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百万的一锤子买卖

前言2004年初秋，父亲在法院拍得一栋别墅，同年，相隔20米的烂尾大厦开始装修成酒店。两年后，酒店两侧及周边空地悉数被酒店非法占用搭建了停车场，还封住了路口导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为此，父母三番两次找到城管部门投诉，但毫无作用，酒店的老板甚至在父亲面前说：“别瞎忙活了，你搞不下来的。”2008年，停车场的围墙曾被城管拆除，但两个月过后又围了起来，父亲拿酒店老板无可奈何，心中始终藏着郁结，就这么一直拖到2016年。这年夏天，父亲新买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被客人剐蹭，保安放任肇事的客人逃逸。父亲前去酒店理论，酒店却以父亲并非酒店客人为由，不愿负责。父亲却认为这完全是酒店事先封路所致，双方起了争执，很快，争吵逐渐变成的推搡，父亲被酒店看场的一群人团团围住。这一年我22岁，拿着一把开山刀，跟着哥哥就冲进了人群，与看场的人发生斗殴并误伤了其中一人的尾指。三天之后，我在家人的陪伴下去公安局自首。而这个故事，在2018年才算真正有了一个结尾。

1

看守所里有个说法，如果从第一天进看守所算起，37天内没有释放，那么至少就得在看守所继续待上半年，因为检察院在37天内必须得下达是否批捕的决定。

当然，这个“半年”也分地区，一般来说，一些城市从批捕到开庭不过两个月，但在我住的城市，半年内能开庭已经算幸运了。

2016年4月2日，正好是我进入看守所的第37天。从自首时的信心满满，坚信最多两周就能取保释放，到20多天时的焦虑，每天守在小窗口往外看，每当有管教拿着纸张朝我走来就忐忑不已，等真的到了第37天，我反而释怀了。不仅做好了待半年的准备，还向管教提交了转文化监室的申请——在文化监室可以写作，可以有抽不完的香烟。

下午4点，是仓内的学习时间，全仓在押人员都会在大通铺上坐成三排，背诵监室规章制度，背完了后开始唱歌，每个新来的在押人员到了这个环节，都会哭得不能自已。

转来老仓以后，我负责领唱工作，那天，我站在用纸皮做成的歌词板前，朗声道：“有一天警察匆匆抓你去——预备！唱！”

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跟着唱，仓内陷入了短暂的安静，那一瞬间，我只感觉脑袋一空，一切声音都如同消失了一般。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仓内响起：“廖家乐！愣着干嘛！叫你呢！”

我僵硬地转头看向小窗口，透过窗口看到警服的下摆，再看到靠躺在墙边的“仓头”，他笑眯眯地对我说：“阿乐，换衣服吧，释放了。”

回过神来后，我接连爆了好几个没有指向性的粗口，然后仓友们就纷纷围上来，有让我往外捎话的，有让我留联系方式的，等我换好进来时穿的衣服，“仓头”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往外走记住别回头，晦气。”

我应下来，正准备往外走，想了想，还是转过身来，狠狠踩了几脚地上的号服。

这一个月来的苦闷、屈辱、愤怒，在脚跺上号服的瞬间都烟消云散。我以为我会很高兴，可真正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才发现自己并没有一丝喜悦。

母亲开车来接我，上车后就告诉我：“可能不用判了，伤者跑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并不意外，伤者是当地一个小团伙“湖南帮”的马仔，跟同乡出来混社会，可就在他住院期间，同乡便表明要分走他的赔偿金——当然，若不是伤者身边这群贪得无厌的人，恐怕也无法促成我们之间这么快的谅解。伤者拿赔偿款就跑路了，结果便是我将免于被起诉。伤者都找不见了，检察院还起诉我什么？

不过，母亲又说，“昨天酒店老板约我在派出所谈了一次，他说‘你赔偿我的精神损失20万，再去城管局撤案，我就放过你的儿子’。那时候，我担心你真的被关上半年，差点动摇了，可最后我还是跟他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然后转身就走了。哈哈！”

我窝在副驾驶座，看着窗外往后飞逝的绿化带，安慰她说：“我还是出来了。”

