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一把灵土回家

2016-09-29 18:43:34
201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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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甘肃省提出了引洮河水到中部地区的设想,希望以此解决省中部干旱地区的饮水问题。1958年“引洮工程”开工建设,但因国力民力不支被迫于1961年6月停建。90年代,引洮工程再一次作为全省重点项目被提上甘肃省水利建设的日程。经过多次勘测、论证,一期工程于2006年第二次上马。2014年12月28日,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这个故事,源于六外公一个反反复复的梦。

他总会隔三差五梦到他年轻时候的四哥,那温和的样子,有时候是他们一起干农活的情景——这些都已是五六十年前的印象了。“一个亲人,死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他总还是希望能回家来,埋葬在自己祖先安息的地方。”

“一直做的那个梦,是在提醒我,这么多年过去了,但四哥还一直惦记着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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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几经折腾,地主富农出身的甘肃省镇原县南庄李家大户已经遭受了诸多磨难,很快,他们又被逼离开了家族世代居住的老宅,搬进沟边山中的几口破窑洞中。

这年6月,“惊天动地的引洮工程”提前开工,8月初,即从浩浩荡荡的工地传来急需劳力的消息——它将打乱无数人的生活。

然而,这场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创举”的斗天大战,实则并无多少人愿意为此背井离乡。面对这样的情形,上至省委下至公社小队的各级当权者达成了某种天然的默契,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夹着尾巴做人”的“四类分子”们(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李家自然无法逃脱,一开始就被列入备选名录。

1958年秋天,李家两名壮年劳力,背起行囊,以“戴罪之身”,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参与据称将惠及数百万人的“千秋大业”。

这两名壮年,一个是我六外公家三十七八岁的八叔——一个刚被劳改营遣散的内战时期不知归于哪派的游兵散卒;一个是他二十七岁的老实能干的四哥,出发时,四哥的儿子只有三个多月。

但谁也不曾想,这一去,六叔公的四哥就再也没能回来。

50年代学校师生要求参加首批引洮工程劳动(网络图)50年代学校师生要求参加首批引洮工程劳动(网络图)

2010年新年刚过,六叔公又梦到了自己的四哥。他觉得一直以来的梦境是一种暗示:即便已经过去了漫长的五十年,四哥的灵魂还是未能安息。

他当即给兰州的一位老朋友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查找四哥的相关资料——最为重要的,是四哥可能的葬身之所。

2010年1月21日,六外公收到老朋友寄来的摘抄于甘肃省档案馆的一叠资料。

经过大半年的计划和协调,这年9月13日,六外公从哈尔滨飞往北京,做护工的兰喜舅(四哥的儿子)从医院请了假,叔侄二人在北京汇合后,乘火车赶往兰州,乘长途汽车至岷县,再从岷县坐乡间班车去往位于岷县东北方向的大草滩乡。

已经无法确知,现在已经80多岁的六外公,6年前到达大草滩乡的那天中午,面对高矮不齐、新旧不一的呆板楼房和一片被农民们打理整齐的农田时,是怎样茫然无措的心境;同样无法确知的,是与他随行的52岁的兰喜舅彼时的百感交集。

一个从哈尔滨出发,一个在北京接应,他们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农村乡镇,找一个五十年前的坟场旧址——他们要接灵。

2

1958年秋季,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召唤下,全中国到处洋溢着“青年雄心大如山,立起脚跟敢碰天”的革命激情,即便是偏远的陇东小县城中学也不例外。

那时的还在读中学的六外公在文章中曾说,“先深翻,后炼钢,热血青少年,天真单纯,一个个竞能献红心”。

所以,四哥被征召,在家里人看来,并不要紧——干一个阶段就会回来的。当时各种工程密集,能干的青壮劳力被征召分派是司空见惯的事。

“引洮工程”愿景宏大,计划自定西市岷县的龙王台,人工凿渠架桥,引洮河河水经二十余市县,东至庆阳董志塬,人造干流河渠1400多公里,灌溉1200万至2000万亩农田,惠及百余乡镇的近四百万民众。

当时署名甘肃省水利厅的文章写道:“‘山是和尚山,沟里没水流,年年遭旱灾,人人都发愁’的歌谣,将被‘洮河上山多稀罕,干旱地区变水田,大水上山哗啦啦,山顶上要扬水稻花’的繁荣景象所取代。”

这个草测、规划用了三个月,准备只用了一个月的大工程,其施工原则是“民办公助”——即一纸命令,从各区县征集十余万(人数最多时,同时施工人数超过16万)被动民工,不分冬夏,日夜劳作,他们所用的工具也只有铁锹、铁镐、土筐、铁锤和钢钎。

