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佳瑶进拘留所时刚满十六岁。

据说，她的到来在所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因为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1米76的身高，往那儿一站就抓人眼球，偏她又长了一副骨肉匀称的身材，是天生做模特的料。头也生得小巧，脖颈修长，精致的五官再配上一对儿甜美的酒窝，青春逼人。

许佳瑶入所的第二天，我到单位接班，刚进管教办公室，同事赵姐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到电脑前，从系统里调出了许佳瑶的档案，“你看，连入所照片都这么漂亮。”被拘留人入所时会现场拍照片录入系统，没有化妆，没有打光，更不会刻意挑好看的角度，再加上被拘留人多半都是垂头丧气的，所以照出来的照片几乎没有好看的。但许佳瑶是个例外，我盯着她的照片欣赏了半天。

之后我把鼠标往下拉，看到她的身份证号，发现她是2003年出生的。2019年，许佳瑶才刚满十六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也就是说，被送来拘留所的许佳瑶已经不是第一次犯事儿了。

“她是为什么来的？”我好奇地在系统里翻找，没想到“案别”那一栏里赫然写着：卖淫。

进拘留所的违法人员里，卖淫嫖娼的通常要占很大比例，但我实在想不通，许佳瑶为什么要冒着被抓的风险去赚这个脏钱，如果真想不劳而获，以她的年轻美貌，她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愿意包养她的土老板。

面对我的疑问，赵姐摇了摇头，“她这个案情比较复杂，不是单纯的卖淫那么简单。嫖客钱洪军说，他是被‘仙人跳’了。”

自从毕业后进拘留所上班，我见过的嫖客没有上千也有几百。但是像钱洪军这样“有头有脸”的人，还是头一次见。

钱洪军是本地某国企的小领导，有社会地位，也不缺钱，儿子就读于本市最好的学校，据说还有望冲击清北这样的名校。“本来在外头也算是风光无限，可是进到咱们这里来，真就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赵姐的语气里带着三分惋惜，四分讥讽，“昨天办手续的时候，我看他整个人都恍惚了，背都有点驼了。你说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据钱洪军交代，他和许佳瑶是偶然遇见的。听许佳瑶的口音，他们是老乡。

在我们这个小城市，从钱洪军的老家来务工的人并不多，所以钱洪军见了老乡倍感亲切，两人顺势攀谈起来。许佳瑶说自己出来打工，一个人在外地也没个熟人照应，过得挺不容易。这番话让钱洪军想到了自己——二十年前，他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经过一番摸爬滚打，终于在这里成家立业，站稳了脚跟。回想起初来乍到时的种种艰难，钱洪军不免对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帮她租了房子，还时常去探望、接济她。

一开始，钱洪军办这些事的时候是否动了不该动的心思，外人不得而知。两人就这么密切地来往了一个多月，感情迅速升温，随即发生了关系。钱洪军本打算享“齐人之福”，但没想到发生关系之后，许佳瑶就变了一副嘴脸，不断地找他要钱。

包二奶哪能不花钱呢？对此，钱洪军是有思想准备的，但许佳瑶狮子大开口，张口就要一百万。这么多钱，钱洪军不想拿，也拿不出来，本地有女人管钱的传统，家里的钱都在他老婆手里掐着呢，他虽然有私房钱，但没那么多。

钱洪军拒绝后，许佳瑶就威胁他，说如果不给钱，她就要去他单位举报他作风不正。钱洪军思来想去，还是舍不得掏这一百万，也拉不下脸去跟老婆坦白，于是回复：“咱们两个在一起是你情我愿的，不违法，我最多就是受个处分，我认了。”

钱洪军打定主意破罐子破摔，没想到许佳瑶的态度却突然软了下来。她说自己就是过得太辛苦了，想找个依靠，“这样吧，咱们按次算钱，一次五百，就当是帮帮我。”

相处了一个多月，钱洪军对许佳瑶有了点感情，就同意了她的提议。然而就在他转账五百元之后，许佳瑶再次翻脸，她拿着转账记录威胁他：“你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什么吗？是嫖娼，是违法的！如果我报警，你就要丢工作了。二百万买你的工作，划算吧？”

这下，钱洪军彻底慌了。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如果丢了工作，以后该靠什么养家糊口呢？直觉告诉他，这二百万他应该给。但冷静下来之后他又想，如果许佳瑶报警，她自己也会被抓起来，“她应该只是吓唬我而已。”再说了，就算这次给了许佳瑶二百万，也难保她以后不会继续找他要钱。这就是个无底洞，填不满的。

再三考虑之后，钱洪军决定赌一把，他坚决拒绝给钱。最终，这强硬的态度惹恼了许佳瑶，她一怒之下拿着转账记录走进了派出所……

2

早上开完交接班会，我想立刻与许佳瑶进行入所谈话，但这时有办案单位的民警过来送拘，我只能先去处理。

又是一位刚满十六岁的少女，名叫吴珊珊，因吸食毒品正萎靡不振，身上没有一点青春活力。仔细看，吴珊珊眼圈乌青，瞳孔散大，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再加上她体型壮硕，我心里有点发毛。办妥手续后，我立即把吴珊珊送进拘室，打算让她先适应一下环境，稳定了情绪，下午再进行入所谈话。

回到办公室，我又在系统上打开许佳瑶的档案，仔细看了她身份证号中代表户籍地的号段，果然，她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根本就不是钱洪军的老乡。

这应该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敲诈勒索案，为了引诱钱洪军上钩，许佳瑶可能还特意去学习了他家乡的方言。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真能独自策划、实施这样的骗局吗？我猜，许佳瑶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其他人。

坐在办公室里，我浮想联翩，甚至还有点激动：如果我能从许佳瑶的嘴里撬出主谋，将线索提供给办案单位，大概能立个功？可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女拘室里突然传出一阵骚乱声。

我立刻冲过去大喊：“干什么呢？”

只见许佳瑶和吴珊珊正剑拔弩张地对峙着，其他人看到我来，都松了一口气，说她们刚才在拉架呢。从外表看，许佳瑶比吴珊珊高了一个头，但她身材纤细，要是真打起来，恐怕要吃亏。我让她俩冷静一下，就将许佳瑶先提了出去，不是因为我觉得她弱势，而是怕吴珊珊正在气头上闹起来，我控制不住她。

这个处置让吴珊珊强烈不满，她用力踢着拘室门，不住地嘶吼：“是她先动手打我的，凭什么她能出去我不能出去？”

看她的反应太过激烈，我不得已把所医请了过来。之后，我们一起把吴珊珊带到了医务室，所医一边在药柜里翻找，一边嘀咕：“我这也没有镇定剂啊，实在不行吃点谷维素吧。”然后她回头看了吴珊珊一眼，又说：“她这是还没下听（吸完毒还没过劲儿）呢。”

谁知这句话激怒了吴珊珊，她像疯了一样扑过去打所医，咬着牙挤出几个字，“你才没下听呢！”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吴珊珊制伏，又把她铐在窗户的护栏上。为防她进入拘室之后再度伤人或是自伤，我决定给她上“安全椅”（这种椅子可以固定四肢，限制行动）。即便如此，吴珊珊依然不服气，她剧烈地挣扎、谩骂，暴躁得像一头疯牛。

为了避免再度刺激到吴珊珊，我没有提许佳瑶，而是提了号里的其他人了解情况。

“虽然吴珊珊这孩子有点毛病，但打架这事真不赖她。”拘室里的一个人说，吴珊珊刚进拘室时，大家就是正常唠嗑。看她穿着橘色马甲，就知道她是因为吸毒进来的，便问她这么小就吸毒，爸妈不管吗？吴珊珊说自己爸妈离婚了，没人管她。

就在这时，许佳瑶突然接话，说吴珊珊的妈跟人跑了。吴珊珊也没生气，随口还了句嘴：“你妈才跟人跑了呢。”结果许佳瑶像被针扎了似的，立刻就动手了。

“这帮青春期的孩子，真是惹不起。”我想，许佳瑶这么大的反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话戳中了她的痛处。就在我把人送回拘室时，还听见许佳瑶在挑衅动不了的吴珊珊：“你爸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可炫耀的？你妈不还是跟人跑了？”

我立刻制止许佳瑶，“你瞎说什么？我已经了解了，是你先动的手，你出来！”吴珊珊以为我要惩罚许佳瑶，终于不再激烈对抗了。

3

当许佳瑶坐在我的面前，我内心忍不住惋惜，这么美丽的女孩，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我理了理思路，问她：“你不是第一次被公安机关处理了吧？”

她无所谓地点点头，“我之前跟人打架，也进过派出所。”

“为什么打架？”我追问。

许佳瑶的身体瞬间紧绷，仿佛落入了不太好的回忆。在我的慢慢引导下，她才渐渐放松了下来，讲起了打架事件的前因后果。

因为长得漂亮，许佳瑶在学校里很受男生关注，也因此被一伙太妹嫉妒。她们长期霸凌许佳瑶，但她一直默默忍受着。我问许佳瑶为什么不告诉家长和老师，她说在她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跟人跑了，爸爸也不管她，所以她从来就没想过向爸爸求助。她也曾把受欺负的事告诉老师，但老师却让她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个巴掌拍不响，班里那么多人，她们为什么就针对你？”那时的许佳瑶涉世未深，不知道被霸凌还可以报警，老师的话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一天，许佳瑶又被那群太妹带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僻静的树林里，她们轮流扇她耳光。许佳瑶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只盼望着她们能尽快消气，放她回家。平时小树林没有人去，那天不知怎么了，一个男生偶然路过，还出面替许佳瑶打抱不平。

男生叫马超，是个小混混，辍学后他整天和一群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打架斗殴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在马超的“示范”和鼓励下，许佳瑶第一次反抗了——她抓花了那几个太妹的脸。

因为伤痕太明显，几个家长报了警。那是许佳瑶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她没有抵赖，直接承认了自己打人的行为，也因此留下了违法记录。许佳瑶进派出所之后，警察通知了她爸爸。爸爸嫌她打架丢人，从此对她更加不管不问、放任自流。

听许佳瑶讲完，我内心生出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所以即便是那几个太妹挑衅在先，许佳瑶还手在后，她依然违反了治安管理规定。

这时候，有家长“撑腰”和没有家长“撑腰”的差别就很明显——那几个太妹成功地把许佳瑶这个受害者拉到了和她们这些加害者同等的地位上，大家一起成了违法者。

这件事平息后，出于对马超的感激，许佳瑶答应了他的追求。再加上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她索性“以身相许”，直接住进了马超家。

许佳瑶笑着给我讲马超和他妈妈对她有多么好，“他妈天天给我做好吃的，我到他家之后又长高了些。他天天带我到外面逛，什么好东西都舍得买给我。”

其实，她口中的“好东西”无非就是一杯奶茶、一个汉堡而已。马超没有收入来源，自己都要妈妈养，没有太多的闲钱给许佳瑶花。但就是一杯奶茶、一个汉堡，让许佳瑶体会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被爱的感觉。

