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精
精
蔡寞琰
是星
姚乾竖
乂叶
岚松
1
2年前，我吃过一次豆豉擂辣椒。
那时父亲在工地做事，不幸意外身亡，祖父和亲戚们带着我赶去事发地处理后事。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母亲在宾馆哭天抢地，茶饭不思，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她和父亲的感情有多好。祖父晕倒过一次，打完针立马恢复如常，带着我该吃吃该喝喝，仿佛死的不是自己的儿子。
大人们手忙脚乱，跑医院，去殡仪馆，与工地老板交涉。在此期间没有人意识到，对于小孩来说，饿肚子才是天大的事。大家哭的哭闹的闹，我一直不敢吭声，实在忍不住了，才哭着去找祖父。
祖父嘶哑着喉咙说：“是啊，我也得吃饭，不然以后满崽该怎么办啊？”那时宾馆厨师已经下班了，冰箱放在木盒里，外面上了锁，灶台上只剩下几个辣椒和一点豆豉。
我失望地噘嘴，祖父却笑了，“爷爷给你变个戏法，不用锅，很快就能做出美味佳肴。”祖父故意吧唧了一下嘴，将辣椒去蒂，洗净，放煤炉上用小火烤。辣椒皮变白，用筷子夹起，去皮，放入擂钵，大蒜用刀把拍碎，然后加入芝麻，撒盐，滴少许香油、白醋，在擂钵中慢慢研磨。辣椒含有水分，不用加水，便可直接吃。
为了吊我胃口，祖父特意举起沾有辣椒的棒槌，“底下藏的这一片才是最好吃的。”说得我几次咽口水，“爷爷告诉你，吃这道菜最有味的在于饭。”说着他洗了手，用手直接在锅里捏了一个饭团，“你试一下，站着一手拿饭团，一手夹擂辣椒。”
平日里，祖父从不准我站着吃饭，何况用手抓。我觉得好新鲜。
那天，祖父一会笑一会哭，“满崽，以后你要学会用有限的条件，让自己有力气站着。”我当时听不明白，后来祖父一再谈及，“要记住，你再不是家里的小少爷了。首先得活下去，才能体味生活里的各种滋味，万一以后要讨米了，就得嘴巴甜。”
说起来，父亲的一部分抚恤金也算是我讨回来的。
那天，就在我用饭团沾擂辣椒吃时，工地大老板突然过来，给了我一个20元的红包。母亲眼疾手快，一把抢过去，说替我收着。祖父赶忙让我在大老板面前念乘法口诀、背古诗，他老泪纵横，“大老板，我孙儿聪明，不管什么一教就会，你再多给点。”
在祖父的悉心教导下，我4岁就会背诗、能做简单的数学题，知道很多同龄小孩没听过的故事，5岁半就直接读一年级。见祖父哭，我慌乱地背道：“一一得一，一二得二……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先乘除后加减，括号依次小中大……”背到最后我不会了，跟着祖父一起哭。
大老板又掏出50元：“孩子别念了，别念了，我拖欠谁也不拖你父亲的骨灰钱。”
几天后，3万块赔偿金到位。因母亲读书少，钱暂且由祖父保管。祖父将一塑料袋子钱捧在心口，身子打颤，鼻涕四流，“我的崽，我带你回家了。稚子尚幼，爸爸还有把老骨头在，现在挑起你的担子，你一定要保佑我和满崽熬过难关。”
据说，父亲在出门打工前不止一次说过，他要给我盖一座房子，要赚够供我读书的钱。加上父亲之前的存款，祖父手头差不多有4万元现金，“供两个小孩（我和妹妹）上学应该没问题，满崽只管读书，不用考虑吃穿。”这是祖父经历丧子之痛后，唯一的希冀。
2
我的祖父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到大，生活都由佣人打理。婚后不论工资还是其他收入，都毫不在乎，是个甩手掌柜。虽然祖父对钱没有概念，其他人却很是算计，在90年代初的农村，很多家庭还吃不饱饭，衣服上打着补丁，4万块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因此，即便父亲已下葬，还是有很多人来我家——
有亲戚旁敲侧击，“听说赔了不少钱，总比病死的好，现在你家是村里现金最多的人。”
还有人毫不遮掩，“孩子他爸出事这段时间，我可没少操心，扫地、喂猪，都是我在做，抽一张我就满意了。”
同去省城的人则更理直气壮，“那么厚一沓钱，不说见者有份，多少分一点辛苦费还是有必要的。”
我的小姑甚至跪在神龛下哭，“二哥用命换的钱，总得顾兄妹之情。”
至于母亲，非但不出去找事做，反而在父亲下葬后，装扮得愈发时髦起来，她烫头、穿高跟鞋，成日不着家，一回来便三天两头编各种理由找祖父要钱。后来她干脆撕破脸，当着祖父的面打我：“我忍你们很久了，别人都说我是继承人，拿自己的钱天经地义。”
祖父不给，让她替一双儿女想想。母亲就更来气了，说话夹枪带棒，甚至威胁祖父：“我一脚跨出去，两双眼睛就丢给你了。”
祖父说：“可以，那是你的自由。”
母亲又接连呛声：“凭什么？这是我家。我一个女人，自从嫁到你们家，得到了什么？”
祖父是一个不喜争执的人，那时候他常说：“我差一点就把钱丢给你妈，不管了。可是我不管，谁管呢？都是一些各怀鬼胎的人，钱物一旦遭人惦记，只怕我一个人守不了多久。”
那两年，我亲眼看着祖父干瘪下去。
因祖父以前做过军官，当过县长，腰杆子笔直，刚毅中又透着温文尔雅，是镇里出了名的美男子，即便老了，精气神还在。可自从父亲去世后，祖父白天照样处理各种事务，去学校教书，看不出任何异样。只有我知道，他经常半夜起来坐在地上哭，“我的崽，这担子我可怎么挑……”
以前很少生病的祖父，各种毛病一下都出来了——心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家里多了很多药瓶子。我经常大半夜去敲郎中的门，郎中每回都劝他不要操心。
从不计较钱的祖父，也开始把存折藏在枕头下，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存折是否还在。而给我建房，在祖父看来，实属无奈之举，“是下策，你妈不安心，对这笔钱志在必得，不如在她行动前，给你盖个遮风挡雨的地儿，以免到时候被败光了，啥都不剩。”
拿父亲的钱给儿子盖房，方便我以后娶媳妇传宗接代，母亲不敢反对。舅舅是工程师，比较明事理，不但支持，还提出愿与祖父勠力同心。舅舅同祖父协商一致，钱由祖父替我管着，舅舅负责房屋的搭建，包括买材料、请人工，完工后结算。
盖房时，村里人都羡慕我命好，房子建两层，预算1万5，还能剩不少，当时工价一个人一天不到10块钱。到时候我不但有房，还是有钱人，“他就是吃肉的命”。
似乎家里的麻烦与恩怨都与我无关，我只要安心成长，努力学习就行。房子一天一个样，我每天无忧无虑。只是，房子还没盖完，一天，我却忽然好像把全世界都给得罪了。
3
那天晚上，我正在祖父的办公室里做作业，有人来门口喊：“你爷爷把你舅舅杀了！”我赶忙冲下楼。
地上流着一滩血，舅舅躺在舅妈怀里，旁边还有两伙人在对峙，手里都操着家伙——母亲和工人围住祖父，说他今天得死在现场；另一拨人是我的族人，说陈家人（母亲姓陈）欺人太甚，居然打上门来，对一个60多岁的老头动手，“雷公都不打吃饭人”。
我挤进去拉母亲的手，让她有话好好说，她转身就是一耳光，扇得我摇摇晃晃跌倒在地，刚挣扎着爬起来，又补上几脚，“蔡家的人做得出，就不要怪我歹毒。我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臭肉，喊撕了就撕了，想剁碎就剁碎，这家人太没有良心了，留着干嘛？”
因母亲的这句话，矛盾再一次升级，双方由对峙转为斗殴，我在一旁吓得大哭。家里一位长辈过来戳着我的额头骂，“你还有脸哭，你妈那边的人要弄死你爷爷。”
若非舅妈明事理，恐怕不死几个人，双方不会罢休。舅妈见我被两边的人轮番呵斥，脱掉外套，将舅舅轻放在地上，举起血淋淋的手朝人群喊，“你们别打了，别再伤着孩子，关小孩什么事。拖拉机来了，我们得先去医院。”
祖父也赶忙阻止族人停止斗殴，“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后来祖父对我说，“那晚你舅妈的话令我感到惭愧。”
母亲这边的人也消停了，看守舅舅，帮忙摁住伤口，准备被褥以及生活用品。
舅舅被送去医院后，警察来了，祖父被带走调查。祖父曾给我定下规矩，得做完作业才能吃饭，等人都散得差不多了，我又回去写作业，等写完走进厨房，才发现锅碗瓢盆都烂了，地上到处都是菜叶汤汁。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感到饿，饥肠辘辘地面对着那片狼藉，除了哭，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自然没有人在意我的哭声，除了家里一个疯了的伯母，她捡起地上的剩菜喂我，“乖，还能吃。”
后来我才弄清了那场冲突的起因。
舅舅请的工人突然提出要先支钱，祖父认为应该按照当初的约定，等完工了再全部结清，“外面工地一般也是这样的规矩。”而人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舅舅想了一圈后，对祖父失去了信任，“他就想吞掉那笔钱。”
对那笔钱，祖父坦荡承认，“我就是要攥紧，房子没建好就急着分钱，原形毕露。”
舅舅当年不过三十出头，年轻气盛，觉得祖父在羞辱他，一把抓住祖父的右手，“今天你不给也得给，工钱一分不少给我结清。”正在吃饭的祖父受不住舅舅的力道，手腕受了伤。祖父让舅舅松手，舅舅不肯，祖父一气之下将左手中的饭碗砸向舅舅，导致舅舅眼角上方缝了10来针，鉴定为轻伤，祖父涉嫌故意伤害。
第二天，县教育局以学校缺老师为由，替祖父做担保，办理了取保候审。祖父刚回到家，还来不及歇息，就问我昨晚有没有吃饭。得知我只捏了个饭团，就着地上的剩菜吃了几口时，他借来锅碗瓢盆，杀了一只鸡。待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便说要教我做菜。仿佛是急着要告诉我怎么活下去，“我的刑期该是一年左右，仓里有谷子，能吃到我出来。我现在教你做擂辣椒，没有辣椒就自己种。”
“擂钵是这道菜的魂，辣椒不能烤焦了，能蜕皮就行，屋后的那株花椒树供养了我们很多年，你随时可以去摘，丢到擂钵里调味。以后你想捏饭团就捏，吧唧嘴爷爷也不讲你，只要能把自己喂饱就行。”
我听得津津有味，原来菜也是有“魂”的。往常我和祖父生活，要遵守很多繁文缛节，骄傲了大半辈子的祖父，似乎终于有烟火气了。
4
祖父故意伤害一案开庭的前一晚，他还在教导我与法庭有关的知识。
还记得当年村里电压不稳，白炽灯里只有一丝弱光，祖父给马灯添满了油，拧到最亮，画了一张法庭的平面图，“原告是告状的人，被告自然就是被告的人。”
我很快懂了，“好比同学抢我卷笔刀。我向老师告状，那我是原告，同学是被告，老师是法官。”祖父夸我伶俐，我心里窃喜，“那原告是好人，被告就是坏人。”
祖父沉默了一根烟的功夫，最后手指落在纸上被告的位置，“明天爷爷是被告，你舅你妈，还有你，是原告。”我挠了挠头，没听懂，又好像觉得自己哪里错了。
祖父要出两次庭，一次是涉嫌故意伤害，另一次母亲是以分割遗产为由将祖父告了。
第二天清早，祖父亲眼看着我做了一份擂辣椒。我笨手笨脚，放多了盐，祖父却不嫌弃，大口扒饭，“吃得咸，霸得蛮。只要你有一股不怕的劲，眨巴眼就大了。”
我们是坐拖拉机去的镇上，后面跟着一辆挎斗摩托，右边挎斗上蹲了一条大狼狗，吐出长舌头。开车的陈胖子我认识，是派出所的，村里有人打架，都是他来抓人。
到了镇政府门口，两个未穿制服的警察过来给祖父上手铐，见祖父的手腕上还贴着膏药，我扑了过去。陈胖子牵的那条大狼狗在汪汪叫，我比它叫得更凶，咬警察的手，大喊，“爷爷不是坏人，他是老师。两个傻子，要铐就铐我，我把女同学的马尾给剪了，把老师的梳子划烂了，还在墙角尿过尿，偷过荻华婶的桃子……”
见我又咬又踢，陈胖子松了口，“算了吧，这孩子性子烈。我今早见识过，大门都不准我进。”祖父伸出双手看着陈胖子，“说了不要把孩子扯进来，你们不听。”
老镇政府和居民楼差不多，只是大一点，院子里杂乱无章，厕所臭烘烘的，还敞着门。法庭设在二楼，一间教室差不多大的房子，布局和祖父所画的差不多。
母亲和舅舅他们先一步到达法庭。见我和祖父来了，法官安排座次，祖父主动坐在被告席上，我跟上去，站祖父旁边。被告对面是原告，坐着母亲和妹妹，母亲狠狠地瞪我，在法庭大喊大叫，“这样最好，一边一个，那个崽我就没打算要过。”
法官让母亲肃静，说本案不涉及子女抚养权，由于条件有限，两个案子连着开庭。过了一会，法官走到被告席，拉着我去旁听席，“你不是被告，不要坐那里。”
我让祖父也下来，“爷爷也不是被告。”
坐在旁听席上的外公把我往一边推，“果然是他们蔡家的人，你想上去就上去，不要来我们姓陈的这边，喂不熟的白眼狼。”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杵在那里不由自主地喊：“爸爸，你在哪里，家里不像样了。”