参加过引洮工程的金吉泰老人说:“没来工地时,大家觉得十万人,那规模大得很。去了之后,发现对大自然而言,十万人根本不算什么,大自然的皮毛都撼不动,山依旧是山,崖仍然是崖。”

到1959年初,由于食宿条件下降,休息难以保障,施工难度进一步加大,工程已经无法像上马之初那样狂热推进了。加之三年灾害恶果渐现,工地上的粮食供应渐趋紧张,饥饿像瘟疫一般蔓延——六外公在文章中说:“1959年以后,饥荒蔓延,图食抢劫,司空见惯,饥饿引起夺食害命之事,在引洮工地时有发生。”

这年初冬,已经没有多少实质动静的引洮工程死而不僵,仍然没有正式下马,“四类分子”们依然留守荒野,艰难维持。

一天,一拨人被派往某地,背工程所需的木板。他们每人自带几个杂面饽饽作为来回途中的口粮。没料想,饥民为争夺一口吃食,在荒无人烟的山梁险要处蜂拥而上,对一个形单影只的掉队者棍棒相加,他们夺得一口杂面团子,然后一哄而散。

而被抢者,就因几个杂面饽饽,轰然倒在猎猎野风中干枯的蒿草上,曝尸荒野。

3

当八叔回到工地,才知可怜的殒命者竟是自己的四侄,他惊愕苦痛,却也无能为力。他一人寻路而去,找到尸体,就地草草浅埋。

这消息飞过千山万水,传到家中,亲人们悲痛至极。嗷嗷待哺的孩子还不到两岁——这孩子,便是五十年后与六外公同去大草滩为亡父接灵的兰喜舅。

六外公与兰喜舅到达大草滩那天,已是中午,天气晴好,几朵白云徘徊不散,乡镇的街道、街道上的房屋以及房屋边高大碧绿的钻天杨,蒙着一层黄尘。

与大城市相比,小乡镇渺小而安静,骑着电瓶车、自行车匆匆往来的居民一样,对这两个外来者看也不看一眼。山脚残留的几座略微凸起的枯坟尚在,然而谁也无法分清其中居住着哪个魂灵,洮河在不远处缓缓流淌。

一切已知的信息都表明,当年的社会主义大跃进就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进行,却无法找到精确根据。就连他们从档案馆查出来的那仅有的线索,到了此地,又变得更为隐秘难寻。

接灵

在来大草滩的班车上,有人听说这两个外地人是来接灵的,便顺口告诉他们,大草滩有个老太太,只有她还知道当年乱坟岗的具体地址。车上人说,老太太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当年瞅了(嫁给)一个工地上的民工做男人,没成想,结婚没两年,男人就死在了工地上。老太太同情民工,也知道事情的始末,但凡有人去接灵,她都会给指指地方。

他们找到了这个老太太,说明来意,老太太让自己的儿媳妇给两人带路。走了不远,中年妇女指着一片已经很旧的楼房和一片地说:“就埋在这一片,现在不是盖房就是开地了,哪里还找得到?你们大老远来了,也就了个心事,在这里抓一把土,带回去埋了,心就安了。”

于是,六外公和兰喜舅向着山脚下那些低矮荒芜的坟头,在路边一个贴满宣传单的水泥电线杆前跪下来。他们烧了带来的黄裱纸,上了香,磕了头,用一尺红布包了两把沙土。

兰喜舅说:“爸,这么多年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了,今儿我和我六大(六叔),来接你回家。”

4

从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这16个月里,甘肃省镇原县先后有屯字、新城、新集、临泾、孟坝等5个公社的8名民工葬身引洮工地。他们的死因被登记为:胃炎、痢疾、急性胃炎这类肠胃病。

六外公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四哥的登记栏里,名字写成了李世才,29岁,死亡时间为1960年2月12日。死因一栏写的是胃炎。埋葬地点是岷县中寨公社大草滩。遗留物寄回。”

1961年6月,距离兰喜舅父亲之死不到半年后,艰难维持了三年、国家投资1.6亿元、一度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建设大跃进在甘肃的典型事例”的引洮工程被迫停建。

时隔半个世纪,又再次上马。

六外公并不知道,就在他前往大草滩接灵的那个早上,正有无数的工人在不远处热火朝天地赶工期,继续着五十年前的那场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并不知道曾有人在五十年前和他们凿过同一块石头,也并不知道,五十年前,这里死过一些和他们干着同样工作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经自己的手引向远方的洮河水,但那些早逝者,是绝无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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