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范小胖，城管中队的李队其实不太满意，可能是被他的胖给惊到了，也有可能是觉得这个孩子年龄不大又腼腆，不适合干协管。

就拿最基本的要求说吧，做市容工作大多数时间都要在外面搬搬搬，比如帮商铺老板把外面的东西搬进店里，比如帮流动商贩把地摊搬到车上……可眼前的范小胖长得肥头大耳，200斤的身材就像木桶一般。他做得来吗？

带着满腹疑虑，李队还是拍了拍范小胖的肩膀，鼓励了一句，范小胖听了“嘿嘿”笑，又重重地点头。等他离开，李队冲我们抱怨：“政工科这是怎么了？选个协管也要选个机灵的，就算现在年轻人少，也要选个不胖的吧。”

他立即给政工科打电话，对方说范小胖是刘副局长介绍进来的，李队挂了电话就揉头：“又是一个关系户。”

当天下午，范小胖的父母来到城管局，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人。李队以为他们有什么事，谁知老两口闲聊片刻后从包里拿出一条烟，对李队说：“孩子年龄也不大，平时比较单纯，以后还要麻烦您照顾。”

李队还是头一次碰见这种情况，范小胖这么大了还要父母来单位跟领导客套，他心里觉得好笑，但还是点头应着。至于那条烟，李队推辞了好久，最后实在拗不过，只好收下分给队员们，说是范小胖请大家的。

领导介绍加上家长嘱托，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李队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他没有让新人范小胖出去做风吹日晒的定岗，而是让他每天跟车外出巡逻。

为了搞清楚范小胖和刘副局长的关系，李队还专门抽时间找他聊天，才终于搞明白事情的经过。

之前，范小胖在一家保安公司上班，后来没做了，就天天在家玩电脑。他爸妈看不下去，到处给儿子打听工作，得知城管局要招一批协管员。

在我们这个小城，煤炭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也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产业，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资源枯竭，辉煌渐渐散去。于是，有能力的年轻人选择远走他乡去大城市发展，留下的年轻人则或自愿或被迫往本市的公家单位挤，只为端一个铁饭碗。

范小胖的父母也想让儿子试一试，虽然协管只是合同工，但怎么也是穿上了公家的衣服。因为担心城管局不要胖的协管，他们又东打听西打听，才终于攀上了刘副局长的关系。

最后，范小胖顺利进入城管局，他的父母还在家里做起了美梦：“说不定哪天有机会转正，能干个公务员嘞。”

听到这儿，李队哈哈笑，劝范小胖别当真：“这事要放在几十年前还行，现在想转正，门都没有，唯有考试这一条路。”

自从进了公家单位，范小胖每天都来得早早的，在办公室里擦桌子、擦地、倒垃圾，还不时去李队的办公室把他的茶杯洗得干干净净，暖瓶灌得满满的。

队里很多人都喜欢范小胖，觉得现在像他这种勤快的年轻人不多了。除此之外，大家还发现他很单纯，在范小胖跟车巡逻后，这种单纯就更明显了——他把自家的事透了个遍，不管别人问什么，他都如实回答，就连爸妈的存折放哪儿了都说，经常搞得其他队员哈哈大笑。

一天，老队员老白逗范小胖：“来这么久了，积极追求进步，不过团结方面还欠缺，为了团结，今晚摆一桌请哥哥们吃顿饭吧。”

范小胖没钱，他满脸窘迫，推脱道：“今天家里有事，改天再请大家吃饭。”看到他这副样子，大伙又是一阵哄笑。

自此，老白就经常有事没事逗范小胖，要他请客吃饭，一回两回像是玩笑，但次数多了，范小胖就当了真——其实他也想请同事们吃饭，只不过工资都在父母手里掐着，他每次用钱，父母都要问个清楚，如果乱花还会被骂。

范小胖决定铤而走险，从家里偷拿，只不过钱到手没多久，就被父母发现了。在严厉的盘问下，范小胖把老白的话和盘托出，父母觉得老白不仅敲竹杠，还把自家儿子教坏了，第二天，他们直接跑到局长办公室举报老白向协管索取吃请，导致范小胖从家里偷钱。

局长听完，立即让李队领着老白到办公室，当着老两口的面狠狠地骂了他们一顿，最后让老白向老两口道歉，还让他在全局大会上做检讨。

自此，同事们见了老白都拿“请客吃饭”调侃他，这事也成了局里流传的一个笑话。

2

范小胖单纯得有些过火了，事后也不和老白说几句客气话，老白心里膈应，虽然不敢明着刁难范小胖，但再也不搭理他了。偶尔，老白还会向李队说一些范小胖的坏话，李队觉得老白小里小气的，总是笑，那些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怎么上心。

一天，听见老白又在编排范小胖，李队有些恼火了：“你一个正式队员，天天揪着一个协管小孩有意思么？”

老白仿佛没听到，坐下来反问：“你知道范小胖为什么不干保安了么？”

李队懒得搭理，老白有些尴尬，只能自顾自地讲起从熟人那里打听到的消息——他说范小胖之前在政府大院当保安，是因为偷领导的东西才被开除的。

老白说得有鼻子有眼，洋洋得意，李队却目瞪口呆。

几天后，李队重新分配了辖区内协管们的工作，他不再让范小胖继续跟车巡逻了，而是安排他跟着一个老协管去一所学校附近定岗。结果没几天，老协管就来找李队诉苦，说范小胖实在太胖，走路、搬东西都很慢，太耽误工作了——以前老协管半个小时就能巡完的街，自从带上范小胖，都要拖拖拉拉弄上近一个小时。

李队劝他，说毕竟是新人，虽然能力还需加强，但小伙子态度还是不错的，让他再教教。可没过几天，老协管又找上门来，反映范小胖总是在定岗期间玩失踪，每次有事都要给他打电话，等了半天才姗姗来迟，问他去哪儿了也不说。

老协管冲李队喊：“这是个干活的样子么？纯粹是让我帮着看孩子呗。”

李队安抚完老协管，准备抽时间找范小胖谈话，可谁知还没来得及 “紧紧弦”，范小胖又惹了麻烦——学校附近的一家奶茶店的老板上门投诉，说范小胖有事没事就往他店里钻，想追求漂亮女店员，弄得人家不堪其扰，都要辞职了。

送走这位老板，李队迅速召开全队大会，重新做了人员调整，把范小胖调到一个离奶茶店较远的位置去定岗。会后，他又把范小胖单独叫到办公室警告，说他要是敢继续骚扰女店员，就立即开除。

这样一来，范小胖不去奶茶店了，同事们传回消息，说那个漂亮的女店员不久之后还是离职了，不知所踪。

范小胖仿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精神萎靡，工作也变得消极，面对各类市容问题只是象征性地喊上一嗓子，就不再去管，这样的结果是，他负责的路段在当月评分中拿了个倒数第一。

李队找范小胖谈了几次话，但效果都不甚理想，他似乎是铁了心不想干了，但又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只好混着等待单位开除。可是对李队而言，开除队员，哪怕只是一名协管，也是不太光彩的事——毕竟范小胖没犯原则性的错误，如果仅仅是因为工作不积极就把他给开了，多少有些说不过去，同时也会显得自己这个做队长的管理无方、无能。

因此，李队横下心来和范小胖较真。他先约范小胖的父亲到局里谈话，说完范小胖的表现，无奈地提醒：“要是再这样下去，局里说不定真会开除他。”

第二天，范小胖上班就恢复了正常，尽管没有刚上班的那种积极性，至少不会啥也不管了。

时间过得飞快，半年多的工夫一晃就过去了。这时，城管队又进了一个叫阿水的新人，刚从部队退伍，是分配进来的，带着事业编制。

阿水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走起路来有些可笑，他肩膀随着双脚左右摇晃，像只猴子。范小胖看着阿水却找到了久违的亲切感，他们都是城管队伍里少有的年轻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汉，自然而然走得近些。

走近了，范小胖才发现他们两个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全局上下掀起了给阿水介绍女朋友的热潮，阿水空闲时就去相亲，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工作不错、长相漂亮的女朋友。

而范小胖进了城管这么久，他的姻缘却没有多少人在意，阿水来之前，他天天催队里的哥哥们给自己介绍女友。可见面后，女方要么嫌他胖，要么嫌他只是个小协管，反正没有一个人相中他。范小胖沮丧不已，慢慢地就不催大家介绍了，继续上班混日子下班回家打游戏，似乎要把自己给封闭起来。

阿水找对象的顺风顺水，深深刺激了范小胖，单纯的他突然意识到，那些姑娘选的不仅仅是人，还有工作。

3

欲望总是能让人发生改变。

范小胖买了书籍和相关课程，不分白天黑夜地学起来，平时上班的时候只要有空闲，就拿出书来看，还不时做做试卷。没过多久，全局上下都知道二中队有个小协管要准备考编了。

李队很高兴，自己手下的队员积极向上就好，至于能不能考上并不重要。

可老白不高兴，他又开始找茬。外出巡逻的时候，老白对范小胖定岗负责的那条街格外上心，哪怕发现一个小问题，都会打电话给范小胖，叫他立即到现场处理，动不动还会批评两句。

范小胖挺郁闷，有时他刚刚学进去就被老白打断，为了不被打扰，范小胖在日常工作中更加地仔细了，尽量不留机会让人从鸡蛋里挑骨头。几天下来，效果还算明显，范小胖也逐渐适应了这种见缝插针的学习节奏。

后来，范小胖接连参加了几次事业单位的招考，不知是学得不好还是运气不够，他一次面试也没有进。就像扔进湖中的石子，没有砸起多少涟漪。

渐渐的，其他协管队员开始对他冷嘲热讽：

“这么年轻，不考虑找份工资高点的工作，还妄想考编。”

“也不称称自己几斤几两，编制是那么好考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范小胖依旧专心致志，阿水的到来让他想通了很多事。多年来，他受父母严格的管教，没什么自由，别人的鄙视、找不到媳妇，这些都无所谓。只要能考入编制，这些事好像都能迎刃而解。

考试失利，范小胖的糟心事接踵而至。

局里开始全面实行协管工资改革，不再每人每月发1500元的工资了，而是从低到高，分了几个档次。同时，局里还要求各中队每月必须选出一名工作最差的协管拿最低档的工资，只有1200元。

为了公平起见，李队组织全员投票，让大家决定这份最低档工资到底给谁。结果协管们在老白的教唆带领下，月月投给范小胖，还说：“人家志不在此，少拿点工资是应该的。”

范小胖虽然干活慢，但也不至于月月拿倒第一，要是搁以前，面对众人明目张胆的欺负，他肯定会躲家里不上班，最后逼得父母出面去局里找领导。但这次，范小胖什么都没有做，他依然照常上班，见缝插针地学习。

一年后，范小胖终于在邻市的一场事业编考试中成功突围，进入面试。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中队，范小胖再次成为众人谈论的焦点，老白嗤之以鼻，对其他人说：“只不过走了狗屎运而已，还有面试呢，就他那样子，难着呢！”

范小胖也知道面试是自己的弱项，他特地找李队请假，报了培训班。在培训班里，因为不习惯在众人面前讲话，他扭扭捏捏出了许多洋相，老师鼓励他放开，胆子大一点，还要找机会在人多的地方练习。

范小胖学成归来，正巧赶上局里筹备“元旦茶话会”，想想近在咫尺的面试，范小胖咬咬牙，找李队报了名，准备在茶话会上朗诵《沁园春·雪》。这次，不论是协管还是正式队员，大都认为范小胖这是自找“丑”出。

