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精
精
云梦长弓
南山秋
景瓷
兮兮陈
蓝猫
1
2020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小织。她身着校服坐在沙发上，乖巧文静。那时她13岁，刚上初一，被妈妈带来见我们。
和小织聊了一会儿，我发觉她思维清晰，爱好正常，性格积极，情绪稳定。最令她烦心的，也不过是上初中要不要住校的问题。总之，她完全不像是需要接受心理咨询的样子。
我对小织妈妈的第一印象也很好。这位服装店女老板，时髦漂亮，妆容精致，性格随和，还很健谈。初次见面，她就表示希望我和云长弓两个人一同跟进她女儿的案子：
“云老师，梦老师，我是慕名而来的。我很担忧我的女儿，虽然我还有儿子，但是我就是很看重我女儿。我小时候受的苦，我都不希望她受，什么我都想给她最好的。我知道二位都很忙，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亲自接触小织。钱都不是问题的。”
干这行这么久，我很少听到来访者这么直白地表达：钱不是问题。毕竟我们这里的咨询费不算便宜，1个小时都要过千元，1个疗程下来费用不菲。当然，看着小织妈妈拎着的爱马仕包，我这“担心”也是多余。
出于专业角度，我们表示，以小织目前的状况，暂时不用做心理咨询。但小织妈妈很坚持，聊到很后来，她才稍稍吐露了原因：“哎呀，我就直说了吧。我这个女儿，在小学就很多男孩追，我就怕她受影响，防患于未然嘛。”
早恋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于是我们接下小织的个案。
送走这对母女，云长弓问我：“你怎么看？”
我笑着问他：“你记得吗？我15岁时，给心理医生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内向。”
云长弓也笑了：“你其实一点都不安静内向。”
实际上，云长弓就是我当年的心理医生。在只看见冰山一角时，我没有任何看法。
第一次和小织单独面接，她表现出和妈妈带她来时截然不同的状态，开朗又热情，积极地告诉我们她的环境、朋友、喜好，我和云长弓相视一笑。
小织说：“我不太喜欢弹钢琴，我其实喜欢摇滚乐。但是我妈喜欢钢琴，她觉得弹钢琴高雅，逼着我学。”
“还有，我现在这个学校里的男生都不怎么样。小学时，有个男生很高很帅，一直追我，我本来觉得初中应该会有更好的男生吧，可是现在觉得还不如他。”
她叽叽喳喳地说了2个小时，末了才反应过来，忐忑地说：“老师，你不会觉得我是个坏女孩吧？”
我一瞬间没忍住，笑出声来：“这样就是坏女孩了？那你是真没见过坏学生！我当年可是连校长都敢怼，迟到、旷课、请霸王假，没有我没干过的。你说我们俩，谁坏？”
那一瞬间，她完全放松下来，露出甜美的笑容。我知道，她对我们有了信任。
2
再次见面时，小织翻出许多学校里公认的美女同学的照片，问我们好看吗？实际上，我们一致认为，那些照片上的女孩没一个有她漂亮。可小织怎么也不信，她觉得其中一个打扮中性的姑娘是全校最好看的。
这是极其严重的容貌焦虑，我没想到冰山这么快就露出了第二个角。
这个令小织异常羡慕的女生叫小江，其社交平台粉丝众多，更新也频繁。初中生常发动态不奇怪，但小江的动态几乎都是别人替她拍的照片。看得出来，拍摄的人极其用心，虽然小江长相并不算出众，甚至某些角度分不清是男生还是女生，但照片里的她，大方自然又有范儿。
对比看小织的社交平台，除了自拍外，没有一张关于她的照片。但自拍拍得再好看，多少也有点顾影自怜、自娱自乐的感觉。或许，小织羡慕的，不是小江的长相，而是小江身上源源不断的关注和爱。
因着这份羡慕，小织和小江成为好朋友，但她很多时候并不喜欢小江，她跟我们花了1个小时吐槽和小江相处的日常。
按小织妈妈的说法，小织应该不缺关爱，于是我试探着问：“小江的父母对她怎么样？”
没想到，小织只是听到这个问题就哭了：“小江也有弟弟，但是她爸妈总是一起来接她放学，平时也常常只带她出去玩，把弟弟交给爷爷奶奶……但是我爸从不会带我出去玩，几乎都不跟我讲话，他只管我弟，我妈虽然管我，但是她根本没什么时间……”
显然，小织妈妈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的形象与小织心目中的她，是有出入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这次面接快结束时，小织在房间里坐立不安，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不知道今天谁来接我。”
我很惊讶：“你妈妈当初不是说她会管接管送吗？”
小织苦笑了一下：“她才不可能做到呢！她一周有半周在出差，昨天刚从深圳回来，今天早上就去新加坡了。”
“那么第一次是谁来接你的？你爸爸吗？也可以啊。”
“不是，第一次是我舅舅，他那天正好有空，今天好像全家人都没空。我打给我妈，她让我找舅舅，舅舅又让我找小姨……现在谁都没空了，我再打给我妈，她没有接。”
我安慰她，然后陪着她等来了结果——她爸爸给她转了钱，让她自己打车回家。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当时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案子大约是个硬骨头。
那时，我们并没因此认定小织妈妈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每个家长都或多或少地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和家长沟通。带着客观的态度，我们将小江带给小织的影响反馈给她妈妈。
“啊！我早就发现了。梦老师，小织她太在意外表了！我跟她说，现在不是在意外表的时候，她就是不听。哎呀，我真的觉得她太不听话了。”
“小织妈妈，小织这个年纪爱美很正常，对自己的外形产生自卑、焦虑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小织的想法恰恰证明她很正常，正在度过正常的成长阶段。其实，小织妈妈你也是从少女时期走过来的，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在小织这个年纪，心里想的是什么？”
小织妈妈难得沉默了。实际上，我们总是在小织妈妈的朋友圈看见她化着不同的妆，配着不同的衣服，出席着不同的酒会。这很难不让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感到自己在耀眼的母亲面前晦暗无光。
最后，我们建议小织妈妈请个摄影师，按小织意愿拍一组照片，可以缓解小织的外貌焦虑，至少也算是青春期纪念。她满口答应。
一周后，小织拿着那些照片来面接。她一脸失落：“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看。”
我仔细看了照片，的确普通，既没突出小织的优点，也没拍出什么令人一眼难忘的特色，和小江的那些照片确实没法比。再仔细放大一看，竟然一半照片连焦点都是虚的。
我们第一反应是小织妈妈可能因为不懂摄影，误信水平欠佳的摄影师，花了冤枉钱，于是询问小织拍摄的情况。没想到小织给我们的答案却是：“这不是我妈妈请的摄影师，拍这些照片的，是她店里员工的朋友。我拍照穿的衣服是我妈店里进的新货，妆也是我妈帮我化的。”
那一瞬间，我是震惊的，一款爱马仕包包要集齐不同颜色的小织妈妈，竟然连给女儿拍一组照片都如此节省。
如果小织满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小织并不满意，似乎满意的只有小织妈妈。毫无意外，我们在小织妈妈的朋友圈里，看见了这一组跑焦的照片，配文清一色：店里来了很多青春款哦，快来撩。
这说明，小织妈妈本来就是要拍宣传照的，只是顺带“满足”一下小织的愿望。
此事一出，和小江父母对小江的全心全意一对比，小织更难过了。
3
2020年国庆假期，小织一进门就径直坐到沙发上，把头埋得很低，也不说话，我大感不妙，走近才发现她在哭。
“不用这么压抑，小织，你可以大声一点哭。”我对她说。
她果然放声大哭起来，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我问她怎么了，她抽抽搭搭地说：“老师，我弟前天晚上打我，我妈不管他，我爸还帮他说话……”
原来，前天晚上，妈妈要求小织去催弟弟写作业，小织本不情愿，但还是去催了一句。弟弟没反应，小织走近又催了一句，谁知弟弟竟然站到沙发上，对着小织狠狠踹了一脚，小织被踹倒在地，疼得话都说不出来，她弟弟还要扑上来继续打她。
妈妈闻声赶来，将她带回房间，弟弟还要追过来继续打她。结果，她妈妈把门关上，就做自己的事去了，而弟弟没有受到任何责罚，继续回去看电视。昨天小织父亲出差回来，小织提起这件事，全家人也看了监控录像，父亲只是淡淡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闹着玩而已。”
小织将监控录像偷偷拷出来，拿给我们看。从监控可以看出，她弟弟绝对是故意为之，其凶狠程度令我们大为震惊。
我只能引导小织进行宣泄：“其实你希望你妈妈和爸爸能好好说一下弟弟，对吧？”
“嗯，我觉得我妈默认我爸和我弟这么对我。”小织很愤怒，“为什么？我弟是他们儿子，我就不是他们女儿吗？”
我叹口气：“你是。你也理应得到公平的爱。”
“那我怎么办？我已经很听话了，我弟那么坏，他们为什么还是这样？”
“小织，我们要告诉你，实际上每一对父母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小江的父母，你觉得就比你爸妈好，对不对？”
她点头。我又说：“那你试着想一想，你们班上，有没有同学的父母比你父母更差的？”
她思考了一会儿，认真说：“倒也有。有个女生，她父母离婚了，从来不管她，有时甚至连生活费都不给，都是奶奶在照顾她。”
小织从暂时的对比中，得到一些安慰。
结束时，小织打电话问妈妈，开了免提：“妈，我能不能打车回家？”
“不能，你每次都打车，太贵了。”
“可坐地铁太远了。”
“别人都可以坐，你为什么不能坐？”她妈妈挂掉电话。
说不震惊是假的，但我又感到是情理之中。这和上回的拍照事件对上了——小织妈妈的大方是装的。
看着小织泪眼汪汪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和云长弓一同送她去了地铁站。
那天，我和云长弓就这个案子聊了很久。
“你觉得小织妈妈怎么样？”云长弓问我。
“你教过我一句话：孩子的问题根源都在父母。”
“没错，很显然，小织妈妈隐瞒了很多事实。”
“家长通常都把许多重要的事情主动忽略，不是吗？”这时我也知道了，小织妈妈并未像她说的那样疼爱、重视小织。
“我从来都说，没有那么大方的客户。家长愿意花钱，只是因为问题很严重。”云长弓笑笑。
4
国庆节过后，小织在一次面接中，疯狂吐槽起她的某位任课老师。
小织读的是当地最好的私立学校，学费高昂，升学率也很好看。我们从未想过这样的学校会出现小织口中所说的坏老师——上课随意辱骂学生，微信群中公开攀比家长送的礼物，授课水平也一般，许多同学表示上了课比没上课还搞不懂知识点。
我们本着客观的原则，提出一个建议：让小织先录一节课堂内容给我们听听。小织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可以让我们更相信她说的话，于是回家开心地告诉了妈妈，并要求买一支录音笔，100元左右。
没想到这个正常的提议，遭到她妈妈的强烈反对。接下来的一次面接，小织妈妈亲自带她来见我们，身边还带着她年幼的弟弟。其间，小织弟弟在走道里打打闹闹，一度还因失去耐心而撒泼打滚，显然一副因溺爱而骄纵成性的状态。
小织妈妈坚决反对我们给小织的建议，她认为如果小织去录了老师的课，就是对老师的极度不尊重。并且，这件事会给小织带来错误的指引，导致她将来不再听学校老师的话，会变成一个“坏”学生。
这次谈话是由云长弓与小织妈妈进行的，到最后，小织妈妈情绪非常激动，“老师，你肯定觉得我的日子很好过，对吧？其实你不知道，我和她爸爸都快过不下去了……”
云长弓是女性心理咨询方面的高手，只需一两个问题，就可以让伪装得完美无瑕的小织妈妈吐露难言之隐。这是小织妈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承认，她丈夫其实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家里，他们的钱是分开花的，互不干涉，丈夫眼里只有儿子，而女儿的所有大小事务都由她来负责——“但是你看，我忙，她爸爸更忙，今天我要来见你，儿子还没有人管。”
这和小织说的情况倒是吻合的。至此，我们可以判定，小织的家庭环境，绝没有她妈妈最初说的那样美好。
小织不理解，只是录一下老师上课的内容，为什么在妈妈口中就变成大逆不道的事情？明明其他同学有时也会为了课后复习，用手机录下上课的视频，老师也鼓励同学们这么做。
基于小织妈妈的强烈反对，我们只能放弃了解学校老师的上课情况。
我委婉地告诉小织：“你妈妈对于维持一个完美形象很执着，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要求她那么注重现实。”
小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懂了。她父母的婚姻大概是名存实亡了，只是她妈妈不愿承认，也不愿改变。
“小织妈妈，假装自己嫁了个好男人，假装自己有一个完美的生活。本质上，这是一种逃避。”送走小织他们，我和云长弓在办公室聊了很久。
云长弓点点头：“你可以总结一下她的心理动机。”
“小织要去录音，小织妈妈并没觉得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真相，而是觉得我的女儿居然质疑这样优秀学校里的老师，还要找到证据证明老师的问题。那么，这就相当于证明了我为她选择的学校是错的。我如此完美的生活，怎么可以出错？绝不可以！她害怕被拆穿。”
“对，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事人不会明白。”云长弓叹了口气说。
10月底，小织的初中生活迎来“重要”环节——一个男孩对她穷追不舍。这是女孩的校园时光里，常常会出现的典型坏男孩，长得帅，却充满危险的标签：逃课、抽烟、沉迷网络、早恋……
我问小织：“你不喜欢他吗？他听起来很受女孩欢迎啊。”
小织坚决摇头：“不，他的恋爱故事太多了，学校都传遍了，他就是一个实锤的渣男。”
“你妈妈知道吗？”
“知道，我告诉她了。”
“她相信你不喜欢他吗？”
“相信啊，我妈一直都相信我不会早恋。”小织说这句话时，满脸骄傲。
但我们深切地担忧起来。
云长弓当天联系了小织妈妈，跟她确认这个情况。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她的确有盲目的自信：“小织对这样叛逆的男生是极度反感的。”
“小织妈妈，其实如果一个女孩能得到足够的父爱，多半不会早恋，但是如果父爱缺失，女孩就很容易向外寻找感情寄托。”
“哦，当然啦，我知道的，他爸爸也跟我学习很多心理知识。他很关心女儿，常和女儿聊这些情感话题。”小织妈妈又撒谎。
云长弓挂掉电话后，点了一支烟，在那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抽烟了。
“她妈妈是不用沟通了，她和你抱怨小织爸爸的话还没凉呢，今天就罔顾事实，撒谎说丈夫很关心女儿。如果小织真拥有这么多父爱，根本不会羡慕小江。”我知道鄙夷不该有，但还是没忍住，“唉……我觉得小织真是一个好姑娘。即便她妈妈这样对待她，她仍然满怀热诚地信任她妈妈。如果是我，我早就不会跟我妈说实话了。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跟我妈都没说过几句实话。”
“你现在知道做一个孩子的工作有多难了？”云长弓终于说话了。
“嗯，最难的问题根本不在孩子，是在家长。”
那一刻，我很难过。我自问小织比我小时候真诚可爱得多，但她的父母却比我的父母还要糟糕。我更加希望自己能帮她走上一条逃出宿命的路。
我不怀疑小织此时对这个男孩的反感，但是，小织已然表现出对爱的强烈渴望。所以，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她的反感很快就会消失，只要这个男孩稍微耐心点，等到小织再次因为缺爱而崩溃时，他就能把她追到手了。
5
一周后，小织结束晚上的面接准备回家，正为父母没空来接她而难过，那男孩突然发来消息，说他就在楼下，来接她回家。
小织说她很害怕，问我们如何拒绝男生的要求。我们看出她的动摇，因为这个男生之所以能出现在这里，自然是小织告诉了他自己的行踪。从毫无接触到沟通行踪，发生在1周之内，实在太快了。
再三确认小织确实不想和男孩单独接触，我们才帮助她不着痕迹地拒绝了男孩。
11月，小织即将过生日，男孩跃跃欲试，小织想要拒绝他的礼物，但又渴望得到他的礼物。
“你如果实在想接受，也可以的。毕竟生日礼物还是说得过去的，你其他同学也会送你。”我需要尽力告诉她，别将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虽然我知道这很严重，那是因为我能看见作为男生他并不纯粹的动机。
“不，我觉得不好。我觉得有点危险。”
我很开心小织能这么说，但也同时觉得很心酸，因为这是一个拼命在和自己的缺失做斗争的孩子，或者说，她在拼尽全力抵抗着原生家庭对她进行的错误塑造。
