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要到麦加去

1

老家在乡下，距离我的新家不足七十公里，距离弟弟的新家不过十里。但是这些年，我们都觉得与老家越来越疏远了。

我已经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有回去了。对老家的记忆，仿佛永远停留在了我们离开的那一天。

那天，我办好了媳妇所有的调动手续，搬家的皮卡车停在门口。

我们住的那两间东边的屋子，大大小小的包裹堆了一地，一片狼藉。弟弟、妹妹、妹夫忙乱地装车，嘴里不停地开着玩笑。母亲则默不作声，只是一遍遍地跑出跑进，拿着她给孙子做的大包小包吃的，安排人装到车上去。

我们走的时候，大家一遍遍地挥手，母亲瘦小的身子立在院门边，抱在身前的手，时不时地揉揉眼睛。

媳妇和弟弟原来都在乡中学教书，媳妇调走后，弟弟也被调到城里的重点中学去了。刚开始，他还能在周末回老家院子里住两天，后来他在城里买了房，也就顾不上回去了。

老家，成了我们家的一个难题。

老家建在庄子外面, 这里原是一弯闲置的沟堤，四周开阔。那一年，父亲嫌庄子里拥挤、嘈杂，在翻迁宅屋时，特意把宅基地换到了庄外的沟边。如今，父亲过去在三亩大的院子里亲手植种的各种果树，也已亭亭如盖了。

父亲去世几年后，果树疯长，枝叶都合在一起，连成一大片。母亲说，有时候她一个人在地里干活，猛然抬头，近处的树影常会吓她一跳。要是遇上刮风下雨的时候，院里更是阴得瘆人。婶子也说，有时候她来院中很长时间了，我母亲都不会发觉。

老家确实成了我们家的难题了。

家里面南的正房有六大间，父亲当年设计的时候，还总觉得不够用。可如今，三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小妹在省城上学，我和弟弟只用东边的两间结了个婚，住了不到一个月，相继都搬出去了。现在，这空荡荡的房子，成了母亲的负担。

这几年，乡下晚间偷盗猖獗，弟弟在母亲住的那几间屋子的门窗上，装了牢牢的钢筋防护栏。其它几间索性连锁也不再上了。母亲一个人住在老家，我们很不放心，四爷也几次委婉地提起：“寡妇人家的，六十过的人了，身边得有个照看得人。”

是要为母亲的将来做个安排了。

2

我们开始动员母亲到城里去。开始母亲欣然同意，当着邻里的面，把包裹搬到我车上的时候，她脸上还洋溢着少有的满足。但在我家住了不到一周，母亲就觉得憋闷，不几天就回去了；到了弟弟那儿，也是住不习惯。

往返几次，母亲还是不能适应。后来，她到我家，进门就会说：“我住上两天就回去，你舅舅家有事！”刚开始，我们还信以为真，等母亲说完了各路有事的亲戚，我们才渐渐发觉，这只是她不想伤害儿子儿媳的借口而已。

没人能说服母亲。她不识字，没文化，表达的理由我们不能接受时，母亲只是流泪、摇头，反复念叨：“蛇钻窟窿，蛇知道。”

媳妇说：“这样不是个办法，让她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她会有说不出的委屈。我们应该想一想，妈为什么宁愿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也不愿到城里的原因。”

是啊，母亲为什么不愿到城里来，住在自己儿子家呢？

母亲有什么呢？只有一个人孤寂地在老家空荡荡的院落里游荡。（图：CFP）

我和媳妇猜想，母亲不愿到城里来，可能是与我们交流有障碍。

母亲讲的事都琐碎而简单，离不开老家的院子，离不开乡里乡亲，有时候第二次来，还会说起上次讲过的事。

而我们总是忙，除了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其他的话题母亲也插不上嘴。

我的儿子在屋里写作业，母亲纳着鞋底坐在窗边看，时不时问：“你爸你妈吵不吵嘴？”“你爸骂不骂你？”类似的话。儿子渐渐大了，他也看不上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了。