转眼到了茶话会的日子，局领导们在前排就坐，后面依次是中层和队员。临近元旦，节日气氛很浓，大家喝着茶水，磕着瓜子，都嘻嘻哈哈的，好不热闹。

各式各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终于轮到范小胖登台了。看得出，范小胖对这次表演节目很上心，他穿了一身板板正正的西服，皮鞋擦得锃亮，头发上还打了摩丝。

背景音乐响起，范小胖在一百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开始朗诵，尽管准备充分，但范小胖还是有点紧张，他的头上慢慢渗出了汗，本来流畅的词句，也开始磕巴了。在后半段，范小胖终于卡了壳，紧张得把词都忘了。

局领导带头鼓掌给了些鼓励，但也无济于事，范小胖杵在台上焦急万分。这时，主持人立即上台解围，说了感谢的话，让大家用掌声送小胖下台，他如释负重，呼了几口气，抬脚往台下走去。

就在这时，观众席里突然传来老白的喊声：“就这德行，还报啥名，浪费舞台，浪费时间，还是早下去的好。”

范小胖一听这话，再想起老白之前一直故意找茬，就算脾气再好也忍不住了。谁都没想到他肥胖的身体可以如此灵活，一个箭步冲向老白，一下就把老白给推倒了。

老白也不甘示弱，站起来还了范小胖一脚。两人都在气头上，完全忘记了周围的局领导和同事，李队又惊又气，看着脸色发黑的局领导，不敢说话。最后，他俩被众人拉开了，老白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范小胖嘴拙，自知先动手的不占理，气势弱下去，骂了几句就闷声了。

茶话会结束后，局领导找李队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就再也没有提这件事。既没有处罚范小胖，也没有处理老白，似乎这个闹剧从来没有发生过，就让它静静地过去了。

但是，这件事却像一根鱼刺扎进范小胖的心里。气愤之余，他又有些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当着领导和同事的面与人打架，正面冲突，那时候他竟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好意思和紧张。

后来，范小胖和同事们感慨道：“人呀，是没逼到份上，逼到了，有什么不敢的。”

想通了的范小胖似乎是开了挂，越来越敢于在众人面前说话了。为了训练胆量，他每天都要找个人多的地方，要么当众答几道面试题，要么朗诵一首诗，那些陌生人看他的眼神就像看疯子一样。

就这样，范小胖走进了面试的考场。

范小胖考编成功的消息一经传出，他的手机就没有消停过，除了老白，中队里几乎所有人都表示祝贺，以前的那些嘲笑仿佛就不存在。

再后来，经过体检政审公示后，范小胖向李队辞去了工作，那个月，他破天荒地没有被评为工作最差的协管，反而得分很高。

4

2018年时，我早已离开了城管队伍，去了新单位。有次，我参加一个业务培训会，竟然碰到了范小胖。

久别重逢，我俩坐在一起，免不了回忆起以前在城管队工作的那段时光。范小胖也不避讳，还跟我讲起了他干保安时偷东西的事。

那时候，他在政府大院做保安，因为太胖，形象不好，保安公司就不让他外出巡逻，只让他在门卫室里负责出入管理和人员登记。

刚工作没多久，一次开会时，范小胖热心提议把门卫室的里屋清理一下。里屋有一处屋角堆着各式各样的箱子，上面还落着厚厚的灰土，像是垃圾。谁知保安队长听了不仅没夸他，反而严肃地让范小胖别多管闲事，看好大门就行。

后来他才知道，政府大院里单位众多，一些送礼的人怕把礼品直接提进去不好看、惹祸端，就暂存在门卫室，让领导下班时拿回家。有些领导不愿拿，有些是忘性大，最后无主的东西越攒越多，占了门卫室里屋好大一块地方。

这事太敏感，保安队长不敢向上汇报，于是保安队内部就商量出了一个对策：“无人认领的水果特产坏了就直接扔出去，其他物品统一放里屋保存。”

范小胖初来乍到多管闲事，保安队长也不怪他，日子还这么过，只是后面发生了一件事，直接断送了范小胖的保安职业生涯。

范小胖的父亲老范有个要好的同事，他儿子考上了本地的计生局，做了公务员。那段时间，父亲回家就和小胖叨叨，说人家儿子的单位好，发了好多油盐酱醋，下乡检查，还带回了绿豆小米……

此时范小胖在政府大院已经干了快一年，保安公司啥都没发，对比之下很丢脸。天天听父亲夸别人家的孩子，范小胖烦了，于是动了歪心思——

刚开始，他只敢在门卫室里屋拿一点快要坏掉的水果回家，骗父母说是政府发的福利，慢慢地，他胆子大起来，竟把目光盯向了那堆落满尘土的礼品上。最初也只拿最深处的，后来连十几天没人来拿的东西都敢往家里带。

终于有一次，有个出差归来的领导发现自己暂存的东西不见了。保安队长调出监控一看，当场就把范小胖给开除了。

聊完这些，我又跟范小胖开玩笑，问他找到女朋友了吗？他嘿嘿笑着，说刚分手。

从协管队伍离开后，范小胖到外市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女同事得知他单身，不停地给他介绍对象，其中不乏优秀漂亮的女孩。尽管还是有姑娘看不上范小胖，但他最终还是找了一个两情相悦的女朋友。

因为没有父母的照料，小胖刚开始很不适应，生活上一团糟，但就像他自己总结的那样，“人呀，是没逼到份上，逼到了，有什么不敢的”，生活，逼着他学会自理自立。

身在他乡，除了陪女友，范小胖也没其他事情可干，于是重拾书本，想着找机会考回本市。最终，范小胖如愿以偿，回老家的当天，就和女朋友分手了。

他跟我解释分手的原因：“我们俩距离太远，肯定是不可能，长痛不如短痛，就分了。”

时隔多年，范小胖看起来比离开城管队的时候成熟多了，也没有以前那么胖，取而代之的是白色的衬衫和自信又谦逊的笑容。我觉得范小胖变了，他当初的那种单纯再也没有了。

那天业务会结束后，范小胖冲我说：“哥，改天请你吃饭，咱们要常联系。”

直到分开后我才发现，我和范小胖并没有互加微信，也没有留下电话，我不知道他是忘了，还是真的学会了客套一下。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CFP

烈日当空。

在广州琶洲站地铁口，一条1米宽的红毯在地面上铺展开来，上面有荧光绿的箭头，指向前方200米的家居展。红毯两边立着巨大的一面人墙，年轻人们穿着统一的白T恤，举着招揽人群的广告牌。汩汩人潮被动地流入这道人墙，但很快开始分叉，走向不同方向。从人墙中流出来了的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红毯的反方向——名气更大的“建筑装饰博览会”。

这是疫情以来广交会举办的第一个线下展会。7月8日到7月11日，有将近20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最开始两天，光是进入展会，就需要走路排队近30分钟。不过，今年的参展商大大缩水，只来了1000多家，展览中心集中在B区，都没塞满。要放在往常，从早到晚，广交会的ABC三个展区都会水泄不通。

对着地铁口开了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娘摇了摇头——她已经在这店铺里枯坐半年了，今年此前所有的展会，全是在线上举行。因此，在线下开展第一天，她6点就来到了店铺，烧了10瓶热水，以备有顾客要泡泡面。她原以为这会是鸡飞狗跳的一天，所以提前雇我来帮工。但到中午12点，热水壶只空了2个。店门口垒到天花板的箱装水，高度几乎毫无变化。

“生意大不如前，店租都交不起了。”老板娘叹了一句。但这对于刚刚“云毕业”的我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兼职，比起外面举着牌子暴晒一天的“人墙宣传工”和老冰棍小贩，我起码有瓦遮头，有扇送风。工资一天180元，不光是他们的两倍，还有冰水任喝。

我被老板娘分配在角落卖杂货、泡面以及一些易携带的速食。人们神色匆匆，大多成群结队而来。忙起来时，我也有些晕头转向。但我记价格、物品位置记得快，手脚勤快，开朗话多，老板娘对我还算满意。

中午2点，熬过了饭点，人流稍微少了一些。店铺进来一个个子不高、敦实的男人，他穿着橄榄绿的暗色上衣，汗流浃背，想要买水。

我取来水，“3元”。他掏出两部手机，来回扫码，无奈人太多，网络延迟了很久。他又要了一包纸巾，擦拭几乎完全汗湿了衣领的脖子和脸庞。

等他手机反应的期间，老板娘问了一句：“老板来看展呢？第一次来？”

“对，来看展。”他说话不紧不慢，“我来这个展10年了。”

“今年生意不好做吧？”

“太难了。”他干笑了两声，“我的生意缩减了九成。”

老板娘有些同情地点点头：“唉，今年，大家都不好过。我光烟就在家里囤了十几箱了。”

我问他：“这展你觉得怎么样？”

“展厅缩小，展品减少，展商也少。以往展品很多元也很丰富，今年连以往的一些钉子户展商也没有来。”他有些失落，“我这个品类的市场份额被瓜分严重，现在厂家都大多靠电商、直播来直销。连传统的吊顶都开始做定制了，但像定制这样的东西在展会上基本上没看见。”说着说着，他笑容消失了，“业务越来越难开拓了。”

他一连串专业、沉着的解读，给了我们一点奇异感。看他矮壮黝黑的身板，朴素的打扮，不太像一个生意人，倒有些像是布置展会的工头。见他手机的网络似乎比一般人的状况还要差，老板娘便招呼他在店铺角落的一张小凳子上坐下了。

他一边找信号，一边自我介绍，他叫文伟，85年生，江苏人。他身上有一种礼貌和大度，是属于商人的，但那份平和近人，又像是属于工人的。

他问老板娘：“你就是广州的？”

老板娘摇摇头：“广东客家的。”

他笑了：“我也曾经在广东漂泊过7年。”

两个人对各自省份的消费水平和工作机会的情况寒暄了一阵后，嘀嗒一声，老板娘收到款了。文伟晃了晃手机，正要起步离开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他平和的脸一瞬间凝重阴郁起来，零零星星只听到几句：“去医院了吗？”“骨头伤着了吗？”“好，先带他去赶紧缝起来。”

他返回来请求坐下，并且用手机飞速处理起事情来。他说，在家乡的大哥在使用卷布机时把手绞进去了，骨头全断了，伤口勉强还沾着皮。“生活总是坏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来。”他叹了一口长气。

在最初的慌张过后，他又恢复了波澜不惊，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能接回去，只不过恢复不了原来的灵活度，以后可能也没法正常工作了。”

老板娘问：“你大哥是做什么的？”

“在家里种地的。”

“哎呀，这可麻烦了。”

他苦笑，像听见什么好笑的事一样：“没事，家里一直靠我。”

听完这个意外，我倒吸一口气。他看我这样子，回忆道：“我2003年在东莞的小工厂，无名指也这样被整个削断了，小拇指骨折。”

我忍不住看了看他正安然举着手机的手。他的手指短粗有力，确实有一处不大显眼的残缺。“这……赔偿了多少钱？”我好奇。

“哎呀，妹妹，那会儿的打工仔是没有人管的。管了吃住和医药费，他还要怪你耽误了工作进度。”他失笑，口吻像是在说一个过去了很久的无关紧要的事。

这样一耽误，入场已经停止了，但距离闭馆还有好一段时间。文伟只好在外面等着另外两个女员工出来。在闷热的小板房，老板娘打趣我，年龄不小了，该抓点紧找人结婚了。我摆摆手，脸色不好看——过年到现在，已经被身边人催婚到麻木了。文伟听了，却说：“缘分这个事情慢慢来，结婚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老板娘笑了。他诚恳地看着我：“自己喜欢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人生嘛，有很多种活法”。