生日前，小织一直疯狂暗示她的父母，她希望能有一个心意满满的生日仪式。可是她妈妈只是毫无愧疚地告诉她，她生日当天，自己还在外地出差。而她爸爸给了压垮她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
生日前一天早上，小织试探地问：“老爸，我生日你准备送我什么礼物？”
她爸爸回答：“着急什么，到时候你不就知道了？”
“还不急？你知道我生日是哪天吗？”
“知道啊，不就是下周五吗？”
小织的心，瞬间稀碎。
“那是我弟弟的生日！他根本不记得我的生日……”这天晚上，小织在我们工作室痛哭流涕，放下了一个少女全部的自尊心。
我们知道，小织对于父爱的渴望，强烈且无处安放。而一个女孩子，理应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与付出。但在这一行待久了，我习惯在心里默念一句话：如果应该的事情都按照应该的去发生，人间哪还会如此怨念丛生？看着她哭的样子，一个预感也愈发清晰地出现在我心里：那个追小织的男孩，快要成功了。
小织生日时，除了收到她妈妈发来的一段视频，什么也没有。我们看了那段视频，她妈妈化着浓艳的妆，身后站着五六个浓妆的姑娘，穿着统一的服装，然后几人异口同声地祝小织生日快乐。那语气，无端地让我想到火锅店服务员每天营业前喊的口号。
我在她妈妈发的朋友圈里，也看到了这一条视频。实际上她只是在向所有人展示：我是一个好妈妈。她享受这样的表象。
小织生日第二天，我们意外接到了她妈妈的电话：“小织昨天过生日，我给她发了祝福视频，她却没有回复我，不转发朋友圈，这也算了，我打电话给她，她连句谢谢都没有。我真的是很生气，云老师，你们给她辅导的时候，也要帮我说说她。”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很想发脾气。
云长弓将小织试探她爸爸的事情告诉了她，小织妈妈毫不在乎地说：“哦，那是我和她爸爸商量好的，要给她一个惊喜。”
我从愤怒变成了震惊——她竟然丝毫没想过，既然我们能知道小织和她爸爸的对话，我们便很有可能知道小织过生日当天并没有收到任何惊喜。我不知道该说小织妈妈是过于自信，还是傻，或者说，其实她根本没有将女儿的事放在心上，才会说出如此未经思考的谎言。又或者，她认为那条公式化的视频，就已经是给女儿巨大的生日惊喜了。
6
生日事件后，我们能明显能感受到小织的厌学情绪，她说，“我不想再去上晚自习了，还有周末的培优班，我都不想去了。在学校我觉得很累，也特别烦躁。我也可以在家自己学习。”
虽然小织的成绩一直在班级前列，但我们很担心，一旦有了这个想法，很难不影响学习。而我们终于可以确定，为什么当初小织明明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她妈妈却还是坚持要将她送来咨询。
因为“看起来没问题”其实是小织装的，或者说，是小织妈妈控制她表现出来的。随着小织的长大，她妈妈觉得，越来越无法控制的女儿，会令她完美母亲的形象破碎。她是希望借我们的手，继续控制小织。
而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亲手毁掉一个孩子对我的信任，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唯一能做的，只有努力周旋。
可猝不及防的，一件更棘手的事情发生了。
12月中的一天，小织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被追她的那个男生拥抱了。这一幕正好被监控记录下来。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在学校，叛逆帅哥狂追小织的事情，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当天课间，男生到小织班上找她，同学们便开始起哄，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知是谁在背后推了小织一把，小织不由自主地往男生面前扑过去，男生顺势抱住了小织。小织当时吓傻了，直到反应过来，要挣扎，男生才放开了她。
事情闹得太大，教导主任和班主任迅速将他们两人分别带走，并通知了家长。小织告诉我们，在她妈妈没来之前，男生一直在被教导主任责骂，而班主任一直在一旁安慰她。
最终，男生的家长并未出现，而小织妈妈一到，就立刻笑着说了一句：“啊呀！孩子们的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听到这句话，直接皱起眉头。
小织突然提高了音量：“很奇怪，我妈说完这句话后，教导主任和班主任都愣住了。然后他们也不骂男生了，开始说我也有不对，没有第一时间推开他。我很委屈，我当时都吓傻了好吗？怎么能说我有不对？我明明是被人推过去的，但是他们后来就都说我也不对，我妈还跟他们道歉。”
我问她：“监控能看到是谁推的你吗？”
“不行。”小织摇摇头，“我身后太多人了，围了几圈，只看到我是突然摔向前方，明显是站不稳。”
“哦，对了，我还被班主任针对了。”小织似乎又想起什么，补充道，“今天上培优课时，班主任花了好长时间在我们班训话，主题就是说什么好学生不要浪费时间和坏学生交往，要珍惜进培优班的机会，不然会被踢出去之类的，然后还点我的名，当众说‘小织，你要注意，不要总是把心思放在打扮自己上面，整天想着勾引男生。’我当时真的气得都要哭了……”小织说着就已经哭了出来。
我们听完她的叙述，对视了一眼，然后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们怎么会不知道为什么？小织一个孩子，当然不明白成年人心中的龌龊。坏就坏在她妈妈说的那句自以为识大体的话上了。
我需要把真相告诉小织：“不是你的错，小织。事态这么变化，是因为你妈妈一出现就原谅了那个男孩子。”
小织一脸茫然，我继续说：“你是一个女孩子，出了这件事，正常的父母会非常愤怒，老师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们赶在你妈妈来之前，很严厉地训斥男孩。但是你妈妈却没有愤怒，反而原谅了男生，你的老师们就会觉得，是你不检点，所以你妈妈才不能理直气壮。”
小织妈妈没有保护小织的安全感和身为女孩子的尊严，反而替男生说了句话，这直接导致小织在同学和老师眼中，变成一个自甘堕落、犯贱又虚伪的女孩。而小织的妈妈，她只是暂时出现在学校，表演了她的开明大度之后，就又可以离开了，然后投入下一场表演。
真正无辜的人，是小织，而后的所有伤害都得她独自承受。
小织很难接受这个真相。但这绝对比她不知情要好。我们并不同意许多咨询师的做法，他们只会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和稀泥，或者总是选择将事态包装得轻巧简单，仿佛只要将孩子的心情哄好了，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一样。
但每个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即便TA只是一个孩子。何况，知道真相的人，也许当时不能爬出深渊，但她起码在人生路上开了一道侧门，在她终于有一天，力气也够了、时机也到了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出口走一条不同的路。而如果不知真相的话，这个人将永生没有醒来的机会。这是在剥夺一个人选择的权利。
7
2020年圣诞节，小织还是答应了男孩的表白。
直到那一刻，她都保持着清醒，记得自己一开始并没有看上这个男孩，甚至是有一些瞧不起他的。但她始终无法抵抗来自内心缺爱的痛苦。小织在向我们诉说经过的时候，几次提到：“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答应他，但我就是答应他了。”
“这件事你告诉你妈妈了吗？”
“没有。我只跟你们说了。然后就是小江也知道。”小织看着我们，眼神之中有忐忑，更多的是探索，她似乎想要探知我们是否反感。过了半晌，她又问：“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好好谈恋爱呗。”我说。
这是小织绝没有想到的答案，她反倒开始犹疑：“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危险。”
“没关系，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坚决不要和他单独出去玩。如果要离开学校见面，那么一定要和其他同学一起。”
“嗯，好。”
这是我们能给小织最大的帮助，以最短的时间，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一个少女对早恋的好奇和幻想，然后在这个幻想破灭之后，这个女孩就会获得一次飞跃般的成长。
2021年元旦，小织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这个男生也在。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男生突然吻了小织，第一次小织戴着口罩，男生将口罩取下来，又吻了一次。
小织跟我们说的时候，虽然依旧感到不知所措，但已经没有了走廊拥抱时的害怕、震惊和愤怒。她只是淡淡地觉得有些突兀，并且感到隐约的不安。
同样是没有得到她同意的亲密接触，甚至这一次比第一次更加具有侵略性，但小织的反应却告诉我们，她心里已经产生了：我大概就是喜欢他吧……这样的想法。
小织的自我评价下降的速度，比我们预料的要快。
“你在担心什么？”我问她。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不安。”小织看着我，她愿意将实情说出来，是我最后可以帮她的机会。
“他吻你没有遭到拒绝，接下来他一定会有进一步的行为。比如下一次他再吻你的时候，手可能就不只是放着不动了。”
小织听到这里，表示出强烈的反感。这很正常，一个少女很难理解男性的世界，更不可能了解这一切都是男性与生俱来的本能。女性通常只是想谈感情而已。我们告诉小织，必须向男生明确表示她的愤怒，并且用行动来证明，比如绝不再单独同男生接触，即便在学校。
很快，男生妥协了，他向小织道歉，而小织做了一个令人暂时欣慰的决定：分手。
“我本来觉得他道歉了，我就原谅他。可是已经过去了一个礼拜，我突然觉得，没有他我好像更开心，所以我就跟他说不想继续谈了。”小织看着我们，一脸坦荡，但我仍然看出她的疲倦。
“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我会答应他。”小织又说。
“因为你太想谈恋爱了。”我说。
“可是我不喜欢他，我现在觉得更确定了。”
“对，你本来就不喜欢他，但是你却很好奇谈恋爱的感觉，一方面是你周围有不少女孩子在谈恋爱，另一方面是你在父母身上获得的爱太少了，达不到你的期待，所以你很迫切想要尝试被爱的感觉，而这个男生的穷追不舍，能让你得到暂时的满足。”
“啊！那就是说，这些都是假象啊？”小织很聪明，她听懂了。
“对，如果你真心喜欢他，这一个礼拜你不仅不会觉得轻松，还应该觉得难熬才对。至于你觉得危险，那是因为我们告诉了你很多你自己意识不到的想法，你比其他女孩更多了一些对自己的客观认识。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你甚至不会分手，而是会被动地和他一路发展下去。”
她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那天小织意外没有说很多话，而是静静思考了很多，偶尔问一些问题。我明白，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她已经开始发觉自己对这个男孩的感受不真实。
其实，促成小织谈恋爱的真实原因，是那次走廊拥抱事件。老师的态度和同学的质疑，会令小织感觉到困惑，最初坚持认定自己是受害者的想法，最终被动摇。她逐渐迷茫：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犯贱，所以才会所有人都这么说呢？最后小织会认定一个想法：既然我妈妈也觉得男生没问题，那么真的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是我真的不是犯贱，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也喜欢他吧……
但我不能把太深的潜意识告诉她，这太危险。
好在，小织决定和男生分手。她走后，我对云弓长说，“正好接下来放寒假，小织可以暂时脱离学校，只要我们更多的干预，她会渐渐戒掉这段关系带来的余温，她就能熬过这个坎了。”
他点点头。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曙光。
一口气还没松完，小织突然告诉我们，她妈妈决定暂停咨询，理由是寒假要带她出去旅行。
小织哭诉：“我不想跟我妈去玩，她还要带上我弟。只要有我弟，我就什么都得不到。她总是听我弟的，买东西也只给我弟买，我想要什么，她就会说我已经有了很多类似的，说我浪费什么的……而且我弟也总是欺负我，她都管不了我弟。”
我们除了叹气，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当然明白，小织妈妈之所以不愿意继续咨询，无非就是因为放假了，不用去学校了，女儿的表现好不好就变得不重要了。
8
2021年3月，开学了，小织又来了。
“我妈妈没有带我们去旅行。”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在吐槽了1个小时她糟糕的寒假生活之后，她看到了另一个来咨询的孩子。这个孩子已经向学校请了长假，集中进行心理咨询。当小织发现别的父母愿意牺牲孩子的上课时间，也要让孩子做咨询时，人彻底爆发了：“我不要去晚自习了，我要告诉我妈妈，我每天晚上来你们这里。”
我知道这会使矛盾激化，劝了小织很久，但她仍然决定向妈妈提出这个要求。
当晚，小织和她妈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吵。她半夜哭着给我打电话，用难以置信的语气哭着说：“我妈竟然说我越咨询越叛逆，说我不好好学习，都是你们教我学坏的。我哪有不好好学习？我上学期英语、物理成绩全班第一，而且连小江都退步了几十分。她到底从哪里得出我不好好学习的结论？还有，明明就是你们在帮我，不然我早就不想去学校了，可是她为什么可以反过来说？她还跟我说我们家很穷，我说你的爱马仕包包最少也20万一个吧，我们哪里穷？她居然说她那些包包很多是假的。她说我不体谅她，说她给我花太多钱了……”
她哭得很惨，我听得也很心酸。
夜半，我挂了电话，叫来云长弓加班。
“我感觉不能再继续咨询了。”我看着他。
他摸出了一支烟：“你的感觉是对的。叫停吧。委托人不够诚实，并且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客观事实，我们无法再做下去了。结束理由就这么写。”云长弓打开窗子，夜风吹进来，吹散了烟。
“真正需要咨询的，是她妈妈。”我喝了口水，忍不住还是说了这句话。
“没办法的事。她妈妈背后觉得我们没有达到她的要求，可是当面却不告诉我们，这足以证明我们没有得到委托人的信任。无论什么原因，这个案子都不适合继续了。她妈妈要做装睡的人，我们没权力叫醒她。”云长弓掐了烟。
“真的是，无论多少次，我都难以接受，明明孩子那么无辜。”
“还记得你第一次接的案子吗？小洁的案子，我告诉你该放弃的时候，你哭了很久。”云长弓看着我，“现在至少你自己下决心放弃了。进步很大。”
“对。”我笑笑，再说不出别的话。
第二天小织还来进行了一次咨询，我很委婉地告诉她，我们会将她妈妈预存的咨询费退还，并且告诉她，平息这场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按照妈妈的意思，好好在学校学习，至少要做一个学期的“听话的孩子”。这可以让小织妈妈最直接地感受一下，有咨询和没咨询，到底差别在哪里。
小织再一次哭得很崩溃，她感觉到被最后的安全感抛弃了。我没忍住，也红了眼，只能安慰她：“你别担心，你又不是再也无法联系我们了，电话、微信一样都不少，你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
这是我们做了无数遍的事情，给一个绝望的孩子，留一个希望的后门。在他们长大以后，也许这扇门会有用。
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想：她现在还是一个好好的女孩，以后……就不知道了。
云长弓给小织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明情况，然后退钱。当然在电话里，我们也再不可能主动跟她提及那些令她反感的真相了，即便那是真相。
小织妈妈在最后一通电话里，毫不避讳地表达了一个极端自私又自负的观点：“云老师，我真的是太宠小织了。我就应该像别的家长那样，什么都不给她就对了。我给她太多好东西了，导致她还问我为什么给自己买名牌，不给她买。我真的很生气，我自己挣来的钱，我怎么花当然都可以，我给你花，你就该觉得我是好妈妈了，我不给你花，也理所应当。你要是想要，等你以后挣钱，想怎么花也就都可以。但是现在你花我的钱，就不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
虽然我很悲愤，但我清醒地知道，有这样想法的母亲，可能不是少数。
尾声
2022年1月，那时刚放寒假，我和合伙人云长弓出去接案子，就在小织学校。
