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赶走的小城殡葬花艺师

2020-07-16 10:11:16
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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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南方的一家殡仪服务站工作,入行3年,先后做过遗体接运工、灵堂管理员,也做过业务员——去医院蹲点,给一些重症病人的家属发名片。 有人理解我的工作,会接过名片,听我介绍殡仪馆的情况;有人觉得晦气,略显嫌弃地赶我们走;也有人情绪激动… 的确,“死亡”让人避之不及,但它就是我工作的主题。 我的同事是一群不怎么惧怕死亡的人,在这个被外界打上“神秘”、“暴利”标签的行业里,大家活出了截然不同的样子。 这些故事也许不会让你看透生死,但我希望,它们能提供一种不同的角度,关于死亡、关于殡葬。

1

2017年我实习的时候,这家殡仪服务站还在为开业做着准备。有人悄悄地告诉我,服务站里的鲜花业务让很多人虎视眈眈地盯着。

早年,像我们这种的三四线小城,丧葬活动用得最多的还是香烛、纸钱和纸花圈。丧事办完,把这些东西堆在一起,点把火,烧得火光冲天。后来相关部门禁燃禁放,提倡环保、文明治丧,用鲜花祭奠亲人开始成了治丧的标配。大家猜测,服务站多半会把鲜花业务承包给第三方——如果自己经营,鲜花采购、保存、插花技术都是问题,管理起来太麻烦了。

于是,服务站的员工、外面的花店,还有外地的花艺公司都纷纷盯住了这块“蛋糕”。他们上下活动打点,竞争异常激烈,大家分析猜测了半天,也不知道最后会花落谁家。

我初来乍到,对行业里错综复杂的关系感到新奇又陌生,但更吸引我的还是“花艺师”这个岗位。我天真地想:“要是我能干花艺师就好了,至少可以不用和死人打交道。”

实习不久,机会就来了——领导组织我们去市殡仪馆学习,我特意跑到灵厅去看花艺师插花。

那是一间中型灵厅,40平米左右,进门两边摆了两张自动麻将机,供亲友们消磨时间。中间靠后的位置竖着放了一台冰棺,四周已经被一尺高、一尺宽的不锈钢钢架子围了起来。砖头大小的绿色花泥搁在上边,插了一排排的菊花。

黄白色的花朵间错开来,里高外低,成阶梯状分布,像是给冰棺织了一个方形的帽沿。逝者在鲜花的拥簇下,多了些祥和之气,看起来也没那么瘆人了。

在几个忙碌的花艺师里,我一眼就注意到了那个漂亮女人。她三十来岁,瓜子脸,个子高挑,皮肤白皙,手上动作不停,花插得又快又好。我在一旁向她请教了许多有关花艺的问题,她都耐心地一一作答。

她问我:“你们来那么多人,怎么就你对这个感兴趣?”

我仿佛被她窥见了心思,赶紧随口地答非所问:“之前领导讲过,以后的花艺可能也要我们自己做,这个有些技术含量,让我们多了解。”

“是吗?”她抬起头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意味深长。似乎有些讥讽,又有些不怀好意,仿佛我刚刚说的是个冷笑话。

我想拜这个漂亮女人为师,死皮赖脸地加上了微信,不过联系并不多。后来,我还是通过同事赵天才得知她的事。

她叫朱丹,以前是开花店的,主做婚庆花艺。自从上面开始提倡用鲜花祭奠,没有花艺业务的殡仪馆遇到有需求的客户就去外面的花店现找。朱丹嗅到了商机,摇身一变,成了小城里最早一批进入殡葬行业的花艺师。因为做的是鲜花生意,长得又漂亮,大家都叫她“花老板”。

最开始,朱丹和市殡仪馆合作。据说,为了得到这个机会,她还费了些关系。刚开始,小城里的殡葬花艺是个冷门,朱丹生意惨淡,也就是这两年,人们思想逐渐转变,消费能力提高,她的生意才渐渐好转起来。