在时稀时挤的人流中，他跟我们说起了自己的人生和那盘仍在苟延残喘的生意。

2

2020年，文伟的女儿满13岁，正好跟他辍学打工的年纪一样。他感到惊心，不敢想象女儿的心境和状态——她显然还是个孩子，平时还会撒娇。但13岁时的文伟，早就认为自己是个大人了。

1998年，因为家里贫穷，无人管教，加上自己无心学习，个头不到1米5的他，已经烧过红砖、摘过枸杞叶、进过罐头厂。在工地搬运搭脚手架的钢管，一条钢管6米长，重三四十斤，扛上肩，他的世界变得摇摇晃晃。

工人间有一个口号，叫做“吃三睡五干十六”——比现在的996还要辛苦。他和大人干着一样的粗重活，拿一样的钱——每天12元。后来因为一包假饼干，他食物中毒，一天流了七八次鼻血，床都濡湿了。工头害怕出事，二话不说就给他撵走了。

来来去去的打工经历，一样悲惨、辛苦。在上有管理层严苛的压迫，在厂与厂、活儿与活儿、城与城之间，还充满了卑鄙的专门对农民工下手的骗局。他上过不少当，电话卡、车票、传销，每一次都要丢掉半个月或更多的工资。青少年时期因为吃不饱，过度劳作，他的血压低过90，常常站不稳，勉强长到1米6后，再也没有长过个子。

千禧年后，文伟来了广东。那7年里，文伟学过修车，进过鞋厂、家具厂。熬到2007年，他凭着好技术被客家地区一家小厂的老板挖去做了车间主任。老板在他一人之上，器重他，一个月工资给3000块钱。他有了自己的小灶，外出厂里还有配车，只要厂不倒闭，未来似乎终于可以稳当下来。

这年年底，女儿在老家出生了，文伟与女友奉子成婚。孩子的忽然到来，改变了他原本平淡打工、漂泊异地、一眼看得到头的未来。他想离家近一些，陪着孩子长大，于是辞了职，决心回老家。

最开始，他去了苏州——在广东学的那一套在这里用不上，“像个二傻子一样”徘徊了十多天，没找到工作。2008年，他从亲戚那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学开塔吊机的机会，但学徒时期没有收入，妻子劝他别去，家里没钱了。他斟酌再三，还是去了，“人可能要舍弃一些眼前可以看见的利益，才可以选择更好的未来”。

文伟放下了自己做过主任的身段，重新从学徒开始。汶川大地震时，文伟辛苦忙活了一天，回到宿舍碰也不敢碰电视机，妻离子散、阴阳两隔的新闻太多了。学徒期结束的第一个月，文伟得了第一份月薪，500元，全捐了出去。连饭钱都紧紧缩缩地苦熬了大半年后，文伟终于可以自己带徒弟了。有了学徒，有了人，他开始单干、做承包。做了两年包工头，文伟赚到了第一桶金，将近20万元。

这笔钱加上贷款的20多万元，2010年，文伟投资了二哥开了个头、但无以为继的定制家具店，25岁的他也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漂泊，回到了家乡。

他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品质好、值得长期合作的家具品牌，做其当地的经销商。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个品牌，厂址远在成都，他显得有些犹豫。于是，朋友推荐文伟去参加广交会，“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品牌和它们家具成品的展览”。

10年前，正是建材行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全国性的建材博览会不多，高铁还没普及，规模最大的就是广东地区的广交会。广交会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家具或建材的最新样式、潮流风向，还有行业新动态和各式交流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

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文伟，像一个“小白”，被众多的品牌和样式开了眼界。他在人山人海的展览现场，一家一家地考察和比对后，如愿且谨慎地签下了一家家具品牌的合作，并从那时开始，一直合作到现在。这个品牌没有选错，多年来他都心存感激。

后面的10年，文伟没有缺席过一次广交会。在他心里，这类博览会代表的是机会和未来。

参加广交会的头几年，文伟也成了一个手提牛皮公文包、与同行互留名片的观展男人，在会场上偶尔会与搭展工人擦肩而过。他想起在东莞打工时，自己也曾多次散步走进过这样的博览会，图个好玩和开眼界，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成为被参展商服务的人。

人生中第一次，他开始期待未来的生活。

3

2013年，生意暂时有起色的文伟付完首付，在老家供下第一套房子和第一辆车子。一家人住进了商品房，妻子一边在家带孩子，一边也管着店里的杂务。次年，文伟与合伙人一同向银行贷款了80多万开了第二家家具分店，同样是主营家具定制。

尽管文伟表面风光了不少，但债务一直没有清零。每个月的支出加上房贷、车贷，他就要还8万。创业对他来说，“困难太多了，每时每刻都在面对困难。生意像一个风车一样，需要不停地转，不停地转”。

除了生意上的脚步不能停，家庭环境的复杂也加剧了文伟生活的困难。有了钱，也就有了更多的责任，他从最小的儿子，变成了这个脆弱家庭的顶梁柱、法官和大大小小事情的决策人。在生意场斡旋习来的情商和处理能力，在简单繁琐的家庭关系里，却变得消极和无能。

大哥一直留在家里务农，跟大嫂一样，总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已经离不开那片田地；二哥一辈子吊儿郎当，中年离了婚，没车也没房，大多情况下靠文伟接济过日；基本算是文伟一手带大的妹妹，在2010年意外怀孕后，患上了需要终生治疗的1型糖尿病，文伟承担起了其所有的治疗费用；母亲则一辈子穷惯了，小气难缠，有些专横独断，常常给他要气出血病来，婆媳关系一直不好，好几次，他都看见妻子一边洗衣服一边哭。

文伟渴望在自己的小家里得到安宁，却求不得。一则文伟对自己家人的接济，让妻子一直很有意见；再则，妻子和他结婚时年龄也才20岁出头，还是孩子心态，性情懒散，也不会做饭，平日连孩子也是文伟看顾得多。文伟当时想，原来赚到了钱，生活的问题并不会减少，但又转而一想：“也许只是钱还赚得不够多？”于是他对自己生意更加上心。

小城的生活是安逸的，但生意的流水一直不上不下。从2015年开始，城里的家具店多了起来，文伟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同一时间，随着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买房子来供自己住的人口在下降，搞装修和置家具时人们大多挑选最基础和最便宜的，文伟和同行们都意识到了，对目标客户群体大多为小康人群的家具店而言，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那些年，文伟日夜像个不会停歇的陀螺一样围着生活转。生意之外，一直住在文伟家里帮着他妻子带孩子的妹妹陷入了严重抑郁，加上糖尿病的病情，文伟不得不频繁出没于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从此染上了医院的阴郁气息；二哥冷不丁地谈了个年轻女友，不光将给前妻的抚养费停了，还时常让文伟为他与女友幽会的交通、住宿费买单，文伟还不得不代替二哥，时常飞去侄子的城市看望，不让侄子感觉到被父亲这边的家庭所遗弃；女儿上的私立小学，一年光学费就要2万多，还报了不少名师的补课班，花费居高不下——这样一来，真正能存下的钱并没想象的多，妻子常问他：“你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为此两人的争执越来越多，体己话越来越少，关系也越发冷淡。

2017年，国家出台《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新建住宅全装修将成为未来的趋势。各地政策不一，江苏省出台政策，要求到2020年一半以上新房以成品房交付。这的确是建筑行业的革新，也有利于生态环境，杜绝资源浪费。但作为建材行业的个体商户的文伟，已经预料自己的生意在未来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那段时间，文伟在广交会上听了一场建材行业的网络电商经营模式的分享会，惊觉传统模式无疑将被淘汰，而电商这种全新玩法他完全不得要领，身边也没有人才来开拓，更没有余钱去探索。

再三考虑后，2019年年初，文伟决定从利润少的低端市场进军利润有保障的高端市场，决心升级店铺的档次，打造好口碑和好服务，为更多相对富裕的客户群体服务。

这年8月，他在一个好地段的商场盘下了一个新店面，因为资金紧缺，还没来得及好好装修。他盘算着，年末资金一回流，就把这个代表未来的店铺好好装修一下，好大干一场。

4

准备2020年大干一场的文伟，在疫情面前，只能缴械投降——像是水断流了，跟客户和重要人物的关系，因为没有走动，静止了。客户被疫情冲刷走了，说好的成交单没了下文。一年租金60万，整个堆满货物的厂房静悄悄。20多个员工无班可上，工资还是照给。

出于疫情平稳后再赚钱的野心，也因为闲得慌、客流量零星，文伟觉得这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好时机。3月份，文伟用了30万元来装修了年前盘下的面对高端市场的店铺。后来证明，这个决策让他之后手上可以周转的资金少了一大半。

平静下好似无事发生，但工厂的数据说明了一切：此前店铺一个月的成交额在100到300万间，疫情这几个月，最好的成绩是一个月成交了将近20万。

这场战役还在拉长战线，他并不特殊，挫败和绝望蔓延覆盖了他整个做生意的圈子。他不是最受挫的那一拨商家，不是娱乐业，也不是餐饮。他身边有个大哥，年前耗资巨款试营业了一个几千平方米的洗浴中心，没撑到正式开业就倒闭了，亏损近千万；还有好几个开餐饮的朋友，几个月没有开过单，食材全部放到发霉或变馊，两三百万亏损下，纷纷闭店；他还在都市新闻里看到一则故事：有一个失业的男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喝上奶粉，不惜上街抢劫。

他形容自己只是一片巨大无边的沙漠里的一颗沙子。而在这个危机下，任何一个错误的决策都会让情况再恶劣百倍。

混乱和亏损之中，家庭乱战四起，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争吵。妻子埋怨文伟装修店铺的决策，还要求更多的钱贴补娘家。文伟埋怨妻子过年时过于阔绰地花钱，提出想要变卖金饰来度过危机。一开始两人的争吵总是跟钱相关，到后来，是价值观和鸡毛蒜皮的生活方式。有一次，两人甚至为了开会的一次迟到而争得面红耳赤。

“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我也累了。”4月底，文伟离婚了，成了“疫情离婚潮”中的一员。妻子提出离婚时，两人正相对无言地吃饭。他没有吃惊，只是握筷子的手抖了一下。他没有苦心挽留，感到有心无力。在饭桌上，他点了点头，说，好。他想，这样一个不快乐的家庭，解放她，也放过自己。

他们决定好聚好散。财产分割上，文伟只给自己留下了一辆车和公司，其他都给了妻子，包括3套房子、孩子的抚养权，他们没有争，女儿跟谁都行。表面上是一场和平分手，但文伟为此喝了好多顿酒，才签下离婚协议书。

“从孩子角度来考虑，不会有比原生家庭更好的组合。”他伤透了心，决定不会再婚。离婚一事，家里人没有插手和劝合。不过一家人都有共识，暂且瞒着女儿。前妻还如常地住在家中，文伟则在自己的店里辟出了一个睡觉的空间。

5月，文伟重情义的性格，让他在这场危机里又陷入一个新的深坑。一个朋友经他好心介绍，接下了一个面铺，干了10天，没赚到钱说要退出。周旋争执了许久，文伟作为介绍人，觉得不好意思，便将这个烫手山芋接了过来。做生意这么久，约谈价格这件事他总是很不擅长。不知是否因为做了10年工人的缘故，赚别人的钱对他来说，隐隐约约有一种亏心感。这一次，面铺谈价格时，他不光填了朋友投进去的所有钱，还一口答应了别人年前租金的价格。

面铺接过来这么久，对他来说，只是账面上每个月又多开支了的3万块钱。在一些黑暗的时刻，他会萌生一种逃避的心态，期待这个店可以让他从生意圈子中跳脱出来，不用再周旋社交，只需要做简单的饮食。