我想，如果他俩好好相处，到了结婚年龄，说不定可以组建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但现在许佳瑶因卖淫进了拘留所，说明她和马超应该是分手了。我打听后面发生的事，许佳瑶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来，她说：“他进去了，被判了十多年。”

被判十多年，那犯的可是重罪，我追问马超到底做了什么，许佳瑶却三缄其口，不管我怎么问都不说了。我只好放弃这个话题，问她现在是不是又搬回自己家了。

“没有，我还在他家，跟他妈一起过呢。”她看出了我的惊讶，又解释，“我要做个好女人，他虽然进去了，但是我不会跑的，我要等着他。”

我怀疑许佳瑶是被马超母子洗脑了，于是跟她解释，是不是好女人和等不等马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马超犯了重罪，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良人。

但许佳瑶却执拗地重复道：“好女人是不会跑的，我妈妈不是个好女人。他妈妈没跑，我要做他妈妈那样的女人。”她告诉我，马超的爸爸在几年前因开设赌场被抓，现在仍在监狱服刑，而马超的妈妈并没有因此和他离婚。

在我看来，马家根本就是个罪犯窝子，许佳瑶要是坚持和他们搅和在一起，迟早是要被拉下水的。马超的出现固然拯救了许佳瑶一时的苦难，但却把她拖进了一个更深的深渊。

4

趁气氛缓和了些，我问了许佳瑶一些与本案有关的细节，可她又牢牢闭了嘴，什么都不说。直觉告诉我，许佳瑶敲诈钱洪军这事儿和马超脱不了干系，虽然马超进了监狱，但他身边的那些“人脉资源”都留给了许佳瑶。又或者说，没有了马超的保护，那群混混很可能已经向许佳瑶下手了。

几经周折，我打听到办理马超案子的民警是我的一位学长，于是专门去找他打听了情况。提起马超，学长忍不住爆了句粗口：“那个畜生！他和另外两个畜生强迫未成年少女卖淫，人家不愿意，他们就把女孩给轮奸了，还美其名曰‘教她怎么卖’。”

几乎可以断定，许佳瑶跟着这样的人，是绝不会得到幸福的。我想拉许佳瑶一把，学长却泼了我一盆冷水，“你就别管她了，她敲诈勒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次是告人强奸，因为证据不足检察院不予起诉。这回她学奸了，往卖淫嫖娼上引，这不是害人嘛。”

我说出我的猜测，“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怎么能策划出这么周密的犯罪计划？她背后一定有别人。”

学长这才向我透露，许佳瑶背后确实有一伙犯罪分子，警方已经掌握了相关情况，案件很快就能侦破。

好了，我立功的机会没了。

没过多久，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打算怎么处理吴珊珊的事情。我一下子被问懵了，“就正常处理啊，她在安全椅上不会出问题，等她情绪稳定了再把她放下来。”

领导说吴珊珊毕竟是未成年人，还是应该柔性处理，让我联系她的家长来拘留所劝解一下。我感到有点为难，吴珊珊的父母离异了，据说两人都不管她，可能都不会来。

“你好好给家长做做工作。”领导说。

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吴珊珊的父母打电话，没想到事情办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他们很快都来到了会见室。我进了拘留室，站在安全椅前跟吴珊珊商量：“你爸妈都来看你了，我带你去和他们见面，但是你不能闹，要配合，能做到吗？”

还没等吴珊珊回答，许佳瑶先插嘴：“她妈不是跟人跑了吗？你确定是她妈来了？”

这句话又刺激到了吴珊珊，她用力地来回扭动身体，挣扎着用手拍椅子，脸红脖子粗地反驳道：“你妈才跟人跑了呢！”

我连忙训斥许佳瑶，让她不要乱说话，又跟吴珊珊说如果她再这样不配合，我只能让她爸妈回去了。吴珊珊盯了我一会儿，终于服软，“我配合。”我把她从安全椅上放下来，她的手腕、脚腕因为剧烈的挣扎，都已经磨破皮了。

在会见室，吴珊珊隔着玻璃和爸妈用电话交流了半天。她妈妈看女儿的眼神心疼又关切，我心里一动。在父母的耐心劝说下，吴珊珊终于答应在所里好好表现，不会再给管教添麻烦。

会见结束了，我请吴珊珊的妈妈留步，单独和她聊了一会儿。提起女儿吸毒的这件事，她表现得十分懊悔，“都怪我和她爸忙，没看好她。”

吴珊珊的家境很好，她爸爸开了几家连锁超市，妈妈全职在家照顾她。后来两人离婚，吴妈妈只分到了一些钱，而这些钱是不够她吃一辈子的，“我没跟她爸争抚养权，因为她爸经济条件好，她跟着她爸，在物质上不会吃亏。刚离婚时我忙着找工作，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对孩子也就疏忽了。他爸也忙生意，对孩子的事不是很上心。就是这段时间没看住，她就沾上了这个东西，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建议他们切断吴珊珊和“毒友”的联系，家长要是能看住了，孩子还是有走上正轨的可能。她叹了口气，说自己有心无力，女儿总是会想各种办法从家里跑出去，“总不能把她绑在家吧？”

我说她现在只有十六岁，只要换掉她的电话卡，注销微信、QQ等一系列社交平台，再带她换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她应该就能彻底离开现在这个吸毒的圈子。

吴珊珊的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管教，我会认真考虑的。”

说完这些事，我向吴珊珊的妈妈提了一个请求，“现在我们所里还关了一个孩子，跟你女儿差不多大，你能不能见见她？”

得到同意之后，我带着许佳瑶下楼了。路上，她有点忐忑地问我：“管教，吴珊珊她妈见我干什么？”

“你和吴珊珊打架，她妈妈想见见你不是很正常吗？怎么，你敢和人打架，倒不敢见人家家长了？”

许佳瑶被我一激，不服气地说：“这有什么不敢的？我又没把她怎么样。”

见到吴妈妈，许佳瑶还是有点紧张，她终究只是个孩子。吴妈妈并没有指责许佳瑶，只是温柔地询问了前因后果，这样的态度倒把许佳瑶给弄得不好意思了，她主动道歉：“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动手，对不起。”

我看火候差不多了，就跟吴妈妈使了个眼色，她便话锋一转，问：“听说你父母也离异了？你恨他们吗？”

许佳瑶抿了抿嘴唇，反问道：“阿姨，您为什么跟叔叔离婚，是因为跟别人跑了吗？”

吴妈妈看了我一眼，立刻就明白了。她问许佳瑶为什么会这么说，许佳瑶红了眼圈，“我猜您没跟人跑，您还能来看吴珊珊。我妈就是跟人跑了，她跟我爸离婚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是谁告诉你妈妈跟人跑了？你是不是觉得妈妈把你抛弃了？”吴妈妈说：“我也是一个离了婚的妈妈，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单身女人在社会上立足很难很难，你妈妈没来看你，可能是因为她自己也在艰难谋生。如果有一天她经济宽裕了，她一定会回来找你，你好好生活，等着她回来，好吗？”

许佳瑶没接话，但她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光彩。

接下来的几天，许佳瑶和吴珊珊相安无事，我期待她们出去以后都能走上正道，但又觉得在拘留所只待了短短几天，或许不会有那么神奇的“改造”效果。两个同龄女孩一比较，可能吴珊珊还要好一点，毕竟她的父母没有放弃她。但许佳瑶就艰难了，没人真正为她好，也没有人帮她，她的未来只能靠她自己选择。

5

许佳瑶出所那天，我帮她办手续的时候看到了钱洪军。这个中年男人灰头土脸的，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小领导的潇洒气度。有人问他出所之后有什么打算，他苦笑了一下，说：“老婆要跟我离婚了，我打算回老家，不知道儿子愿不愿意跟我回去……哎，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并不可怜钱洪军，如果他能忠于婚姻，就不会钻入别人设下的圈套，他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我只可怜他的儿子，本来这个少年有大好的前途，现在家庭出了这样大的变故，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的学习，改变他的命运。

我对许佳瑶说：“你出去之后找份正经工作吧，也不要再跟那些社会闲散人员联系，不要再做这样违法的事情了。”

许佳瑶的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说：“我再想想。”

大概过了一个月，许佳瑶背后的那几个人陆续落网，他们因犯敲诈勒索罪被送进看守所，之后进监狱是板上钉钉的事。那个头头三十多岁，专搞敲诈勒索，马超原来就是跟他一起混的，漂亮又没有主见的许佳瑶在他看来就是一个工具。

因为许佳瑶未满十八周岁，且不是主犯，认罪态度良好，没有判处实刑。我替她高兴——那几个坏人进去了，没有人拉她下水，她以后走上正道的可能性又多了几分。

三年后，我已经结束了在监管支队的轮岗，来到刑事技术岗位上，在法医室工作。这天，刑警来为一起敲诈勒索案送检，我在委托书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许佳瑶。我连忙向送检人确认许佳瑶的样子，“她是不是很高，1米76，长得特别漂亮？”

“对，你认识她？”

“我原来在拘留所工作，曾经拘过她，那次她也是敲诈勒索。”我在心里叹了口气，“都过去好几年了，她还是在干这个……”

送检人见我认识许佳瑶，便多说了几句。

三年不见，许佳瑶已经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在怀孕时，她就威胁那个已婚男人，说如果不给她20万，她就去他单位和家里闹。孩子生下来后，她又以要抚养费为由向男人要钱，最终男人选择了报警。

现在，警方要确认这个孩子是否是男人亲生的。“要是亲生的，这事警察也管不了，他的孩子他就应该给钱，多少都不能算敲诈，他觉得多就协商少给点呗。不过他怀疑这孩子不是他的，他们的血样我们都采集过来了，你们帮忙给做个亲缘关系认定。”

第二天，鉴定结果出来了，那个男人并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刑警拿到鉴定报告后，立刻开始对这起敲诈勒索案开展侦查。由于许佳瑶正在哺乳期，她得以取保候审，但无论如何，她这一次都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得知这个消息，我深感遗憾，这个美丽的女孩终究还是没能挣脱命运的桎梏，一步一步，滑向了堕落的深渊。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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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红蝎子之带泪梨花》（201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1995年，读完了5年小学，我顺利地考上了初中。那个年代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普及，分数不够就上不了初中。我的小学同学大部分都辍学了，即便是这样，我读初一时，新生还是挤爆了中学。往年的初一都是6个班，到我们这一届变成8个班，一个班坐90多人，教室里挤得像北京的公交车。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开学那天，有一个女生从教室的后门伸头往里看了一眼，说：“哇，这么多人呀！算了，坐不下了，我不上了。”说完，扭头就走了。

我们入学后，学校开始建新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全乡人民每人出50.56元。1996年，学校又开始建礼堂和新食堂，全乡每人出30元。我们乡有4万多人，在那个年代，这种“集资”是一笔巨款。后来听同学们说，当时的杨校长贪污了不少钱，被抓起来了。