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让我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激动：“是啊，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接下来就该他（酒店老板）睡不着了。”

“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是母亲一贯的口头禅，从我出生到现在，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难熬的日子，最后都是被母亲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略过。

许是四月的南方气候闷热，母亲放下车窗，鬓旁的几缕银发随风飞扬。

2

在我被羁押的那一个月，母亲除了替我找律师、找人照看我以外，也开始了漫漫的上访路，目的只有一个——把10年前本该拆除的酒店违建停车场给拆了。

此时，母亲得到了街坊们的一致支持，轮番去相关部门投诉，可因为一些难以明示的原因，业主维权进展相当缓慢。

这天晚上，我和家人还有律师一起吃了顿饭，我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因为在看守所里吃晚饭的时间是下午3点45分，早知道今天释放，我会将那一盒子糠米扣在垃圾桶上。

律师喝了些酒，开始谈起与我第一次在看守所会面的情景。

我清晰地记得，在见到律师以前，我开口说话的次数寥寥可数，刚进接见室坐下，我还能勉强保持镇静。然后，听到律师说起母亲的担忧，就只问他了两句话：“你有纸巾吗？”，“如果我哭了，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妈，免得她担心。”

得到肯定的回复后，我的眼泪瞬间满面，浑身发抖地哭了足足10分钟。抹干净眼泪后，我将剩下的纸巾仔细藏好——仓里上厕所每次只能用两小格纸，这让我难以忍受。

会见结束前，我对律师说：“就跟我妈说，我在里面一切都好，不用担心。”可律师的承诺也不能当真，母亲转头就知道了我大哭的事情，隔天又给我寄了3000元钱。可在看守所里，有钱也没处花呀。

饭后，大家开始聊下一步的打算，关于酒店停车场违建，律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投诉，可城管局拖延不办，投诉了城管部门，信访局也不督办，只能闹到纪检委。

“酒店老板也是可笑，竟然叫我不要拆他停车场，这是我要拆吗？他不违建，谁拆得了他的停车场？”母亲气愤地说。

“而且，城管部门竟然单独约见街坊们，暗示他们不要被我当作枪头使，街坊们直接回‘我不管那些事，停车场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要上访’。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

回到家不久，母亲又接到来自工商局某位领导的电话，他是我家的同乡，以前父母做生意，跟他多少也有些交情，酒店老板了解到这层关系，便托他捎话给我的母亲，想“找个时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谈”。

我在房间里，听到母亲用略带尖利的嗓门对着电话说：“谭处，他（酒店老板）搞到我两个儿子坐了一个月牢，我怎么心平气和坐下来谈？你也不用再帮他带话了，伤了老乡情谊！”

“这件事情没有妥协的可能！停车场一天不拆，我一天不会罢休！”母亲的结束语掷地有声。

3

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二天，我就悄悄收拾好行囊，乘上了开往深圳的大巴。在我刚释放那天打开手机，在微信看到许多留言，其中便有一家深圳创业公司的offer，对于当下的我而言，这个机会实在难得。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工作忙碌，生活也充实，大半年的逃亡时光和一个月的牢狱经历，很快就被我暂且抛到脑后。直到四月中旬，哥哥打来的一个电话：“爸爸被抓了。”

眼下这个电话再一次把我拉进了现实。

“爸爸被抓了？为什么？他根本没动手，而且、而且……”我“而且”了好半天，只感觉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

“爸爸在柜员机取钱的时候，被当地公安抓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上了公安的追逃名单。”哥哥告诉我。

“凭什么！”我愤怒地吼了出来，咖啡馆里的客人们惊讶地看着我，我压低声音说：“我问过审我的公安，故意伤害罪我是主犯，你是从犯，父亲没有动手，没有嫌疑啊！”

电话那头的哥哥苦笑了一声：“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酒店老板不知道动用了什么手段，把咱们的罪名改成寻衅滋事罪了，如果是寻衅滋事罪，爸爸才是主犯。”

“荒唐！”我险些再次控制不住音量：“那么清楚的故意伤害，怎么还能硬掰成寻衅滋事？”

“不能。”哥哥说：“检察院不可能以寻衅滋事罪批捕爸爸，可……”