市场一直到夏季还没有明显的回春迹象，生意圈的人纷纷意识到这是一场余波还将持续很久的危机。到了7月，文伟保守估计自己已经损失两三百万，但更多的损失还无法确定。他变得更加心灰意冷：“我更确信了一件事，我其实不适合做生意。”

对万千中小型个体商人来说，这是一场走钢丝的战争，走不走结局有可能是一样的，但往前走才有可能闯关成功。大部分人愿意这样相信，文伟是其中一个。在他们生意圈子有一个说法：人一旦倒下去了，就很难再翻身了。

他需要二三百万来渡过危机。存款很快用完了，因为名下没有房产，他很难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他只好去拆借，借高利贷，找朋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

大多数身边人的状态几乎跟他一样，没有余钱，还要向外借款。3万、5万、50万，聚沙成塔，最高的一份利息，一个月10万块钱要还4千元。窟窿随时间的拉长越滚越大，简直像一个要一口吞了他的黑洞。

文伟庆幸自己过去待人宽厚，借到了将近300万，资金注入，公司勉强转了起来。

在等待市场回暖的时候，除了喝酒和独自去公园散步，文伟没有太好的释放压抑的办法。他觉得身边无人可以诉说，有时候在看网媒新闻时，他会点开评论给留言精彩的人发去私信——跟陌生人闲聊几句生活上有的没的，是他另一个几乎等同于抠手的解压办法。他不善言辞，长相也不出众，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没法遇到太多的理解和关注。

有一天，他刷手机，刷到了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驾驶座上痛哭的视频——男人的生意欠债上千万，妹夫将自己的房子卖了，给他转了160万。4分多钟的视频，男人哭得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文伟的眼睛看红了，他点开评论窗口，写了一句：“加油，大家都很难。”

5

疫情稍微平缓后，听说建材博览会在广州如期举行，文伟早早就订了机票。

文伟每次到广州，他第一怀念的是吃。每趟回来，他一定会去吃一份炒粉和叉烧饭，或者肠粉，那是当年在这里打工时的美味。第二怀念的，是那时候一起熬过来的工友们，不过他们大多已经联系不上了，广东就这样变得熟悉又陌生。

这一次，他是抱着绝望中能裂出一个缝隙的期待来观展的。但他失望了，除了展览本身的种类数量和投入规模比以往要缩小好几倍外，在一系列如直播等新趋势的密集呈现下，他还看见了一种专为疫情研发出来的、足不出户也可完成家居定制的新技术。

作为传统的供销商，他看到了自己迟早被挤压、被淘汰的命运。本来，他这次主要想来找一套新的五金件和灯具的供销商，结果一没有看见格外喜欢的样式，二是小厂的货也压不下去价格。参展商的生意都不比往年好，失意和疲惫的观展商们，席地在厕所门外坐成了长长的一条休息队列。匆匆忙忙的人流中，还有一些显然是外行的人，他们也来凑热闹找商机了。

“今年大家的钱都花得非常慎重，走马观花来观展的人是绝大多数。”文伟观察道，“看一圈下来，人变得更绝望了。”

绕完全场几圈，文伟就决定离开了。在下楼梯时，他看见二楼边沿坐着一排男人，彼此间一句话也没有，其中一个男人，正在喝绿色的罐装啤酒。

聊到这里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泛紫了，出场的人越来越多，老板娘的店铺开始挤满了人。

一刻钟后，文伟的两个员工走进店铺来。他们买了3瓶冰水，两个员工的衣服被汗濡湿得紧贴背部，都结晶出盐点来了。在店铺门口，3人皱着眉头在讨论事情，讨论了将近20分钟，两个员工步伐疲惫地离开了。文伟又进来买了包烟，脸色青白，但很平静。

我问他：“又怎么了？”

他平淡地复述了刚刚员工们告诉他的消息：一个供货的厂家法人变更了，现在所有的货扣在原来的仓库里出不来，占营业额一半的线上店铺已经因故停运了。受此影响，有40万的流动资金用不了。他点着一根烟，一脸平淡，自言自语道：“你看，问题又来了。”

他挥手向我告别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不由得心想，不知道下一个广交会还会不会再遇见他。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CFP

1

我大学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大四那年通过校招，进入了内蒙古赤峰市的一家国有风力发电公司，岗位是文秘。

当时我的同学大都选择了北上广，一个大学室友对我说：“赤峰赤峰，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鸟不拉屎的地方，你去了就别想出人头地了。”

我爸妈都是工人，他们认为发电厂是仅次于公务员的好职业：“发电厂好啊，计算机不也是用电才能工作的吗？”

于是，我独自奔向赤峰这个以前自己都没听说过的城市。下了火车，放眼望去，旧城区全是低矮的平房，打车到新城区，除了风电公司那栋5层大楼外，几乎什么都没有。

到单位报到，人资部长没有让我直接做文秘，而是安排我去风电场学习1个月。我这才知道风电公司的工作环境分两种，一种是在市区，就是这栋5层高的大楼；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发电厂”，分布在距离市区100多公里外的大山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了去风电场的倒班车——除了我之外，还有3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学电力专业的，车上的其他人则是老员工。

车子开到城外，人烟越来越少，先经过一片稻田，再是丘陵，最后是草原，牛羊开始多了起来。2个小时后，我看到远处的一个山头上矗立着一台雪白的风力发电机，它高耸入云，巨大的叶片在风的吹动下自由地旋转着。

从远处看，风车转得不疾不徐，但实际上，能吹得动25米长的叶片的风根本不寻常，听说风速最高能达到30米/秒，人在户外都站不住。

我激动地拿出手机拍照，坐在我后面的一个老员工说：“有什么好拍的，你现在看着新奇，早晚会让你感到恶心。”

我环顾四周，发现老员工们都在闭眼睡觉。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风电场，建在一个海拔1700米的山上——山高、风大，才有利于发电嘛。

风电场的二层小楼有点像山间别墅，站在院内往外望去，附近连个村子都看不到。因为距离市区太远，倒班车除了拉人，还要把近10天所需的补给也一并拉上。我们下车后，另一群休班的职工迅速上车，准备回家——风电场的工作是上10天休10天，上班期间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回家。

我们这几个新人是来学习“风电运（行）维（护）”的，这是高危职业，必须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下午开会，我见到了班长，他中等身材，面目慈善，皮肤黝黑，笑起来还有一个酒窝。

我发现，不只是班长，风电场工人的皮肤都比普通人黑，大概是因为高海拔地区紫外线强烈的缘故。于是我半开玩笑地说：“那以后我得天天抹防晒霜。”

班长却浇了我一盆冷水，说曾经有一个同事为了不被晒黑，每天出门干活都抹防晒霜，后来生产主任来了，认定他很少出去干活，“我们野外作业的怎么能像你这么白净？”

说完小插曲，班长又跟新人们强调：“你们上山，要听从班组的工作安排，主要还是以学习为主。”随后，我们各得到了一本安全规程、一本运行规程和一本检修规程，学习结束还要经历几场考试。

安顿下来没多久，我就发觉风电场的生活规律得近乎枯燥：每天早上8点我坐进主控制室，下午5点才能回去，仅有的体力劳动是开完早会后清理楼内的卫生。有时学累了，我就望向窗外，看离风电场最近的那台风机。

我对班长提出想去看看风机，但班长说不行，因为我还没有考试，怕有危险。一天，我实在太无聊了，恳求一番后，班长才终于答应带我们去看看，“但是不能去风机120米半径内，这是安全要求”。

班长开车载着我们4个新人，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我发觉有动静，班长神秘地说：“有神兽要出现了，睁大眼。”

不一会儿，树林里跑出了3只像鹿一样的动物，是傻狍子，它们跑得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我有些好奇，问班长为什么不打野味来吃，班长说：“这大山里有很多小动物，兔子、野鸡、傻半鸡、狐狸……看不到人，动物就是我们的朋友。”

2

1个月的学习终于结束，班长通知我可以准备下山了。

一起来的新人高原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山？”他是新人中最爱说话的，长得像刘烨，大眼睛，粗眉毛，目光直视的时候会给人一种真诚的感觉。

班长说我和他们不一样：“人家是文秘岗位，不会留在风电场工作，要回市里的办公楼。你们是检修岗位，就留在这里了。”

直到现在，我都能记得高原当时眼中露出的崇拜、羡慕的目光——我后来才知道，几乎所有来这家风电公司的人都不想来现场，都希望待在市区的办公楼里，哪怕那周围什么都没有。

我下山的那天，高原目送我到门口，问我是否还会回来。我没说话，他自问自答：“还是不回来的好，这里就如同监狱，回到市里工作才像个人的样子啊。走的人回来，那不是傻子？”

回到公司，我正式成为综合部的一名秘书，工作渐渐走上了正轨。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突然接到高原打来的电话，问我在不在公司：“我在楼下，你下来接我一下，保安不让我进去。”

我下楼，见高原站在门口，一副受了气的样子。他告诉我，以前都是场长来公司办事，这次有事才让他来，他跟保安说自己是风电场的员工，可保安不认，必须要人出来接他。

我解释一番，保安才肯放行，我们进了大楼，高原始终跟在我身后，东躲西藏，鬼鬼祟祟的。我让他走快点，他说怕撞见领导：“公司里都是领导，我们只是工人，我们不敢来，就像他们不去现场一样。”

我觉得领导和工人没啥不同，高原说：“我知道你不会（觉得不同），因为我们认识，可不认识的人，他们可不这么认为。”

我以为这只是高原的个人偏见，可没多久，我就亲眼看到了这种不同。

入冬后，我陪总经理去风电场做调研，那天非常冷，我们的车子刚开进风电场的院里，我就看见所有人都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在雪地里呼出白气，脸冻得通红。

我刚准备开门下车，就有人过来给我打开车门，他们看我的眼神除了羡慕，竟还有一丝卑微。这让我第一次有了当领导的感觉，心想：“我可不能在风电场工作，哪怕一辈子做文秘，也要待在公司里。”

之后，大家聚在会议室里开会，总经理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和我说？”

等了又等，没人敢先发言，总经理就指着我说：“小苗你们都认识，在你们这里学习过，你们就当说给他听，如果不说，我们就白来了。”

总经理离开后，同事们才敢说话，我听着、记录着，发觉在现场工作确实太苦了——进入冬季，风电场就和我之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蓝天白云大风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统统不见，只剩下寒冷、寂寞和危险。

每天，工人们要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里外出，穿着几十斤的工作服和安全带上风机，还没开始工作，就已经出了一身汗，冷风一吹，迅速凉透；风机之间相隔较远，遇到不好的天气和路况，还会发生车祸……但是没办法，为了完成工作，大家只能硬熬、硬扛。

从风电场回公司的路上，总经理突然问我多大了，我说23岁，他不禁感慨道：“你23岁就坐办公室了，比他们都幸运。你看到了吗？刚才在风电场，那些工人有多羡慕你，但这不是你现在应该得到的，这样对你不好。你别看他们整天一身油，可他们要比你学得多，将来发展也要比你好。”

我知道总经理的这番话是出自一片好心，可一想到刚刚听到的那些困难，我就退缩了。

一年后，与我同一批进公司的3个新人果然都提了岗，他们涨工资、加补助，每个月比我多挣1000元。而我除了“月光”之外，还发现自己看不到任何升职的可能——综合部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很年轻，主任也才刚过40岁。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去风电场工作。

3

又过了一年，公司与另一家公司整合，坐办公室的人多了，主任就劝我去风电场“锻炼”一下：“你还年轻，应该多学习。毕竟我们是风电公司，如果你出去都不知道风电是怎么回事，会让人笑话的。”

