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家的五代“孩子王”

前言 知道我家世的人常用“出身书香门第”恭维我，但我对“书香”的解释则是“教书的香火”。 若如此说来，我家的确是当得起“书香门第”：从清末民初曾外祖父在家乡河北定县典房、卖地、拆庙办学起始，到我的小女儿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做教授，这“香火”已经延续五代。 代代都有人教书，虽吃尽苦头，却从不思改弦更张。

曾外祖父：典房卖地，为办学而破产

一百年前，河北定县一带流传着一支民谣：“东亭镇，街道长，出了个举人么立祥；拆大庙，办学堂，满城都赞么立祥。”

民谣中的么立祥就是我的曾外祖父，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拥有数顷良田。民谣传颂的是他19世纪90年代在家乡提倡教育，破除迷信，拆庙办学的事迹。

当时，曾外祖父要创办的学校并非传统私塾，而是新式学堂——因为他并不认为靠熟读四书五经真的就可以“治国平天下”，或者使家乡富裕起来。而西洋与东洋的强盛——其工业发达，农业先进，国富民强——靠的乃是近代先进的科学知识。

老人家信奉科学救国，信奉强国必须启发民智。

当时，乡里人对于诸如作物营养要素与土壤肥料成分等等，一无所知，田间农事完全依靠世代相传的经验，不懂也不信农业科学。曾外祖父开办学堂，是从为农民义务“扫盲”做起，继而为村民普及基本农学知识。学堂分布在定县几个镇子上，据说惠及定县半数以上的农民。没有得到官府一文钱的支持，也并非“生意”，曾外祖父办学靠的仅仅是自己的家财，和与他有相同心思的乡绅们的捐助。

为维持学堂，他不得不典屋、卖地，办学十年弄得筋疲力尽，几乎破产。

曾外祖父在乡里颇有威望，每有重大活动，如结婚典礼或孩子满月等喜庆事件，主人都盼望请“举人老爷”出面主持，认为吉祥和风光。他老人家喜欢乡邻抬举，无论穷富，请他撰联题词有求必应，一定要赔上纸墨，仔细斟酌对方场景，运气聚神，遣词造句，一气呵成，再打发人送去。

听母亲说，曾外祖父晚年仍然乐此不疲，虽然笔秃眼花，书法却更显苍劲。

外祖父：一世珍藏，却逃不过劫难

1889年，我的外祖父出生。么文筌，号若兰，上有姐，下有妹，他是家中的独子。

外祖父儿时读的也是传统私塾，与众不同之处是，曾外祖父很早就打定主意让他学习新式科学，因此另在家里为他聘请英语教习，为出洋留学做准备。

1906年，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主攻化学。四年学成回国，先后在家乡、保定和北平各地的专科学校教授物理和化学等课程。

时年，外祖父面目清秀，夏天一身白绸长衫，冬季一袭皮袍，谈吐文雅，风度翩翩，十分出众。可曾外祖父是绝对的封建大家长，还是坚持为我这位新派的外祖父包办了婚姻，迎娶的是本县临村一位胡姓地主的千金小姐，也就是我的外祖母。

乡里人常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藏金谷”，外祖母比外祖父大几岁，粗通文墨，能写信而已。但外祖母懂得注音符号，就凭这点本事，无意中还成全了她的小女儿——我的三姨的高等教育。

外祖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是封建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可外祖父思想新潮，在家处处服从曾外祖父的意志，屈从乡间的封建传统，他便想离家出走。

在我母亲长成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时，曾外祖父督促外祖母为母亲缠足。母亲则在外祖父的默许之下，白天缠，晚上放。

母亲的被迫缠足又一次拨动外祖父脱离封建大家庭的心弦。

曾外祖父办学破产之后，家庭生计出现危机，外祖父顺势离家谋生，来到北平，开始新生活。他应聘在赫赫有名的北平国立艺专担任训导主任与英文教授，直到北平沦陷。

教书育人，春风化雨，外祖父不仅赢得国立艺专学生们的敬爱，在同事中间也颇得人缘。他的同事如齐白石、寿石工、颜伯龙等等，都喜欢把自己得意的书画作品送给外祖父赏玩。外祖父一一珍藏，直至去世后，留下几百件书画收藏，装满了几只大箱子。

