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一直想要逃离甘肃冀城这个地方，从我对“家庭”有意识以来，这个想法就扎了根。

我家在解放前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一大家子人常常吃不饱饭，闹饥荒时为了活命，爷爷就带着家小逃荒去了陕西。父亲生在陕西的某片大山里头，是难产儿，刚吸吮了第一口奶，我奶奶便撒手人寰。“成分不好”延续在父亲稚嫩的肩头，前面一堆兄弟姊妹，他长大后放牛砍柴勉强度日，只读了个小学，便早早收拾行李，从乡下老家出来闷头打拼，成了90年代初西北第一批去县城闯荡的人。

我母亲的经历更坎坷。家里姊妹众多，她作为老大，要强的性格早早就烙印在了骨子里。她只在村小读了1个月的一年级，便早早扛起家计，15岁时，便逃票扒上南下武汉的火车，进了当地的一家服装厂。她干活麻利又懂察言观色，很快就在车间里混出了名堂，全车间的工友们都知道厂里来了一个干活顶好的小姑娘，能两只手踩针缝线，母亲做工时，总有人围观，像在欣赏一场特技表演秀。

在武汉挣了几年钱之后，为了照顾家里，母亲又回到了老家县城的毛纺厂做女工。那时她个子已经窜到近1米7，漂亮伶俐，一度是厂里的“厂花”。我和姐姐一直很奇怪，比她矮了10公分的父亲到底用了什么法子追到的她——他俩是自由恋爱，那时父亲连彩礼都掏不出来。

这个问题每次提起，母亲就沉默下去，我们问急了，她便开始破口大骂父亲是个骗子，有时骂着骂着，竟哭出声来。几次之后，我再也不敢随意触碰他们的爱情过往，只能偶尔从泛黄的老相册里管窥一下——看着照片里高挑靓丽的母亲站在低父亲3级的台阶上，一脸幸福笑容，我心里次次泛起苦涩：要是母亲当年能预知婚后的生活，不知道她还会选择这段自由爱情吗？

刚结婚时，父母的生活并不像现在一样吵闹不休，母亲仍在毛纺厂上班，父亲跑长途车，我家当时算奔上了小康。

转折出在一次车祸。一次跑邻县的长途，父亲与人合资买下的卡车在路上发生了倾翻，人倒是没有受伤，但那时父亲跑车，贴进去了全副身家，随之而来的高额外债像冰雹一样狠狠砸向这个刚支棱起的小家。从此父亲性情大变，对母亲拳脚相加，幸福笑容也就从母亲脸上消逝了。

母亲怀孕后，父亲脾气越发暴躁，他忙着四处拉活还债，母亲只能辞了工做些零工在家养胎。1996年，姐姐出生，父亲看见从产房里抱出来的是个女娃，甩下个冷脸转头就走，只剩下外婆脚不沾地照顾刚刚生产完的母亲。

3年后因为我的出生，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不得不再次拧在一起。母亲常常叹息说，当年为了养活我们，想尽了办法。我刚过断奶期就被寄养在一家私人育儿所——实际上就是每月固定缴纳些钱，委托一家邻居照料，那家邻居也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

外债高筑，父母都忙于打工，无暇顾及我。母亲说有次中午她打完工买了面油去看我，看见我正光着小屁股脏兮兮地在装煤球的纸箱子里爬，正值饭点，邻居抱着自家干干净净的孩子喂食饭菜，我抱着颗煤球眼巴巴地看着。于是她再也忍不住了，抱起我哭着就往门外走。

这些遥远的事情，我早已没了记忆，母亲说起时却常常抹着泪。

2

后来，父母盘下一家小门面，干起了小吃生意，卖些凉皮、茶叶蛋、豆腐脑这样的简单便宜的吃食，凉皮1块5一碗，豆腐脑6毛一份，多1毛就没人吃。为了这点薄利，他俩起早贪黑，没钱雇人，自己上手，好歹把一家人都照顾上了。

姐姐6、7岁时开始帮家里干活。在那间小小的作坊里，一台凉皮机呼哧呼哧转，姐姐拿着油刷子坐在小板凳上，捏着一把小刀条，等热烫的凉皮从出料口滑出来，就整齐利索地切开、刷油，她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塑料大桶里的凉皮面浆消耗完。

等到我能承担家计的时候，凉皮机小漏斗里的面浆将将淌完时，我就得赶紧从塑料桶里用大铁瓢满满舀上一瓢添进去。在等待加下一瓢的空当里，我会飞快地跑进东面小屋看动画片，所以很多次因为断浆，机器空转甚至烧坏。父亲回家取货时一旦瞅见我不在凉皮机前，就会大骂我们姐弟俩，姐姐气不过，梗着闹罢工，父亲会立马找到手边任何现成的东西抽我们。

到底是姐姐挨的打多还是我挨的打多，我早已记不清了。对于挨打，我总是遗忘得特别快，好像忘记就可以逃避，这样人活着不累。

每当我被迫跟着父亲忙碌，玩伴们就会在家门外的小巷里喊我。我知道他们的裤兜里一定装着漂亮的玻璃弹珠等着和我对决，或是带着印刷精美的彩色卡片等着从我这赢取新的。可父亲盯我的眼神就像《西游记》里的捆仙索，捆得我动弹不得。我只能被迫和他待在那小小的作坊里，听着他对我发号施令、安排活计。

童年时，我对生活充满了恐惧，恐惧父亲、恐惧家庭、恐惧干活，我害怕被指责，也受够了指责。常年泡在作坊里，我自然而然成了班级里的吊车尾，好几次抢工没写作业，在学校疯狂补作业时，我都被老师揪着耳朵拎到讲台上，接受同学们的嘲笑。

年轻的英语女教师说：

“你看看你妈摆地摊挣钱多可怜，你连作业都不写，怎么好意思来学校上课？你呀，还是别读书了哦，去帮你妈卖凉皮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以后卖凉皮也能出息嘛，是不是？”

“来，回去让家长在作业后面签字，让她看看自己的好儿子坐在教室在干什么？”

这时候，一个孩子在后面大笑着喊：“老师，他妈妈不识字，是文盲！”

教室里的嬉笑声更大了，讲台上的我像被处刑的犯人一样，只能将头深埋进胸膛。

我面对同学愈发自卑、面对老师愈发恐惧，剩余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只有角落中的沉默。久而久之，连父亲也觉得我天生蠢笨，时常念经一般嚼我不是读书的料。母亲对我并没有过多要求，只希望我和姐姐能够健康成长。年少时的饥饿记忆让她活得格外真实清醒，“天大地大，填饱肚皮最大”“肚里有粮，心里不慌”这些她常挂在嘴边的俚语，我深信不疑。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里买进一辆三轮，母亲开始去摆“地摊菜”，这是家里的小餐饮店换了多次地方之后他们找到的新营生。此前从卖凉皮豆腐脑到麻辣烫，在钱上还是捉襟见肘。母亲看中了在路边卖菜不用交房租电费，辛苦是辛苦，但能攒下些钱还债。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一直在还债——车祸赔偿的借债还完后，家里好不容易积下一些钱，母亲又想把租住的小院买下，遂又借债还债；刚能喘上几口粗气，母亲又张罗翻盖旧屋……就这样一笔又一笔，外债像个大黑窟窿没个尽头，搞到父亲叫苦不迭。母亲咬紧牙关要改变这积贫羸弱的小家，她对做生意雄心勃勃，与畏手畏脚的父亲吵架打骂是家常便饭，我和姐姐也在这来往中被反复捶打。