我想学花艺的事没瞒过赵天的眼睛,他在本地殡葬行业干了十多年,无论哪个犄角旮旯的事儿都知道,是个“百事通”。赵天给我泼冷水:“别做梦了,这份差事怎么也不会落到你头上。”

“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赵天神秘地笑了笑。

2

没过多久,殡葬服务站开业了。站长对殡葬行业一无所知,是个门外汉,又分管国资公司的其他项目,忙得紧,所以服务站的经营还是由副站长李东说了算。

李东原是市殡仪馆的一个科长,口才极好,为人八面玲珑。公司高层看中他经验丰富,就把他挖了过来。开会时,李东安排工作,无奈地对大家说:“由于开业时间紧急,鲜花业务来不及筹措,暂时由第三方来做。这块就由朱丹全权负责。”

至此,四周虎视眈眈的眼神都渐渐地黯淡了下去。我突然回忆起和朱丹的第一次见面,瞬间就理解了她那个笑容背后的含义。我也感觉自己当时真好笑。

后来,我听人说,朱丹为了得到这块蛋糕,已经筹划多时了——她和李东是熟人,早就布好了局。在服务站里,关于他们的传言有很多版本,大都很难听。

朱丹的摊子越铺越大,干脆让老公辞掉工作,专职负责市殡仪馆那边的生意。她一个人来到我们这个新开的服务站,专心打理业务。一开始,这里的停灵业务量很少,是民政部的新政策救了朱丹——园区内不能焚烧香烛纸钱,家属想对逝者表达心意,就只剩用鲜花装饰灵堂这一条路。

鲜花业务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围馆鲜花,由丧属选用;另一种是花圈,前来悼念的人自愿购买。工作没多久我就发现,在小城里治丧,存在着一种不可言说的现象:亲人去世,灵厅内布置什么样的花、前来吊唁的人买什么样的花圈,已经成了彰显丧属社会身份、地位的一种途径。

为了迎合这种攀比心理,朱丹制订了多种花艺套餐,比如围棺鲜花,按数量和设计不同,价格从1000多元到20000多元不等;花圈更是简单粗暴,小的300元,大的600元。

在服务站干了半个多月,突然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李东离职了——有人向公司高层举报,说他和朱丹勾结,鲜花业务的收入四六分成。

服务站刚开业,和第三方合作也不成熟,鲜花收入都是直接进了朱丹的口袋,没有入服务站的账。朱丹被叫到会议室,里面坐着公司副总和站长。副总和她客套了几句,就切入正题:“李东离职了,你们当初的合作方式,公司觉得不太适合,要和你重新协商。”

副总那天说了很多,大意就是上级国资公司建这家殡葬服务站花了好几千万,鲜花业务的营收理应上交一部分给公司。经过一场艰难的谈判,双方最终协定,今后的鲜花业务继续给朱丹做,但费用得由服务站统一收取,月底五五分成。副总特别强调:“这是国资公司,账目上必须是公对公。”

这意味着,朱丹拿的那五成,除了买花材、养工人,还要上税。最要命的是,无论朱丹怎么说,领导们都不答应跟她签合同。

从会议室出来,朱丹感到很不安,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干多久。国资公司有很多条条框框,加上人际关系复杂,未来的一切都充满了变数。

3

业务虽然保住了,但离开李东的扶持,朱丹的境遇变得尴尬且艰难。新接任的副站长之前没接触过殡葬行业,仅弄明白一套运作流程都要花不少时间,更别提分心给这种和第三方合作的鲜花花艺业务了。

上面不重视,底下没有业务提成的灵堂管理员更是放任自流。家属要做就做,不做拉倒。眼看着采购的鲜花慢慢地枯萎,心急的朱丹动起了心思。

有一次,服务站来了一个大客户,是某单位的高管。因为反腐倡廉,好多前来吊唁的人不敢送钱,就送最贵的鲜花花圈。丧属觉得花圈多了没用,就和灵堂管理员打招呼,“不收鲜花花圈了”。灵堂管理员按吩咐照办,后面来吊唁的人只好送钱。

朱丹把灵堂管理员叫到一旁,悄悄地说:“你们打印一张纸贴在门口,说‘某某厅家属谢绝鲜花祭奠’就可以了。不用口头拒绝,这不拂了人家的心意么?”

