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慧姐在五爱街跳楼后，她的婆家人并没有通知我们去参加葬礼。五爱街的一些姐妹自发为她送行，是信佛的赵姐牵的头。

赵姐请来一位藏地喇嘛为慧姐超渡，地点就定在她家的小书房。这个房间没门，只悬了半截黄色绣荷花门帘，我挑帘进去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赵姐为我引见那位年轻喇嘛，说他是某某上师，自小出家。我简单地问了声好，眉清目秀的僧人微笑着，单手作了一个“请”的姿势，用十分蹩脚的汉话说“你好你好，扎西德勒”，然后又转头问赵姐人是否已经到齐，如果到齐了，法会就可以马上开始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到的，不由有些歉意。行里几个熟人探过头来，低声问我咋才来，我说没找着地方，本来都打算回去了。坐我旁边的是一个生面孔，王姐给我介绍：“这是梅君，楼下卖童装的，她家衣服好，你姑娘将来需要啥上她家拿，没得说。”

“梅”这个姓氏很少见，我问梅君是否是少数民族，她摇摇头。再问，就发现我俩竟是同年。她是沙岭人，十六七岁就在五爱街混了。听到这儿，我眼睛一亮——在五爱街混这么长时间还没离开，一定身家不菲，得好好套套近乎。

这时，门帘被轻轻挑开，又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穿着老红色僧衣、露出半截臂膀的藏地僧人，另一位是个汉族小伙子。我仔细一瞧，嚯！这小伙子长得真带劲，1米8多的大个儿，短发，剑眉星目，白上衣、牛仔裤，总之就是一个字——帅。

王姐又探过身子来给我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老梅家的二老板梅志勇，和梅君是亲姐弟。我回头看一眼梅君，又看看梅志勇，觉得这姐弟俩长得有意思，一个是团团脸，五短身材，另外一个却是长条脸，个头也高。

梅志勇朝我走来，我作势起身想把位置让出来，让他挨着梅君坐，他却伸手轻轻按住我肩膀，小声说：“姐，不用起来，我坐你旁边一样。”他跟我说话时不敢看我，脸还红了。

我心想：这家伙在五爱街混了十来年？不像！五爱街哪有这么秀咪（东北方言，腼腆的意思）的人？啥二老板啊，估计就是给他姐打打下手，混个“二老板”的名声罢了。

这时，梅志勇又在我耳边轻声问：“你就是那个辞了铁饭碗、来五爱干买卖的三姐吧？我上楼时见过你。”

我偏过头刚想跟他多唠两句，赵姐发话了：“今天有幸请到上师来为慧姐主法，大家心都诚一点，希望慧姐能借助菩萨和上师的力量离苦得乐……”

她话还没说完，我就见对面有人拿下巴朝我示意，我转头一瞧，惊愕地发现，梅志勇竟然哭了。他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源源不断地往下流，面前的地毯都溅湿了。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小伙子哭得梨花带雨，顿时有些不知所措。身旁的梅君赶紧站起来跟大家解释，说她家志勇为慧姐的事儿已经在家哭过不止一次了。

“亲戚啊？”我大胆猜测。

梅君摇了摇头，我继续问：“认识挺多年了？”

梅君继续摇摇头，说他们姐弟从来没跟慧姐打过交道。我瞠目结舌，觉得这个小伙感情丰富得有些不可思议，竟然能因为一个陌生人的死哭得这么厉害。

这时候，上师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梅志勇，说：“生老病死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她有她的因果，你有你的慈悲，然而慈悲不是哭她。亲人去世是不能哭的，哭了，眼泪落到亡人的衣服上，亡人要留恋世间，会妨碍她得到解脱的……”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可梅志勇的眼泪还是像开了闸的水龙头一样收不住。见此情景，我不由长叹一声，在心底埋怨起梅君来：“大人集会，你为啥要带个孩子过来呢？”

法会结束后，赵姐作东请客。大长条的桌子两旁一共坐了二十来个人，梅志勇坐在我和梅君中间。我已经预备拿出姐姐样，好好照顾照顾这个“未成年人”。没想到吃饭时，梅志勇却像变了个人，不仅不稚气，反而非常周到、仔细。

那天桌上有一道菜是笋做的，我第一次吃不懂，夹进嘴里嚼才发现外边硬，就趁人不注意悄悄吐了出来。隔了一会儿，我面前的盘子里就出现了剥了外壳的嫩黄的笋——梅志勇递来的——我尝了尝，感觉味道还不错。

我不禁跟梅君表扬她弟弟：“哎妈，这玩意儿你弟弟不给我整，我都不知道咋吃。梅君，咱弟可太懂事儿了，有没有对象？没对象可包在我身上了！”

梅君说他有对象，对方是个空姐，还颇有些家庭背景，是沈阳军区某干部的女儿。梅志勇赶紧出来澄清：“刚认识、刚认识，以后还不知道啥样。”大家就你一嘴我一嘴地让他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毕竟这样的女孩儿在沈阳可不多。

没过多久，梅君那边就传来梅志勇跟对象吹了的消息。梅君跟我说时，仍觉得可惜，说那个女孩还挺相中她弟弟的，但志勇后来死活不干，理由是“没有感觉，不喜欢”。

我劝她：“那着啥急？咱要样有样，要钱有钱，对象还不好找？再说志勇还年轻，以后慢慢遇机会呗。”

2

2005年2月14日，我正在档口忙，一抬头发现高大的梅志勇把档口挡住了大半。我放下手里的活儿，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咋的？来给我送礼啊？”

这是一句玩笑，没想到这个大男孩竟点点头。他也不说话，直直朝我递过来一个盒子，我接过之后他转头就走，我在后面喊他他也不应。我只好把礼物包装拆开，发现是一盒进口巧克力。

我家小服务员在一旁偷笑，意有所指：“姐，今天是情人节啊！”

在五爱街，我们这些已婚的东北老娘们儿从来不过什么情人节，丈夫们也从来不会送节日礼物。正说着，梅君笑着过来了，问我收到巧克力了没有，“志勇一定给你整懵圈了吧”。她笑得直不起腰，说志勇每年都会给她们这些已婚的、平常有来往的姐姐们买巧克力，“人手一盒”。

这真让我闹不懂了——五爱街的糙老爷们还有这份闲情雅致？

梅君说她家志勇有。不过大伙儿对此另有猜测：楼下有个卖童装的女人叫佟瑶，跟志勇同岁，从前有人给他俩做媒，不过佟瑶没干。后来佟瑶跟别人结了婚，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常在档口哭。每当此时，志勇也跟着长吁短叹。平常大家也开他俩的玩笑，两人并不解释，所以大家都猜志勇对佟瑶可能还有那么点意思。情人节“广泛”送礼，只是想掩人耳目罢了。

我突然意识到，五爱街居然出了一个“男情圣”。

再去梅君的档口时，我就有心留意附近的佟瑶。此时的佟瑶已经被生活和婚姻搓磨得失去了光彩，相反，志勇身上既有打小做生意的精明，还有未历婚姻家庭琐事的少年气。两人站在一处，像两辈人了。

我跟梅君感叹：“想不到同样的年龄，看起来差距竟然这么大，岁月和生活终究只欺负女人。”

志勇听见了，看我一眼并没说话，目光却呆了，脸上露出戚然之色。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很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在大多数男人只把女人当物件的年代，只有贾宝玉把身边的女人当个宝，当个人。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口，梅志勇就说，女人比男人更不容易，他从小看姐和妈吃了不少苦，掉过不少眼泪，所以他曾发誓，长大后要好好待家里两个女人，不让她们再掉一滴眼泪。

梅君笑着说：“是是是，现在跟他干仗，只要我一哭他就举手投降，不管自己有没有理。”

梅志勇的脸又“腾”地一下红了，他尴尬地挠挠头，笑笑。

3

一天，婆婆打电话约我去“天天好”大药房旁边的小广场谈事儿。

在那里，婆婆直白地告诉我，在我女儿一周岁生日还没过的时候，我的丈夫跟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就快呱呱坠地了——B超显示是个男孩。那一刻，我犹如五雷轰顶。婆婆声泪俱下地说她儿子对不起我，“但也是因为他跟你的感情走到头了”，她劝我不必守着一潭死水一样的婚姻，劝我把女儿也带走，“女孩儿到底跟妈妈在一起妥当，因为有后妈就有后爹”。

就在这一年，命运跟我开了许多“玩笑”。除了岌岌可危的婚姻，我在五爱街的买卖也赔了一大笔钱。知道我赔钱时，丈夫没说什么，但婆家所有人都害怕我会怂恿丈夫把房子抵押出去求“翻身”。所以，他们想尽快脱离我，最好从此和我楚河汉界，老死不相往来。

正当婆婆喋喋不休地“逼宫”时，志勇突然出现了——当时，他正准备去“天天好”大药房后面探朋友，恰巧远远看见了我，就想过来打个招呼，没成想撞见这么尴尬的场面，弄得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婆婆不信这是个巧合，索性说志勇是我特意带来的相好：“就知道你在五爱街不可能洁身自爱。既然这样，你撒冷痛快的就放了我儿子，我们也放了你，那不是皆大欢喜吗？”见我没有马上答应，她又说：“不管你放不放手，那头孩子已经快生了，你跟我儿子是怎么样也不可能白头到老的。”

老太太说完拂袖而去，志勇默然而尴尬地陪在我身边，我本来想哭，却忍住了，大脑飞速运转起来，想先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的我已经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娘家是一定不能惊动的。但买卖干成那样，丈夫再指不上，真离了婚，我们母女的生存都可能成问题。

我心里很乱，去找擅长六爻的夏岩算算婚姻。但那天，夏岩没给我算，她沉吟良久，只说有孩子不好办，“如果你家老头跟那个女人没孩子，就没什么不好断的”。夏岩直说，她有个法儿，可以给我准备些东西，半夜12点拿到十字路口去烧，或许那个孩子会保不住。

志勇坐一边看着我，夏岩也等了一会儿，见我没出言阻止，就出去准备了。约摸过了半个小时，她进来真递给我一包东西，我抬眼看她，问是不是真管用。她说自己也没试过，“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默然将东西接了过来，出门就告诉志勇，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诉任何人。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不久前被丈夫和流言逼死的慧姐——她自杀前也交代我不要把她的事情告诉别人。我流着泪告诉志勇，慧姐曾经跟我说过同样的话，我守住了秘密，却没有能力守住她的性命。

“姐，日子还长，你不能走慧姐的路。”志勇看着我。

我说不能，我还有父母，他们供我读书，让我从农村走出来，我是我们家的希望，我不能输。说着，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里的东西，志勇也看，他张了张嘴，但什么都没有说。

临分别时，志勇还是忍不住问我：“半夜烧不烧？”

我没说话，因为实在没有想好。如果没有效果，我烧来干什么？如果有效果，那个未出世的孩子也是一条性命。当时的我确实黔驴技穷了，但真的已经到要靠这些旁门左道、子虚无有的东西来保住婚姻的地步了吗？哪怕真保住了，我的良心也过不去。可我难道不应该、不需要保护自身和女儿的利益吗？他除了是我法定意义上的丈夫，还是我女儿的父亲啊。听婆婆的意思，她想让我们母女从此在她儿子面前彻底消失。

我的心凉下来，不知所措，心乱如麻。

志勇提醒我，应该找个中间人问问我丈夫，看今天的事是婆婆一个人的意思，还是他们一家人的意思，我一下想到丈夫最好的朋友田阳。

田阳果然知情，劝我说情况并没有那样糟。据他所知，那个女人习惯性流产，一直在保胎，已经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了。虽然确定她肚子里是男孩，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否能顺利、健康地生下来。

这个情况是婆婆之前没有跟我讲的。再仔细回想，她说我丈夫试图瞒一日是一日，目前并没有跟我摊牌的打算。如此看来，婆婆是想引我主动跟丈夫闹，好逼我们往离婚那一步走。

我问田阳那个女人住哪个医院，他却死活不肯告诉我。分别后，我对志勇感慨道：“原来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瓜。没有感情有什么？三刀六面说出来，行与不行给彼此个痛快，可是他拿我当傻瓜。”

就是在这一刻，我下定决心，把夏岩给我的东西扔出车窗外：“妈的，听天由命，这种事儿我他妈不干，干了我自己会瞧不起我自己。为个男人！？他再重要，我也不能把自个儿给丢了，也不能丢了我爹妈的脸。”

我跳下车，一边哭一边朝那个还是自己家的方向走去，志勇跟在后面追，他劝我上车，都急哭了。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这个善良的大男孩儿一直追到了我家楼下。我抬起头，看见家里没开灯，大概是没有人在家。我的女儿应该在婆婆那里，那我丈夫呢？在医院陪另一个女人？

我觉得自己通体疲倦，仿佛刚打完一场大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了，就坐在楼下的一个小石桌旁。认识的邻居大老远就跟我打招呼，我意识到这里不能久坐，于是起身往婆家走。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得去接孩子，一切暂时还得按部就班。”

这一路，志勇都跟在我身后。

次日凌晨2点，我刚下楼准备去上行，发现志勇在我家楼下等着。他开了车前灯，楼门口被照得雪亮。

多年来，明知道很多女人在去五爱街上行的途中出过事儿，我丈夫也从来没有半夜起来送过我。所以见到志勇的那一刻，我的心微微暖了一下，觉得真是难为他了——在五爱市场这个女多男少、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志勇待了十几年，身边环绕着那么些苦命的、不幸的女人，他却从来没有仗着自己不菲的身家把她们当作“猎物”，而是全力以赴，想为她们带去一点点光亮。

婆婆找我谈话后的第三天，我要去一趟广州。家快没了，我的营生不能再丢了，我得去厂家换批货。那是一班夜机，志勇半夜送我去机场，他始终没问我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我也没有主动跟他说。