母亲一般早上5点就起床，先把乱成猪窝的家快速打扫、归置一番，然后张罗做早饭。做饭的同时，她要忙着联系送莲藕的、送油麦菜的、送手擀粉的、送豆芽菜的，让他们把菜按时送到我们家摊位上。打电话的缝隙，她快手点完三轮车上的现货，不够的话好再拨电话补货。如此这般，她还能抽出空打扫院子，浇自己亲手栽的几盆兰花。

每天早上母亲忙里忙外的声音和她独有的高嗓门准时噼里啪啦在院子里炸响，父亲听得心烦，撑着从暖被窝里爬起来，重重地摔上门又钻回床上躺下。母亲会立马发火数落他，或者搡开房门，掀掉被子赶他下床。父亲被揪起来后，会拿一双阴沉的眼珠子直直盯着母亲，然后他俩便会扭打在一起。母亲的哭声、喊叫声，父亲的骂声、殴打声，像炸弹爆开般在整个房间里轰鸣。我和姐姐一被惊醒，就赶紧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我抱住父亲的腰，姐姐第一时间夺下父亲手里的物件——有时候是拖鞋，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厨房里的一把刀。

这几乎是我家每一天的固定节目，这样的生活，我和姐姐一直过到今天。姐姐的性格随了母亲，独立、泼辣，学习好。童年时我俩常常干架，成年后，因着各自的人生困境，我俩又总会互相依靠。姐姐叛逆得张牙舞爪，不像我，闷葫芦一个。姐姐很早就知道自己出生时父亲的态度，她面对父亲常常顶嘴，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母亲打圆场说他俩一个属鼠一个属鸡，冤家路窄。而我从记事起也处处与父亲作对——大抵是因为我内心里一直在逃避成为他那样的人。

父亲屡次斥责说他这辈子是来给我俩还债的，我和姐姐早已厌烦这样的指责。我有时也想，父亲那偏执的性格，对母亲、对家庭的冷漠，是不是也和他苦难的童年有关？爷爷结过好几次婚，他有一众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姐姐在早年逃荒路上还被爷爷过继给了一户农家做童养媳。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性格里无法避免地有着我现在也无法理解的自怨自艾和感情缺失。

3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逃离冀城，是在小学四年级，10岁的时候。

那时家里的凉皮作坊已经转型成了豆腐坊。一天下午，父亲安排我去给一家主顾送货。我骑着他花了13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车后座和车筐塞得满满当当，交货完毕，我溜到了县城里卖小人书的书摊上，在一大堆盗版印刷的漫画书和小说里翻翻找找，挑出上次看了一半的漫画，站在书摊前继续往下读。

不多一会儿，书摊老板吊起脸冲着我说：“小孩，不买就走开。”我自有对策，找出早就挑好的《小和尚》和老板讲价，买完书后我装作要再挑几本的样子，继续蹭看之前的漫画，直到老板将书劈手夺下。

我知道偷来的美好时光结束了，将书插在屁股后面的裤腰带上再用衣服遮住，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心里翻滚着恐惧——买书的钱是从母亲的零钱袋子里偷的，回家后等待我的绝对是一场斥责。

到家了，正在豆腐房里磨豆子的父亲，脱口就是“X你妈”“你妈X”，我等他发泄够，只垂头不语。父亲稍缓谩骂后，用看一坨废物的眼神示意我过去接手活计，我忐忑非常，结果手上一个没接稳，磨好的豆浆直接泼洒到了水泥地上。父亲大骂着关掉轰鸣的机器，对着地上流失的米黄色的豆浆和一旁帮工的阿姨，抬手就给了我两巴掌。

我一个趔趄，腰上别着的漫画书掉进了豆浆里。父亲跳起来捡起来，“啪”一下摔在我脸上，从我鼻子冒出的血，又滴在地上米黄色的豆浆里，像一幅流动的水彩画。父亲的泥鞋踩碎了这幅画，他捏着湿溻溻的漫画书，一把扯碎，对我说：“扔锅炉里！扔完过来干活，畜生！”

帮工的阿姨连忙用卫生纸攥一个纸疙瘩沾了唾沫堵住了我的鼻孔。我哭着，抱着被撕碎的漫画书夺门而出，揽过那辆破旧自行车，在父亲的咒骂声中开始了第一次逃亡。

这座县城从南到北只有一条街，我不知道去哪儿，任凭胸腔里攒的委屈和怒气汇聚到双腿上，蹬着车在这唯一的一条柏油大街上飞驰，一直骑到尽头——那是国道出入口，从那里就可以离开冀城了。

我骑上去了，但并没有走多远，自行车的车链就蹬断了，我的第一次逃离也戛然而止。

从国道下来后，我不敢回家，推着那辆和我身高完全不符的自行车去了母亲的摊位。忙碌着的母亲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刚才的事，对我并未有太多指责，她用一贯温顺的态度笑骂一阵后，问我：“渴不渴？饿不饿？”然后从脏兮兮的钱袋子里摸出5块钱，嘱咐我去对面饭店买碗面吃。

我被母亲的好言好语噎住了，怄的气又散不掉。我不敢回家面对父亲，只能把一肚子的气撒在母亲身上。母亲总是全盘承接我的一切怨气，一边忙着卖菜一边宽慰我。可我想要的不是她问我肚子饥不饥、衣裳暖不暖，我想让她问：一个10岁的孩子，为什么会闹着离家出走？

姐姐懂我，虽然她总像个小大人一样数落我，但之后又会将一些被她偷偷保护下来的漫画书递到我的泪眼前。一看见这些在炉火下幸存的漫画，我所有不快都被欣喜淹没。

我想，还好有一个姐姐。姐姐中学时成绩出奇地好，脾气则出奇地坏，对父亲的不公总是充满愤怒。我学习差劲，一到寒暑假父亲就逼迫着我报班，姐姐她想报补习班，父亲却觉得没必要。家里的菜摊豆腐坊缺少劳动力，逢寒暑假又总是生意的旺季，父亲屡屡呵斥姐姐要她去帮工，姐姐不愿意，父亲便将愤怒转移到我身上——因为我是男孩，扛揍。

我明白我俩的性别差异带来待遇不同，也知晓姐姐报补习班也并不是为了学习，她只是想要暂时逃离这个家庭，哪怕就半天。

4

我真的走出冀城，是读大学。填报志愿时，姐姐死活要给我填报省外的高校，她想让我出去看看，想让我走得更远。

犹记得2016年姐姐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的那个夏天，她好几次被父亲指责到崩溃大哭，最后妥协填报了省内的一所医科院校。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姐姐的大学生活过得异常轻松，但这种被家里把控、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感觉却几次裹挟住她，让她变得敏感易怒。

大三假期时，姐姐准备和同学一起去外地开设补习班，父亲的辱骂张口就来：“是谁养活着你，你穿的、吃的，坐在教室吹风扇的钱，谁在供着你？”母亲也帮腔：“去外地？去外地开补习班能挣多少钱？你帮妈看看摊子，帮家里的豆腐房干活，还能帮我们省一个长工的钱。”

姐姐告诉我，要逃，就要逃得远远的，逃得离经叛道。父母不愿意我逃离，甘肃是安土重迁的地方，省内农村医学定向生和师范定向生，成了他们心中的不二之选。他们摆了一辈子菜摊，觉得我能干一份坐在办公室、不用风吹日晒的工作已经非常幸福了，医生和老师在小地方人眼里绝对体面，我得听话。