外公还在骂骂咧咧，舅舅站了起来，眼角上方的疤像条正在爬的红色蜈蚣，我以为他也在针对我，哆嗦了一下，说：“我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我该死。”
舅舅说不是的，然后打断外公的说话，“你迁怒于外甥干嘛，他从小跟着爷爷，亲近很正常。”
外公仍不遗余力地嘲讽我，“外甥就是外姓，当然是有人教得好。”
我不想在旁听席“受审”，冲上被告席，将那块被告标识牌挪到身边，然后气鼓鼓地望着外公。有工作人员马上过来抱我，我紧紧抓住祖父的椅子。最后法官说：“算了，孩子想坐哪就让他坐哪吧，这场审判关乎他的人生，我无法让他缺席。”
5
那天，听了母亲在法庭上的陈述，我觉得自己就该坐在被告席，“我本不愿嫁到他们家的，父母做了主，不嫁就是不孝。后来想一走了之，却没想到怀了那个不争气的。”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不大识字的母亲还知道请律师，那人戴着厚厚的镜片，裤头上挂着一大串钥匙，说话手舞足蹈，动不动就指向我们，“被告属于侵占他人财产。”
祖父言辞恳切，“说我侵占财产是不对的，我退休后被教育局返聘，拿双份工资，吃喝足够，一个人养老完全没问题。原告若是一个负责的母亲，我何必劳心费力。”
母亲丝毫没有想到我，与祖父针锋相对，“既然你有钱，为啥还贪得无厌，小孩可以给你，钱你必须得吐出来。”其实祖父知道配偶以及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明知会输掉官司，却是想着能争取一点是一点，“我也有继承儿子遗产的权利。”
关于遗产纠纷一案，法庭当庭宣判，母亲作为父亲的配偶，以及我和妹妹的监护人，分走父亲遗产的大部分，祖父争取到了5000元的赡养费。拿到判决书，他抬头，“但愿我能多活几年。”
母亲骂道：“你个老不死的，还想长命百岁吗？”
中午休息时，我听见律师在角落反复对母亲说：“其他人怎么分我不管，我的那份钱这两天就要结清。”
母亲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是自然，该给的绝对一分不少。”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母亲大方的样子，往常赶集时，我想要吃个包子她都要骂人。
一周后，法院审理关于祖父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祖父很强势地回应，“我不认罪。我不怕坐牢，只是眼下不能坐牢。就算你们对我进行严刑逼供，我都要留一口气。”
法官说，“你拒不认罪，可能会从重处罚的。”祖父回答，“我不会委曲求全。”
此时，我举起右手，“报告法官，我有问题。万一爷爷被你们害得坐牢，我要来送饭的——擂辣椒，先把辣椒烤成半熟，然后放擂钵里面捣碎，加花椒，还有……”
法官让我把手放下，叹气，然后望向舅舅。又是舅妈站了起来，“我们原谅被告，只要他赔钱就行了。”祖父在我小声耳边说，“你现在过去谢谢舅妈，给她鞠躬。”
法官宣布择日宣判。回家后的第二天，祖父把钱取出来放桌上，对我说了很多话，“儿子的尸体没留住，钱到底还是散了出去。最苦是你，我老年丧子，却毕竟是老了，只是苍凉了些；你妈中年丧夫，全无悲伤；幼年丧父的你才是艰难的开始。”
“我求各路鬼神，保你在我走之前长大。”祖父颤巍巍地将5000块钱放我手上，“数一数，看有没有50张，爷爷只能替你管着这么一点了。我每个月再往里头添一点，你读书要钱，以后娶媳妇要钱，生儿育女要钱。等你结婚那天，我要大碗喝酒，亲手在族谱上加孙媳妇的名字，如果你愿意，把你小孩的名字也给取好。”
等到法院对祖父故意伤害一案作出了判决，祖父念给我听，碰到我不认识的字就注音，教我查字典，仿佛手里拿着的是一篇课文，“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就是说爷爷领了一年的刑罚，暂不执行，如果两年内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就不用去坐牢了。”
祖父不会被抓走了，我放心了。
6
我在父母两边的夹缝中艰难应付着，祖父亦然。为了我，他得罪了很多人，小姑经常回娘家跟祖父借钱、拿东西，生怕我把祖父掏空了，叔叔也将堂妹扔给祖父。
在族人眼里，我舅舅还是想把祖父往牢里送的，只是碍于祖父年纪大，才未得逞，大伯和叔叔对祖父需向舅舅支付赔偿金5000元非常不满。外公那边的人厌恶我，这边的人亦如是。他们都说，蔡家的男人都是方方正正的国字脸，就我是瓜子脸、尖下巴， 越长越像陈家人，和母亲一样，妖里妖气的，还说我迟早有一天会跟别人姓的。
有一次过年，母亲带着妹妹在外公家，我同祖父还有叔叔一家过年。新年伊始，祖父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是晚辈，该去你外公家拜年的，我给你备了人情礼品。”
叔叔强行从我手中抢走白酒和砂糖，冲祖父发脾气，“竟给仇人买东西，养这个小鬼糟蹋的粮食还不够？”
酒瓶碎裂的那一刻，我对叔叔说：“我是你哥哥的儿子。”
叔叔不吭声了，婶婶却变本加厉，“是又怎样，你就可以安心当大饭桶，每次吃三碗饭。换我是你，半碗都不好意思，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大脸，装了一碗又一碗。”
我喃喃道：“我之前的婶婶喝农药死了，她从来都是让我多吃一点，不尖酸刻薄。”后来，这位婶婶觉得我在欺负她，气哭了，叔叔想过来打我。祖父这才说话了：“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吃三碗饭也有罪了，我死了他该怎么办？没有活路。”
我跑下楼，看到碎玻璃散落一地，砂糖袋也破了，就捧着剩下的砂糖去给外公拜年。
到了那一边，我的处境就更糟糕了。本来在和表弟嘻嘻哈哈的外公，见我来了，嘴巴一歪，侧着脸望向一堵墙，抖着腿说：“这位外孙大爷还知道来啊，还带了包砂糖，我家是穷得连糖水都没得喝啊？”
我没哭，站在那里，将砂糖一把一把往嘴里塞，我是一个活得晦气的人，至少嘴里是甜的。
外公和一个姨妈在桌前轮番教训我，连低头不看他们都是错，被骂没出息，见不得世面，外公骂到情绪激动处，拍桌子瞪我，“你们家没一个好东西，烂地方养出一堆烂人。你舅舅为你盖房被打伤，你却喊那个老不死的爷爷，还和他坐一块。”
这辈子，我和外公之间，除开他骂我时，彼此交流不到50句话，以往我去他家，刚见面喊一句“外公”，他“嗯”一声；走的时候，我说，“我走了”，他还是“嗯”。外婆是一个软弱而可怜的人，从未骂过我，想疼我，却又不敢，还得假装附和他们。
我硬着头皮去外公家，只是因为舅舅虽然对我比较冷淡，却迄今为止，从未因与祖父的龃龉而指责过我，而舅妈偶尔还会端杯茶过来帮我解围，我至今都感谢他们。
7
也是从那时开始，明显感觉力不从心的祖父开始替我的未来做打算。
我8岁那年，有天祖父突然晕厥，自然苏醒后，过了很久才恢复意识。第二天，他就带我去了县里。祖父在外面是有人脉的，很多学生都身居要职，但过去祖父从未找过他们。其中有一位是分管教育的大领导，他在信中一直称祖父为“恩师”。
从不送礼的祖父，给学生提去一壶自己酿的梅子酒，到了车站又买了个果篮。开门的是领导的保姆，领导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抽烟，没有起身迎接。祖父不介意，叮嘱我脱鞋。保姆说没有小孩的拖鞋，祖父便让我直接穿着袜子走了进去。
祖父领着我进屋后，领导才起身让祖父落座，吩咐保姆泡茶。祖父握住他的手说，“我不坐了，还要赶回去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赶不上就得等明天了，还有课。”
领导跷着二郎腿，在烟雾缭绕中看着祖父说：“您一向不爱走动，有事说话就成。”
看着领导的样子，我心里发怵，几次想提醒他，再这样坐着待会就要挨骂了。祖父对我们后辈要求严格，吃饭时不准说话，不能跷二郎腿，见到长辈要起身迎接。
祖父非但没有生气，还弯着腰赔笑脸：“我想让这个孙子顶我的职，到时候您关照一下。当然他的成绩考师范是没问题的，就怕哪天我痴呆了，忘了这回事。”
领导这才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我不喜欢他，便没吭声。祖父坐立不安，朝我喊，“快谢谢叔叔，能让你早点吃上饭。” 领导才应允，“您本来就有一个名额的，不是问题，至于改大两岁的年龄，我往镇上打个电话，还得您亲自跑一趟。”
“顶职”即子女顶替就业制度，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祖父的职位本来由父亲顶替，但父亲违反了计划生育，以至于无法转正，祖父便申请由我顶替。
他算了算，如果是顶职的话，读完初中就能教小学，可以在学校继续读函授师范，再改一下年龄，我最快12岁就能独立谋生，即便他不在了，也不至于成野孩子，“这样你想吃三碗饭，就算吃三十碗饭，都不用看谁的脸色，自己早早去挣”。
看着祖父唯唯诺诺求人的样子，我难过极了。等我们刚走出门，领导说了几句客套话，直接就把门关了，而祖父还站在门口，对着一扇紧闭的门不停地挥手，笑容僵硬。
在车上，我哭了，对祖父说：“爷爷以后你再不要带我去求人了，好不好，太低下。”
祖父却生气了：“做个人，不容易。凭什么我就不能求人，他还不错，至少肯帮忙。”
回到村里，从不吹牛的祖父逢人就说，“我孙子是有工作的人，以后你们见谁家里有合适的姑娘，别忘了给他留意着。不要太花哨，两个人能安心过日子就行。”
如今想来，祖父还是有天真的地方，村里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父亲的抚恤金本就令一些人眼红，何况我才8岁，就定了以后能吃“国家粮”，自然成了他人的眼中钉。
因“顶职”制度确实有失公平，几年后，就被取消了。得知消息的那一刻，祖父更苍老了，“我给你铺的每一条路都断了，看来饭团擂辣椒你还得继续咽。”
我无所谓，因为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旁边的人对我态度好了很多，我反而很开心，安慰祖父，他曾经和我讲过，朱元璋偏爱朱允炆，把帝位传给他，然后叔叔朱棣造反，“总比我下落不明，或者跑去庙里当和尚好吧。”祖父反驳我，“也有成功的，康熙就是因有一个‘好圣孙'才传位给雍正的，朱元璋也是力不从心了。”
在我12岁那年，祖父终于将自己熬得油尽灯枯了。他是突然中风走的，在床上躺了20多天，口齿不清，最后几天，仍坚持每天吃力地问身边的人，“今天星期几了？”
听说是星期一，他自言自语：“今天星期一，我的孙儿还在上课。”
星期五，他偏过头去：“我孙儿今天放假了，放两天吧……”
我没有见到祖父最后一面。那天我在上学，进门那刻，四爷爷在门口大声喊，“你的孙儿散学回来了，他回来看爷爷了。你怎么能就这样撒手去了。你要保佑他，不能不管他呐——”
我想跪下去，却因大腿骨折装有钢板，跪不下去。母亲也回来了，像是深明大义，说这次得回来，“老头对孙子是真心好，这一点我敬他，作为儿媳，该回来哭。”
见我愣在那里，母亲拉我过去，“你不回来，都不敢盖棺，你过来摸摸爷爷的脸。”
祖父的脸我摸过很多次，总是温热的，这次冰冷的，我拉了拉他的寿衣，说，“你冷不冷，会不会冷，冷就和孙儿说啊，我在这里，我听你的话，什么都听。”
我靠在棺材边上，眼泪吧嗒吧嗒地掉，用爷爷思念父亲的话来说，就是“想起想起就好哭”。我一眼看过去，扭过头，继而又回头看了一眼。喊爷爷，没有人咳嗽着应答了。
尾声
我至今还记得，遗产纠纷案后，为了省钱，祖父开始戒烟。每次烟瘾犯了，他就吃根长条米花或者饼干。
分到钱的母亲自顾潇洒，常有追求者上门，媒婆也来得勤。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男人穿西装，系着红领带，油头粉面，满嘴跑火车，说几万块他不放在眼里。可转眼就跟母亲说，可以带着母亲一起发财。我拿起菜刀就要砍他，“你说你不在乎钱，我妈傻，我可不傻，砍死你不犯法。”男人没想到我会有如此举动，跑了。
在我10岁那年，母亲就带着妹妹改嫁了。那几年，母亲手里的那笔钱很少花在我和妹妹身上。我摔断腿，妹妹来探病，我差点没认出她来。而舅舅拿着那笔钱去承包了工程，由此发了家。
至于那位律师，我们缘分未尽。20年后，他涉嫌开设赌场罪，哄他妻子出面顶罪，接着转移财产、出轨、随后提出离婚。他妻子收到消息后，不想当替罪羊，检举了他的所有违法犯罪行为，并托人找外面的律师为自己辩护，我就是他妻子的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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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蔡寞琰