散学典礼刚结束，我再次见到了小织，没想到她已经化上了妆，穿着一身名牌，手中还挽着她那个叼着烟、蓄着头发的男朋友。我没有很震惊，但还是很惋惜。
遇见我们，她还是很开心地打招呼，甚至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得知我们是来接触另一个孩子时，她眼神中有掩饰不住的失落和羡慕，但她假装忽略这样的情绪，匆匆拽着男朋友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中无法不波澜起伏，她到今年，也才15岁。
时隔1年，小织呈现了断崖式的改变，我再也无法从她脸上看到那个13岁小姑娘的神情了。那天我回到家，难过得吃不下任何东西，比起一年前结束咨询关系时还要煎熬。这迟来的伤心令我深刻地意识到：即使不是第一次见到一个孩子的堕落，我还是无法无动于衷。
我想起她路过我的时候，我甚至看到了她胸前挂着一个电子烟。而她妈妈的朋友圈，还依然日复一日地秀着岁月静好，母慈子孝。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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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长弓
1
艳湖集贸市场建在一条叫茶树沟的河道上。在它的上游500米处，是牛头山国家森林公园，那儿有一个水库。茶树沟本来只用于水库在丰水期向外排水，正常情况下水量极少甚至无水。于是，东风汽车公司在1992年将河道架空，建成了这个集贸市场。3年后，又在集贸市场两侧的河道上建起两排居民楼。从此，“茶树沟”成为暗渠，不知情的人会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普通的平地。
2005年，中燃公司对集贸市场旁边的芙蓉小区进行燃气改造。原本的燃气管道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遇到雨雪天气或下雨，就会出现管堵和漏水。此番改造便是为了将天然气管道埋到地下。
3年后，芙蓉小区意外发生了化粪池的沼气爆炸，燃气公司担心会影响管道安全，于是在2008年再次改造管道，违规将管道绕过化粪池，穿越过艳湖集贸市场下方的暗渠。
2次改造，或是未经申报，或是直接违规操作，事后的事故调查报告更是指出了期间的一个重大问题：管道弯头部位防锈处理没有按规范完成。
茶树沟暗渠本就潮湿，社区排水渠每天排出腐蚀性的生活污水，再加上集贸市场各家餐饮店的厨房经年累月持续排出大量二氧化碳，燃气管道便一直处于酸性水汽环境下，天长日久，燃气管道早已锈迹斑斑。
40多岁的珍姐在距离市场300米远的地方开了一家不大的便利店。她告诉我，从她10多年前搬来这个小区，就从没有见到有人对这些管道进行过巡查。歌舞升平的安宁掩盖住了岌岌可危的隐患，直到2021年6月13日，泄露的天然气在封闭的河道里迅速聚集，最终被顺着早餐店排烟管排出的火星引爆了。
事故调查报告（网络资料）
珍姐微微有些发胖，扎一个高高的马尾，显得格外精神。听我打听这事时，她先是略略有些诧异，却又很快高兴起来：“呀，真是没想到，这么久了，还有外面的人记得这事。”说完，她的神色又不自觉地黯淡了下来。
珍姐一直强调说，自己是幸运的：她的家距离爆炸现场不过50多米，但好在房子处在爆炸冲击波的侧面，相较于那些正面迎接冲击波的邻居们，她家的损失小得多。
去年爆炸发生时，珍姐刚从医院出院不久，正在家调养身子。爆炸声响起的时候，她还在睡觉，只听得窗外地动山摇。爆炸声有些闷闷的，像是被罩子压住的声音。珍姐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体，拖着丈夫孩子狼狈而逃。
出家门后，爆炸的现场让她惊惧——遍地都是砖头瓦砾和流着血的伤者，一片狼藉。有人在喊，有人在哭，一起跑下楼的邻居心有余悸地说，自己家的玻璃全都被震碎了。珍姐抬起头，想看看自己家的窗户，只看到窗帘被吹得呼呼的。
珍姐一家和邻居们在现场看了没一会儿，工作人员赶来了，不停催他们赶紧走，不要逗留。“快走快走”，声音急促而焦躁。
邻居们被安置到了各个酒店，珍姐没有和他们一起，而是住去了同在十堰的娘家。住了没一个星期，丈夫犹犹豫豫地催她：“住回去吧，我们回家吧。”
珍姐有些发恼：“回去？你敢回去？那里现在就是个火山口。”
丈夫争辩了几句，终于也不耐烦了：“要注意影响啊，住着不回去，影响不好。我是党员，得带头。”
珍姐最终还是跟着丈夫回到了集贸市场旁边的家。踩上那里的地面，第一脚有点软。接着往家走，深一脚浅一脚，满鞋底都是黑泥。楼里也是黑的，像一口望不到头的深井。周围的邻居大都没有像她一样回家，他们在安置酒店住了至少1个多月，最久的住了3个月。
没有邻居，本就惊慌的珍姐更加觉得孤单，她像是得了PTSD，每每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心就突突直跳。1年过去了，这种心慌始终没有改善，珍姐烦躁地摆摆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掉这毛病。”
市场周围的房屋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珍姐家的受损情况是相对比较轻的。工作组很快给所有的受损房屋做了登记，之后统一做了修缮。珍姐家的墙壁，一开始被重新粉刷了，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区别，但日子久了，震裂的墙体终于又显出了疲态，爬满了长长短短的缝隙，一下雨，水就一点点渗进来，墙壁全是灰灰绿绿的霉斑。
之后，工作组开始和各家各户沟通赔偿的事情。珍姐知道有赔偿时，谈判已经进入了尾声。她始终没有看到正儿八经的公告，还是在早餐店里碰到的邻居不经意地问她“赔偿谈到哪一步了？”她才如梦初醒。
她慌忙火急打听了一番，各家的赔偿不尽相同，多的7、8千，少的3、4千。有邻居神神秘秘地向她传授经验：“你要先把口开得大大的，然后再还价。不然调子起低了，就要不了多少赔偿金了。”说完，还四下张望了一下：“赔多少，不是完全依据受损情况来看的，你要会说会闹才好。”
珍姐最后还是没有去谈赔偿，她觉得自家受损情况算轻的：“比起其它人家，我家真的算很好的了。算了，这一次，政府也挺难的。”
和珍姐抱着一样想法的人也有不少，他们放弃了赔偿，互相安慰着：“人还在就是最好的了。比起那些没了的人，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在爆炸中失去生命的26位逝者，每家收到政府100万的赔偿金。珍姐说起这个，摇一摇头，又摇一摇头：“人命啊，有时候真的不值钱。”
这1年里，珍姐身边的很多邻居陆陆续续都搬走了。珍姐也想搬，天天住在家里，心里都是悬空的，总觉得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来一场爆炸。“谁不想搬走？能走的都走了。”但是珍姐搬不了，“我能搬去哪里呢？”十几年前买下这套房子时，房价才1千多，在爆炸前，珍姐还跟中介聊过，中介告诉她，“你这房子，现在能卖到快50万呢”。珍姐喜滋滋的，觉得自己“赚了”。
但爆炸后，周边的房子房价都一路直线下跌，珍姐的房子已经卖不到30万了。而最关键的是，即使跌到30万，也没有人买，“但凡有条件，谁会买这里的房子呢？你说是不是？”
卖不掉旧房子，就没钱买新房子。搬不走的珍姐觉得，自己心慌的毛病，可能永远好不了了。
开五金店的浩哥也说自己是幸运的。他的五金店就在艳湖集贸市场正对面，隔一条细细窄窄的马路，距离爆炸点不到几米。但浩哥的家距离集贸市场有10分钟车程，那天正好犯懒，没来那么早，躲过了一劫。
浩哥剃一个平头，面庞有些黑，说起话来很爽朗。我看到他时，他正百无聊赖地歪在五金店里的躺椅上。店子40多平米，整洁明亮，为了招揽生意，浩哥还在门口摆了一长条柜台，卖香烟和矿泉水饮料。他的妻子不时拿着面盆接满水，熟练地泼到屋外的空地上，用来压住路面上扬起的灰尘。
在那条细长马路对面的爆炸旧址上，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施工。早些时候，有几个工人告诉我，那栋两层楼高的市场在爆炸后就不会再重建了。现在正在原址上修葺的，是一个长100多米、宽10米左右的休闲广场。以后，那个新广场里将再看不到往日的痕迹。
几个工人开始对我这个陌生人颇有些警惕，只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上面怎么安排我们就做什么。”但最后，他们还是带着欣喜叮嘱我：“你要是有兴趣，过个十几天再来看，那时候，这个广场就竣工了，你可以看看它的样子。”
作者供图
不过浩哥夫妇对这个广场并没有什么期待。爆炸发生后，河道里的天然气管道很快被挪开，之后河道改造，修了一个走道似的建筑，“都是大理石修的，看起来很贵”。但没过多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走道又被拆了，现在这个小广场是今年4月才开始修的。
在浩哥的印象里，这一年来，五金店门前一直是挖了修、修了挖，目之所及，全都是挖掘机、起重机，地上永远堆满了黄沙和水泥，雨天是黑黑的泥沙水，晴天是细细的一层灰。周围的居民这一年都把窗户紧闭。但浩哥他们那一排的铺子没办法，要做生意，只能开着门，往地上一盆盆泼水，“不过也习惯了，有点灰就有点灰吧，也不影响啥”。
浩哥有时会跟妻子玩笑般打赌，猜这个广场会不会再拆。“听说这个广场花了4000多万呢，之前那个走道，也花了1000万，啧啧啧。”虽然不是自己的钱，但浩哥还是一想就心疼。
“为什么不提前规划好呢？我们老百姓装修个房子都知道要先做好设计啊。”
但他更想不通的还是那场爆炸——听当时在现场的人说，在爆炸发生前的1个小时，河道上就聚起了许多淡黄色的烟雾，还有呛鼻的气味，许多人都远远地观望。但6点38分，燃气公司的抢修人员告诉警方，“阀门关了，没什么事了”。之后，围观的居民们被陆续劝回市场。4分钟之后，爆炸发生了。
和珍姐一样，浩哥也想离开，但也走不了。这个铺子是他在2004年花了40万元盘下的，在那时候，不是一笔小钱。
“如果是租的（店面）就好了，那我就走了。”他顿了顿，“可惜不是。”
五金店当时被炸得变了形，门窗墙壁全被震得七歪八倒。之后店铺关门了1个月，政府帮忙做了修缮，然后给了几千元的赔偿。浩哥说：“这个钱叫什么呢？营业收入的补偿吗？那肯定远远不够，估计就是比照着旁边铺面的租金补偿吧。”
2
阿武是这场爆炸案的重伤者之一，也是我此行要见的人。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家康复医院做复健治疗。比起微信上的头像，现在的阿武有些微微的虚胖，头发剃得很短。他后脑勺上是一道长约十几公分的半月形疤痕，时间久了，疤痕颜色有些淡了下去，但张牙舞爪的缝合痕迹仍是触目惊心。
阿武左右两条大腿上，这样长长短短的疤痕还有至少4、5处，最长的一道疤痕，差不多有30公分，从大腿根部延伸至近膝盖处。按专家最终出具的伤情报告，爆炸造成了阿武的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多脏器受损以及肺部受损，而最严重的，是脊髓神经受损。
脊髓神经受损被称作“不死的癌症”，受伤之后，阿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站不能坐。直到现在，才终于可以勉强支撑站立一阵子，蹒跚着练习走上100米左右。
做水疗复健时，护士给坐在轮椅里的阿武身上绑上绑带，在绑带上勾上钩子，接着仪器启动，将阿武整个人从轮椅上吊起腾空，再缓缓移动到水疗箱的正上方。机械手臂停住，然后将阿武一点一点放下到水疗箱的箱体里。从地面到水疗箱，常人只需10来秒的距离，阿武花了整整5分钟，还走得半身都是细细密密的汗水。
这样的流程阿武已经非常熟悉，不需要医生的指导，甚至可以娴熟地与医生商量着调节设置水流温度、阻力和步行速度。水疗的时长是半小时，结束后，阿武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理疗项目。
水疗、针灸、牵引、悬吊、电疗、磁疗、PT训练（关节功能、肌肉力量、神经肌肉等训练）……每天早上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半，每周6天，阿武就泡在复健楼里，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做。晚上，复健科的医生下班了，他就在病房里自行训练，直到晚上11点半。周日复健科休息，别的病人都也跟着休息，可阿武不，他自己在病房里给自己安排练习，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
护工文姐私下感叹：“他训练得真是猛。哎，可怜见的，这么年轻，他着急啊。他天天就只想着快点恢复，就可以出院了。”
阿武今年42岁，1980年的冬天出生在十堰市下属的一个镇里。2004年，他和来自同县的妻子结婚后就来到了十堰市定居。熬过了最初的迷茫期后，生活开始一点点向阿武期待的方向展开：2007年，大女儿诞生；2009年，他们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2016年，又添了一个小儿子，同一年，双喜临门，阿武在艳湖集贸市场开了这间100多平米的大药房。
阿武能吃苦，又愿意动脑筋，药店的生意在他的打理下越来越好，养活一家四口足够宽裕。他不是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人，这样的生活让他满意，甚至时常偷偷感谢命运。如果没有去年的那场爆炸，在阿武的设想里，他也许会和身边无数个擦身而过的普通人一样，“平淡幸福”过完一生，那是他自己所中意的。
阿武的药店在艳湖集贸市场的临街一面，从马路上向上走十来级台阶便能进到店里。药店下方，正是埋着管道的暗渠。市场里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布局构造，不过，之前没有人会将这一点与“危险”之类的字眼联想到一起。
阿武的药店爆炸前后对比图，网络图片
爆炸发生在端午节的前一天，阿武惦记着第二天家人团聚的大餐，计划着出去买点食材，做点好菜。他本就有早起的习惯，忙乎完一圈后也才6点多。一看时间正好，他便去药店开门。
阿武将车停在社区的停车场，距离市场100米远。停好车后，还碰到了在那里早起打羽毛球的老邻居朱叔。阿武赶时间，就没有停下脚步，两人只远远地笑嘻嘻打了个招呼。朱叔是湖北武穴市人，今年52岁，来十堰安家也有10多年了，育有一儿一女，前些年孙辈也出生了。女儿出嫁后，朱叔就带着儿子一起在艳湖集贸市场里经营着一间理发店，没有太多生计压力，日子过得颇为悠闲。
打过招呼后，阿武继续往市场走去——这是那天留给阿武最后的印象，后来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了。
事后，阿武听家人说，爆炸的消息传开后，大家发了疯一样赶来市场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路边全是嘶吼的救护车，现场乌泱泱全是人。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现场东奔西走，情绪几乎失控，拉着人便问：“看到阿武了吗？”“知道阿武在哪里吗？”“能告诉我他在哪个医院吗？”
没有人能回答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急吼吼的，救出的伤员被抬上救护车，随机送往周围的医院，谁也看不清谁，也顾不上看清。
阿武的妻子艳云最后还是在抖音的短视频里找到了丈夫。在视频里，救援人员抬出的第一个人就是阿武，阿武那时已经血肉模糊，看不分明了，但艳云认得丈夫的衣服。确认了丈夫已经被救出，艳云提着的那口气才松下来，她的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得深一道浅一道。
大家又分头去到市里的医院，一家家打听“有没有一个叫阿武的病人”。有位医生听错了姓，听成了“朱武”，一脸严肃而沉重：“你们节哀，他已经不在了。”
朱武就是在停车场打羽毛球的朱叔，爆炸前两分钟，朱叔和阿武刚刚远远地互道了一句“早上好”。
3
阿武的手机一直打得通，这给家人多多少少留存了一点希望，但一直是响到忙音还没人接。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人接通了电话，说是医生，告诉他们，阿武还活着，现在在ICU。
家人和亲戚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医生接下来的话吓呆住了：“情况非常不好，救过来可能也是植物人了。”
情况确实不好，尽管命悬一线，阿武却迟迟做不了手术。他颅内水肿得厉害，血压也高，从全国赶来增援的专家们和本地专家一起组成了3个医疗专家组，但对于阿武，专家们的治疗意见争论得厉害，始终无法统一。讨论了整整3天，最后是一位从武汉同济医院赶去增援的专家冒险拍了板，才给阿武动了手术。
昏迷到第七天，阿武的眼睛才终于微微有了颤动。守护在旁边的家属喊来医生。苏醒过来的阿武才发现自己浑身绕满了管子——胃管、气管、导尿管、引流管。
刚苏醒时，阿武长时间处于意识不清醒的状态，每天只有片刻能清醒一小会；他张不开嘴，吃不了东西，所有的营养液和流食靠插在鼻子上的鼻饲管送进胃里；肺部受损让他没办法开口说话，与外界所有的沟通与交流全部依赖于家人买来厚厚的A4纸，他得一笔一画地写，“要喝金银花露”“想喝可乐”；最难过的还是不能动弹，身上没有力气，想要翻个身，需要起码4个护士通力合作才能帮他翻过去。