当父亲听见姐姐要给我填报一些船舶制造、铁路轨道等工科技术类专业时，气得跳起脚骂娘，他冲姐姐吼：“没良心的白眼狼，你心有多狠要这么害你弟弟！你自己以后当医生却要让你兄弟做个工人？”说着，他就给了姐姐一巴掌。

当天夜里，我骑着电动车偷偷载着姐姐去县城火车站，她沉默了一路，临进站才开了口：“要么选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要么选个能养活自己的专业。船舶制造和铁路轨道学出来以后，工作地点离家远，命是自己的，你自己选吧。”

我蹲在火车站外面，听见身后传来闷沉刺耳的火车轰鸣，自顾自想象着冀城以外的世界。点开MP3里那首《平凡之路》，插上耳机，拧紧电动车把，思绪翻飞——我从懂事起就渴望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家，现在机会来了，我的心开始焦躁起来。

我报了士官学校的提前批，分别选了西安航空学院、南昌工程学院等学校。父母知道后先是指责和怒骂，直到别人告诉他们，这是体制内专业，毕业就能去部队混口公家饭，他俩才喜笑颜开。

可欢喜并没有持续多久，录取结果出来时，体检栏显示“肝功能异常”——我被刷了。父母当然不甘心，晚上他俩在隔壁大声商量着要带我上县医院再检查。我睡在小房间的竹席上，在他们的纷争声中反反复复刷着录取屏幕。

那一夜，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种无法挣脱的束缚。我想要逃离这个家、逃离泥潭一样的家庭关系、逃离这个小县城，我恍然看到自己10岁时在国道边盯着那条断裂的自行车链，看见自己无奈推着那辆坏掉的自行车，垂着头朝回家的路上走去。长夜难明。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去县医院做血常规，下午报告就出来了，肝功能没有任何问题。父亲拿着报告反反复复地看，又找了他外甥——一个乡村医生——把关，听见人家也说没问题，他的心才完全放了下来，脸色也缓和不少。

当天夜里，父亲带着我坐上前往兰州的火车。我们站了3个半钟头，在凌晨4点，我背着书包跟父亲出了兰州火车站。从火车站去招考单位的公交车还没上班，出租车开口要价260。父亲心疼钱，给我说：“公家单位的人都是早上8点上班，咱们打车过去早了也还要在人家门口等。这样，咱们两个先走一段路，再打车。”

我就缀在父亲屁股后面从火车站往安宁区走，他走一段便转头骂我腿软，督促我走快点，但骂一次我也只紧走两步。我不愿意和他并肩走路，在他后面我才会觉得自在些。如此往复，父亲顺理成章开始发火，像要把几天攒的怒气一股脑倒出来。他呵斥我从小到大什么事都干不好，发泄他和母亲之间的怨气，而我就像一块被线拖在地上走的石头。

夏日早晨的冷风灌进袖子里，凉得人皮肤紧缩。街面上人很少，一些早餐摊正冒着香喷喷的热气。我肚子饿极了，却害怕接下来可能会有的检查，只能忍耐着。火发完了，父亲嘴里时不时地蹦出一些他的揣测，听得我心神不定。天空灰暗，好像要下雨的样子，那些灰蒙蒙的云彩也像压在我的心上，我既想走快点早点了结这磨人的忐忑，又惧怕即将发生的未来不敢向前。

5

2个多小时后，我和父亲坐在马路牙子上眼巴巴地往招考单位的大门口望，一直挨到上班的点，父亲才拉着我往门口的接待室走去。

到了接待室，父亲拿出我在县里做的血常规报告，展平捏在手上，然后给值班员说：“领导，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检查我们都做过了。这孩子的身体确实没问题，您再看看是不是搞错了。这是孩子上学的大事，我求求您，您再给看一眼。”

值班员让父亲坐下，给倒了杯水，说：“师傅，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从昨天到今天，好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我们这找个说法——可这事是我们这些办事员能决定的吗？军校招考是有规矩、有门槛的，难道每个来的家长，我们都再去一个个审核吗？”

“师傅，你不信你看这个。”父亲把报告递了过去。

值班员没理，打开电脑从一堆文档中扒拉出我的准考证号，鼠标划到体检一栏，招呼父亲看个清楚——体检栏里，红字写着“不合格”，其后备注栏里是“肝功能异常-转氨酶61”。

“这次体检转氨酶标准是60，孩子61，超标了一个指数。”

“就一个指数？”父亲两眼瞪直了。

“对，就这一个指数，别说是1，就是0.1，电脑上也过不了，这事神仙来了也难办。”值班员摊开两只手，无可奈何地说，“孩子身体肯定没问题，这个不用看检查报告就知道，但这种事有什么办法？电脑没辙，人也没辙。”

听到这儿，父亲把手从拉开的书包里拿了出来。书包里面有他准备的两条“黑兰州”和2万块钱，用黑塑料袋包好，整整齐齐地码进去的。

“回去吧。”值班员说。

我们复又蹲在来时的马路牙子上，看着那个门口，眼神颓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父亲站起身，冲我咧了个没有声音的苦笑。我们开始寻找最近的公交站牌，这次，我走在前头，父亲垂着头掉在我屁股后面。

回程的火车上，父亲看我沉默不语，便主动挑起话头，要求我回去后马上报名复读，说明年好好准备，一定能过。然后他又谈起士官学校有多少实打实的好处：“士官士官，多少带个官字，多少人巴望着想要出人头地。你们体检那天，我们一群家长在外候着，我们问一个穿军装的领导，这个学校学出来能干啥？你猜人家领导怎么说——说这是给部队培养人才，好好干能在部队长期发展，退伍后回家还能给安排工作。你说说，这是多大的好事，好好复习一年，我再为了你熬一年，明年我们再报这个学校，说什么都得上……”

从兰州回来后，父亲咬牙切齿地把结果告诉了母亲。他不甘心，家里面祖祖辈辈在土地里刨食，这一辈好不容易从偏远山沟来到了县城，受尽欺辱才终于扎下根。他渴望着家里面能出来个吃公家饭的。父凭子贵，我“有出息”了，他也能挺直腰杆了。

复读一个月后，我抱着书找班主任办理退学。背着书包抱着书刚从学校出来，就碰上了来为学校食堂送货的父亲。四目相对，他喊我过去问怎么回事，我拿出退费条子，他就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下扇了我，然后劈手夺下退费收据，揪着我回学校走进了复读班。

班主任正在讲课，父亲命令我在走廊上站好，我撂下书脱掉校服就要跑，父亲追上来给了我两脚，因为用力太猛，他自己也跌在走廊。

听见响动，班主任走出了教室，叫住我问怎么回事。我不说话，背过脸和父亲对峙。班主任搀扶起地上的父亲，父亲一起身就要拉着我给老师跪下认错：“老师，这娃瓜怂，交了钱不念书，不念书干啥？屎都吃不上！”

“我报了志愿，我不想复读，复读了明年还是考这么多。”我恨道。

“狗娘养的坏种，你报，我让你报！你报的学校，我一毛钱学费也没有给你的，你自己去挣钱去，不要像个吸血虫一样吸家里的血！”父亲边说边给班主任赔笑脸，教室里的学生一个个都趴窗户上偷偷打望，我依稀能听见曾经的同学在笑，屈辱极了。