姑姑、姨妈们倒是很羡慕我母亲，她们向我母亲抱怨“儿女们不够顺心，不够孝敬，一年都不给爹妈几个钱。”母亲总是听不下去：“当初我一个人，养羊种菜供养孩子上学的时候，你们在干啥呢？”

母亲的反问，让姑妈、姨妈们无以应答。然而，她们虽少了一些来自儿女们物质上的孝敬，可至少还有天伦之乐。母亲有什么呢？只有一个人孤寂地在老家空荡荡的院落里游荡。

我们给她钱，母亲都存到了银行。她说自己经营老家的园子，只要勤快一点，就到处都是钱。

我搬了新房，母亲按照老家的习惯，给房子“洗泥”，出了两千块的礼钱，说要给儿子装面子；大妹家里有困难，母亲悄悄塞了一个折子，叮嘱她过紧日子也不要熬坏了身子；二妹生了个女儿，母亲张罗姊妹几个给孩子“做满月”。

母亲说：“风风光光地，不要觉得没了父亲，家里就没了脊梁骨。”

可我们又给母亲孝敬了些什么呢？

3

四爷曾对我说：“你妈是一个拴在石头上都饿不死的人。别看她个子小、身子单薄，过去那可是我们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劳力。”

母亲在老家院中忙碌的情形我是清楚的。1986年，父亲身体出了毛病，我和弟妹们都在县城里读书。母亲没了帮手，不得不上缴了村里的承包地。真正属于母亲的，就只剩下老家那块近三亩大的园子了。

不识字的母亲，先从舅舅家学来了种菜技术，在老家前院向阳的地方搭起了三分地大的蔬菜大棚。这让母亲原本可以闲静下来的冬季，也变得异常地忙碌。

每天早晨太阳一出来，就要将棚上的“蒲扇”一个个卷起，下午太阳落山前又要一个一个地放下压好。早期的蔬菜温棚还要架上土火炉提温，每晚要定时去添加煤饼，清理煤灰……

温棚里的菜很娇贵，温度、湿度稍稍控制不好，就会出问题，严重时还会影响一茬收成。我们偶尔也会到温棚里，去给母亲搭个帮手，但时间总不会很长——父亲和我都胖，在温棚里呆不上十分钟，就会觉得喘不上气来。

于是，温棚里育苗、培秧、移植、施肥、除草、打药等杂活，几乎全部都落到母亲一个人的身上了。

最忙的是蔬菜成熟的季节：夏天，大量的西红柿成熟，上市将近二十多天，母亲每天清晨礼拜结束，就去赶集，下午回来还要摘柿子，为第二天赶早市做准备；冬天，温棚里的芹菜要把菜秆一根一根地掰下来,整理齐了，再一斤一斤地捆好把。最后, 洗干净的菜要放平整，才能装进塑料袋里。

整菜、洗菜，这几乎成了母亲每天晚上必做的功课。

父亲是一个耐心的听众。市场行情、顾客心理，就是他与母亲每天交流的话题。母亲爱讲她节省的故事，说她今天卖了多少钱，也没吃个饼子、吃碗拉面。每当父亲听到这里，就好像真的生气了，质问道：“你咋是这么个人呢？”

母亲爱听这样的话。

我早先没有卖过菜，不知卖菜的辛苦。读师范的那年冬天，一茬芹菜出棚的时候正赶上春节，那时候，父亲的两只脚肿得像馒头（痛风），疼得下不了地。母亲忙不过来，我不得不扭扭捏捏地上了街。

我不会吆喝，城管来了也没有“眼色”，遇到顾客买个斤斤两两的，情急之下，还笨嘴拙舌地算不清账。

一上午下来，卖掉的少，冻坏的多，卖菜的钱连个饼子都买不到。母亲却很灵活，她瘦小的身子抱着菜，满街跑着卖，琐碎的“婆婆账”，她算得又快又准。

家里种温棚的这四五年，父亲因为心梗住了三次医院，被下过两次病危通知。这几年，我们兄弟姊妹，也都相继完成学业。母亲虽然疲惫但很自豪，常说：“耐过几年就好了。”

