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一把灵土回家

前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甘肃省提出了引洮河水到中部地区的设想，希望以此解决省中部干旱地区的饮水问题。1958年“引洮工程”开工建设，但因国力民力不支被迫于1961年6月停建。90年代，引洮工程再一次作为全省重点项目被提上甘肃省水利建设的日程。经过多次勘测、论证，一期工程于2006年第二次上马。2014年12月28日，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这个故事，源于六外公一个反反复复的梦。

他总会隔三差五梦到他年轻时候的四哥，那温和的样子，有时候是他们一起干农活的情景——这些都已是五六十年前的印象了。“一个亲人，死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他总还是希望能回家来，埋葬在自己祖先安息的地方。”

“一直做的那个梦，是在提醒我，这么多年过去了，但四哥还一直惦记着老家。”

1

1958年初，几经折腾，地主富农出身的甘肃省镇原县南庄李家大户已经遭受了诸多磨难，很快，他们又被逼离开了家族世代居住的老宅，搬进沟边山中的几口破窑洞中。

这年6月，“惊天动地的引洮工程”提前开工，8月初，即从浩浩荡荡的工地传来急需劳力的消息——它将打乱无数人的生活。

然而，这场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创举”的斗天大战，实则并无多少人愿意为此背井离乡。面对这样的情形，上至省委下至公社小队的各级当权者达成了某种天然的默契，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夹着尾巴做人”的“四类分子”们(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李家自然无法逃脱，一开始就被列入备选名录。

1958年秋天，李家两名壮年劳力，背起行囊，以“戴罪之身”，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参与据称将惠及数百万人的“千秋大业”。

这两名壮年，一个是我六外公家三十七八岁的八叔——一个刚被劳改营遣散的内战时期不知归于哪派的游兵散卒；一个是他二十七岁的老实能干的四哥，出发时，四哥的儿子只有三个多月。

但谁也不曾想，这一去，六叔公的四哥就再也没能回来。

50年代学校师生要求参加首批引洮工程劳动（网络图）

2010年新年刚过，六叔公又梦到了自己的四哥。他觉得一直以来的梦境是一种暗示：即便已经过去了漫长的五十年，四哥的灵魂还是未能安息。

他当即给兰州的一位老朋友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查找四哥的相关资料——最为重要的，是四哥可能的葬身之所。

2010年1月21日，六外公收到老朋友寄来的摘抄于甘肃省档案馆的一叠资料。

经过大半年的计划和协调，这年9月13日，六外公从哈尔滨飞往北京，做护工的兰喜舅（四哥的儿子）从医院请了假，叔侄二人在北京汇合后，乘火车赶往兰州，乘长途汽车至岷县，再从岷县坐乡间班车去往位于岷县东北方向的大草滩乡。

已经无法确知，现在已经80多岁的六外公，6年前到达大草滩乡的那天中午，面对高矮不齐、新旧不一的呆板楼房和一片被农民们打理整齐的农田时，是怎样茫然无措的心境；同样无法确知的，是与他随行的52岁的兰喜舅彼时的百感交集。

一个从哈尔滨出发，一个在北京接应，他们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农村乡镇，找一个五十年前的坟场旧址——他们要接灵。

2

1958年秋季，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召唤下，全中国到处洋溢着“青年雄心大如山，立起脚跟敢碰天”的革命激情，即便是偏远的陇东小县城中学也不例外。

那时的还在读中学的六外公在文章中曾说，“先深翻，后炼钢，热血青少年，天真单纯，一个个竞能献红心”。

所以，四哥被征召，在家里人看来，并不要紧——干一个阶段就会回来的。当时各种工程密集，能干的青壮劳力被征召分派是司空见惯的事。

“引洮工程”愿景宏大，计划自定西市岷县的龙王台，人工凿渠架桥，引洮河河水经二十余市县，东至庆阳董志塬，人造干流河渠1400多公里，灌溉1200万至2000万亩农田，惠及百余乡镇的近四百万民众。

当时署名甘肃省水利厅的文章写道：“‘山是和尚山，沟里没水流，年年遭旱灾，人人都发愁’的歌谣，将被‘洮河上山多稀罕，干旱地区变水田，大水上山哗啦啦，山顶上要扬水稻花’的繁荣景象所取代。”

这个草测、规划用了三个月，准备只用了一个月的大工程，其施工原则是“民办公助”——即一纸命令，从各区县征集十余万（人数最多时，同时施工人数超过16万）被动民工，不分冬夏，日夜劳作，他们所用的工具也只有铁锹、铁镐、土筐、铁锤和钢钎。