沈阳深夜的街道十分冷清，两边的街灯时明时暗，志勇把车开得比步行快不了多少。我知道，他是怕我去早了一个人胡思乱想。

等我再回沈阳，田阳给我打来电话，说那头的孩子已经没了，“不信就去市妇婴医院里去查”。

他说，是因为丈夫坚决不肯吐口跟我离婚，而且医生说那孩子保下来可能也会有问题，那个女人权衡后就决定大月份引产。为此，我丈夫“割地赔款”，具体数目不详，还在几个哥们儿那里举了债。因为这场风波，他的工作也受了影响，平日里还得装成一个没事儿人。

我真的去了医院，在前台说了产妇的名字，撒谎说自己是来探望的，不小心忘了房间号。护士说该产妇早已出院，“孩子大月份引产，没要”。

我听了，长出一口气。日后，还大病了一场。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低谷期。生意并无起色，新一批货赔得底朝天。最难的时候，我不能跟丈夫开口，甚至不能让他知道我的买卖又赔了。

我觉得自己已经走不下去了，志勇借了我一笔钱翻身，我很快赔了个净光净。他再借给我一笔，还是赔。后来他还要借钱给我，我都不敢接了，因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还那几十万。

志勇知道我怕，说：“如果你赔了，来给我打工，你不要怕你还不上。”我问他是赌我赢还是赌我输，他笑了：“我赌你不会跑。”

我不知道他哪儿来的信心。在五爱街，多少老板不给厂家结账就颠儿（跑）了；多少干物流的卷着两头的钱拍屁股跑了；多少男女没有一个交代就为钱溜了。他竟然赌我不会跑，像我没有脚似的。

好在，我还上了志勇的钱，只是没再跟他提及我的婚姻问题是如何处理的，他也没有问过。

4

2011年以后，我工作的重心渐渐从五爱移出，跟梅家姐弟时有来往，但没从前那么频密了。

每次梅君找我，话题总离不开她弟弟。眼瞅着志勇快而立了，仍然孑然一身，这成了梅君和他们父母的一块心病。我也不能理解，他条件不差啥，为啥不结婚呢？

我们猜，志勇可能是在等佟瑶。可那时的佟瑶已是半老徐娘，儿子的个头已经超过她了，志勇当初没下手，现在恐怕更不可能了。更何况志勇还是“小伙儿”（东北对未婚男青年的称呼），我们觉得他跟一个二婚又带儿子的女人在一起并不合适。

然而，梅家和佟瑶的档口依旧挨着，后来志勇去五联地下出新档口，佟瑶也跟在旁边出买卖。梅君对此不好直接说什么，只说佟瑶也是个可怜人，她婚后常被丈夫揍得鼻青脸肿，不时跟志勇哭诉。有一次她靠在梅志勇身上哭，被梅君看见，梅君觉得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就托我去劝劝。

那天，我直接去了志勇的档口，当时佟瑶也在，俩人正谈些什么，看起来心情都不错。见我来，志勇借机支走了佟瑶，他给我让座，说我自打离开五爱也不常来见他。我说忙，他一笑，显然对这个借口并不满意。隔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说：“那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说吧，我都把佟瑶给支走了。”

志勇的精明让我有些茫然，我没有贸然开口，不清楚他这样的明白人到底需不需要我来劝。可是受人之托，我只能硬着头皮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有别，女人结了婚，心自然在婆家，最不济也一定是在孩子身上。而女人为了孩子，是宁可自己受委屈的……”

我暗示他跟佟瑶没戏，志勇低个头听，手里摆弄桌角账本的一张纸。他将那张纸角卷起来又抹平，抹平了又卷起，直到那个角自己折掉。他用手轻轻撕下那小小的一角，接着放在几个指头中间碾转，搓成球又展开，再搓成球再展开，直到细小碎烂的纸屑糊了手。

见他不回应，我只好接着摇唇鼓舌，说有些感情之所以放不下，可能只是不甘心。我还掰开、揉碎了跟他说现实问题：“孩子还得是自己生的，别人的（孩子）你含辛茹苦养大也不见得跟你亲；做人不能太自私，除了考虑自己，也要考虑一下年迈的爹妈、后继的香火，千万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志勇突然笑了出来，他抬起眼睛问我：“怎么个一失足成千古恨法儿？”

“你跟佟瑶呗，谁不知道？孤男寡女天天在一块儿搅马勺，知道的你俩没事儿，真哪天整出点什么事儿来好吗？自古以来赌近盗、奸生杀，那都是有数的。再说了，你觉得你和佟瑶可能吗？可能早就在一起了。退一万步说，就算佟瑶真肯点头，你想过没有，那样狠心的一个女人，说把儿子扔了就扔了，你就敢要她吗？更何况她二婚，你一个小伙儿，不缺鼻子不少眼睛，个人条件啥也不差，干啥非要找一个二手货？”

“二手货？”梅志勇冷眼看我，“你也是念过书的人，知道最可耻的不是男人看不起女人，不拿女人当回事，而是女人自己先不把女人当回事。”

我觉得志勇这话说得有些重了，甚至觉得他不识好人心、不知好歹。所以这次谈话后，我开始有意回避他。梅君再跟我说她弟弟的事，我就反过来劝她看开点：“二婚咋了？头茬韭菜二茬面，你看我们公司里现在招人都要有经验的，找老婆找个有经验的咋的了？”

梅君鼻子都要气歪了，我按住她的肩头接着说：“他不结婚咋延续香火？你管他跟谁结呢？”

事实证明，梅君比志勇好说服，她很快转变思路，还特意去跟弟弟谈了一回，说如果他真对佟瑶有意思，就大胆去追：“佟瑶也不易，咱家也没那么多讲究，只要你俩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

梅君和家人都觉得这已经是他们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了，然而志勇依旧没什么行动，还跟他姐说，自己对佟瑶没那个心思。

时隔半个多月，梅君找我，说志勇在浑南一个小区买了一层楼，全部打通，请人造了一个室内佛堂。有些佛像是从台湾请过来的，花了很多钱。

梅君忧心忡忡，说她越来越理解不了这个弟弟了。我也理解不了，只觉得他活得太自私、太自我了，“你爹妈养你一场，你就拿这个报答他们？”

可志勇说，他爹妈当初只是希望他能多挣点钱改善家里的环境，现在环境改善了，他的任务也完成了。我说他还有任务，得给老梅家传递香火。他说自己现在没找着合适的，“不能等一等吗？”

经历过婚姻危机的我，切身体会过亲密关系中的残酷，所以当有机会给晚辈普及“婚姻知识”时，我总喜欢端着一副过来人的架势去教导他们，试图让他们早点接受这世间并没有完美的婚姻——“大家都是在凑和着过”。

我觉得这样说没错，甚至觉得这是为他们好。不过后来想想，大多数时候，我可能只是在劝自己罢了。

我说生活就是过日子，劝志勇不要对婚姻抱有太高的期待，要懂得为自己打算：“找个对自己好的女人，得到实惠最重要。就找那种能照顾你、能照顾你父母、拿你当天、拿你爹妈当回事的。”

志勇看着我冷笑，反问我有没有拿丈夫当天、拿公婆当回事：“你低三下四侍候你公公婆婆、小姑子了吗？你过那样的日子了吗？你不愿意凭什么觉得别的姑娘就愿意？你凭什么让我那么糟践一个姑娘？你不是讨厌把女人当工具、结了婚就不拿她当回事儿的男人吗？可是你想让我变成那样的男人？！”

志勇一口气说完这些话，以致于我无言以对。我冷着脸拂袖而去，那天以后，我跟梅君就单聚，不带志勇了。梅君再跟我说起她弟弟的事儿，我也不怎么搭茬。

梅君并不知道我和志勇私底下已经争吵多次了，还是天天碎碎念：谁又给志勇做媒了，女方条件有多好，但他就是不看，总说自己没想好要开始，不想耽误别人。又说姑娘们的每一天都是宝贵的，他不想让她们的热情白白浪费在对她们没意思的人身上……

梅君不赞同志勇的说法，她觉得人跟狗在一起待时间长了都能产生感情，“跟人咋就不能？”她还让我没事就去劝劝她弟弟，我却不想再去碰那个软钉子了。

5

2014年底，我照例去沙岭给梅君父母拜年，到了之后发现志勇也在。我俩已经有小一年没见过面了，志勇变得很瘦，两颊的肉瘪了下去，骨头支出来。脸色也不好，灰扑扑的，像蒙了一层土。整个人露出一副很累、很疲倦的样子。

志勇客气地跟我打招呼，之后就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手里不停地摆弄他的车钥匙。我偏过头仔细看他，他也偏过头来看我，如果搁以前他早红脸了，也根本不敢跟我对视，但这次他竟然敢仔细地看我。

梅君说，志勇现在不怎么说话，也不笑，总像有心事，问他他也什么都不说。除了婚事，志勇的状态也让家里人担心，他们觉得他可能是信佛信得走火入魔了。梅君担心弟弟变成这样是因为身体有隐疾，被催婚导致心理压力大：“他是要面子的人，这些话不好跟任何人说，我们又总是逼他结婚。你能不能找个熟人帮他检查检查？他那么爱面子的一个人，要是知道我们安排这样的检查，一定会跟我们翻脸。”

我不知作何回应。关于志勇，我们一直都在猜，但一直没有得到过正确答案。

我告辞时，车子后备箱里被塞进了很多东西，有些是志勇从楼上搬下来的，有些是从他的后备箱里直接移过来的。东西放完，我上车要走，志勇依然安静地站在我的车旁。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作罢。

车子开出去，我见后视镜里站在原地不动的人，心里有些难过。

出了正月，梅君给我打电话，说要带我去看看志勇的室内佛堂。

梅君拿出钥匙直接开门进去，我们站在门口，巨大的落地窗户雕出志勇的轮廓。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像雕像，倒像一截枯木，似乎他的生命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肉体里消散。

梅君哭了，抽着鼻子跟我说：“从前他看不得我掉眼泪，现在我天天在他面前哭，他也没有反应。”

我走过去坐志勇对面，他微微皱了皱眉，眼睛木然地掠过我，但几乎马上就垂下了眼帘。我蹲下来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话。

“你心里有痛苦？”我问。

他还是不说话。

“你想娶谁就娶谁，你不想娶就不娶，没有人逼你了。”

说到这儿，我说不下去了，志勇的眼泪几乎“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我也跟着哭：“你有什么话你说，别搁心里头，你不能出家。”

我知道这也是梅君最担心的事——那时五爱街附近的一家素菜馆的经理刚出家，我们都怕志勇受了影响。

我说：“你信佛就信，但是你不能出家。”

志勇低下头，摇摇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能出家？还是不能不出家？我心里一点谱儿也没有。我偏过头擦眼泪，心想人真是奇怪，多少人希望过志勇这样的生活，要人样子有人样子，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这不就是大多数男人追求的“人生巅峰”吗？志勇还有什么不知足？他忘了自己十六七岁出来闯社会，为了钱吃的那些苦、咽下的那些委屈？现在日子好了，咋就过不下去了呢？

我握住志勇的手，他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我也哭，生活让我遭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志勇的哭声也给了我一个宣泄的机会。后来梅君也过来了，我们仨紧紧地搂在一起。是眼泪，而不是血缘，把我们密实地联系在了一起。

之后的一段日子，志勇好像比从前快乐很多，我们仨又常聚在一起。我试探地问志勇，是不是真想出家。他说不，说自己尘缘未了。

我跟梅君对视一眼，对他那个“未了的尘缘”十分感兴趣。然而志勇三缄其口，一个标点符号也撬不出来。

我感叹志勇心太深了，梅君说：“我宁愿他没心没肺。”

6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女儿半夜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他爸出差，我一个人搞不定，只得给梅君打电话求助。

梅君夫妇和志勇很快赶到了，志勇把我女儿背下楼，我们开车去我哥工作的医院。我们到时，值班护士王莹带我们忙前忙后，等孩子病情稳定后，她还一直握着孩子的手跟她聊天。

我很感谢王莹，没想到她却因为这次的事儿看上了志勇，还托我给她牵线搭桥。打听了一圈，都说这姑娘不错，我才放心去做大媒。

我对志勇说：“你试试，就当朋友，试三个月，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话我都说出去了，你看都不看，我下不来台。”

我觉着话都说到这份了，再怎么样志勇也能去应酬应酬。可他朝我冷笑，几乎从牙齿缝里挤出两个字来：“不行。”

我问为啥？他说没有原因。我说我是为你好，他反问我：“是吗？”然后又对着我冷笑。那一刻，我脸红了，不知道为什么而红，似乎是被他看透了——我做媒不完全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我低下头，脸沉下来问他：“这点面子不给吗？”

志勇笑了：“是面子的事儿吗？你刚才不是说为我好吗？”

我几乎是求他了，问他为什么不肯给别人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志勇说：“我不会欺骗我自己，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我不会强迫自己去喜欢，我不想强迫自己去过跟别人一样的生活。别人都凑和我就得凑和吗？人活得够苦的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把她放在身边，害了我自己一辈子，也害了她一辈子。”

我几乎喊了起来：“你不说谁知道？她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你骗骗我，我骗骗你，谁不是这么过来的？一辈子很容易就过去了呀！”

可他仍旧说“不”，我把牙咬得很紧，看了他一会儿，告诉他，如果他坚持说“不”，那我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狠话。可能是想逼他就范，也可能是他的反应刺痛了我脆弱的自尊。志勇果然被震住了，半晌才轻声问：“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接受，今天就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