二舅妈夸她：“几年里，干了一番了不起的事业！”母亲不知道“事业”是啥意思，但很满足。

后来，温棚里病虫害增多，种不下去了，母亲就打算种果树。南院植了苹果树、梨树；东院架了葡萄；北院栽了李子树；就连西边的沟坡上，她也移了些沙枣树。没了空闲的地方，她还能根据时令，在树行之间，轮茬植些蔬菜。

“人勤地不亏。”母亲坚信这条谚语。

院子在父亲去世前的那两年，达到了高产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李子树多，结得又多，几天之内卖不掉，就会烂到地里。树高，摘起来又很不方便，母亲五十多岁了，整天爬上爬下的。

父亲去世那年，家里的经济负担比原来轻多了，可母亲依然忙得脚不沾地。妹夫说，“母亲是习惯了，一闲下来就不自在，精神没了依靠。

但这份“事业”，是母亲不愿离开老家的原因吗？

4

“一个寡妇人家，不跟着儿子到城里去，独自守在老家破院子里干啥呢？”四爷着实不理解。

早先，对于寡妇的辛酸，我是没有多少认识的。近几年，亲戚家的事多了起来，我才渐有体会。

先是我的挑旦（妻姐的丈夫）出了车祸，不治身亡，妻姐四十几岁成了寡妇；后来，身体一向硬朗的妻哥突然查出了胆管癌，三十多天后就无奈离世，妻嫂五十来岁成了寡妇。

挑担刚离世的那几年，妻姐见人就止不住泪落，话都说不连贯。我们劝她：“人活在世上都是短暂的，好在家里房子也盖好了，三个儿子也大了，就算还有两个没有成家，也还有我们这些亲戚帮衬着，不至于难到无法过活。”妻姐听了却哽咽地回答：“不是的，不是的。”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我们常从物质的角度去衡量寡妇的生活境遇，企图以物质的帮衬来抚慰别人内心的创伤，这是多么肤浅和苍白。

妻哥的突然病故，让妻嫂几天之间苍老了许多。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她精神都出了问题。

每次见了我，她就抱怨我挑旦在医院时没有提醒她想别的办法，没有给她撑腰鼓劲，以致于让她做出了至今都不能宽谅的决定。她常常叹息说：“唉，要是放在现在多好啊！”

妻哥得病的那一年，农村还没有实行医疗保险。眼见着得了这“烧钱”的病，妻哥不愿人财两空，主动放弃了治疗。但他这看似理智的选择，却让自己的妻子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当我朦朦胧胧地认识到这一层时，母亲已经寡居四五年了。

最开始，医生怀疑我父亲的病是胃癌。当我拐弯抹角地劝父亲到银川去好好治一治的时候，母亲突然哭得很伤心。

母亲的哭，是一阵一阵的。她会抱上一捆竹竿子到园子里，先把风刮倒的大豆秧苗扶正绑好，再哭，哭了一会儿，又会拿起铁锹独自在菜园里灌水施肥……

母亲三番五次地突然哭泣，让妻子和弟妹都受不了，她们说：“你心里不好受，就躺一躺，痛痛快快地哭一哭。要干啥活，我们去干。”母亲又不吱声。

父亲的癌症恶性程度很高，不久还是走了。那天下午，我们从坟地回来时，母亲已经晕过去几次了。朝过罕至（到沙特麦加朝觐）的奶奶不停地劝：“真主的事大，人最终都有个归回，在这么吉庆的斋月，是好事。”

三天后，亲友们都陆陆续续回家了，除了大舅、四爷常来给父亲走坟，到家里来念经，老家就变得冷冷清清了。

妻子说，那些日子，她上完课回家，常看到母亲一个人在后院的墙根下哭。

这个院子里有太多的情景永远成为故事了，这是不是母亲不愿意离开的原因呢？

5

又是一年冬天，母亲在城里还是住不惯。我们答应她可以回老家看看，但条件是要住在弟弟家的楼上。

母亲确实照办了，但弟弟说，她常常像上班一样按时回老家，有时中午也不能回来。后来，邻居马奶奶告诉我：“你妈在清真寺学经呢！”

