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贪污千万的同学：被抓时躺在钱堆里

1

我的心情沉痛且复杂，独自驱车70公里，赶到市郊外的看守所，去会见因涉嫌贪污受贿罪的被告人，他是大学睡我下铺的兄弟——张军。

海边初冬的天气潮湿而阴冷，恍然中，眼前出现二十年前在法学院里的一幕：下课铃已响，楼道里传来急急的脚步声。有人在收拾书包，夸张地制造着响声。我的肚子咕咕地叫着，来自南食堂厨房的红烧茄子味，一点一点越过操场，飘进教室——可教授仍然没有要下课的意思。

年逾古稀的老教授还站在讲台上，倒背双手，双目微闭，稍抬起头：“这个犯罪嘛，一种是因为贫穷，一种是因为贪婪。”

张军站起来，“那么，老师，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不按课本上的什么，贝卡利亚的刑罚论，龙勃罗梭天生犯罪论，费尔巴哈社会学论，就写——”他故意把声音拉长了，模仿着教授的陕西口音，“这个犯罪嘛——是因为贫穷和贪婪。”

课堂上轰地笑了，饭盒敲击桌子的声音更加猛烈。

老教授醒悟过来，脸红了，颤巍巍地抬起手指，远远地，隔着空气戳向张军，“哼！你娃——下课！”

我们“嗷！”地叫着，起身奔向食堂。

2

我们宿舍七个人，张军年龄最小，被称为“老七”。

二十年前的大学，上学还不收学费，毕业还包分配，走到社会上，人们还会叫我们“天之骄子”。像我们学法的，毕业最差也会分配到县级公检法。

每次下课，我们七个都会一起冲进食堂打饭。我一般会买两份菜，一荤一素，外加二两米饭或两个馒头，这些加起来大抵一元钱左右。同宿舍的其他几个人凑在食堂的圆桌上，边吃边吹，顺便把筷子伸向别人的碟子。

只有张军打一份两毛钱的清汤面，端到宿舍吃。等我们吃完饭回到宿舍时，他已经在刷碗了。我们问，“张军，你怎么不吃菜？”他脸很快涨红了，粗着脖子说，“哦？我们北方人喜欢面食。”

希腊人说，人不能隐瞒三样东西：咳嗽、贫穷和恋情。我们很快发现了张军为什么不吃菜。他穿的中山装洗得发白发蓝，上面还打着补丁。晚上睡觉，脱下外裤，露出用碎布头缝制的花裤头。

每到周末，我们都会商量着到外出游玩，而张军总不和我们同行。“有个刑法上的问题我还没搞清楚。”他背起书包去教室，孤独的背影消失在周末热闹的操场上。他总是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往于宿舍和教室之间。早晨很早去，晚上很晚回来。

有一天晚上，踢完球很累，我早早睡了。半夜醒来听见有人哭，那声音很小很压抑，起初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后来听到那声音真切地从下铺而来。“张军，你怎么啦！”我爬在床边悄悄地问，他翻了个身又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问起，他红着眼睛说，“做了个梦。”

后来，我们从辅导员那里知道，张军的父亲很早去世，有个姐姐出嫁早，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以后的日子，每到宿舍聚会，我们也会主动把他拉上，凑份子也主动免了。

慢慢地，张军和我们融入一起，他学习依然很努力，对宿舍的其他人都非常客气，脸上始终笑咪咪地，亲切地叫我们每个人“哥”。他会主动地把宿舍的开水瓶打满了。

3

张军的成绩在班上一枝独秀，高高瘦瘦，还带着一丝忧虑。那个样子最吸引女生。

一段时间，班里的女学习委员贾玲玲，常来宿舍找张军讨论学习问题。学政法的女生本来少，漂亮的就更不多，贾玲玲就算得上一个。

我们羡慕张军艳福不浅，但是他却总是躲着贾玲玲。有次，我回宿舍，看见张军一个人在里面应梳子反复梳头，顺手把同舍“小广东”的西服穿在身上，长久地在镜子前欣赏。我暗想这家伙是不是恋爱了。

当时，我本想大喊一声吓他一跳，可很快，楼道就传来同学们下课的脚步声。张军赶紧脱下西服，坐在桌子前看起了书。

第二天 “小广东“穿上西服，突然失口喊道，“哎呀，我口袋里的钱不见了？”

一时间人人自危。我赶紧说，“你记错了吧？这事再别问了，学法的人要讲证据。”

“小广东”嘟囔着说，“，昨天刚破开的一张一百元，还剩下八十，一分没有了？”他把衣服的口袋翻开了露在外面。

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张军平静地背起书包去了教室。这事就过去了，但张军在镜子前独自试穿西服的样子，多年后我一直记着。

转眼间四年过去，毕业时，我到北方当兵，张军南下至海边的城市当了一名检察官。很快，我们就失去联系。

偶然听同学说，张军还保持着大学里的勤奋本色，四季穿着检察官制服，经常加班至深夜。他还把母亲接到身边，三年后，因工作努力，张军还做了检察长的乘龙快婿。后来为了避嫌，他辞去检察官的职位，成了区党委办公室的一名秘书。

2000年，分别五周年的我们又在母校相聚，那是我在毕业后第一次见到张军，也着实令我大吃一惊——一身笔挺的西服，仍笑咪咪地，像明星那样帅气逼人。他亲切地和我握手，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

