天天不着家，也不做豆腐，我听卖豆芽的说，和丁老四在一起呢，两人勾搭连环，准没好事。”

我急忙给孙三打电话，然后分头去打听叔的下落，结果孙三在一家饭店找到了他。

那几天，叔一直和丁老四在一起，他们白天“斗鸡”，晚上就到一间地窨子里推牌九。这次叔没有输钱，不是他学“奸”了，而是赌注太小。地窨子是矿区初建时遗留的棚户区，卫生条件极差，里边住的人大多是外地来的盲流，手里没几个钱。

4

高价租来的摊位没有辜负叔的一片苦心，用“日进斗金”形容收入显然有点过，但每天十五桌大豆腐、上百斤干豆腐的销量的确让人眼热心跳，也是叔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那年进入年关，叔把自家喂养的大黑猪杀了，请亲戚朋友们吃饭。丁老四仍然是座上宾，他胖了许多，眼睛显得更小，几乎眯成了一条缝。

酒过三巡，丁老四抓住了孙三的手，非常诚恳地说起自己的往事。他说自己是农村出身，靠着在菜市场里卖鸡蛋的二姨才来到霍林河，二姨夫不待见他，把他扫地出门。后来，二姨让他学卖牛肉，收牛的本钱都是她从家里偷拿给他的。

“所以，我能有今天，我特别感谢我二姨。要感谢的第二个人，就是大老孙！”丁老四觉得在菜市场里那么多人，能交心的只有叔一个，“满菜市场，谁肯借钱给我？关键时刻，只有大老孙！三万五万，十万八万，只要钱打不开点儿，他从来没让我闭不上嘴……”

说到激动处，丁老四又讲起他和叔是“生死之交”：一次，叔跟着丁老四去北萨拉收牛，回来时下冒烟雪，丁老四被冻抽了，躺在雪地里一步也走不动，“我都等死了”。最后是叔用拴牛的缰绳把丁老四一步一步拖到公路上，救了他一命。“这辈子，我就是忘了我爹忘了我妈忘了我二姨，我都不会忘了大老孙！他是我亲哥，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孙三说，这事他知道，整个菜市场，都知道他俩关系最铁。我不无调侃地说：“就是，这年头不是骨肉至亲，谁会轻易把钱借给你？”

“错！”丁老四更正道，“这年头，至亲骨肉都不好使。但是大老孙好使，绝对好使。”说完，他还冲叔竖起了大拇指。

吃完饭，叔照例要玩几把“斗鸡”，不玩不让走。婶不得已，又把扑克找了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把自己的担心跟孙三说了——叔不但贪杯，还特别恋赌，可耍钱最忌讳喝酒，因为喝多了控制不了自己，会失去理智，还会上当受骗。“那个丁老四绝非善良之辈，我看他不但喝酒耍滑，耍钱也藏奸，叔绝对玩不过他。”

孙三也忧郁地说：“以后得看住他，别出去玩，更不能玩大的。”

时间过得飞快，一年又过去了，叔的儿女先后结婚，肩膀上的压力得到了释放。此后，他喝多酒时，嘴上也没有把门的了，一时间，连菜市场里看厕所的老太太都知道叔发了大财。而且，他跟一个有夫之妇“相好”的事，也开始在菜市场里疯传。

一天，我媳妇去市场买菜，回来后神秘兮兮且不无讥讽地说：“人一有钱就学坏，这话一点不假。叔可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但人牛X，钱也牛X。他现在过的可是神仙的日子，不！是皇上的日子。”

我不许媳妇在背后说叔的坏话，但我心里清楚，有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没过多久，婶突然来找孙三，说叔又失踪了。孙三给亲戚们打了一圈电话，都说“没看见”。我接到电话时，正在煤矿装车，第一时间就想：叔会不会又跟丁老四去收牛了？