原来，坊里清真寺里正在办班教阿文，母亲每天回老房子看一眼，接着就到寺里跟着阿訇（编者注：回族传教者）学念经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二妹从母亲的提包里翻出了两个皱皱巴巴的小本子。一个本子上歪歪扭扭地画着我们的名字还有电话号码；另一个上面写着几段我也看不懂的经文，标着向上向下的箭头。二妹开玩笑说：“妈的字写得比毛丫（二妹的女儿）还好看呢！”

母亲听到了，忙从里屋跑了出来，红着脸抢走了本子，藏在围裙下。她说：“我这辈子就遗憾没念过书，到现在啥都不方便。阿訇教的经，人家念过书的学得就是快，记不住念法就用字一标，回到家里自己还可以照着念。我就不行了，非得别人教才行。你爹在的时候，还可以呢，现在没处问去了。”

我们说着家常，不觉就聊到小姨家，母亲立刻说：“我的这几个姊妹，就你们小姨过得好一点，前些天，人家两口子递了申请，想朝觐去呢！”（编者注：朝觐"是伊斯兰教为信徒所规定的必须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每一位有经济和有体力的成年穆斯林都负有朝拜麦加的宗教义务。所有穆斯林，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一生至少要前往麦加朝觐一次。）

大妹夫估摸着两个人去朝觐，恐怕得要十万块钱。母亲又说：“有钱还不一定能去呢，听说写申请的人已经排了三千多，七八年还不一定能轮上呢。”

弟弟不能理解，母亲就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粗疏到了啥程度，吃得好，穿得好，就是享福了？人一辈子信仰的功课你不做，死了怎么个交待？指望儿女搭救吧，儿女的屁沟都扑拉不干净呢！自己的功课，还是得自己早早努力完成。”

“妈是不是也想去朝觐呢？”二妹问道。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她：“哪有那么容易呢！说朝觐就朝觐，多少人多少年都等不下一个指标。这个事许了愿就得做，是不能随便说的。”

母亲是有了努力完成朝觐功课的想法了，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不愿离开老家了。

6

母亲在清真寺学了一冬的经，本子密密麻麻的都写满了。开春的时候，她早早地回到老家，务劳她的院子去了。

二妹打电话，叫我打开“宁夏穆斯林朝觐网”看一看，说在申请人的排序名单里，有两个和妈同名的人，会不会就是妈呢？我们一家围在电脑前，看到了小姨爹，小姨妈的名字，也看到了两个同母亲一样名字的人。

按照申请的人数，我们觉得母亲在两三年内得到朝觐指标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万一真的是母亲呢？

我和媳妇商量。母亲一辈子辛辛苦苦守着老家，朝觐是她朴素的坚守和信仰，也是她不能坍塌的精神支柱。支持吧，可这前前后后最少也得近六万块钱，我们姊妹五个经济情况各异，由谁来承担这笔费用呢？

我又向母亲询问这件事，母亲说：“你们心上不要放负担，我连字都不认识，怎么会是我呢？”

事情就这样放下了，第二年的五月，小姨爹、小姨妈的朝觐指标下来了，的确没有母亲。斋月过后两人就要到麦加去朝觐。母亲陪他们去交钱、买毛巾、办手续、办护照……甚至连他们在朝觐路上要吃的干面片、肉臊子，母亲都帮他们准备了。

看着母亲如此热心地忙活着，我想，倘若是母亲自己去朝觐，她该有多开心啊！

“妈想去，要不我们也想想办法，给弄个指标，让她同小姨爹、小姨妈一同去。不然以后要走，身边没个照应，还不让人担心死。”媳妇问我。我觉得媳妇的话有道理，于是就召集齐了家人，决定同母亲谈一谈。