我心里一动，觉得这话不祥，但依然毫不让步。志勇颓然地坐下，冲我疲惫地摆摆手，虚弱地说：“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我没做声，离开时挺着胸脯，走路带风，像一只刚斗胜了的小公鸡。当天晚上我收到志勇的信息：“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这样好不好，我欠你一个人情，这辈子只要你开口，只要我能做到，什么事都行。你不要逼我去相亲。”

我冷笑着回他：“你以为你是谁？江湖玄铁令吗？有了你这句话就可以在江湖上呼风唤雨吗？你要这么说，祖国尚未统一，你去为我干这事吧。”

之后一段时间，我没见过志勇，听梅君说，他去了外市一座山里找他的师父了，买卖全交给了梅君夫妇。下山后，他又直接去了台湾，说是想去见一位法师。

再后来，我就没有听到志勇的任何消息，王莹追问我后续，我就给梅君打电话，她竟然也没有接。

我有些失望，也有些沮丧，猜测了很多结果，其中一个是：这姐弟俩同仇敌忾，都跟我断交了。

那时的我还很年轻，仍旧想不通其中的道理。难道我做那些不是为了他们一家子好吗？难道我做那些不是受梅君所托吗？无奈之下，我只好编了个理由回复王莹，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管梅家姐弟的事儿了。

7

到了这年五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佟瑶的电话，她没跟我过多客气，直接问我，知道不知道志勇死了。

“你说什么？开什么玩笑！”

“这事我能跟你开玩笑吗？从台湾回来，他打电话跟他姐说想通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想通了什么。当天他回了沙岭父母家，第二天早起从沙岭上行，车在二环上出的事儿，让一个大车给骑底下了。模样没变，也没被撞得稀碎，就是浑身憋得乌青。”

“开玩笑！”我还是不信。

“梅君都疯了。”佟瑶说。

我不知道这通电话是怎么挂断的，脑袋里不停地播放着我和志勇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还有他反问我那句话：“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接受，今天就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我去看梅君，她已经瘦脱了形，起不来床了，更不用说去五爱上行了。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凄惨更不必说。

志勇死后，被葬在他师父修行的那座山上，我没让梅君带我去看。后来，她把志勇生前的一些照片发给我，说他真把我当亲人看，让我留个念想。

我说好，就把照片都存在微信的“收藏”里。后来觉得这样究竟不妥，事隔一个月后，我就把那些照片都删掉了。谁知当晚，我竟梦到了志勇，他很生气，样子也有点可怕，质问我为什么把他的照片全部都给删了。我在梦里吓得往后一退，差点跌坐在地上。他面色和缓下来，朝我伸手，说：“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不会吓你的。我只是太生气了，你不要怕，我以后不再来就是了。”

自那以后，我就真的没再梦见过志勇了。我和梅君的交情也淡了下来，开始渐行渐远。我曾给梅君打过一个电话，只寒暄了两句，彼此都没有提要见面、叙叙旧。我们都闭口不再谈“梅志勇”这三个字，好像他从未出现过。

每年到了志勇的祭日，我都能想起他跟我说的那句话：“这辈子我欠你个人情，条件你来开，什么都行。只要你别逼我去相亲。”

这一刻，我会感到喉咙发紧。心想：嗨，我倒还真是有一个条件，也不用你去相亲了，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行，哪怕你真是个太监也成。只要你活着就成。

只不过，纵然有通天的本领，这个条件他也永远不可能兑现了。

多年过去，我身边许多人来来往往，却再也没有一个温柔善良的志勇。不过我受他影响，也养成了一个习惯——爱给女性友人买巧克力。譬如她们过生日，或者过年过节，我不知道买什么，就喜欢送巧克力。

我想，女孩子在这世上总会受很多委屈，尤其是结了婚以后，那些不能宣之于口的、不足为外人道的、不能回去跟爹妈说的委屈和苦楚，总是需要一点点甜来中和。我想像志勇一样，对她们好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她们并不真正需要。

还有一个改变是，我不再称呼离异的女人为“二手货”了。她们并不是货物，而是活生生的人，大都曾经在婚姻中，有痛苦和挣扎。

身为女人，我为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感到羞耻。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开始常常想一些问题：这世间什么叫“应该”，什么又叫“不应该”？

那些“应该”是否真的是天经地义，每个人都应该拿它们当生活的准则；而那些 “不应该”，难道就真的该受千夫所指，使人活得惶惶不可终日？

我还想，什么叫“为你好”？是不是只要打着这个旗号，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呢？

后来我总结：“应该”就是个屁，“为你好”也是个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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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三十而已》剧照

我曾有一棵樱桃树，每逢春天，在袅袅微风里，我总会透过窗户，望着满树樱桃由青色变得黄里透红。便觉得自己是春风，将樱桃看熟了，它们是长在阳光下的宝石。

不像市面上的车厘子，红得太死板，甜得没个性；我的樱桃则灵气多了，皮薄剔透，嫩滑多汁，有点酸但酸得俏皮，回味无穷。

我坚持认为，自己这一生吃过的所有樱桃里，只有那棵树上的最好吃。

1

樱桃树是房东凌奶奶送给我的。第一次走进那间出租屋，我以为自己最多能住3个月。没想一住就是三四年。我自幼一直飘零，因为凌奶奶在，那几年我才终于体会到有家的感觉。

最初租房是想要养病。12岁那年我摔断了腿，因家里没人管，中断了治疗，之后一直瘸着，直到上大学，半工半读攒了钱，才能去医院继续治疗，接受康复手术。术后得休养，但我无家可归，出院后也只能住学校。宿舍在4楼，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总会有诸多不便，万般无奈，我打算先去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安顿好了再去手术。

同学都劝我谨慎，校外不良房东很多，见学生好欺负，一天到晚总找事。损失钱财是其次，主要还是麻烦。到时候我行动不便，万一又起了纠纷，自己怎么处理？何况我租房要求多，首先得是一楼，还要安静，租金预算却又紧张，一个月最多200块钱。

果然，连续跑了四五天，我都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学校附近的安置房一楼基本都是铺面，好不容易遇到有很小的杂物间出租，租金也不便宜，至少也要400块以上，外面还摆满了流动摊位，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十分嘈杂，非常不方便轮椅进出。

同学告诉我，学校旁边的村子有平房出租，价格实惠，就是远了点，离学校有1公里左右。这倒不是问题，为了方便做兼职，我之前买了电动车，勉强也能骑。

等到了村里我才知道为何房租便宜——学校那几年大量招收自考生，但又没安排宿舍，自考生只能在外租房。因此多数平房是村民专门为出租而建的，架构简陋，墙体较薄，层高只有一层，顶上没盖瓦，不保暖不隔热，几乎都没有空调，当时是夏天，房间像蒸笼一样，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不利于我伤口的愈合。

见此番情况，差不多打消了租房念头，但想着既然来了，就当散步把村子逛完吧。没想到却在村子尽头处，看见一间房。虽然也是平房，但它在一棵大树下，旁边有个菜园子，后面是一片池塘，池塘里种了很多荷花。房间虽然只有十来平，却收拾得干净整洁。

房东凌奶奶那年65岁了，虽然脸上有老年斑，但还能看得出年轻时的标致，面相和善，说话却急。当时她忙着打扫地上的树叶，抬头看了一眼门口的我，又接着扫地：“这房子只有那么好了，你看看。房租按年交，2200块一年，押金50元，未经同意房间不得转租，电费用多少算多少，自家打的井不收水费，不浪费就行。”

听说老太太一次要收取一年的房租，我有点不能接受，又没了想法。陪我一同前来的同学也不满意，当着她面说：“看来租人家的房也麻烦，你就住寝室算了，大不了我们背你上下楼。”

看着眼前瘦巴巴的同学，我既好笑又无奈。我们班本来男生就少，和我玩得好的都是他这种弱不禁风的，就算他们真有心，事到临头恐怕也是无力。

“只能先把手术做了再做打算了。”我安慰他。

就在我苦笑时，凌奶奶拿着钥匙走了进来，“既然你们不嫌弃，那就先住3个月吧，租金200块钱一个月，还是得一次性付清，我已经够‘同情’学生了。”

我签了合同，交了600块钱，付了50块押金。当我提及要押金的收条时，她却不愿意写，“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人活一张脸，怎么会赖掉你们学生的押金。”

既然老人家都这样说了，我不好再勉强。但心里总归不舒服，想着到时间就搬走。

2

我去医院做手术了，住了将近两个月才出院。

正值暑假，同学们还未返校，我一个人办完出院手续，打车到出租屋门口。司机帮我放下轮椅，又扶我下了车，刚好被凌奶奶撞见，言语中满是焦急：“小蔡，屋里人呢，一个人怎么搞哟！”见我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也不做声，她便不再追问了，帮着司机一起小心地将我推进房间。

进去后，凌奶奶问我吃饭了没有，说她屋里还有点鱼汤，热一下喝了伤口愈合得快，然后又说她很“同情”学生，让我有需要跟她说。

这是凌奶奶第二次这么说了，可我从小最不愿意的就是别人同情我，当即谢绝了——“我找了家政阿姨，在我行动不便之时，每天过来给我做两顿饭。其他应该没什么事了，再过半个月就不怕摔了，自己能慢慢走。”

一周后，我就勉强能走路了，只是容易摔。为了省钱，我不再坐轮椅打车，咬着牙自己骑电动车去医院做康复，反正骑车用不着腿，只要中途别摔了就行。

当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在回村的路上过减速带时，我一个不留神翻了车，手机摔成几块，我倒在路边，晕晕乎乎的，起不来，也说不出话。偶尔见有人影经过，也没人扶我。或许是当时出过不少做好事扶人被讹的案例，到处都人心惶惶的。

我足足在地上躺了半个小时——当然，这对于自幼习惯人情冷暖的我来说，确实也不算事儿，除了躺在地上有点硌人以外。

就在我半睡半醒之间，忽然听到有人说话，“这怎么要得……”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人，有人摸我的额头问能不能动。我听声音有点耳熟，还没来得及喊凌奶奶，她就认出了我，“原来是小蔡啊，菩萨保佑，可不能有事啊。”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除了有轻微的脑震荡外其他无大碍，万幸旧伤没有磕到。尽管凌奶奶帮助了我，我铭记于心，但我不善于表达，依旧和她没有太多沟通。

3个月的房子很快就要到期了，一天凌奶奶来找我，“小蔡，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要去镇上买药，平常是我大儿媳送我的，这几天她没空，我想要你骑车送我去镇上。”

我们刚准备走，便遇到了凌奶奶的大儿媳，她嘱咐我小心点，“不然本来是乐于助人，万一有个什么意外，反而要惹一身麻烦，说不清了的。”

我犹豫了，凌奶奶却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只管放心骑车就是，任何问题都找不到你身上来。”

路上凌奶奶一直劝我，“你以后要像我这么爽快，需要帮忙时就大声说出来，总有人会听到的，这次没有人听到，下次也会有……我第一眼就觉得你比其他学生好。”

说话间，有一辆摩托车从拐角处冒了出来，差点撞上直行的我。对方把车往地上一丢，冲过来朝我恶语相向，“你自己想死买不起棺材板，也不要拉上我……”当时我惊魂未定，没来得及反应，就只是愣在原地没作声。凌奶奶抢先挡在了我前面，说她要早点拿药。摩托车车主怏怏地走了，凌奶奶对我竖起大拇指，“小蔡以后可是做大事的人呢。”

我忿忿不平地回答：“我只恨自己反应慢了一拍，要不是带着您，我就追上去抽他。”

凌奶奶笑着对我说，“是该抽，不过不抽更好。奶奶没文化，但见得多，人一辈子就像一条河，你知道它最终流向哪里，途中难免干涸啊断流啊洪涝啊决堤啊，总之要经历种种，但你都要熬过去。像今天这样的口舌之争，不过就是一颗小石子丢进河里，你不要在意那么多，顺势就将很多无聊的石子冲走了，去到你的大海。”

见我不说话，凌奶奶继续夸着讲她的道理，“其实你不是反应慢，是顾及我啊。你以后开车同样会遇到这种不讲道理的人，那时你车上载的不是我，会是你的老婆和孩子。我想就算对方再怎么挑衅，你都会忍下来，先把他们安全送回家再说。”

我不爱听人说教，但确实有点喜欢凌奶奶了，我看到了她内心真正的温柔与睿智。

3

房子到期那天，我心有不舍，一床凉席反复卷了又摊开。凌奶奶一直在外面扫地，都快一个小时了，还在念叨，“哎！这棵树很烦人，叶子掉得快，刚扫了又掉。”

听到凌奶奶的声音，我竭力说服自己留下——宿舍里要好的同学差不多都搬出来了，只有一个非常不讲卫生的室友，冬天不洗澡，一周洗一次脚，盆里的水都黑乎乎的了，他总是捏住硬邦邦的袜子，往污水里蜻蜓点水似地划一圈就晾在了爬梯上。虽然多出200块钱一个月，但更方便出去打工挣钱了，做兼职回来晚了也不用翻墙、对宿管阿姨赔笑脸了。存放摆地摊的货物也方便，电动车更不用花钱寄存充电了。

想通以后，我打开门，对凌奶奶说，“您这么讨厌这棵树呀，我可喜欢着呢，还有屋后的那株樱桃树。”凌奶奶笑了，“小蔡这是不走了吗？”见我点头，凌奶奶说，“小蔡喜欢就都送给你好了，樱桃树这两年可能因倒春寒的原因，没有结果。我喜欢你住在这里，一直希望你留下来，但作为房东，留租客好像不大合适。”

我倚着门框道，“我终于是有大树可以依靠的人了。奶奶留小蔡再合适不过了，不过我可是真心舍不得奶奶，希望您也不是出于同情才留我，我不需要人同情。”

“我现在还是要‘同情’你的，可能是奶奶不会表达，我们这里说的‘同情'是理解的意思，奶奶对你不但有理解，还有心疼。你走了，我就没法子照顾到你了。”