母亲喜欢把这些字画挂满四壁。一则增强室内文化氛围；二则遮丑，盖住墙壁上面难看的斑渍。

每年夏天，母亲都要把那些大箱子打开，一一检视，通风清洁。多年精心保护，最终却也逃不过劫难。“文革”初期，这些珍藏被“破四旧”的红卫兵入室“抄家”撕毁，最后在院中统统付之一炬。

母亲、姨妈和舅父：我家有个盛兰学社

母亲出生于1911年，是家里的长女，在北京女一中毕业后，在天津就读女子师范大学，主修英国文学。

母亲是“新派女性”，美丽端庄，高挑身材，还是学校篮球和排球队队员。大学毕业后，母亲去正定女子师范学校教书，那些年，应该是她最风光、最潇洒的黄金岁月，照片上总是满面春风。

外祖母去世后，母亲不仅要管理家务，还要照顾外祖父起居。她才貌出众，登门提亲的踏破门槛，母亲均不为所动。直到弟弟都娶了媳妇，她仍然未嫁，只在家孝敬父亲，照管弟妹。外祖父不忍，只得“独裁包办”，母亲才与父亲结婚。

解放后，母亲重新参加工作，成为北京工业学校（北京工业大学前身）的英文教员。很快，在“反美、抗美”而“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学校的英文课被取消，只上俄文课，母亲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直到中苏交恶，学校恢复了英文课程，她才重新回到讲台。母亲生性慷慨达观，宽厚仁爱，2003年无疾而终，享寿92岁。

二姨其琴，进了北平国立艺专，专修国画。国立艺专是当时中国绘画专业的最高学府，任教老师皆著名画家，齐白石教授写意，张大千、黄宾虹讲授绘画理论，王雪涛、颜伯龙指导花鸟，溥心畬示范山水，寿石工传授金石篆刻……二姨最擅长工笔仕女。她用功，更兼名师指点提携，还没毕业就已经举办过多次画展，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47年随姨夫去了台湾。自此，我们失去音讯长达30年，直到1980年，鸿雁捎书，但需辗转马来西亚，总算能够互通消息了，这是后话。

舅父其璋，排行第三，北师大英文系毕业。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词，但极其聪明，虽然专业文科，但数学等理科都念得非常好，解放后英文课被取消，舅父随即成了一位出色的高中数学老师，却又因响应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而获罪，被划为右派。

“文革”风暴过去，舅父获得“平反”，虽已经到了退休年纪，但仍被学校返聘当“老师的老师”，专为其他老师辅导，解答疑问，人称“活字典”。北京四中的刘秀莹校长还曾特地登门邀请舅父，到这所闻名全国的重点中学讲授英语课。

三姨其琮，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年，外祖父做了一个违背他初衷的决定：不再让我三姨上学读书了——供养三个孩子求学，已经让他捉襟见肘，时常出现窘迫局面，他实在力不从心了。

但是三姨自幼聪明好学，识字不多的外祖母更知道教育的起点在哪里，她首先教会了三姨注音字母，这是最重要的启蒙。三姨三四岁的时候，整天抱着一本字典学习认字，慢慢地，她学会了读书、作文。至于算术，她几乎是无师自通。一般人视为畏途的“四则运算”，“大乘大除”和“鸡兔同笼”等等，三姨学得轻松愉快。

外祖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三姨没进过一天小学，9岁的时候就考进了中学，15岁时又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她是当时数学系里少有的女生，年纪最小。

三姨在北京大学读书如鱼得水，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数学课之余，还常到文学院去听课，学习中国文学，并且尝试文学创作，受到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接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的鼓励表彰。彼时，三姨在北大兼学文理，令师长们颇为这位才女担心。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鼻祖、北大数学系的创始人冯祖荀先生提醒她：“专业者，不专焉能立业？”系主任江泽涵教授也担心她有转系的念头，三姨并不犹豫，回答江先生：数学是主业，文学也是心中所爱，难以割舍。数学与文学，“熊掌与鱼”也。