母亲这才告诉我们，一年前她请小姨爹给她写了申请，递到宗教局，她去问了几次，人家说排名在后面，一两年内可能性不大。

她不让我们去找关系，说阿訇讲了，掏钱送礼把别人的指标挤掉自己去朝觐，是坏良心的，使不得。母亲想通过正规路子得到指标，两三年，也正好做准备：“这事你们也不要有啥心理负担，我的事情我知道。你们该干啥干啥，不要操心。”

母亲依旧经营着她的果园，每天忙个不停，她有着自己的节奏，更算好了季节——李子卖完卖桃子，桃子卖完卖玉米，玉米卖完苹果又接上……

我们劝母亲注意身体，要不然等指标下来，身体垮掉了也去不成。母亲依然说：“我的事情我知道。”

小姨爹、小姨妈朝觐去了四十多天，回来的时候都瘦了一圈。他们到家的第二天就双双躺倒了，在卫生所输了一个星期的液。

姨爹感慨：“这一趟，体力不好的人走不下来。吴忠东大寺的一个哈志刚到，第二天就不行了，咽了气（编者注：哈志，伊斯兰教称谓。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朝觐者”。专用以尊称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并按教法规定履行了朝觐功课的男女穆斯林）；杨马湖坊上的一个老奶奶是老伴陪着去的，结果在大朝的时候挤丢了，找了一下午没找到，晚上沙特的警察拿着手牌找到我们团里的时候，说人已经送葬了，老伴都没有看上最后一眼；你们二排坊上有个姨妈，自己上了个厕所就掉了队，我们碰到的时候，哭得都站不起来了……”

“身边没个伴儿，那确实是个问题。过安检、卸行李、上车下车，包包蛋蛋的，稍不注意不是这个扔了就是那个丢了。有个老汉换完沙币后，就把身上的钱丢了，也是哭。” 小姨妈接着说。

“那个地方还有小偷啊？”母亲很惊讶。

“禁寺、射石场这些地方还不错，可周围也有一些卖货市场啊，几百万人，哪能没有小偷呢？”小姨妈说，“吃饭也不方便，当地的东西吃不习惯，只能自己用电炉子做，人不麻溜连电源插头都抢不上。”

听了他们的话，母亲既新奇又紧张、毕竟，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还有那些不可预料的情况。

那个冬天，母亲早早地就住到了弟弟的楼上去了，还经常去姨妈家。她叫姨妈按照《中国穆斯林朝觐导读》，一遍一遍地讲路上会遇到什么问题。她认真地学习每到一处圣迹怎么举念、怎么礼拜，出了意外怎么和朝觐团联系，等等。

我想，母亲的心里，是忐忑不安的。

次年四月的一天，母亲打电话过来，激动地半天都说不出话：“我昨天去宗教局，想去问问啥情况，结果碰到了新调来的赵主任。他是我们一个村的，还是你爹当年的学生，跟老大同过学呢。人家问了问我们家的情况，你爹的情况，问了问老大你现在哪里工作，然后拿着我的身份证在网上查了查，说：‘差不多吧，你明天来看榜。’早晨我叫着你小姨爹来一看，果真就有了。”

大妹说：“你看，爹都在急得想办法来圆妈的这个梦，要不是遇上了爹的学生，我看今年的这个指标还不一定轮到妈呢。”

母亲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7

“今年的缴费是三万九千六，一周以内到银行交清，然后就陆续开始体检、办护照、参加学习班。”姊妹们听姨爹这么说，都不吱声，望着我。

媳妇说：“这是妈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我们家里的一件大喜事。放给别人家往往要把这些钱平摊给儿女，儿女之间就闹矛盾。我们不这样，各家的情况不一样，就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举念吧，心甘情愿的，不要勉强，剩下不够的，我们出。”

弟弟说：“我先拿上一万五吧，前些天刚交了一笔房钱，现在离妈走沙特还有几个月呢，我再准备”；二妹看了看二妹夫，说：“我拿一万。”“要不一万二吧。”一向不爱说话的二妹夫补充道；“我们比不了他们几个，再多拿不出来，我们真心诚意地散上七千。”大妹夫说。