凌奶奶确实处处为我着想，见我在折叠桌上看书写字，转身就叫人将她房间里的老式书桌抬了过来，“小蔡不像其他学生，出来租房只图快活，得有张像样的书桌配。”

凌奶奶平日在农贸市场外卖小菜补贴家用，自从知道我爱生吃黄瓜后，黄瓜就不拿去卖了，还总是拉着我去菜园子里看，“黄瓜都给你留着，只要它长出来了你就摘。其他的菜你也可以随便摘，我没打农药的。”

见我没去菜园，她就自己去摘了给我送来，“小蔡就是太客气了，我不喜欢。只要你爱吃，奶奶都有的，还有得卖。”

入秋时节，天气刚转凉，凌奶奶就忙着给我的床铺晒稻草，“你房间的那张床是老式的，得铺稻草才暖和，什么垫子都不如稻草。我挑的好的，铺上棉花被，过冬就不怕了。”

我忘性大，经常忘了带钥匙。凌奶奶是个讲究人，说房子租出去了，就是人家的私人空间，“那就不能窥探，我不会留钥匙，留了人家不放心，还得自己换锁。”每次我忘带钥匙，只能打电话让人开锁公司的人来开锁，次数多了，凌奶奶就对我说，“小蔡你相信奶奶的话，就给一片钥匙给我。我给你守着门，不让别人来偷，也不让你自己将自己关在门外干着急，只要你回家了，这扇门就能打开。”

凌奶奶总是借口扫地在那棵大树下等我回家，周末我在外面做事，有时两三天不回家，一回来就能看见凌奶奶在门口扫呀扫，地上总是一尘不染。见我回来了，她就会很开心地说，“呀，小蔡回来了啊。”我就亮出钥匙告诉她，“我回来了。”

有一次我回家都半夜2点了，见凌奶奶房间的灯还在亮着，当时我没多想，以为她起夜或者怎么。但当我开门亮灯以后，她那边的灯马上就熄了，我才知道她是在等我。

第二天，我去跟凌奶奶说，“您没必要熬夜等我的。”

凌奶奶故作生气，“我还没说你，那么晚才回家。万一你没带钥匙，大半夜又没开锁的人，我房间的灯不亮，以你的性格，会来找我要钥匙吗？只要你有事半夜也来敲门，以后我就不等你。”

凌奶奶总怪我太客气，“你看，我每周都让你骑车载我去镇上买药，看报纸读不懂就来问你。你却从不主动麻烦我，园子里的菜一定要我送来才肯接，自己去摘啊？”

我只得解释，“我不去是因为懒。我都欢欢喜喜接了，您看我都不给钱了。”

在遇到凌奶奶之前，我时常告诫自己，有些事，不见人心，是不能麻烦别人的。在这方面我受过太多委屈，以前我去别人家待过几天，他们说怜悯我，让我一定要去。我心怀感激，想着以后一定回报，但等不到那一天了，就在我过去时，人家就到处抱怨我不给钱，不拿米，不干活，连笑脸都没有一个。我不该信以为真。

凌奶奶说我太敏感，但多数时候我就是靠着这种敏感一次又一次地保护了自己，没什么不好，自己爱自己从来都没有什么错，不过，我也答应凌奶奶，“在奶奶面前我不设防。”

4

凌奶奶总是会兴致勃勃地来告诉我一些事情。

譬如下雪时，她很兴奋，却又装作见多了，不在意的样子：“小蔡，大雪封门呢！下雪不稀奇，你出门要系围巾啦。”

到了三月，她又开开心心地来说：“小蔡，你的樱桃挂上啦。”

我说，“是啦，我亲手挂上的。”

凌奶奶嘟囔道，“小蔡会吹牛了，是好事。这小伙子也不笑的，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樱桃成熟时，我终于和凌奶奶一起开怀大笑起来，说祖父也爱吃樱桃，他会念：“四月樱桃红满市，雪片鲥鱼刀魮。淮水秋清，钟山暮紫，老马耕闲地。一丘一壑，吾将终老于此。”

凌奶奶一颗樱桃还没吃完，赶紧说，“郑板桥的词喽，我还知道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原来凌奶奶的名字里有一个桃字，“儿时我嫌桃花的桃字不好听，吵着要改名，我爸爸就解释说是樱桃的桃，这样我就满意了。”

深聊之后，我才知道凌奶奶是大户人家出身，“我们家以前开厂子的，家里什么东西都有，我爸爸还会开汽车，不过我7岁时，家里就被划分为资本家了，小洋楼没了，什么都没了，爸妈很快也没了。我本来在学钢琴的，后来就不能学了。哥哥姐姐的钢琴弹得好，可是为了生活，为了带我活着，就只剩下了干活的手。”

凌奶奶讲家里的事，没有过多沉重，“时间会将一切替代的，所以叫时代。我们家以前的富贵就跟看戏一样，虽有绫罗绸缎、锦衣玉食，却不是自己想唱哪出就唱哪出。现在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便是好的时代。做人要讲究，就会辛苦。”

凌奶奶说，自己的讲究都源自于父亲，一个将“信”字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实业家，“当年有人打着政府的名号说要‘赎买’我们家的厂子，价钱谈得很低，我爸爸没意见，说要不是因为之前社会动荡，经营不善欠了人家一些原材料的费用，无偿送给政府都可以。然后有些人果真就不给钱了，我爸爸当然要追讨，他答应过别人，不管厂子如何处理，一定要偿清欠款，尽管那些人再也没出现过，他依然坚持。”

只不过，等到一顶“资本家”的帽子扣了下来，说什么都不行了，“我爸爸临死前不忘告诉我们，家里是欠了别人很多东西的，让我们以后一定要讲信义去还。”

到了凌奶奶这一代，还是想着亏什么都不能亏欠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偷着做小买卖，那时候是不允许的，但没办法，一大家子人要活。好在大家说我做人做事从不坑人，还能方便他们的生活，想举报都没迈出步子。”

凌奶奶在农贸市场连摊位都没有，却能“罩着”我。我偶尔趁凌奶奶不在去买菜，再狡猾的摊主见我来了，都会主动给我挑最好的菜，就算市场里大家心照不宣“一斤就是八两”，摊主却从来不敢给我少过秤。

凌奶奶是最不能容忍缺斤少两的，几十年前，凌奶奶就有“凌秤杆”的外号，市场里顾客对谁的秤有怀疑，都要去“凌秤杆”那里重称，摊主被诬陷了也是说，“你不信就去‘凌秤杆’那里，若连她的秤也怀疑，那你就不要相信这杆子秤了。”她虽是流动小贩，却始终有自己的“地位”，这种地位不是靠权势与金钱能得到的，是连市侩小民都发自内心的敬重。

我曾打趣过凌奶奶，“或许就是因为您死守信义，到头来才只是一个流动小摊贩，您入行早，如果多动点脑筋，在社会上计较一点，兴许早就发财了也不一定呀。”

每到这时，凌奶奶就会扯着她的大嗓门喊到，“年轻人就知道发财，我们家在80年前就发财了的，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小姐出身，什么没见过？我从来就不稀罕那些。”

我偶尔在外上当受骗，受了委屈后就会回来跟凌奶奶抱怨，“原来‘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是真的，我要‘黑化’了，什么道义、什么情面都不用顾了。”

凌奶奶总是会先顺着我，“当然可以啊，社会最悲哀的事莫过于逼一个好人变坏，不过好人变坏是要勇气的，要么抛弃了一切，要么就是完全变得不认识自己了。小蔡你以后可以有心机，但一定不要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好人伤害别人，自己会更痛。对人不要抱过高的期望是为了让自己舒心，对自己有最低要求那是为了活得体面。”

她总能说服我，正当我想着怎么夸她一番时，她又去菜园子忙碌了，又去扫地了。

5

凌奶奶是热爱生活的。

她的老伴儿是一个没有手艺的农民爷爷，不怎么认字，经常拿着一张报纸过来问我，“小蔡，这个字怎么读？”凌奶奶瞟一眼就读了出来。爷爷就赌气，是真的生气，“就你能，你那么能就不要嫁给我，就不要我保护你。”凌奶奶任由爷爷骂她，“随你说什么，我活得好好的就行，一家人也养大了，可以了。其他我才没有多想，不嫁也嫁了，不喜欢也喜欢了，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好。”

凌奶奶和爷爷生了两个儿子，好像还有个女儿远嫁在浙江，我没细问。只知道两位叔叔人很和善，他们是做小工程的，一般在外面忙，回来都是父慈子孝的场面。

对一切看似都不怎么在乎的凌奶奶却爱张罗我的感情，有次我带了个女同学过来玩，凌奶奶见了执意要塞个小红包给我，“小蔡，来客人了，你就说奶奶看重她。”然后忙着做饭，突然又想起什么，嘴上念叨“坏了坏了”，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她是对自己的小房子不满意，转头就和女同学解释，“你不要看小蔡住得破破烂烂的，那是我的房子，你不要介意。他不是住不起好房子，是怕搬走我这个老太婆会伤心，他以后会发达的，你真有眼光。”

我忍不住打断凌奶奶，“您不是说不在乎发财什么的吗？今天怎么尽是铜臭味了。”凌奶奶假装呵斥我，“你别插嘴，奶奶是奶奶，你不在乎钱谁跟你好好过日子啊。”

女同学平日就爱开玩笑，她拉着凌奶奶的手笑嘻嘻地说，“我们是同学，我当然了解他，可他不喜欢我，要不您帮我劝劝，让他跟我在一起，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凌奶奶一听我不喜欢，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小蔡不喜欢就不要勉强，他要找自己喜欢的。不过奶奶喜欢你，你长得可好了，以后能找到更好的，说起来小蔡也只有一般般好。”

女同学又乐，“奶奶明明就是偏心。”

凌奶奶还真的点了点头，“有那么一点。”

我的邻居也说凌奶奶偏心，凌奶奶听了不服气，“我对你们还不好？换作别人早赶你们走了。”

邻居是一家三口，也是凌奶奶的租客。邻居家的女人身体不好，总是怀孕没几个月就流产，但为了生儿子，又总是怀孕，经常呕吐，屋子周围常年有中药味。

凌奶奶有时看不过眼，会直接过来骂人，“你不想活了，再这么糟践自己的身体，我就把你们赶走算了，眼不见心不烦，要不是看在你们女儿的份上，哼……”

那位大姐平日其实尖酸刻薄，心思比我还重，也只在凌奶奶面前才开笑脸，“奶奶就是嘴硬，自己收留了几只流浪狗，每天都骂它们讨嫌，却每天都好生喂养着。”

奶奶才骂完人，又心疼大姐的女儿，小女孩喜欢花，奶奶就对她说，“奶奶给哥哥送了大树，那就给你种花，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种什么。”

有时候见女孩在郁郁寡欢地倒药罐子，凌奶奶就会走过去说，“到奶奶这里来，你和小蔡哥哥，我更喜欢你。以后他结婚我只给600块钱红包，给你至少要翻倍，奶奶保护你。”

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凌奶奶，总能顾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平日里她做好吃的会拉着我和小女孩过去吃。但过年那晚，她没来喊我，只是让我正月初六去给她拜年。

后来我才知道，她给邻居解释过：“喊小蔡来家里过年反而不好，他在乎奶奶的爱，却不喜欢麻烦人，他会觉得自己搅扰了我们一家人的节日而感到不自在的。”

初六那天，两位叔叔们都要去外面拜年，凌奶奶家的其他亲戚也都走得差不多了，“奶奶就是你一个人的了。”

她以前就跟隔壁大姐说，“你也不要喊小蔡过年，不要老是追问小蔡的家人，他想说就会说。有些事我们从相处中就能看出一些东西来，你何必总是伤孩子的心。”直至现在我都没有告诉凌奶奶，自己一个没了爸爸、妈妈改嫁的孩子，一开始是不想她同情我，后来是怕她挂念我。挂念一个人很费心力，或许凌奶奶早知道了。

等到了阴历二月初二，奶奶会端着一碗艾叶煮蛋给我，“二月二，龙抬头，我们小蔡也抬头。去洗把脸祛除病痛和灾祸，然后喝了它，这世上的难再不要找上他了。”

6

我早把凌奶奶当成自家亲奶奶了，隔壁的小女孩亦然，我们还曾为了凌奶奶和人打过一架。

在我们租房不远处的小路上有个垃圾堆，运垃圾的人那些日子总是偷懒，直接放一把火就走了，烧得附近烟熏火燎臭气熏天，前几次凌奶奶没说什么，后来也只是在那人点火时，端一盆水把火浇灭了，“你拿钱不干活就算了，还污染环境。”

那人见凌奶奶不过一老太太，非但不自省，反而挥动铁锨威胁人，说点了就点了，“再拦就打死你”。那天，正好隔壁的小女孩看到了，喊我过去帮凌奶奶，等我们到了垃圾堆旁边，小女孩冲上去就打。见那人还手，我也上去动手了。我们打赢了，那人不服气，打电话说要叫人来。

他叫人，我也叫人，我和学校里几个玩得好的同学可从来都不怕打架。凌奶奶却慌了，赶紧阻止我，“谁告诉你大学生是用来打架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里哪一个都赔不起！”

小女孩也不服，“那我叫人，我们班也有男生的。”奶奶更急了，“我的小姑奶奶，细妹子，花骨朵，你就更重要了，是我的心肝尖尖，那还是让小蔡哥哥去打好了，你可是要被我们打架保护的人，自个儿的心里要温温柔柔的，别来气，晓得不？！”

那天，我的朋友们都来了，正当我们挽起袖子准备打群架时，发现对方只来了一个人，那个人自称是记者，是他什么侄子，开口就说“大学生无故殴打环卫工”，见我们这边人多，还报了警。