1
从小我就知道，我的姨丈杨彬是家族里的有钱人。
1988年，他进了邮电所，此后几年私下投资接连获利，赌运也佳，在市里有了3套房，其中两套公寓用来出租，一栋5层的自建楼房留着自住，楼前还并排停着3台车。既然姨丈会挣钱，姨妈也很快在单位办理了内退，在家当起了“阔太”，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日常就是逛街扫货。
那时，姨丈姨妈常开车回姥爷家吃饭，我爸在厨房里忙着杀鸡炸鱼，大腹便便的姨丈就坐在外面，滔滔不绝地跟他搭话：
“小山，你认得赵有良吗？就是那个刚成副市长的，前段时间刚找我吃饭。”
“我有个朋友辞职做卤鸭，现在光配方就卖10万……”
等我爸把菜烧好，大家忙着清点碗筷、端菜上桌时，坐在主位上的姨丈已经风卷残云地吃了起来。往往等姥爷坐下不久，姨丈就已经吃饱了，等众人举杯时，他已经提着公文包出了门。
随后，楼下传来频频的喇叭声。听到催促的信号，姨妈也只好赶紧吃几口，再腼腆地向大家解释：“杨彬等下还要谈生意，你们慢吃。”说完，就不顾大家的挽留，提包走人。
他们走后，大舅摆脸色：“每次回来都不干活，吃完就拍屁股走人，让一家人伺候，是天王老子吗？”
即便众多亲戚看不惯，姨丈家的生活仍是一路风光。但姨丈的人生也有缺憾，那就是没有孩子。
1993年，是姨妈婚后的第六年，仍旧没有怀孕。她着急了，拉着姨丈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姨丈的精子出了问题。姨丈措手不及，一边不许姨妈往外说，一边悄悄检查、治疗。两人访遍了附近有名的生殖医院、江湖郎中，都没有改善。
过了几年，家里人还是知道了这事，因为他们兴师动众要去北京协和医院就诊。可是，权威医院的检查结果依然显示：女方生育机能正常，男方的死精症毫无治疗余地。
这事就像一记闷棍，打碎了姨丈的自尊心。消息传开后，他们每次去姥爷家，大舅都教训他：
“早就让你别去这么多饭局，餐馆的廉价油都杀精得很。”
“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用，以后能给哪个？”
这些话让姨丈的脸色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但他没有还击，沉着脸频频调换电视频道。后来，他连姥爷家也不怎么去了。
我妈曾私下问我爸：“男人真觉得这事丢人？”
我爸说：“自己血脉都传不下去，那还不被人看衰？”
在这座小城里，姨丈家所在的小区号称“小九龙”。那些逼仄潮湿的巷子里，是密密麻麻的自建楼，邻里之间毫无秘密可言，“不孕不育”更是其中热门的八卦话题。
面对现实，想要孩子的姨妈失望透顶，外界的流言蜚语又让她烦躁，于是常骂姨丈“不是男人”。姨丈忍无可忍，反击道：“你们家人真是虚伪，以前讨好我，现在一个个看不起人。”
心烦意乱的姨丈开始流连赌场，把家当成旅馆。姨妈更不满了，逮着他回家的时候就摔东西、吵架，怪他没本事又好赌。一开始，姨丈还认栽似的任她打任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会回嘴：“搞不好生不出来的是你！检查也可能出错的！”
姨妈只觉得他嘴硬，毕竟白纸黑字的诊断结果是铁证，但没想到，姨丈是认真的。
2
2001年的一天，姨丈忽然匆匆回家，以办事为由要2万块钱。姨妈怕他又拿去赌，坚决不给，两人再度发生争执。这次，面对姨妈的羞辱，姨丈发出一声冷笑：“我不是男人？哼，明明生不了的就是你，人家都帮我生出来了哦。”
姨妈一愣，冲上去撕打，终于逼姨丈说出了实情。
几年前，姨丈在赌场认识了一个叫阿玉的女赌徒，她欠了姨丈不少钱，却还不起债。有赌友给姨丈吹耳旁风：“你那件事啊，搞不好是你老婆骗你的。干脆你和阿玉试试，当她还赌债。”见阿玉有些风姿，姨丈心里一动，便有了一段婚外情。
2000年，阿玉怀孕了，她说自己没有别人，这孩子肯定是姨丈的。姨丈欣喜若狂，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并保证从前的那些赌债一笔勾销，孩子也由他抚养。后来，阿玉生下一个儿子，小名叫东东，已经长到1岁了。
说罢，姨丈嚣张地反咬一口：“懂了吗？是你不能生，不是我。”
姥姥得知此事后，苦口婆心地劝姨妈离婚：“他都这样了，你年轻，条件又不差，还能找到好的。”
姨妈的条件确实不错：她个头高挑，长得漂亮，大眼睛，高鼻梁，一头自然卷，颇有些歌星翁倩玉的影子；家世也清白，我姥爷是国营厂厂长，姥姥在厂文化宫工作，优渥的家境让她从小养成了喜欢热闹的性格，也发掘了她的绘画天赋。我妈收藏了姨妈的几张画，寥寥几笔勾勒出的画像，栩栩如生。
相比之下，除开“会挣钱”这一点，姨丈就显得差多了。他不顾家，还浮夸好赌，如今又婚内出轨，有了个不明不白的儿子。可即便如此，姨妈仍拒绝了姥姥的建议，她信誓旦旦地说：“这孩子不可能是杨彬的，他早晚会明白。我离婚，才是把家拱手让人。”
此后，姨妈和姨丈谁也没提过离婚，不知道是因为夫妻感情尚有余存，还是权衡利弊之后的谨慎选择。
据说，姨妈是一个曾在感情上受过伤害的女人。她年轻时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那个小伙子是个高个子，为人坦荡、有学识，在工厂很得姥爷的赏识。1986年，小伙子全家要搬去香港，他妈妈嫌弃我姨妈只有高中学历，于是私下找到她，把她羞辱了一番。那些话伤害了姨妈的自尊，她哭了几天几夜，人也消瘦下去，即使那个小伙子再三交代让姨妈等他回来，但姨妈仍为争一口气离开了工厂，在市里的百货公司当起了售货员。
正是在这时，她遇到了杨彬。
姨妈的追求者甚众，杨彬虽不起眼，但表现很积极。他油嘴滑舌夸姨妈长得美，还打着要保护姨妈安全的旗号，每天接送姨妈上下班。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姨妈觉得杨彬有能力，而且她也想尽快从上一段感情中抽离出来，于是便和杨彬恋爱了。
刚开始，两人感情确实不错，杨彬甚至许诺等将来结了婚，就让她当全职太太，在家享福。多年后，姨妈真的过上了全职太太的生活，但幸福好像离她越来越远了。
姨妈重家庭，哪怕关起门吵得不可开交，但面对外人时，她仍处处维护丈夫。姨妈的算盘也打得很明显，全职太太的生活早已让她失去了吃苦耐劳的能力，甘于享乐的惰性也让她无法离开能赚钱的姨丈。
而姨丈深知自己出身一般，身边的朋友三教九流，姨妈是他能接触到的家世最清白、最识大体，且能在关键时刻帮助他的女人。有几次，姨丈欠赌债无力偿还，姨妈一介女流，甚至敢出面跟那些“大哥”斡旋。
他们的日子就在琐碎的争吵中度过，没等姨妈去找第三者阿玉算账，阿玉倒先找上了门。
2001年10月，姨丈因高血压住院，姨妈陪同照顾。一个下午，病房里来了个陌生女人，她身材瘦小，穿着一条皮裙，染黄的头发已经褪色了，露出一截新长出来的黑发。
姨妈有些警觉，问她：“你是谁，来看我老公干嘛？”
谁知那女人火力十足，毫不胆怯地说：“什么你老公？他是我老公，我跟他连儿子都有了，可不像你生不出来。杨彬明明保证会抚养东东，但东东现在还丢给我一个人，你们到底养不养？不养我就把他丢掉。”
姨妈这才知道，东东出生后，这对狗男女到处宣称生不出孩子的是姨妈。姨妈脑子一热，当即在病床前和阿玉撕打了起来。这天之后，姨妈再也不去医院照顾了，把一切都扔给了婆婆。
姨丈出院后，表示要把东东接回家抚养。姨妈感到难以置信，苦苦强调：“你根本就不可能有孩子，你为什么不面对现实，还要相信她的话？”
姨丈恼羞成怒：“那些检查都不是百分百准确的，也有可能出错。而且她只有我，孩子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
见姨丈如此笃定，姨妈也慌了。那段时间，她一天给我妈打三次电话，哭哭啼啼，犹豫怀疑：“会不会真是检查出错，会不会杨彬他们真的撞了大运？”
我妈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你们怎么能不相信科学？”
但姨妈仍不踏实，每次都哭得不能自已。我妈于心不忍，劝她离婚，姨妈再度拒绝。
这次她有气无力地说，自己身边那些离婚的姐妹，不仅都没能再婚，还陷入私生活混乱的困局，她不愿如此。更重要的是，姨丈到处宣扬她不能生养，“我带着这种臭名声，难道离婚了日子又会好过吗？”
我妈只能出主意，说不离婚的话，就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看他到时还有什么话说”。
3
2002年，姨丈终究把东东接回了家。从最初抵抗，到最后接受，没人知道姨妈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
姨妈本来打算等孩子接来后，就尽快去做亲子鉴定，让姨丈看个清楚。谁知东东的到来，竟让冰冷多年的家，突然有了些和睦温馨——姨丈回家变勤了、有时姨妈照顾东东抽不出手，他还会下厨做饭……
或许，这种温暖也让姨妈沉迷，不禁也对东东“走心”了起来。她照顾东东的生活起居，让他叫自己“娘”，做鉴定的事便一拖再拖。有时，姨丈带东东招摇过市时，姨妈甚至也问旁人：“这是我儿子，看看，和我像不像？”
知情的人大都尴尬附和，只有我妈严厉呵斥：“程志梅，你脑子糊涂了吧？你搞搞清楚自己和他的关系！”
被我妈一骂，姨妈又短暂地清醒过来，继续和姨丈翻脸。最后，姨丈反过来怪我妈，骂她挑拨他们夫妻关系。我妈索性不再叫姨丈“姐夫”了，从此只叫他的大名。
有了儿子的姨丈又常回姥爷家吃饭了——当然，会带着东东，还有很多玩具。两岁的东东，椭圆的脑袋像个冬瓜，滴溜的眼睛呆呆地看着我们。他不爱说话，去哪儿都要姨妈抱。
姨丈的腰板变直了，说话又大声起来，他躺坐在沙发上对亲戚们说，医院检查不靠谱，“看看现在是谁不能生？”他如此高调地炫耀，或许是因为东东对他而言不仅是儿子，更是证明他能生育的“证据”——只要东东在，婚后多年无子的责任就能彻底甩给了姨妈。
在这种情况下，流言的走向变了，姨妈渐渐成了街道邻居口中的笑话，“杨彬在外面连崽都生了，那不就只能是她的问题？”妯娌也看不起她，经常笑她生不出孩子，还要帮养老公和别人生的小孩。
姨妈向婆婆哭诉，恨不能将检查报告分发出去给大家看，但婆婆劝她冷静：“检查也不是完全准确的，搞不好别人还说报告是你作假的。其实现在有了东东，不等于你也有孩子了吗？要看开点。”
婆婆的语气柔软恳切，却也默认了问题出在姨妈身上。而这一切，姨丈始终置若罔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蒙受冤屈的姨妈心中凄苦，只能疯狂购物。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没多久，她的家底也被掏空了。
2005年，姨丈的朋友要在县里开矿，到处集资。据说那位朋友已经找有经验的矿工看过，说那里百分百出矿，投资一本万利。姨丈把自家的存款和十几万借款都投了进去，还劝全家人参与，但我爸对姨丈毫不信任，没有加入。
果不其然，最后那个老板卷钱跑路了。
那几年，姨丈已赌博输掉了房子车子，投资被骗后，又多了欠款和利息。一家人守着那处私人楼房，生活一下子变得捉襟见肘。
不如意如洪水猛兽般纠缠，姨妈的掌心长了几个刺痛的包，中医说是郁结所致。她在外面依旧光彩照人，和亲戚包饺子时，总是“咯咯咯”地笑，但我妈私下说，姨妈已经开始酗酒了，人也变得迷信，在“改命”上花了不少钱。
一次，我去姨妈家吃饭，她神叨叨地问我：“你看我这副筷子怎么样？师傅说之前的筷子不好，我赶紧换掉。倒霉太久了，想快点把霉运赶走。”
4
2006年，姨妈终于“触底反弹”，振作了起来。她觉得万般皆苦，唯有自渡，而要想守护家庭和名誉，就必须把东东送走。于是，她又开始催姨丈去做亲子鉴定，而且态度十分坚定，大有“不做不罢休”之势。
起初姨丈不同意，但姨妈冷静地说，自己以前工作过的厂里有很多女赌徒，没钱还债只能用身体交换，“谁知道阿玉有没有这样？如果东东是你的，我们当然要养，但总不能养个不明不白的小孩吧？”
这年4月，姨丈终于被说动了，他借了几千块钱，带东东到省城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如家人所料，东东并非姨丈的孩子。
那天下午，姨丈拿着鉴定结果在医院的椅子上垂头坐了很久。姨妈觉得他有点可怜，但心里更多是畅快，忍不住给我妈打电话，语调上扬：“孩子果然不是杨彬的，他没话说了，这件事也该结束了吧。”