我没有表态，可一周之后还是收到了人资部门的通知，让我去最初参加学习的那个风电场工作。

想到再去风电场，我的心境和刚毕业的那会儿完全不同了。在公司，我可以让场长给我交总结，可到了风电场，我只能做最低级的岗位，任何人都可以支配我工作。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想象着风电场的同事们会怎么议论我，越想越绝望。

第二天到了地方一下车，高原就把我的背包接了过去，还给我安排住的地方，他的话依然很多：“你这回是下来镀金的吧？再回去，你一定能升职的。”

虚荣心使我没有说实话，只低着头敷衍：“你说得对，我是来镀金的，向你们学习。”

我被分配到上回学习的班组，大家都是熟人，没人挖苦我，反而热情相待。班长一定知道我回来的真实原因，但他人前人后都没问，只是交代我：“好好学习，风电场也挺好的。”

因为脱岗超过2个月，第一周我主要学习那3本规程。之后，班长就安排我、高原跟着一个前辈去100号风机做定期维护。

定期维护并不难，主要是注入润滑油、更换滤芯、清理卫生，3个人也要干一天。对于新人来说，这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可以全面了解风机的组成。

我第一次上风机，班长有些不放心，特地嘱咐我要听从负责人的指挥，保证个人安全，“不懂的地方不能碰，小心触电”——风机上690伏的电压，碰上就有生命危险。

早会结束，我和高原收拾工具，负责人去开“工作票”——这是固定的流程。他一共打印了3张A4纸，上面列出了工作成员、工作内容、危险点和注意事项。

我们开车去100号风机，站在65米高的风机底下，我成了一只蚂蚁，把头仰到不能再仰才看清它的全身。走进风机内部，负责人先把风机停下，再对照工作票上的要求做准备工作。随后，他对我和高原宣读了危险点和控制措施，在得到了确认答复后，我们分别签字，工作才正式开始。

要去风机顶部维护，我们得先穿上连体服。冬季连体服有十几斤重，再加上安全带、系双钩，差不多有三十多斤的负重。负责人帮我系好安全带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喘不上气了。

从风机底部到顶部，有一架垂直的梯子，高60多米，我们得一阶阶地往上爬。负责人打头，我第二，高原垫底。我足足爬了半个小时，中间还休息了3次，才到达风机顶部。

我一屁股坐下，大口喘气，什么都干不了。高原最后上来，对我说：“让坐办公室的人来爬风机，真是难为你了。”

等休息得差不多了，负责人把油枪递给我，让我给发电机和主轴打润滑油，再清理一下卫生。我感觉很简单，立即开始操作，可当天的风速达到12米/秒，风机左右摇晃着，我害怕，觉得风机随时会倒。

负责人说没事，这是正常现象，如果风速达到18米/秒，风机左右摇摆的幅度甚至会达到1.5米。我这才放心继续工作，可不一会儿就感到头晕，还吐了。

负责人安慰我，说大家刚工作的时候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到了中午11点半，我们停下手上的工作，下风机回去吃饭，我的头还是晕，一口都吃不进去。下午2点，我们再次爬上风机顶部，直到下午5点才把一台风机的维护工作干完。

晚上回到寝室，我依然头晕，高原有些看不下去了：“你不适合爬风机，你是来镀金的，不应该让你干风机的活儿，你应该找班长和他说。你怎么那么傻啊？领导让你来现场你就来现场，那些家里有关系的人为什么不来？”

我内心纠结了一会儿，决定不再对高原隐瞒：“我不是上山来镀金的，我是被分配到风电场的，我回不去了，我就是一个工人，我骗了你。”

高原呆呆地看着我，半天说不出话。

工作没有容易的，适应适应就习惯了。

没多久，班长给我安排了一个师父，姓黄，是主检修工。他科班出身，也是我们班组除了技术员以外技术最好的人。黄师傅比我长5岁，不善言辞，力气却很大，在风电场，没有人能掰腕子赢过他。他个头矮，只有1米65，但钻进风机顶上狭窄的空间维修，必须矮个子才能干。

我第一次和黄师傅搭班，是去处理98号风机的液压高温故障。这也是我第一次处理风机故障，不想却出了安全事故。

那天，黄师傅对故障进行检查，发现是液压站电机损坏，需要更换。他让我在原地等，他独自回去拿电机。等黄师傅回来，我放下吊车，准备把电机从风机底部收回到机舱里，却因为操作错误，把自己的左手食指绞进了链条里。

手指顿时鲜血直流，痛得钻心，我大叫一声，黄师傅赶忙爬上风机，最后通过反转的方式把我的手指取了出来。他迅速给我包扎，关切地问：“能不能下风机？”我说可以，于是我在前，他在后，一起一步一步地走下了风机。

黄师傅把我送到镇上的医院拍片子，发现骨头没事，只是指甲断了，这个伤直到3个月后才愈合。

事后，班长严厉地批评我，说我受伤是因为工作不认真，不按规定操作。我很生气：“我工作还有错了？我又不是去玩。”

班长没说话，又批评黄师傅，态度更加严厉：“你没做好监护工作！”黄师傅没说话，但我感觉他比我还要委屈。

那天会议结束，我去黄师傅的寝室给他赔不是，毕竟是因为我的失误，才让他在那么多人面前被批评，丢了面子。

黄师傅却说自己也有责任：“班长说的没错，幸亏你这回伤的不重，要是真出了人命就完了，他是为你好。我们干的这份工作真的太危险了，你以为每天开3次会、开工前都要开工作票没用吗？那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多说一句，多想一点，也许命就保住了。”

之后，黄师傅跟我讲起了一段往事：

有一回，他和另外两个同事去给一个风机换发电机，他们把机舱盖拆掉后，吊车就开始起吊机舱盖。换发电机对风速有严格的要求，不能超过5米/秒，但那天他们操作的时候却突然来了一阵大风，悬空的机舱盖随风摆动起来，把黄师傅从风机机舱里撞了出来。

坠落的一瞬间，黄师傅吓坏了，幸好他系着安全带，才没有掉下去。两个同事又及时把他拉起来，才没有出事，“如果我真的掉下去，肯定没命了”。后来，场长让受了惊吓的黄师傅回家休养，一个月后才上班。

那天，我离开黄师傅寝室的时候，他说：“今天班长批评你别在意，有的骂说明你还活着，如果真出事了，想让他骂都不可能了。”

我心里好受多了，从此干活更加谨慎。

4

有人羡慕我们在风电场工作，“一休十”假多舒服，却不知道一下上10天班，会给生活带来多少麻烦。

一天晚上开完班后会，黄师傅的妻子打来电话，说儿子发高烧已经昏迷，让他赶紧回去。当时已经很晚了，没车回市里，黄师傅担心儿子出意外，但什么都做不了。他根本睡不着，坐在床上发呆，直到天亮。

第二天一大早，黄师傅请了假，坐上早班车回到市区，又赶到医院，幸好儿子已经抢救过来了。他谢天谢地，但惊魂未定的妻子却责怪他回晚了，硬是一个月没有理他。

我们干风电的，一个月大概有大半的时间不在家，家事很少能照顾得到，因此特别需要伴侣的理解。如果不理解，婚姻就难长久——我们班长就在工作两年后和妻子离了婚，现在也没有再找，就守着儿子过。

我问班长为什么不找，他说：“我不想连累别人。”

风电场好像没有春秋，不是冬就是夏。虽然夏天短暂，只有两个月，却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季节。

风电场人烟稀少，附近满山遍野开满了花，夜晚的星星数不清有多少颗，天气好的时候，偶尔还能看到银河。10月，风电场就会下第一场雪，等到下第二场雪的时候，就不再融化，直到来年3月，大地才会渐渐露出。

冬天虽美，但并不好过。气温低于零下30度，大家出去干活的时候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自称是“爱斯基摩人”。可到了风机顶上没过半小时，身体就冻透了。

冬天工作还容易出事故。一次，班长安排我和高原去65号风机处理故障，那台风机离风电场最远，平常开车过去都要45分钟。头天刚下过一场大雪，路不好走，我和高原带好铁锹，给车加满油才出发。

那天也不知怎么了，我们一个上午也没查出风机的故障点。因为离风电场太远，我和高原就决定等处理完故障再回去，连午饭都没吃。下午6点，终于把故障排除，我们下了风机发现外面已经黑透了，除了星星和月亮，再也没有其它的光源。

我们又累又饿，可看见风机再次转了起来，心里还是很高兴。可我们并没有高兴多久——积雪太厚，车开了一段就动不了了，我俩只好拿出铁锹下车挖雪，可试了几次，车还是开不出来。

夜色越来越浓，可怕的是，我们还迷路了，四周都是树林，没了方向感。我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发现手机没电了，高原的手机也冻关机了。我俩又冷又怕，浑身发抖，赶忙上车，高原慌张地说：“这回完了，如果没人来救我们，今天我们会冻死在这里。”

微微冷静一下，我知道班长见我们一天没回去，肯定会出来找人，但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无法定位。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就近找一台风机，人为停机，这样风电场值班的人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

我和高原立即丢下汽车，在厚厚的雪地中步行了20分钟，终于走到了最近的83号风机。我们打开门，把风机停了——这是最后的办法，如果没人来，我们只能冻死在这茫茫的旷野里了。

我和高原蜷缩在一起，相互取暖，我对他说：“如果这回能安全回去，我就想尽办法离开风电场，再也不在风电场受苦受累了。”

高原哆哆嗦嗦地附和：“能回去当然好了，谁愿意在这里活受罪啊。命比钱哪个更重要？当然是命了！”

大约1小时后，就在我和高原冻得马上要失去了知觉时，我恍惚听到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风机门被打开了，班长第一个走进来，紧接着是黄师傅——我们得救了。

半年后，回公司的机会真的来了。公司采购部招聘采购员，内部员工可以参加考试，我报了名，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此时，我已经在风电场待了4年。

离开风电场的那天，高原对我说：“这回走了就别再回来。”

“打死我也不回来了。”我说，“你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5

再次坐进办公室，最初的那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我反而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采购部的人不算多，主任安排我做物资询价的工作，一个叫杨方的同事会根据我的询价结果进行采购，公司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员工串通供应商，从中吃回扣。

杨方说：“你来了我就轻松了，你先把这些需求计划都询了价，签合同的时候我来做。”

我按他的要求挨个给卖家打电话，每天都是部门里最后一个离开的。相比之下，杨方就很舒服了，他只需要确定最终的卖家、签合同，然后就可以出入豪华酒店大吃大喝。

一天，采购部主任找到我，说有一批采购物资不合格。我表示自己不知道，采购是杨方负责的。主任说：“他说是你给他报的价，所以他才买了对方的物资。”

这次采购任务比较急，但事发时领导不在本地，去了北京，我和领导说明后，用铅笔在询价单上标注了“已电话请示”，提示领导回来后要再找他补签。我把这份询价单给了杨方，领导回来签字还没补上。

我找杨方理论，他不以为然：“你不懂业务知识吗？都是计划员询价，采购员听计划员的。”

我打电话给那家供应商，问产品为什么不合格，可对方却说我们公司根本没买他家的产品。我让杨方把合同拿出来，他不肯——他并没有按我给的询价单去买物资，而是自己做了一个代签的。

我扬言要去找主任，杨方说：“你找也没有用，报价单我有。”我看了一眼，发现询价单根本不是我提供的那份，杨方继续耍无赖：“你说不是就不是了？你要怎么证明主任才信？”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证明。那天我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习惯性地仰头看向天空，以为能看到满天星，看到的却是一片漆黑。

这桩糟心事没过多久,我突然接到了班长的电话，他说晚上班组要在市里聚会：“你也来吧，一起吃个饭。”