我的大多数同学都留过级，有的还一留再留。有个同学，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读二年级，等我读初三的时候，他才去读初一。到了初三就不让留级了，有的学生没考上高中，就重回小学读五年级。学校里有些初三男生都十八九岁了，胡子都黑了。

由于没有留级，到初一时，我成了班里年龄最小的几个男生之一，个子也是最矮的。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我面黄肌瘦。开学的时候，好多同学都有家长送。我爸我妈都没来送我，我只能自己用自行车驮竹帘、被子和大米。（竹帘：卧具。以前农村很常用，年轻人没见过。把手指粗的竹子截成两米长，刮去节疤，用细绳子编起来。）

那是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没有挡泥瓦，也没有刹车。想停车下的时候，要抬脚踩住前轮，靠鞋底和轮胎摩擦来减速。我的个子太矮，骑在车杠上，伸着脚尖勉强能够踩到脚蹬子。50斤大米装在编织袋里，放在后座上。走到半路，自行车摔倒了，米袋也摔了下来。我扶起自行车，想把米袋重新搬到后座上，却搬不动。我又把自行车放倒，把米袋掀到后座上，却不能把自行车扶起来。我累得气喘吁吁，毫无办法，直到天快黑了，遇到一个过路的好心大叔，才帮我把米袋搬上了后座。

从家里带来的米要在学校食堂换成粮票。粮票是镇上的通用货币，可以在街上的商店里买东西。1斤面值的粮票当1元钱用。家里每周让我用8斤半的粮票，都是计算好的，一两都不多——每周6天课，一天3顿饭，每顿饭都要用半斤粮票，星期六放学就回家，晚饭不用在学校吃，这样一算，每周要在学校吃17顿。偶尔有个双休日，我就非常高兴，不但可以在家多玩一天，还可以省下1斤半粮票。

每周还有5元钱的菜金，我觉得有些少，可我妈说：“你大姐一周3块钱就够用了。”我妈并不知道，我大姐上中学的时候1角钱就能打1份菜，等我上学的时候，最便宜的菜也要2角一份了，顿顿都吃最便宜的菜，也得3块4。剩下1块6，是买学习用品的钱，我还要从这里面挤出5毛，买一包方便面带回家——我大姐上中学的时候，每周都要带一包方便面给小弟，到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是如此。小弟比我们都小得多，我和大姐都很疼他，每个周六的傍晚，他都会等在村口，见我回家就急忙迎上来翻我的破书包。

也许有人会奇怪，给弟弟带廉价的垃圾食品算什么疼弟弟？可在我们小时候，方便面对于我们来说算是难得的美食，一年也不舍得吃上一包。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电，到了晚上，我们小孩子经常去隔壁村子里看电视。有一天，我们看了一部香港的警匪片，片名早不记得了，但其中有一个情节我没齿难忘：因为警务繁忙，警官通知警员加班，并给他们每人丢了一包方便面。有的警员就很不满，抱怨道：“不是吧sir，又吃方便面，会吃死人的！”我们都非常不理解，那么好吃的方便面，他们居然不愿意吃，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有一个星期，我丢了2斤粮票。把课桌里的书都掏出来，翻了一遍又一遍，仍旧没有找到。怕父母知道了责骂，我也不敢说，也不能跟同学借，就那样硬挣着，肚子饿得咕咕叫。好歹把这一周撑了过去，可到了周末，我连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没有给小弟买方便面，小弟很失望，哇哇大哭起来。我也感觉很内疚，好像父母给的伙食费里本来就应该有他的一包方便面，是我把那包方便面贪污了一样。

我的手很大，手指也很长，与我的身高很不匹配。我觉得是正长身体的那些年没有吃饱导致的。后来每想到此，我就不后悔辍学了。我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时候，伙食同样很差，但白米饭是管够的，你吃得多，老板还高兴，这说明你有力气。

他们常说：“能吃就能干。”

2

我们的中学分为南北两个大院子。北院是我父亲那一辈人上中学的地方，有几排旧瓦房，老师的家属楼也在这里。在院子的最北边，有一排旧瓦房，是学校的食堂。

食堂的红砖墙上有4个打饭的小窗口，年长日久，窗口四周积满了黑糊糊的油垢。全校有1000多个学生在这里打饭，拥挤是难免的。一堆学生总在窗口前挤过来挤过去，有的碗都被挤掉了，好不容易打到的饭撒得到处都是。也有同学会把挤瘪的饭碗直接扣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烫得对方直叫唤，对方扒拉掉头上的饭菜，两个人就拼命地扭打在一起。

读初二时，我们班的教室离食堂最近。为了避免打饭时拥挤，我和同桌汪明就把碗放在课桌抽屉里，下课铃声一响，抓起碗就飞快地往食堂跑。我俩刚把饭打到手，扭头一望，黑压压的人群就涌了过来，忙弯起腰，双手把饭菜护在怀里，从人堆中钻出去。

一天下午，第三节的下课铃声一响，我俩又像往常一样，抓起碗就往食堂跑。打过饭才发现后面一个人也没有。我俩忽然想起来，那天是星期三，还要加一节思想政治课。可已经打到手的饭菜不能倒掉，我俩只得把饭放到课桌抽屉里，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学校的早饭是一小铲干饭，上面再浇一勺稀饭。午饭和晚饭都是大半碗干饭。按说份量也不少，可菜里没油，不经饿。菜有2角一份的，有5角一份的。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只能吃2角一份的。冬天经常吃土豆、萝卜、大白菜，土豆永远不削皮，切得比铅笔还粗。夏天有豇豆、辣椒、西红柿之类的时令菜，但菜里经常能吃到小虫子。我在炒豇豆里吃到过手指粗的芝麻虫（它们最喜欢吃芝麻叶，身上的花纹跟芝麻叶一模一样，所以乡民称其为“芝麻虫”），浑身绿油油的，带着小尾巴，看着很恶心，吃到了，也只能用筷子扒拉掉继续吃，不然就得饿肚子。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自己在中学饭菜里吃出芝麻虫的事，他说，芝麻虫现在成了好东西，网上叫“豆丹”，好几十块一斤呢，比牛肉都贵！上中学时天天想吃肉，可这么好的一条肉竟被我丢掉了，真可惜！

那时候，老师家里偶尔会有酒席，吃罢饭，送走亲戚，老师的家属就把桌上的残羹冷炙折箩到一个大盆里，第二天加热一下，端到学生去食堂打饭的路上卖。家属手握一把大勺子坐在菜盆边，剩菜5毛一勺，虽是一些难看的残汤剩水，可闻着挺香。有个同学很喜欢吃这种折箩，每逢有卖，他必要买上一勺，细细地吃。直到有一次他从剩菜里吃出一个烟蒂，从此才不买了。

街上也有几家卖学生饭的小店，也收粮票，我们有时候会去小店里吃。粮票分半斤、一斤、二斤的面值，小店里的饭菜比学校食堂好吃，但份量很少，一斤粮票1小碗米饭，上面盖半勺菜，几口就扒拉下去了。如果敞开肚皮吃，我起码可以吃3碗。虽然吃不饱，可在小店里吃，不用争抢，吃完了也不用洗碗，因此也有不少学生选择在街上吃。

有个中年男人，也开了这么一家小店。他只有一个人，给学生打饭的时候顾不上找零。学生们都是吃完了饭再向他讨要零票。后来有的同学发现他记性不好，每次吃完了饭，就说刚才付的是二斤票，让他找，他也并不怀疑，谁让他找零他都给。卖完一餐饭，剩不下几张粮票，没干满一个月，他就关门了。

家里比较有钱的同学，可以经常去吃2元一盘的炒米粉。我也吃过一次，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炒米粉。学校大门边那家小店除了卖炒米粉，还卖小百货，有个姓吴的同学经常去吃得满嘴油光，吃完站起身把手一挥：“大哥，记在我的账上。”到快放假的时候，一算账，傻眼了，他一个人的账就记满了一个算术本，竟然赊了300多块钱。大哥直接把他扣下了，让人给他爸捎信，拿钱来赎人。他爸带钱来把账还了，同时抽出了自己的皮带。我们坐在教室里都听到了小吴的惨叫声，之后，他就辍学了。

那时候因为欠账辍学的同学可不少，我们村的小周欠了500多，他爸去还了账，扬言要收拾他，他吓得没敢回家，直接跟着亲戚跑到外面打工去了。20多年过去，那个卖炒粉的大哥和他老婆还住在老地方，现在每天炸油条卖油条，两人的头发都花白了。

3

对很多人来说，洗碗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洗碗有着太多的故事。女生们在北院洗碗，北院有好几个水龙头。男生们则在南院洗碗，而南院只有一个水龙头，几百个男生共用，可想而知有多拥挤。

水龙头离地约1米高，下面有个长宽约有1米的水泥池，池子四周是泥地。大家都抢习惯了，也没人客气，每个人一上来就带着一股怨愤之气。A正在用碗接水，B突然把自己的碗伸上去，“啪”地一声把A的碗砸开了。B还没接半碗水，C又把碗伸上去把B的碗砸开了……D的碗又砸过来，A的碗又打回来，E的碗也凑了过来……更多的碗砸过来，只听得一片“啪啦啪啦”的撞击声，把搪瓷碗上的瓷都磕掉了，露出里面白色的铁皮。

碗还没洗干净，鞋和裤子已经溅湿了。争着争着，就有人互相往对方身上泼水，问候对方的母亲，接着就是互殴，互相揪着脖领子，摔倒在水池四周的泥水坑里扭打。没人劝架，趁他们打架的时候，别的人得赶紧围过去洗碗。

学校东边有一个大池塘，我们称之为东湖。不愿在南院争抢水龙头的男生就去湖边吃饭、洗碗。南院和北院之间夹着一条污水沟，污水沟边有一条小路，我们顺着小路走到头，就有一个伸到湖中的岬角。岬角的右边几十米外是学校的围墙，南院唯一的大公厕就建在围墙边，排泄物直接流到湖里。岬角的左边是村庄，有很多牛粪就堆在湖边的空地上。所以，湖面虽有百亩，可供我们洗碗的，也只有这一片半亩大的岬角。岬角上有两棵放倒的树，来得早的同学就坐在树干上，来得晚的同学就蹲在湖岸边，或者直接坐在地上。

我们来洗碗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时间长了，水中的鲹鲦鱼也掌握了这个规律。我们在湖边吃饭的时候，成群的鲹鲦鱼就在水边窜来窜去，水花乱溅。有人洗碗了，鱼都拥过去，争抢为数不多的几颗剩米粒。碗很好洗，因为没有油，随便用手抹几下就干净了。有一次，我猛地把碗扣下去，贴着泥地拉上来，翻开碗，就抓住了一条一拃长的鲹鲦鱼。我很想吃掉它，可想着它可能去公厕那边吃过排泄物，又赶紧把它丢掉了。