吊唁的人来去匆匆,谁会认真看墙上的通告呢?不一会儿,丧属就跑来问:“怎么回事,这鲜花怎么又送上了?”

管理员指指墙上的纸:“我都指给他们看了,但人家说这是对老人的一点心意,我们拦都拦不住。”

丧属没辙,只好悻悻地走了。最后,这间灵厅里的花圈堆得满满当当,实在摆不下,只好摆在厅外。

动了点心思,借了点外力,仅鲜花花圈这一项,朱丹那几天就多卖了几万元。尝到了合作甜头,她思前想后,最终找到服务站的领导,说自己愿意再拿出一成的收入,分给灵堂组做绩效。

这个做法效果明显。之后,丧属来了灵堂,管理员都会想方设法推销围棺花艺。遇到那些看上去有经济实力的人,他们还会把本可以出租的、50元一个的绢花花圈藏进库房,对方只好买鲜花花圈。

就这样,朱丹的生意越来越好,在业务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收入比以前多了一半。她悄悄地请灵堂组的同事们出去吃饭、唱歌,这事就被接运组的人知道了。

接运组干的是接送遗体的活儿,比灵堂管理员更早接触到丧属。有人心理不平衡,不停地向朱丹抱怨说自己也推销鲜花了,但拿不到一分钱。朱丹表示理解,但她实在是爱莫能助。

鲜花项目的总收入服务站拿走了60%,剩下的40%,朱丹要买花材、养工人、纳税,七七八八加起来,刚好抹平成本。于是,她的利润,全靠鲜花回收再利用。

逝者出殡后,工人们把灵厅里的鲜花拖回花房,剔除枯萎的,留下较新鲜的,修剪一番再分类保存。这是个相当繁杂的工作,朱丹请了3个工人,如果赶上早上出殡的灵厅多,就要忙活一整天,根本没时间休息。下午6点工人们下班,朱丹留守,如果上半夜来了业务,她还得叫上家人来帮忙。

一天到晚,忙得够呛,但朱丹总像打了鸡血。很多个深夜,我都看到她独自在冰棺旁忙活。

夜晚的灵厅略冷清,朱丹不疾不徐地从桶里抽出一支支鲜花,比对裁剪后,插入花泥。她身穿一件白色的及膝长裙,表情认真、虔诚,整个人在素色鲜花的衬托下,显得十分优雅。

我走上前和朱丹打招呼,一再表示想和她一起学花艺。朱丹没有拒绝,笑着说:“好啊!”

4

一天早上,逝者出殡后,朱丹照常去灵厅回收鲜花,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灵厅里乱七八糟的,像刚被人洗劫过一样,鲜花散落一地,花泥上的菊花、百合,有的被拔出扔在地上,踩得歪倒在一边,剩下的还在花泥上挺着身子,只不过早就没了花苞,只剩光秃秃的枝。

朱丹心痛无比,可这些鲜花丧属已经付过钱了,人家想留或是想糟蹋,她都无权干涉。朱丹安慰自己,也许这只是个特例。

但是接下来的好多天,鲜花损毁的事频频发生。朱丹觉得蹊跷,选了一天特意早起,趁逝者还没出殡,悄悄站在一个灵厅门口,结果发现一个遗体接运工在给丧属出主意:

“这些鲜花你们可以全部收走,到时放在坟前,反正你们是出了钱的。”

“可以把花瓣全摘下来,在灵车前面撒,鲜花铺路,就不用撒纸钱了。”

朱丹气得发抖,想去找领导告状,但冷静下来就觉得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做死人生意,活人更难伺候,最后朱丹选择妥协,她主动在微信上联系我,要我跟接运组的同事们打招呼,帮她把鲜花看紧点。随后,她弄来超市购物卡悄悄塞给大家,又说了一箩筐的好话。