到了地方，大家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昨天还在一起工作一样。高原把我叫到他身边：“坐我旁边吧，我老想你了。”

他说我变白了，因为不用再爬风机了。我说他们的肤色才健康，高原却说我坐办公室，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就是工人”。可我却开始怀念做工人的日子，在山上工作虽然又累又脏，却自由自在，每个人都互相帮助，不会互相算计。工作上遇到不会的问题，有师父帮忙解决，生活上遇到困难了，班长会伸手，要是心情不好，还有同事解忧。

大家推杯换盏，我突然说了一句不太合时宜的话：“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叫我来参加班组聚会。”

高原说：“谢什么？既然一起工作过，就是一个班组的人。我还怕你回了公司就不理我们了呢。”

我说不会：“我永远忘不掉你们。”

一周之后，我找到了采购部主任，主动说自己想回风电场工作。

主任很吃惊：“你真的这么想的？别人都是挤破脑袋想回公司，你主动往风电场跑？”

我说：“那可能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

这次回风电场工作，我没有失眠，更没有了上次的那种担忧，反而感到轻松。因为脱离现场岗位2个月，按公司规定，我还是要先学习再上岗。

这次我学得很快，白天跟着黄师傅学习处理故障，晚上一个人在主控室里看书，走出主控楼，仰头看看天上的星星，那璀璨的星空又回来了。

1个月后，我能独自处理简单的故障；3个月后，我能处理别人处理不了的故障——当然，还是比不上黄师傅。

场长当着大家的面夸我：“你别看小苗是学计算机的，可是人家好学，现在比你们技术水平都高。”

没过多久，我和黄师傅被大家推举去参加公司即将举行的“风电运维大赛”，10个风电场共选送了20名选手。

比赛分为笔试、面试和实操3部分，笔试有题库，但内容很多，我每天都背到深夜12点。黄师傅鼓励我：“一定要进前三名啊，这样你的岗位和工资都会提升。”

我知道这很难，因为能参加这次比赛的人，基本都是各风电场的精英，但我还是说自己一定会拼尽全力。

终于到了考试那天，笔试我答题很顺利；面试时，考官问了我5个专业问题，从简单到困难，只有最后一道题我没有答出来；实操考试，我抽到的是风力发电机对中（旧的发电机换下来，新安装的发电机要通过对中方式和齿轮箱的连接保持一条水平线上），虽然简单，但却最考验动手能力。

公布成绩的那天，我没有为黄师傅感到担心，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会比我考得好。成绩出来了，第一名果然是黄师傅，而我，竟考了第二，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前10名里，只有我一个人是非电力专业的。

那天，总经理给获奖选手颁发奖金和证书时对我说：“我没说错吧，只有在风电场才能锻炼你自己，你真的做到了，了不起。”

随后，生技部主任找到我和黄师傅，说我们两个可以直接提升到专工岗位（专责工程师，比场长低一级，比班长高一级），因为公司和风电场都需要专工，就看接下来我们想去哪里。

黄师傅选择回风电场，我也毫不犹豫地说：“我不回公司，还留在风电场。”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CFP

当有老人走进律师事务所说要写个遗嘱，律师会立刻清场，不管老人是拄拐杖来的还是轮椅来的，子女统统都得出去等着，就算是老伴，也不能待在屋子里；

立遗嘱时，律师把会客室的门关得紧紧的，老人若说粤语，那律所就得派个讲广东话的律师，老人若说上海话，那律所就得派个讲吴侬软语的律师，总之，律师要会用老人的“母语”拉家常，观察老人是否神志清楚，是否受到某个继承人的undue influence（不当影响），还要拉着助理一起当签遗嘱的见证人——外面的子女是不能当见证人的，遗嘱一眼都不能给他们看；

问过出生地、年龄等常规问题之后，律师会递给老人一张纸，要求老人自己用中文把遗嘱的主要内容写下来，其中最关键的就两行字：房子和钱留给谁，谁当遗嘱的执行人——如果老人的手哆哆嗦嗦的写字都困难，那律师将老人口述的内容写好后，让老人亲自画圈儿确认，再将中文翻译成英文，逐句用中文给老人讲一遍，待老人确认无误后，助理要把遗嘱用一种特殊的、不会褪色的纸打出来，交给老人一页页签字，律师和助理也跟着一页页签字；

这中间若是助理听到电话铃响了狂奔出去接——得了，签过的字全部作废，律师会把拎不清的助理剜上一眼，责令其重新打印遗嘱，老人重新签字，律师和助理也重新一页一页地签；

签完字后，遗嘱封印，交到老人手中，律师先要叮嘱老人将遗嘱和财产清单放在一起，然后要吩咐助理去政府遗嘱登记处办个登记，这业务才算完成了。

整套立遗嘱的流程做下来，如果按律师自己的“小时费率”算，收益是不错的，但若遇到特殊情况，按小时费率收费，就可能会亏本。

大多数老人会将自己的遗产“全部子女人人平分”，但有经验的律师一般会多问一句：“您就这几个孩子吗？还有没有别的孩子？”

如果老人回答，我的房子和钱就只给某个儿女，就不给哪个儿女，遗嘱里提都不提他，那律师可能就要喷一口老血了，得赶紧刨根问底：“为什么你的遗产不给TA？有什么理由吗？请您把理由说出来，我帮您写下来！”

在加拿大卑诗省，老人过世之后，银行账户冻结了，财产也冻结了。不管遗产继承人之间有没有纠纷，所有继承是要过法庭的——他们得把死者遗嘱、债务和债权清单一起呈交法庭，法官看到遗嘱真实无误、税款债务都拉出了清单后，会发一张“grant of probate”遗嘱认证，继承人拿着这张认证，才能动财产。这个过程，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短则3个月，长则1年。如果得不到遗产的儿辈提出异议，那遗产认证就变成了诉讼，大家一起打官司。

到时，法官会仔细审查：这个不给遗产的理由是否真实？遗嘱是否是老人神志不清时立的？是否有某个继承人不当地影响了老人的意志？

所以，律师在给老人起草遗嘱的时候，一定得为老人找出不给遗产的理由并写进遗嘱。这理由可能是“已经某年某月赞助过孩子金钱”或者是“这个孩子伤害了我的感情”，反正要让后来审查遗嘱的法官觉得合情合理才行。写完这种遗嘱，作为“见证人”的律师得在未来几年、十几年内“时刻准备着”打官司，一旦继承人有异议，就出庭作证，力挺这份遗嘱的合法性。

2000年，一位讲上海话的杨老太太，就是像上面讲的这样，走进了一个律所，要立一份遗嘱。而给她立遗嘱的律师当时也没有想到，在老太太去世后，她的儿女们为这句遗嘱和一笔并不丰厚的遗产，打了7年官司，惊动了加拿大最高法院。

1

杨老太太是在儿子女儿的簇拥下，走进那家华人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她的华人律师，也是能讲上海话的。她和老人寒暄了几句，发现老人虽然90高龄，但思维逻辑十分清楚。

律师把老人的儿女请出会议室，关上门，单独问老人：“您的遗嘱要怎么立呢？”

老人拿出一张手书：“我死后，遗产由3个子女均分。另一个儿子大伟（Da Wei），我只给他10块钱。”

律师一听，赶紧追问：“原因是什么呢？您能不能详细讲讲？我为您写进遗嘱。”

老人思路清晰地说：“这些年我和我的丈夫给了他足够的经济支持——他有我们农场的1/3，我其他孩子都没有。他一直收农场的租金，而且，他和他的家庭带给我们不幸、耻辱和痛苦。”

律师按照老人的意思写下了遗嘱，用英文和上海话各给老人念了一遍，然后跟助理一起见证老人逐页签字，自己和助理也逐页在见证人栏签下了名字。助理封印遗嘱，将信封交给老人本人，律师把整个经过写了份备忘录，与老人遗嘱的复印件一起封存进卷宗。

5年后，这位杨老太太又走进另一家律师事务所。95岁的她仍然是衣着整洁、头脑清楚。这次她选择的律师是能讲广东话的。老太太明确地告诉律师，要给自己2000年立的遗嘱加上一行字，专门来解释为什么要做出这个“10刀遗赠”：“大伟还卖掉了我们在上海的老屋，收入供他自己用，他过得很富足，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律师也是按照流程，修改了遗嘱后，用粤语和英语各确认一遍，请老人签字，自己和助理作为见证人签字，最后将此事写进了备忘录。

后来打官司时，律师们才大致了解杨老太太的情况——她家里几代同堂，她却独自生活在列治文一个高档老人公寓里，三餐由公寓提供。她有时候会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女儿“隔壁杂货铺也有牛奶卖了呢”；她会和其他老人一起玩牌，牌技精湛，从来没有牌友觉得她“老昏了”；她的医生说，老人的脑子没有任何问题，去世前一直把个人物品整理得整整齐齐，这一点好些年轻人都比不上。

修改完遗嘱3年后，98岁的杨老太太寿终正寝。她的女儿，也是她指定的遗嘱的执行人，杨莎莎，打开了母亲的遗嘱，看到“给大伟10块钱”这行字时，她知道，一场官司就在眼前了。

老人过世后处理遗产前，法院要求家属必须先通知所有可能的受益人。要申请当“遗嘱执行人”的那个子女，必须得将一份遗嘱和死亡证明寄送到所有“法定继承人”和“可能的受益人”手中。从材料寄出的那天起算，21天之后，默认所有受益人“收到”且“没有异议”，法院才会受理遗产管理申请，法官才能认定遗嘱有效、授权清理债权债务。

如果收到材料的受益人中有人蹦起来大吼一声“我反对！”那就要打官司了。

果然，杨老太太的儿子大伟在看到遗嘱的瞬间爆炸了。妹妹刚向法庭申请了遗嘱认证，他就立刻手写了一张“caveat（声明）”禁令送到法庭，申请搁置遗嘱，说这是母亲神志不清时被兄弟姐妹胁迫立下的，“不是母亲的真实意志！”

在加拿大，谁要是敢“有事打官司”，那是“真富人”无疑了。在加拿大，有时打官司就是用钱互砸。我在报社工作时编辑过一条本地新闻，一对邻居，两家房子中间夹着一棵树，一家没征求另一家意见，直接把树砍了。另一家急了，去起诉，官司一打就是6年。判决下来，砍树这家要付总计15万刀的律师费（包括自家律师费和邻居的律师费）——这棵树就算是一株紫檀，也不值当啊。

所以，没有天塌下来的大事，加拿大人一般是不会打官司的，很多加拿大的华人，更愿意选择“息讼解纷”。

但大伟是个例外——他对打官司经验丰富，屡败屡战。

加拿大的法院比较讲究形式，诉讼程序中，文件做得不完美，立案庭（court registry）能直接给你扔出来。在这里打官司，要推动诉讼程序，就得一张张地填表。如果当事人自己去填表，恐怕就连填哪张表、表格在什么地方找都不晓得。就算请来律师代理来做，有时也会因为“表格里一个格子填错位”而被打回重来。收到大伟这张歪歪扭扭的英文手书声明后，立案庭似乎无语了，既没有打回来，也干脆没告诉大伟该怎么整改——也许是法院的人多少年没见过手写的文件了，也可能是满篇的英文语法错误，让他们不知道要求当事人从哪儿改起。