好在阿武毕竟年轻，加上平时喜欢运动，身体素质不错，还是硬生生从阎王爷那里把自己的命夺回来了。医生说，“这是个奇迹，我们原本以为就算救活了他也只能是植物人的”。
不记得在ICU住了多久，阿武转回普通病房后，绕了满身的管子一根根地被拆下。在医院住了40多天后，人在7月底被转到了康复医院。
阿武身边的人悄悄松了口气，却没有人注意到，此时阿武的内心已经近乎崩溃。
脊髓神经受损让他的下半身完全不能动弹，躺在床上，盯着自己的左腿，明明用尽了力气，却没有一丝能抬起的样子，连脚指头都一动不动。不知道重复试了多少次，阿武才终于确认了自己的下肢不能动弹这个事实。
但确认不代表接受，那曾是一双每周都要去打篮球的腿，如今已经因为长久不动，有了肌肉萎缩的迹象。
医院派来了心理医生给阿武做疏导，没聊一两次，就被阿武赶走了。
“讲的都是些空洞的大道理，没有一点用。”阿武觉得那几位心理医生只是例行公事地走流程，任务完成得一般，让他很排斥。他觉得，这些心理医生甚至还不如那些见多了生死的护士们偶尔说的一句劝慰有用。之后，他再也没有做过心理治疗。
阿武想到了死。他想了很多办法，可惜即使是自杀，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开始尝试的是咬舌，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可是终究还是不敢，放弃了。之后又实验了许多种，都以失败告终。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阿武跟医生说自己失眠。安眠药医院管得极严，护士要看着病人喝下，若是没有当场服用，必须马上回收。阿武留着心眼，每次都把那半片药压在舌头底下，等护士一走开，再吐出来藏到枕头下面。
攒到差不多快6颗药的时候，有一天阿武突然发现藏在枕头里的药不见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不问，也没有人来问过他，对方只是执着而沉默地和他玩着这个一点都不好玩的游戏。阿武一次次、一点点地藏，对方一次次、一点点地找。阿武把自己能藏药片的地方都藏了个遍，然后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自己连动都动不了，那安眠药还能藏去哪里呢？
阿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执着于自杀这件事，到底还是被妻子觉察到了。不同于电视剧里的痛哭拥抱劝慰，艳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她不与阿武对话，只是对着女儿怒吼：“你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女儿那时已经读初二，懂事了。阿武不愿意让女儿听到妻子如此评价自己，他一向把女儿当自己的命，妻子这样对着女儿指责他，他接受不了，他不想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有任何一丝坍塌。
阿武在后来回想，觉得让自己最终放弃自杀念头的，还是因为两个孩子——5岁的儿子给他打视频，奶声奶气地和他絮絮叨叨：“爸爸，我好希望你早点好起来啊。”
小孩子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这句话的力量的，阿武却接住了这句话。“我后来就想，如果自己不在了，我的两个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他们那么小，没有爸爸多可怜。”阿武说这话时，少有地有些哽咽。
他从此再也没有尝试过自杀了，“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恐怕是熬不过那关的”。
4
爆炸事故的轻伤者陆续出院了，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人。他们被分别安置在十堰市的3家重点医院里。阿武与其他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联系，时而沟通病情康复的进展，时而互通消息。在更多的时候，互相看着彼此的存在，或许就已经是一种力量，像一同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遇难者，其实谁也顾不上谁，但偶尔对视一下，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安慰。
阿武和同病区的两个病友走得近一些。
一个是李大爷，是阿武所在医院里在爆炸事故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位。李大爷今年73岁，爆炸发生时正在市场里的早餐店里吃早餐。一年后的现在，李大爷依然处于半昏迷状态，意识模糊，说不出话来。阿武有时会摇着轮椅去病房看看他，想说什么，却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另一个是任姐。她今年51岁，一年前刚刚退休。任姐曾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想怎么上班，怎么买菜，怎么把孩子养大，偶尔买件新衣服。她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预设过许多方案，只是那些方案里从来没有“高位截瘫，躺在医院里一动不能动”这个选项。
任姐的伤比阿武更重，颈椎以下全都不能动，导尿管导了一年了，始终没法取下来。她23岁的独生女之前在武汉上班，出事后，女儿最终还是辞去了武汉的工作，回到十堰，陪在母亲身边。
任姐有时甚至会羡慕李大爷，相较于李大爷的意识模糊，她痛恨自己神智清醒。她的情绪会不定期地陷入消沉和悲观，哭着对身边的人喊：“我已经承受不了了，坚持不下去了，这治疗真的太痛苦了。”情绪失控的时候，她会更激烈地喊出：“让我死了算了，行不行？”
旁边的人心都碎成一团，可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有人期期艾艾地劝她“不要哭了”，说完连自己都觉得那话太过轻飘。
只有阿武偶尔能劝得住任姐，因为他能理解任姐。任姐不能释怀的情绪是“懊恼”，她恨，恨为什么是自己要遭遇这一切，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不晚偏要那时候去市场。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武心头，折磨着他、让他走不出的心魔——他常常忍不住去想，如果那一天晚去一会儿，是不是就没事了？如果在哪里耽搁一下，哪怕，只是那天早上多睡一下就好了。自己几乎每天都是市场第一批开门的商户，这就是老天对他的勤勉给予的回报吗？
可是久了，阿武就不再纠结了。他说，想这些有意义吗？能改变事实吗？如果没有意义，那就接受吧。
对于那团深不见底的、能将人狠狠陷进去的情绪泥沼，阿武知道曾经许多人都伸出手，想努力把他拉出来，但他也清楚地知道，旁人其实永远无法与自己感同身受。最终，还是靠自己艰难地跋涉出来。
把自己救了出来的阿武，也在泥沼边对任姐伸出了手，他要将任姐拉出来。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与痛苦的人，才有资格说出“我理解你”。
任姐羡慕阿武，羡慕他终究还是能动一动，能站起来，能蹒跚着走两步。阿武苦笑，没想到这样的自己竟也能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但聪明的他很快也就顺着任姐的话说下去：“你羡慕我，可你知道吗，我这两条腿，一开始也是完全动不了呢，现在能动了，是不是？只要你不放弃希望。”
任姐被阿武劝说动了，不再排斥治疗，也开始积极地练习。在最近一次联系中，任姐兴奋地告诉阿武，自己的胳膊可以微微抬起来了。
阿武比任姐还要高兴：“你要继续努力啊，下一步，也许你的手指就能动了，再以后，就能坐起来了，就可以走路了。”
他认真地宽慰任姐：“比起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们终究是幸运一些的。你要相信，老天既然没有让我们死，就一定不会把所有的苦难都放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有父母，要对他们负责。你还要看着你的女儿出嫁，我也还要看着我的两个孩子长大。”
这宽慰，阿武是说给任姐听的，其实也是说给自己的。
5
复健虽然辛苦，但并不是阿武唯一需要发愁的事情，另一个无法回避的压力，来源于赔偿与维权。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反应非常迅速，从各个事业单位抽调了大量工作人员来负责事件的后继处理。先是成立了两个专班，“医疗保障组”和“财产代偿组”，分别负责医疗治疗的保障以及财产的赔偿事宜。另外，还成立了几十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对接一位伤者，以便及时沟通与反馈。
这样的安排起初让大家都非常认可，心怀感激。但日子久了，有些矛盾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暗暗滋生。
不同于医疗救助，财产赔偿是一件更为微妙与复杂的事情。在爆炸中，阿武的铺子几乎沦为废墟，里面所有的物资和药品也全都灰飞烟灭。相较于旁边的早餐店、蛋糕店，阿武那间由两个门面打通后并成一处的铺子，面积在市场里属于比较大的。药店同时经营中药和西药，每年的收益，不仅在艳湖集贸市场，哪怕在整个十堰的单体药店里，也是不错的。
这样也直接导致了对于药店的赔偿注定会困难重重。那些早餐店，蛋糕店、理发店、资产结构相对简单明了，赔偿额度大多在几万元至十几万，很快就都赔付完成了。但药店里当时到底有多少药品、那些药品究竟价值几何，阿武与专班却迟迟没有达成共识。按流程，阿武填写了上报损失的表格，工作组依此去展开市场调查，请第三方的评估公司和审计公司进行审核。到了最后，专班能给出的赔付金额与阿武的诉求，有几十万元的缺口。
这个结果是阿武一家不能接受的，可这样的事情之前没有过先例，更谈不上标准化，阿武和工作组都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诉求，如此反反复复拉锯了十来次，阿武敏感地意识到，这事估计一时半会无法继续推进了。突然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感到一阵烦乱，似乎能感受到血管里的血在一突一突地蹦着。
果然，关于赔偿的谈判暂时搁置了下来。但阿武不慌，不论期间是否有过不愉快，他始终对政府有着一种天然的信任。
在爆炸刚开始时，检察院曾问过阿武和其他当事人，是否要以个人为主体向责任方去追讨民事与刑事责任。但大家一番商量后，私下统一了意见：“在这件事情上，个人力量太过单薄，未必能有更好的结果。相比之下，政府无论如何都会更有力量一些。”
于是大家一致回复：“我们相信政府会为我们做主的。”
如此这般僵持了小半年，到了2021年12月，工作组开始频繁地联系阿武一家。
这一次，对方的态度明显强势了许多：“周围商户的赔偿都谈完了，就剩你们一家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专班是临时筹建起来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们。”“现在（财产赔偿的）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我们工作组也要撤了。你如果再不接受这个赔偿标准，以后就自己去处理吧。”“你自己去搜集证据，走司法流程，很麻烦的。”
阿武好歹是生意人，懂得这番话里的虚虚实实，明白工作组这么说，大概率只是为了尽快了结此事。
可明白归明白，阿武心里还是忍不住会慌。在工作组密集的催促中，他感到了巨大而无形的压力——万一，万一工作组真的解散了，需要自行追责，家里谁能去处理这事呢？别的商户基本都拿到了赔付，他甚至连一起的同伴都没有了。
他和妻子商量：“要不，就接受这个数字好了？”
艳云却坚决不同意：“我们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合法经营，我们做错什么了就遭到这样的无妄之灾？即便真按我们要求的数字赔付了，也是远远不够的，凭什么还要打折扣？” “我老公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平时周末有空就带着孩子出去玩，现在在医院躺了半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这是多少钱都没法弥补的！”
对方的口气也软了下来：“唉，我们也是办事的，说了也不算。你们的意思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尽量再去争取吧。”
阿武偶尔会心软：“这两年防疫，开支大，估计政府的财政压力小不了。我们十堰主要是靠汽车产业支撑，这两年车也不好卖，政府没收入，能怎么办呢？”他仰起头，面庞平和宽容：“政府也不想拖啊，但是桩桩件件都找政府要钱，政府也难吧。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办法，政府肯定会为我解决这个问题的。等到这事谈妥了，我们的压力就可以小多了。”
可事情还是这么僵在这儿了。整整一年过去了，赔偿的推进像漂浮于波涛上头的小艇，浮沉摆荡。有时阿武会问一句：“这么长时间，不管什么评估、划定责任，时间都够了吧？”但大多数时候，他也不问了。他相信这笔款的赔付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在他看来，比起这笔赔款，康复才是更重要的——尽快康复了才能出院，出院了才能去做进一步的伤残鉴定，然后再依此去协商未来的生活补助事宜。
“未来”才是阿武和家人更焦虑的事情，也是夫妻俩最大的压力来源——一家四口之前全靠药店维持生计，突然之间，“轰”的一声，生活被连底抽掉了。什么时候能重新开起药店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家四口的生活费用、两个孩子的学费、以及阿武出院后的后期康复费用，却是实实在在的，样样都不轻松。
不谈日常生活的开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加起来就是5万多，阿武和妻子都要自己交社保，一年也要4万多，这两项是丝毫不能压缩的支出，就算家里有金山银山，也不够这样坐吃山空。
本来，两个孩子大了，原先那套100平的两居室显小了，阿武和艳云盘点了一下手里的积蓄，准备置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挑的楼盘单价1万多，是十堰数一数二的优质楼盘。即使节省如艳云，看房时也藏不住的喜悦。现在夫妻俩则会庆幸：幸好没买那套房，不然每个月的房贷真不知能怎么应对。但有时却又忍不住失落，“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换大房子了”。
我没细问是哪个楼盘，但从医院出来，走在十堰街头时，每看到一幢高挺的楼房，就忍不住抬头看一眼，猜测是否是这其间的哪一扇小窗，曾承载过这个家庭刚刚燃起又很快熄灭的期盼。
6
就在阿武提及的2021年12月，许是因为年关将近，许多问题的推动都变得积极起来。
一个“说得上话”的官员，某天突然让工作组联系到各位当事人，建议“符合条件的，尽快办理第一阶段出院”。
消息一出，便在难友间炸开了锅：“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是什么？”“我们连路都走不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就符合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了？”
工作组的背后站着的都是医院的医生，有医生也开口帮着劝：“有些恢复情况还是很好的，确实符合了第一阶段的出院标准。这种情况，在家会更合适，不是只有在医院才适合做康复治疗的。”
有人嚷起来：“回到家怎么康复，家里有康复的条件吗？我家连马桶都没有，连最基本的大小便都没办法处理，病情恶化了反弹了，怎么办？”
旁边有其他人悄悄提醒他——屋子里除了工作组和医生，还有警察、政法委的人和律师……现场安静了下来，灯下的影子乱晃。
工作组开始好言相劝：“并不是签了这个出院书就真的让你们出院啊，你们签出院书是一码事，签完了可以继续留在医院里康复，和以前一模一样。”
“那费用呢？”
对方依然和颜悦色：“费用当然也依然由政府承担。”
在爆炸后，阿武有时会觉得自己的脑袋反应没有以前快了，此刻，一种莫名的担忧涌上了心头，但他却说不上为什么。直到离开会场后，他才反应过来那点不对劲在哪里：“如果真的签了之后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要让我们签呢？”
有人熬不住，没多久就签了协议。一开始，出院后不久果真又住了回来，还收到了一笔补偿款，补偿款的明细覆盖了“误工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有几万元。