警察到来之前，运垃圾的那个人让我们赔礼道歉，并赔偿他300块，不然就告到我们学校去，还会将此事曝光，“届时媒体施压，就连你们学校都吃不了兜着走。”凌奶奶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这点钱我还是有的，但你一分都别想要。你破坏环境，殴打小女孩，还要我们赔钱？别想仗着自己形象弱，就能掩盖你的残暴。”

警察来了以后，看了一眼现场，连笔录都没做就说你们和解吧。运垃圾的那个人说，“你要是不把这些人给处理了，以后我就不干了。”民警看了一眼垃圾堆和邻居小姑娘，“你还好意思叫我来，人家没报警都算你走狗屎运了，你们报道出去嘛。”

见民警走了，他们又说要去学校闹。凌奶奶被惹恼了，“你去，你现在去，他们学校两个院士，恰巧我两个都认识。你打学生娃还有理了，学校会怕你们小瘪三！”

这是我见凌奶奶发的最大一次脾气。事后她严肃警告我，“以后可千万不能打架了，这次他是叫来警察，我们占理。若万一他喊来的是痞子，那可要我的老命了。”

我当然不认同，“就好比您上次说以后开车，老婆孩子在，不能发脾气。可万一人家都打到我老婆孩子身上来了，再不还手，那我学什么法律，做什么男人呢。”

凌奶奶拉着小女孩就回去了，“你小蔡哥哥以前可没这么会说话的，被你带坏了。”

7

日子就这么舒服地过着，有时池塘里的荷花开了，有时树上的知鸟在叫，有时艳阳天，有时风霜雨雪，有时樱桃挂满树梢。而那棵大樟树四季常青，凌奶奶的声音总回响在耳畔，我有时想着，就这样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地生活，也没什么不妥。

一天下午，我上课回来，看到租房附近有一辆大货车和两台吊车。凌奶奶如往常一样，在我门前扫地，只是旁边一下围了不少人，她们在叽叽喳喳劝凌奶奶，”树是你种的，卖了吧，趁现在有人收，价钱正好，你们两口子每个月都要吃药。”

见我回来了，她们又劝我，“奶奶糊涂了，你可不能不懂事，树本来就不是你的。也不是要砍掉它，我们这个村子以后要拆了，老板们过来收购大树移摘到别处去。你劝劝奶奶，加上那棵樱桃树，人家都出到6000块了，她一年到头又能挣多少啊。”

我过去抱住凌奶奶，“您自己种下的树当然是您的，我心里的树才是我的。”凌奶奶却哭了，“树是小蔡的，花儿是细妹子的。我知道我能卖树，但是树卖了小蔡住着会热，那些花儿给拔了，细妹子就只能闻着那些中药渣子了，你们就都会走的。”

我也哭了，“我都大四了，小妹妹也要去读高中了，只要奶奶一直属于我们就好啊。”

凌奶奶却固执得像个孩子，“别的树我都卖了，钱也挣了，这两棵树我不卖，要给你遮风挡雨。你7月1号走，就给你挡到7月1号，樱桃也快红了，我们去摘。”

最后小女孩做了决定，“小蔡哥哥，我们收下奶奶的这份心意，反正你走后还能卖。”我这才听了她的。

后来听说卖树前，凌奶奶特意交代爷爷，“你不能为了卖树的事跟我吵。你一吵小蔡无论如何都要劝我卖了的，夏天要来了，不能热着他。”

其实那时候，离我离开的日子只有不到一周了。我已经结束了检察院的实习，准备去外地教书去了。临走前，我对凌奶奶说，“今年的樱桃就不要摘了，就让它们漂漂亮亮地挂在树上，替我看着奶奶。”

我要走的那天。小女孩一直拉着我的手，松手后又去抱行李。凌奶奶拉住了她，“小蔡哥哥是往好的地方走，这次你不能任性了，还有奶奶呢。”

我让凌奶奶把房间给我留着，她摇了，“不必了，我听到你打电话，你有好多门路，总之不会留在这里了。我还听说你想去国外，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大树，可不可以种菜，不然你从我这里拿点种子过去也好，你爱吃红苋菜、茼蒿种子都备了。”

就在我把行李装车时，凌奶奶从家里抱出一瓶烧酒，“樱桃一半长在树上我没摘，还有一半我还是摘了给你泡一壶酒，你要喝下去，把奶奶记在心里。奶奶让你记得，不是要你回来看我，这里拆了以后，你也看不到我了。奶奶是希望你以后难过时，一个人闷在房间不开心时，就想想奶奶，心里就会暖，心暖了日子就好过。这个红包你拿着，我没给你钱，是你剩下的房租和押金，我说过我会记得的。”

我掏出钥匙，对凌奶奶说，“钥匙还是您给我管着，哪天我打不开门，您得在。”

“在，你门口的叶子我照样会扫着。你不能哭了，要多笑，小蔡这次出去几天呀？”

那瓶樱桃酒，我存到2020才喝，少了好多。想来自己从前总是还没打开，就醉倒在树下。

妻子被推进手术等候区，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4楼。

身穿病服的妻子被推进手术等候区，家属就在这道门口止步。过道冷气开得足，小光感受到一阵透进内里的寒意。妻子转过头看向他，在自动门关闭之前，他从门缝里给她拍下一张照片。

上一次带着相机守在手术室门外，是4年多前女儿恩恩诞生的日子。见到丫头第一眼，那红彤彤的小脸蛋，让他心里甜得就要化开。“摄影师刘小光”的镜头自此从他所酷爱的街头转向家庭。

之后等待的4个小时，小光在门外来回踱步。周围嘈杂得很，有人痛哭流涕，有人求神拜佛；每当那道门从里边打开一次，整个走道立刻肃然无声。

小光望向窗外，人们推着病床行色匆匆。直到医生在门口喊出他妻子小潘的名字，他才恍然迎上前。

“切得很干净，给你看一下。”医生递来一只透明塑料袋，里边装着鲜红色的一小块。“好像半只蝴蝶翅膀，原来这就是甲状腺。”小光回过神来，再次按下快门。

手术切除的一半甲状腺，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春末夏初的江城正处于一年中最美好的光景里，去年解封时的欢欣犹在眼前。小光正忙着筹备参加一个艺术书展，小潘周六要送女儿去上芭蕾课。甲状腺乳头状癌，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猝然而至，搅乱了这一家原本的生活节奏。

在妻子诊疗疾病的1个月间，从检查、签字、准备手术，到术后接引流管、进行康复，小光是站在相机背后的那个记录者。

他拍下日间医院大厅人来人往的扶梯和深夜住院区空空荡荡的走廊，拍下妻子掩面抑制泪水的模样和她掉落在枕边的发丝，拍下病床前纠缠的管道和引流瓶里猩红的血水——病痛的残酷与妻子的倦态，在他的镜头下克制而又坦诚地展现。

妻子掩面抑制情绪，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早上，小光送女儿恩恩进幼儿园，再倒两班地铁去医院。疫情期间只许一个家属陪护，他戴着和妻子一样的辨识手环走进病房，喂饭、擦身。小潘伤口还敞开接着引流管，她想洗头，他就蹲在床边，垫起她的脖子，拿面盆来回接水一点一点地冲洗。

相机总是放下又拿起，戴着口罩呼吸之间，取景器上泛起一层薄雾；拂去雾气，透过取景器的观看，比肉眼来得更彻底。在框选构思的瞬间，他的心头被自责占据。

“其实那个时候不适合拍照，你知道吗，我拍的很多照片，手都是在抖的。”画面中，柯达电影胶片透出忧郁的蓝色调。此时端起相机已无关拍摄本身，每按动一次快门都关乎勇气。

但是，还是要把它记录下来，“很多人喜欢去拍那些比较好看的，拍一些生活的快乐啊美好啊；但是如果说这些不好的东西，你没去记录，我觉得也很可惜”。

照顾完妻子，小光晚上回家再陪女儿做思维题、修客片。

2

进手术室前的小潘，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小潘躺在狭窄的推床上进了手术等候区，眼见周围躺着好几个病人，却悄无声息。听到丈夫在门外喊她小名，她转过头瞄了他一眼，强忍住眼泪心想：这时可别再让我看见你了啊。

自动门很快便关上了。那是第一道门，不久后她被推过一道又一道门，通往更深处。面对未知，她不由得心生恐惧。

前一天，女儿恩恩醒得很早，问她要离开几天？她也答不上来：“妈妈可能要住院了。”恩恩听完，抱住她的脖子，随即又背过身去，4岁的丫头，肩头一耸一耸地开始抽泣。一会儿，情绪平息后，她再转回身说：“妈妈我觉得你明天就回来了。”

推轮的滚动声停下了。她记起丈夫的鼓励：“没事啊，这个不是什么大病。”打上麻药，她数到“二”，便睡着了。

10多天后胶片冲出来，小潘发现了许多在当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比如那张在她术后昏迷时拍下的特写——原来在自己不知情的时候，家人就这样在旁边默默照顾着啊。一张一张照片，她看着看着忽然意识到：门外的人，比自己更操心。

小潘术后昏迷中，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我心目中很多东西不是用简单的、表面上的美来形容的。”小光拍到的画面里，妻子有着不少“双下巴”的时刻，脸上的雀斑也几乎不加修饰。在国内较为标准化的审美体系里，对于一位女性而言，公布这样的照片是否需要一些勇气？

“他表达的不是说为了看你的丑。”小潘觉得自己能体会相机背后丈夫的心思，“女孩子都喜欢美照呀。但是当你和他在一起看到了一些东西……你会觉得，人活得会越来越真实一些。”

“诶好，等一下！”是小光在按下快门前的口头禅。多年来，小潘对丈夫贯穿日常的拍摄动作已然习惯。唯一一次觉得烦，是生恩恩的那天。她躺上产床疼到极限来了气：“你给我把相机丢出去！”但她马上又想起那十几个小时里，每一阵宫缩来袭，丈夫都坚持帮她揉腰。孩子生完，他就在一旁打开电脑开始修前一天拍的客片。

“我是可以把情绪释放出来，但是作为他来说，他的情绪还要去左右掂量。其实把这些记录下来更刺激，更让他难受，你觉得不？”小潘问我。

医院楼下的走道，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刚恋爱时，对于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除了感到开心之余，小潘可能更关注自己：你心思在我身上吗，怎么光想着你那些照片？

结婚那会儿，小潘和小光先后裸辞，小潘创业开起服装店，丈夫做起了自由摄影师，算是对彼此的一番鼓励。

恩恩刚满月时，夫妻俩带着娃出差进货，到了喂奶时间，就在别人办公室借一小块地儿，拿衣服遮一遮。一年下来，全国各地要跑上几十回，坐飞机也坐绿皮火车，一早推着共享单车、拖个大黑袋子进出批发市场，深夜埋在店内摊开的衣服堆里盘点记账……这些，都是夫妻俩共同扛下来的。

转眼携手步入婚姻第七年，她在他的镜头下瘦过、胖过、笑过、也哭过，从笑容青涩的女孩蜕变为眼神坚韧的母亲。小光长期以来对家庭的拍摄，使小潘看见他细腻的一面，她感到自己愈发了解他了。有时他们一起看画册、选片，小光拍的一些家庭客片会把小潘看哭；小光也做妻子店里的“长工”，不拍照的时候就守着店、熨烫衣服。

结婚时小光给小潘拍的婚纱照（刘小光\摄）

小光把《喜癌》这组照片放上个人公众号，身边朋友看完留下大段大段的话：“泪目……同样的医院、同样的病房、相同的情绪、相同的病……谢谢你拍出了我陪我妈妈经历过的那段住院时光，仿佛又带我穿越回去。”

小潘把这些留言读了又读，她想，这种真实的记录也许能弥补一部分人的遗憾：“过往的记忆点大家都能找到，但是记忆这个东西慢慢就会被后面发生的一切覆盖掉了……不是说小光把它拍下来了，我们就很幸福；而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有这个东西。”

3

小光还没对妻子说起他心里的自责：“我做家庭摄影，其实并不好做的，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癌主要是因为心情焦虑、压力大造成的——他不禁想，如果自己还在外企里面，或者摄影事业做得足够好，妻子可能也不会得这个病。

作为一名家庭摄影师，小光拍自己的家人，也为别人家拍照。有别于影楼的亲子照相，家庭摄影师通常会进到客户家中或是与之相关的生活场所进行拍摄，创作出纪实与审美相结合的、定制化的日常家庭影像。他们多数身为娃爸娃妈，从自家孩子拍起，转而开始接单成为独立摄影师。这种拍摄形式在欧美十分流行，而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2014年，27岁的小光辞去一家500强外企的销售管理岗，端起了相机。家人都在体制内，并不看好他这条路。刚开始拍照，他做免费拍摄、折扣宣传，月收入大概是在职时的1/10，和小潘谈婚论嫁时，没房也没车。

转眼他已经拍了“家庭”7年，一台佳能相机按下35万次，快门重装了2次；120、135胶片每年都用掉100多卷。小潘从未开口说过一句劝他回去上班的话：“家庭摄影是一个未知领域，它不像那种儿童写真。这个需要别人去接受，那就需要时间了。”

小光和小潘在服装店内一起看刚拍好的照片（Tamia\摄于2019年）

在国内的儿童、亲子摄影市场，唯美、精致是多数人的期待。

Lisa 是一位热衷给女儿拍照的上海妈妈，本地有名的影楼她几乎都光顾过。据她观察，影楼各有不同卖点，比如，她见过布置考究的一整幢洋房造景；有的则是通过服装吸引人，像她就给女儿尝试过传统韩服、嘻哈潮服、又或是国风京剧戏服混搭女团妆容，随着流行趋势，小妮子在镜头前切换着百变造型——她还见过一位朋友因为相中影楼提供的 Vera Wang 婚纱，特地从香港飞来上海拍婚纱亲子照。