回到小城，姨丈带着东东找阿玉，才发现她不仅有男友，而且东东和那男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姨丈失望至极，把东东丢了回去，谁知阿玉反怪姨丈骗她生下孩子，言而无信。
姨丈说：“问题是他根本不是我的，让我养，你当我是蠢狗啊？”
阿玉说：“那你就把他丢了呗，等你挨别人笑没有能力的时候，就是你活该。”
没几天，阿玉又抱着东东来到赌场。见到姨丈，东东眼中含泪，奶声奶气地叫“爸爸”。一旁的赌友看热闹不嫌事大，纷纷戳火：“人家都来找你了，你还不理吗？检查也有可能是错的哩。”
大庭广众下，这声呼唤击中了姨丈的软肋，赌友的话帮他挽回了些许尊严。总之，姨丈溃不成军，当晚回家跪在姨妈面前，声泪俱下地求她：“阿梅，我们就养东东吧，就当做善事，当养个小猫小狗，不要再逼我了。”
之后，姨丈不顾姨妈反对，又将东东接了回来。
我妈看不过去，多次帮姨妈出气：“杨彬你有毛病吧？宁可帮别人养儿子，也不敢承认自己生不出来？”
不知从何时开始，听到这些责骂，姨丈的眼珠便久久地往上翻，露出大部分眼白，让人不懂他究竟是醒着还是睡着。等我妈骂够了，他又慢吞吞把眼珠翻下来，说：“检查也不是完全准确的。”
这次东东回来，姨丈对他就没那么上心了，除了抱出去显摆，更多时候，他都把东东放在家里，仍旧日夜出入赌场。姨妈容易心软，又喜欢孩子，便带着怨气照顾着。
2007年大年初二，姨丈又带东东回姥爷家拜年。得知消息，亲戚们都不愿回去招待，姨丈便向姨妈嘀咕：“初二回门，你们家人连只鸡都不杀，真是做得出来。”两人又免不了一顿争执。
2008年，因为姨妈和姨丈吵打太多，东东是野孩子的事变得人尽皆知，邻里皆嘲笑他们是冤大头。东东也到了上学的年龄，渐渐能听懂大人的议论，姨丈迫于压力，终于狠心把东东再度送还给阿玉，并保证不再接回来。
送东东回去的那天，姨妈心情大好，像过年似的，把家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花瓶插上鲜花，还在楼顶摆了一排君子兰。晚饭时，姨妈对姨丈说：“吵吵闹闹这么多年，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考验。没有孩子就算了，以后的人生，我们就两个人好好过吧。”
姨丈没有作声，他垂着头在椅子上坐了良久。
5
或许姨丈对阿玉做了一些承诺，这次东东回去后，他们果真不再往来了。姨妈终于从舆论的风口退了下来。为了弥补没有孩子的遗憾，她在家里养了三只猫，以为生活会从此回到正轨，谁知姨丈迟迟没有恢复，整天魂不守舍的。
起先，姨妈还试图理解，认为他要有情感的过渡。但时间久了，她对姨丈便失去了耐心，骂他没出息。姨丈也有诸多抱怨，说邻居经常问他“后来还有治疗吗？真的不行？问题出在哪里？”
姨丈面子过不去，又怪姨妈狠心，致使赌友都笑他怕老婆，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养。姨妈很不屑：“我同意你养啊，关键你先有本事生。”
两人每天为了过去的事情翻旧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话题，姨丈更不愿意着家了，他不仅到处借钱赌博，还用姨妈的身份证借贷，最多时，15万的借款滚成50万，唯一的房子也被抵押，姨妈还被银行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姨丈有工资，姨妈有退休金，俩人宁可乱花，也不存钱、还钱）。
为了躲债，姨丈在外租了房子，彻底不回家了。姨妈夺回了名誉，生活却越来越糟，渐渐地，她像变了个人似的。
2009年，我转学到姨妈家附近的学校，在她家寄宿了两年，发现这个外表靓丽的家，内里早已冷得像个冰窖——姨妈家所在的片区那时成了城中村，密密麻麻的自建楼一栋高过一栋，把阳光全部挡住，里面阴风阵阵。姨妈家曾经当会客厅的“负一楼”也荒废了，即使在白天，屋里也要开灯。
过去，姨妈喜欢侍弄花草，乐于烹饪，但姨丈常年不回家后，她也无心维持这种生活，天台上的杂草连成了一片。她开始整天和姐妹们唱歌、聚会，凌晨才醉醺醺地回来。后来，姨妈也不回家过夜了，家中冷锅冷灶，我每天放学自己煮饭吃，碗筷放得大力些都会撞出回音。
我妈曾劝姨妈振作，但她说姨丈不在家，她一静下来就会想烦心事，不如在外面热闹。我妈再劝，她也不耐烦了，吼道：“你管这么多干嘛？我又不要你养活。”
我妈失望至极，好一段时间都没和她联系。
直到2016年，姨妈家才又有了“人气”。
一天，姨丈在赌桌上突然晕倒，不省人事，一场脑中风来势汹汹。姨丈偏瘫了，半个身体无法动弹，只能躺在床上，各方面都要人照顾。他出院后，只能彻底地住在家里。外面有人说，“这是他的报应”、“活该”。
看他这样，姨妈生出了同情心，她不计前嫌，每天衣不解带地护理，紧急救命的药丸一粒800块，她也毫不迟疑地给姨丈备着。曾借钱给他们的大哥感叹：“杨彬这辈子猪狗不如，就是命好，娶了你这个老婆。”
姨妈笑道：“自己的老公，再怎么照顾都是应该的，幸好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谁知姨丈偏瘫在床，脑子却不消停。
2018年，姨丈的身体稍微恢复，能撑着拐杖出门了。姨妈偶然用自家的户口本，却发现上面多了东东的名字。细问之下，姨妈才知道，东东的户口原来多年前就上在了自己婆婆那里，阿玉只是看似离开了他们的生活。这些年，姨丈忙着躲债，看起来对阿玉母子只字不提，似乎也不算上心，实际上，姨丈每月依旧会给东东一些抚养费，人瘫在床上，还不忘想着怎么托人走后门把东东的户口转到了自己家的户口本上。
事情传开后，大家对他们的家事更看不懂了。住对门的婆婆坚信姨妈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姨丈；但也有人反驳，说如果孩子不是姨丈的，他干嘛帮人上户口，干嘛这么傻？
在真假难辨的议论声中，姨妈又大闹一通，但多年过去，听着姨丈依旧嘴硬说“检查可能出错”，她内心一阵悲哀。
一天傍晚，姨妈把房间里的东西砸个粉碎，身心疲惫地坐在床边问：“杨彬，你到现在还觉得东东是你亲生的吗？”
姨丈久久没有回答。姨妈回过头，看到他躺在床上，又像没听到似的翻起了眼皮。姨妈意识到，说再多也没有用了。
后来，我妈问姨妈：“杨彬真的相信是他的儿子吗？”
姨妈思索很久，也无法确定，只缓缓地说：“也许他是不愿相信那个坏的结果，也可能是觉得心诚则灵。说到底，我也不知道了。”
6
没过多久，东东来到姨妈家吃了顿饭。多年不见，他早已不是不敢说话的小毛孩儿了，1米7多的个头，身材瘦削，穿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因为学习不好，他高中肄业后，在奶茶店里打工。
姨妈过去待东东不错，但这次见面，东东只叫姨丈“爸爸”，对姨妈熟视无睹。席上，东东和姨丈简短而生疏地聊天，他临走时，连招呼都没跟姨妈打一个。
姨妈彻底凉透了心，这次之后，对姨丈也不再用心照顾了，每天忙着舞蹈队的排练演出，晚上才回家。姨丈行动不便，只能整天躺在床上，饮食从简。
姨丈曾抱怨：“我都这样了，你不在家煮吃，还天天往外跑，你看哪个女人像你？”
姨妈冰冷冷地答：“那是你不值得，让你儿子把你接过去吧。”
实际上，东东自那顿饭后又消失了，或许这也让姨丈意识到，只有姨妈才是真正可以照顾他的人。
2019年，60岁的姨丈立了一份遗嘱，把姨妈列为继承的第一顺位，但姨妈去世后，东东仍有继承权。虽然已经退休的姨丈早已不复往日的风光，但这栋房子还在，每个月他还有6000元的退休金。
姨妈告诉我们，姨丈帮东东上户口、写遗嘱的行为，并未帮他换来“床头孝子”，东东依旧对他不闻不问。因为常年欠债不还，姨丈的朋友也散得一干二净。现在，姨丈整天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他频频在网上买酒，又不能喝，那些酒便在一楼堆了半面墙，他每天眼巴巴地看着，想必也不好受。
有时，姨妈也觉得他可怜，但这同情只是稍纵即逝。她依旧每天例行公事般地照顾姨丈，干完活儿就出门和姐妹们跳舞，直到半夜才回家。面对姨丈的抱怨和央求，全回以沉默。旷日持久的冷战，让他们变成了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房客。
姨丈之前的所作所为，让曾嘲笑姨妈的妯娌也忍不住鄙夷。可无论旁人如何为姨妈打抱不平，姨妈都不为所动，只是面无表情地说：“现在杨彬只能躺在床上等死，我还能每天出去活动，不错了。”
今年，我爸妈要从老家搬到省城生活，姨妈帮他们收拾行李时，看到我妈保留的少女时期的笔记本。
她轻轻翻开，本子里夹着彩色的玻璃纸，还有她们过去抄写的歌词。忽然，几张泛黄的纸片悄然飘落，我妈捡起来一看，是姨妈年轻时画的铅笔画。时光荏苒，那些画像已经模糊了。
我妈笑着说：“姐，你看，你以前画得真好呢！”
姨妈突然红了眼眶，动容地说：“难为你记得，还是年轻的时候最开心。”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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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玩命三日》剧照
是星
忙不过来了，李继延宣布入赘女婿名额已满。（姚乾竖\摄）
1
金点子婚介所藏在萧山一栋居民楼里，沿着楼梯拐三个弯来到四层，再在楼道里打两个转，“金点子婚介所”的金字招牌就出现在走廊深处。门前，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写着：年轻朋友们，我们来相会。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
进了门，一条长桌横在房间里，李继延就端坐在桌子一头。他50多岁，头发已经白了，但还算茂密，身材有些发胖，因此嗓门特大，讲话时中气十足。3月的杭州已经有些热了，李继延还穿着一件羊毛衫，领口处露出衬衫领子——按照他对男性的着装要求，这就是最体面的打扮。
四楼拐角，金点子婚介中心的招牌占了一整面墙。（姚乾竖\摄）
桌子另一头，前来应征的“赘婿”们鱼贯而入，30多平米的办公室显得乱糟糟的，李继延干脆把人都赶到走廊里排队。一个进来，自我介绍、登记、审核材料、交钱、签合同，然后换下一个。这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少说也要20分钟，来得晚的几位，一等就是一上午。
这阵仗把李继延忙坏了。金点子婚介所开了21年，像这样热闹的场景，以前还真没遇到过。整整一天，李继延就坐在那，等着新进门的小伙子，然后重复提几个问题：多大年纪了？个子多高？愿意做上门女婿吗？他特别强调：“我们要钱的，1万5千块钱，不保证成功好不咯！”
1万5的收费算不上便宜，电话那头，一名男孩小心翼翼地问李继延：“能安排见几个？”
李继延回答：“这个不好限制的，一般来讲，男孩子越优秀，女孩子见面机会越多是不是？”他手里有300多个招上门女婿的女客户，按照经验，他会同时匹配100个男孩，3:1是相亲成功率最高的比例。
轮到李继延提问了：“你帅不帅？”
电话那头，男孩被问得有点懵，顿了顿说：“身边同学觉得还是蛮出众的。”
李继延听了，暗自点头。他心里装着一套严密的公式：长得帅是优势，在杭州有房子，年收入高，做老师、医生或公务员，都是加分项。相亲市场就这么直白又残忍。
有加分项就有扣分项。曾经有位年龄48岁的男人打来电话，被李继延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没戏的，谢谢”；也有浙江大学的硕士小伙儿，哪都不错，但只有1米62，李继延啧啧嘴，不行，“女孩子要求1米7，个子太矮了，他们走出去没有面子”；还有高高帅帅的小伙，收入不错，但一问，是初中毕业的，初中毕业？那免谈，请回去吧，李继延说，女孩子们都要求很高，起码得是大专毕业，“你学历又低，钱又不会赚，女孩子一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我也良心不安是不是？”
性格内向的不要，“你连叫声妈妈都叫不出来”；秃顶的也不要，“太难看了，肯定不行”。李继延抱怨这些秃顶的人：“怎么不知道戴个帽子遮一遮？”有时候对方不死心，追问李继延：“我剃个光头行不行？”李继延毫不留情：“我们女孩子要求蛮高的，你找个上门女婿是光头，家里面亲戚朋友都要说的！”