哥哥没说完后面的话，可我已经明白过来，虽然检察院不可能认可寻衅滋事罪，可等到公安提交材料到检察院，检察院再下达不予批捕，父亲就又已经在看守所关了一个月了。

“怎么是你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呢？”我虽然已经猜到答案，可我还是问了哥哥。

“她不让告诉你，说担心影响你工作。”哥哥说。

挂断电话以后，我急忙拨通了母亲的手机，本想问她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都打算瞒着我，可等到接通电话，母亲有气无力的声音传来时，我只剩下一句嚅嗫的问候：“最近还好吗？”

“嗯，你工作怎样？”母亲问起我的工作，我大概说了说公司的情况，母亲显然听得心不在焉，最后，我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爸爸怎样了？问过律师了吗？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母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哥哥跟你说的？”说完她调整了语气，一扫刚才的虚弱，中气十足地说：“嗨！明天就去递交取保材料，不放人我就闹，很快就出来的。”

“我明天回家陪你几天。”我说。

“你别回来，你刚工作就请假，像什么样子，真没事儿，别回来。”母亲担心我依然一意孤行，又补充道，“你回来我更糟心，别给我添乱了啊！”

母亲的话给了我莫大的宽慰，我坚定地以为，也许事情真的如同大家设想的一般，父亲过几天就能释放了，我也没再坚持。

可眼看着过了三天，又过了一周，父亲依然没有回来，在一次通话中，母亲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哽咽起来：“你爸爸前阵子才做完手术，身体那么差，在里面怎么遭得住……”

我只记得母亲最后说：“如果你爸爸出了什么意外，我也不活了。”

4

我是在五一假期前两天请假回的家。回到家时，迎接我的就是母亲心神恍惚的模样。我心里一阵阵的刺痛，安慰了母亲许久，她却始终一言不发，过了好久，才抬头看了一眼时钟问我：“晚饭想吃什么？”

自从父亲被羁押，酒店老板一反此前“求和”的态度，专门托人给我母亲带来一句简单粗暴的话：“不用赔钱了，撤案就行，否则就关你老公半年！派出所所长经常在我办公室喝茶，你自己掂量掂量。”

母亲的回应更简单粗暴，只有一个字：“滚！”

虽说母亲对外的态度依然强硬，可回过头来，我还是深切地感受到她的脆弱和无助。因为被牵涉进这个案件，许多事情父亲都无法直接出面，一夕之间，家中的地位竟发生了调换，母亲成了家里的支柱。与酒店方谈判、打点上下关系、与伤者赔偿达成谅解、与派出所所长当面理论等等，全由母亲一个人完成。

这一年来，母亲忙前忙后，几近让一家人都忘了一个浅显的事实——母亲是一个女人，是我们拥有三个男人的一家四口，唯一需要保护的对象——可这三个男人却相继陷于囹圄，生活的重担、业主们的期盼、酒店方的手段、甚至有来自黑社会的威胁，从四面八方朝母亲涌来，只能靠母亲自己一一化解。

我也只是通过旁人的描述和母亲的只言片语才了解到，在这短短一年中，母亲承受着我无法想象的压力，相比之下，我在看守所难熬的日子倒显得安逸起来。也难怪派出所所长在见到母亲时，会吹胡子瞪眼地说一句：“又是你这个厉害的女人。”

在我和哥哥被羁押的一个月内（哥哥比我晚几天自首），母亲时常因担忧我们的状况而迁怒于父亲，她将一切过错推到父亲身上，责怪他冲动，逞口角之快，连累了两个儿子。

其实父亲与酒店方面的争吵，不过是引发这个后果的因素之一，若是我没有拿刀出去，若是哥哥没有因为担心父亲的安危而冲进人群，若我本打算砍往斧柄的刀抬上一分，也都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我会被那一斧子直接劈死或重伤了。

那段时间，父母吵得很厉害时，疲惫的母亲甚至对我说：“这件事过去后，我就和你爸离婚吧。”我感觉，母亲有一根神经始终时刻紧绷着，而父亲进了看守所，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如今，母亲依旧时常和律师碰面，商量释放父亲的办法，虽然检察院方面已经拜托熟人，一旦收到取保材料，一定第一时间处理，可无奈案审那边卡着，检察院也无法越权。