在女儿还小时，Lisa比较在意摄影师的经验：“你要逗她，如果她看到你就不停地哭的话，就没法拍。就真的是一个接一个棒棒糖买，或者放音乐给她听，如果摄影师或者那些逗孩子的（引导师）一点没经验的话，就是像灾难一样一直在哭嘛。”

虽然影楼有时给 Lisa 的感觉“比较生产线、复刻模板”，但同时稳定的出品让她十分省心：“他们挺专业的，两个小时一般可以拍一个孩子。”

她和丈夫各有一台单反，平时带孩子出去玩、旅行时也喜欢自己拍照留念。至于请人来家里拍摄，Lisa 在朋友圈见过少数几位娃妈晒出的照片，这种抓拍会更自然一些。不过话说回来，平时的生活手机就可以记录，嫌画质不好的时候也有相机；如果说要拍家人之间的互动，现在有脚架、线控器，也并不难。

她也拍过一套居家感觉的照片，是花费数百租下一个摄影工作室的场景，自己带相机去拍的。画面里，女儿戴着可爱的花朵头箍，乖巧地坐在灯光熠熠的圣诞树和五颜六色的礼物盒前嘟起小嘴唇。“小到毯子，或者像它的绿植景观，每一样软装、配饰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它每一个小的点都是有（可以）拍出来的地方的，就是家里普通的呈现不了的，完全没有可比性。”

小光镜头下妻女的逗趣日常，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正如Lisa他们所觉得的，如今全民摄影的时代，请摄影师上门拍纪实风格的照片是否还有必要？这是小光在从业初期最常碰到的质疑。

他认为，在家庭摄影中，捕捉到“感动”和“真实”的瞬间大于一切。在他看来，耐看的家庭照片往往和拍摄对象的真实经历息息相关，有着能令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记忆点，“我作为一个摄影师，要做的就是投入到这感情里面，不打扰地去拍摄这些情感的照片。”

7年间，小光拍过数百个家庭，而每一次和客户的相遇，似乎总有一些契机。

几年前，Tina 在下班途中逛到小潘的服装店，墙上挂着的一组拍孩子的照片令她耳目一新，聊天中和小光夫妇成了朋友。两年后，她有了儿子上上，便想到请小光来家里“照一组”。

小光在开始拍摄前，通常会事先花些时间向客户了解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脾气个性，以便在现场捕捉到更有意义的家人相处的画面。那会儿上上刚满8个月，小光向 Tina 详细了解了孩子的作息时间，确保拍摄以不扰乱孩子的生活为前提。

小光母亲正和恩恩玩着举高高，两人头发重叠出“杀马特”造型，拍摄项目《光是幽默》（刘小光\摄）

拍摄当天，小光从 Tina 丈夫带着上上出门买早点一直跟拍到孩子午睡。于是，上上“打着挑瓜”满床滚、边喝奶边抠脚的日常被定格；拍到一半上上要上厕所，小光索性拍下奶奶给孙子端尿的一幕，那时正好有一点阳光从卫生间的窗户透进来，在 Tina 记忆里，那个场面特别温馨。

相比过往的影楼体验，不用刻意摆姿势、不用注意表情管理，让 Tina 觉得放松；比较怕麻烦的丈夫对拍摄也挺乐意，他在电脑前边哄娃边加班的模样也被记录下来。此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4位长辈也都入了镜——Tina 认为，他们比自己承担了更多照顾孩子的职责，在儿子的亲子关系中，老人们同样重要。那次小光有一张抓拍到的照片，令她现在看到依然觉得感动：那天正好到了给上上每月称体重的时候，小小的娃娃被放置在婴儿秤内，大人们在床边或躺或蹲围绕着他，脸上全都笑盈盈的。

尝试过这次拍摄后，Tina 开了个人公众号，饶有兴致地发了篇图文记述拍摄经过，文末还放上小光的二维码：“如果你也喜欢，拿走不谢。”

如今， Tina一家已连续请小光拍了4年，每年将拍好的照片做一本照片书。画面里的上上从被抱在怀里喂奶，到坐在小餐椅上勺饭，再到现在和大人们同坐一桌，Tina 越看越有味道。

4

楼下的绿皮火车，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小光在镜头前遇见过为了拍摄好不容易抽出时间的父亲，不厌其烦安抚着吵闹孩子的母亲，也见过在孩子面前逢场作戏的大人。他给严肃的爸爸戴上卡通眼罩，以幽默的形式去表达父爱；也让一对母女关灯体验“静静地来一次拥抱”，在旁悄悄记录下流露的亲情。

而每当镜头对准自己家，则是一种从内心层面与家人对话的过程：“你可以跟家人和解，用另一种方式，不是嘴巴。”

影像，似乎成了小光与家人交流的另一种语言。一次在整理为女儿拍摄的海量照片时，感叹时光倏忽的他，萌生了要给奶奶拍照的念头。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小光是在奶奶家长大的。蛇山北坡京广铁路边的6层楼老公房，存储着他儿时的诸多记忆影像：和奶奶在阳台上摘菜；趴在阳台铁栏杆看楼下的绿皮火车呼啸而过；夏夜睡在竹床上被火车声惊醒；每天早晨爷爷端着牛奶送到他嘴边；以及爷爷病重时，他躲在另一个房间打游戏机……逝去的美好和错过的悔恨在回忆里纠缠，记录当下的冲动喷涌而出。

想给老人拍照并不容易。经过小光的反复劝说，奶奶才勉强答应拍了几张。他问奶奶，以前是怎么照相的。奶奶说，那时候拍照充满仪式感，得穿戴得整整齐齐，自己去买胶卷，再拜托有相机的朋友帮忙“拍一拍”。

小光明白实物照片之于奶奶那代人的意义，便默默把那些照片冲洗出来，裱上框挂在家里。奶奶看见后很开心，甚至还向街坊领居炫耀。

奶奶的手臂，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老人在镜头前卸下了顾虑。低垂的白头、布满皱褶的手臂——小光直观地捕捉衰老，这并不是故意暴露丑态，去年他在一节线上摄影课中向学员解释：“这些纹理是一种从外到内的高级美”。

取景构图之间，他学会换位思考，耐心体会老人的一言一行，也愈加理解奶奶对家庭、对自己的心意。

武汉的夏天是出了名的热，年近90岁的奶奶为了省电费，常常不舍得开空调，有一次小光恰巧拍到了奶奶额头上汗珠滴落、眯起眼睛的一瞬——这样节俭的奶奶却坚持每次在小光来访时塞给他100元钱，嘱咐他“路上买点吃的，别饿着了”。他把这些钱攒起来，等到按下快门时，已是厚厚一叠。

这是拍摄，也是一种陪伴。小光每个月都会回几次奶奶家，带上女儿一起。恩恩还不会说话的时候，看到太奶奶，又是亲又是抱的，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喜欢之情。小光拍下祖重孙俩的温情互动，也仿佛与自己的小时候相连，与彼时的年幼无知和解。

汗珠滴落，奶奶眯起眼睛，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有一些人被小光镜头下的奶奶所打动，请他给自家老人拍生活照片。他曾带着一位女士和她的奶奶，重返儿时常去的游乐场，祖孙俩坐上跷跷板、秋千，老人笑得像孩子一般。不久后，客户给他发信息说，老人已离世，向他表示感谢。

还有一次，小光接到一位上海的妈妈 Lei 的拍摄邀请。一开始他以为只是拍孩子，沟通中才发现，对方是要请他去为这个家庭记录一段“特殊时期”——那次的拍摄地点，从客户家转场到了康复中心。

前年年底，Lei 母亲突发脑出血，年幼的儿子又不小心摔伤了手。“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从经济上、物质上、包括个人的发展，总体来说生活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节奏。”以往生活平顺的 Lei 首次感到直面“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好在母亲术后病情稳定，住进了康复医院，一家人在一阵手足无措中慢慢找到新的生活节奏。

Lei想找人记录下这种“乱中有序”的状态。她自己平时也一直用相机记录着家庭生活，照片在她的电脑里按时间排序归整为一个个文件夹，皆为“生活洪流中的一个个片段”。数年前 ，Lei 因爱好胶片摄影而在网上和小光结识，她认为家庭纪实拍摄“需要非常懂的人才能契合”。

恩恩与奶奶的亲密瞬间，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拍摄前，小光打来电话请 Lei 提要求，以备事先做一些场景设计。但Lei拒绝“导演”，将记录的自由交给了自己信任的这位摄影师。在拍摄现场，Lei 发现小光是一个隐身的记录者，“手快、话不多”，多数时候站在角落里或蹲下来取景，观察一阵后“咔嚓咔嚓”拍完，就把相机放下了——这让 Lei 一家感到从容。

那段时间，Lei的父亲每天一早要带上备好的饭菜去医院服侍老伴，喂饭、擦身，老两口平日里照顾与被照顾的角色互相转换；Lei的母亲在器械上缓慢而努力地运动着右半身的肌肉；儿子则在拆掉手上的石膏后，帮忙推轮椅、给外婆做按摩，似乎瞬间长大。

照片定格下所有家庭成员默默为彼此做出改变的样子，Lei 十分喜欢小光捕捉到的家人间的相处细节——或许家庭摄影就和生活本身一样，都是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一个过程。

当然，也有偶尔因为误解带来的不舒服——那天在康复区，一旁还有许多老人被绑在器械上做着训练，场面苦楚而震撼。小光转过身镜头扫到了现场环境，病人家属见状马上冲过来，瞪着眼睛大骂：“你们摄影师只晓得拍照，发网上引来关注好赚钱是伐？” 他连声赔不是，当场删除了那一块区域的所有照片。

当天拍摄结束，Lei 一家留小光在家吃晚饭。小光和Lei的父亲喝了点酒，拉起了家常。那是2020年1月，不久之后疫情爆发、医院被封，Lei把母亲接回家后，他们再没去过那里。

5

武汉江滩，拍摄项目《吾江之行》（刘小光\摄）

小光觉得，从事家庭摄影最大的挑战是“被人理解”，就好比榴莲，喜欢的人自然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则完全无法体会。

于“平凡之中见真情”的家庭摄影，看似门槛低，其实极为考验摄影师的审美积累与观察力，和顾客的双向理解与人情沟通也必不可少。比起网络宣传，通过亲身体验过的客人口口相传，对摄影师的口碑和业务推广来得更有效，所以连续找小光拍了几年的熟客不在少数。另一方面，他选择保持较高的收费，对应所付出的心力的同时，也有助于直接筛选相匹配的客户。

拍摄之余，小光写推文、办分享会。家庭摄影很难冲动性消费，做这些，“客户转化率”也不会高，他干脆鼓励读者和听众去拍自己家——对于家庭摄影而言，过程体验远比拍出来的照片更为重要。“我觉得这个拍得蛮有意义，对他自己有意义，对我有意义，这是根本的问题。会有越多人去接受这个事情，而且是年轻人去接受。”

客片之外，小光还有10多个自己的拍摄项目同时在进行——无论是拍妻女、家里长辈、还是从小长大的粮道街一带和武汉的江滩边，他认为，摄影是一种对自我的延伸，而所有他拍的东西，都与“家”的概念紧密相连。“家的容量和边界是很大的，它可以是国，可以是自己的城市，可以是任何一个小时候的一个关系，或者是家里的某一个人，这都代表你自己。家庭摄影就是一棵很大的树，当它张开很多枝叶的时候，每个地方都可以发芽。到时候，你是不是一棵很健壮的树呢？”

有一些枝叶正在生根发芽。

今年上半年，小光已经接到超过5单专门请他拍老人的客片，超过了往年整年的量；现在遇到客户来咨询，他也不再需要对拍摄风格解释很多。除了个人的努力，他将这些变化归结于外部环境。

江边的树，拍摄项目《吾江之行》（刘小光\摄）

“大概是在2014年，身边陆续出现了很多家庭摄影师。” 摄影师仲铭是国内家庭摄影最早的开拓者之一。10年前，他在成都开了家专注于拍摄“家”的工作室；2016年，他与团队创办了国内首个家庭摄影学习与社交在线平台“家庭日记”，短短数年，在这个相对小众的领域全网累积吸引超过10万人关注。

而在仲铭2010年回国不久刚开始探索家庭影像的时候，“当时就没有拍家庭的概念”。身边朋友去影楼多数是拍个人写真、证件照。一次参加摄影师聚会，有人热情地来和他搭讪，但当听到他是“家庭摄影师”，就露出不屑的表情：“家有什么好拍的？”随即转身离开。

这与他留学美国期间看到的景象形成反差：美国大多数家庭每年都有请人拍家庭照的传统，在家中各处角落都能看到摆放着的家庭照片。到了现在，“美国家庭摄影师都已经开始内卷了，我们还在启蒙阶段”——一位美国同行告诉他，如果有人在脸书的妈妈群里发帖咨询拍摄，很快便会出现150到200个家庭摄影师跟帖自荐。

在“家庭日记”的关注者中，女性占到80%，但“喜欢家庭摄影的父亲”，会“陪伴（家人）的质量更高”。因为与全国各地的同好广泛接触，仲铭观察到一些共性，比如，社群里的大部分是“有娃一族”，“总体来说，家庭摄影师对于家和自我内心的关注更多”。在这个基于“家”的概念维系起来的社群中，除了摄影教学，大家也探讨家庭关系——有很多人敞开分享自己借着摄影靠近“熟悉而又陌生”的亲人，慢慢回归原生家庭的心路历程，以此互相鼓励。