南院仅有的一个水龙头还经常停水。我们大多数人连洗脸盆都没有，有洗脸盆的同学会在睡觉之前接半盆水，留着早上洗脸。若停水了，大家便都拿着毛巾去蘸那半盆水。10多个人甚至20多个人洗半盆水，水先是变成灰色，再变成黑色，之后就没有了，都被毛巾吸干了。

这样混在一起洗脸，极容易传染疾病，很快，同学们都开始害眼（角膜炎）。以前，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都喜欢说：“我打你比害眼还狠！”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害眼有多狠了——眼睛受到刺激，分泌了大量的眼屎，和睫毛结在一起，把眼睛都糊住了。每天早上醒来，要用指甲慢慢抠掉睫毛上已经变硬的眼屎，才能睁开眼睛。

害眼越来越严重，眼珠子通红，眼皮很重，会不由自主地往下耷拉，止不住地往一起闭，难受得很，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都看不清了。勉强撑到中午，去诊所买了一管眼药水点点才好些。

1998年初，新食堂建成了。新食堂有10几个水龙头，从此再也没有学生去湖边洗碗了。

水龙头带给我最大的变化是：我开始刷牙了。之前我从未刷过牙，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闲钱买牙膏牙刷呀。不止我一个人如此，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几乎没刷过牙。后来有打工回村的人开始刷牙，蹲在自家门口刷得满嘴白沫子，还被村里人嘲笑：“出门几天学洋了，烧得不轻！”

说起来真吓人，小时候，我亲眼见过父亲用指甲贴着门牙刮下一坨黄澄澄臭烘烘的牙花子，抹在纸片上，把纸粘住了（牙垢多到能当胶水用）。我也学父亲，用指甲在门牙上刮，却刮不出什么，还挺羡慕地问父亲：“爸，我怎么刮不出牙花子呀？”父亲说：“等你长大就有了。”

小时候，若要问我最讨厌哪个季节，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冬天。因为每年冬天我的手和脚都会生冻疮。手指先是红肿，跟卤熟的猪尾巴似的，接着开始溃烂，指背的肉皮整个烂掉了，可以看到通红的肌肉。没有厚棉衣，也没有棉鞋。冰天雪地，教室里也没有暖气。老师不在时，大家就跺脚取暖。一个人跺，所有的人都跟着跺，直跺得教室里尘土飞扬。

读小学时生了冻疮，起码还能在家里烧些热水烫一烫，可是中学连冷水都不易得。早上手脚冰凉，并不觉得太难受。到了中午，温度升高，手脚暖和过来了，就开始痒。哪有什么心思听课，只顾着抓痒去了。两只手还好，可以互相抓挠，脚穿着鞋子，没法伸手下去抓，只能把两只脚放在一起蹭。隔着鞋子，总也蹭不到痒痒地方，难受得恨不能把两只脚剁了。

成年之后，懂得照顾自己了，吃饱了，穿暖了，也不再生冻疮了，这才慢慢发现冬天的美，也不再讨厌冬天了，可小时候的冬天真是一场噩梦。

我们读初中的时候还有劳技课，不能请假，不能逃课。学校的操场原是东湖的湖汊，学校有一间房专门用来放铁锹、洋镐、手推车、扫把之类的工具。一到劳技课，学生们就得拿上工具，去平整操场。有的挖土，有的推车，体育老师背着手站在高处跟包工头一样指挥着我们，谁干得慢了还会遭到呵斥。连着干上两节课，下课了就把工具放在原地，会有另一个班的学生来接着干。反正每天总有几十个学生在挖土推车，一届届的学生，愣是挖掉了山头，填平了湖汊，填出了一个大操场。

老师不但在校内使唤学生，还让我们去校外的农场劳动。有时劳技课前，会开来一辆大卡车，老师把车斗后门打开，学生就争先恐后地爬上去。大卡车上挤满了人，为了防止学生被颠下去，还在四周拦了绳子。我们被拉到农场里，割麦子，拾棉花。老师为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割麦子时，每人分一垄，大家都怕自己落后，拼命往前割，比干自家的农活还卖力，拾棉花时，地边放一台磅秤，拾到中午，把每个人拾来的棉花称重，多的表扬，少的斥责。辛辛苦苦干一上午，连一口水都没喝着，又被卡车拉回学校。下午再拉上另一班的学生去农场。

4

读初中期间，最令我难受的就是住宿了。如果我早一年上学，就没这么多学生。如果晚一年上学，新宿舍就建好了。可我偏偏就赶上了最倒霉的一年。

三个年级的女生都有宿舍，就在北院的大瓦房里。初三的男生因为课程紧张，也有宿舍，我读初一时，表哥读初三，我还去他的宿舍里睡过几夜。早上，他们排成一排站在宿舍门口撒尿，查卫生的男老师突然从门洞里窜出来，连踢带打，众人提着裤子作鸟兽散。

初一和初二的男生没有宿舍，只能睡在教室里。我们的卧具——竹帘和被子——就放在教室后面。竹帘贴着后墙根摞在一起，被子摞在竹帘上。教室的后面坐着一排大个子同学，上课的时候他们就靠在被子上，有些人擤过鼻涕，就顺手抹在别人的被子上。

每个班男生有50人左右，老师从不给我们安排固定的位置，全由学生自己争抢。每天晚自习时，别人在专心复习功课，我却常常走神，总是担心晚上睡哪儿——只要有一尺宽的地方，就够又瘦又矮的我容身了，可就是这样的一小块地方，都要靠拼命地争抢才能得到。

晚上9点，下课铃声一响，教室里就像马蜂炸了窝，不等女生走出教室，所有的男生都往教室后面冲。90多张课桌把教室都挤满了，见女生被堵在过道里，好多男生就跳上课桌，从桌子上往后跑，把课桌都蹬翻了。

大家都是先抢竹帘，把被子都翻倒在地。我好不容易抢到两张课桌，把竹帘架在课桌上，再回头找我的被子。被子早已被人踩在地上，踏满了脚印子，跟地毯似的。捡起被子，拍打掉土灰，铺在竹帘上，躺下之后终于放下心来：嗯，干得不错，今天终于有地方睡了。

有的同学还尿床，其中一个男生特别严重，每天都尿。他每天都裹着又骚又湿的被子睡觉，身上骚气刺鼻，他从过道里走过时，有的女生直捂鼻子。有一天上体育课跳山羊，我的同桌汪明跟他一组，汪明当山羊，他没跳好，一下子骑在了汪明的脖子上，把汪明气哭了。

有一晚，我又抢好了地方，把竹帘铺下去，返身去捡被子，抱着被子回来时，一个大个子却把我的竹帘扔到了地上。

“你为啥把我的竹帘扔了？”

“我没扔，我来的时候你的竹帘就在地上。”

他的旁边还有二尺宽，我抱起竹帘，说：“那你把竹帘往里面铺一点，让我睡一点吧？”

他把竹帘尽量铺开，岔开双腿，伸直两臂，以“大”字形仰躺着说：“没位置了，你去别的地方睡。”

我扭头看了一圈，教室里每一块空地都被人睡满了。我说：“让我挤一晚吧，找不到空地了。”

说着，我就把竹帘往上放。他突然跳起来，抓着我的竹帘扔到了教室外面。我那时候是真恨他呀！明明能睡下两三个人的地方，他非要一个人霸占着。我也抱起他的竹帘想丢出去，却被他一把抓住了，他对着我的脸上打了一拳，鼻血哗哗地往外流。我跟他打了起来，可他比我大3岁，高我一头，就是两个我加起来也打不过他。

多日为了抢床位绷紧的神经断了，这学真没法上了，我当晚摸黑跑回了家。一个人走在路上，四周黑黢黢的，我并不害怕，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拿把刀杀了那个大个子。我父亲过年的时候给乡亲们杀猪，有一竹篮大大小小的刀，里面有两把非常锋利的牛耳尖刀。晚上教室不关门，拿着尖刀，走到他的床前，跟我爸杀猪一样，对着他的脖子捅下去，就能要他命。我那时候不懂法律，不知道未成年杀人不用偿命，我怕警察枪毙我，我还年轻，不想死啊。

我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父母早就睡了。听我叫门，父亲起来给我开门，说：“你咋半夜里跑回来了？”

“我不上了。”

我在家放了3天水牛。我已经极其厌学，但我还小，不知道辍学后干什么，只能还去上学。汪明也很弱小，他对我说：“别跟他们争抢了，抢不过他们的，跟我睡在外面吧。”

当时，有8个年龄小、个子小的男生就睡在教室外面的廊檐下面。那里也不错，就是有蚊子，只能像鲁迅在仙台时那样，“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再也不用争抢了，可以从从容容地把竹帘抱出来，铺在凳子上。还可以趴在窗台上，隔着窗玻璃，看着灯光明亮的教室里同学们来回奔跑着争抢“床位”：一个大个子抱着一个瘦弱的同学的脑袋，对着墙壁撞得咚咚响，直接撞成了脑震荡；有一个大个子为了抢床位，对着另一个同学狠抽了两个耳光，那个同学满嘴都是血……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早该去廊檐下睡的，万一哪天被同学失手打死了，他都不用偿命。

后来天越来越冷了，我和汪明就合在一起睡，铺我的被子，盖他的被子。到了冬天，打霜了，我俩还睡在外面，跟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似的。早上起来，头发上都是白白的霜，被子外面潮乎乎的。

临睡前，躺在被窝里，阵阵北风拂面，看着漫天寒星闪闪，我和汪明就掰着手指头算日子，算算除了寒暑假，除了星期天，还要在走廊里睡多少个夜晚才能把初中熬过去。每一夜都好漫长啊！我们那时候好羡慕那些住在镇上的同学，还有老师的孩子，他们除了学习，啥也不用管，每天下了晚自习，就一起说说笑笑地从容离去。他们家里远比我们有钱，穿得暖，吃得饱，有自己的房间。

长大后看《匆匆那年》的后记，我就想：我们这些底层的穷人哪有什么“匆匆那年”呀，每一天都是煎熬，巴不得时间快点儿过去呢。

5

我读初二那年，新的宿舍楼终于建好了。现在那栋两层的筒子楼还在，我在卫星地图上找到了，测量了一下，长70米，宽15米。楼从中间一分为二，女生住东边，男生住西边。

宿舍楼中间有个十字走廊，每天晚上，老师的家属和街上的小贩就在十字走廊摆小摊卖吃的。一晚上也赚不了几块钱，可他们还经常为了争地盘吵架，甚至打架，互相掀摊子。那时候学生都穷，他们卖的吃食也很简单便宜，主要是油条、菜角、菜包子之类的。小贩们用小竹篮装着吃食，蹲在墙根下，有学生走过，他们就吆喝。大家白天就没吃饱，下了晚自习更饿了，家境稍好些的同学就会买一些。可我没钱买，从他们中间走过，闻着食物散发出来的香气，我就忍不住咽口水。有时候饿得睡不着，就去买一个菜包子，三两口吞下去，顿时像吃下一颗仙丹，浑身舒坦。