这时父亲忽然给我跪下了：“我的祖宗，我给你磕头了。你好好念，家里供你吃、供你喝就让你读书。你不争气，你狗日的要熬死你老子，我当老子的给你磕头了，你回教室复读，祖宗，你听到没有！”

因着父亲的喊叫声，别的班正在上课的老师都甩着冷脸子跑出来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些被枯燥学业压抑住的学生们也纷纷哄笑着、交头接耳着传递情报，探出头像看耍猴的一样看我，一楼层5个班级，快600个学生，所有焦点在父亲下跪那一刻都对准了我，我满脸通红，羞愧难当，悲愤和耻辱随着同学们的笑声急剧膨胀，我感觉胸口快要烧烂了，我从二楼跳了下去。

在一片惊呼声中，我拖着一条腿踉跄着从学校里逃了出去。

6

9月还没过完，我坐上长途火车远赴千里外求学。一个医学专科院校，我们这批新生在新院区就学。我对自己的第一次寄宿生活充满好奇。这里充满生机，生活并不苦闷。我长呼几口气，仿佛自己已经永远远离了家乡和父母，远离了以前那种生活。

专科院校努力读书的人并不多，我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发现只要自己稍微努力一点点，就能超越一大半趴桌子睡觉或者低头打游戏的同学。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发现了一个人生漏洞——于是我开始贪婪地学习，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读书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这张自由到感动的体验卡很快到期了，寒假，我该回家了。我首次咂摸到，人不可能真正地逃离原生家庭，精神逃离、肉身逃离都是如此。蒲公英飞得再远，它也长不成其它的花。

但我仍要挣扎，大一结束时，我选择入伍当兵，这件事只告诉了姐姐，政审到家门口，父母才知道我要去当兵了。我是异地入伍，走时母亲忙着照顾家里菜摊上的生意，她虽心疼我，但更心疼来回的车票钱，我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包上的火车。

接兵干部在火车上问我们这群新兵想家吗，所有人都喊“不想”，我把声音呼喊到最大。其他人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是真的不想。我们坐了40个小时的硬座，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白变到黑，再从黑变到白，我终于感觉自己离开了想要逃离的那个家，这次自行车链没有断，它变成了钢轨。

崭新的军装在第二天就接受了泥巴的洗礼。我来这儿第一周，身上就长满了荨麻疹，叠“豆腐块”叠得崩溃。军营生活久了枯燥乏味，战友们经常开玩笑，说“吃饱不想家”。我吃不饱，也不想家。我从没想过父亲，只在晚上夜哨中凝视四周重叠的山峦时，在寒风从我脖子口倒灌进去时，才怀念起母亲的手擀面和油黄油黄的葱油烙饼。

我们每周有例行一次使用手机的时间，拢共也就2个小时。入伍1年后，我意外接到了父亲发来的两张《离婚起诉书》照片，后面跟着一篇篇的“小作文”，还有他的微信语音。

那些“小作文”一屏幕都装不下，都是控诉母亲如何强势，买菜挣了钱也不给他交账。他说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地位，妻子不顺、子女不孝，全无一家之主的威严。那些语音则是他感觉自己心情苦闷时对我和姐姐没有期望的发泄之语。

我这些嗤之以鼻，我明白当生活把一个女人逼迫成男人时，该是有多么的残酷。父亲像是一只只臆想着会受到伤害、蒙着眼睛撞击牢笼的困兽。这个家里头，父亲、姐姐、我，各自都挣扎着想逃离，但我和姐姐是不想再面对偏执自私的父亲，而父亲是他不想面对强势的妻子。父亲说，他现在在婚姻里连那仅有的“凑合”也荡然无存了，他觉得与母亲在性格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是天生的冤家。

说实话，当我看见那张《离婚起诉书》时，第一次感受到一种道不明的欣喜。可我又不能真的顺水推舟，于是只能发消息询问姐姐，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姐姐回的语音是哭着录下的，没有悲伤，只有愤怒——原来父亲这一次打定主意离婚，缘起她将父亲告到了县妇联。

之前父母又一次为一些没有结果的事争执，父亲情绪失控，抄起屋角的铁锨拍向母亲。虽然母亲只被铁锨刮破了皮，出了血，但这次家暴彻底激化了姐姐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愤，她录下了父亲猛烈锤击母亲头和脸的视频，告到了妇联和派出所，坚持让他和母亲离婚。

妇联的人来了，对父母做了教育协商，离婚的事却被母亲又一次叫停。一个想把所有苦都咽下去的女人，不会懂并不是每个蚌壳都能用血肉把石子磨成珍珠的道理，她总是幻想能改变父亲，让他重新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但这怎么可能呢？父亲早已明确表示，他对母亲现在只有厌、憎、恨。

在那些长长的、被分截发来的微信语音里，父亲用一种震惊又好笑的语气添油加醋地向我转述，大骂姐姐：“白眼狼、猪脑子，书读到了狗肚子里去了。”“虎毒不食子，当女儿的能举报父亲？人不如畜生。”

我越听越难受，我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家会有这么多烦心事，为什么别人家没有？一如父亲反问我：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让父母骄傲，为什么别人家的妻子能让丈夫舒心？为什么我们家不能？

“这个家迟早要完蛋。”父亲在微信里说。我刚冷着脸回了一个憨笑的表情，母亲也来发语音哭诉，那段父亲拿铁锹打得她满脸是血的视频又一次冲到我眼前。她对这场冲突有着与父亲完全不同的讲述，在他俩各自的陈情里，对方才是家庭战争的祸端。

我和姐姐天真地以为父母离婚才是这个家庭的解脱之道。但母亲不想让我和姐姐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更不想让父亲分走她辛苦攒下的积蓄。她仍对父亲抱着爱，不想这个人到中年、自小没娘的男人成为孤家寡人。

母亲不打算像我们一样逃离这个家，她也无处可逃，就像她以前念叨的：这就是债，虽不是今生欠的，却得今生偿还。她如今独当一面，活成了这个家最牢固又最无名的螺丝钉，坚守在一地鸡毛中。在她的信仰里，小摊就是她的道场，让父亲逃避吧，她一个人照样能把家撑起来。她没多大的本事，只是想做一根绳子、一个螺母、一块贫瘠土地上的守稻人，这个可怜又伟大的农村妇女，还在幻想着自己可以斡旋好家里的每个人，维系着这辆破破烂烂的家庭三轮车一直开到尽头。

尽头是什么？母亲说过，父亲也说过——等我工作，等到我娶妻生子，他们两个纠缠了一辈子的冤家才能握手言和，从这片苦海中脱离出来。我听了这话，觉得自己就是被套上缰绳的骡子，被迫成了这个家庭的核心，一切因果好像都在我身等待消解。

我逃离冀城、逃离家庭、逃离父母的想法，在父亲发给我的“小作文”中分崩离析。我把这些“小作文”连同《离婚起诉书》一起打包发给了母亲，然后把手机关机，交给了班长。

过中秋，部队组织晚会，我和战友们穿着大棉袄坐在台下看文艺分队的女兵在台上跳舞。我驻扎的那个部队平时不要说女兵，连女厕所都没有，一曲天鹅舞，让台下所有的年轻战士的心都浸泡在了舞蹈演员身上。

这时，指导员看着天上升起的明月，情不自禁地说了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我听见了，小声回：“月是他乡明”。