他代表了女方长辈对男性所有的审美标准，抽烟的喝酒的，熬夜打游戏的，爱去娱乐场所的，全都过不了他这一关。其余的，穿得不能太随便，也不能太时髦，尤其抹发蜡不行，戴耳环不行，头发长的不行，“女孩不喜欢太时髦的男人，看起来不像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最好能穿一身西装，打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很阳光的”。
女性往往受到各种关于身材的审视，A4腰，锁骨放硬币，漫画腿，反手摸肚脐。而在这个房间里，被审视的对象换成了男性。但即便如此，对他们的审视标准也宽松得多：身高超过1米7，别太胖，别太瘦，别秃顶，身上不能臭烘烘的，还加了一条，不能有文身——当然，艺术文身除外。
电话再次响起，终于来了一位被判断为“优质用户”的应征者。他自称硕士研究生，在教育机构做老师，年薪70多万，已经买了2套房子。李继延留下他登记了信息、认真保存了号码，还给出了评价，“挺有希望的”。
前几年，一位成功“嫁入豪门”的上门女婿给李继延送了这块牌子，称他是“天下第一红娘”。（姚乾竖\摄）
2
拜访李继延那天，“萧山赘婿”的热搜阅读量已经冲上1600万。短视频里，穿着西服的主播用正经的播音腔念到：中国招赘哪家强？杭州萧山当仁不让。这条视频获得了4.4万个赞，下面点赞最多的评论说：富婆好，富婆香，富婆黑暗一道光。
这和萧山的招赘婿传统不无关系。李继延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还要挣工分，男孩一天挣10个工分，女孩只能挣6个。为了增加劳动力，一些只有女孩的独生子女家庭便让男孩“倒插门”。
彼时，李继延还是30出头的小伙子，在厂里上班，为人活络又肯帮忙，亲戚邻居有什么事都会主动找他出主意。一次闲聊时，李继延得知工厂里有个外地同事想留在萧山，脑筋一转，想到正巧有个萧山本地家庭要招上门女婿，便从中牵线，结果还真成了。
通过这件事，李继延发现做媒人是门好生意，于是1999年下岗后，干脆开了这家金点子婚介中心，专门给人介绍对象。为了打出“差异化”，他在相亲介绍里增添了一项特殊业务：上门女婿介绍。金点子婚介所的官网介绍说，“金点子拥有2万名会员，其中，有数千名各阶层女子要招赘”，李继延估算，过去21年，自己促成了4000多对夫妻，其中上门女婿占比1/4。
李继延在处理手机上的消息，他接到了上千个好友申请。（姚乾竖\摄）
金点子婚介所成立之初，“员工”只有李继延一人。为了开拓客户，他在报纸上打广告、把宣传单塞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还每天跑到村委会做宣传。跑着跑着，业务跑起来了，他发现萧山条件好的女孩太多了——千禧年初，萧山城镇化改造，几个村子的村民忽然全成了拆迁户。他遇到过最夸张的一位，女方家有8套房，“全是新房，一套100多平方”。
接下来的10年，行情愈发火爆，平均每年有300多位女孩的父母找到李继延，他们交了介绍费，拜托他为家庭找来一位靠谱的上门女婿。那时候，愿意入赘的大多是来打工的外地人，30岁左右，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专业技能。走进金点子婚介所时，不少人都捂得严严实实，“戴帽子、戴墨镜、戴口罩，可以说是全副武装”。
早期，金点子婚介中心在报纸上登的广告。（姚乾竖\摄）
这些有入赘潜质的男孩来自全国各地，分布在萧山各个工厂。为了找到匹配的人选，李继延陆陆续续跑了好多厂子，看见模样端正的，就留下来劝两句，一开始还不能直接提上门女婿这事，得说是“介绍对象”，等俩人见了面、互相有了好感，再试探着问：能不能接受上门？有时候就差临门一脚，李继延会劝说：“小伙子，你这房子不用愁了呀！”
“1999年，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这里工作，我把他们推销出去了。”李继延提起往事时很自豪。如今，萧山每15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有上门女婿，在李继延看来，自己“为萧山的人才引进做了很大贡献”。他目标明确，追求效率，认为婚姻是一门生意，不要试图讲浪漫，“女方家里的交际圈子对上门女婿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他特别提到一个成功案例：一位博士毕业的男孩，入赘后，获得女方资助的创业基金，最终办起了自己的机械纺织企业。
金点子婚介中心把会员按照年龄、性别、是否要做上门女婿标记装册。（姚乾竖\摄）
2008年李继延接受采访时，手头上可供挑选的男性资料只有60份，可以说是供不应求。这种情况在2015年前后发生了变化，招上门女婿的女孩没以前多了，降到了每年100位左右，反倒是想入赘的男孩踏破了门。
来婚介所的时候，他们不再遮遮掩掩。开始有本科毕业生主动找上门，甚至还有博士毕业的——2005年，来咨询的博士生一年只有7、8个，如今，这个数字上涨到20多个。李继延纳了闷了：“你们那么好，来凑什么热闹？”
后来他想，这大概是因为2015年前后，杭州的房价几乎翻了倍。
李继延的另一个发现是，报名者的年纪越来越小了。前段时间，有大学生给他打电话，“给我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大一学生都来了？”男孩跟他说，“叔叔，我怕被别人抢光了”。
每天，李继延都要接上百个咨询电话。（姚乾竖\摄）
上门女婿变多了，标准也随之提高，要有文化、有能力，要长得帅、工作又稳定。“知识化、青年化、人才化，平常化，大专学历以下不考虑，无稳定工作的不考虑”，李继延指着墙上标注的条条框框表示。
去年，李继延再次提高要求——年薪至少10万以上，外卖员不收，保安不收，他们的工作不够稳定。公务员、事业单位、医生和老师是最抢手的，近两年愿意做上门女婿的人中，本科学历占了2/3，“我的女婿是个大学生，是工程师，带出去有面子”。
严苛的要求下，应征者依旧热闹。为了应对新的状况，李继延调整了规则，介绍费的征收对象变成了男性，女方免费，费用也从1千5百元逐年上涨到了1万5千元。婚介所人手不够了，李继延让太太也加入进来，还招来3位员工担任“爱情猎头”，专门到各个社区物色合适的女孩，解决客户男多女少的矛盾。单身、独生、家里有多套房子的女孩最合适，“爱情猎头”们会以交朋友的名义，先和她们“认识认识”，获得基础信息，时机合适，再牵桥搭线。曾经，有男孩要求一定要找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女生，册子里没有合适人选，几位“爱情猎头”就跑到萧山各大医院，挨个打听。
上了热搜以后，找过来的男性已经有100多位了，算上打电话过来的，可能得有上千位。面对无数上门咨询的人，李继延来劲儿了，他相信，只要阶层差异存在，他就永远有生意可以做。他在金点子婚介所门口挂上了新的横幅：打破千百年来男娶女嫁的传统习惯，掀起全国女娶男嫁的新风尚运动！
孙纪梅在查看报名男性的资料，背后是这些年来李继延接受采访的照片。（姚乾竖\摄）
3
门口进来一个小伙子，在李继延对面落座。
“哎呦，皮肤那么黑了！”李继延对着他说，“你得保养皮肤啊！第一次见面看你那么黑，以为你是农民了！”
男孩低着头没说话，他看起来20多岁，羞涩腼腆，脸上的皮肤是长期日晒后的高原红状态，毛孔有些粗糙。半晌，李继延又语重心长告诫他：“找对象的时候，人家第一眼很重要的！”
男孩还是羞涩。他自我介绍说是学历大专，年薪10多万，还没买房子。在李继延心里，这是桩不好做的生意，找了个理由把男孩打发走了：“我们这个名额满了，你先回去，你等3个月以后再来。”
这一天来的另一位应征者李丛是房产中介，他在微博上看到了金点子婚介所的消息，“临时起意”，从公司逛过来看看。
李丛“不想努力了”，他看起来懒洋洋的，和惯常见到的房产中介都不一样，他的朋友圈里一天发不超过3条房产推销信息，其余都是他在外面散步的照片。从金点子婚介所出来，他打算冒雨去爬北高峰，傍晚下山还能在西湖看夕阳。
李丛吃过很多苦，他在北京、深圳都打过工。最穷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包住的工作，但买不起要盖的被子，最后只能找同事借了钱。他觉得自己奋斗很累，虽然做离房子很近的工作，但他发现自己根本买不起房子，“随随便便买一套房子都要400万”。
几年前李丛在工厂打工，赶上湘湖开发，村子拆迁，有本地人想给他介绍拆迁户。“一拆好几个村，一下子全成亿万富翁了。”李丛说，那时候他还小，20出头，没想这么远，现在回想起来，这成了他人生中距离财富最近的一次。也是从那时起，房子不断涨价，成了他永远买不起的奢侈品。
“那是没有把握好机会。”李继延给了他一个不咸不淡的回应。
报上名的人里，张斌是最后一个幸运者，现场交了1万5的报名费后，他搭上了最后一班通往入赘的末班车。
他主动问李继延：“李老师，研究生比例高吗？”他自己就是研究生毕业的。
“多了。”
“竞争激烈呀！”
“激烈！”
报名者要审核身份证、户口本和学历证书，张斌名下没有房子，只带了车子的驾驶证。李继延没收，在这家婚介所，车子算不上加分项，“谁还没有个车子？”
张斌显得有些紧张。他1米7出头，穿一身西装，有些驼背，两只手交握在一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告诉李继延，自己目前在杭州当医药销售，“也会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还强调不用坐班，未来可以有很多时间投入家庭。但现在看来，他的最大两项优势——研究生学历和有车一族的身份，在这里似乎算不上什么。
张斌在等待李继延打印合同，花15000元，他给自己买了份希望。（姚乾竖\摄）
张斌想结婚。
他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人生的前30多年，张斌想的都是“怎么培养自己的企业家思维”，他想挣钱，渴望成功，因此直到现在，还没尝过爱情的滋味。
周末的夜晚，他在微信里刷到了朋友“在看”的文章，点开金点子婚介所的视频，觉得“蛮真实的”。周二，杭州下了大雨，他开着车就跑过来了，一次性付了报名费。他觉得李继延收费不高，“资源是有限的”，15万都不算贵。他老家的表哥就是上门女婿，丈母娘帮他带孩子、给他出房子的首付，即便这样一家子也其乐融融，“如果有可能过得更好，我为什么不去选择呢？”
但他强调了好几次，自己不是专门来做上门女婿的，“嫁和娶都一样”。找到李继延，是想让更多女孩看到自己。“说白了，我如果纯粹为了物质，家里也给我介绍了。”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这个女孩有8套房你知道吗？”但很可惜，他说女孩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金点子婚介所里挂着一幅标准的“恋爱、爱情、婚姻流程示意图”。（姚乾竖\摄）
来“金点子”之前，张斌尝试过各种相亲渠道：父母朋友同事介绍、同城交友活动，还有相亲网站。网站都是“假”的，不花钱永远打不开女孩的详细资料，无奈之下，张斌在佳缘网充值了会员，3个月，1万2，有一对一的红娘为他安排见面。最近两个多月，每周日的下午，张斌都会去红娘安排的见面会。他承认，先在网上聊几天再见面，“培养一下感情”，这样可能会好些，但他实在没有时间，“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像面试一样，一下午他会面七八个女孩，每个女孩能分配到1小时的时间。张斌列举了对女孩的要求：独立上进，爱干净，追求生活品质，大学本科毕业，月收入8千元以上。不过只要人好，这些都可以放宽要求。
但几十位“面试者”没有一位能通过他的筛选，“资料千篇一律，每个都说自己生活有情调，实际上懒得收拾自己的屋子”。最重要的一条，那些女孩的照片过度美化了，他觉得不可接受：“适当美化很正常，但是有些那就是50%、70%地美化了。”讲起这件事，他很激动，他遇到过一位看照片温柔瘦弱的女孩，见到本人，才发现她有一对很粗的腿。他希望女孩能保持身材，或者至少有保持身材的意识，要上进。“你现在挣3千块，我可以带着你挣3万块，但是你本人要有这样的欲望”，而且，生活要有情趣，最好每一天都能做3顿讲究的饭。
这和赘婿不是背道而驰吗？我问张斌：“你会做家务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强调，他追求的是势均力敌的婚姻，即便是做上门女婿，也是强强联合，不是弱者依附强者，“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做上门女婿的是很优质的人才”。