我们班的男生分到了两间宿舍，20来人住一间，双层的大通铺。很挤，那也比睡在教室里强多了。我们都高兴地把被子从教室里抱了过去，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没地方睡觉了。

我们去新宿舍本来可以穿过乡政府家属院之间的过道。有的男生尖叫打闹，还有的男生乱吹口哨。家属院的人一气之下，就找来泥瓦匠砌了一堵墙，把过道堵住了。我们只得绕到街上。走到街角，男生们就站成一排往那堵新砌的墙上撒尿。家属院的人察觉了，就推开楼上的窗子骂。今晚骂走了一拨儿人，明晚又去了一拨儿。有一晚，男生们正围在墙下撒尿，月光明亮的天空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等闻到骚臭气，大家才明白撒下的是一盆尿，从此再也没人敢对着墙角撒尿了。

新宿舍啥都好，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卫生间。厕所在东湖边，离宿舍楼有点远，晚上大家都不敢过去。东湖里每年都要淹死人，人们传说湖里有水鬼。

夏天我们男生晚上几乎每天都去东湖里游泳，10多米深的水，一口气潜不到底。一年夏天有5个男生打扫完教室也去湖里游泳，他们到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已经走了。游完了上岸穿衣服时，发现有一堆衣服没人穿，这才惊觉少了一个人。4个人忙跑回学校报告老师，老师和派出所的人扛着捕鱼的大网去湖里打捞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把那个男生捞上来，尸体都硬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里有个“龙”字，他龙凤胎的姐姐名字里有个叫“凤”字，于是谣言四起，说什么龙凤相克，他姐把他克给死了。

我们的班主任和另一个老师被学校派去通知家长，这个同学的爹妈都是农民，当时正在水田里拔稗草，听说学校的老师来了，急忙跑上来，把老师让到屋里，顾不上洗脚上的泥，就给老师倒茶，还要杀鸡做饭。老师急忙拦住他们——这饭不能吃呀，要吃了，那还如何开口？

同学们口口相传，说蹲坑时水鬼会突然从坑里伸出一只手把人拽进去。于是大家就站在宿舍里朝窗外撒尿。近千个男生，都往窗外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快学校就发现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让每个学生凑几角钱，买一个桶摆在宿舍里，早上由值日生提到厕所倒掉就可以了。可学校偏不这样做，他们让学生会制止学生，每晚都有几个大个子男生拿着手电筒站在宿舍楼外，听到哪一扇窗口有撒尿声，就急忙摁亮手电照过去，大声斥骂。

有一天晚上11点多了，有个同学把头伸出窗外看了看，说：“这几个王八蛋应该回去睡了。”说完，对着窗外尿起来。

楼下突然有几道手电光照了过来，同时听到一声暴喝：“谁在哪里撒尿？”

他的同伙答道：“是203室。”

“你确定吗？”

“没错，从西数第三个窗户。”

“走，上去揍他妈的……”

那个顶风作案的同学急忙爬回自己的被窝，与此同时，我们听到楼梯上响起了“咚咚”的跑步声，声音顺着楼道急速而来，紧接着就听到咣当一声，我们宿舍的门被踹开了。插销崩飞了，一个同学放在门后的塑料盆也被撞得稀烂。几把手电光对着宿舍乱扫，大声喝问：“刚才是哪个鳖孙在窗口撒尿？”

所有的同学都拥着被子，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装睡。他们连问了好几遍，没一个人搭腔。

“都装死是吧，给我打！”

我们每个人都被揍了几棍子。等他们走了，大家都骂那个撒尿的同学。

窗外不让尿了，有人就尿在宿舍里。有一个人尿，所有的人都跟着尿。宿舍里被尿出个大水洼，骚气刺鼻，跟睡在街边那些无人打扫的公厕里差不多。每个人都从外面寻回一块砖头放在床板下面，晚上脱了鞋，要把鞋并在一起放在砖头上，以免鞋被尿浸湿了。

床铺是用钢管搭成的，所有的钢管都被尿腐蚀得锈迹斑斑。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整个床架都得塌掉，我们不被熏晕，也得被床板砸死。

后来，有同学发现，往窗外撒尿有人管，往窗外倒水却没人管。于是，那个同学就尿在空酱瓶子里，再泼到窗外去。大家觉得这办法不错，共用起这个瓶子。可惜瓶子太小了，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淋一手。再后来，有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一个大罐头瓶，彻底解决了大家小便的问题。

弟弟比我小8岁，我问他上初中的时候怎么上厕所，他说跟我们那时差不多。有一天，他一个同学尿在啤酒瓶里，放在桌子上，同学刚走，检查卫生的老师来了，指着瓶子问弟弟这是谁干的？弟弟说不是他，老师摸了摸瓶子，说：“宿舍里就你一个人，这瓶子还是热的，不是你是谁？”说完，老师踢了弟弟一脚，弟弟被迫提着尿瓶穿越人来人往的校园往公厕走去。

“你看我倒霉不倒霉？”

6

同学们都喜欢管班主任叫“老班”。老班40岁左右，教英语，长得挺胖，细眯缝眼。他很爱笑，眼睛本来就细，一笑起来就只剩下两条缝。

英语模拟考试的时候，试卷总是不够，不知道什么原因。初三的学生都大了，老班也不敢说给谁不给谁，只好让我们抽签。他拿出两根火柴，折断其中的一根，然后把两根火柴并在一起，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只露出两个火柴头——谁抽出的火柴头是整根的火柴，谁就有试卷。老班总是让成绩好的同学先抽，并故意把整根火柴往上拱一点。所以，几乎每次都让成绩好的同学抽到试卷，偶尔有英语成绩差的同学抽到了，老班就诱导他们把试卷让给成绩好的同学。

有个大个子同学，英语成绩很差，有次老班走到他面前时，他站起来说：“这次我先抽！”说着，伸手就把整根火柴抽了出来。

老班尬笑几声，递给大个子一张试卷，问：“你要试卷挺积极，你会做吗？”

“就是不会做，我才要学呢。”

老班指着卷子说：“你给我读读，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大个子哪会读，低着头不吭声。

老班觉得难住了他，就说：“你看看，你不会啵？你啥都不会，这试卷给你就是一张废纸呀！把卷子让给别的同学做吧。”说完，就要拿大个子的试卷。

结果大个子伸手就把卷子夺回来撕碎了：“这是我应得的卷子，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要它是没啥用，可我就看不惯你假惺惺地搞什么抽签！”

老班气得脸上的肉直抽抽，伸手指着教室外面说：“你给我出去！”

“出去就出去，这破学校，我早不想上了！”

大个子说完，把桌上的书都收到课桌里，搬起来就走了（桌椅都是学生自己出钱买的）。

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我们班的成绩是8个班中最好的，年级前3名都在我们这里。我考了第10名，得了奖状。之后，我的成绩一路下滑，初三时只有数学和地理成绩很好，语文和英语都不及格了。

我们年级的“状元”姓魏，眼睛高度近视，有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他是城里人，看着年龄明显比我们大，显得很成熟，穿的衣服也比我们高档多了。刚开学的时候，同学们都以为他是来实习的老师。据说他在城里没考上重点高中，他父亲找关系，把他送到乡下，又从初一开始读。

有一次作文，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XX”。我们这些没出过山村的放牛娃都写：假如我是老师，假如我是医生，假如我是村长，能吭哧吭哧憋出来几百个字就算不错了。而人家小魏写的是：假如我是联合国秘书长。洋洋洒洒几千言，什么环境保护啦，世界和平啦，老师非常喜欢他的这篇作文，一进教室就夸他写得好，把他的作品当作范文为我们朗读了一遍。

小魏学习很好，可他的同桌学习极差，每次考试都是抄他卷子。可有一次考试，他考了98分，同桌却考了100分——有一道选择题他不会做，就先空着，留到最后做，同桌照抄到这里看他没选，就胡乱选了一个，结果却蒙对了，他最后对着这道选择题反复考虑，却选错了。老师念成绩的时候，我们都笑起来。

年级“榜眼”是我们班主任的侄子，也是留级生。他哥比他还厉害，是我姐他们那一届的年级头名，后来考上北大，轰动全乡。

初二快结束的时候，老班宣布，谁想留级，可以让家长去跟他说。我考虑了几天，回家跟我妈说，想留一级，想让她买些礼物，去跟老班说一声。可我妈没有同意——我的两个姐姐都留过级，二姐还留过两次。我妈觉得我是个傻子，读书就是浪费钱。

刚升初三，我就不想上学了，汪明也是。我俩经常说着说着就搬起桌子，作势往教室门外走。

“真走假走？”

“真走！”

“我走了你要不敢走咋说？”

“谁不敢走谁是狗！”

他搬起桌子往前走了2米，扭头看着我。我不甘示弱，搬起桌子往前走了5米，扭头看着他。他又搬起桌子走到教室门外，我也搬起桌子正准备随他走出去，他却搬着桌子跑了进来。

老班随后走进来，嘿嘿笑着说：“搬桌子干啥？不想搞了？你不用害怕我的，想走只管走，我不拦着。说实话，你就是留下来也没有考上高中的希望。”

有一天，汪明又说他不上了，搬起桌子就往外走，一直搬到了楼下。

我趴在阳台上喊他：“你真不上了？”

他仰头对我说：“真的，这次是真不上了。”

我忙冲下楼去帮他抬桌子。抬到街上，他从亲戚家推出一辆旧自行车，还有一截绳子——原来他真的早就准备好了。

7

初三下学期刚开学没几天，老班就给我们这些成绩差的同学每人发了一本薄薄的《职业指导》。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某某倒卖服装发财了，某某搞养殖致富了，某某搞种植丰收了……总体的意思就是：人生不只有读书一条路，社会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

凡收到这本书的同学，都在老班的劝退之列。指名道姓让谁走，肯定不行，老班就经常通过这样的日常行为，对我们造成一种压力，让我们主动离开。比如，他会把学习好的同学都调到前几排，跟他们有说有笑，对后几排成绩差的同学则不闻不问，仿佛他们不存在，即便开口，也是旁敲侧击，冷嘲热讽，给我们泼凉水，说我们考了也没用，浪费时间。

人越来越少，后面大半个教室都空了。不能再等了，我也该走了。搬起桌子的一刹那，我的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这就算结束了么？

我还从来没穿过校服呢。初一刚开学不久，老师在教室前头摆了一台量身高的尺子，所有的同学都挨个上去量身高，准备订校服。当时我的身高是142厘米，我回家告诉我妈拿钱订校服，她说：“没钱买，买什么校服，你身上的衣服不能穿吗？”我二姐却有两套校服，一套穿，一套换着洗。我那时候可羡慕穿校服的同学了，因为我自己身上的衣服很旧很难看，相比之下，校服就很漂亮了。