仲铭通过家庭摄影更靠近自己的父母，图为他记录下父亲带着家人重游年轻时的故地的一番景象（仲铭\摄）

如今，已有不少“家庭日记”社区成员在社群氛围的带动下，在各自的城市开分享会、办摄影展。去年仲铭作为策展人在成都麓湖·A4美术馆iSTART特别项目《家的秘密》布展时，馆里的一个艺术实习生走到展厅门口便哭了出来——当她远远地看到一幅拍摄外婆的作品，就想起了自己的外婆。“家庭日记”也渐渐吸引到不少像这样与祖辈有着感情羁绊的年轻人：“不停有人来告诉我，后悔没更早知道家庭摄影这种形式，没有更早去拍摄自己的祖父祖母。”

疫情之后，仲铭在朋友圈、社群的微信圈子里，看到大家发布的家庭照片明显更多了：“以前人们更在乎是不是‘好看’，但现在更在乎这件事情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从广义上讲，它不只是一种摄影的形式，而是一种回归的精神。只要出发点是关注家庭、观照内心，都可以被称作是家庭摄影。”仲铭希望通过普及家庭摄影，“当大家都在向外奔波的时候，鼓励大家回来”。

6

小潘回到 NINE. 服装店（Tamia\摄于2019年）

出院一个多月后，小潘秒回了我的电话采访邀请：“可以啊，支持他的一切。”

那几天小光去外地拍摄，她一个人看店、带孩子、照顾生病的婆婆，通话数次戛然而止：“不好意思啊，这会儿店里有几个朋友”、“现在马上要出去一下”。

以往小潘几乎把所有的周末都扑在店里忙活，现在周日一个起念，干脆锁上店门陪恩恩去欢乐谷。术后复查情况良好，不过这趟外出使得她“又掉了半条命”：“太累了！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太累了，这种陪她爬呀跑呀都是小光带得比较多。”

不久前，小潘和小光聊起打算在明年关掉经营了6年之久的实体服装店的想法：“服装店是我的喜好……但可能以后换一种模式去做服装，大家会过得更好。”

“好看的照片不是不会拍，是真的觉得这样拍会影响我自己。”这是小光秉持多年的准则。现在，他打破了这条准则，开始干“行活”，几乎来者不拒。妻子出院后，他感到自己能更容易地去接纳一些东西了。

夏季落日时分的天台上，恩恩穿着一席花裙，在小光的镜头前嘟嘴、起舞，笑得灿烂。大光圈、小清新，照片显得十分唯美，小潘发了一条九宫格朋友圈调侃：“你爹的镜头下竟然也可以有这么美的照片。”

“主要让你开心就好。”小光在底下留言。

小光在给母女俩拍照，小潘被女儿的搞怪逗笑（Tamia\摄于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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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Tamia

2017年年末，我65岁的爷爷因食道癌去世了。一生好烟酒、好白肉、好腊味的他，在弥留之际却连口水都吞咽得极其艰难。等我从单位请假赶回老家时，黑沉沉的木棺已经规规矩矩地摆在拆了门板的堂屋里了。这个偶尔偷偷给我零花钱、笑眯眯的干瘪老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我一进小叔家的院子，满眼是一个比一个大的花圈，一床比一床厚的毛毯。本地风俗，女婿儿媳要给逝去的老人买毛毯，别在竹竿上立起来让来宾看见，还得露出竹竿缝里别着的一叠钞票。

我一眼就觑到了我妈，她坐在大毛毯底下抻长了腰和旁边的三婶聊天。小叔则在大铁锅旁熬着给守夜的族亲喝的红糖水，见我往屋里走，他放下汤勺走过来，怪我回得迟。

我一路奔波，紧赶慢赶，到家却被抱怨，肚子里的火气一下没压住，抹了把泪反问道：“明明堂妹比我近，我请个假要求上告下，为难得很，为什么不喊她回来做孝孙？”

一旁的小婶“嗤”了一声，说道：“我家红红要高考了，现在是关键时期，怎么回得来？”

我的堂妹红红的确在市里念高三，但眼下离高考还有大半年时间，她的学校离家也不过百十公里。更何况，爷爷奶奶都爱她，她理应来送爷爷最后一程。

我妈见状，一把拉开我，赶忙向小叔小婶道歉：“这娃子，打小就这暴脾气，你们担待着点啊……”

奶奶坐在堂屋前的皮沙发上嗑着瓜子，吐出一句：“可不就是？她小时候我就说这孩子没教养了。”

我虽然很气，但仍旧装作没听到。在村邻们看来，我们这个家族把爷爷的葬礼办得非常惹眼，但是只有自己人知道，我们家就像一团永远散乱的线头，从来没想过拧成一股绳。

爷爷的新坟落成了，叔伯几个在旁边给奶奶也挖好了坟坑——是奶奶自己要求的，她的大嗓门透露出看淡生死的透彻，让儿女们早早准备好，省得她大限到时，个个为了谁多出了点力气、谁多出了点钱而争吵忙乱。

奶奶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一生生养了四儿二女。在条件有限的农村，每个孩子都要自寻出路，二叔三叔为了不争家产，就去外县做了上门女婿，我爸和小叔留了下来。但同为儿子，他们的待遇却大不相同。

小叔认为，他和大哥都是留在村里的儿子，爷爷的丧葬费理应两家平摊。这原本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临时又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如果这次他全权操办爷爷的葬礼，那以后我家就得承担奶奶葬礼上的一应花费。

我爸正准备点头，我妈赶紧插话：“爸是公家退休人员，葬礼费用有单位报销，那到时候我们两家出的钱怎么算？妈如果归我们家，那可要问她愿不愿意呢。”

小婶的脸色马上变了，不甘示弱：“虽然爸的葬礼我们不用掏钱，那妈的那份，到时候是不是该两家出？”

旁边的大姑、二叔、三叔都劝：“妈这不是还好好的吗？大不了我们以后轮着来照顾就好了。至于‘到时候’，也不至于葬不下去吧？现在就说这些，是不是太早了？”

小婶还想继续说，却被小叔拉走了。我爸蹲在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着烟，一群帮忙的族亲看到这尴尬的情形，各自劝劝，就四下散开了。过了半晌，我爸问奶奶：“妈，你要不要以后就跟着我们家住？”

奶奶“哼”了一声，像是说给所有人听：“我才不去谁家，尤其是老大家，我自己又不是活不下去。我就在这宅子里一个人过，死了你们谁爱管谁管，不管就臭在这宅子里，反正也没人住！”

奶奶一生倨傲，她看不起爷爷，也看不起我爸爸，更看不起妈妈和我。我猜想过很多种奶奶不喜欢我们一家的原因：我爸性格木讷，不会讨好人也不会耍嘴皮子；而我妈嫁进来近30年，只会忍受不会反驳，是个瘦弱矮小的“软柿子”；至于我，我最初单纯地归结为自己不是个“带把的”，直到后来堂妹红红出生看到奶奶满脸笑意，我又觉得，是因为自己长得丑。

在爷爷的葬礼上，因为丧葬费谈不拢，两个儿子闹得不上不下。奶奶终于拍板了，她说，爷爷的丧葬费都由小叔家出，等爷爷单位的一次性补偿发下来，我们家不许动一分，全归小叔。

黑暗中，我爸松了一口气，我妈听完之后，高兴地拉着几个亲戚去打百分牌了。

2

爷爷出殡那天，阳光格外晴明，日头晒得让人闻到了小麦在空气中爆裂出来的香味。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6个青壮男子抬着木杆子，大姑撑着大黑伞遮住棺材，锣鼓唢呐喧天，使整个“出山”的过程显得颇有气势。

村里的老人都说，我爷爷虽然得的是癌症，但去得舒心，“连天都照看他，给个好天气呢”。

新挖好的两个坟坑坐落在依山傍水的半山腰，不远处，是一湾即使春旱也不会断流的泉水。清晨的日光从三脚架山缝缝里冒出时，躺在这里便可以捕获一地金辉，还有山脚那潺潺流动的把边江。村里人都说，这地儿的风水是再好不过了。

因为我爸和小叔都只生下独女，我就成了葬礼上的“孝孙”。我的中指被扎破，血滴在酒碗里，最后洒在了爷爷的坟头上。事后，我走到一棵上了年纪的香樟树下乘凉，发现樟树根上浮着簇新的黄土——坟坑是我爸和小叔请挖机挖的，师傅才不管浮土的去向，洋洋洒洒，还堆在了不远处二姑的坟头上。

我看到奶奶抓着坎上的飞机草，顺着坡滑下去，走到早逝的二女儿的碑前。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水果糖，半弓着腰放在地上。有风过来，吹起她过于宽大的灰色暗花外套，之后，她把手握成拳，捶了捶在肥大的黑色棉裤中屈起的膝盖。

我忽然发觉，68岁的奶奶确实老了，那个可以吃下两大海碗白米饭和几大片猪后颈肉的老太太，一去不复还。

从我记事起，我的奶奶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

我2岁时的一天，奶奶喊住了正从货车上下煤块的我爸，说：“娃娃都这么大了，老大你该自立门户了。”

于是，她给了我爸两副碗筷、一勺猪油、一口瘪了盖子的铁锅、一张草席、一床被子和两人份的田地作为分家的财物，剩余的东西、房子、田地都留给她心爱的小儿子。

我妈求奶奶缓几天，想找到住处再搬走，但奶奶转身就把我们所有的家当都扔了出来。我妈无奈，抱着我哭完就去外公家借住。几天后她和我爸到处借钱，最后花了9900块买了两间土房。

房子交割完那天，我爸拿着行李和外公给的几只桶、几口锅，我妈背着我，抱着一只母鸡搬了进去。等我们一家住下后，爷爷来过一趟，偷偷给我爸塞了300块钱，一斗旱烟还没咂摸完，就匆匆离去——要是被奶奶发觉，他一定逃不了一顿好骂。

时隔五六年，到了2003年中秋节前后，我又在小叔家的水田里见到了对着谷桶“哼哧哼哧”甩谷子的奶奶。那天她穿着一件印花的确凉，挥汗如雨，谷桶里带壳的谷粒渐渐堆积，她却面色凝重，叱责我妈“不中用”。

当时我妈也在帮小叔家干活儿，她长得瘦小，还有先天性心脏病，总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淋。所以她只能早起，用更多的劳作时间尽量补拙，论效率，她是怎么都比不赢别人的。

我爸初次把妈妈领回家的时候，奶奶就不满意：“这不是四队那个臭教书匠的女儿吗？你要她干嘛？长得妖里妖气的，一看就不是好生养的，也不会干活。”

那时候，正是奶奶体力、精力最鼎盛的时期，吃饭又多又快，干活手脚麻利。分家后，小叔家的农活、家务活也是她一个人全包，完全顶得了一个青壮男子。反倒是爷爷，做惯了公家人，农活这一块，实在是直不起腰杆。

爷爷后来因醉酒误事被单位提前安排退休，打那之后，奶奶倨傲更甚，在家里，爷爷的话语权从一小点变成了所剩无几。不过，爷爷还是用那微末的话语权，促成了我家和小叔家“和好”。

即使我那时稚嫩，也能隐隐发觉这“和好”是建立在我家单方面付出的基础之上的——不知多少次，我爸妈搁下自家农活去给小叔家帮忙：种烤烟、收烟叶、收割小麦、水稻、玉米……等小叔家的农活干完，轮到我家时，小叔小婶却个个生病，不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就是头疼发热拉肚子。次数多了，我爸只能退而求其次，请求奶奶在他们最忙的时候带带我，然后煮一顿热饭就行。

小叔家的农活早已干完，奶奶拿起了针线——在农村，只有闲着的农妇才会纳鞋底、缝蓑衣。她拿大针划拉着鬓角，头也不抬地对我爸说：“你们家天天吃干菜，我是吃不下去的。”

奶奶说的没错，我家的伙食确实丑，由于我爸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还买房欠的债，我家成了村里少数几户吃不上“年猪”的人家，顿顿不是煮干菜，就是煮洋丝瓜。

我也成了村里同龄孩子里唯一没上过幼儿园和学前班的。每天我脚下垫小矮凳，扒拉着灶头，爸爸为了安慰神色郁闷、脸泛菜色的我，还编了一首歌：“我们的生活处处是阳光（“阳光”的谐音就是“洋瓜”），照耀在身上，撑饱了肚皮。”等我上了小学，这种窘迫依然存在。例如，我的学费总是要下学期开始了，才能把上学期的补上。

有一年学校组织过儿童节，奶奶抱着穿蓬蓬裙的红红，拿着一大堆零食来学校里看演出。有大人起哄，说我奶奶只认堂妹不认我，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用小姨的旧衣服改成的连衣裙，点了点头，低声回道：“是的，她从来都不认我。”

3

2008年，我小姨一家要去浙江打工，她家的茶园没人收拾，我爸妈便包揽过来，于是我们有了很大的几片茶园。

冬天干燥的暖阳里，爸爸妈妈借了几头驴去茶园撒肥料，奶奶站在我家门口笑他们是“穷人买肥料——白撒”，又轻描淡写地表示她要拿回分给我爸的自留地。

那时候我已经在镇上念初一了，第一次“没教养”地回嘴：“奶奶来要自留地，是要准备盖养老房？”

我早就听说奶奶在小婶那里受了不少气。村里人很忌讳负责赡养的小辈和老人之间不和，一旦有了龃龉，多数老人就得让出苦了一辈子攒下的房产，自己搬去外面，随便拿几块空心砖和石棉瓦盖房子住。

我爸瞪了我一眼，给奶奶掇了个草墩，准备好好谈，奶奶却往院心里箕踞一坐，嚎啕大哭，摆出一副拿不到自留地就不罢休的姿态——当年，她分给我爸的地只有二人份，在公路下边的自留地，是其中更值钱的一块，她不是想换，而是想直接要回去。