阿武和其他病友偷偷观察了那些人的后续治疗，感觉“治疗标准不一样了”，这坚定了他们不签协议的决心。
可没多久，阿武敏感地发现，有些他一直在进行的康复项目被医生停掉了。阿武找去问医生，医生态度很好地回复道：“康复情况本来就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在你已经不需要再做这些复健项目了，自然就给你停了啊。”
阿武不相信这个回复，他坚定地相信，这事和不签出院协议有关。可这仅仅只是“怀疑”，那是太过苍白的抗议。他摇着轮椅找到医务处，进到房间里时，手和脸已经冻得冰凉：“医者仁心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们？”
医务处的领导很警惕，先试图检查一番，唯恐阿武带了录音或录像的设备。见到没有，才微微放松一点。一个领导摇摇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有上级是不是。”语气里满是无奈，倒叫阿武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大家开始上访，“市长热线”、“领导留言板”……这一年下来，病友们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发声的渠道，却常常感慨，发出的声音如同对着空旷的湖面呐喊，不论开始怎么气势如虹，终究随着余音袅袅散到对岸，听不分明。
愤怒四散蔓延开来，有的难友情绪激愤起来，对着工作组骂起了狠话：“X你妈，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们？”
最后还是有个叫小宇的难友上访成功了。他与阿武年龄相仿，母亲在这场事故中去世，家中还有其他伤者。他找去市政府，不知道说了什么，此后，就没有人再提“第一阶段出院”这事了。
阿武与其他同伴继续留在康复医院里，风波过后，大家竟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心安。不知何时开始，他们发现自己习惯并依赖了住在医院里的生活方式。浮游其中，尽管来路和去路全是一片灰蒙蒙，但当下终究能有用自己的力量抓住的某些东西，这种力量感竟让他们生出一些暗暗的喜悦。
2022年的端午节前夕，大部分的爆炸事件当事人都接到了艳湖社区的慰问电话，电话那端很客气，说是端午到了，社区要组织探望一下大家。难友们都很高兴，“社区还是惦记着咱们的”。
可阿武却没有接到电话，他只是从别人口中知道了这事，但自己的手机却始终固执地沉默着。他跟妻子说起这事，艳云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确实曾经接过一个电话。电话确实是艳湖社区打的，找的却是另一个受害者。电话那头道着歉说打错了，艳云本准备挂了，突然想起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事啊。”
对方说是慰问的事，艳云便追问：“那也会来看望我们吗？”
“当然，只要是事故的当事人，社区全部会安排慰问的。”
夫妻俩便安了心，认认真真等待着社区的来访。一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仿佛把阿武一家的一切都推倒了，所有习以为常的生活仿佛都被连根拔掉。慰问这样一件听起来平常的小事，对此时的阿武和艳云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可他们没有等到有人来。
阿武在后来反复琢磨那个电话：“如果是准备来慰问我们，那当时在艳云说出这是我的电话时，对方肯定就会顺道说出这事，而不是准备挂断电话了。”
阿武去找负责与自己对接的工作组的联络员，对方摇摇头，说不知道这事，转身又承诺会去帮他打听一下。工作组找到社区，接待的工作人员也是一脸迷茫：“慰问？我不知道这事啊。”
皮球被踢来踢去，阿武渐渐生了气，“我跟社区没矛盾啊！”他自认自己与社区关系不错，2020年初疫情最汹涌的时候，他还主动将药店里的口罩、酒精、消毒液捐了不少给社区。
“可这时候，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搪塞，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阿武开始较真，他开始一次次反映问题，市长热线打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已经不是要求有人来慰问了，只是希望能有人给他一个解释。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对于我们来说，物质的保障很重要，但精神的安慰，是更重要的。”阿武睁大了眼睛，旁边暮色四合，周围的草丛里蒸出久久不散的雾气。
7
除了康复与维权，总有一种巨大的迷失感笼罩在阿武身上，他常常觉得，自己这一年的时间，仿佛被谁偷走了。
那间不到20平米的双人间病房，他已经住了300多天。这段日子，除了坐电梯下到4楼的康复楼层做治疗外，他最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在春秋季节天气晴好的时候到楼下的停车场里坐一坐。
阿武的病床靠窗，从那面落地窗看出去，是一条安静的马路，算不上喧嚣，也不算太冷清。马路边上栽着成排的绿树，阿武靠着轮椅坐在窗边时，能看到树的叶子一点点由绿变黄，凋落后再重新长出绿芽，直至枝叶扶疏。
同屋的病友是一位高位截瘫的病人，护工偶尔会抱怨那位病人方便时将屎尿弄得满卫生间都是，又不及时清理。阿武最开始也不习惯，他是一个很讲究干净的人，曾经有一任护工便是因为做事不讲卫生被他辞退。但对于病友，阿武有些心照不宣的体贴，也多多少少带着点无可奈何。
“在医院，也没法太讲究了。”他浅浅叹一口气，“在这里，人是没有尊严的，比起身体，心理才是第一关，这一关比身体关还要更难过。”
阿武身上还残存着生意人与生俱来的圆融和开朗。去年在ICU里，身体康复刚有一点点起色，他就乐呵呵地给照顾他的护士牵红线。阿武变着法给男孩鼓劲，瞅着机会就去打听女方的想法，积极得像是自己的事情。直到离开ICU快1年了，阿武还偶尔会惦记，“不知道他俩最后成了没”。
住进康复病房后，虽日日困于方寸，阿武却也在医院渐渐拓开了社交圈。路过护士站时，他能熟络地与坐在那里的医生聊几嘴昨晚的球赛；看到护士忙得来不及吃早餐，他会体贴地给护士们带一点简单的食品；看到值班的医生太疲累，阿武也会悄悄买一碗绿豆汤送过去……有朋友来探望阿武，下火车的时间晚了点，阿武麻烦食堂负责人给炒菜师傅说一声，请师傅稍稍加个班，等朋友到医院了再炒菜。事后，阿武准备了一些水果给到食堂负责人以表谢意，也不忘给炒菜的师傅送上几瓶饮料。这样的贴心让食堂师傅很受用，下次再见到阿武时，他会热情地向他打招呼，特意为那瓶饮料来道一声谢。
阿武的细心与体贴让他在医院里很快有了极佳的人缘，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显而易见的回馈：食堂的师傅偶尔会在看到阿武时多送他两个菜；有一次，阿武的病号服汗湿了，偏偏整个病区都没有新的干净病号服，阿武本来想不麻烦了，结果小护士一声不吭主动跑去其他病区，帮他借到了干净的病号服；康复区的医生跟他互相熟悉了之后，也会私下给他一些与病区主管医生不同的康复建议，“我觉得这样的建议是很真诚的，我很感激”。
阿武觉得他与许多医生护士甚至生出了超过医患关系的友情。有位熟识的护士职称考试失利了，很是沮丧，得知消息的阿武第一时间赶去劝慰，“我真的把她当朋友，我读的书不多，却总是希望别人能有个好前程和好未来”。有医生因私事陷入纠纷，也会主动找到阿武与他聊，问问他的意见。这样的信任让阿武觉得感动，他认为能相互分享如此隐私的事情代表着双方之间的信任，也意味着自己在对方心中是有分量和地位的，这样的价值感，让他常常有着隐隐的满足。
对阿武这些人情往来，艳云颇有些不认可。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她不时为这些事和丈夫产生矛盾，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她认真地要求阿武：“不要把精力都放在这些事情上，康复才是首要大事，其他的都没有意义的”。
但阿武并不认可妻子的话，在他看来，“意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甚至搬出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去试图说服妻子，“我并不是仅仅满足于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就可以的。我还需要社交，需要自我实现”。
但两人之间始终无法对此达成共识，困在医院的阿武对“价值感”的在意，似乎是妻子一直无法理解的点。
康复病区有5、6个青春期的孩子，尽管不是爆炸事故的难友，但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有孩子，阿武总会对他们格外关心，说起这些小家伙，他的语调都会格外温柔一些：“那个孩子才12岁，眉清目秀的，真是可惜啊……还有一个女孩，哎，不知道她们以后怎么办。”
阿武喜欢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也喜欢他，他甚至拉了一个小小的群聊，把孩子们都拉进群里。在群里，阿武和他们聊音乐，聊书籍，聊一些励志的故事。这群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们明显与阿武更亲近，这也让阿武感到骄傲，“自己不是一个没用的人”。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残联的负责人后，阿武思虑了很久，终于给对方编辑了长长的信息，希望残联能为那群孩子们组织一些活动。阿武体贴地将活动设计得有声有色：请对方做分享、带孩子们去参观残联、参观残疾人再就业和创业成果……
至于为什么要费力去张罗这些与自己的康复无关的活动，阿武没有认真想过。他微微颦起眉，眼里泛起一丝光线：“我只是觉得吧，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我只是一株小草，甚至说哪怕是牛粪吧，也是可以滋养花朵的，也是有价值的。”
他将“价值”两个字的音发得特别重——在与巨大的灾祸迎面撞击、手足无措的时候，想抓住、能抓住的，往往不过就是这些小小的、一闪而过的价值与意义吧。靠它支撑着，迈一步，再迈一步，才能走过这漫漫长路。
说起这些事情时，我和阿武正在餐厅的食堂一起吃午餐。阿武看到那天食堂的菜单里挂上了“鸡排”的选项，便忙不迭买了一块，请在一旁的护工带去病区送给丁丁——他最心疼的那个12岁的小男孩。
8
阿武和艳云沟通了几次，艳云还是拒绝了我提出的“见面聊一聊”的请求。阿武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她的性格就这样。而且，自从发生那事后，别说和陌生人了，她跟自己朋友，甚至家里人的来往都少了很多，不愿见人。”
我想看看艳云的照片。阿武在手机里翻了许久，才翻出一张合影，他掰着指头回忆照这张照片的时间：“嗯，应该是在怀着老二的时候照的，离现在应该有6、7年了吧。”
照片里的艳云纤细、瘦小、清秀，眉宇间却有着显而易见的英气。
孩子们的照片在阿武手机里明显要多得多，阿武可以轻易翻出一大堆。女儿斯文安静，乌黑的头发束成马尾，额边还有一些小碎发，她继承了阿武的运动细胞，能跑能跳；小儿子软软萌萌，乌黑的眼珠子，很乖巧的样子。
阿武住院以来，孩子们来医院的次数并不算多。艳云说：“医院不是个好地方，最好不要让孩子们来。”阿武也认可，但他其实还有未说出口的一些小心思——他始终不太能接受孩子们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
其实阿武想孩子，那种想念是钻进心里最深处的，像小小的蚂蚁密密地啃着。陪护的护工大姐说起来，眼圈也跟着微微红了红：“怎么会不想呢，他常常想孩子想得偷偷哭。”
阿武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但每一次孩子们来看他，他的兴奋被旁人看得一清二楚。女儿今年读初三了，学业繁重，来得相对少一点，已经6岁的儿子来得勤一些。小小的个子，才1米出头，也能学着大人的模样，试图拉着病床旁边的护栏，扶爸爸从床边坐起。儿子还要抢着去帮着推阿武的轮椅，人还没有轮椅高，一边推一边大声喊，声音嫩得像拔节而出的笋尖：“我来推爸爸一次！”病房的走廊很长，儿子推了一小段就有些吃力了，但那片刻的温馨，被阿武当书签一般在心里存了许久。
不谙世事的儿子还不太清楚这场事故对爸爸、以至对自己家意味着什么，但女儿却是明白的。一个黄昏，内向的女儿踌躇许久，拉着艳云开口问：“妈妈，我们家的药店毁了，那家里是不是就破产了啊？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我以后还可以上学吗？”说着说着，晶亮的泪珠就在眼眶里含不住了，扑簌扑簌掉了下来。
阿武听艳云转述时，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被撕成一片片的了。他想直接给女儿说，想来想去，却不知道怎么开口。虽然家里面他才是对孩子有求必应、宠爱到近乎没有原则的那一个，但他总觉得一双儿女会更听妈妈的话。
阿武只能让妻子转告女儿：“你放心，家里有钱呢，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更别说上学了，别担心啊姑娘。”
话是这么说，阿武却始终无法安心了。女儿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得他的心全是明晃晃的窟窿。他止不住地心疼起女儿，正值花季的年龄，就被如此这般硬生生摁在面目狰狞的生活的正对面，无处可逃。
阿武的睡眠本就不算好，那阵子更是动不动就醒。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写信，想写给孩子的老师。落了笔，又觉得不好，揉了丢了，想一想，又重新开始写。这封信最后送出去的时候，是厚厚的一沓。老师是贴心的，事故之后，就格外关照这个略略有些敏感的小姑娘，尤其在心理上。
“也许没有这封信，老师还是会照顾我家女儿，可是我写了信，那就是我做爸爸的心。”阿武想拍一拍胸口，但似乎又嫌这个动作有些矫情，便又不易察觉地放下了手。
“怎么会不心疼呢，你知道，我女儿住校，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以前每一次都是我去接她，而现在，她已经很久都是自己一个人回家了。”阿武的眼眶微微有些氤氲出水汽，儿女仿佛他的软肋，每每说起，情绪便会失控。
阿武刚出事时，整个大家庭几乎都被惊动了。许多在外地的亲属都赶来探望他，眼泪哗哗往下掉，人人都似乎被卷进了那股洪流里，不知所措。
阿武重情，一直记着那些好，但照顾他的重担终究还是只能落在几位至亲的肩上。事故发生后，阿武的父母从老家的县城赶来，与儿媳和孙女孙子住在一起。老太太负责接送孩子，在家做饭，老头则和儿媳一起在医院照顾儿子。
这是艳云结婚以来，第一次与公婆同住。和大部分家庭一样，儿媳与公婆同住久了，自然难免生出嫌隙，鸡毛蒜皮的小事本不致命，但叠加到这样敏感的时期，每个人都似背上了火药桶，没过多久，阿武的父母就回老家了。
春节前，父母又托阿武的妹妹给了孙女孙子每人带来2000元的压岁钱，妹妹也给了3000元。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这钱不是仅仅给孩子们的，对于这大半年了没有进项的家庭来说，是一番带着支持的慰藉。
那天阿武妹妹的兴致很高，兴冲冲想给两个孩子拍张照片，艳云突然劈手抢过相机：“不要照。”其乐融融的气氛被突兀地撕开一道口子，所有人都愣在原地。事后，艳云仍有着未消的余怒：“我知道，她拍了照不就是要给（阿武的）妈看吗？”
窗外的寒意仿佛悄无声息渗进来，阿武妹妹很快走了，艳云也并没有留她吃饭。
阿武其实清楚，艳云期待的是什么——是钱吧，这是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坎。妻子期待自己的父母能给出更多的支援，以缓解他们无处不在的压力。从爆炸后到现在，阿武一家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从小穷惯了的艳云一直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药店正常营业、收入尚可的时候，她都有些节俭至苛刻。此刻，不用说阿武也知道，经济的压力恐怕已经快将妻子逼疯了。
可阿武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夫妻俩有时能聊很久的天，聊怎么应对工作组，怎么和对方周旋，怎么争取更多的补偿；聊等到阿武出院，怎么计划，怎么去挣钱，未来怎么过。很多时候，夫妻俩又只能相顾无言地沉默，两个人心里都有团大大小小无名的火，话不投机就会吵起来。
除了钱，更有一些微妙的东西。比如，“重视”，是艳云对阿武家人一直颇有微词的地方。
阿武有时会替自己家人辩护：“怎么没重视了？我爸妈不是之前一直来照顾吗？”他吞下了后半句，及时避免了另一场衍生的争吵。