这时,接运组的人都一个劲儿地推脱责任,朱丹也不戳破,随口打哈哈:“只是想请大家在关键时候,多帮几句腔。”

此后,逢年过节,朱丹就得悄悄给接运组的人“意思一下”。

虽然鲜花的损坏程度小了很多,但额外开支也在不断增大,为了保持合理的利润,朱丹只能让鲜花“缩水”。原来插10支的,现在插7、8支,这样一来,花艺效果大打折扣。

一次,一位女丧属选了一个2880元的鲜花套餐,但做之前,她提出要看看实际效果。

朱丹把这个精明又干练的女丧属带进了一间100多平米的大灵厅,走近冰棺,女丧属的脸一下就垮了——叶子掉光,只剩花心的菊花孤孤零零地站了3排,就像在冰棺旁边立了3排大号火柴棍。

女丧属围着冰棺走了一圈,转身就走,还气冲冲地对灵厅管理员说:“就这样还2880?太难看了,我数了下,你们这的花差不多10块钱一朵,可真下得去手!”

女丧属说自己做过鲜花生意,像朱丹用的这种菊花,从昆明批发也就五六毛钱一朵。“更何况,你这还是重复利用。不做了,我在外面另外找人做。”

走出灵厅,她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跟在一旁的灵厅管理员忙说:外面的鲜花不能拿进来。

“谁说不能进来?进餐厅还可以自带酒水呢!”女丧属一下火了,把正准备进灵厅插花的工人全轰了出去。朱丹站在一旁,脸青一阵红一阵,然后埋下了头。一向口齿伶俐的她,竟吐不出半个字,变得手足无措。

半小时后,一辆皮卡拉了几捆鲜花进了服务站,一名保安大爷去拦,五六个丧属围了过去,把保安大爷夹在中间一顿臭骂,另外几个丧属则趁机强行把鲜花搬进灵厅。几个保安们跟进去,一个男丧属把桌子拍得啪啪响:“老子今天就不要里面的鲜花,你能怎样?我就看你们今天来打我!”

服务站的保安哪里敢打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这样的事开了头,就像洪水决了堤,效仿的人越来越多,根本拦不住。朱丹给领导反映情况,领导们决定在服务站内四处张贴标语:“禁止外来鲜花入内!”

外面的鲜花不让进,里面的花艺做得不好,标语更是火上浇油。一天,副站长直接找朱丹谈话,说有客户投诉她,又说外面有很多花店正盯着这个生意,她却不懂珍惜:“不瞒你说,前几天还有人给我送来5000块钱,我退回去了。现在各行各业竞争激烈,我希望你花艺这块不要掉队。”

从副站长的办公室出来,朱丹一直在琢磨那些话。一连好几天,她都心事重重,吃不好也睡不好。她思虑再三,决定先努力改进自己的花艺水平,不向副站长“表示”了——那段时间,党风廉政搞得厉害,她不想被服务站里的有心人抓住把柄。

5

在这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小城,搞殡葬的有几家,竞争激烈。服务站的运营状况不如预期的好,两个外行领导很焦虑,不久之后,他们请来了一位专家救急。

专家姓于,50来岁,瘦瘦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气质比较儒雅。他曾在台湾的殡葬行业干了很多年,又在内地某民政学院当过讲师,主讲殡葬文化。

专家给我们上了几堂课,讲的都是一些先进的理念,还举了不少台湾同行的例子。我们坐在下面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先进的原因很简单——“不缺钱”。

专家说,在台湾,为了给逝去的亲人办好一场丧事,一些丧属愿意一掷千金。可在我们这种地方,先不说消费能力,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就跟不上。要是讲一通信仰、文化、孝善,丧属们还是会觉得,按地方风俗来办更好。

这年头,顶着专家的名头到处招摇撞骗的人太多了。除了领导,服务站里的员工都对这个专家充满了抵触心理,觉得他不切实际,是来骗吃骗喝的。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直到亲眼见他工作。

