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家的五代“孩子王”

2016-10-16 19:45:00
201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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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道我家世的人常用“出身书香门第”恭维我,但我对“书香”的解释则是“教书的香火”。 若如此说来,我家的确是当得起“书香门第”:从清末民初曾外祖父在家乡河北定县典房、卖地、拆庙办学起始,到我的小女儿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做教授,这“香火”已经延续五代。 代代都有人教书,虽吃尽苦头,却从不思改弦更张。

曾外祖父:典房卖地,为办学而破产

一百年前,河北定县一带流传着一支民谣:“东亭镇,街道长,出了个举人么立祥;拆大庙,办学堂,满城都赞么立祥。”

民谣中的么立祥就是我的曾外祖父,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拥有数顷良田。民谣传颂的是他19世纪90年代在家乡提倡教育,破除迷信,拆庙办学的事迹。

当时,曾外祖父要创办的学校并非传统私塾,而是新式学堂——因为他并不认为靠熟读四书五经真的就可以“治国平天下”,或者使家乡富裕起来。而西洋与东洋的强盛——其工业发达,农业先进,国富民强——靠的乃是近代先进的科学知识。

老人家信奉科学救国,信奉强国必须启发民智。

当时,乡里人对于诸如作物营养要素与土壤肥料成分等等,一无所知,田间农事完全依靠世代相传的经验,不懂也不信农业科学。曾外祖父开办学堂,是从为农民义务“扫盲”做起,继而为村民普及基本农学知识。学堂分布在定县几个镇子上,据说惠及定县半数以上的农民。没有得到官府一文钱的支持,也并非“生意”,曾外祖父办学靠的仅仅是自己的家财,和与他有相同心思的乡绅们的捐助。

为维持学堂,他不得不典屋、卖地,办学十年弄得筋疲力尽,几乎破产。

曾外祖父在乡里颇有威望,每有重大活动,如结婚典礼或孩子满月等喜庆事件,主人都盼望请“举人老爷”出面主持,认为吉祥和风光。他老人家喜欢乡邻抬举,无论穷富,请他撰联题词有求必应,一定要赔上纸墨,仔细斟酌对方场景,运气聚神,遣词造句,一气呵成,再打发人送去。

听母亲说,曾外祖父晚年仍然乐此不疲,虽然笔秃眼花,书法却更显苍劲。

外祖父:一世珍藏,却逃不过劫难

1889年,我的外祖父出生。么文筌,号若兰,上有姐,下有妹,他是家中的独子。

外祖父儿时读的也是传统私塾,与众不同之处是,曾外祖父很早就打定主意让他学习新式科学,因此另在家里为他聘请英语教习,为出洋留学做准备。

1906年,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主攻化学。四年学成回国,先后在家乡、保定和北平各地的专科学校教授物理和化学等课程。

时年,外祖父面目清秀,夏天一身白绸长衫,冬季一袭皮袍,谈吐文雅,风度翩翩,十分出众。可曾外祖父是绝对的封建大家长,还是坚持为我这位新派的外祖父包办了婚姻,迎娶的是本县临村一位胡姓地主的千金小姐,也就是我的外祖母。

乡里人常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藏金谷”,外祖母比外祖父大几岁,粗通文墨,能写信而已。但外祖母懂得注音符号,就凭这点本事,无意中还成全了她的小女儿——我的三姨的高等教育。

外祖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是封建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可外祖父思想新潮,在家处处服从曾外祖父的意志,屈从乡间的封建传统,他便想离家出走。

在我母亲长成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时,曾外祖父督促外祖母为母亲缠足。母亲则在外祖父的默许之下,白天缠,晚上放。

母亲的被迫缠足又一次拨动外祖父脱离封建大家庭的心弦。

曾外祖父办学破产之后,家庭生计出现危机,外祖父顺势离家谋生,来到北平,开始新生活。他应聘在赫赫有名的北平国立艺专担任训导主任与英文教授,直到北平沦陷。

教书育人,春风化雨,外祖父不仅赢得国立艺专学生们的敬爱,在同事中间也颇得人缘。他的同事如齐白石、寿石工、颜伯龙等等,都喜欢把自己得意的书画作品送给外祖父赏玩。外祖父一一珍藏,直至去世后,留下几百件书画收藏,装满了几只大箱子。