我在家待了一周后，因为公司催促，只得再一次离开了家。等再回家，已经是父亲释放的日子了。父亲一个无罪之身，却实实在在地被关了32天。听母亲的描述，当时在看守所父亲朝着母亲迎面走来时，母亲甚至没有认出他来。父亲的头发已经全数花白了，按母亲的说法，看上去就像一个70岁的老头儿。

事已至此，我们全家人已经没有任何软肋了。

父亲出来后的第二天，母亲直接踏上了纪检委的大门，不管旁人如何说，不见到领导绝不松嘴。母亲已经做好了持久作战的准备，领导一天不见，她就在纪检委待一天，好叫旁人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纪检委也管不了的事情。

听了母亲的阐述以后，纪检委的领导接连打了几个电话，让人迅速反馈信息上来，最后愤怒地拍板道：“这事儿你放心，城管局要是明天敢不立案，你再来找我！”

果然，第二天，城管局便立案了，“立案”的意思，便是最终结果必须得给街坊们一个交待。在立案以前，城管局曾单独约见了我的母亲一次，关于这次谈话我知之不详，过后母亲也没有谈及。

酒店老板的反应也不可谓不迅速，城管局那边刚立案，他便又托熟人向我母亲求情，希望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母亲依然是那句话：“我和你只有仇，没有什么好谈的。”

5

当然，虽然立案了，但还是可以拖。

关于酒店停车场违建一案，城管局每道程序，必然拖到不能再拖才会处理，就在无数个拖拉之后，2017年就过去了。本该在10年前拆除的停车场，现在依然屹立不倒。

酒店老板也多次传达想要谈判的意愿，母亲均对此嗤之以鼻，她说，2016年刚出事的时候，她几番向酒店老板求情，甚至打算赔50万了事，可他依然赶尽杀绝，如今反过来求她了，又有什么好谈的？“何况，他要是不违建，谁能拆了他家的停车场？”

据我了解，酒店老板已经是苦不堪言，酒店的其他股东纷纷谴责他做事不考虑后果，并且让他对接下来酒店即将面临的损失负责——酒店仅有一个停车场，全是违建，一经拆除顾客车辆便无处可停。

最终，母亲和父亲还是一同去见了酒店老板一面，原因是，这一次求情的人是父亲的好朋友，按理说，父亲本不应该有替酒店老板求情的好朋友，可讽刺的是，这位好朋友正是当地某银行的行长，他对父亲说的原话是：“老廖，你还是去见一见他吧，酒店还欠着我们行两千多万，这要是倒闭了……”

父母刚坐下，酒店老板便说了几句好话，表示对我们家庭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我家赔了伤者17万，他直接拿出30万，要求只有一个，让母亲不要继续闹下去了，他会负责平息这件事情。

母亲一直安静地听完，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直到临走的时候才说了一句：“家里三个男人，被你轮流关进看守所一个月，别说给30万，就是给300万也不干。”

酒店老板哑口无言，看上去脸色苍白。接下来第二天，他再次托人带话，愿意给100万的补偿。

听到这个消息时，母亲还是没有说话，父亲先算起账来：“100万，去掉赔偿的17万，还有83万，三个人坐了一个月牢，平均一个人一个月得27万多！”

我高中辍学后就进入社会，金钱于我而言，有更清晰的概念：100万，泰国香米可以买10万斤，足够400个普通家庭吃一年，如果换成房子，可以在二线城市买一套三居室。

我和父亲都动摇了，原谅我们，当凭空可得的100万放在我的眼前，我实在没有办法考虑骨气，就算我浑身是骨气，80公斤，折下来1公斤骨气能卖1万多啊。

可100万换来的，依然是母亲坚决的摇头。

2018年的1月5日，城管部门的大型机械终于开进了酒店的停车场，那时我正好陪母亲爬山归来，经过时我仰头望着高高悬在半空硕大铁锤，咂舌道：“这一锤子下去可是100万啊。”

母亲扯了扯我说：“回家吧，没什么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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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相爱相亲》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