在星巴克里，他身体前倾，托着一杯咖啡。结束了正式采访后，他急于问我对他的感受：在这一天上门登记的赘婿里，他是有竞争力的吗？
在李继延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以同等的迫切，期待着自己交费后第一次见面：“你这个频率是怎样的？一个月能安排几次见面？”
“年轻朋友们，青春不常在”。（姚乾竖\摄）
4
晚上8点35分，李继延终于来消息了：有个萧山临浦90-l60（体重90斤，身高160公分），硕士研究生，在杭州国企里做财务的，爸爸在厂里当副厂长，厂里有股份的，妈妈也是做财务的，考虑吗？
这是李继延刚刚想到的“点子”。他习惯睡前把记事本放在床头，脑袋里一想到合适的配对对象，就马上记录下来。在他看来，张斌和这姑娘挺登对，都是硕士毕业，都是安徽人。他还强调，女孩在临浦和义桥都有房。
李继延擅长写俏皮话，图为办公室里的标语“愿天下夫妻恩爱天长地久”。（姚乾竖\摄）
见面时间很快定了，周六晚上7点，萧山宾馆。
张斌没有开车。他担心堵车，提前近2个小时就上了地铁。为了这次见面，张斌特地洗了澡，收拾了发型，还穿上一身笔挺的西装。那天下午，他没有接受网站红娘安排的其他见面。
提前半个多小时，张斌就到了约定的见面地点。李继延已经在宾馆大厅等着他了。对张斌今天的打扮，李继延挺满意。以往见面，他都会叮嘱小伙子们，上门去要勤快点，第一次和女孩见面，千万不能紧巴巴的。曾经有小伙子第一次和姑娘吃饭，快结账了，说自己把皮夹子落车上，提前跑了，留下女孩买单。李继延回头把他骂了一顿：“你这样子找对象，哪个女孩听你的？”萧山有句老话，钓鱼得放鱼饵，“紧巴巴地不肯放鱼饵，你有什么钓的？”
那天在宾馆大厅，李继延特意交代张斌，要表现得热情阳光，“好好把握机会！”
女孩是开车过来的，迟到了几分钟。她穿了牛仔裤，看起来没有化妆，像是刚下班，还有些劳累的样子。张斌努力抛话题，问女孩上班累不累呀？家里几口人啊？找对象有什么要求？
女孩看起来兴致不高，每个问题都只给出几个字的简短回复。“尴尬，冷场，我完全带不起来。”事后张斌分析，女孩应该是被家里逼着见面的，一直是她的父亲在和李继延联系。
聊了10多分钟，女孩开着车走了。张斌又坐了1个半小时地铁回家。到家以后，他主动发信息问女孩到了没有，对方没有回复。
按照金点子婚介所的成功经验，第一次见面以后，李继延会问双方的意见，觉得合适，继续聊聊看，不合适，还能安排见下一个。他给张斌发消息，敦促他“先跟她交往一段时间再说吧，是不是双方合适？”
接下来的两天，张斌发出的每条消息，都没有收到回复，他觉得这女孩没有礼貌：“三观与礼节方面都不是一类人。”但他很乐观：“继续换下一位了。”
第二天，佳缘网的红娘为他安排了4个女孩的见面，但一场场跑下来，张斌觉得女孩们都各有毛病——第一位迟到了，“给人感觉很不重视”；第二位打扮挺时尚，看起来“不像踏实过日子的人”；第三个女孩挺不错，但有些冷淡，“不是人家喜欢的类型”；第四个女孩衣服上有毛球，张斌觉得邋邋遢遢的，未来一定不会做家务。
总而言之，都以失败告终。
现在的生意没那么好做了，李继延私下里感慨。金点子婚介所刚开业的时候，男孩少，只要有一技之长，由他带着去女孩家里和父母见一面，“去这一趟，六七成都会成功”。
张斌的服务期还有2年，到2023年3月之前，李继延还会不断为他介绍新的女孩。按照他的经验，往往两三个月，见七八位就能遇到合适的发展对象，2年内结婚成功率80%。只有一位，一年见了20多个都没成功，李继延归结为男孩太过挑剔，“他要女孩子漂亮，气质要好，要苗条”。
花1万5千块报名费，张斌给自己买了份“赘入豪门”的希望。但更久远的将来，谁也说不准。
失败的入赘婚姻并不罕见。2005年，媒体发现，萧山瓜沥镇法院在一年之内受理了不少于20起的招赘婚姻离婚案，大多数是作为原告的女方控诉被告的男方，不负责任、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赌博、婚外情。还有女方家长控诉，女婿入赘19年，仅仅在自己家里过了5个年。
也有来自赘婿的声讨。一名陈姓赘婿控诉，女方硬逼着他改成余姓；还有赘婿表示，女方家为了不让他请客喝酒，零花钱只给100块；也有人想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但女方家硬是不让回去。“我觉得自己只是生育机器。‘嫁’到她们家以来，我就一直抬不起头来。每次有矛盾，丈人和丈母娘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数落我。”一个入赘女婿向法官倾诉。
李继延也承认：“以前很多家里穷、人口多来倒插门，没有文化、没有专长，下岗没工作之后一天到晚在家打游戏，最后过不下去离婚的也不少。”但他马上澄清：“我们金点子没有介绍过这样的。”
傍晚6点多的金点子婚介所，赘婿们都离开了，留下李继延一人收拾办公室，准备关门。热闹过后，他收了好几份1万5千元的报名费，是这一天收益最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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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姚乾竖
姚乾竖
1929年冬季，美国圣路易斯机场，寒风呼啸。阿奇·里格手持两面信号旗，站姿从容，笑意爽朗。伴随着一声“咔嚓”，美国首位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形象，定格在黑白照片上，留存至今。恐怕阿奇·里格本人都不会想到，由自己发明的、用来向飞行员发布指令的颜色信号旗，开创了民航领域的一个重要行业——空中交通管制员。
当下中国，航空业量级庞大，但全国2019年底持有执照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只有8800多名，是不折不扣的小众群体。大部分人提起民航会联想到机长、空乘的飒爽英姿。其实，空中飞行的安全，除了飞行员，管制员也在为乘客的安全保驾护航。
国内的空中交通管制，分为区域管制、进近管制和机场管制。
“区域管制”是指挥航路上的飞机有序高效地飞行。“进近管制”在繁忙机场的上空开设，是把飞机从航路引导到机场进近程序或者离场的时候从机场引导到航路的一个过渡。繁忙机场的“机场管制”还分设塔台管制席位和机坪管制席位，中小机场的“机场管制”一般仅有塔台管制席位。（网络图）
飞机一次完整的飞行联系管制的顺序为：起飞机场“塔台”—起飞机场所属“进近”—“区域（中间可能会在不同区域管制间交接）”—目的地机场“进近”—目的地机场“塔台”。（网络图）
相对区域管制和机场管制，进近管制因高度层调配、进离场冲突等原因，难度更高、挑战性也更大，对其从业者的要求更高。然而，这个入行门槛极高的行业里，一直以来存在着各种“悖论”的拉扯，很多政策、制度落实不了，使得从业者流动性大、身心俱疲，对未来充满担忧。
2014年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进近见习管制员。5年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岗位。在此期间，我也接触到对这个岗位始终充满热忱和理想的人，但“雄鹰折翼”，最终黯然离场。
1
1999年的夏天，母亲带着7岁的我去舅公家做客。舅公是某地方机场的老总，饭后，他带我去机场玩耍。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飞机，它们呼啸中起落的身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年后，我备战高考，一心就想报考飞行员，后虽与其失之交臂，但我还是心怀一腔守护蓝天的热血，高考志愿填了“空中交通运输”专业。
课堂上老师们对空管行业的介绍让我对未来充满憧憬。无论是在学校里的模拟机课程上，还是去分院塔台实习，成熟管制员在雷达前戴着耳机手拿话筒的身影让我着迷，一颗空管的种子在我心中迅速破土发芽。
不过，临毕业时，我却被同门师兄方磊泼了一盆冷水。
方磊前一年毕业，进了某吞吐量巨大的空管分局的进近管制室。那天他回校办事，路上碰见我，便招呼我一起去吃饭。明晃晃的灯光下，牛肉兔腿双拼干锅显得很是诱人，我们一边吃一边天南海北地聊。
我说：“羡慕师兄啊，签了那么好的单位，老师总拿你给我们举例子呢。”
师兄夹兔腿的筷子顿了顿，随后叹了一口气，勉强笑着摇了摇头。我有些纳闷儿，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学霸男神怎么学会叹气了。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闷了，才幽幽地开口：“兵子，你觉得空管是个好职业吗？”
“当然了，‘站在高高的塔台上，手中小小的话筒里承载着守护蓝天的重任，每一句话都照耀着空中无数生命的光辉’。”
“老杨的话吧？这话他说了几十年了。”他朝我举起杯子。我挠了挠头，和他碰了一杯。
他放下杯子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说不清的感觉，我此前3年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眼神。
“空管是座围城。”他开口叹到，“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我愣了一下，咋还整上文学了？
“你还小，对空管有憧憬再正常不过了，我那时候也是一样。被单位录用的时候别提多高兴了，以后你就知道了……”说完，他又灌了一杯酒。
我没有多问什么，那时候我已经拿到一个空管分局进近管制室的准录用通知，虽然不如方磊所在的单位，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再说，我也不会因为师兄的几句话而放弃，毕竟我们这专业，接近一半的人都会转到“签派”岗位——就是航空公司里负责搜集飞行信息、制定并申请飞行计划的人，主要负责和飞行员对接。另一半人也只能走空管——当初都奔着管制指挥的念头来的，我就属于这一类。所以，师兄口中的那些“叹息”，我当时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坚定，就一定能克服。
2
2014年8月，我拖着行李箱来到单位时，盯着门口的招牌看了很久。耳边不断划过飞机的轰鸣声，我抬头看看天空，太阳刚升起来不久。我握紧了行李杆，心想，期待了4年的地方，我总算是来了。
领导把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带到进近席位。“进近室”位于机场跑道附近的塔状建筑物里，接近100平方，里面布置着密密麻麻的雷达监控屏，10多人坐在席位前。领导指着一个戴着耳机、略显消瘦但却笔挺的身影：“喏，以后他就是你的师父了，程XX主任。”民航领域大多数岗位都是师徒制，“传帮带”是这里的特色。
我听着波道里（频率）师父沉稳有力、清晰流畅的管制指令：“国航1255，上2400。神鹿5569，快速通过3900。东方9639，可以盲降进近，联系塔台，再见……”
他这一系列的操作，就让大片雷雨覆盖的空域内的航班有序地完成了一波大流量进出，尽可能地避免了延误与积压。期间，师父按压PTT话筒的清脆声和摆动进程单的碰撞声，还有对空中机组的令行禁止，全都散发着成熟冷静、运筹帷幄的气度，完全满足我对一个成熟的管制员的想象。
等到这一波忙完，师父的位置换上了其他人。他见到我，便问了第一个问题：“你是如何理解管制的？”
我愣了一下，随后答了一些课本上的东西。师父没有评价我的回答，而是开始讲起自己对规章的理解以及管制工作的复杂与挑战，最后还讲了行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管制员的使命：“我们是对蓝天充满敬畏的引路人。”
他又说：“很多管制员的座右铭都是‘practice makes perfect（熟能生巧）’，我一直都不这么认为，管制工作最主要的是工作细节，如何在规章允许下进行合理安全高效地指挥，这是需要花大功夫探索的地方。”
他说得铿锵，我也听得热血沸腾。
作为新人，我虽进了进近管制室，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进近管制员，还有5关要闯。