母亲要去朝觐了，我们一家的大大小小都愿意出一份力。

可母亲说：“大家的心我领了。其实，这些我早就想好了，我朝觐就怕给大家带来负担，到头来兄弟姊妹之间闹得不合。经上说，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完成这项功课最高强。这些年，我守着老家的院子，就是在做这样的准备。”

“今天也给你们交交底。你爹去世后，药费报销了一万六，我一直存在折子上没动。园子里每年就这么务劳着，几年来，也存了两万过一点，再加上去年办下的养老保险，一个月还能领上五六百，乱七八糟加起来，交这笔钱也问题不大。你们就放心地干你们的事吧。”

二妹说：“你看看，你看看，平时上街来，买几个包子都舍不得，原来在偷偷地攒钱呢？你想去朝觐，用得了自己这样么吗？这么多儿女，难道还成全不了你这么个愿望？”

“阿訇说，朝觐的钱用儿女的也可以，但用自己的钱最高强。真主赐悯着我，现在还能靠着老家的院子挣一点。” 母亲说道。

我明白了，母亲守住老家不离开，是坚守着用自己干净的血汗钱完成自己的人生追求。

斋月到了，母亲的体检过了，护照也要办下来了。我召集姊妹们商量母亲走之前，家里过乜贴（编者注：乜贴，指穆斯林在履行净礼、礼拜、斋戒、朝觐、施舍、宰牲等宗教功课或纪念亡人之前，首先思想上要纯正、明确意愿，并默诵“举意词”，称为“举意”或“举乜贴”。）的事。

大妹说：“都是这么个规矩，哈吉要走，街坊邻里，亲戚朋友都会来送一送，免不了的。”二妹说：“我们也得准备席面，待一待客人，一则你要朝觐，不让别人知道人家也多心。二则不热闹热闹，冷冷清清的也不是个事。毕竟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嘛。”

母亲不大愿意：“我们又不是图热闹呢，大张旗鼓的，请人家来吧，人家就要出礼，给了别人为难，到头来到坏了我们的事。我看走之前和回来以后，都不要待客才好呢。”

“不要朝觐一趟再给我背上些负担。待客固然好，但客待完了，该散的没散出去，到时又落下了一些钱，这咋能使得呢？”

我明白母亲的心。从头至尾，她只想用自己的钱去完成自己的功课，不给儿女摊派，也不想接受别人的资助。于是我们只能折中处理，简单地乜贴、待客，不收礼钱。

8

朝觐团安排好，从宗教局里领回了印着宁夏朝觐团的行李箱，母亲终于准备起身了。然而，她的情绪却一天比一天糟糕。

她开始动不动就哭，饭也不好好吃，身体越来越弱了。然而，大家劝慰着，还输了几天液，母亲的情绪依然没有好转。

为了缓解母亲的压力，让她熟悉使用几个箱包，我们在屋子里一遍一遍地演练——挂面放在了哪里，一袋一袋塑封了的肉臊子放在了哪里，做八宝粥的枣子、花生、核桃仁、葡萄干、枸杞子放在哪里，适合沙特使用的插座放在哪里，晒干的豆角，葱花，调味的油盐酱醋，我们一项一项拿了出来又放了进去。

我们还给母亲做了一个身份卡，小姨爹接过看了，笑着说：“这些宗教局早都想到了，上飞机之前，人家会给发一个牌子挂在脖子上的，手腕上也要戴个记录信息的手链，上面还有阿文呢，有什么事，拿出来一看就知道了。其实，你根本不用怕，有啥事你不要慌，找国旗就行了。帐篷营地，带队人举的旗上，朝觐哈吉身上，只要是中国的，都有国旗标志。五星红旗，找到了就等于到家了。”