有人问她：“二者之间，哪个是专业，哪个算业余？”三姨回答：“那要看你问的是哪一年。”

此后的十几年中，有些年她是专业作家，有些年她是专职数学老师。

北大读书两年，三姨关于“熊掌与鱼”的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日本侵略军却相继占领东北、华北，即将进入北平，北京大学被迫南迁。三姨很想和母校一同南下，完成学业。外祖父考虑再三，难以割舍幼女离家远行，当时她还不满17岁。三姨说自己“如入宝山空手回”，好不容易考进北大，却被迫中辍学业，求学之梦被侵略军无情粉碎，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北平沦陷后，外祖父长期赋闲，家庭生计出现危机，为稻粱谋，他把中国成语和格言译成了英文卖钱。外祖父觉得《百家姓》里没有“么”姓，很遗憾，于是他做了一本给外国人看的英文《百家姓》，借机添了一句“商么隋佟”，其机智与诙谐可见一斑。

眼看四个儿女都已成才，各有所长，外祖父想到要办一个出版社，只出版发行自己家人的作品。得给出版社取个名字，外祖父号若兰，曾为子女们依此取号：次兰，少兰，筱兰和幼兰，出版社定名“盛兰学社”最为贴切，既雅致又吉祥。

外祖父擅长中英翻译，他把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孔子的《论语》等相继翻译成英文，由“盛兰学社”出版发行。

二姨是画家，设计封面，安排插图责无旁贷，照今日的说法，她是“美编”。

“盛兰学社”的主力则是三姨，她把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小说，重新加工整理，成书出版。我看到过“盛兰学社”出版的各种书籍，如《七姊妹》、《洞房花烛夜》等等。书的封面都是二姨亲手设计，《洞房花烛夜》的封面是她画的一幅工笔仕女“窗前观春柳”。“盛兰学社”还翻译出版《范氏大代数》，舅父和三姨编写了中学生数学课外读物与升学指南一类的书籍，在书店销售。

1949年，外祖父逝世，“盛兰学社”寿终正寝。没有卖完的各类图书，堆积多年占据半间屋子。明知那书没有出路，长辈们却舍不得随便扔掉。最终在抄家的时候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三姨写作直到解放初期仍然活跃，往后几年，政治风暴接踵而至，文艺界每每首当其冲。三姨弄不懂胡风的案子，也不明白丁玲为什么挨批判。“解放区来的作家都犯错误了，我这旧社会过来的人更危险。”她坚决要求退出文联，基本上不再创作，专心当好数学老师。

毫无疑问，三姨是北京35中最优秀的数学老师，我曾是她班上的学生。三姨业务熟练，异常敬业，除了产假之外，她从未请过一天假。一次患重感冒，发烧并且发不出声音，仍然来上课，完全靠手写板书给学生解释定理、讲解思路、回答问题。

她的另一位学生王岐山当北京市市长的时候，返校参加校庆，满怀感激地回忆我三姨那一堂堂令人难忘的数学课道：“么老师身材较矮，欠着脚也只能够到黑板的三分之二的高处……”

内子与我：上了六年北大，总共读了两年半的书

曾外祖父志趣在于兴学办教育，是个理想主义者。外祖父和我的上一辈都终生从教，则是为了生计，但选择教书谋生是他们的意愿。我走入这一行，却完全出于无奈和被动。

1962年，我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并与同班同学郝凤琪恋爱。

数学专业历来不受女孩子青睐，凤琪也并非自幼钟情数学。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六年，她过得轻松愉快——上演的电影她一场不落，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可学习成绩依然优秀。高三的时候，她参加了北京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结果名列前茅。华罗庚先生在接见竞赛优胜者时，还送了她一个笔记本，亲笔题字，鼓励称赞她是“女状元”。于是，凤琪“半考试、半保送”，轻轻松松地进了北大数学力学系。