母亲喜欢把这些字画挂满四壁。一则增强室内文化氛围;二则遮丑,盖住墙壁上面难看的斑渍。

每年夏天,母亲都要把那些大箱子打开,一一检视,通风清洁。多年精心保护,最终却也逃不过劫难。“文革”初期,这些珍藏被“破四旧”的红卫兵入室“抄家”撕毁,最后在院中统统付之一炬。

母亲、姨妈和舅父:我家有个盛兰学社

母亲出生于1911年,是家里的长女,在北京女一中毕业后,在天津就读女子师范大学,主修英国文学。

母亲是“新派女性”,美丽端庄,高挑身材,还是学校篮球和排球队队员。大学毕业后,母亲去正定女子师范学校教书,那些年,应该是她最风光、最潇洒的黄金岁月,照片上总是满面春风。

外祖母去世后,母亲不仅要管理家务,还要照顾外祖父起居。她才貌出众,登门提亲的踏破门槛,母亲均不为所动。直到弟弟都娶了媳妇,她仍然未嫁,只在家孝敬父亲,照管弟妹。外祖父不忍,只得“独裁包办”,母亲才与父亲结婚。

解放后,母亲重新参加工作,成为北京工业学校(北京工业大学前身)的英文教员。很快,在“反美、抗美”而“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学校的英文课被取消,只上俄文课,母亲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直到中苏交恶,学校恢复了英文课程,她才重新回到讲台。母亲生性慷慨达观,宽厚仁爱,2003年无疾而终,享寿92岁。

二姨其琴,进了北平国立艺专,专修国画。国立艺专是当时中国绘画专业的最高学府,任教老师皆著名画家,齐白石教授写意,张大千、黄宾虹讲授绘画理论,王雪涛、颜伯龙指导花鸟,溥心畬示范山水,寿石工传授金石篆刻……二姨最擅长工笔仕女。她用功,更兼名师指点提携,还没毕业就已经举办过多次画展,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47年随姨夫去了台湾。自此,我们失去音讯长达30年,直到1980年,鸿雁捎书,但需辗转马来西亚,总算能够互通消息了,这是后话。

舅父其璋,排行第三,北师大英文系毕业。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词,但极其聪明,虽然专业文科,但数学等理科都念得非常好,解放后英文课被取消,舅父随即成了一位出色的高中数学老师,却又因响应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而获罪,被划为右派。

“文革”风暴过去,舅父获得“平反”,虽已经到了退休年纪,但仍被学校返聘当“老师的老师”,专为其他老师辅导,解答疑问,人称“活字典”。北京四中的刘秀莹校长还曾特地登门邀请舅父,到这所闻名全国的重点中学讲授英语课。

三姨其琮,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年,外祖父做了一个违背他初衷的决定:不再让我三姨上学读书了——供养三个孩子求学,已经让他捉襟见肘,时常出现窘迫局面,他实在力不从心了。

但是三姨自幼聪明好学,识字不多的外祖母更知道教育的起点在哪里,她首先教会了三姨注音字母,这是最重要的启蒙。三姨三四岁的时候,整天抱着一本字典学习认字,慢慢地,她学会了读书、作文。至于算术,她几乎是无师自通。一般人视为畏途的“四则运算”,“大乘大除”和“鸡兔同笼”等等,三姨学得轻松愉快。

外祖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三姨没进过一天小学,9岁的时候就考进了中学,15岁时又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她是当时数学系里少有的女生,年纪最小。

三姨在北京大学读书如鱼得水,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数学课之余,还常到文学院去听课,学习中国文学,并且尝试文学创作,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接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的鼓励表彰。彼时,三姨在北大兼学文理,令师长们颇为这位才女担心。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鼻祖、北大数学系的创始人冯祖荀先生提醒她:“专业者,不专焉能立业?”系主任江泽涵教授也担心她有转系的念头,三姨并不犹豫,回答江先生:数学是主业,文学也是心中所爱,难以割舍。数学与文学,“熊掌与鱼”也。