但此刻的争吵却是停不住的，话赶话，仿佛杠子撞击着地面。
“我爸妈60多岁了，还在外地打工，不也是想多挣点钱帮衬我们？妹妹还不时会来看我，给我做饭，给我买最好的水果，给我买手机，怎么不算重视？”
阿武对父母和妹妹没要求，何况他知道，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大家其实都和自己一样，在佝偻着忍受生活。
为人子为人兄，阿武对自己的亲人满是愧疚和心疼。他心酸父母这么大年纪还要去到千里之外做最辛苦的体力活来挣钱，也觉得妹妹待自己已经很好了。“都是有自己小家庭的，怎么能要求对方丢开自己的丈夫孩子来守着我”。
艳云硬邦邦顶回来：“你妹妹还没有我姐姐来得勤。”
阿武便收了声——因为大姨子艳华，做得确实“没话说”。
刚来这家康复医院时，大家心照不宣地明白了这是一场持久战。阿武家离医院远，艳云就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房子，接下来大半年的时间，都是艳云和艳华轮番做饭炖汤，什么有营养做什么，唯恐阿武不肯吃，一天几遍地往医院送，这一送便是大半年。阿武回忆起自己告别流食后的第一口米饭，“还是姐姐送来的”。
后来艳华说，“还是要活禽炖的汤才够补，那些超市买来的冰冻的，哪里有营养”。可十堰早已禁了活禽买卖，艳华不死心，托了一层层关系找熟人，凌晨3点多，夜深得像倒扣的盖子，艳华拉着艳云，像地下党接头一般，找对方背回来十来只活鸽子。
阿武没有胃口，喝了几口便不想喝了。艳云突然就在旁边涨红了脸：“这么辛苦买回来的，你怎么可以辜负姐姐的心意？”
阿武想一想，也是的，于是埋下头，一口一口把汤全都喝下去。
今年初夏小龙虾一上市，艳华就做了一大桌，喊着小外甥过去吃，吃完了，又打包了整整齐齐的两盒子，送去给还在住校的外甥女。
说到这儿，阿武微微红了眼圈——出事前，他是家族里远近闻名的“美食家”，可以为了一扇土猪肉翻越150多里的山路，也会在闲暇时花4个小时炖一碗汤。而他最喜欢的，还是呼朋唤友地约上亲戚朋友们来吃虾。他会在早上6点去市场买虾回来，然后用牙刷把虾刷得干干净净，一点缝隙都不放过。阿武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略带自豪地给我看——这确实是我见过刷得最干净的虾。
艳云会怪阿武在 “吃”这件事情上花太多时间，在她看来，有这些功夫拿去做什么不好，却偏要和虾身上的泥巴较劲。
阿武知道艳华是没时间折腾这些的，于是每次买虾都是十几斤地买，喊着艳华一家来吃。刷得白白净净的虾被丢进锅，油“滋啦”爆起来，热气和香气窜满整个房间，两家人围着桌子，吃得满手满脸都是油。吃完了，还会大包小包地让艳华打包带回家。
而如今，隔了一场爆炸，艳华却还能记得那些红红亮亮的、属于夏天的小龙虾。
艳华话并不多，跟阿武只有一句：“你放心，你的女儿儿子爱吃的，我都记得。你惦记的事，我们也都会惦记着。”
9
说起妻子，阿武偶尔会带上几句抱怨，但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艳云出现在他的口中的频率出奇的高，几乎隔两句话，便会蹦出“我老婆不会这样觉得……”,“如果是我老婆，她就会……”这样的字眼。
阿武说，“我们都是老夫老妻，现在没什么温柔浪漫，也谈不上什么爱情了”，会说“希望两人能更互相欣赏，多一些赞美和夸奖，而不是常常吵吵闹闹，或者总在兴致勃勃的时候被泼一盆凉水。”
但艳云在阿武口中也还有另一面的模样——她聪明能干、要强，极其爱整洁、讲卫生。在阿武受伤后最难的时候，不管在医院里照顾得多晚多累，艳云只要回到家，一定要将家里的卫生做得清清爽爽才会去睡觉。“今日事今日毕”，是艳云坚持的。
这样严格的自我要求也会投射到阿武身上，具体表现就是两人频繁地为了阿武的复健争吵。艳云对阿武康复的期待极高，要求阿武“除了吃饭睡觉就要做康复训练”。
中午阿武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拿起来一看，是他和艳云共同的朋友张鹏。看到这个名字在手机屏幕上闪动时，阿武突然就忍俊不禁，接起电话，第一句便是：“让我猜一下，是艳云给你打电话告状了吧？”
电话那头也笑了起来，把艳云的意见一一转述。
阿武仍好脾气地一句句解释着：
“我的锻炼量如果叫‘少’，那整个院区可能就没有‘多’的了……”然后，阿武就把自己的训练日程完完整整复述了一遍，末了，又补充着叮嘱一句，“前几天又为康复的事情吵架，她可能是把我拉黑了，你把这句话转告给她，让她别担心啊。”
挂断电话，阿武带着点无奈地抱怨了一句：“哎，我老婆她真的不懂这些……不过我也真的能理解她，她就是太希望我快点好起来了，太希望生活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阿武的目光被拉得有点悠长：“我也想啊，只是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吧。哎，想一想，这一年，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对于被妻子拉黑这件事，他倒是不太紧张，脸色浮出带着点甜的笑意：“嘿嘿，没事，过两天就能和好了。”
艳云恐怕确实也没法去回想自己这一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是个略略带着点内向的人，素来朋友就不多，爆炸事故后，她更是有点把自己当做一个茧裹起来的意思。阿武心疼她，总劝她有空就去姐姐家或者父母家待一待，“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在家里人旁边，也会有些安慰吧”。
艳云却不肯，每次提到这，她都会脸色一黯，无意识地拿脚踢着什么。阿武了解妻子，她一辈子要强惯了，现在更是坚定地认为别人会笑话她。见妻子不出声，把头埋得低低的。阿武也不忍心再多说什么了。
掐指算一算，两人结婚已经快20年了。他们之间似乎没有过那些风花雪月，有一年见到年轻人都流行过“520”，阿武也跟着潮流给艳云发了个520元的红包，果不其然收获了妻子的白眼：“银行卡都在我手里呢，你发个红包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转钱呗？”虽然嗔怪着，却也有忍不住的笑意。
刚出事的时候，最疼阿武的小舅舅和他聊悄悄话：“你现在一定要沉得住气，要随时记住，康复是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和艳云有什么不痛快，就啥都不要想。低调，能屈能伸，尽量不惹她生气。该低头时就低头。”
信息一条条弹出来，手机屏幕忽明忽亮，阿武明白舅舅满心说不出的担忧和叮咛。微信聊天的最后几句，舅舅反复叮嘱着：“你也要留个心眼，万一她有什么想法呢？”
这段舅甥间的私房话，被艳云不小心看到了。一开始，艳云气得发抖：“哟，还会出谋划策呢？还‘能屈能伸’呢？怎么，我虐待你了吗？和你结婚这么久，这时候，我倒是外人了？”
阿武明白，艳云并没有真的生气。事情刚发生的时候，阿武确实忧心忡忡，未来的路像一条黑色的隧道，他不知道艳云究竟能陪他走到哪一步。但他很快也坦然了，“如果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也没什么，我能接受。她那么爱孩子们，就算有一天我们真的分开了，我相信她能够照顾好一对儿女，于我而言，也就安心了”。
不过这一年的磕磕碰碰这么过来后，阿武竟是更有信心了。“不会分开的。”他笑，眼里的光晶晶亮亮的，“我相信，不会的。”
他说，事故前，有时两人吵架，气得口不择言，嚷嚷着提到离婚。有一次，阿武哼哼：“离婚了我什么都不要，只把车子开走，其它的都留给你们。”艳云扑哧一声笑了：“想得美，车子也不会给你。”
事故之后，两人反倒是都不会去提“离婚”这样的字眼了，略带一点小心翼翼，谁也不去触碰。唯一一次，两人吵架吵得凶了，阿武恼了口不择言：“大不了就离，谁怕谁。”艳云一把上前拧住阿武的胳膊：“哎哟，你不得了哦，长能耐了呀。现在都这样了，倒是学会发脾气了呢。”
两个人都绷不住笑了。窗外，远处的山林青绿得像被浸湿透了，仿佛能闻到新长出的青芽的气息。细雨里天色微亮，郁郁葱葱里藏着《基督山伯爵》里的字句：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里，等待和希望。
是的，最难的修罗场已经熬过去了，不会更差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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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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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深秋，我刚提拔为部门副职，还要一年后才能转正。在一个秋风裹着小雨的早上，我接到了部门正职钱科长的电话：小胡，保卫科来电话，说李彤在单位门口被会展公司的司机董师傅打了，我过去不方便……你去一趟，处理一下。
我嘴上诺诺答应着，脑子里嗡嗡响——李彤是我们部门从下属的会展公司调来的借用人员，也是单位同事们一直暗中津津乐道的“钱科长的梦中情人”。我实在不想趟这摊浑水，却不能拒绝钱科长的要求，决定喝完牛奶再说。
我发着呆，目光瞥到桌上一堆雪白的文件中间夹着一本血红色的喜帖。周末这场将于市里一家超豪华酒店举办的婚礼，女主角正是这个28岁的李彤。她的新郎是我们单位下属会展公司的总经理裘总，这年46岁。而裘总的司机，恰好是那个打人的董师傅。
司机把老板的未婚妻打了，这听起来就像是个巨大的麻烦。董师傅是替谁打的人？这件事和钱科长有没有关系？
我强压内心的烦躁，捏扁牛奶盒，套上棉服，深吸一口气，往保安室走去。
李彤是我们这样的事业单位里少见的的大美女，艳光逼人。
我们是外贸口的事业单位，文科女生多，各年龄段好看的女性也不少，但都属于整洁端庄、女干部气质的那一挂。用钱科长的话来说，也不是不好看，就是很难让男人产生想接近的欲望，“开口一说话，就觉得没意思”。
2018年，我们有一场在越南的外贸展会，李彤作为下属会展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对接，第一面就让35岁的钱科长看直了眼：身高1米7，微微有点肉感，皮肤雪白，五官浓郁标致，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哀愁忧郁的气质，杏眼含波，好像总蒙着一层泪光，嘴唇微丰，细声细语，让人不由觉得她是一樽玻璃花瓶，要轻拿轻放。
也就过了一个月，我们部门临时接了个大活动，要从下属会展公司借人组成专项工作组。据说是钱科长极力向领导推荐了李彤，把她在越南展会项目时的表现吹得神乎其神，最终把人给借来了，在部门同事王丽的办公桌旁边又搭了一张桌子，项目结束了，也不提要把人还回去。
就这样，李彤留了下来。对此，王丽几乎是隔几天就要来和我抱怨，说李彤除了天天化妆来上班，其他什么事也干不好，进进出出还非常打扰她工作：“就靠着一张漂亮脸蛋，到底什么时候回去？”
我心中有数，只好和她插科打诨：“也不是只有一张脸，她留在这里，最少也能美化美化环境，是吧？再说了，她也挺乖的，你整天给她脸色看，她可是一次都没来说你什么。”
王丽撇撇嘴，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她哪用得着跟你说，跟钱科长说还来不及，反正工作都是他向上汇报，他现在什么花都能栽在李彤头上，早晚老婆抱着孩子打上门来的……”
我赶紧打断她，说你可别乱说，钱科长是我们的领导。
王丽十分不屑，说这事全单位上下都在说，有的人当面打趣钱科长，他也不生气，“说不定心里巴不得人家说呢”。
2
去保卫科要穿过单位整个大院的斜对角，凛冽的秋风把冰凉的雨丝刮到我脸上，我特别想跟王丽说，以前钱科长爱不爱听我不知道，但是他以后怕是听不得半句和李彤有关的闲话了。
保卫科里的情形，比我想象的更为复杂：李彤的头发全散了，又淋了雨，一缕一缕黏在有些红印和抓痕的脸上。她穿着一件杏色皮草上衣，卡其色紧身裤，内搭同色系的紧身针织衫，都是娇气至极不经脏的颜色，已经污迹斑驳。她独自坐在保卫科简陋的折叠椅上微微啜泣，眼角还挂着泪，手上梳理着自己的皮草外套。
董师傅这边，让人有些看不懂——他垂头丧气抽着闷烟，旁边有个眼睛血红发着呆的小伙子，再旁边是个身材发福的中年妇女，一脸不服气，一头短卷发也被抓得不成样子。
看到我进来，保卫科的人还来不及说话，董师傅突然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把我吓一跳：“胡科长，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不对，我不知道这个事，都是我老婆自己的主意，我们赔礼道歉，我们赔礼道歉，麻烦您跟领导说说好话……”
我一个头有两个大，只能抹开董师傅，说我先了解了解情况再说。我把保安拉到一边，问他是怎么回事。保安艰难地组织语言：听说是女的移情别恋攀高枝了，董师傅是后来才来的……先头是大妈带着儿子动的手。
正说着，会展公司办公室主任到了。她很瘦、短发，五官寡淡，眼神锐利，穿西装西裤，气质非常干练。她径直走到李彤面前，摘下自己的羊毛围巾盖在她的湿发上，上下打量着问：“彤彤你没事吧？”李彤这才带着哭腔叫了一声“张姐”，眼角恰到好处流下一滴泪。
同为女人，我也只能暗自叹服，大美人和普通女人，简直是两种不同的物种。李彤的美艳和精致是与生俱来的，哪怕是这样狼狈的时刻，她依然是精美的，甚至粗糙的场景更加烘托出她的绝色和哀艳。
那个张姐转身走到董师傅一家面前，刻意站定在三步之外，语速很快，语调居高临下：“董师傅、小董，这里的事情，裘总都知道了。你们最近就回去调整吧，暂时都不用来上班了。”
张姐声音不大，但自带威严，董师傅一家三口脸上都变了颜色。中年妇女原本一脸不服气，这会儿也有了些慌乱，她开口发难：“怎么？这就要开除我们？凭什么？你们是国企，又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狗男女、狐狸精……”她话没说完，就被董师傅狠狠一把拉开了。
女人话讲得这么难听，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李彤，她还是一点表情都没有，自顾自梳理自己的皮草外套。董师傅不肯放弃，语气里带了哀求的意思：“彤彤，今天的事情是我们不对，你能不能高抬贵手，跟裘总说说……你说要我们怎么样，都行，你说句话，你跟董佳，毕竟……毕竟也是老同学……”
只听“砰”一声，那个叫董佳的小伙子，一拳打在折叠椅的扶手上，再也忍不下去，起身冲出门外。再看李彤，她依然头也没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气定神闲，甚至有些如释重负。气压太低，我在保卫科实在待不下去了，跟张姐商量，要不我先带李彤回去清理一下伤口，她这几天就先放假了。
张姐自然是同意，她再也没有看董师傅一家一眼，仿佛他们三口人都不存在，走出保卫科，轻描淡写地问了我一句：“你们钱科长今天没来啊？”
我看到身边李彤的睫毛微微闪动了一下，心下一软，字斟句酌地回答：“我们钱科长对男女大防看得很重，平时就很注意保持距离，今天这种事，他来不方便。但是对下属，他一直都是很关心的。”
3
坐进办公室，我打开取暖器，又给了李彤一条毛巾、一包湿巾和棉签镜子一类的东西，让她自己随意取用。
李彤开口说了第二句话：“谢谢——我是说谢谢你跟张姐说的话。”
我不好发表什么评论，只好打圆场：“人家可能就随便那么一问，我也是实话实说，她也是很关心你的。”
李彤冷笑一下：“关心……确实是挺关心的，平时钱科长不也挺关心我的？打了也好，打了，我再也不欠他们的，以后也不用看到他们了。胡科长，我能不能在你这多坐一会儿，我不想回家。”
李彤悄悄指一指隔壁，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让我支走隔壁会议室坐着的张姐。平心而论，我也有些不喜欢这个张姐，总觉得她皮笑肉不笑，很难捉摸，要时时提防。
打发走了张姐，李彤一下松了一口气，室温渐升，她厌恶地脱下已经斑驳的皮草外套，说：“胡科长你不知道，老裘买的，贵是死贵，但是穿着一点也不舒服，老觉得自己像个宠物，我早上在保卫科一直在想，还是你身上穿的衣服好。”
我看了一眼她的贵妇皮草，再看一眼自己身边放着的黑色素色棉服和腿上的黑色加绒运动裤，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而彻底了结一桩麻烦的李彤，看起来心情不错，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上了。
李彤和董师傅的儿子董佳，都是本地人，初中同学。李彤家境普通，父母都是保守的小市民，偏偏生了这么个天生丽质的女儿，知道容易出事，所以从小管得很严，不许打扮不许和男生来往，虽然暗恋追求者众多，但是她大学毕业之前，真没谈过恋爱。
大学毕业以后，李彤做过好几份工作，去过银行、证券、保险公司，做过企业的财务，那些工作也不是不好，但是李彤觉得，早出晚归还要加班，上班实在是太累了，别的姑娘能吃下的苦，她是美人，她吃不下。她很想考个公务员事业编，可是兜兜转转的，总归是考不上。
2017年春节，李彤参加初中同学会，那时候她在一家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做财务，每天都想着辞职，正好听到董佳在饭桌上跟同学说，自己的爸是一家国企老总的“心腹内臣”，自己的工作就是老爸直接托国企老总安排的，做的是“战略咨询”，每天朝九晚五划划水，还能经常出国考察。李彤心动了，在那几分钟里，她做了一个几乎改变了她人生的决定：她主动加了董佳的微信。