在北大读书的前两年，所有的教授都非常认真，要求学生也很严格，我们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一进学校，就发现班里还有二三十个留级生，他们都是因为考试不及格，没能升进二年级。“严师出高徒”，正是在这头两年老师们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得以终生受用。以后无论读书自学，或是留学深造，凭得都是这个根底。

然而好景不长，各项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大三那年，北大开始贯彻实行“少而精”——大风起兮，北大紧跟，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各科教学内容统统砍掉三分之一。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的微分方程课教员一个学期只讲了一条像样的定理：常微分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定理；而我的英文课教员每堂课只要求学生记住5个单词。更有甚者，大四那年，我们又被学校安排去河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整整一年。

1968年，除了少数“文革”积极分子继续“打派仗”，甚至闹到“武斗”拼命之外，绝大多数人对“文革”极度厌倦，无所事事，游荡逍遥。直闹到1968年底，我们早该毕业了，还没有收场的迹象。我在北大这所闻名遐迩、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混了6年有余，算一算，真正读书的时间充其量也就两年半。

读书、备课、写论文，把被夺回的时间抢回来

一年后，我与妻子被分配到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待地方政府安排工作。我们这批来到临夏的大学生30余人，一个个被先后打发到临夏州所属各县，甚至公社去当老师、医生、技术员或干部。最后唯独剩下我们夫妇，临夏州委组织部长把我们请到他的办公室说：“你们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大学生，就留在州上的中学教我们的娃儿们吧！”

我这一生的教书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当了老师，“教书好，有寒暑假，自己想干点什么就干什么！”三姨还这么开导我。

我和内子分别在临夏州的两所中学教书，学校倒是很把我们“当人”，报到后立即发给课表、课本、圆规和三角板，走马“上课”去吧。

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恢复高考，内子和我突然想起州委组织部长说的“教我们的娃儿们”的话。8年来不务正业，一事无成，如今真想干点正经的事情。

内子和我开始给有志上大学的学生们系统补习功课，设计模拟考试题10份，美其名曰“练兵”。我们亲自把学生送到考场，学生进场前三分钟，还在帮他们复习“三角函数在各个象限的正负号”。甘肃省那年的数学考试题目全在我们那10次练兵题之内，学校破天荒地出了十几个大学生。消息不胫而走，家长们几乎踏破我家门槛。

1977年初，大学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逐渐恢复正常秩序。清华大学发来公函，商调我与内子回京赴清华数学系任教。我们喜出望外，却又一头雾水。时隔多日，华罗庚教授才告诉我：“遇到了刘达同志，把你们夫妇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写给了他。”原来是恩师向清华大学的刘达校长举荐了我们。

1978年秋天，我们回到北京，开始在清华大学教书。我和内子分别参加到两个教学小组工作，给老教授当助教，一边学习适应新环境，一边准备下学期走上讲台。数学系在“文革”中也遭到严重破坏，如今要重建数学系，面临数不清的问题，最突出的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我们那年34岁，成了系里最年轻的大课教员。

从22岁那年赶上“文化大革命”，到34岁重新步入正途，似乎又回到原点，可走了12年的冤枉路。我和内子的心情，正如当年一句流行的口号所说：“把被四人帮夺去的时间抢回来！”然而谈何容易？

从那时候起，我们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每周七天，除了照管三个女儿之外，心无旁骛，天天都在读书、备课、写论文。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我在清华教的第一个班，是“文革”后经过正式考试招收的第一批学生，那年他们已经是二年级了，我接手教他们“高等数学”课。学生中有的年纪与我相差无几，他们也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极其珍惜这盼望了多年的学习机会，读书异常用功。我理解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把每堂课都讲得引人入胜。　　

1980年，系里派我给清华大学分校的学生上“复变函数”课，有1000名学生。我只能在演播室对着摄像机讲课，学生则分成25个小班，在自己教室的电视里看我板书，听我讲课。期末，除校方正式给我评奖之外，学生会竟另立名目，评我为“最佳男教师”。