总之，立案庭默默收下文件，这场旷日长久的诉讼开始了。

2

根据诉讼的材料看，老杨家在上海曾经是有根有底有头有脸的人家。遗嘱中说，老杨家的老宅位于“Yungfu road”——若是徐汇区的永福路，那就是旧上海租界中心，英领馆和德领馆都坐落在这条街。这条街浓荫匝地，一户户挨着建起的洋房，好些是殷实的主人请建筑师设计的。老杨家房子的地址，几乎和“上海电影公司”门对门，估计在民国时也得二三十条大黄鱼（金条）当“顶费”，再每月用大洋付租金，才能住进去。

杨老先生是殷实的生意人，杨老太太年轻时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个个精乖伶俐。1948年，杨先生带着二儿子、三儿子和女儿杨莎莎搬去香港，留下太太和14岁的大伟看家。解放后，杨太太被批准去香港和丈夫团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大伟没有跟着母亲一起去。偌大个杨家，在上海就剩了大伟一个人。

在香港的父母没有忘记大儿子，给他长年累月地寄钱寄物。从1948年到1980年，大伟住在老宅里，成家生子，膝下有了一儿一女。一家人时而被街邻羡慕着“有海外关系”，衣食无忧，时而被街邻怀疑着“关系复杂，要注意动态”。

1970年代中期，在香港的杨家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迁徙，这次的目的地是加拿大温哥华。杨莎莎在美国念完书后直接申请加拿大移民，获批了；杨家二儿子、三儿子从香港申请移民，也获批了；杨老先生和太太，也在1974年登陆加拿大。

到了1978年，他们向加拿大政府为上海的大伟一家提出申请，2年后，老杨一家终于齐齐整整团聚在温哥华。

历史的利刃划过，杨家的兄弟姐妹有了不同。在香港长大的3个孩子，说起英语和中文一样顺溜，广东话和上海话也流利到飞起，他们成功克服了文化障碍，在两种文化之间如鱼得水，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获得了Order of Canada（加拿大勋章，是加拿大授予杰出成就的公民的奖章，到2009年，全加拿大一共只有5837人获得这一荣誉）。而从上海来的大伟和他的孩子，却不敢说一句“我英语好”。北美对他们来说，是个崭新的世界，样样东西都是没见过的、没用过的。许是补偿心理作祟，杨老先生和太太资助大伟一家租了一个公寓，选择了与大儿子一家同住。

1988年，杨老先生通知杨莎莎说：“我和你姆妈在素里（温哥华大区的一个城市）买的农场，产权上就写我们和大伟3个人的名字，我们是joint tenancy。”

joint tenancy这个词，不少人第一次听到后是茫然的：“房客（tenant），又连在一起（joint）是个啥事体？”

但对有法律常识的人来说，这个词的意味就丰富了——它和中国的“共同共有”不是一回事，用俗话解释，就是“死在后面的得到全部”，通常只有互相之间最信任的人，彼此才会选择这种产权模式。一位常年办房屋产权过户的西人律师，悄悄在博客上总结：“原配夫妻买房子多选择joint tenancy（一方死后另一方会得到全部产权），二婚夫妻才会选common tenancy（相当于中国法律的‘按份共有’，出多少钱就占多少份额，一方去世前，可以立遗嘱把自己的份额传给指定的人）。”

杨老先生和太太全款买下的这个农场占地9亩，上面还有间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尽管大伟并没有出钱，但据说是他给父母说：“在这边家人买房，都是用的joint tenancy。”老两口接受了大儿子的主张，也就对其余的子女说：“等我们死了，农场是大伟一个人的，这不是我们的遗产，是我们现在的分配。谁也别说了，说也没用。”

之后，杨老先生让大儿子收房租、打理农场。他让大伟去素里政府申请“rezoning（重新规划）”这块地，要将它从农业用地转化为住宅用地，还要来个“subdividing（重新分割）”，建10栋房子在上面——如果这个想法能够成真，那，农场的价格肯定一飞冲天。

大伟手上拿着父母的授权书——这农场，只要不卖掉、不抵押，做什么都行。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或许并不如意，但至少父母的爱，是他坚实的安全感。

可惜天不遂人愿，“rezoning”一直申请一直拖着没有成功，这个农场耕地闲置，只有老房子可以出租，每个月才能收400块租金。

从1990年到1997年，大伟和父母总在为农场闹小矛盾。用杨家其余孩子的话说，“大伟总在向父母要更多的钱！”

大伟一直债务缠身，据他自己说，农场要交地税，要做各种修缮，房租的进账远远不够的，自己要往里面贴钱。一缺钱了，拮据的大伟就掌心向上找父母要。次数多了，杨老夫妇大概也给得不够痛快，两代人面和心不和地拖了几年后，矛盾变成了法律行动。

1997年的一天深夜，杨老先生的传真机里咔咔咔吐出一张纸。杨老先生拿起来一看，是大伟的儿子、自己的孙子杨爱华发过来的传真，满篇都是没上没下的话，并且讨要1万刀。杨老夫妇气了半宿，决定不理会，就当没看见这张混账传真。

又过了几天，杨老先生收到司法送达的诉状，一看，竟是自家的孙子跑到小额法庭去起诉了自己，要求老两口给1万加元保安费。杨老先生好险一口气没转过来。

按照杨爱华的说法，农场的房客走了，新房客还没有招到，所以农场里常有陌生人闯入。为了保卫农场，他每天都要去巡逻。他说，祖父母和父亲都口头同意给他支付14块/小时的“保安费”，从1996年房客退租开始算，到1997年再招到新房客止，“保安费”一共产生了2.8万刀，鉴于自己的父亲已经付了1.8万刀，祖父母也必须把1万刀拿出来——之前发给祖父的传真，就是“证据”。

小额法庭的法官Tweedale看到这案子也是无语了。他很快做出判决：“驳回起诉。我没法相信，农场的老房子估价才值4千刀，倒要花2.8万刀去巡逻保卫它！这诉讼只是表象，背后是大伟和父母之间深深的鸿沟。”

法官对杨老先生说：“我看到了你孙子发的传真，满篇是谩骂和羞辱。我很为你难过——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你是族长，你要去原谅，去努力修复这家庭的裂痕。”

不知道法官的建议杨老先生是否听进去了，但接下来他的“和解”做得很是决绝——老两口先去改掉了农场joint tenancy产权，改成了每人1/3比例的common tenancy产权。这样，他们若去世了，还有2/3的农场会成为遗产，不会自动成为大伟一个人的财产了。

这一招像是精明的上海人做派，先收回手中的牌，再重新打出去。老先生给大儿子一个能拿到全部农场的条件：“我愿意把我和你妈妈在农场的产权份额都给你，只要你和你的家人再也不要来打扰我们了。”

但大伟不接受这个条件，和解失败了。

3

1999年，杨老先生给已经去美国定居的三儿子写了一封授权书，委托其代表二老行使农场的权利，大伟手上的旧授权书作废了。老三收到父亲的信后，考虑到兄弟之间也许并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便给大哥写了一封信——毕竟，“信件”是有证据效力的。

信中写道：“大哥，爸爸妈妈已经把他们的财产份额委托给了我。你收了所有农场的租金，所以你得付农场所有的账单。但是农场的利益归根结底也是你的，从现在（1999年）开始算15年，如果你和我们家再不起法律纠纷，爸爸妈妈的份额都转给你。如果你们家再找我们打官司，那，爹爹妈妈的份额就不送给你了。”

这封信起到的只有反作用，大伟一家第二年又采取“法律行动”了。杨爱华给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McLachlin（一位著名的法官，加拿大法律界人士听到她的名字几乎都要致敬的）写信，“揭发”前一年小额法庭法官的审判不公：“我的叔叔在出庭作证的时候，佩戴着加拿大勋章，这是公平的审判吗？”（他的意思是叔叔利用威望和社会地位影响了法官的判断）

那一年，两个老人都90岁了，收到上诉状，郁闷得要去住医院了。老派人最讲体面，最怕“官非”，可只要大儿子一家甩出一张诉状，他们就被这张纸从屋子里赶出来满街跑。他们得花钱请律师，得准备证据，得自己出庭，如果继续坐在家里稳如泰山，谁知道缺席判决会是什么结果？如果被孙子告赢了，被人戳脊梁说一声“杨老先生骗孙子给自己白打工”，以后还见不见人？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老太太第一次进了律所立下遗嘱。

2001年，老杨家在上海的老宅被推倒了，91岁的杨老先生也撒手人寰。人虽去了，家族的裂痕还在，官司还得照打。

2004年，大伟父子俩发起了一场新官司，这一次，是在小额法庭状告杨莎莎的丈夫。杨爱华在诉状中称：“姑父半夜深更到我们农场来倾倒垃圾，应该赔款。”

在加拿大，“乱倒垃圾”是一件严重到可以上升到人品的事。加拿大政府对居民的垃圾分类要求很严，大件物品一年只收一次，其他时间想扔，要花钱请人来收走。所以会有不愿意花钱也不愿意等的懒人，会开着大卡车趁着月黑风高，把旧床垫旧家具往农场的荒地上一倒（谁叫加拿大没有摄像头）。好多农场主见到垃圾堆成山，也只能骂骂咧咧自己花钱请人处理掉。

杨莎莎的丈夫看到诉状直喊冤：“我起码有10年没有去过这农场，而且我和这父子两个几乎没有说过话！”

小额法庭的法官们有了几年前被“揭发”的经验，这次学聪明了，不接招，拖着，都不审这个案子。见这个诉讼被搁置，大伟父子就再发起一个。

2005年，爷俩再次起诉，这次更有创意，告杨莎莎丈夫的答辩状造成大伟的精神伤害：“妹夫的答辩状，深深地伤害了我的心，我睡不着，抑郁，没法集中注意力。我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次起诉被小额法庭干脆利落地驳回了——如果这都能上诉，那小额法庭的法官工作就没法干了，万一被告答辩状里哪句话说重了惹得原告抑郁了，还能再惹来一个侵权官司？

官司输了后，大伟又开始找母亲沟通——杨老先生已经去世了，2/3农场的产权在杨老太太手上。大伟提出：“我可以把我的1/3农场卖给你，作价30万，这个农场需要修缮，你们一直都没有付你们那份地税，没有付你们那份维修费给我。你们改变了joint tenancy的产权，我也没法借到更多的钱来修缮农场了。”

看到这封信，九旬的杨老太太也给儿子来了个不吭声，装聋作哑。于是，大伟又把自己这1/3的产权从30万喊到45万。杨老太太态度依旧，大儿子寄卡片不回，写信说没看到，大伟提出要来看她，“算了别来了”。她就像一个太极高手，把矛盾粘住，一个云手往后一推，推到了过世之后。

4

杨老太太去世后，大伟请求推翻遗嘱，他气势足足，理由却让法官哭笑不得：母亲的遗嘱是在杨莎莎的不当影响下立的，母亲立遗嘱时已经90岁，就凭这条，就说明她的头脑是糊涂的；母亲立遗嘱时处理了不属于她的财产，她忘记了素里的农场本来就是我的，她忘记了上海的房子从来就不是她的。

大伟还提出：“不能让杨莎莎当遗嘱执行人，她根本不诚实。她阻止我向母亲告别，阻止我探望母亲，她隔绝我们母子关系。她提交的财产清单漏掉了母亲的珠宝首饰、金条、保险箱和银行账户，她过度影响母亲，就是想私吞财产。母亲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遗嘱执行人该我当。”

在加拿大，死者若指定了遗产管理人，那么十个案子里也碰不到一个另外有人要“争”这个角色的。只有遗产管理人不称职、中饱私囊，那别的继承人才能到法庭申请要求换人。这种事一旦发生，被换掉的那个遗产管理人会瞬间成为众矢之的，在温哥华这种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新闻的地区，这事够免费上十次头条的。