指导员转过头诧异地看着我，我冲着他傻笑，又把头偏过去看着舞台。心沉静下来后，我偷着抬头看月，月光在黑夜的衬托下，照得营地四周的群山很白很白。

7

父母还是没有离婚。每天早上6点多，母亲照例忙着给三轮车装货，父亲就从院里溜出来，去广场上和县城里一帮退了休或者像他一样无所事事的闲人跳广场舞，跳完就去饭馆里吃个早餐，然后回家里继续睡回笼觉。母亲备的早餐他是从来都不吃的，他对我说，他对这个女人的厌恶，已经到了对她做的饭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的地步了。

父亲撒手混日子，每天一副老太爷的做派，隔三差五给我发一些饱含各种痛苦情绪的“小作文”，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痛苦程度不同，我早已厌倦。我始终认为父亲是个自私的人，他对自己的爱惜程度远超对母亲的。母亲除了偶尔得空向我和姐姐哭诉、咒骂，也只能忍受。

姐姐已经把父亲微信拉黑快2年了，而我却不敢。我将他的微信设置成“消息免打扰”，但糟心的是，即使这样，微信的信息栏上依旧会随时跳出他的头像，我只能一次次地手动删除或者设置“消息不显示”。我知道自己无法像姐姐一样拉黑父亲，因为他会比我更先崩溃。他一辈子重男轻女，那脆弱的安全感和无法自控的极端情绪，肯定会把我的拉黑视作一种背叛，我怕这会成为剪断他理智的那把剪刀，让他的行为更加极端——长年的家庭战争中，他没少进过派出所的门，我怕他受了刺激，会做出更伤害母亲的事。

我不想母亲再受伤害了。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药不离身，我家药瓶和药袋随处可见。1975年生人的母亲，已经做过6场大手术。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输卵管切除、膀胱白斑，她好像要一口气把身体里的疾病都扫光一样，几乎把一个女人身体里应该有的“器件”摘空了。她有高血压，糖尿病也有13年了，一双手因为常年扛卸货物，关节早已变形，死皮和硬茧很厚，是在常年做豆腐和洗海带的冰水和盐水中浸泡出来的。她的主治大夫，第一次看见母亲将化验单递过来时，惊讶地叫出声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双手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

相比于身体上的疾病，父亲的漠然、不理解、不体贴才是最锋利的刀，深深刺伤了母亲。几次大手术期间，父亲完全不陪护，母亲一个人在市医院里缴费、住院、办手续、做手术，还是我二姨去为她守床。

“给儿子结完婚再离婚”，是父亲给我的解决方案，但我觉得这是他给自己的枷刑。儿子结婚不结婚和老子有什么关系呢？他休想拿我的人生，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打上死结。

专科毕业后，我没有回乡。母亲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愿意回冀城，在她的认知里，全中国哪里都一样。她一直告诉我冀城的好，哪怕是在新冠肆虐的这三年，这里依然平安无事，外面哪还有这样的地方？

每次电话都是从母亲对父亲的哭诉声开始，到要求我回家工作的唠叨声消停。我烦透了，刚开始还会调整好情绪开导她，后来我干脆开导自己，努力将自己从他俩的感情垃圾堆中拽出来。

有次她告诉我，有个相识的顾客在菜摊寄放了一箱牛奶和两包桃酥，被其他买菜的人顺手牵羊了，最后她只好给相识的顾客赔了钱，牛奶75块，桃酥15块，她还得多赔些，给了人家100元。

母亲不甘心，照着一个居士给的法子，去寺里磕头烧香，向佛菩萨求告。哪承想烧完香隔天，一个打眼就收了张假钱，又损失了100元。父亲知道后，跑来菜摊骂母亲猪脑子，母亲则回骂他平时不帮衬生意，所以才让自己被贼惦记。

发了一通火，父亲跑了，母亲就埋怨起菩萨：“菩萨啊菩萨，为什么这样的事都让我遇到了？家里面男人不是男人，家外面还有贼人暗地里作害。救苦救难的菩萨，你怎么看不见，你为什么看不见？”

之后，我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这次声音里明显带着欢喜。她说有个农妇今天上午装模做样来摊上丢下了箱牛奶，母亲觉得不对劲吗，喊她，说东西落下了，哪知道越喊那女人跑得越快。一旁来赶集的孙老头说，那女人他认识，一个庄上的，是出了名的贼娃子，前几天听说她家小娃娃因为喝了过期牛奶腹泻，连着几天上吐下泻发高热，镇上的卫生院没办法，只好将小娃娃转去市里了。

母亲一向嘴巴大，早就把丢东西赔钱的事宣扬给了周围的一众顾客，大家纷纷回应，这是遭了报应，要母亲回头好好感谢菩萨保佑，居士也絮叨着要母亲去寺里还愿。于是，母亲又欢欢喜喜买了香蜡供果还愿去了。

我哭笑不得给她算账：“前后两次去寺里烧香拜佛，又花了100元，这么一算，你还是丢了不该丢的钱，就像你和我爸离婚这事一样，一个想离一个不愿意，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么？”

“大人的事你别管，你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好工作，妈妈就放心了。”

每次电话结束，她都会告诉我家里没事，一切都好着呢。我知道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8

毕业后我开始修禅入道，游历四方，在枯燥的经文里寻求一种活着的解脱方式。外公信佛，家里有很多印着佛画像的小册子，打小我也喜欢翻看经书，长大些，就自己开始找各种书看。我并不祈求从中得到求解之道，世上的一些事是无解的，求一个解，也只是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心里安慰。

母亲老了，身高开始缩水，皮肤像冬天的树皮一样满布裂纹，记忆力也不行了，前脚卖给顾客的东西后脚就忘，老算错账。以前的她，估量顾客的购买力推荐物品，风风火火，那么伶俐，仿佛无所不能，现在的她已经不会再变化了，就像荒原上的石头，成了纪事长河里的一个点。

我对她的感情始终很复杂，依赖又躲避，也对她生出悲悯。她幽深的内心秘境从不展示给我和姐姐，结结实实地用稻草杆和黄泥巴糊成一堵牢固的围墙。我多次想向墙后进发，却又次次半道回转。

天地辽阔，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各自的无法言说，既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想，那我不念好了，或者，在需要念的时候念一下就好。我们改变不了家庭里的任何一个人，人一生最大的本事就是管好自己。就像我从小告诫自己不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竭尽全力地想活成他的对立面，从自己身上剔除他的影子。

我对师父说：“时间长了我怕自己出毛病，对于父母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去解救他们，我只能解救我自己。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我以为我这样是对的，直到有一天我在道观内听师父讲经时，有了刹那间的明悟：种种波澜，月光照海，松林听风，谁又能逃得开业力的洪流？而洪流之下，就是我们的坚守。面对父母的一切，我和姐姐，是隔着墙壁听心事的人。超脱之法或许并不是砸掉他们筑起的墙，也许是推开旁边的门呢？推开门之后呢？是坦诚后的相欢，还是愈加无解的自我包裹？

正想到这里，父亲的微信头像又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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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心迷宫》（2014），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1

我一直想要逃离甘肃冀城这个地方，从我对“家庭”有意识以来，这个想法就扎了根。

我家在解放前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一大家子人常常吃不饱饭，闹饥荒时为了活命，爷爷就带着家小逃荒去了陕西。父亲生在陕西的某片大山里头，是难产儿，刚吸吮了第一口奶，我奶奶便撒手人寰。“成分不好”延续在父亲稚嫩的肩头，前面一堆兄弟姊妹，他长大后放牛砍柴勉强度日，只读了个小学，便早早收拾行李，从乡下老家出来闷头打拼，成了90年代初西北第一批去县城闯荡的人。