参加过引洮工程的金吉泰老人说：“没来工地时，大家觉得十万人，那规模大得很。去了之后，发现对大自然而言，十万人根本不算什么，大自然的皮毛都撼不动，山依旧是山，崖仍然是崖。”

到1959年初，由于食宿条件下降，休息难以保障，施工难度进一步加大，工程已经无法像上马之初那样狂热推进了。加之三年灾害恶果渐现，工地上的粮食供应渐趋紧张，饥饿像瘟疫一般蔓延——六外公在文章中说：“1959年以后，饥荒蔓延，图食抢劫，司空见惯，饥饿引起夺食害命之事，在引洮工地时有发生。”

这年初冬，已经没有多少实质动静的引洮工程死而不僵，仍然没有正式下马，“四类分子”们依然留守荒野，艰难维持。

一天，一拨人被派往某地，背工程所需的木板。他们每人自带几个杂面饽饽作为来回途中的口粮。没料想，饥民为争夺一口吃食，在荒无人烟的山梁险要处蜂拥而上，对一个形单影只的掉队者棍棒相加，他们夺得一口杂面团子，然后一哄而散。

而被抢者，就因几个杂面饽饽，轰然倒在猎猎野风中干枯的蒿草上，曝尸荒野。

3

当八叔回到工地，才知可怜的殒命者竟是自己的四侄，他惊愕苦痛，却也无能为力。他一人寻路而去，找到尸体，就地草草浅埋。

这消息飞过千山万水，传到家中，亲人们悲痛至极。嗷嗷待哺的孩子还不到两岁——这孩子，便是五十年后与六外公同去大草滩为亡父接灵的兰喜舅。

六外公与兰喜舅到达大草滩那天，已是中午，天气晴好，几朵白云徘徊不散，乡镇的街道、街道上的房屋以及房屋边高大碧绿的钻天杨，蒙着一层黄尘。

与大城市相比，小乡镇渺小而安静，骑着电瓶车、自行车匆匆往来的居民一样，对这两个外来者看也不看一眼。山脚残留的几座略微凸起的枯坟尚在，然而谁也无法分清其中居住着哪个魂灵，洮河在不远处缓缓流淌。

一切已知的信息都表明，当年的社会主义大跃进就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进行，却无法找到精确根据。就连他们从档案馆查出来的那仅有的线索，到了此地，又变得更为隐秘难寻。

在来大草滩的班车上，有人听说这两个外地人是来接灵的，便顺口告诉他们，大草滩有个老太太，只有她还知道当年乱坟岗的具体地址。车上人说，老太太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当年瞅了（嫁给）一个工地上的民工做男人，没成想，结婚没两年，男人就死在了工地上。老太太同情民工，也知道事情的始末，但凡有人去接灵，她都会给指指地方。

他们找到了这个老太太，说明来意，老太太让自己的儿媳妇给两人带路。走了不远，中年妇女指着一片已经很旧的楼房和一片地说：“就埋在这一片，现在不是盖房就是开地了，哪里还找得到？你们大老远来了，也就了个心事，在这里抓一把土，带回去埋了，心就安了。”

于是，六外公和兰喜舅向着山脚下那些低矮荒芜的坟头，在路边一个贴满宣传单的水泥电线杆前跪下来。他们烧了带来的黄裱纸，上了香，磕了头，用一尺红布包了两把沙土。

兰喜舅说：“爸，这么多年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了，今儿我和我六大（六叔），来接你回家。”

4

从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这16个月里，甘肃省镇原县先后有屯字、新城、新集、临泾、孟坝等5个公社的8名民工葬身引洮工地。他们的死因被登记为：胃炎、痢疾、急性胃炎这类肠胃病。

六外公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四哥的登记栏里，名字写成了李世才，29岁，死亡时间为1960年2月12日。死因一栏写的是胃炎。埋葬地点是岷县中寨公社大草滩。遗留物寄回。”

1961年6月，距离兰喜舅父亲之死不到半年后，艰难维持了三年、国家投资1.6亿元、一度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建设大跃进在甘肃的典型事例”的引洮工程被迫停建。

时隔半个世纪，又再次上马。

六外公并不知道，就在他前往大草滩接灵的那个早上，正有无数的工人在不远处热火朝天地赶工期，继续着五十年前的那场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并不知道曾有人在五十年前和他们凿过同一块石头，也并不知道，五十年前，这里死过一些和他们干着同样工作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经自己的手引向远方的洮河水，但那些早逝者，是绝无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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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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