么家的五代“孩子王”

有人问她:“二者之间,哪个是专业,哪个算业余?”三姨回答:“那要看你问的是哪一年。”

此后的十几年中,有些年她是专业作家,有些年她是专职数学老师。

北大读书两年,三姨关于“熊掌与鱼”的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日本侵略军却相继占领东北、华北,即将进入北平,北京大学被迫南迁。三姨很想和母校一同南下,完成学业。外祖父考虑再三,难以割舍幼女离家远行,当时她还不满17岁。三姨说自己“如入宝山空手回”,好不容易考进北大,却被迫中辍学业,求学之梦被侵略军无情粉碎,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北平沦陷后,外祖父长期赋闲,家庭生计出现危机,为稻粱谋,他把中国成语和格言译成了英文卖钱。外祖父觉得《百家姓》里没有“么”姓,很遗憾,于是他做了一本给外国人看的英文《百家姓》,借机添了一句“商么隋佟”,其机智与诙谐可见一斑。

眼看四个儿女都已成才,各有所长,外祖父想到要办一个出版社,只出版发行自己家人的作品。得给出版社取个名字,外祖父号若兰,曾为子女们依此取号:次兰,少兰,筱兰和幼兰,出版社定名“盛兰学社”最为贴切,既雅致又吉祥。

外祖父擅长中英翻译,他把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孔子的《论语》等相继翻译成英文,由“盛兰学社”出版发行。

二姨是画家,设计封面,安排插图责无旁贷,照今日的说法,她是“美编”。

“盛兰学社”的主力则是三姨,她把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小说,重新加工整理,成书出版。我看到过“盛兰学社”出版的各种书籍,如《七姊妹》、《洞房花烛夜》等等。书的封面都是二姨亲手设计,《洞房花烛夜》的封面是她画的一幅工笔仕女“窗前观春柳”。“盛兰学社”还翻译出版《范氏大代数》,舅父和三姨编写了中学生数学课外读物与升学指南一类的书籍,在书店销售。

1949年,外祖父逝世,“盛兰学社”寿终正寝。没有卖完的各类图书,堆积多年占据半间屋子。明知那书没有出路,长辈们却舍不得随便扔掉。最终在抄家的时候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三姨写作直到解放初期仍然活跃,往后几年,政治风暴接踵而至,文艺界每每首当其冲。三姨弄不懂胡风的案子,也不明白丁玲为什么挨批判。“解放区来的作家都犯错误了,我这旧社会过来的人更危险。”她坚决要求退出文联,基本上不再创作,专心当好数学老师。

毫无疑问,三姨是北京35中最优秀的数学老师,我曾是她班上的学生。三姨业务熟练,异常敬业,除了产假之外,她从未请过一天假。一次患重感冒,发烧并且发不出声音,仍然来上课,完全靠手写板书给学生解释定理、讲解思路、回答问题。

她的另一位学生王岐山当北京市市长的时候,返校参加校庆,满怀感激地回忆我三姨那一堂堂令人难忘的数学课道:“么老师身材较矮,欠着脚也只能够到黑板的三分之二的高处……”

内子与我:上了六年北大,总共读了两年半的书

曾外祖父志趣在于兴学办教育,是个理想主义者。外祖父和我的上一辈都终生从教,则是为了生计,但选择教书谋生是他们的意愿。我走入这一行,却完全出于无奈和被动。

1962年,我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并与同班同学郝凤琪恋爱。

数学专业历来不受女孩子青睐,凤琪也并非自幼钟情数学。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六年,她过得轻松愉快——上演的电影她一场不落,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可学习成绩依然优秀。高三的时候,她参加了北京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结果名列前茅。华罗庚先生在接见竞赛优胜者时,还送了她一个笔记本,亲笔题字,鼓励称赞她是“女状元”。于是,凤琪“半考试、半保送”,轻轻松松地进了北大数学力学系。