可孙三说，婶已经去菜市场问过了，大家都说丁老四刚收的三十多头牛被查出口蹄疫，让防疫站给拉走了，他已经好几天没进菜市场了。

“得赶紧报警啊！别真的出啥事了。”我说。

孙三让我别急，他再去找找，“如果没有（找到）再报警”。

等我从煤矿回到市里，叔家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小院不见了，猪圈里的猪没了，鸡架里的鸡没了，仓房里堆积如山的黄豆也没了，眼前只剩下满地的泥泞和肮脏的垃圾。

孙三跟抢运作战物资似的，一夜之间把叔的财产搬了个精光。忙活完这一切，他才把叔耍钱输了的事详细地告诉我。

原来，叔失踪的这几天一直和丁老四在外面玩“斗鸡”。这次赌注有点大，刚开始叔赢了几万块，可后来运气不好，赢的钱倒回去不算，还把自己带去的1万多元输得精光。

叔想走，可丁老四拦住他：“哥，你输没了，我有钱，咱不能这么认输，太磕碜了，咱必须翻本！”他说自己带了5万，让叔只管玩，只管往回捞。叔谢了他，还承诺捞回来的钱分他一半。

就这样，叔越输越捞，越捞越输，把丁老四兜里的5万元输光后，又在“局东”那里借了22万，里外连现金带借款，一共输了28万。

等孙三找到叔的时候，这场赌局已经结束了。

叔被孙三送回家，进门就一头栽倒在火炕上，一句话也不说。婶得知消息，趴在炕沿上嚎啕大哭，一把把揪叔的头发，骂他、咒他、扇他耳光，可又有什么用呢？

孙三说：“婶你别闹了，咱们研究研究对策。”

叔翻身坐起来，络腮胡子乱糟糟的，一看就知道好几天没有梳理过。

他已经回过味儿了：“是隋老七他们一伙，咱惹不起。”

孙三顿时就傻了——隋老七是本地黑社会的老大，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有人，自己的名号再大，在隋老七面前也都不值一提。

“一周内得把借的22万和丁老四的5万元还上，否则他们会挑了我的脚筋。”叔说完，彻底蔫了。

如果凭“点”输，心服口服，如果被他们做局骗了，就应该报案。可孙三考虑再三，觉得行不通——叔这属于聚众赌博，如果报警，不但钱要不回来，人还有可能被拘留。另外，他还担心报案会让叔遭到更严重的报复。

孙三再次跟叔确认，他到底掏了多少现金。叔说就1万多块，孙三劝他干脆一走了之，那谁的钱都不用还了。

“走？回老家？”见孙三使劲点头，叔哭了，“那我这么多年不是白奋斗了吗？”

孙三说，只要叔走了，家里的这些东西他们不敢动，自己可以帮忙把房子、黄豆、牲畜处理掉，做豆腐的家什不值几个钱，老姑能用的，都给她。“菜市场的摊位谁用谁给钱，这些都瞎不了，你想想吧！”

是走？是留？几分钟后，叔终于下定了决心。

5

那天早上，叔和婶连饭都没吃，便偷偷搭上一辆拉煤的货车回老家了。

叔走后，孙三把叔家的东西迅速低价处理掉。晚上，他又雇了一辆农用车，把库房里最值钱的黄豆一股脑都倒腾到了老姑家。

一夜之间，孙吉林这户人家便从这个边陲小城彻底消失了。

叔逃走的消息很快传到那些人的耳朵里，可面对空空如也的三间土坯房，他们只能自认倒霉。事情暂时平息下去，孙三冷静下来，可他还是觉得憋屈。一天，孙三喝多了酒，到菜市场找到丁老四，问他为啥要和外人一起欺负叔。丁老四起誓发愿，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绝对没有跟外人合伙做局。

丁老四说，叔挣了那么多钱，眼红的人多了去了，好多人都在算计他。可他自己不知收敛，不但到处吹牛X，还和有夫之妇勾勾搭搭。“我们耍钱那家的老娘们儿跟他就有一手，要不能去人家家里玩吗？我也输了十来万，我还觉得冤呢！我还说是你叔和那个娘们合伙骗了我呢！”