爸爸连抽了两根烟，一句话也不说，我妈忙着喂借来的驴，装肥料，收农具，我看也不看奶奶一眼，进厨房装冷饭，准备在山上肚子饿的时候吃。忽然，我听到院子里传来拉扯的声音，原来是爸爸正扯起奶奶的胳膊往大门外拖，在奶奶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他坚定地说：“要哭回你们家哭，这房子你没出一分钱，没有资格在这哭。”

庆幸的是，这一年茶叶的价格很好，我家的家庭收入空前高涨。妈妈很高兴，在街边地摊上挑挑拣拣大半天，终于让我脱下了千层底，第一次穿上了帆布鞋。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那会儿，附近有许多农户种烟草挣了钱，我爸妈也动了心。可是在2010年初，云南突然遭遇了一场大旱，为了让十几亩烟草活下来，他俩熬夜等水窖里的水放满，又顶着烈日去浇水。连续几个月过去，干旱一直没有缓解，地里的烟苗没等到雨水，渐渐干成了枯叶，最后只剩下一片白花花的塑料薄膜。

我妈去地里看了之后，一口气梗在脖子里，病倒了。

等我妈稍微清醒一点，就舍不得闲着，四处找活儿干。一天，小婶提着几包夹心饼干来我家，说奶奶病了，她从来没照顾过老人，不擅长做这种事情，想让我妈去照顾。

奶奶生病的原因显而易见——累的——小叔见种烟草挣钱，租了很多田地扩大种植规模，他家的绝大部分活计都是奶奶在做，奶奶年纪渐长，自然力不从心。

我不乐意，妈反过来劝我：“那是把你爸养大的人，不管她怎么不公平，我们总要做好自己该做的。”

妈妈把饼干原封不动地放好，又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一盒红糖，一板鸡蛋，一起拎去奶奶家。即便如此，奶奶依旧不给她好脸色，指使她做事的时候声若洪钟，一转头就对着回来探亲的大姑他们夸奖小叔小婶的照顾贴心。

4

2010年夏天快过完的时候，我考上了市重点高中。这在我们家族里是头一遭，我爸妈很高兴，杀了一头猪宴请亲戚，过去所有的嫌隙似乎都被这份喜悦冲淡了。

觥筹交错间，亲戚们互相说着这半年的光景和变化：小叔不种烟草了，他和小婶在古城找到了薪资不错的工作，买了一辆面包车拉客；二叔当上了村官，家里起了3层小楼；大姑家新开了毛驴肉馆，生意不错；话头一转就到了我爸妈头上，亲戚们都夸他们有福气，“山旮旯里即将飞出凤凰”。

家族里的好事一件接一件，大家一致认为，生活就要往新的方向看，人要向远处走。

就在这时，坐在沙发上的奶奶抱着堂妹红红大声嚷嚷：“以后我们家红红肯定考得更好，然后给奶奶买大房子，是不是呀？”

我端着果盘去装瓜子、糖果，嘴里低低地吐了句刚从电视上学来的国骂，心里那股离开这个村子、离开这个家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

升学的喜悦渐渐淡去，我们一家还是要直面现实生活。

那次大旱过后，村里先是水稻没法栽了，再后来，要么烟草幼苗被蝗虫吃光，要么就是在即将收成的时候遇上冰雹或病害。奥运带来的红利期结束了，茶叶的销量也锐减，价格一降再降，没了销路。

无奈之下，妈妈精心饲养了两头母猪，想靠卖猪崽换钱。见我家的小猪基本上刚满月就会被村里人许走，于是奶奶提前打招呼，让我妈留两头给她作“年猪”。但是，当我爸送了两头身条最顺、毛最光滑的猪崽到奶奶家时，她却拌着猪食说：“我已经找别人买了。”

爸爸只好帮奶奶打扫猪圈，再把小猪扛回来。

可怕的事远远没有结束——村里有的人家几百斤的大猪死了，还有老母猪一夜之间带着一窝猪仔死在围栏里。2011年底时，我家的两头母猪也一夜之间没了呼吸，两头被奶奶拒绝的胖猪倒是得以幸免。奶奶养的两头猪也死了，眼看年关将至，该杀“年猪”了，叔叔婶婶从城里回来，奶奶就提出，让我们家分一头猪给他们，“按照市场价补钱”。

两家人合力把猪杀了，分割、腌好，就等着盐巴入肉再拿松枝熏。我爸妈正拿棕叶栓了肉往木杆上挂，小叔进来了，搓着手跟我爸说，他们这一年在城里没挣到什么钱，“这猪的钱怕是要差上一阵了”。

爸爸洗了手给小叔倒茶，爽朗地说不着急：“反正是亲兄弟，这猪算不算钱都没事。”

我妈坐在腌肉的大铁盆旁，轻轻地说：“姑娘前几天打电话来说，他们要订复习资料了。”

这下，小叔坐不住了，赶忙从钱夹子里掏出钱放在桌子上，茶也没喝就出了门。没多久，奶奶来了，她一手叉腰一手持竹棍指着我爸大骂：“你为了一头猪，连兄弟情都不顾了？”

我爸没说话，恍然间就理解了这只猪背后的种种——这几年，搞农业已经近乎无望了，那些去城里捡拾希望的农民反而过的更好，比如小叔两口子，可他们偏说自己没钱，这是真的，还是奶奶的意思呢？

爸爸愣愣地想把钱塞给奶奶，但奶奶没接，她一扔棍子，又哭着走出了我家。

5

过完年，腊肉尚且鲜嫩，我爸妈也随着村里的人涌去了城里。我爸从一个只会干农活的庄稼汉变成了一个会扎钢筋、砌砖、浇灌、拌混凝土、贴瓷砖的男人；我妈也从一个不太会煮菜做饭的农妇变成了工地上人人夸赞有一手好厨艺的“老板娘”。

他们手头渐渐有了些钱，我妈便叮嘱我不要老想着家里，要好好念书，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2013年，我读高三下学期，端午节连着州庆，又恰逢奶奶的65岁大寿。家里人决定大办，为奶奶庆生。从奶奶60岁生日开始，小叔小婶每年都会为她办一个小小的“家宴”，很多时候，我们一家都不在受邀的行列中。

但这一次，在奶奶生日的前两天，小叔突然来到我家，坐在火塘旁和我爸促膝长谈。他主动提起兄弟俩不应该为了几亩薄田争吵，“反正现在地也不值钱”；他说自留地是奶奶自己要来讨要的，他们两口子拦不住；他又说到那年的“年猪”，他本来准备杀完猪就给钱的，但奶奶不让……最后，小叔的话题转回到这次的寿宴上，他言语间透露出这次大办需要不少钱。

我爸斟酌了下，提出双方平摊。小叔连忙推辞，但脸上是遮不住的笑意。

寿席办起来，亲戚们都陆续到场，我爸订了一个大大的寿桃蛋糕，满面春风地拎着进屋。奶奶嘴上说着“浪费”，脸上却是掩饰不住的开心。她过生日有蛋糕，还算是头一回。

因着奶奶难得的笑脸，我爸那天多喝了几杯，我心头也有暖意流过，心头上飞过了几所省内学校的招生简章。等到吃蛋糕的时候，一家人谈着家长里短，小婶却话头一转，问我对大学有什么想法。

我之所以选择长假不留校，就是为了排遣高考临近带来的无形的压力。小婶这么一问，我沉默了，奶奶开心地端着蛋糕，满面红光，轻飘飘地说：“她的水平，上个云大就顶天了。”

当时爷爷没有抽烟，却咳得很大声，我爸妈没有吭声，但我爸的脸色在昏暗的灯光下也看得出来有多不好。好在亲戚们马上将话题绕到了堂妹红红身上，她刚在联考中获得好成绩，声名远扬——红红一直是奶奶的骄傲，只要话题是关于她的，奶奶就有说不完的话。

蛋糕很好吃，奶奶的话夹杂着嘴里飘散出的甜腻气息穿过人群，刺进我的耳膜。就在那些欢笑声中，我把志愿的大致方向定了下来——远离老家，远离这碗永远端不平，却越来越浑浊的水。

6

高考结束后，我如愿以偿拉着行李离开了老家。老家的人事渐渐离我远去，直到了大四上学期时，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事，再次改变了我的选择。

当时，奶奶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断了腿，没人照顾，我妈一个人留守医院，把病床上的她抱上抱下，最后却落得个“蠢笨无力”的评价。得知这个消息，我很生气，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家离家400多公里的学校去上班，以为这样就可以远离奶奶。

爷爷去世时，我参加工作还不到半年，为了回一趟家，我要坐高铁转大巴再转乡村巴士。我在车上浑浑噩噩的，从前的经历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中闪现。路太远了，我有些怀疑自己的选择了。

那天爸爸骑摩托车接我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刚进门，我看到那么多毛毯，一院子的桌凳和人，再看坐在皮沙发上的奶奶有些颓然和孤独，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放下一切怨怼。

但是现实却不允许，我再次被小叔怪罪、被奶奶嘲讽。当一番争吵结束，奶奶把出殡的事情一件件敲定下来。她闲下来，看着几个利落的表哥表姐，再看看我，说道：“你这样憨，也不知道能不能当好‘孝孙’。我倒是不要你来，等我死的时候，就找红红做‘孝孙’。”

几个叔叔姑姑目睹了这一切，他们笑着，默许奶奶肆无忌惮的偏爱。我笑了笑，并不应答，转向我妈问：“‘孝孙’需要做些什么？”

这时候，我莫名生出一股气，在心里对自己说：“到时候你全家求我，我都不会做你的‘孝孙’。”

2018年7月，二表哥给小女儿办满月酒。此时奶奶的行动已经有些不大稳健了。她在大姑的帮助下，双手哆哆嗦嗦地抱起重孙，突然转头看向我，说道：“你看你几个哥哥姐姐，娃娃都上学或者玩泥巴了，你跑那么远是要干嘛？这么大的人，怎么还不给我添重孙？人长得丑也不要自卑，多出去走走，不行就叫你学生给你介绍几个靠谱的。”

这是奶奶一生里对我说过最长的话。小时候，她要么沉默地拎起赶猪的棍子吓唬我；要么冷哼一声，把一碗开水泡冷饭放在我面前；要么就是和其他老人聊天，不时把带着嘲讽的目光转向我。如今的我已经长大了，只把她那一大段话当作一瞬而过的臭气，依旧在400公里以外的地方做着自己的事。

2020年底，是一个反常的隆冬，奶奶不行了。等我再次辗转赶到小叔家时，奶奶整个人窝在厚厚的褥子里，两颊凹陷，眼窝深深，颠三倒四地说起过往。

亲戚们应和一番后，就留下我一个人在屋里。屋外响起小叔他们打麻将的声音，响起我爸和大姑爹下棋的吼声，响起我妈和二婶的争执声，但依旧没有堂妹红红的声音。

我轻声问：“奶奶，你想不想吃点东西？”

她大而无神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并不回答。

“奶奶，我给你倒杯水吧？”

她点了点头，我就走到外间给她冲了杯葡萄糖。我想去问问长辈们能不能给奶奶喝，但是看着满地跑的侄子侄女们，我犹豫了——倏忽之间，我也是个大人了。

我把糖水吹凉放在一旁，把奶奶扶正坐起，手穿过她瘦削的背时，鼻子忽然就酸了。眼泪也不知怎么的，止也止不住，就那样一股股奔流下来。奶奶背靠着我，只剩下骨头的背硌得我嘶了一口气，我抻长了手尽量把水杯扶稳，虽然断断续续，她终究把一杯糖水喝完了。

我把她放平，转身出去放茶杯。我妈刚输了牌，她看我拿着杯子出来就问是不是奶奶要喝水。我摇摇头，她便下桌找了尿盆端进去，没过多久她就出来说了句什么，屋外的人们开始收桌子，有条不紊地忙活起来。

奶奶早就给自己备好了棺材，大表哥回来时买了寿衣，大姑一年前就弹好了棉被，我爸把早上买的鞭炮一点，火花一闪，炮声传出去告诉全村人：“我家老人过世了。”

我呆愣愣地看着屋内昏黄的灯光，发现灯泡上面布满了苍蝇的秽物，灯的外围掉落了密密麻麻的死苍蝇。从前爷爷奶奶健在时，他们的生活忙碌而热闹，哪怕最暖的天，家里也是没有苍蝇的。现在，苍蝇拍倒是买了好几个，只不过也没人在意这些苍蝇了。

奶奶正式“出山”那天，她盼了又盼的堂妹红红因为去澳大利亚研学，没有回来。我再次被刺破中指，端着和了血的酒碗，抬着她的灵牌走到那个早就挖好的坟坑前。

一如3年前，我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安安静静地磕三个响头，像模像样地喊：“奶奶呐，您走好。”

初雪纷纷扬扬洒下来，却只是在山顶上堆成了小包，怎么都盖不满这半坡上3座紧紧相邻着的坟。火塘里的木柴哔啵有声，火光大盛，长辈们围坐在旁边等雪停，他们谈天论地，说东道西。

奶奶去了，那碗水终于干涸，兄弟姐妹不再努力维持表面的和谐了，那股绳子仿佛一息之间化成了尘埃。小叔小婶舍下爷爷奶奶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盖起来的土木房子，又把好几亩地送给邻居盘种，去市里的钢筋水泥间过上了与我爸妈全然不同的生活。只有清明时，两家人才会拿着等量的米、肉、油、纸钱聚在一块。

后来的某一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起她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的堂妹红红的生活动态。末了，她叮嘱我要多和红红联系：“毕竟叔伯辈虽然已经不怎么来往了，但你们两个之间不应该有龃龉。”

我打开微信，翻到堂妹的头像，发了一条消息过去。系统很快提示：“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她）朋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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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又见奈良》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