在北大读书的前两年,所有的教授都非常认真,要求学生也很严格,我们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一进学校,就发现班里还有二三十个留级生,他们都是因为考试不及格,没能升进二年级。“严师出高徒”,正是在这头两年老师们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得以终生受用。以后无论读书自学,或是留学深造,凭得都是这个根底。

然而好景不长,各项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大三那年,北大开始贯彻实行“少而精”——大风起兮,北大紧跟,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各科教学内容统统砍掉三分之一。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的微分方程课教员一个学期只讲了一条像样的定理:常微分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定理;而我的英文课教员每堂课只要求学生记住5个单词。更有甚者,大四那年,我们又被学校安排去河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整整一年。

1968年,除了少数“文革”积极分子继续“打派仗”,甚至闹到“武斗”拼命之外,绝大多数人对“文革”极度厌倦,无所事事,游荡逍遥。直闹到1968年底,我们早该毕业了,还没有收场的迹象。我在北大这所闻名遐迩、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混了6年有余,算一算,真正读书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年半。

读书、备课、写论文,把被夺回的时间抢回来

一年后,我与妻子被分配到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待地方政府安排工作。我们这批来到临夏的大学生30余人,一个个被先后打发到临夏州所属各县,甚至公社去当老师、医生、技术员或干部。最后唯独剩下我们夫妇,临夏州委组织部长把我们请到他的办公室说:“你们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大学生,就留在州上的中学教我们的娃儿们吧!”

我这一生的教书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当了老师,“教书好,有寒暑假,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什么!”三姨还这么开导我。

我和内子分别在临夏州的两所中学教书,学校倒是很把我们“当人”,报到后立即发给课表、课本、圆规和三角板,走马“上课”去吧。

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恢复高考,内子和我突然想起州委组织部长说的“教我们的娃儿们”的话。8年来不务正业,一事无成,如今真想干点正经的事情。

内子和我开始给有志上大学的学生们系统补习功课,设计模拟考试题10份,美其名曰“练兵”。我们亲自把学生送到考场,学生进场前三分钟,还在帮他们复习“三角函数在各个象限的正负号”。甘肃省那年的数学考试题目全在我们那10次练兵题之内,学校破天荒地出了十几个大学生。消息不胫而走,家长们几乎踏破我家门槛。

1977年初,大学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逐渐恢复正常秩序。清华大学发来公函,商调我与内子回京赴清华数学系任教。我们喜出望外,却又一头雾水。时隔多日,华罗庚教授才告诉我:“遇到了刘达同志,把你们夫妇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写给了他。”原来是恩师向清华大学的刘达校长举荐了我们。

1978年秋天,我们回到北京,开始在清华大学教书。我和内子分别参加到两个教学小组工作,给老教授当助教,一边学习适应新环境,一边准备下学期走上讲台。数学系在“文革”中也遭到严重破坏,如今要重建数学系,面临数不清的问题,最突出的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我们那年34岁,成了系里最年轻的大课教员。

从22岁那年赶上“文化大革命”,到34岁重新步入正途,似乎又回到原点,可走了12年的冤枉路。我和内子的心情,正如当年一句流行的口号所说:“把被四人帮夺去的时间抢回来!”然而谈何容易?

从那时候起,我们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每周七天,除了照管三个女儿之外,心无旁骛,天天都在读书、备课、写论文。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我在清华教的第一个班,是“文革”后经过正式考试招收的第一批学生,那年他们已经是二年级了,我接手教他们“高等数学”课。学生中有的年纪与我相差无几,他们也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极其珍惜这盼望了多年的学习机会,读书异常用功。我理解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把每堂课都讲得引人入胜。  

1980年,系里派我给清华大学分校的学生上“复变函数”课,有1000名学生。我只能在演播室对着摄像机讲课,学生则分成25个小班,在自己教室的电视里看我板书,听我讲课。期末,除校方正式给我评奖之外,学生会竟另立名目,评我为“最佳男教师”。