过年的时候，我妈带我去街上买新夹克，灯芯绒的，很结实。我试了试，说大了。她却说小了，反而买了更大一号的，说是长大了还能穿。多年以后，我妈说，她看我穿着新夹克在前面走，她和我大姐在后面偷着笑，因为新夹克跟大衣一样，下摆直接垂到了我膝盖。

她就让我穿着这样的衣服去上学。4年后，我已经长到1米75，这件夹克穿着依旧很宽松，我还穿着它去新疆打过工。

放暑假的时候，老班让人捎信，让我拿70块钱去买初中毕业证。那时候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也难挣10块钱。70块不是小数目，我觉得不值。

我爸拿钱给我，说：“没有初中毕业证，你就是文盲，以后要进扫盲班学习，耽误干活，去把毕业证买回来吧。”

我没去，白天放牛，晚上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全家人一边编烟叶一边看古天乐和李若彤演的《神雕侠侣》。

10多天后，我爸和我用架子车拉着烤好的烟叶去街上的收购站。架子车很笨重，我拉着车弯着腰，往前伸着头，不知道怎地，就想起几个月前杨校长的讲话：“日他奶奶的，不怕你们不好好的搞，再过几年你们就看出差距了。到那时候，学习好的同学坐在屋里吹着空调就把钱挣了，学习差的只能回家种田，拉着架子车抻着头，累死你们！”

卖完烟叶，父亲又拿出70块钱让我去买毕业证，我还是不去。

父亲摇摇头，说：“不去算了，你在这看着架子车，我去街上买些东西。”

我把架子车推到树荫下，躺在上面睡觉。1个多小时后，父亲拍醒了我，笑着说：“我把你的毕业证买回来了。”

初中辍学之后，我当过包身工，挖过水沟，砌过砖墙，缝过衣服，装过水电，烧过锅炉，买来的毕业证从没用过，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刚辍学那几年，我经常后悔，后悔没能好好学习,我经常在睡梦中又回到了学校。在大学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时，我很羡慕那些与自己年龄相仿、正在读大学的人。后来慢慢也淡然了，唯独悔的是辍学之后把书丢到一边，放弃了学习。现在，我依然每年到处打工，像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白白浪费了很多时间，也没能挣到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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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胆小鬼》(2022)，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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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刚从大学毕业的我进入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做起了专员。当时，这家鉴定中心还隶属于市人社局工伤处，承载着全市企业的工伤伤残鉴定工作。只要是受了工伤的职工都要来此做伤残级别鉴定，拿到结果之后，社保局和企业才能按照伤情等级给他们发放相应的医疗金、赔付款以及调整工作岗位。

我刚入职，领导就派我跟着“认定办公室”的科长熟悉业务——他同时兼管“认定”和“鉴定”两项工作。作为一个小专员，我的工作内容十分繁杂，包括但不限于：宣讲政策、接收鉴定资料、联系医生，协调医院、在固定时段筹办大型鉴定会议、组织专家外出鉴定、与企业沟通、做终审资料、配合行政复议，仲裁……总之，除了不干医生的工作，啥都干。

那段时间正赶上全国“老工伤纳入社保体系”，那些早年因工致伤的“老工伤”职工要由企业管理转交社会管理，这样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改善受伤职工的康复条件。当时中心不仅要鉴定市内近期发生的工伤，还要对各企业申报的“老工伤”进行复检定级，各家企业还源源不断地送来申报材料，我们的办公室一时间伤情档案铺天盖地，工作量暴增。初入职场的我很震惊：一个城市里，怎么每天都有几十、上百号人受伤呢？

我经手的第一件工亡案，至今想起来，还感觉触目惊心。

张师傅是一家制造企业的普通工人，在碎石产线上负责石料切割。传送带上等待切割的石料有大有小，偶有石块卡住机器，工人们就要做相应的处理，好让生产顺利进行。那天，一块石料又将机器卡停了，张师傅站在已经停了的设备回转面去取石头，谁知这时运输带突然又运转起来，容不得人反应，张师傅被惯性带倒，随着石块一起跌进了切石机……

后来，这家企业的经办人送来厚厚的一沓材料，我只看了两张照片，胃里就开始翻腾。事发现场惨不忍睹，张师傅被卷进碎石机后，连个囫囵的身体都没有留下，那些血肉模糊的人体碎片把石块都染成了红黑色。二十岁出头的我很没胆的怂了，我开始害怕意外，总觉在这世上，人就如同草芥一般脆弱。

张师傅的案子很快得到认定，工亡抚恤金也迅速申报了下来，后续的赔付工作由医保中心和企业共同办理，各项抚恤金会由医保中心打到政策规定的银行卡中。案件结了，张师傅的妻子跟着企业经办人来了鉴定中心一趟，其实她是不用出面的，但经办人说她想来谢谢我们将她老公的事顺利办结。

那天，张师傅的妻子抱着三四岁的女儿，表情木讷地站在楼道里，她穿着一件看起来很廉价夹克，但打理得很干净。小丫头大概还不能明白“爸爸没有了”的意思，或许是太过压抑的环境让孩子有些难受，她时不时地哭。张师傅的妻子面无表情地哄好怀里的孩子，之后无声地向我们鞠了一个躬，一直到走，都没有流一滴泪。

看着这对母女离去的背影，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跟人命比，钱实在太廉价了。科长对我说：“听说（张师傅）挺实诚一人，工作踏踏实实。这石头大一点儿小一点儿，都不至于这么寸。你待久了就知道了，老话说的没错，‘人争不过命’。一通意外，人生就天翻地覆了。”

2

李鹤是在一个寒冬爬进我们办公室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上下班路上穿着厚厚的棉服都冻得发颤。一大早，我裹着衣服走进黝黑的办公楼，突然就发现地上趴着一个人影。我吓了一跳，赶紧打开廊灯，结果吓得喊了出来：“你谁呀？”

那是一个光头男人，脸特别圆，很胖，但仔细看他那惨白发灰的脸色，就明白那不是胖，是浮肿。他趴在地上，一只脚不自觉地晃动着，动一下就喘一口粗气。他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上只剩袜子，鞋什么时候弄丢的，他也不知道。

见我贴在墙角，他赶紧说：“别怕，我叫李鹤，工伤职工，来找科长。”

李鹤说他家里的老人生病住院了，孩子上学了，家里没人，他实在着急见我们科长，就自己爬了出来。好心的邻居帮他叫了出租车，司机把他放在我们楼前就走了。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用力撑着脖子，但头还是一下一下的点着地，明显颈椎无力。后来，周围的人想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坐着，但他拒绝了，说自己身上脏。

爬进我们办公室，见到科长后，李鹤的第一句话是：“毛兰是不是来了？”

科长一头雾水，摇头：“没见，她没来。”

“可我听说她又来闹了。”李鹤担心地说，“她闹到企业去了，非逼人家撤销我的工伤认定，经办人不理她，结果她跑人家家里闹，连厂长家都去了。”

科长从前年的资料里调出李鹤的档案递给我——他是一家老厂的车间工人，工作时从高塔上摔下来，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四肢活动受限。这是明显的工伤，从认定到鉴定都非常快，他的伤情合并属于二级伤残，除了能拿到一笔赔偿金，每个月社保基金和企业还会一起给他发放生活费，后续的生存和康复治疗都不成问题。

但最大的问题，却出在他爱人毛兰那儿。科长告诉我，他去调案子时见过毛兰，那女人和其他心情沉闷的家属不一样，表现得活跃善谈。当时她反复追问赔偿金的事，科长也没多想，毕竟她丈夫受重伤，一家人要面对高额的医疗费，多问问也是正常的。谁知几项赔付金一下来，毛兰竟卷款消失了，没有离婚，也没带走儿子。

李鹤的医疗支出有社保报销，企业每月还依法给他发放工资，他的父母有退休金和储蓄，虽然因为毛兰损失了一大笔钱，但一家人的生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苦了孩子——家里接二连三发生变故，让李鹤刚上初中的儿子变得畏畏缩缩。

可没想到，大概过了半年，毛兰又回来了，她先给公婆道歉，又想办法让儿子原谅了她。在孩子的哀求之下，婆家人再次接纳了毛兰，但是没想到这是放虎归山——很早以前，李鹤曾跟风买了一份商业保险，毛兰不知从哪儿听说这份商业险一次性赔付更多，而且一旦社保赔了，保险公司或是不赔，或是只赔个差价。于是她就不干了，她想让我们撤李鹤的工伤认定，不走社保，换商业险赔付。

“你们一定不敢让她撤认定啊。”李鹤趴在地上，恳求着。

我也不清楚那份商业险的条款是如何写的，但我实在担心毛兰是被人骗了，更怕她坑了李鹤——因为无论商业保险怎么赔，毛兰的意图都很明显，她就是想卷走更大的一笔钱。

我们安慰了李鹤一番，说不会那么轻易地撤掉伤残认定的，之后科长还亲自送李鹤回了家。

几天后的一大早，鉴定中心的接待室外围了一群人，接待室的门似乎从里面锁上了，一个穿着灰白短外套的女人死死地顶在栅栏门上，向里面高喊：“凭什么能认定不能撤销？能认不能撤，国家机关强买强卖！”

科长说，这个女人就是毛兰。她大概四十多岁，瘦，绑着个低马尾，面相挺刻薄。

怕她这样闹会影响大家工作，科长就出面解释：“你以为局里能随便认定案件？能认定是因为李鹤就是工伤，如果上级复议我们认定错了，那是我们工作失误。但事实就是事实，认了，与事实相符，才是对李鹤负责。”

我们的处长也清楚李鹤的事，他反问毛兰：“你有没有良心？工伤保险一次性赔付是按工资标准来的没错，可是每个月李鹤还有伤残津贴和社保，到退休年龄还可以正常退休，等于现在有企业和社会养着他，他每个月至少旱涝保收。你要是通过商业险一次性结清赔偿金，那钱花完了他靠什么活？坐吃山空？等死？你儿子怎么办？”

“我儿子不用你管，你就给我撤了认定，前面钱我退了，和你们工伤处啥关系都没有！”毛兰还在喊，“我和李鹤又没离婚，我还是她法定妻子，我现在就是他监护人！”

一旁的科长听了实在生气，忍不住说：“你丈夫伤了，你拿了钱跑了；听说还可能有更多钱，你又回来。你欺负病人，对老人破口大骂，你还是不是人？你连孩子都不管，你还是不是个当妈的？”

毛兰答不出来，直接躺地上撒泼：“当官不作为！贪官！腐败！”

认定书已经下了，哪怕毛兰跑去省里重新复议，最后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她想要的不可能得到。我再见李鹤，是他父母带他一起来工伤处表示感谢。他们说毛兰又带着一笔钱跑了，这回还是没离婚，依旧没带孩子。