那天,一名逝者化完妆,被放入灵厅的冰棺。在一旁静静观望的专家突然走上前去对丧属点点头,然后径直走到了冰棺旁,弯下腰,把嘴凑到逝者耳边,轻声呼唤他的名字。那几声呼唤温暖、浑厚又极为亲切,像是在喊一个睡着的人。

“你现在就安心走吧,不要留恋这里,不要牵挂他们,你的儿女们会处理好后面的一切的。”专家轻声说完便要求儿女们跪下,然后说:“你们的父亲人刚走,还听得到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话现在赶紧给他说。让他安心去,不要留恋眼前的这个肉体了……”

不管专家这话有没有科学依据,那时候,他仿佛就是有一种魔力,没人对他的指导提出半分异议,都乖乖照办了。丧属们跟逝者告了别,又按要求开始叩拜,专家也跟着在一旁鞠躬,毕恭毕敬的。

仪式结束,冰棺徐徐关上,我转过头,看见朱丹推着鲜花进了灵厅。她漂亮的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情,我走过她身边打招呼,还听见她小声嘀咕:“这人都死了,还听得见人说话,哄鬼呢!”

后来,专家跟我们解释说,他做的这套流程在台湾是很重要的。“台湾的殡葬行业竞争激烈,拼的就是一个服务。你没做好服务,没有做好口碑,是根本接不到单子的。”

结果员工们都不买账,觉得这老头子神神叨叨的惹人烦,更重要的是,他害得我们的工作量又增加了——比如,他点评了一番朱丹的花艺,副站长就再三让朱丹按专家说的改进。

“花艺花艺,肯定要有艺术的东西在里面嘛!用花朵插几条直线,像小孩子拼小棒一样,这算哪门子的花艺?”我不止一次听到副站长私下抱怨。

被赶走的小城殡葬花艺师

朱丹的确改进了,可总在成本的问题上打转,到底是搔不到痒处,领导并不满意。相比之下,专家隔三差五来讲讲课,带着领导天南地北到处调研,就被奉为上宾。

朱丹感叹道:“在国企里,还是专家的名头好使啊!”

后来,副站长召集大家开业务讨论会。会上他问朱丹,能不能用鲜花装饰灵车?大概要多少钱?

“我完全可以做出来,不过最少也要1280。”

副站长嫌贵,这让朱丹有些为难,她解释说装饰灵车用的鲜花要把花朵都剪下来,因为根茎太短,不能再利用,所以价格贵点。朱丹小心翼翼地说完,瞄了领导一眼,又赶快把目光收了回去。

“好好好,那就不做了吧,反正你这个价估计要做的人也少。”副站长的语气极为不快,不耐烦地摆摆手。大家都在场看着,朱丹有些难堪,她把头垂得低低的,迟迟没有抬起来。

这事过去没多久,副站长就通知朱丹,从下个月开始,服务站要独立经营鲜花业务了,“这是公司高层的意思,我也没办法”。

那时候,专家给服务站培训的几个花艺师基本能上岗了——朱丹最担心的事,还是来了。她站起身,尽力气给副站长挤出了一个笑容。

“你先坐下,不忙走嘛,如果服务站请你来上班,主管花艺部,你愿不愿意?”

朱丹委婉地拒绝了。剩下的一个月,她心灰意冷,倒也没有抓紧时间狠捞一笔,还是一切如常。月底,朱丹把自己的设备收好,搬离了服务站。

可过了一个多星期,副站长就打来电话,请朱丹救场——服务站来了一位大客户,是个地产商。他老婆去世,他看不上套餐上的样子,要私人订制一个5万元的“鲜花灵堂”,“要那种太阳花,我老婆生前最喜欢这种花了”。

恰逢台湾专家不在,服务站的几个新手花艺师根本应付不了,利字当头,他们还是咬牙把活儿接了。朱丹没在这节骨眼上跟领导计较,叫上自己的团队重新进货,忙活了一整天才把灵堂布置好。地产商很满意。