私藏财产，排斥亲哥，蒙蔽亲妈——大伟的控诉，像板砖一样拍在杨莎莎的脸上，让她有口难辩。她不能对哥哥说：“不是我要阻止你见姆妈，是姆妈自己不要见你。”也不能说：“姆妈把我加联名账户了，那些钱就是姆妈本来要给我的。”因为法官不关心母子关系和兄妹关系是怎么破裂的，也不关心杨老太太为什么把女儿加进联名账户，这些都是杨老太太的自由——法官关注的只有一点：是不是杨莎莎“不当影响”了杨老太太的遗嘱？杨老太太的遗嘱是不是可疑？

既然大伟控诉妹妹在母亲立遗嘱时有undue influence（不当影响）和母亲立遗嘱的环境可疑（suspicious circumstances），当时立遗嘱的律师就必须站出来作证。如果大伟胜诉，律师的声誉还必定受损——如果律所“环境可疑”，那以后还有谁敢再来立遗嘱？

当年立遗嘱的两名华裔律师都是从业多年的老手，她们回去翻档案，查自己的备忘录，然后作证：“杨女士虽然是长者，但是她的神志清楚。她知道她的决定，并且给出了理由。她手书了自己的意见，我用她的母语读了她的遗嘱给她，她在我和我助手的见证下签订了遗嘱。”

杨莎莎自己也出庭作证，她英语流利，条理清晰，阐述了自己完全没有对母亲立遗嘱的事给过任何意见。

杨老太太的医生也出庭作证：杨老太太神志完全清晰。

他们讲完，审理程序的法官便有了判断。但大伟仍旧坚称当时母亲的头脑是糊涂的：“她忘记了，素里的农场，本来就是我的。”他找人给自己做了个证言，也提供给了法庭——这份证言仍然是他亲自书写，语法一言难尽，法官拿着越看越昏。

大伟称：1988年，杨氏信托基金会向大伟提供了18万的贷款，这笔巨款打进了他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账户，用于购买农场。父母当时对他说：“如果你能够自己把这18万贷款还清，那么我们名下2/3的产权就可以‘1块钱’过户给你。”大伟并没有能够还基金会这笔钱，但是他觉得，父母是有意把素里农场的产权过户给自己的，他们之所以当年把名字写在产权上，只是为了让杨氏信托基金会看着放心。

法官问：“这个杨氏信托基金会与你签过合同吗？”

大伟拿出合同，这份合同简陋到不像个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日期，没有约定还款方式，没有利息，只有大伟一个人的签名。

法官问：“还有更多关于这个基金会的信息吗？”

“我曾经和女儿杨薇一起去香港探寻这个基金会，但是没有找到。”

这个说辞让法官没法相信——难道当年会有个像天使一样的基金会，直接打了这笔钱给大伟，钱收不收回、啥时候收回全不关心，也不要求抵押，甚至都不留名的？

法官便问：那后来你父母把素里农场的产权变成了common tenancy是怎么回事？

大伟强烈抗议：“这事这就是房管局（land title office）错了！房管局怎么可以在没有我同意的情况下变更产权？他们犯了大错，他们还不纠正！”

旁听的群众都被噎住了。法律人士都知道，房管局的网站上，明确写着3种终结joint tenancy产权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一位或者多位业主把自己名下的利益转让给他人”——这也是杨老先生当年选择的方式；还有一种是“每一个业主同意把产权方式转换为common tenant”——这是大伟认为的“唯一”的正确方式。

虽然法官觉得大伟简直是信口开河，但大伟账户上当年收到的18万加元巨款是千真万确的。他那时没有能力自己给自己打这笔钱——我的一位邻居，1988年从北京到UBC读研究生，下了飞机时钱包只有200加元，而他说，“我当时是我们那届留学生中的巨富”。

律师们只能猜，这巨款或许是杨老先生的手笔——他想要给这个常年不在身边的儿子一份礼物作为补偿，又怕这礼物宠坏了他，于是老两口杜撰出一个“杨氏基金会”，让他收到这笔钱，可以挺胸抬头地“买”下1/3的农场，也能鼓励他自己慢慢还钱，再从父母手上“买回”剩下的2/3农场。

5

大伟坚持母亲立遗嘱时脑子糊涂的另外一条理由是：“她的遗嘱处理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啊，例如，上海的房子。”

法官问：“上海的房子怎么就不属于她了？你得举证，得去请个律师，或者至少请个翻译。”

“这房子我没拿，不但没有拿，我一个人还为这房子付了20年的租金，爹爹姆妈还该还我钱。”大伟生气地说，“这房子是爹爹姆妈当年租的，后来被没收了！”

按照他的说法，上海的老宅是1944年杨老先生从某某太太手上“租”的，一直是杨老先生付的租金。1948年杨老先生去了香港，上海解放后，政府便没收了私产，“我姆妈继续向政府付租金，直到她也去了香港。后来我把租金直接交给政府，一直到2001年房子被拆迁为止。我曾经和我的女儿于2001年、2002年、2003年回国去要求赔偿，但是一直没有结果。每次回国的所有花费都是我自己出的。我给姆妈为这事专门写过信，她没有回复！”

对于这段过往，大伟唯一拿得出手的证据，就是一张给上海房管局交租金的收据。审案子的法官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杨家老两口会把“租”来的房子当成自己买的房子对待，也无法理解为啥儿子敢把自家的房子说成是租来的房子——加拿大的法庭，实在没有能力去调查上海的一栋房子的产权性质。

或许从这段历史中过来的中国人读来，也是疑窦丛生：杨家的洋房，是否也由“房管部门整修”，是否也曾分户租给了他人？如果是，为什么大伟说，他继续向政府付租金，从母亲去香港后一直到2001年？1980年大伟全家已经移民加拿大，这房子他们没住，还需要付租金吗？谁住在里面？如果不是，难道房管部门任凭大伟这个小家庭独占这房子？

带着这些疑点，我曾查了不少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猜测杨家的房子，大概率是“顶”来的——其中一段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里说：“在解放前的上海，国民党政府保护租客利益，租赁，相当于是房客一方获得了永久的排他的居住权。在抗战胜利后，大量涌入上海的富人不能轻易地租到房子，他们得付一笔‘顶费’，这是房屋居住权的让渡费。只有付清顶费之后，双方才可以办理房屋的租赁手续，立一道租约或租折，言明租金若干元按月或按年付给。顶费的数字几乎与买房价值相当，甚至超过。”

所以，杨家两代人的死结可能是这样打下的：在杨老夫妇看来，自家花钱“顶”下来的房子，就是自己的，至于后来国家是否给海外华侨落实了政策，这事也只有大伟知道，否则他后来为什么回国几次花了好几个月去处理这事？

大伟对父母的另一口怨气，还有老宅里的宝贝。杨老太太说过：“我们离开的时候，老宅里的油画和传家宝都没有带走，是大伟卖掉了，把钱自己花了。”而大伟一直坚持称“这是政府1966年没收的”——但是他并没有任何证据。

大伟的官司，没有能够排上“出庭”，2009年，在出庭前的审理阶段，就被程序部分的法官给“枪毙”了。法官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大伟的说法，我认为他是不可信的，不诚实的。”

法官说：要申请搁置遗嘱，就得提出证据，证明这个遗嘱的无效，并且要主张自己对遗产的权益。大伟从头到尾没有说自己对遗产的份额的要求，也拿不出母亲遗嘱无效的证据。此处法官引用条文是“frivolous or vexatious（疯狂并无理取闹的起诉）”，他写道：大伟的诉讼动机是应该被谴责的，遗嘱的执行人被拖进了完全没有必要的诉讼，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大伟必须支付本案的special costs（特别费用）给杨莎莎。

这special costs是加拿大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严重的惩罚——如果法官觉得有人没事找事，故意来法院给对方当事人添堵的，那就把special costs判给他。

大伟要打官司，杨莎莎必须请律师奉陪到底，这个案子光解决程序问题已经开了30个半天的庭，所以special costs就是15万。

大伟拍出去的板砖，全部落回了自己的头上。15万刀的诉讼费，几乎价值他1/3农场产权的一半了。

所以，他要上诉——这必须上诉啊！他直奔律师事务所，这次，他要找律师了。

6

在卑诗省，法院并不是两审终审的。BC Supreme court（卑诗省最高法庭）之所以supreme（至高无上），就因为在庭审方面它是最高级别。当事人可以上诉，但是上诉法院先要审理你的上诉状，掂量一下受理不受理。相当多的案子，是压根不受理的。

所以，当大伟的上诉被上诉法院受理了时，大家几乎震惊了。大伟的上诉理由很简单：“你凭什么没有开庭就否认我？你是chamber judge（程序法官），不是trial judge（庭审法官），你就没有资格否定我。”

上诉法院的法官虽然也觉得“上海房子是租的不是买的”是个谜，但他参考了之前的先例，给了大伟一个大翻案。2014年，上诉法院判决，一审法官在程序阶段不该决定该由庭审阶段解决的事情。大伟是不是有信用、是不是诚实，都该给他质证、审理的权利。法官充满同理心地写道：

“大伟和母亲不通音讯，所以确实在举证母亲被胁迫上有天然的缺陷，但这是开庭时要解决的问题。”

“大伟的英语确实谈不上优雅，他的诉状是言不达意的。但是法官应当用最大的宽容来看待他，给他补充事实、修正表达的机会。大伟确实没有提出自己对遗产有什么权利，但是合理的推论是，如果遗嘱被认定无效，他作为法定继承人，有天然的权利。所以，我判决，大伟有权获得上诉的费用。”

这个结果一出，给诉讼费的人又变成了杨莎莎。这场翻转，重新把杨家兄妹拉回了诉讼。

但发回重审之后，事情并没有变化：

上海的房子弄得清楚到底是租的还是买的吗？弄不清楚。

素里的农场，明明白白就是杨老先生和杨老太太2/3的产权，大伟说他是借钱买的农场，那借的钱也没还啊。

法官只好避重就轻了：“关键是杨老太太是否在‘不当影响’下订立了遗嘱，而不是上海的房子是不是杨家的财产……上海房子是不是杨家的财产，与证明杨太太的遗嘱是否有效无关。两位执业多年的律师、公证人撰写了遗嘱，并见证了它，我们没有道理质疑这一遗嘱。一审法官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大伟对遗嘱的质疑失败，杨莎莎有权执行遗嘱。”

15万的诉讼费，再经过这两审，估计滚雪球得到30万了。最后法官判决：杨莎莎有权用老太太的遗产支付。

所以，杨老太太本来就不多的遗产，被官司消掉一小半。

这个遗产案在2014年终于尘埃落定时，1934年出生的大伟，已是80岁的老人。杨家兄妹中最小的妹妹杨莎莎，也年过七旬。

这世界最深的隔阂，不是恶言相向，而是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的血，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永不来往。

尾声

在杨家兄妹打官司的7年，谁也没空理会素里的农场。

但这块地创造了奇迹——在2017年12月，它卖出了400万加元的高价。温哥华房产的卖价如果比政府评估价高个十万八万，房产经纪都会把这消息传播几条街，要是高出50%的话，那简直是房产经纪职业生涯的奇迹——而杨家的农场，卖价比政府评估价高了300%。

有可能，当年杨老先生眼光如鹰隼，他梦想的“在农场土地上建十套房”的规划终于被当局采纳了，这块农场终于吃到了城市扩张的红利。

只是，再智慧的商人，也看不穿历史的迷雾。但愿为官司牵扯得筋疲力尽的杨家兄妹，得到了这笔在天上的父母留下的馈赠。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3000元的稿酬。
投稿文章需保证内容及全部内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关系、事件经过、细节发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实性，保证作品不存在任何虚构内容。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题图： Frederico Lop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