先要轮岗、熟悉工作手册和设备使用，跟着师父见习超过1000小时。达到见习时间后，参加第二年的“管制员执照理论考试”。理论考试通过后还要进行口试，也就是局方派检查员过来面对面测评。然后是ICAO4 考试，也就是民航空管人员英语等级考试（飞行和空管都要进行ICAO4考试，但名称不一样），ICAO4 每3年复试一次，不通过就只能暂时离岗，直到再次通过为止（ICAO5 每6年复试一次，国内寥寥无几；ICAO6终身免复试，但目前国内没有）。等上述条件都达标了，还要根据岗位、所处空管局特性，进行“放单考核”——上管制指挥岗进行指挥，教员打分。
无论哪个岗位上的空中管制员要想拿到执照，这5关都得闯，只是相应的考试内容和最终的执照名称不一样。“进近”业务难，想通关也就更难，所以师父从我来的第一天，基本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他总说：“设备、规章、协议、方法缺一不可，我以经验教你，你要用心去体会琢磨。理论只是一个壳子，所有的技能还要脚踏实地地打磨。”
有次我问他：“师父，您之前跟我说，在这个地方如果（飞机）间隔不够可以让后机‘减速’，那我可不可以让后机‘盘旋等待’，这样应该也可以拉开间隔吧？”
他就说：“当然可以，你的目的是拉开（飞机）间隔，‘减速’和‘盘旋等待’有着一样的作用，你能这么想说明你回去用心思考了——不过你再想想，为什么我们‘盘旋等待’用的不多？”
我想了想：“是不是因为周边有时候会有其他用户活动？”
师父点点头，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
那时候，晚上在单位分配的宿舍里闲聊时，一起进来的同事罗林总是一副羡慕的样子：“我师父也好，但是没你师父这么上心，而且主动引导你发散管制思维……”这让我对师父更是感激，也更下定决心要好好学出个样子，尽快通过考试继而“放单”，不让他丢人。
3
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有些棘手。近千页的规章细则、手册协议，空域航图、各个管制扇区（由于空域很大，需要将整个空域划分成几个小的扇区分工负责，便于减轻管制员压力）的流量特点和常用管制方式等等，都需要记得滚瓜烂熟。与此同时，我还要拿出精力准备来年的“管制执照理论考试”、ICAO4。除此外，还有每周一次的组内会议和每月一次的安全例会，还有不定时的局方文件学习。
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也让我逐渐明白这个行业不仅仅有保卫蓝天的荣耀，还有无时无刻的压力。平时与前辈们的聊天中，我也隐隐得知，和我一批进来的新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留在管制岗位，一旦考核不达标，迎接我们的就是转岗。
这时我才想起方磊师兄给我说的话，理解了他的焦虑。他这时毕业了快两年，一直通不过ICAO4，加上他所在的分局业务量巨大，扇区很多，也让他见习期内有些吃力。这样一来，他就一直拿不到进近管制执照。
繁复的科目也让我逐渐焦虑，晚上常会因梦见管制指挥失误而惊醒，随后便整夜失眠，精神状态严重下滑，在岗位见习时偶尔会注意力不集中，反应慢半拍。师父察觉到了我的问题，某天下班后，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饭后，我们在书房闲聊。开门见山式的提问符合师父一贯的工作作风，他问：“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
我点了点头：“师父，我很想尽快掌握相关知识，提升管制技能，但是繁多的内容让我有些力不从心……”
师父给我递了一杯水：“被管制行业的压力吓到了？这才哪到哪儿啊，管制是一个需要终身修行的行业，不仅修的是业，还需要修心。压力固然大，但是你看看外面，哪个行业压力不大？更何况作为一个空管人员，小小话筒里承载着成千上万的生命，更需要你修炼出强大的内心。从1到100不难，难的是从0到1，这个阶段当年我花了一年半。现在空域日渐复杂、航路越来越拥挤，两年以内能‘放单’就算很快的进度了，不要着急。”他举起茶杯轻轻喝了一口茶，抬起头看着我：“师父相信你可以做到，我的徒弟肯定不会比他师父差。”
我狠狠地握紧了拳头，差点哭出来。后来听前辈们提到过，他们那一批里面，师父对于科室的管制指挥建议材料是最多的，相关论文也不少，对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得到过局方领导的肯定。自那以后，师父又多了一重身份——我的心理咨询师。我逐渐克服了心理障碍，重新找准了人生方向，并在日常工作中渐入佳境。
按照见习规划，我慢慢地熟记了相关规章协议，在不同扇区、不同席位上打磨管制能力。渐渐地，师父也能放心将话筒交给我。有时还能听见别的班组长对师父说：“还是程主任厉害啊，不仅自己业务能力突出，连徒弟都有模有样了。”
师父笑笑说：“都是他自己肯钻研，我不过是负责把控安全关罢了。”
看着师父轻描淡写的样子，我便愈发感激。为了让我备考更充分，师父常常牺牲休息时间陪我练习模拟机，在我能够熟练指挥之后，又在保证安全前提下，教我用各种技巧提升管制效率，并鼓励我在实际指挥中同时注重安全与高效。
我还是很忐忑：“师父，我还是有些害怕，怕把握不好这个度造成安全隐患。”
“放心，我在你后面呢。”他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平淡，但一股温暖将我从头到脚包围。
我开始愈发对未来充满期待，抓紧一切时间钻研业务，想象着有一天我能独自站在雷达屏幕前，学着那道笔挺的身影在波道里发出铿锵有力的指令。
我对未来期待的另一个原因是工资，学校里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空管“月入过万”简直易如反掌，我依然还记得老师说这句话的时上下翻动右手的样子。所以，第一个月工资到账3700元时，我有些讶异——但随后我逐渐习惯了，因为同样的工资我拿了一年多。我能理解，当初招聘简章里写了，薪水是由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和绩效的，年终还有一笔奖金。我没取得执照独立上岗，“小时费”自然是无缘了。
我曾旁敲侧击地问过师父他一年能拿多少钱。师父笑笑说，过日子是没问题的。旁边另一位前辈转过头冲我们说：“何止过日子，按你师父的能力早就能做个中产阶级了，唉！”
唉什么？为什么后面不说了？我突然发现师父的笑容里也有了一丝丝说不上来的意味。我猛然想起，人力资源主管给我们做培训时说过，我们的职业发展轨迹是：见习管制员起步；执照考试通过并且“放单”以后是五级管制员；5年以后是四级管制员；再过3年升三级管制员——如果未出现个人原因导致的不安全事件，第11年左右会聘为二级管制员，到时年收入轻松可达30万以上。
师父这年34岁，21岁毕业来到单位，如今已经是第13个年头。他是带班主任，管制教员，ICAO证书在手，这样一个优秀的管制人才，竟然还只是三级管制员。我的心乱糟糟的，看着师父的侧脸，想着那一丝隐藏在笑容下的苦涩，还有那一声重重的“唉”，突然觉得玻璃窗外的天空有些暗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了解到一些原委：空管大概是世界上最遵守规章的岗位，因此很多管制员性子都很执拗，师父也是如此。对于上面制定的值班规章或者管制条例中的不合理处，师父每次在业务会上都会直言不讳地讲出来，因此也让不少领导心里不舒服。
有次领导到一线巡视，问师父为何同向穿越的两架飞机没有雷达连线。师父说，两机相距超过XX海里，按规定不用拉线，何况两机速度相同。领导愣了一下，随后说：“这是在安全余度的边缘游走，风险系数太高。”
“如果风险系数高的话，下次业务会上提议修改规章。”师父语调不变，依然没给领导任何的台阶。我看到领导的喉结滚动了几下，没说话，转身离开了。
跟师父聊天的时候，我建议他可以说得委婉一些，或者私下跟领导交流，这样领导面子上也过得去。但师父却说：“管制工作容不得错误，不合理就是不合理，业务会上都不说，私下里说根本没用。”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很多事上，我都能清晰感觉到领导对师父有意无意的挑刺。各类优秀带班主任和教员评比，也总是和师父无缘。师父依旧我行我素，我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但除了惋惜和善意提醒，什么也做不了。
在我看来，师父是整个科室业务能力最突出的骨干，平时聊天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我和罗林私下里都叫他“进近雄鹰”。他能脱口说出各种机型的性能数据，对周边管制单位的情况了如指掌，航线数据如数家珍，管制规章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自掏腰包学习了模拟驾驶。
他家的书房里面全是各种空管相关书籍，里面密密麻麻地全是批注笔迹，而且还专门放置了管制的模拟沙盘，第一次去，把还是菜鸟的我震惊得无以复加。师父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模拟管制，别人下班都是在睡觉或者打牌，他总是一个人在沙盘前钻研业务。这也造就了师父极其出色的业务能力，管制室里，凡是师父在岗，几乎所有的“特情（业内对紧急情况的统称）”都被成功地处理，以至于科室的“应急处理手册”每一版的主编都是他。
他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居安思危，小小话筒重千钧，民航的规章都是血泪染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指令就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安全，永远是空管的灵魂。”
我牢牢记住他的教导，并付诸工作中。
4
2016年年初，我已经通过执照考试并且开始独立“放单”，正式成为进近五级管制员，有了每小时70多元的“小时费”，夜班费另算。法规里规定，我们工作每周不超过40个小时，实际随着业务量逐渐递增，我们工作时间是超过这个数的。因此，当我独立值满第一个月的班时，工资也就真正过万了。
正当我有些兴奋时，我发现部门里陆陆续续又有人辞职或转岗了，不禁又困惑起来。
方磊师兄也联系我说，他辞职了，准备回去考研——一般来说，空管局很少招研究生，因为研究生意味着招进来就比别人的职业生涯少3年，毕竟这个岗位在工作时不需要太多的学术理论。我没多问，因为断断续续的联系中，我知晓方磊师兄的ICAO考试一直没通过，毕业3年了，他拿不到执照，不仅精神上、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还拿着几千元的基本工资，家人和女友也有所不满。我也只好祝福他往后一切顺遂。
而我们单位那些已经拿到执照的管制员们主动离职或转岗的原因，是跟师父聊天时我才知道的：如今每天工作8小时是家常便饭，这时间看着不长，但需要人精神高度集中，容不得开一点小差。而下班后还有开会、培训，占用休息时间，但又不算在工作时间之内。而最让管制员们不满的，就是与工作量极度不匹配的薪酬。领导们承诺许久的涨工资并没有兑现，反而因为新修订的各种考核标准，很多人不知不觉就被扣了绩效分，导致收入比以往少了很多。
“你们刚拿到‘小时费’的新人没什么感觉，但是成熟管制员们却感受明显，一直绷紧的神经总会被引爆。”师父淡淡地说。
不过，很多辞职并没有被批准，于是管制员们强行申请事假，导致管制室的工作排班，逐渐出现极度困难的局面。累积疲劳和严重超时，无时无刻不威胁着领导们的安全目标。没过多久，提高管制员待遇的问题，就又被提上了议程。
“工资要涨到让离职管制员后悔。”“小步快跑，要让管制员工资赶上飞行副驾。”“提高夜班费标准，提高小时费系数”……不断流传的“领导语录”，带着难得的大方，让沉寂在工作与生活的焦虑中许久的管制员们有了一丝期待。
尽管每月多领了两三千，但是距离传说中的“飞行副驾水平”差距甚远。更为尴尬的是，管制员的“小时费”和领导的管理绩效，混合在一个“资金池”中，池水不变，你多我少，你少我就多。于是“不要想和领导抢钱”，成了我们平时私下里闲侃的戏言。
当然，还有部分离开的管制员是“被动”离职，原因大多源于让无数管制员焦头烂额的“3A体检”——40岁以前两年一检，40岁以后一年一检，还有加项。繁多的体检项目，严格的指标，话语权极大的航医，都是管制员职业生涯的拦路虎。一线苦熬的管制员，一直生活在浮冰上。任何一个不慎，都会如汹涌波涛，掀翻冰面，于是人生颠覆。