虽然我在工作中见过一些夫妻因伴侣伤残而分手的例子，但毛兰出格的言行还是让我感到很窒息。那时我正在恋爱，忽然就对亲密关系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我和男友那看似正常、甜蜜的爱情，如果遇到大难，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天，我忍不住在办公室里感慨：“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在咱这儿体现得太极致了吧？”

科长却说：“你不懂，飞和不飞都好不到哪儿去。感情好的夫妻情侣分手很痛苦，可不分手的，其实也很痛苦。这事儿怕是当事人自己都想不明白，你又怎么分对错？”

3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例需要外出鉴定的案子，就带着医疗专家出发了。

伤者名叫陈英洲，一级伤残，全瘫，脖子以下丧失知觉。他是“老工伤”，因为所属的单位效益不错，他过去的生存、医疗问题都被安排得比较妥善。资料显示，陈英洲年轻时是一名货车司机，在为单位运货的途中遭遇了交通意外，虽然被救回一条命，但从此失去一切活动能力。受伤时他只有二十七岁，刚结婚半年，那时他的妻子赵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我们到达时候，陈英州的妻子、已经五十多岁的赵敏，已经等在院门口了。他们家住在一楼，是个带小院的老房子。一进门，我和医疗专家不由得对视了一眼——和大多数伤者家的凌乱不同，陈英洲家的小院很干净，还种了不同品种的花，天顶是黄瓜架子搭的，屋内更是一尘不染，到处都擦得亮亮的。

“你们家都是你一个人打理的？”专家好奇地问。

“儿子也一起帮着拾掇。”赵敏答。

陈英洲的房间简洁干净，他侧躺在床上，阳光正好照在他身上，看上去暖暖的。专家撩开了被子，他瘫软的身体早已变形，全身的皮肤失去了活力，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雪白色。虽然卧床多年，但他身上居然没有褥疮的痕迹，连见多识广的专家都不禁赞叹起来。

“右胳膊能抬起来。”陈英洲摇摆着他那海草一般、随时会落下来的胳膊给我们展示，“这些年就能抬起来这些，没劲儿。”

话没说完，他的右臂就不受控地坠了下去，专家试了试他的握力，摇了摇头。

做完全身检查，确定和资料相符，按照往常的惯例，我们就该走了。可这一次，向来很少跟家属聊闲天的专家，竟然破天荒的和赵敏聊了起来：“陈师傅几乎没有生过褥疮，你照顾得很好。”

“一开始不会弄，也破过皮，时间长会照看了，反正就是多翻身、多按摩。”

“那你这么多年没睡过整觉？他这样的状态，翻身的频率很高。”

“年轻的时候能熬，现在熬不动了，幸亏孩子大了，我俩能轮着来。”赵敏打开了话匣子就收不住了，“他出事儿那会儿我刚怀上孩子，我当时连一家人一起死的心都有了，可是看他怪可怜的，他对我又好，就舍不得了。我们单位好，给他把津贴按时发着，还安排儿子进厂上班，邻居人好，都愿意给我家帮忙。”

听见赵敏一直夸着这个好、那个好，专家由衷地说：“我很佩服你，你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啥热不热爱，人活一天就得让他活得像个人样。”赵敏指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也去不了哪儿，能扶他坐起来，就让他看看这些。我们都想开了。”

回去的路上，专家一直感叹，说赵敏是个难得的好女人，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住一个家，“二十八年，不是两年八年，你看他们家，比普通人家都干净。”

可我却觉着赵阿姨可怜，一个女人最好的二十八年就这么过去了，她相当于一辈子守活寡。人人都夸她好，夸她人品难能可贵，但我并不敢深想这样的夸赞到底是好还是坏。我再次想起科长的话，同林鸟在大难来时各自飞，或不飞，都好不到哪里去。

专家叹息：“人好是一种习惯，吃苦也是一种习惯。你以后见得多了就知道，她这样的人不多，是真不多！”

4

没多久，专家的鉴定结果出来了，陈英洲依旧被评为“一级伤残”，顺利地纳入了社保统筹中，赵敏还专门打来电话感谢我们。但更多的“老工伤”却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这些人所在的企业要么在改革的大潮中破产解散，要么就是效益不好，这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那天，一个名叫陆颖的老太太进了我的办公室，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无助的气息。我知道，她肯定也是某个企业的“老工伤”，最近才新纳入社保。进屋后，她递来更换辅助器具（比如义肢、义眼）的申请，我就问她想要更换什么。

“这个，上颚。”老太太突然张开嘴，上手转动两下，直接从口中抠出了一个千疮百孔的上颚假体。那个假体的薄片上满是小洞，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我赶紧看工伤档案，上面写着，陆颖在70年代被企业调往新成立的项目部工作，还参与了一个大坝的修建工程，被分配到了板车组，负责用架子车在工地上运送石块。一天她在步道上拉车，路侧的重锤车正在砸山石，就在她路过时，不知何故，重锤车的方向突然偏了，用来砸石头的巨大重锤直接向步道摆来，正中她的面门，人当即被砸翻，整张脸血肉模糊。

时隔多年，初次诊疗的病历上，医生描述病情的字迹已经模糊，我只能从密密麻麻的两张纸中看出个大概：伤者面部粉碎性骨折，脑脊液渗出，全身多发性骨折……

陆老太太凑近我，指着那些和皱纹混在一起的坑洼和缝针留下的永久性疤痕说：“我的脸当时就毁了，听他们说，我脸上的骨头有的都碎成了渣，嘴里，这上面，碎完了，整个成空的了。我一直昏迷，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上海的医院了。”

她沉浸在过往的回忆里，脸上浮现的神情有些复杂，悲哀中似乎又掺杂着些许骄傲：“手术都是在上海做的，他们把我脸上没骨头的地方给撑了起来。当时单位对我的事情很重视，一说咱本地医疗不行，当时就联系了上海的医院，后来几次手术都是单位送我去上海做的。”

说完，陆老太太从档案袋里掏出一堆零星的碎片，有些东西都已经稀碎了，但有一个巴掌大的红本被她单独包在一个塑料袋里。我打开一看，那个红本子皮上写着三个烫金大字：劳模证。

做鉴定工作以来，我见过不少证书，很多受工伤的老职工都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人，他们获得的证书各个不同，有大有小，有单位发的，也有政府颁的，不过像陆老太太这种小小的劳模证，我还是第一次见。

陆老太太像递宝贝似地把那个证递给我，一改刚进门时的颓废样子，眉飞色舞地说：“我是劳模。我在单位时就当过先进，受伤以后，区上给我评了劳模，我的大红花还是区长亲自给我戴的。我回来以后，一年半都没上班，好多企业邀请我去演讲……”

我一时没缓过来，看着那堆乱七八糟的资料问她：“厂里经办人呢？”

“厂子早都没了，哪还来专门的人经办？”陆老太太叹气，指着自己的嘴巴说，“这个已经七年没换了。”

辅助器材有使用期限，像她用的这种上腭假体，一般要两三年更换一次，她这个实在是超时过长了。

我问她单位是啥时候没的，陆老太太说挺早的：“一开始还有人资的人管我们，后来也不知道又换成谁，反正换了好些，也没人联系过我。直到去年底，有人通知我们去指定医院做鉴定，说是把我们给纳入社会统筹了，以后看病、换器具自己跑就行。”

我听明白了，这是一家不愿意管“老工伤”的企业。其实，很多企业就算破产倒闭了，也会请专人负责管理、服务那些因公伤残的老工人。但有些经办人不想管，就找新工作走了，也有的经办人嫌工资低、事儿又麻烦，就让那些还有自理能力的“老工伤”自己去跑手续。我心想，真是谁也靠不住。

我又问道：“你们也没个‘劳模待遇’？”

“要啥待遇？劳模还能硬要待遇吗？那还有脸当劳模？”

“好歹有人管一下啊！”

陆老太太赶紧帮单位解释，说单位效益不好，没钱：“现在能归社会管我就满足了，人资管不管都没关系，只要能更换就是大好事。”

我无话可说，把她的表格和资料都收拾好，陆老太太好像突然被鉴定袋给拉回了现实，又变成了一脸苦相。她再次把破了的假上颚取出来给我看：“原来单位给我做的都是最好的，但那时候技术不行，都是硬的，吃东西硌得疼。后来技术好了，胶做的，软乎，和正常嘴一样，软的硬的都能吃，可软的口水会腐蚀啊，单位又没钱给换，唉！”

我看着那个薄如蝉翼的假体，它早已失去了支撑力。幸好“老工伤”被社保纳入了，不然多年连正常工资都没有的人，怎么能付得起后续的医疗费呢？

陆老太太把小小的劳模证单独放进塑封袋里保存，宝贝似地装进档案袋，准备离开了，临走时还在念叨：“真不想麻烦大家，但是这个坏完了，疼不说，就怕它彻底撕破了。我都吃了几个月的稀饭了，连软馍都嚼不了。”

送走她，我问科长：“陆老太太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多的？他们恨吗？后悔过吗？”

科长说，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即便企业破产、效益不好导致他们生存困顿，他们依旧对企业保持忠诚，哪怕明知自己已经被企业抛弃了，可提起自己过去获得的荣誉，也还是高兴：“那个年代的人，事业心不是我们能比的，也不是你我能理解的。”

我的确不理解，比起荣誉，我更希望自己健康，毕竟人仅靠精神支撑生活太难了。后来我鉴定过形形色色的“老工伤”，也见过很多企业的经办人，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经办人用一种看透世事的态度对我说：“我干了咱这业务，见了太多可怜人。咱是看明白了，人生不过一句话：安全第一，好好活着。我儿子学工科的，他毕业进厂实习，我就天天叮嘱他别太把工作当回事儿：‘厂离了你照样转，你要是拼出个毛病来，人生就毁了。社会发展得这么快，企业都风水轮转，谁能真管得了你一辈子？’现在他在培训学校当老师，我放心多了。”

5

2011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拄着双拐的中年男人，他走路缓慢但还算平衡，看样子不是受伤初期，恢复了有一段时间了。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女人，分别是他的母亲和妻子，三人穿着打扮比较考究，明显不是工薪阶层。

男人递上两年前的工伤认定书，上面写着，他叫汪国淇，是“志宏建筑”的总经理，伤情为股骨颈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因为内固定术后一直没有恢复，他的伤情鉴定拖了许久。从两年前拍的CT片看，他当时的骨折程度很深，而最近的病历报告则写明，他的股骨头坏死了。

“你是企业高管？为什么你会亲自来？”我很诧异，因为只要参加了社保的单位，一般都有负责这项业务的经办人，不会让高管亲自跑手续。

说起这个，汪国淇一脸怒容：“别提了，我在工地巡视的时候，建筑材料直接从四楼砸下来，要不是戴着安全帽，当场我就得死。可我出事后，老板只去医院看过我一次，放下五万块钱就再没出现过。我为了工作受伤，他们医药费不出，后续事不管，我找到公司，他们居然赶我走！”