上个世纪90年代，我第二次赴美工作。有一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国际科技大学为研究生讲授“应用数学”。那是一门分量很重的必修课，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程度参差不齐。我只能边讲新课，边为他们查漏补遗，总算完成了规定的教学计划。学生们爱选我的课，尽管我是一个操着流利但带“中国口音”的英语的“老外”。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学生会主席为我颁奖，奖牌上雕刻着“Sir With Love”，意思是“富有爱心的先生”。

在我留美工作期间，2001年清华大学成立90周年大庆，师生们纷纷撰文纪念母校生日。一位我教过的学生路秋海，那年已经成了力学系的副教授，写了一篇题为《清华制造》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和校刊《新清华》上，记述当年他们在我的数学课上如何被严格要求，做难题，考低分，饱受“折磨”。从学生们的评价中我才悟到：原来我的身上有家族遗传的“孩子王”风范。

多年来，或因研究，或因教学，甚至因赞助残疾人士而获得过的奖励，但在我心里，学生给我的好评才是最大的奖励。2003年，我应清华大学邀请回到北京，先后在清华河北发展研究院、清华深圳研究生院担任研究所所长。近几年，又应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之邀，兼任中关村研修学院院长。

40年中，内子与我相濡以沫，从北京出发，赴甘肃，去美国，再返故里，人生的轨迹似乎就是划大圈。我要回国了，内子决定提前从飞利浦半导体公司退休，陪着我又一次站到新的起跑线上。

40年前我无可奈何地当了老师，如今我常常想，如果有来生的话，如果可以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会心甘情愿地为人师。因为那三百六十行里，除了教书之外，不是我做不了，就是我不想做。谈来生或许太渺茫，其实是希望下一代有人接续香火，实现书香五代。这大概就是我潜意识中无法化解的“孩子王”情结吧。

我的女儿：五代“孩子王”，又续了一代

2008年3月31日，美国洛杉矶地方电视台KTLA滚动播放一条新闻：为解决遍及全美的血库血液短缺的紧急状况，一个叫做“TAT”的草根组织诞生，在社会上倡导献血和指南。一位年轻的女血液专家应KTLA邀请对“TAT”发表评论。

这位年轻的女血液专家就是我的三女儿，名珊珊，取姗姗来迟之意，且与“三”音近。

奥柏林大学毕业后，她便立志悬壶济世，以“千”里挑一的优异成绩，名列前茅，被耶鲁、杜克等多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优先录取，她挑挑拣拣，最后选择了杜克大学。美国的医学院门槛颇高，进名牌大学更是难而又难。我高兴之余稍感失望的却是，她也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与教书无缘了，我们家族的“书香”延续四世，怕是要断在她们这一代。

在杜克大学医学院，珊珊专攻病理学并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后迁居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担任住院医生。5年后，又转到南加州的“希望之城国家医学研究中心”，担任“血液与输血部门”医生。

2007年初，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聘请珊珊去血液系担任教授和助理主任。这令她好不犹豫。在“希望之城”的两年，她亲手救治了30多位白血病患，很有成就感然而内心深处，她并不满足在医疗上所取得的成绩。面对病患，她时时感到生命那不堪一击的脆弱；与绝症较量，她无法回避医学上的苍白无力。

于是，她决定改换跑道，应聘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做教授，专心从事研究与教学。

珊珊做出这个决定后先告诉了妈妈，并说：“爸爸要是知道了，一定特高兴。”这么说让我很感动，女儿知道老爸的心思。孩子中出一个有所成就的学者，乃是我的夙愿，何况我家的书香又延续了一代。

新星出版社《民国老试卷》，编者：么其璋、么其琮等

这就是我家五代“孩子王”的故事。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教育家，也曾任美国的第32任总统，谈到国家的未来，他曾说：“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的青年建设美好的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而造就我们的青年。”

毫无疑问，一代又一代的 “孩子王”们，也就是不断地为未来造就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之主力军。

本文转载自新星出版社（newstarpress），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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