说起董佳，李彤语气里的不耐烦几乎无法遮掩：“胡科长，董师傅你也认识，你摸着良心讲，‘心腹’？‘内臣’？他爸自己一个给人开车的，求着老裘给他儿子安排了一个后勤采购的岗位——你们管后勤部门叫‘战略咨询’？”
我忍不住笑了，觉得不大礼貌，只好委婉地讲：“那他们毕竟也给你安排了工作嘛。”
李彤主动加了董佳的微信，本意只是想打探打探国企招聘的信息，问问有没有空闲职位，于是主动提出要请董佳吃饭。对于董佳，她早年并无特别的印象，只知道是初中同班同学，一起读书时说过的话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不要说男女关系，普通朋友都算不上。没想到只一起吃了一次饭，李彤竟然收到了董佳发来的长微信，诉说从学生时代起就暗恋李彤多年，中学时代就一直把李彤奉为女神。李彤工作的事情，自己老爸肯定会尽力，但是普通朋友和未来儿媳妇，分量毕竟是差得很远。再下一次，董佳约李彤看电影，李彤想了好几天，还是选择了赴约。
我微微有些吃惊，觉得这一切似乎发生得太简单了，脱口而出：“你们就这样在一起了？”李彤自嘲地摇摇头：“老裘也这么说过我，你晓得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和董佳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我说我们是纯洁的恋爱。老裘就说，还好还好，还没傻到家，天鹅差点便宜了癞蛤蟆。”
李彤三句话不离“老裘”，我从办公桌上翻出李彤的结婚喜帖，由衷恭喜了他们百年好合。
4
裘总其实我很熟悉，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和我们一起出差，吃穿用度都很低调，就像是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叔叔舅舅，人很和善，对我们都很客气周到。
李彤一句话点破了我对裘总的印象：“他对你们恭恭敬敬，是因为你们是他的上级单位。他再大的老总，也只是下属公司的老总。”
之前我收到李彤的结婚请帖，是有些惊讶，但是看过了也就是看过了。现在李彤坐在我对面，比我还小几岁，脱下外套露出奶杏色的紧身针织衫，身材凹凸有致，领口露出一片细白的肌肤，跟我说着“老裘”，我一想到裘总的叔叔脸，背后就激起一层战栗。
有些场景，不去细想是一回事，有具象的场景又是一回事。
李彤说起自己和裘总的缘分，竟然又说——“说起来，这还得多谢钱科长”。
裘总是离异，钱科长却是有现任老婆的，老丈人还有些能量，所以全单位上下都知道钱科长心心念念把李彤调到自己部门，但是有贼心没贼胆，除了闲来无事找李彤谈心谈话谈工作，其他也不敢再做什么了。李彤刚进单位的时候，和裘总并没有什么单独相处的机会，直到钱科长去下属公司要人，依照惯例，裘总有个和去上级单位的借用人员亲自谈话的环节，这才让李彤和裘总有了第一次的单独接触。
我缺乏这些复杂男女关系的经验，只好发问：“就……这么简单？”
李彤向我挤挤眼：“那一场谈话，我进去之前，人事告诉我，裘总只有15分钟的时间，让我准备15分钟的谈话，不要超时，不要耽误领导的时间。但是最后，这场谈话谈了1个小时。我本来以为他很快会打电话给我，结果也没有，后面的几次，都是通过张姐来联系我。”
二人关系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9年年初的冬季大湾区展会。那一次去深圳，裘总按惯例陪同，董师傅作为打杂的后勤人员也在，钱科长专门带上了李彤。为此，王丽没少跟我调侃钱科长的“有贼心没贼胆”，以至于我们的注意力都在钱科长身上，没注意到周五展会结束，我们是飞回家了，裘总却带着李彤去了香港——这件事，裘总办得磊磊落落，说有个香港的客户要去接洽，是李彤负责的项目，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也没必要瞒着董师傅——他是在董师傅眼皮子底下把李彤带去了香港。
大陆居民来往香港，需要提前办理和携带港澳通行证，所以，李彤是不是自愿的，自然是不需要问了。张姐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也不必多言了。
裘总带李彤在香港玩了一个周末，期间就确定了关系，按照李彤的说法，“老裘也不说逼你，就是不声不响，订了半岛（酒店）的大床房”。
她跟我讲了一件很小的事，这件事决定了她和裘总关系的走向，也几乎决定了她的人生。
“我和董佳在一起那会儿，他周末带我出去玩，都要一大清早就出发，你知道为什么吗？”李彤轻蔑地笑一下，“就为了赶回家吃午饭，可以少在外面吃顿饭，省点钱。但我和老裘在香港迪士尼，我早上起不来，到了游乐场，已经快要吃午饭了，那时我心里挺忐忑的，总是穷人的想法，觉得浪费了，不值得。但是老裘一点都不觉得，他平平常常地带我在游乐场吃了顿500多块钱的饭，下午没排到几个项目，他也不着急，总之，就是很平常的那个样子。”
李彤最后又强调了一句：“胡科长，我真的不是为了钱，你说几千几百块，谁没有？但我跟董佳在一起，从来没有那么放松过，不用算着时间起床，不用赶着时间吃饭，不用在寒风里等公交，不用什么都怕浪费。你说说看，哪个年轻女孩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不过，跟老裘在一起，什么都好，就是他叫张姐整天跟着我，这个老女人太烦了。”
“钱科长这个人，跟老裘是不能比的。没魄力，瞻前顾后，什么都想尝一口，又什么都怕，什么都不想付出，还把别人都当傻子，说什么可以帮我入编，最后还不是影子都没有？但是再怎么说，钱科长是老裘上级单位的干部，为了我得罪他，是不可能的，盯梢只能盯在我身上——其实他真的多虑了——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我是猜不透的，老裘对董佳倒是不怎么担心。前一段时间，我跟董佳还敷衍着，老裘也知道，他这里我万一踏空了，我总得给自己留个后路，他都不怎么介意，倒是时不时提到钱科长，有意无意说起他当初硬要把我借调这档子事。”
国企的办公室主任，地位自是不必多言，一般都是一把手心腹中的心腹，除了处理核心公务，常常也要为一把手出面办他不方便办的事，身处这个位置的张姐，就相当于是裘总的“手”。裘总让张姐贴身“照顾”李彤，显然是对年轻漂亮的小情人不放心。
在外头办展办会，我们免不了有些应酬，我的印象里，裘总的酒品很好，从不在酒桌上起哄压酒。很偶尔，我们会遇到在酒桌上讲荤笑话的人，裘总总是替我们挡，替我们岔开话题，我一度觉得他是个很尊重人、很尊重女性、三观很正的领导。但以我对这些领导的了解，他们的人际关系既复杂又割裂，即便是在隆宠正盛的时候，也时时刻刻都是锋利的。他们可以把一个人捧上天，但同时，也1分钟都不会放松对这个人的观察和考验。
我觉得后背像毛衣被钉子勾开了线逐渐散开，一丝凉意渐次爬上我的背脊。裘总对李彤的了解之深，可能连李彤自己都及不上，所以她不明白为什么裘总防着钱科长，却不把董佳放在眼里。他对李彤的宠爱是真的，但是对李彤的肤浅和势利，也有相当的认识。他一清二楚，董佳对李彤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但是钱科长手里，还有不大不小的权力。
提到了董佳，我以为她多少会有些话想说，没想到她就停在了这里，话题一转：“胡科长，我要辞职了。”看到我疑问的眼神，又说下去：“老裘说，女孩子做我这样的工作，看起来是跟你们坐一样的办公室，其实根本性质都不一样，讲句难听的，就是临时工，前途是没有的，纯粹就是吃苦，犯不上。他叫我回家享享福，准备准备给他生个孩子。我呢也刚好是这样的想法，上班的这几年，我实在是觉得太辛苦了，真是一天班都不想上了。我一直都想过一点自由的、轻松的生活。我觉得我不适合上班。”
“他前头的孩子多大了？”
说起继女，李彤没什么表情：“是个女儿，已经成年了。老裘对女儿那是没得说的，初中一毕业，就送到国外去读书，女儿出了国他才离的婚。”李彤伸出涂着娇嫩浅粉色指甲油的手指，指一指天花板：“跟钱科长的老婆一样，前头人在上面也是有关系的，只不过现在退了，所以老裘也就自在了。不过，老裘对我也是有交代的，人家永远是大的，是他女儿的亲妈，要我对她态度还是要好。”
我一惊：“你和她……还见过面？”
李彤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是啊，他们虽然离了婚，到底还是一家人，只不过就是不是夫妻不睡一张床了。她来见过我，逼着老裘说了说将来财产分配的事情，心平气和让我不要跟她女儿有冲突。其实她是不亏的，老裘过几年就50大寿了，后面的烂摊子，她算是扔出去了，只要女儿有着落，难道她还真抓着老头子不放不成？她女儿老裘肯定不会亏待，不过老裘也跟我保证了，只要我的肚子争气，给他生儿子，他肯定也不会亏待我们母子。”
说真的，改革开放都40多年了，我很难相信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只有28岁的女孩之口。
5
我给钱科长汇报这件事的时候，自然隐去了李彤大部分的讲述，只说了些保安也知道的事情，比如事情的始末，李彤的伤势，张姐的出现，以及李彤打算辞职了。
我原以为钱科长多少会有些失落，没想到他似乎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走了最好，整天也干不出什么工作，就知道给我们添麻烦。风流的福气都是裘老板一个人的，留给我们的净是些有的没的。你不知道，王丽为了她，来找了我多少次，每次被她抱怨得头嗡嗡响，讲来讲去，就是说李彤办不了事。她也不照照镜子，你说王丽这样的，还剪个短头发，一点女人的样子都没有，还跟李彤比……”
讲到这里，钱科长自觉失态：“小胡啊，这些话，到外面就不要讲了。”
我瞬间想起了李彤对他那几句评价，觉得简直传神之至，联想起来，在我们不知道的时间和场合，他们俩的交往应该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深入。放在平时，钱科长每每发表这样“直男”的言论，我一边敢怒不敢言，一边也有些自卑，觉得在他们男人眼里，只有美女才有存在感，不好看的人就是透明的。
但是这天，我第一次觉得，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月球也有我们看不见的背面。别人能走的路，我们未必能走，别人与虎谋皮，我们更没这个本事。
这里头，也不光是美貌一件事了。
到了周末，我和钱科长、王丽，都参加了裘总和李彤的婚礼。婚礼迎宾处，裘总形象一直谦逊儒雅，注重身材管理，穿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倒也不显得年纪大。李彤发型简单、妆容平淡，穿一身中袖缎面的婚纱，只在袖子上有少许蕾丝镂空，露出的肌肤很少，竟比平日里还减了几分艳光，不见性感迷离的风韵。
裘总万事周全，故意稍稍压制李彤的美貌，两个人虽然是老夫少妻，但是站在一起十分端庄，丝毫不见猥琐。我和王丽上前和新人合影，总觉得哪里有点奇怪，又说不上来。等我们入座，王丽才拉着我的袖子小声问：“小颖，你说诡异不诡异，这两个人结婚，连个伴郎伴娘都没有？”
我一想，是的了，别人结婚，迎宾处总有忙进忙出的伴郎伴娘，但今天并没有。仔细想来，只有裘总身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短发、很瘦、穿一身黑色西装西裤，五官寡淡眼神锐利。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裘总的办公室主任张姐，像我这样性格软糯的人，见到张姐这种强势的人，即使跟我毫无瓜葛，也有一种食草动物般天然的戒备和恐惧情绪。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不由地又往迎宾处看了一眼，看到张姐细瘦的一双手，在为裘总整理西装和领带，亲昵地拍走他胸口落下的灰尘，然后退后两步，露出一个满意而复杂的微笑。
这一幕也落在旁边的新娘子李彤眼里，李彤似乎是习以为常，对张姐的“戏多”，她厌烦大过在意，撇撇嘴一副“又来了”的样子，只有裘总的脸转向她，她才又绽开一个笑容。
6
李彤就这样再也没有在我们单位出现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董师傅。王丽办公室的那张桌子却一直放着，后来进进出出，又换了好几茬临时借调的工作人员。
很快就到了2020年，疫情开始，我们接手的会议会展和活动多半转向了线上，再和裘总一起出差，几乎已经过去了一年——他身边的司机兼后勤果然换了人。董师傅一家本就不富裕，这样的市场行情下，父子俩同时失去工作，儿子还在适婚年龄，正是要花钱的时候，日子怕是难过。
我当上了副科长以后，工作成倍增加，家里也一直给我结婚的压力，要我频繁出去相亲，我始终处在上班紧绷下班也紧绷的状态，整个人都有点不好，有时会看看李彤的朋友圈。李彤过上了她梦想中的生活：开头她做了一段时间微商，卖衣服鞋子饰品什么的，后来怀孕了，连微商也不做了，迷上了手工和乐高。
有天我开会开到晚上7点多，回家还要整理会议材料，不咸不淡的相亲对象在微信上一连几条“在干嘛”，我一点想回复的意愿都没有，甚至还有些莫名的委屈。
我翻到李彤的一条朋友圈，配图是一本DIY的婴儿绘本，手工做得非常精细，很多小零件可以让宝宝拆下来。李彤配上的文案是：做了一个月，终于大功告成啦，撒花。
说实话，虽然我坚持认为老夫少妻是封建余孽，但是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无法控制地滋长出对李彤的羡慕。我并不羡慕她依赖裘总获得的物质资源，而是羡慕她过上了她想要的生活，轻松、愉悦、笃定，她有她的价值观，非常自洽，所以快乐。
而我的不快乐，很大程度上来自我内心的纠结和矛盾，我看不上为了物质成为一个男人的附属品，想要人格平等、棋逢对手的亲密关系，却又不想吃独立女性的苦。一个女孩子，在这个社会靠自己出人头地，喊口号是容易的，真的做起来又非常辛苦。
这也想要、那也想要的人，总是比较容易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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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瓷
1
2012年的冬天，主治医生把我母亲拉到走廊，说奶奶已经是食道癌晚期了，“拉回老家准备后事吧。”母亲哭着给奶奶娘家打了电话，征得对方同意后办理了出院手续。之后，我们就带着奶奶回了老家。
那天下着很大的雪，漫天遍野的白，我把车子开得很慢，瘦瘦小小的奶奶像个孩子一样躺在我父亲怀里，母亲坐在副驾不说话。到了村口，我看见了本家亲戚长青，他穿着一身的黑，弓着腰，蜷缩着站在大雪中，像块竖起来带着青苔的石头。我本想把车停下来跟他打个招呼，但母亲让我别停，赶紧回家。
老家许久未住人，显得凄冷。父亲给奶奶铺了好几床褥子，被子也盖了两三层，上面还包了好几件衣服，“小太阳”就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可奶奶还是一直不停地哆嗦。她已经连续几个月未曾好好进食，最近几天更是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现在连点滴都几乎输不进去了。
我陪在奶奶身边讲过去的事，父亲在楼上打扫卫生，母亲在另外一个房间收拾床铺，长青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谁也不知道。他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身后，我一转身，吓得叫出了声。父母以为奶奶病危，赶忙冲了过来，结果看见了长青。
长青老了，话越来越少，几乎不表达，他“噗通”一声就跪下了。我们不知所措，急忙去扶，却怎么也拉不起来。父亲生气地说：“俺娘还没死哩，你这是干啥呢？！”
长青并不理会，他跪向奶奶床边，说：“我想埋在俺娘身边。”
彼时奶奶已经神志模糊，躺着一动不动。我母亲不懂长青的意思，生气地说：“青哥，我们是本家，我尊称你一声哥。但是你今天这举动莫名其妙，这是折俺娘的寿。你埋哪儿给俺娘说啥？你快起来，再不起来，我就把你赶出去了。”
长青仍旧一动不动，父亲给我使眼色，我俩就一人一侧架着他的胳膊，把他架出了院子。父亲让我把大门关上，我关门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长青，他就像冬天的枯树枝在寒风中摇晃。我忽然想起他年轻时的样子，帅气逼人，一度令人敬仰，不免感到心酸，便劝道：“您赶紧回去吧，天冷。”然后就关了大门。
回到屋内，我看见母亲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父亲也靠着奶奶的房门生闷气。许久，父亲说他知道长青那话是啥意思，“咱爹的坟和他娘的坟连在一起了。2008年洪水把坟头冲得一塌糊涂，分不清谁是谁了，后来简单分了分，各自又添了土，就算是认祖归宗了。但是坟头连坟头，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了，咱娘肯定要埋在爹身边，咱娘一埋，他就不能埋在他娘身边了。”
母亲更生气了，骂道：“神经病，哪有人死后和自己的娘埋在一起的。这不是笑话吗？”