经历了这件事,领导就发现,才一周而已,自营花艺的内部问题全暴露了:人工成本增加、采购流程复杂、鲜花回收也没人在意,产生的利润远不及以前。

思前想后,他们还是决定和朱丹继续合作,只是依然不签合同。这样来回折腾,把朱丹磨掉了一层皮。

6

半年后的一天,副站长找到朱丹,说按照国资公司的最新要求,服务站的鲜花业务必须要经过招投标,中标之后才能做,“所有国资公司项目都要走这流程,公开公平,也是保护大家”。

朱丹按要求备齐了全部资料,按流程参与这场竞标,信心满满。在这个小城做殡葬花艺,她不相信有人更比自己更专业、更有实力——她手里有市殡仪馆和服务站两个项目,每年做2000多次鲜花围棺,公司的规模和营收都不是外面那些小花店能比的。

可招投标结果出来后,朱丹懵了——中标的是一个她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公司,她败得莫名其妙。

月底,朱丹再次把设备搬出服务站,中标公司的人马立即入场,开始改造。

新团队的思路和朱丹的截然不同:他们把围棺的不锈钢架子丢进仓库,换成了光滑的木架子,再围上了淡黄色的蓬松的布幔,档次一下子就提升了许多;他们迅速推出了“灵车鲜花”的服务,用黄白两色的花朵拼成一个心形,旁边再配上绿植,花座装在车头上,显得十分清雅。

因为只要300多元就能做“灵车鲜花”,大部分的丧属都会选用,由于重复利用的次数多,成本自然降低。

渐渐地,中标公司背后的老板浮出水面——就是那位神神叨叨的专家。不仅是我们服务站,随后,他又不声不响地拿下了另外两家县城殡仪馆,业务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外省。更让朱丹难以接受的是,这个专家只带了3个人,还把她培养成熟的2个花艺工给挖走了。

“他们做的鲜花真的很好看吗?”朱丹在微信上问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去了趟灵厅,拍了两个花艺造型的照片发给她。

一个花艺造型设在遗像的下面,是用红、黄、紫三种颜色的花拼成了一只2米长的“彩蝶”,从翅膀到头上的触须,都处理得十分精细。彩蝶托着遗像,像要展翅欲飞,新团队说,这是取“化蝶”的寓意。

另一个造型用的全是寻常的黄色菊花,在花艺师精巧的设计和排布下,那些菊花拼成了一朵巨大的金莲,底下用大片的绿植衬托,显得更加华丽庄严了。新团队说,这是取“乘莲花宝座飞升”的寓意。

菊花还是菊花,百合还是百合,但他们却用更少的花编出了更多、更美的造型。此外,他们还买了一些暖黄色的落地灯放在灵厅里,让灯光和花艺搭配起来。柔和的灯光亮起,原本冰冷的色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情,让悲伤的人一进灵厅就能平和下来,陷进温暖的回忆。

我在微信里问朱丹:“这花做得怎么样?”

过了很久很久,朱丹都没有回复我。

自从换了合伙人,服务站的领导对鲜花这块业务更上心了。很多新奇又充满寓意的产品陆续被开发出来,同事们看到灵厅里的花艺造型一天一个样子,又看到客人们露出惊奇的眼神,都不敢再小瞧那位专家,都开始亲切地叫他“于老师”。

于老师说:“有些时候丧属不接受新东西,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新东西是什么样。社会永远是向前发展的,殡葬行业也如此。”

我突然回忆起,于老师在逝者耳边低语的那一幕,朱丹的失败,大概就是从她露出那个鄙夷的眼神开始的吧?

没过多久,我听说朱丹在市殡仪馆的鲜花业务也弄丢了。我不敢问她,怕给她的伤口上撒盐。毕竟除了手艺有高低,这个行业里还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个人无法左右的。

朱丹离开了大家的视线,我就没有再联系她了,只是偶尔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发的动态——她离开了小城,先后去了宝岛,又去了东瀛,也晒起了外面的同行做的殡葬花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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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