吃饭的时候，同学们要么喝白酒，要么喝啤酒，只有他喝红酒，且每次只喝一口。诉说离别之情，怀念大学时光，几杯酒下肚，我们回归本色，又开起玩笑、打闹，只有张军仍正襟危坐，像领导接见下属那样挨个和同学碰杯。

“有什么事说啊！”我想第二天单独和他好好聊聊，他却坐着飞机匆匆离去，歉意地说：“身不由已啊！”

4

转眼又是六年过去。

2006年，台风“榴莲”席卷着我们的这个小城市，两小时内，降水70毫米，城市的排水系统几近瘫痪，区保障房在大水里歪倒了。多名农民工不幸遇难。

事故调查组发现楼的地基存在偷工减料之嫌，工地负责人交待，自己曾向保障房领导小组负责人、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张军行贿200万元。

我大学同学张军被市纪委“双规”了。

张军坚决否认自己受贿。在纪委的办案点，张军被关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24小时监督。20多天过去，无论如何盘问，他都坚持说：“我是经得起考验的。”以至于办案人员都认为他是清白的。

他和母亲及配偶名下没有任何房产和存款，办案人员甚至远赴他农村的姐姐家中调查。他姐姐仍住在黄土筑成的窑洞里，靠养猪勉强供养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她对办案人员说，“钱？我没见过他的一分钱，小时候白带了他，我没有这个弟弟。”

张军被解除了“双规”。工作组认为，事故的发生张军负领导责任，但没有直接责任，只是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

之后的某个晚上，张军打电话给我说，“一起坐坐”。

他瘦得厉害，像经历了一场大病。我俩找了个地儿，喝起酒来，有些醉意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哥，我可能走错路了，我要是要是毕业和你一样做律师，可能不会有今天。”“哪里，你有今天，是因为优秀，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

张军突然大笑起来，笑得我莫名其妙，很久就继续一言不发。

再后来，他彻底喝醉了，喝得上吐下泻，醒来时对我说：“哥，给您说个事，万一我进去了，你给我辩护。”

“胡说什么呢？已经证明你没事了。”

“不，我给你写个书面授权？”

“你醉啦。”

“我没有。”

5

张军真的出事了。

原来纪委解除对他的“双规”只是一种策略。办案人员通过跟踪发现，他定期去一个偏远小区的公寓。一天晚上，办案人员到公寓，敲门无人应答，就直接撬开了锁，令所有人大吃一惊是，在黑暗的房间中，张军躺在一叠一叠人民币堆成的地板上，像一座雕像一样。灯光在纸币水印上，反射出熠熠的蓝光。

“你们来了？我知道你们会来的。”他喃喃地说。

办案人员从这间住处搜出人民币1082万元，美元32万元，欧元14万元，港币22万元，以假身份证办理的房产证11处，还有古玩字画若干。张军因涉嫌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在看守所见到到张军时，他穿着橘红色囚服，头发被剃得精光。”（图：ＣＦＰ）

我在看守所见到到张军时，他穿着橘红色囚服，头发被剃得精光，人看上去反而胖了，精神状况比我想像得好。

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我承认我无法读懂这个人的心，就像二十年前在法学院，第一次和他相见时那样。虽然看上去我们很亲，但我始终没法走近他。

“那些——1000多万元，还有房子，都是真的？”

“是。”张军头低着，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军把头抬起来，不看我，注视着房顶，像是回忆一件久远的事。

“50元。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时，取消了一项制度，免于起诉。我做检察官时，办了第一起免于起诉了案件，有人涉嫌盗窃。我对他宣布了免于起诉书后，收了50元钱。那是我利用权力所获得的第一笔钱，我至今记得。”

“害怕过吗？”

“害怕过啊，几天几夜心神不宁。那个人科长认识，只要他的屋里电话响起，我就把耳朵竖起听，我怕呀！”

“后来就不怕了？”

“是。慢慢就坦然了。给他们办了事，收钱是理所当然的。”

“唉！老七，你太贪了。”我说。

“哥，你尝过贫穷的滋味吗？”

我摇摇头，不知如何回答他。

“当我躲在宿舍里一个人吱溜吱溜地吸面条，你们他妈的问我，张军你为什么不吃菜？就像晋惠帝问大臣，那些饿死的百姓为什么不吃肉？难道你们真的看不出我没钱？”

“当年，学习委员贾玲玲扑到我怀里时，我拒绝了，为什么？因为贫穷没有爱情啊！还有，小广东西服里的钱是我拿了。我拿了那80元钱，在学校门外的小馆里要了两盘肉，一盘饺子，一瓶啤酒。我一边吃，一边流眼泪，哥，我半年没吃过肉了。我感激你，没有让这件事在宿舍查下去。”

“为面包偷不是偷。可是后来你拿了200万后，那楼里的钢筋和水泥就少了200万，后来死了那么多人！”我问他。

“我何尝不难受，经常半夜醒来，心里空荡荡地，像是被飓风刮过。我知道那些钱不能拿，拿了也不敢花，可是有了足够多的钱我才心里踏实，，把它们抱在怀里，睡在上面，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缺钱了。”

说完他嚎啕大哭起来，把脸蒙在戴着手铐的双手里。我眼泪扑簌簌而下。

走出看守所，阳光猛烈打在身上，我却阵阵发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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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写作工作组】大国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