父亲也觉得不妥，但又能理解，“长青这一生孤苦无依，名誉上有一儿一女，但谁都知道那不是他的。再加上断了一条腿，这些年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村里人都看不起他。他估计是想死后和娘近一些，有个依靠吧……”
母亲生了恻隐之心，说话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一些，“那，那也不能……”话没说完，她突然话锋一转，“他是个‘看地仙’，那个位置的风水一定好，他这是在给自己找风水宝地。不中，说啥也不能答应他。”
母亲随即就给长青的儿子兰强打电话。兰强外出跑货车，攒下一些钱，早早在城里买了房子，已经多年未回村了。母亲曾是兰强的小学老师，所以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兰强一听立马在电话中保证：“王老师，您放心吧，我不会把俺爹埋在那的。等他死了，埋到哪儿还不是听我的。”
听了这话，母亲才稍微放心些。
2
次日，奶奶的病情加重，亲戚朋友们都来做最后的告别。父亲到村里找挖坟茔的人，让我出去买鞭炮和纸张，回来的时候我又在村口看见了长青。
大学毕业后，我很少回村，村里很多人都不认得了，但长青我却记忆深刻，且对他略有感情。
大二那年我在电台实习，有一期节目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采访。稿子写好了，就几句话，但找不到合适的讲话的人。一筹莫展时，是长青帮了我，我道了谢正要走，他却叫住我，局促了半晌才说：“你也帮我个忙？”
我点了点头，长青就拜托我帮他写张状纸，“你是大学生，文化人。”
也许是虚荣心，也许是怜悯，我推辞不过，竟然答应了。长青跟我回了家，我拿出纸笔，原本以为他会讲一个简短的故事，却没想到他的经历那么曲折——
2003年，在外漂泊了数年的长青回到老家。过去，他以算卦、占卜、看风水为生，积攒了200万元养老钱。此次回乡，他先给村小学捐款3万，用于房屋修补；又给村集体捐款2万，用于购买棉衣棉被捐给孤寡老人；还买了米面油，分发给村里的穷人；此外还给两个上不起学的孩子交学费，买书……
那段时间，村里人都在谈论长青发了财，乡里领导也知道了，就推举长青成为政协委员。这下，长青更想给村里做点事了，他承包了河两岸的200亩荒地种树，乡里领导许下承诺：等树木成才，乡里会代为销售。长青的林场开业时，乡长亲自来剪彩，并说了一大堆夸奖的话。那是长青这辈子的高光时刻。说到这里，长青的眼睛却红了，我有些疑惑：“这不是好事吗？要告什么呢？”
他说剪彩仪式结束后，乡长亲切地问他有什么困难，可以尽管提。长青说通往林区的道路没通，想修路。乡长说可以，乡里支持，但修路不是小事，审批手续也挺复杂，“这样吧，你给乡里面2万元资金，我帮你把这个关系给疏通了。”
那时长青身上只有1万5，全给了乡长。原以为有了乡长支持，事情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谁承想乡长却是推长青进火坑的人。他断断续续以各种名义向长青索要资金，到了2007年，还明目张胆地要分割那片树林。他要求50%的树归乡里，划在他个人名下，剩余的50%的树属于长青。
一开始长青不同意，乡长就以非法修路和手续不合规占用荒地为由，威胁要没收林地。此时长青已经将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林场，如果真的被收回，他将一夜返贫。无奈之下，长青只好与乡长签订了分山协议。
此后，乡长以自己妹妹的名义成立了一家林业公司，先卖小树苗，再卖成年树，很快就把自己名下的树苗卖得差不多了。为了霸占剩下的树，2010年，乡长打着国家级土地整改项目的名义强行拔掉了长青名下已经长成的林木，长青以死抗争，却因“阻碍公务”被森林公安抓了。
那段时间，总有人在深夜打砸长青家的门。他的儿子兰强被人拦路殴打，妻子“哑巴”被人恐吓，甚至连精神不正常的女儿兰秀也被人强奸。无奈之下，兰强跑了，离开了这个吃人的村子，而兰秀更疯了。最终，长青只得妥协，他放弃了剩余的林地承包权，默默回了家。
我草草记录了长青说的内容，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漏洞，比如：乡长敢明目张胆地索要财物，长青还有证据吗？还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长青也都不记得了。细细问起一些细节，长青稀里糊涂，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知道自己写的“状纸”可能根本没用，长青就算去告了也不会有结果——现在，那块荒地已经退林还耕，乡长也换了几轮，再翻旧账就难了。但长青却视如珍宝，他仔细地看，反复夸我“有才华”。
那天，我走上前去给他打招呼，他抬起浑浊的眼睛，挤出来一丝的笑容。我说，“冷，回家吧！”他低下了头，不说话，把头埋在怀里，蜷缩成婴儿的姿态。
3
在长青挣到200万以前，他们全家都不受村里人待见。
长青的妻子是他叔叔用一斗麦买回来的。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讲，这个女人刚来的时候偶尔能发出“呀”、“啊”之类的惊叹词，因为害怕，见人一直躲闪。
一天夜里，女人逃了，长青满村找，最后在村口的“石窝坑”里面找到了遍体鳞伤的她。第二天，女人就再也不会说话了，人们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哑巴”。村里有传言说，女人是被长青叔叔用“鬼神的办法”给弄哑的。
哑巴没有再逃了，有人说她是感恩长青救了她的命，也有人说她逃一次就被长青叔叔打一次，怕了。后来哑巴先后生了一双儿女，叫兰强、兰秀。可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村里人众说纷纭。
一天傍晚，有人看见长青的叔叔从哑巴的房间走出来，就断定两人有染，并一口断定兰强和兰秀是长青叔叔的种——因为只有这样，才配得上他们家的传奇——他们还添油加醋，说长青压根没有生育能力。
长青一家住在村子的角落里，与外界接触甚少。院子四周静悄悄的，没有生机，厨房也没有炊烟，只有一只羊卧在堂屋里，一动不动。他们一家吃什么，谁做饭，怎么个活法，谁也不知道。
长青叔叔是个常年装神弄鬼的人，在外做驱魔、看风水的营生。他喜欢把蛇装在瓶瓶罐罐里，又把这些瓶瓶罐罐挂在房檐上，一阵风刮过，瓶子相互撞击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村里人听到了，都说这是鬼怪们在说话。
兰秀出生后不久，长青的叔叔死了，被悄无声息地埋了。从此，长青也开始用驱魔、算命、看风水的本事养家。
兰秀比我大四五岁，和我是小学同学。她智力有问题，都长成大姑娘了还一直在留级。因为常年不洗脸、不洗澡、不梳头，大家都十分嫌弃她，也经常欺负她。
有次分座位，一个男生分到和她同桌，男生家长气冲冲地赶到学校对老师大吼：“兰秀又傻又臭，口臭、脚臭、裤裆臭，十四五了还拉在裤裆里，让俺孩跟她坐一起，那就是欺负俺孩，俺不同意。”无奈之下，老师只能在狭窄的教室里给兰秀安排了一张长条桌独坐。
其实兰秀并不是全傻，如果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会狠狠地回答“干啥！”如果有人嘲笑她，她会用眼睛狠狠地盯着对方，甚至会骂上几句。如果有人打她，她会拿起地上的石子砸过去。如果有人善意地对她笑，她也会羞涩地笑着。
许多年后，我一直在想，兰秀真的是“傻”吗？还是因为孤单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但无论如何，那些年，村里所有人都把她简单地归类为“傻子”，包括老师。
一次，兰秀吃坏了肚子，在教室里上吐下泻。老师气地直跺脚，让一个小孩去叫长青来。见兰秀还在吐，长青背起她就往医院跑，所经之处臭气熏天。医生也很嫌弃，不让兰秀进门，只包了一些药扔过去。
兰秀康复后再来学校，被老师挡在门外，“你回去吧，别上学了，找个人家嫁了吧！”
长青闻讯赶来，乞求老师网开一面，收下这个孩子，“学多学少都行，学费可以多交，交别人的两倍都行。”
可学校硬是不收，一个老师甚至说：“又不是你亲闺女，这么上心干嘛？”此话一出口，氛围立马就变了。长青的脸涨得通红，恼羞成怒，摔门而走。
后来我上了初中，每周回家一次，经常看见兰秀在路边放羊。她看见我骑着自行车从她身边经过，会仰起头看着我走远。一旁的哑巴会给我打招呼，她摆摆手，意思是“放学了？”但那时的我却从来不搭理她们，只想远离这奇怪的一家人。后来，我上了高中，一直放羊的兰秀消失了。奶奶说，这个傻姑娘结婚了。
兰秀是被邻村的一个光棍拖到玉米地里强奸怀孕的，家人没有报警，而是选择把她嫁了出去。没有彩礼，也没有婚礼，她跟着那个男人去了邻村，可生下孩子就又被撵了出来。
可能是对孩子有无尽的思念，兰秀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疯了。
4
“长青是个好人。”我奶奶总是这样评价他。她说哑巴当年之所以不跑了，也是因为长青是个好人，“他不但对哑巴好，对两个孩子也好。”
在挣工分换口粮的年月，我爷爷有病在床，全靠奶奶一个人劳动。家里劳力少，孩子多，粮食不够吃，是长青经常接济我家。一次，奶奶从老鼠洞里捡了一块窝窝，被村里人发现，告发她偷粮食，拉到大队开批斗会，要“箩”她——“箩”是一种惩罚方式，就是一群人站成一个圈，被“箩”的人站在正中间，不停地被四周的人推来推去。奶奶说，村里“箩”死过人。
当时，村里人安排长青参与“箩”人，但长青拒绝了，他坚称那块窝窝不是我奶奶偷的，是他送的。村里人说：“你家穷得叮当响，粮食还不够自己吃的，你会送给她？”
长青拿出了一整个馍，说：“穷归穷，省吃俭用，还是能存下来点粮食的。”这下，村里人才放弃“箩”我奶奶，只开了个批斗大会了事。
到了农闲的时候，长青会带着村里人外出要饭。奶奶带着自己编织的草帽跟着队伍走，向南去过武汉，向东去过安徽，向西到过洛阳，向北到过邯郸。他们走一路要一路，回来的时候再用草帽换点干粮带给孩子。一次，他们半夜行路遇上强盗，是长青急中生智拿出路上捡到的红袖章，才吓退了拦路的人。
因为这些事，奶奶对长青要好过旁人。
奶奶是个地道的农村老人，不信科学，不信医生，只信长青。她认为自己身体弱，容易被鬼怪缠身，一旦感觉身体不舒服，就会让我赶紧去叫长青来“驱魔”。到了晚年，因为患有胆囊炎，奶奶常常会出现幻觉，她始终坚信那是被鬼怪附身了。为了安抚奶奶，我们会先叫长青来家里，他在盆里面倒上酒、点火，再端着火盆在屋里面转一圈，嘴里念念有词。奶奶昏迷，喉咙里发出“呼呼啦啦”的声音，像是有人在里面对话。
这时，长青会打开门，对着空气说一些话，譬如：“她是个好人，好人不该受这份苦。她是个苦命人，鬼怪应该帮助苦命人。早点回家吧，回自己家，有什么需要的给自己家里人托梦……”
待长青走后，父亲会马上让村医给奶奶输消炎药，然后把她拉到乡医院治疗。奶奶清醒后，会阐述她在昏迷中看到的景象，说得神乎其神，并更加坚信是长青救了她的命。
在那个年代，长青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的人，除了驱魔、占卜，有时候他会在葬礼上帮忙写字。他身上有读书人的清高、不屑，也有隐忍与善良。
除了我奶奶，村里有很多人敬仰长青“看地仙”的本领。那时村里死了人，几乎都得由长青确定过了坟茔位置之后才会开挖。
1998年，隔壁村的一个有钱人慕名来请长青给他母亲找个上佳的阴宅。那个村子背靠大山，依山而建，山势虽然不高，但在平原大地显得突兀。
有钱人带着长青上山，说自己已经相中了一块背靠山，面朝水的弯地，“水聚财，弯存金，造福子子与孙孙。”
可长青觉得不妥。为了获得更多的收成，许多村民在这座山上开垦农田，后来整座山被挖得光秃秃的，除了庄稼就没有其他的植被了。折弯处地势低洼，一旦下雨必被冲刷。他仰头看了看上面，一块巨石像把伞从石堆中伸了出来，巨石下面有一块平坦的土地。他说：“就是那里。”那人听了长青的话，将母亲埋在了那儿。
没多久，连续下了多日的暴雨，隔壁村后面的山上形成了泥石流，从高处倾流而下，顺着山下的小河一直向南流。从山上冲下来的除了泥土、庄稼外，还有棺材和寿衣。大雨过后，人们上山查看自家的祖坟，大多已经被毁，而有钱人母亲的坟茔在巨石的遮挡下安然无恙。
那人特别高兴，特地开着小汽车，敲锣打鼓，放着鞭炮来到我们村，除了送钱感谢长青，还拉了一条写着“活神仙”的条幅。
从此，长青在方圆十里打响了名气。但尽管如此，人们也只在有灾有难或家人去世时才会想起他，平时依旧离得远远的，说他身上阴气重，“不祥”。
一次，长青帮人看坟地，结果刚下葬不久，坟墓就被人盗了。那家人骂长青是江湖骗子，认为是他起了财心与盗墓贼合谋盗墓，因为他最了解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一怒之下，他们竟把长青的一条腿给打折了。这事让长青在本地身败名裂，没人敢用他了，哪怕用他，也不让他靠近坟地，只让他远远地看，递支烟，塞10块钱就算完事了。
再后来，长青离开了家，去了远方。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听说是四处游荡。
有老乡在甘肃见过他，说他有点本事，加上有点跛，增加了他的神秘感，在当地很有名气。但他从不在一地久留，待一阵子就走。
直到2003年，长青才结束了四处游荡的生活。他离开最后一站郑州，带着200万元回到家乡。没想到，这却是他晚景凄凉的开始。
5
兰强是个正常人，但自从2010年起经常被人拦路殴打后，他跑去外地讨生活，再也没敢回村。他不是不知道家里的情况，但也实在无法帮助父母和傻妹妹过上正常的生活。
哑巴也老了，瘦得像根苦柴，一辈子不与人交流的她，已经完全失去了站在人前的能力。她白天不出门，晚上像鬼魂一样沿着墙根游荡。在照顾女儿兰秀这件事上，更是无能为力。
夏天的时候，人们经常看见长得人高马大的兰秀赤裸着身体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嘴里嘟囔着：“抓蝴蝶啊，抓蝴蝶啊！”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的长青拿着一件衣服跟在女儿身后，蹒跚地撵着，村里人就在路旁看着、笑着。
每次提到兰秀，奶奶都会心疼得直掉泪，直呼“造孽啊！”据说，附近几个村庄的光棍都奸污过兰秀。直到有一天，兰秀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她是去了远方，还是被人杀了？并没人关心。长青去派出所报案，最后也不了了之。
兰秀的“死”让长青的信念一夜之间彻底崩塌，我再次见到长青时，他已经矮得像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永远低着头，佝偻着，拄着拐杖，靠着墙根走。除了奶奶还一如既往地尊重他，他在村里几乎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了。
而现在，奶奶也要去了。
那天，父亲找来了挖墓坑的人，他放了一挂鞭，那些人就拿着铁锹开工了。雪还在下，本地人说雨水和雪花不能落在墓坑里，否则子孙后辈的财会流走，父亲就找了塑料布在墓坑上方搭了一个临时的棚。
因为家里亲戚多，父亲放过鞭后就回家忙了。他刚一到家，就气冲冲地说：“长青就蹲在路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挖墓坑。”
母亲说：“别搭理他。”
到了傍晚，奶奶走了。父亲请来了两班唢呐对着吹，院子里和堂屋内布置了一番，亲友们一番痛哭。三天后出殡，墓坑已经挖好了。
第二天夜里，乡亲们来随礼，很晚的时候，长青也来了。他颤巍巍地拿出了一叠脏兮兮的钱，有整有零，都是旧的，记账的人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最后清点了半天，一共506块。
记账的人对着天空喊了声：“长青，506。”我出去磕了头，谢了礼。长青没扶我，只站在1米远的地方低声说：“走了！”
次日，远方亲戚前来祭拜，在一片忙乱中，有人慌慌张张跑来，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不好了，长青死了。”家人们都正处于悲痛之中，无心顾及长青的死活，但那人又说：“他躺在给老婶子挖的墓坑里断气了！”
父亲一下子就慌了，匆匆往奶奶的墓坑跑去，一群人都跟了过去。赶到后才发现，长青竟然平躺在墓坑里，身上盖了薄薄一层黄土。他应该是昨夜断的气，身体都僵了。
父亲气得连骂了好几声，非要叫人把他挖出来不可，旁边就有人劝：“埋都埋了，就随他去吧。再挖出来好与不好咱也不懂，唯一懂的人都死了，咱们就别折腾了，给老婶子重新挖吧！”
父亲无奈，只能尽量在爷爷坟墓的不远处找个位置，把奶奶安葬了。
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一直是父亲心头的一根刺，总会时不时地露出来，扎伤他。时至今日，我仍会想，如果奶奶当时意识清醒，可以表达自己意愿，她会同意把自己长眠的位置让给长青吗？
那些曾经需要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去帮助的人，如果再次遇见，我们会像长青当年那样，伸出援助之手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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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兮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