我母亲的经历更坎坷。家里姊妹众多，她作为老大，要强的性格早早就烙印在了骨子里。她只在村小读了1个月的一年级，便早早扛起家计，15岁时，便逃票扒上南下武汉的火车，进了当地的一家服装厂。她干活麻利又懂察言观色，很快就在车间里混出了名堂，全车间的工友们都知道厂里来了一个干活顶好的小姑娘，能两只手踩针缝线，母亲做工时，总有人围观，像在欣赏一场特技表演秀。

在武汉挣了几年钱之后，为了照顾家里，母亲又回到了老家县城的毛纺厂做女工。那时她个子已经窜到近1米7，漂亮伶俐，一度是厂里的“厂花”。我和姐姐一直很奇怪，比她矮了10公分的父亲到底用了什么法子追到的她——他俩是自由恋爱，那时父亲连彩礼都掏不出来。

这个问题每次提起，母亲就沉默下去，我们问急了，她便开始破口大骂父亲是个骗子，有时骂着骂着，竟哭出声来。几次之后，我再也不敢随意触碰他们的爱情过往，只能偶尔从泛黄的老相册里管窥一下——看着照片里高挑靓丽的母亲站在低父亲3级的台阶上，一脸幸福笑容，我心里次次泛起苦涩：要是母亲当年能预知婚后的生活，不知道她还会选择这段自由爱情吗？

刚结婚时，父母的生活并不像现在一样吵闹不休，母亲仍在毛纺厂上班，父亲跑长途车，我家当时算奔上了小康。

转折出在一次车祸。一次跑邻县的长途，父亲与人合资买下的卡车在路上发生了倾翻，人倒是没有受伤，但那时父亲跑车，贴进去了全副身家，随之而来的高额外债像冰雹一样狠狠砸向这个刚支棱起的小家。从此父亲性情大变，对母亲拳脚相加，幸福笑容也就从母亲脸上消逝了。

母亲怀孕后，父亲脾气越发暴躁，他忙着四处拉活还债，母亲只能辞了工做些零工在家养胎。1996年，姐姐出生，父亲看见从产房里抱出来的是个女娃，甩下个冷脸转头就走，只剩下外婆脚不沾地照顾刚刚生产完的母亲。

3年后因为我的出生，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不得不再次拧在一起。母亲常常叹息说，当年为了养活我们，想尽了办法。我刚过断奶期就被寄养在一家私人育儿所——实际上就是每月固定缴纳些钱，委托一家邻居照料，那家邻居也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

外债高筑，父母都忙于打工，无暇顾及我。母亲说有次中午她打完工买了面油去看我，看见我正光着小屁股脏兮兮地在装煤球的纸箱子里爬，正值饭点，邻居抱着自家干干净净的孩子喂食饭菜，我抱着颗煤球眼巴巴地看着。于是她再也忍不住了，抱起我哭着就往门外走。

这些遥远的事情，我早已没了记忆，母亲说起时却常常抹着泪。

2

后来，父母盘下一家小门面，干起了小吃生意，卖些凉皮、茶叶蛋、豆腐脑这样的简单便宜的吃食，凉皮1块5一碗，豆腐脑6毛一份，多1毛就没人吃。为了这点薄利，他俩起早贪黑，没钱雇人，自己上手，好歹把一家人都照顾上了。

姐姐6、7岁时开始帮家里干活。在那间小小的作坊里，一台凉皮机呼哧呼哧转，姐姐拿着油刷子坐在小板凳上，捏着一把小刀条，等热烫的凉皮从出料口滑出来，就整齐利索地切开、刷油，她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塑料大桶里的凉皮面浆消耗完。

等到我能承担家计的时候，凉皮机小漏斗里的面浆将将淌完时，我就得赶紧从塑料桶里用大铁瓢满满舀上一瓢添进去。在等待加下一瓢的空当里，我会飞快地跑进东面小屋看动画片，所以很多次因为断浆，机器空转甚至烧坏。父亲回家取货时一旦瞅见我不在凉皮机前，就会大骂我们姐弟俩，姐姐气不过，梗着闹罢工，父亲会立马找到手边任何现成的东西抽我们。

到底是姐姐挨的打多还是我挨的打多，我早已记不清了。对于挨打，我总是遗忘得特别快，好像忘记就可以逃避，这样人活着不累。

每当我被迫跟着父亲忙碌，玩伴们就会在家门外的小巷里喊我。我知道他们的裤兜里一定装着漂亮的玻璃弹珠等着和我对决，或是带着印刷精美的彩色卡片等着从我这赢取新的。可父亲盯我的眼神就像《西游记》里的捆仙索，捆得我动弹不得。我只能被迫和他待在那小小的作坊里，听着他对我发号施令、安排活计。

童年时，我对生活充满了恐惧，恐惧父亲、恐惧家庭、恐惧干活，我害怕被指责，也受够了指责。常年泡在作坊里，我自然而然成了班级里的吊车尾，好几次抢工没写作业，在学校疯狂补作业时，我都被老师揪着耳朵拎到讲台上，接受同学们的嘲笑。

年轻的英语女教师说：

“你看看你妈摆地摊挣钱多可怜，你连作业都不写，怎么好意思来学校上课？你呀，还是别读书了哦，去帮你妈卖凉皮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以后卖凉皮也能出息嘛，是不是？”

“来，回去让家长在作业后面签字，让她看看自己的好儿子坐在教室在干什么？”

这时候，一个孩子在后面大笑着喊：“老师，他妈妈不识字，是文盲！”

教室里的嬉笑声更大了，讲台上的我像被处刑的犯人一样，只能将头深埋进胸膛。

我面对同学愈发自卑、面对老师愈发恐惧，剩余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只有角落中的沉默。久而久之，连父亲也觉得我天生蠢笨，时常念经一般嚼我不是读书的料。母亲对我并没有过多要求，只希望我和姐姐能够健康成长。年少时的饥饿记忆让她活得格外真实清醒，“天大地大，填饱肚皮最大”“肚里有粮，心里不慌”这些她常挂在嘴边的俚语，我深信不疑。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里买进一辆三轮，母亲开始去摆“地摊菜”，这是家里的小餐饮店换了多次地方之后他们找到的新营生。此前从卖凉皮豆腐脑到麻辣烫，在钱上还是捉襟见肘。母亲看中了在路边卖菜不用交房租电费，辛苦是辛苦，但能攒下些钱还债。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一直在还债——车祸赔偿的借债还完后，家里好不容易积下一些钱，母亲又想把租住的小院买下，遂又借债还债；刚能喘上几口粗气，母亲又张罗翻盖旧屋……就这样一笔又一笔，外债像个大黑窟窿没个尽头，搞到父亲叫苦不迭。母亲咬紧牙关要改变这积贫羸弱的小家，她对做生意雄心勃勃，与畏手畏脚的父亲吵架打骂是家常便饭，我和姐姐也在这来往中被反复捶打。

母亲一般早上5点就起床，先把乱成猪窝的家快速打扫、归置一番，然后张罗做早饭。做饭的同时，她要忙着联系送莲藕的、送油麦菜的、送手擀粉的、送豆芽菜的，让他们把菜按时送到我们家摊位上。打电话的缝隙，她快手点完三轮车上的现货，不够的话好再拨电话补货。如此这般，她还能抽出空打扫院子，浇自己亲手栽的几盆兰花。