走的那天，母亲早早地叮咛我和弟弟去寺上礼了拜，到父亲的坟上走了坟。各路亲戚都来送母亲到东环路上去乘车，母亲哭了一路。

东环路上人山人海，除了要去朝觐的哈吉，警察不让其他人靠近班车。我们站在路边跟母亲招手，叮嘱她遇事不要慌，找国旗，找胸前的五星红旗。

她隔着大客车的窗户抹眼泪，不停地给我们挨个打电话，叮咛我们常回老家看看院子。

我们又一路跟到了飞机场。本想帮母亲顺利地过安检，但机场的第二侯机口被武警围住了。我们只能看着母亲擦着眼泪融进了朝觐的人流中了。

此行，母亲是独自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去了。

9

转眼到了宰牲节（编者注：宰牲节，又称古尔邦节，是伊斯兰教在每年的12月10日麦加朝圣过后的重要节日），按照母亲临走时的安排，早上我们都赶回到老家。

依旧像往年一样，我们在伙房门前的李子树下说说笑笑，宰牲剥羊。今年的准备比以往简单了许多，没有了我爱吃的焖肚子，没有了既酥又甜的翻馓子，面肺子灌得很费劲，不像以往那样硬，粉汤烩得还像样，但吃起来总觉得少了什么味道。

我们说着笑着，计划母亲朝觐归来时待客的准备事宜。

母亲回来的那天下了一场小雪，早上起来，弟弟把门前的路一直扫到庄子前的秦渠边。我们都上寺礼了拜，到父亲的坟头走了坟。母亲下了飞机，我们就开车，拉着姑妈姑爹、舅舅舅妈，一起到吴忠东环路上去迎接。

母亲瘦了许多，在车上看见我们挤在人群里，就止不住地流眼泪。下了车，她就一把搂着我们哭。亲戚们挤上来与她握手、拥抱沾喜气，我抢着背了母亲往车边走，弟弟、大妹夫争着让我停下来换着背，可我没有停。

这是我第一次背母亲。母亲在背上不停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要累坏了，不要累坏了。”但我分明感觉到了她的瘦弱，如同一架晾干的枯枝。

我们回到庄子，路两边站满了人，说着“色俩目”（编者注：色俩目，拉丁字母注音Salem，意为和平、平安，穆斯林相互祝安和问候用语）。下了雪的地上很滑，担心母亲滑倒，媳妇抢先背着母亲向老家走，亲戚邻居都跟到院子里来了。

寺上的阿訇满拉（编者注：满拉，源自阿拉伯语Wala，意为当地的伊斯兰教首领）在院子了诵起了经，大妹夫端着喜枣一一分发。母亲在里屋礼了拜，出来同大家一一握手拥抱，接受大家的祝贺。来客纷纷都让到桌边坐下，小姨爹打开母亲从麦加带回的泽木水（编者注：泽木水，是麦加禁寺内世界穆斯林履行功课和饮用之水，有深远的宗教含义），分给大家品尝。

桌上上了饼子，米饭，端上了我们准备的烩小吃。母亲对客人们说：“我不在，也不知道做的可口不，大家请了。”三姑爹给大家分发了毛巾，招呼大家说：“这可是人家儿子亲自做的，大家都尝一尝。”

客人们走后，母亲回屋里给我们讲述她在沙特的见闻和经历。父亲的学生，一路给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在大朝的那几天也走丢过，最后盯着国旗，找到了一个中国朝觐团，是在人家的帮助下，才安全回到了驻地。

母亲庆幸自己安全地回到了老家。

我们的庄子里正在重新核实各家的宅基地，听说东头地里，来过几波勘察人员，打了桩，放了线。队上的人都传说，这里从北向南要修一条从银川到西安的高铁，南边还要建一个车站和物流中心。

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大，整个庄子可能都要拆迁，安置到城郊去。

妹妹们说：“这下可好了，妈要进城了。老家再也不是我们的牵挂了。”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心里空落落的。

我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看那发芽的树枝、返潮的土地。未来哪里会是我枝繁叶茂，瓜果飘香的老家啊？

我才发现自己和母亲一样，眷恋着我们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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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写作工作组】大国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