熬夜是每个管制员的常态，领导总说要“弹性看待工作”，但冷冰冰的体检指标却面无表情地对着疲态尽显的管制员们，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因体检不通过而被停岗——这就意味着连现在觉得数目过低的“小时费”都拿不上了。前几天跟一个因血压过高而被停岗的前辈聊天，他自嘲道，现在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什么也管不了，成了一个真正的“空管”了。
2010年8月到2019年底，中国民航实现运输航空安全飞行112个月、8000多万小时，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安全记录——放在国际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漂亮数据的背后，作为民航业三大支柱之一的空管，却疲态尽显。
5
公众对我们这个小群体的关注，大概是源于2016年10月11日虹桥机场跑道入侵事件：塔台管制员忘掉了飞行动态，发出错误指令，险些造成两机相撞。一时间，人们铺天盖地歌颂紧急时刻果敢的英雄机长，同时咒骂工作失误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他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在自己飞行旅途中，除了飞行员，还有这么一群人能在瞬间掌控数百人的生死。
没有行业外机构精确统计过，国内民航管制员每月成功处置过多少起诸如劫机、发动机故障、紧急物资运输等“特情”。其中不少“特情”都直接威胁到旅客生命安全，而绝大部分事件，仅仅停留在单位内部的通报文件上，或者是只有圈内人才知晓的媒体中。即便有零星的外部宣传，也迅速淹没在信息繁杂的网络潮水里，掀不起一丝波澜。
虹桥事件的第二天，单位内部就开展了安全大整顿，所有人对照要求自检，一些更复杂更细微的考核标准悬在了我们头顶。而后来虹桥事件的“连坐处理（相关责任人和领导全部一撸到底，打入民航黑名单，不管当天在不在上班）”，更是让我们心有余悸。
随后的大半年里，我明显感觉工作压力又上了一个台阶，神经时刻处于绷紧状态，有时处理完一波“大流量”之后，真的身心俱疲。有次，我见到下了席位之后在卫生间干呕的罗林，给他递了张纸，他苦笑着说：“这吐出去的怕是不止10块钱吧，有些亏啊。”我摇了摇头，没说话。
“10块钱”是指虹桥事件后，局方提出“提速改革空管，优化工作负荷与待遇之间的不平衡现象”，随后颁布文件，“小时费”涨了10块钱。我记得科室下发那份文件后，办公室里面响起了稀稀落落的干笑声。
但让这个群体摇头叹息的事情很快又来了。
2018年5月14日早上7点10分，全世界大的监控雷达屏幕上突然闪起了7700的航空器紧急代码。半个小时后，川航8633次航班惊险地迫降在成都双流机场，举世震惊。后来，该事件改编成的电影《中国机长》上映，再一次把英雄机组推到了世人面前。在人们一片惊叹声中，力挽狂澜的机组赚足了眼泪与赞美。
但在8633次航班完成了史诗级迫降后，英雄机长刘传健接受采访时，不断强调，除了机组极大的毅力和熟练的技能外，也是空中交通管制员等地面人员的漂亮配合，才有奇迹发生。
直到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当日值班的成都管制员才赴北京参加空管局内部表彰会。简陋昏暗的会议室、寥寥无几的民航报记者、暗红色轻飘飘的锦旗和看起来似乎很有分量的勋章，还有从未向外部媒体展示的低调合影，让这群隐秘角落的人依然隐秘。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相比于英雄机组的几百万奖金和铺天盖地的赞誉，管制员的锦旗和可忽略不计的奖金显得有些寂寥。后来在某个业内群里，经历此事的同行管制员说：“整个事件处理中，心中余悸远大于自豪。”
我记得当时跟师父聊天，很是愤愤不平，凭什么管制员出事就从重处罚，立功就草草了事？
师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在角落。”
我说：“我不明白。”
“以后你就明白了。”师父很平静地说了一遍。
想起刚入职的时候，师父带着我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在这个行业里，安全是第一位的，你哪怕掌握再多管制指挥技巧，但是一旦没了安全，所有都将重归于零。这个行业只认规章，不认功绩。记住，保护好自己是第一位。”
当时还是“萌新”的我不太理解管制技能如此出色的师父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但出于尊敬，我还是点了点头。但后来，我终于明白师父话里的意思，这个行业的冷酷无情让所有管制员心有戚戚。
2018年的某一天，航班大流量时刻。出于安全考虑，师父没让我拿话筒。航班在师父的指挥下，有序地进出。我一边看着师父熟练地指挥，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如果是我，我该怎样才能做到如此的高效率？
突然，雷达屏幕连续闪屏，随后连同备份系统，全部黑屏！我瞬间惊呆，脑子“嗡”地一声，差点喊了出来。师父也愣了一下，立马反应过来，无线电指令一句接一句地从他嘴里发出：
“所有单位停止发话，立即恢复程序管制。”
“东方XXXX，报告过台时间。”
“南方XXXX，等待点等待。”
“国航XXXX，保持高度。”
“白鹭XXXX，前方高高度，注意观察。”
……
师父一边发指令，一边迅速挪动相关航空器进程单，我呆呆地看着师父的动作，完全没有察觉自己后背湿透了。那一刻我知道，师父一定清清楚楚记得空中所有飞机的动态。我在师父家里见过管制指挥模拟沙盘，他可以记住模拟过程中任意一刻某个飞机的位置。
3分钟后雷达才恢复正常。师父生生把我们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机组纷纷在波道里给师父点赞。我擦了擦汗，轻拍着“怦怦”狂跳的胸膛，满脸劫后重生。
我本以为，我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奖励。然而事件上报后，“安质部”却在录音复盘中，挑出了师父的一些毛病，比如进程单指令填写不规范，通报协调次序不当，通话语速过快，并列出“整改计划单”。报告里的赞扬寥寥无几，机组的称赞都比它多。做得再好都是应该，但凡有瑕疵就追究到底。我这才开始真正明白这个行业的严苛无情，也终于明白师父当初吃饭时对我说的话，“明哲保身”原来是个褒义词呀。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调岗的问题。比起“小时费”，我更希望去一个容易自我保护的岗位。我跟师父聊了自己的想法，师父叹了口气，并没有劝我，只是看着我的眼睛轻轻地问：“一旦离开这里，再回来就难了，你想好了吗？”
看着他满眼的落寞，我有一丝不忍，但咬了咬牙：“我想好了。”
我跟师父不一样，他是真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热忱。但我并不是很喜欢用繁复的调配来锤炼自己的技能，我只是想以后的路走得轻松一些，虽然师父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个“进近好苗子”。
罗林也对我说：“要不再坚持一下吧，你的优秀领导也看在眼里，况且一直传出来要改革呢。”
我苦笑着摇摇头：“这里从不缺优秀的人才，只是如何对待人才呢……”
在2019年10月中旬，我调到了塔台管制室。相比“进近”，尽管都是五级管制员，但塔台的小时费是要低一些的，但我着实感觉轻松了不少。我只需要负责航空器起落阶段，900米以上的空域，都与我无关了。
这个行业，进去难，留下来更难。有人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有人因为无法坚持，主动退出；有人因为身体原因，被迫转岗。但师父真的是个热切的理想主义者，他只是打磨自己的技能，努力的向上攀爬，要一直爬到专业更高处。
我跟师父在一条巷子里相遇，最终在中间的岔路上分道扬镳。
6
转岗塔台管制室后，要想拿话筒，自然是要重新进行执照签注的。罗林当初也有转岗的心思，但漫长的过程让他最后还是作罢——空中管制员的5关，除了ICAO4通用，其他4个流程我还要走一遍。所幸，这一次，我只花了一年多点就拿到了执照。
我有了新的圈子，和师父的联系越来越少。只是从同事的八卦中了解到一些师父的日常琐事：他因为无法照顾孩子的学习，和师娘矛盾不断，甚至吵架到濒临离婚的地步；管制室评选年度优秀教员，作为科室业务骨干，他居然再次落选；分局内部抓作风大检查，他绩效考核被扣分，停岗一周……
2020年9月中旬，我在外地培训，听说师父出事了，赶忙打电话给“进近”的师兄，师兄低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高度层’配满了，师父一直叫不到准备调配的那架飞机，导致其他航空器紧急避让，最后突破了安全间隔……”
师父的业务能力足够出色，但并不是业务水平高、恪守规章，就一定是安全的。民航空管安全是一个多方关联的系统，设备、制度、协议、其他用户临时限制等等，每个环节都需要小心把控，而这些带来的压力都会压在管制员的肩上。师父出事时，那架冲突飞机正好位于管制空域内甚高频信号最差的地方，无法及时叫出飞机进行冲突调配，请求空中机组帮忙转告管制指令也始终是慢了半拍，眼睁睁看着雷达屏幕上的间隔不断缩小，告警红灯也瞬间闪起……
没两周，罗林在餐厅遇见我，便告诉我师父被调岗了。我的心脏“咯噔”猛跳了一下，随即轻轻地问：“这么快？局方的文件还没下来吧。”
“谁知道呢，一直以来有些人就跟程主任不对付，这次估计也是找到借口了吧。”
我看着餐盘里一向爱吃的红烧鱼块，突然胃口全无。
当天下午，内部初步处理文件出来，我看着隐约的几行字：“鉴于程XX在半年内多次突破内控间隔，对空域运行造成极大影响，现分局内部初步处理将其调离进近岗位……”
第二天，我趁着休息去进近探了一下口风，路过准备间的时候，看见师父在桌子前整理一堆文件和相关手册。我终究是没有问出口，见我满脸焦急的样子，他告诉我：“局方处理结果还没下来，领导安排我从明天开始上行政班，管制岗估计是待不长久了。”
我一时间舌头仿佛打了结，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最后邀请师父过几天聚个餐，拉上徒弟们，他思索了一阵答应了。离开屋子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昏暗的灯光下，伏在桌子边的身影，老态尽显，明明他也才40岁不到啊。那个让我崇拜的五体投地的，永远精力充沛的师父，那个业务技能精湛的“进近雄鹰”，可能真的要折翼了。
我想起当初入职后不久，局长在主席台做的那份报告：“管制工作不仅能教会你们如何在规章下思考，还会帮助你们在各类意外情况下磨练技能，同时还会让你们在压力下快速成长。这里不欢迎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人际关系运作，只有勤奋踏实的人才能更进一步。你们这一批年轻人代表着空管的未来，我希望你们能成长为行业的希望。”
我只希望有一天，这幅蓝图真的会实现。那样，像师父这样的雄鹰和无数有志于守护蓝天的人，蓝天也会守护他们。
后 记
如今，我在塔台的工作也更加“得心应手”，能够迅速“领会”领导的意思，在做到业务精进的基础上，也算能明哲保身了。
方磊师兄考了空管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去了总局的情报中心，电话里他语气轻松地说是行政岗。
而我师父最终放下了话筒，去了航行情报资料管理室，也是行政岗。听说有领导专门去资料室视察工作，回来开会时说要全力保障情报资料的准确及时，为守护蓝天打好基础。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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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乂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