工伤赔付金一部分由社保出，另一部分由企业出，数额参照伤者的平均工资标准。汪国淇是拿年薪的高管，按照他的工资标准来算，“志宏建筑”要赔不少钱。

汪国淇一脸愤恨地告诉我，他在“志宏建筑”做总经理之前，已经在另一家地产公司做了十年的中层领导。那是一家家族企业，所以即便他能力再强，手握资源再多，也没有上升空间了，因此一直想跳槽。四年前，“志宏建筑”的老板从外地来本市抢占市场时，公司规模小，手上又没有资源，就痛快给出高薪让猎头去本地的地产公司挖高管。谈上升空间和薪资时，老板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汪国淇的全部要求。入职四年，汪国淇动用自己的资源，为新老板签下了几个大项目，年底分红、月薪和奖金也拿了不少。

出事后，往日跟汪国淇称兄道弟的老板突然就翻脸无情了，一开始他去公司找，行政还对他好言安慰，后来再去，公司的人看见他干脆闭门谢客。按照工伤保险规定，工伤职工休养期间，单位不能私自解除雇佣关系，公司明面儿上并没解雇汪国淇，但工资的发放标准却完全不一样了。汪国淇的妻子是家庭主妇，从没工作过，他母亲的那点儿退休金也完全不够支撑一家人已经习惯了的高品质生活。很快，他们就开始动用过去积攒的老本儿了。

“物质啥样我都不在乎，可是人争一口气，我任劳任怨，动用所有资源贡献给公司，为什么最后会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汪国淇不服气，他拖着伤腿，一趟趟吵上门去要老板给个说法，但对方避而不见。可能是没注意休息，外伤没恢复好，他的伤情最终发生了病理变化，“等疼得不行再去检查，结果股骨头坏死了。”

听说汪国淇因伤转病，公司直接连他的工资都停发了。财务在私底下跟汪国淇讲，老板已经算了笔账，如果按照标准，他这伤情能定到七至八级，一次性补偿金要赔十几个月的工资，再加上交通费、膳食费、护理费等等，不把分红算进去，公司都要白掏几十万。现在他又股骨头坏死，老板更不愿意负担他停工休养的费用和时间成本了。

“你的资源他不用了吗？”我好奇，“兔死狗烹也得留后路呀。”

汪国淇摇头，一脸悔恨：“老板觉得我的资源已经掌握在公司手里了，赔这些钱，他完全可以再高薪招一个总经理获取更多的资源，而不是把时间和钱浪费在一个不能再给他们创造价值的人身上。”

我看了看他的病历，突然有了一个疑问：“治疗股骨头坏死的手术挺成熟的了，你们先把关节置换手术做了不行吗？事情可以慢慢解决，健康不能耽误。”

汪国淇的妻子本来还好好的，一听这话，突然就开始抹眼泪了：“老汪不做，他说谁让他受伤谁就得负责，要是他好了，谁还能信他？他这腿就是证据。”

汪国淇没说话，他的脸上写满了执拗。

两个月转瞬即逝，汪国淇的鉴定报告出结果了，“志宏建筑”的律师来取结论书，我好奇地问了一嘴这事儿的进展，可律师只是讳莫如深地笑了笑，并没透露任何内情。

一周后，我接到省鉴定中心的复议通知，说“志宏建筑”不服鉴定结论，让汪国淇去省里重新做一次。我问省里的同事，这么明确的结果有啥可复议的？这种伤情不可能再变结果。同事说：“拖延战呗，企业常用的手段。”

在工伤赔付这条路上，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最常见的逃避责任的方法就是“拖”和“磨”。对有财力的企业来讲，时间是谈判的利器，伤者通常没有能力长时间等待，他们盼着拿钱赶紧看病，治好了快点儿工作赚钱。可就算正常法律流程完结，也并不代表伤者能立刻拿到赔付金，有的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钻空子，继续拖延赔付事宜。部分伤者会将企业告上法庭，但这背后浪费的时间和造成的精神伤害会层层累加。在大多数人渐渐放弃抗衡时，企业聘请的律师便伺机而动，找伤者最疲惫的时刻来进行谈判，本来要赔十万的，可能就赔五万，本来要赔五万的，两万就可以拿下来。

个人与企业争斗，就像以卵击石。

在处理汪国淇工伤的这件事上，“志宏建筑”的老板早就打好了算盘，他认为花几万块的律师费打官司是以小博大，很划算。只是没想到汪国淇的固执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手术、不工作，哪怕动用家里的老本儿过日子，也断然拒绝了律师的压价提议。他拄着双拐跑法院、等裁决、不接受调解，除了想要拿到自己应得的赔偿金，还坚决要求“志宏建筑”向他道歉。

我们知道他心里头有怨恨。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见过太多结果不如人意的案子了，科长就劝他：“为了赢得更好的未来，退一步就退一步吧，别太纠结当下的一点儿利弊，没了健康吃的才是大亏。”

但汪国淇不这么认为，还是一门心思筹备打官司。他妻子告诉我们，现在双方闹得很僵，人家扬言要把汪国淇拖死，让他以后再也没办法在业内混饭吃。而他已经两年多没有收入了，加上看病、陪护，家庭经济状况日渐堪忧。

汪国淇打断了妻子的话：“不能退！人不能被这么欺负住，我要的是一个道理。钱我可以不要，以后下苦力都行，但我就是要一个态度，一个道歉。”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下苦力都轮不着你！”他妻子急吼吼地喊了出来，这次，汪国淇没出声。

在鉴定中心工作了两年，我看到了许多人因公致伤致残，因意外改变了人生。那些人那些事让我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这么简单，我开始常常对自己说：“胳膊拗不过大腿，别执着，能不硬碰硬的时候就不要一条道走到黑。除了安全和健康，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地球离了谁都转，唯独自己不能不在乎自己，自己能指望的也只有自己，其他的东西都不值得耗费心力。”

见汪国淇还是坚持，我也劝他：“汪总，面子和日子相比其实也没有多重要，适当认怂，放过自己吧。”

“不是面子，是尊严！”汪国淇依旧执拗，“就算继续零收入，这官司我也要跟他们打到底！”

6

不是所有人都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很难像科长那样撂下工作就可以不想那些事，这份充斥着负能量的工作，让我逐渐对生活失去热情。我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冒险，走路都怕墙突然倒了砸到我；我渴望成为做任何事都能身心投入的人，但现实是，我每做一件事都要思前想后，盘算到底值不值得；我非常想要一段好的感情，可还没开始，我就会怀疑和否定对方……

那时候我年轻而敏感，太害怕每天面对不正常的人和事，让自己也变得不正常。2012年年底，我从鉴定中心离职了，办的最后一件案子，伤者是一个年轻女孩，名叫穗穗。

因为单位不配合，穗穗的工伤认定程序走得很不顺——工伤案件分为“认定”和“鉴定”两个步骤，只有在认定伤害确属工伤范畴后才能进行伤情鉴定。我刚工作的时候，这两个程序都归“认定办公室”执行，之后几年才分开。

我很反感那种不给员工正规参保、出了事一看要单独承担大笔赔付金就死活不解决问题的单位，所以一直关注着穗穗。我对她的事略有耳闻：她在一家会务单位上班，在试用期期间，单位以“转正后补缴社保”的名义违规欠缴了她三个月的社保。结果就在那段时间，单位接到了一个“低碳骑行活动”的执行业务，也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这次活动最后变成了“团建”，要求员工们利用周末骑车环湖。

我曾问过穗穗：“为啥是‘团建’呢？工作就直说呗。”

穗穗答：“要是周末工作，就涉及三倍工资或者调休，如果是团建，占用假期也算公费游玩，单位就不用发钱或者补休假了。”

活动当天，穗穗在活动现场领到了一辆插着旗帜的自行车，加入了骑行大军。一开始路面平稳，速度不快，她也没有捏过闸。后来骑到一段大陡坡的时候，车速越来越快，她捏闸想减速，才发现车子的后闸竟是坏的——车子只有前闸，突然捏闸，前轮立停，车子骤然竖起，让穗穗在陡坡上直接摔了个“倒栽葱”。她的头重重砸在地上，从前额到颅骨中间粉碎性骨折。

第一次和穗穗见面，她透出一股清冷的气质，我看着那张漂亮的脸，实在看不出她颅脑损伤，还有高级别并发后遗症。科长负责认定工作，已经和穗穗很熟了，就对她说：“我再检查一下你伤处，单子填完就直接找专家去吧。”

穗穗双手在头上扒拉了几下，摘下了假发。我这才看到假发下的头颅，震惊了——她的整个头是歪的。

“见鬼了？”穗穗自嘲了一句。

“不是。”我赶紧低头看她的认定书核对她的伤处，胆战心惊。

“这里不是骨头，是金属。”穗穗怕我看错，指着颅骨凹陷处靠后的位置说，“这里靠近大脑，用合金代替头骨撑起来了，整个面积太大，就先撑住最危险的位置，后面还要继续手术。”

那天穗穗的母亲也来了，她趁穗穗去厕所的时候对我们说：“我们还得鉴定后遗症关联，我女儿头坏了就算了，脑子也坏了，你们看她现在好好的，其实整天发疯，突然就怒了，半夜三更摔桌子、砸板凳，吓人得很！这孩子一辈子完了，她还不让我跟别人说，怕丢人。”

等母女俩走后，科长让我把后遗症鉴定的表格也放进档案袋里，然后讲起了题外话：“我们去医院调案子的时候她男朋友还在，走认定和仲裁程序的时候也是她男朋友车接车送，最近却再也没见过了。”

听说穗穗的男朋友在她受伤后一直陪在她身边，还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会对她不离不弃，可是当穗穗频繁的出现精神问题时，两人还是分手了。科长说，颅脑损伤严重成穗穗这样的，以后大概率会产生癔症，也就是各种妄想症、精神病。穗穗现在只是摔杯子砸碗，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暴力倾向。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因为一次小小的意外，一辈子就这么完了。翻转的人生，悲惨的故事，我在这份工作中已经看够了。

后来，我拿着离职报告对科长说：“原来我以为无论什么工作干多了就能适应，但这个工作我是越干越觉着不适合了。我还年轻，可我已经开始讨厌现在这个谨小慎微、什么都不敢相信的自己了。”

尾声

离职后，我换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工作，没有争吵，没有官司。

当周围的环境变得平和，我的心态也逐渐回归正常，但还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才让梦里不再出现各种不忍目睹的残肢与伤痕。

爱人说，我是难得的情绪稳定的人。我说是的，生气只会伤害自己，不值得。除了生孩子，任何事都不值得我拼尽全力消耗自己了。

第一份工作教会我“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这成了我唯一坚持的目标。未来太远，转折很多，能及时行乐的已经是很好的人生了。好好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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