每天早上母亲忙里忙外的声音和她独有的高嗓门准时噼里啪啦在院子里炸响，父亲听得心烦，撑着从暖被窝里爬起来，重重地摔上门又钻回床上躺下。母亲会立马发火数落他，或者搡开房门，掀掉被子赶他下床。父亲被揪起来后，会拿一双阴沉的眼珠子直直盯着母亲，然后他俩便会扭打在一起。母亲的哭声、喊叫声，父亲的骂声、殴打声，像炸弹爆开般在整个房间里轰鸣。我和姐姐一被惊醒，就赶紧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我抱住父亲的腰，姐姐第一时间夺下父亲手里的物件——有时候是拖鞋，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厨房里的一把刀。

这几乎是我家每一天的固定节目，这样的生活，我和姐姐一直过到今天。姐姐的性格随了母亲，独立、泼辣，学习好。童年时我俩常常干架，成年后，因着各自的人生困境，我俩又总会互相依靠。姐姐叛逆得张牙舞爪，不像我，闷葫芦一个。姐姐很早就知道自己出生时父亲的态度，她面对父亲常常顶嘴，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母亲打圆场说他俩一个属鼠一个属鸡，冤家路窄。而我从记事起也处处与父亲作对——大抵是因为我内心里一直在逃避成为他那样的人。

父亲屡次斥责说他这辈子是来给我俩还债的，我和姐姐早已厌烦这样的指责。我有时也想，父亲那偏执的性格，对母亲、对家庭的冷漠，是不是也和他苦难的童年有关？爷爷结过好几次婚，他有一众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姐姐在早年逃荒路上还被爷爷过继给了一户农家做童养媳。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性格里无法避免地有着我现在也无法理解的自怨自艾和感情缺失。

3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逃离冀城，是在小学四年级，10岁的时候。

那时家里的凉皮作坊已经转型成了豆腐坊。一天下午，父亲安排我去给一家主顾送货。我骑着他花了13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车后座和车筐塞得满满当当，交货完毕，我溜到了县城里卖小人书的书摊上，在一大堆盗版印刷的漫画书和小说里翻翻找找，挑出上次看了一半的漫画，站在书摊前继续往下读。

不多一会儿，书摊老板吊起脸冲着我说：“小孩，不买就走开。”我自有对策，找出早就挑好的《小和尚》和老板讲价，买完书后我装作要再挑几本的样子，继续蹭看之前的漫画，直到老板将书劈手夺下。

我知道偷来的美好时光结束了，将书插在屁股后面的裤腰带上再用衣服遮住，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心里翻滚着恐惧——买书的钱是从母亲的零钱袋子里偷的，回家后等待我的绝对是一场斥责。

到家了，正在豆腐房里磨豆子的父亲，脱口就是“X你妈”“你妈X”，我等他发泄够，只垂头不语。父亲稍缓谩骂后，用看一坨废物的眼神示意我过去接手活计，我忐忑非常，结果手上一个没接稳，磨好的豆浆直接泼洒到了水泥地上。父亲大骂着关掉轰鸣的机器，对着地上流失的米黄色的豆浆和一旁帮工的阿姨，抬手就给了我两巴掌。

我一个趔趄，腰上别着的漫画书掉进了豆浆里。父亲跳起来捡起来，“啪”一下摔在我脸上，从我鼻子冒出的血，又滴在地上米黄色的豆浆里，像一幅流动的水彩画。父亲的泥鞋踩碎了这幅画，他捏着湿溻溻的漫画书，一把扯碎，对我说：“扔锅炉里！扔完过来干活，畜生！”

帮工的阿姨连忙用卫生纸攥一个纸疙瘩沾了唾沫堵住了我的鼻孔。我哭着，抱着被撕碎的漫画书夺门而出，揽过那辆破旧自行车，在父亲的咒骂声中开始了第一次逃亡。

这座县城从南到北只有一条街，我不知道去哪儿，任凭胸腔里攒的委屈和怒气汇聚到双腿上，蹬着车在这唯一的一条柏油大街上飞驰，一直骑到尽头——那是国道出入口，从那里就可以离开冀城了。

我骑上去了，但并没有走多远，自行车的车链就蹬断了，我的第一次逃离也戛然而止。

从国道下来后，我不敢回家，推着那辆和我身高完全不符的自行车去了母亲的摊位。忙碌着的母亲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刚才的事，对我并未有太多指责，她用一贯温顺的态度笑骂一阵后，问我：“渴不渴？饿不饿？”然后从脏兮兮的钱袋子里摸出5块钱，嘱咐我去对面饭店买碗面吃。

我被母亲的好言好语噎住了，怄的气又散不掉。我不敢回家面对父亲，只能把一肚子的气撒在母亲身上。母亲总是全盘承接我的一切怨气，一边忙着卖菜一边宽慰我。可我想要的不是她问我肚子饥不饥、衣裳暖不暖，我想让她问：一个10岁的孩子，为什么会闹着离家出走？

姐姐懂我，虽然她总像个小大人一样数落我，但之后又会将一些被她偷偷保护下来的漫画书递到我的泪眼前。一看见这些在炉火下幸存的漫画，我所有不快都被欣喜淹没。

我想，还好有一个姐姐。姐姐中学时成绩出奇地好，脾气则出奇地坏，对父亲的不公总是充满愤怒。我学习差劲，一到寒暑假父亲就逼迫着我报班，姐姐她想报补习班，父亲却觉得没必要。家里的菜摊豆腐坊缺少劳动力，逢寒暑假又总是生意的旺季，父亲屡屡呵斥姐姐要她去帮工，姐姐不愿意，父亲便将愤怒转移到我身上——因为我是男孩，扛揍。

我明白我俩的性别差异带来待遇不同，也知晓姐姐报补习班也并不是为了学习，她只是想要暂时逃离这个家庭，哪怕就半天。

4

我真的走出冀城，是读大学。填报志愿时，姐姐死活要给我填报省外的高校，她想让我出去看看，想让我走得更远。

犹记得2016年姐姐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的那个夏天，她好几次被父亲指责到崩溃大哭，最后妥协填报了省内的一所医科院校。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姐姐的大学生活过得异常轻松，但这种被家里把控、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感觉却几次裹挟住她，让她变得敏感易怒。

大三假期时，姐姐准备和同学一起去外地开设补习班，父亲的辱骂张口就来：“是谁养活着你，你穿的、吃的，坐在教室吹风扇的钱，谁在供着你？”母亲也帮腔：“去外地？去外地开补习班能挣多少钱？你帮妈看看摊子，帮家里的豆腐房干活，还能帮我们省一个长工的钱。”

姐姐告诉我，要逃，就要逃得远远的，逃得离经叛道。父母不愿意我逃离，甘肃是安土重迁的地方，省内农村医学定向生和师范定向生，成了他们心中的不二之选。他们摆了一辈子菜摊，觉得我能干一份坐在办公室、不用风吹日晒的工作已经非常幸福了，医生和老师在小地方人眼里绝对体面，我得听话。

当父亲听见姐姐要给我填报一些船舶制造、铁路轨道等工科技术类专业时，气得跳起脚骂娘，他冲姐姐吼：“没良心的白眼狼，你心有多狠要这么害你弟弟！你自己以后当医生却要让你兄弟做个工人？”说着，他就给了姐姐一巴掌。