上个世纪90年代,我第二次赴美工作。有一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国际科技大学为研究生讲授“应用数学”。那是一门分量很重的必修课,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程度参差不齐。我只能边讲新课,边为他们查漏补遗,总算完成了规定的教学计划。学生们爱选我的课,尽管我是一个操着流利但带“中国口音”的英语的“老外”。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学生会主席为我颁奖,奖牌上雕刻着“Sir With Love”,意思是“富有爱心的先生”。

在我留美工作期间,2001年清华大学成立90周年大庆,师生们纷纷撰文纪念母校生日。一位我教过的学生路秋海,那年已经成了力学系的副教授,写了一篇题为《清华制造》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和校刊《新清华》上,记述当年他们在我的数学课上如何被严格要求,做难题,考低分,饱受“折磨”。从学生们的评价中我才悟到:原来我的身上有家族遗传的“孩子王”风范。

多年来,或因研究,或因教学,甚至因赞助残疾人士而获得过的奖励,但在我心里,学生给我的好评才是最大的奖励。2003年,我应清华大学邀请回到北京,先后在清华河北发展研究院、清华深圳研究生院担任研究所所长。近几年,又应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之邀,兼任中关村研修学院院长。

么家的五代“孩子王”

40年中,内子与我相濡以沫,从北京出发,赴甘肃,去美国,再返故里,人生的轨迹似乎就是划大圈。我要回国了,内子决定提前从飞利浦半导体公司退休,陪着我又一次站到新的起跑线上。

40年前我无可奈何地当了老师,如今我常常想,如果有来生的话,如果可以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会心甘情愿地为人师。因为那三百六十行里,除了教书之外,不是我做不了,就是我不想做。谈来生或许太渺茫,其实是希望下一代有人接续香火,实现书香五代。这大概就是我潜意识中无法化解的“孩子王”情结吧。

我的女儿:五代“孩子王”,又续了一代

2008年3月31日,美国洛杉矶地方电视台KTLA滚动播放一条新闻:为解决遍及全美的血库血液短缺的紧急状况,一个叫做“TAT”的草根组织诞生,在社会上倡导献血和指南。一位年轻的女血液专家应KTLA邀请对“TAT”发表评论。

这位年轻的女血液专家就是我的三女儿,名珊珊,取姗姗来迟之意,且与“三”音近。

奥柏林大学毕业后,她便立志悬壶济世,以“千”里挑一的优异成绩,名列前茅,被耶鲁、杜克等多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优先录取,她挑挑拣拣,最后选择了杜克大学。美国的医学院门槛颇高,进名牌大学更是难而又难。我高兴之余稍感失望的却是,她也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与教书无缘了,我们家族的“书香”延续四世,怕是要断在她们这一代。

在杜克大学医学院,珊珊专攻病理学并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后迁居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担任住院医生。5年后,又转到南加州的“希望之城国家医学研究中心”,担任“血液与输血部门”医生。

2007年初,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聘请珊珊去血液系担任教授和助理主任。这令她好不犹豫。在“希望之城”的两年,她亲手救治了30多位白血病患,很有成就感然而内心深处,她并不满足在医疗上所取得的成绩。面对病患,她时时感到生命那不堪一击的脆弱;与绝症较量,她无法回避医学上的苍白无力。

于是,她决定改换跑道,应聘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做教授,专心从事研究与教学。

珊珊做出这个决定后先告诉了妈妈,并说:“爸爸要是知道了,一定特高兴。”这么说让我很感动,女儿知道老爸的心思。孩子中出一个有所成就的学者,乃是我的夙愿,何况我家的书香又延续了一代。

新星出版社《民国老试卷》,编者:么其璋、么其琮等新星出版社《民国老试卷》,编者:么其璋、么其琮等

这就是我家五代“孩子王”的故事。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也曾任美国的第32任总统,谈到国家的未来,他曾说:“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的青年建设美好的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而造就我们的青年。”

毫无疑问,一代又一代的 “孩子王”们,也就是不断地为未来造就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之主力军。

本文转载自新星出版社(newstarpress),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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