孙三被气得目瞪口呆，可是丁老四有解骨刀在手，即使他再生气，也不敢怎么样。

很快，叔被人骗了28万的事就在菜市场里人尽皆知了。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没人替叔说句公道话，反而都说叔嘚瑟大劲儿了，发点小财不知天高地厚，喝酒、耍钱、嫖娘们。似乎他被骗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这些话，让在叔的摊位上卖豆腐的老姑愤懑不已，她回来说：“丁老四输的钱都要回来了，还到处埋汰我哥，他把我哥当成傻子耍，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可是，叔已经远在千里之外了。当事人不出面，亲戚朋友的抱怨与牢骚，都是隔靴掻痒罢了。

往年过春节，叔都会送我家几斤干豆腐和几块大豆腐，正好够吃一个正月。如今，我每次逛菜市场，看见曾经属于他的摊位，都会感到惋惜。

叔回到老家后，和姊妹合伙盖了三间砖瓦房。2015年春节我去看他时，院墙还没有圈完，园子里堆满了积雪，屋里只有一铺大炕，一只靠边站饭桌，空旷惨白的墙面上连台电视机都没有。

叔的鬓角白了，眼睛也浑浊不清，他拉住我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几杯酒下肚，叔有点后悔当初的决定，他说：“不如不回来了，如果不回来，一年就能挣20多万，那点饥荒算个啥？”

叔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老姑接手他的豆腐摊位后，两年挣了40多万。

“那你想不想回去？”我问。

“我咋不想呢！可是回去住哪儿？豆腐坊都没了，回不去啦！只有做梦还时常起早，拉电磨，开吹风机，有时好像睡在豆腐炕上，热乎乎的，突然就起来穿衣服，莫名其妙地下地，到外边一看，黑咕隆咚的，天还没亮……”叔哭了，哭得很伤心。

婶在一旁说，叔回来的第一个月，嗓子冒烟，满嘴都是水泡，不能说出话，足足在家趴了一个月才下地。那时候，他们住在三姑家，她家正好要盖新房子，叔就拿了3万元入伙，“要不咋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

等盖完房子，有了小园子，叔也没心思种，天天去村里的小卖店看热闹。等心情好了，脸色正常了，吃饭喝酒也正常了，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动不动就吹牛，还把在霍林河输钱的事拿出来显摆，不但不嫌磕碜，还像多英雄似的。

我问叔现在还玩不玩牌了，婶说玩是戒不了，但是农村的局小，叔小麻将不稀得玩，大麻将人家又不敢和他玩，因为他一边玩一边喝酒，谁都怕出事，整得麻将场里人人都躲着他。

2017年，霍林河开始打击黑恶势力，没人再敢跟叔讨要那笔赌债了。叔又回到这个边陲小城，只是他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他不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而是一个探亲的客人。

丁老四还在菜市场里卖肉，没发大财，却也没啥闪失，听说叔回来，说啥也要请他吃饭。说来奇怪，叔竟然欣然应约，他们之间的债务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顿酒喝完，叔和丁老四又成了好朋友。

叔对我们说：“事情都过去了，不计较那些了，毕竟我也没损失多少钱。”也许，叔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只记得别人对他的好，而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和事，他一概选择遗忘。

回吉林老家之前，叔偷偷去郊区看他的老房子，遗憾的是，所有的平房都不见了，那地方被霍林河坑口发电厂征用了。

2018年春节，婶给孙三打电话，说叔在麻将桌上突发脑溢血，经过抢救，落得一个半身不遂的毛病。婶说：“你们放心吧，以后，他再也不能喝酒耍钱胡哕哕（胡造）了。”

后来，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连续住了两次医院，把当年卖黄豆和房子的钱花得所剩无几。出院后，他生活不能自理，婶一个人无法照顾，遂搬到了女儿家。女儿在自家楼下租了间仓房给他们住，下班后照顾他。

2020年疫情肆虐，人心惶惶，4月的一天，婶再次给孙三打电话，说叔身体越来越差，想回霍林河，“他说就是死，也要死在霍林河”。

可是因种种原因，叔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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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一个勺子》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