当天夜里，我骑着电动车偷偷载着姐姐去县城火车站，她沉默了一路，临进站才开了口：“要么选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要么选个能养活自己的专业。船舶制造和铁路轨道学出来以后，工作地点离家远，命是自己的，你自己选吧。”

我蹲在火车站外面，听见身后传来闷沉刺耳的火车轰鸣，自顾自想象着冀城以外的世界。点开MP3里那首《平凡之路》，插上耳机，拧紧电动车把，思绪翻飞——我从懂事起就渴望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家，现在机会来了，我的心开始焦躁起来。

我报了士官学校的提前批，分别选了西安航空学院、南昌工程学院等学校。父母知道后先是指责和怒骂，直到别人告诉他们，这是体制内专业，毕业就能去部队混口公家饭，他俩才喜笑颜开。

可欢喜并没有持续多久，录取结果出来时，体检栏显示“肝功能异常”——我被刷了。父母当然不甘心，晚上他俩在隔壁大声商量着要带我上县医院再检查。我睡在小房间的竹席上，在他们的纷争声中反反复复刷着录取屏幕。

那一夜，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种无法挣脱的束缚。我想要逃离这个家、逃离泥潭一样的家庭关系、逃离这个小县城，我恍然看到自己10岁时在国道边盯着那条断裂的自行车链，看见自己无奈推着那辆坏掉的自行车，垂着头朝回家的路上走去。长夜难明。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去县医院做血常规，下午报告就出来了，肝功能没有任何问题。父亲拿着报告反反复复地看，又找了他外甥——一个乡村医生——把关，听见人家也说没问题，他的心才完全放了下来，脸色也缓和不少。

当天夜里，父亲带着我坐上前往兰州的火车。我们站了3个半钟头，在凌晨4点，我背着书包跟父亲出了兰州火车站。从火车站去招考单位的公交车还没上班，出租车开口要价260。父亲心疼钱，给我说：“公家单位的人都是早上8点上班，咱们打车过去早了也还要在人家门口等。这样，咱们两个先走一段路，再打车。”

我就缀在父亲屁股后面从火车站往安宁区走，他走一段便转头骂我腿软，督促我走快点，但骂一次我也只紧走两步。我不愿意和他并肩走路，在他后面我才会觉得自在些。如此往复，父亲顺理成章开始发火，像要把几天攒的怒气一股脑倒出来。他呵斥我从小到大什么事都干不好，发泄他和母亲之间的怨气，而我就像一块被线拖在地上走的石头。

夏日早晨的冷风灌进袖子里，凉得人皮肤紧缩。街面上人很少，一些早餐摊正冒着香喷喷的热气。我肚子饿极了，却害怕接下来可能会有的检查，只能忍耐着。火发完了，父亲嘴里时不时地蹦出一些他的揣测，听得我心神不定。天空灰暗，好像要下雨的样子，那些灰蒙蒙的云彩也像压在我的心上，我既想走快点早点了结这磨人的忐忑，又惧怕即将发生的未来不敢向前。

5

2个多小时后，我和父亲坐在马路牙子上眼巴巴地往招考单位的大门口望，一直挨到上班的点，父亲才拉着我往门口的接待室走去。

到了接待室，父亲拿出我在县里做的血常规报告，展平捏在手上，然后给值班员说：“领导，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检查我们都做过了。这孩子的身体确实没问题，您再看看是不是搞错了。这是孩子上学的大事，我求求您，您再给看一眼。”

值班员让父亲坐下，给倒了杯水，说：“师傅，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从昨天到今天，好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我们这找个说法——可这事是我们这些办事员能决定的吗？军校招考是有规矩、有门槛的，难道每个来的家长，我们都再去一个个审核吗？”

“师傅，你不信你看这个。”父亲把报告递了过去。

值班员没理，打开电脑从一堆文档中扒拉出我的准考证号，鼠标划到体检一栏，招呼父亲看个清楚——体检栏里，红字写着“不合格”，其后备注栏里是“肝功能异常-转氨酶61”。

“这次体检转氨酶标准是60，孩子61，超标了一个指数。”

“就一个指数？”父亲两眼瞪直了。

“对，就这一个指数，别说是1，就是0.1，电脑上也过不了，这事神仙来了也难办。”值班员摊开两只手，无可奈何地说，“孩子身体肯定没问题，这个不用看检查报告就知道，但这种事有什么办法？电脑没辙，人也没辙。”

听到这儿，父亲把手从拉开的书包里拿了出来。书包里面有他准备的两条“黑兰州”和2万块钱，用黑塑料袋包好，整整齐齐地码进去的。

“回去吧。”值班员说。

我们复又蹲在来时的马路牙子上，看着那个门口，眼神颓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父亲站起身，冲我咧了个没有声音的苦笑。我们开始寻找最近的公交站牌，这次，我走在前头，父亲垂着头掉在我屁股后面。

回程的火车上，父亲看我沉默不语，便主动挑起话头，要求我回去后马上报名复读，说明年好好准备，一定能过。然后他又谈起士官学校有多少实打实的好处：“士官士官，多少带个官字，多少人巴望着想要出人头地。你们体检那天，我们一群家长在外候着，我们问一个穿军装的领导，这个学校学出来能干啥？你猜人家领导怎么说——说这是给部队培养人才，好好干能在部队长期发展，退伍后回家还能给安排工作。你说说，这是多大的好事，好好复习一年，我再为了你熬一年，明年我们再报这个学校，说什么都得上……”

从兰州回来后，父亲咬牙切齿地把结果告诉了母亲。他不甘心，家里面祖祖辈辈在土地里刨食，这一辈好不容易从偏远山沟来到了县城，受尽欺辱才终于扎下根。他渴望着家里面能出来个吃公家饭的。父凭子贵，我“有出息”了，他也能挺直腰杆了。

复读一个月后，我抱着书找班主任办理退学。背着书包抱着书刚从学校出来，就碰上了来为学校食堂送货的父亲。四目相对，他喊我过去问怎么回事，我拿出退费条子，他就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下扇了我，然后劈手夺下退费收据，揪着我回学校走进了复读班。

班主任正在讲课，父亲命令我在走廊上站好，我撂下书脱掉校服就要跑，父亲追上来给了我两脚，因为用力太猛，他自己也跌在走廊。

听见响动，班主任走出了教室，叫住我问怎么回事。我不说话，背过脸和父亲对峙。班主任搀扶起地上的父亲，父亲一起身就要拉着我给老师跪下认错：“老师，这娃瓜怂，交了钱不念书，不念书干啥？屎都吃不上！”

“我报了志愿，我不想复读，复读了明年还是考这么多。”我恨道。

“狗娘养的坏种，你报，我让你报！你报的学校，我一毛钱学费也没有给你的，你自己去挣钱去，不要像个吸血虫一样吸家里的血！”父亲边说边给班主任赔笑脸，教室里的学生一个个都趴窗户上偷偷打望，我依稀能听见曾经的同学在笑，屈辱极了。

这时父亲忽然给我跪下了：“我的祖宗，我给你磕头了。你好好念，家里供你吃、供你喝就让你读书。你不争气，你狗日的要熬死你老子，我当老子的给你磕头了，你回教室复读，祖宗，你听到没有！”

因着父亲的喊叫声，别的班正在上课的老师都甩着冷脸子跑出来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些被枯燥学业压抑住的学生们也纷纷哄笑着、交头接耳着传递情报，探出头像看耍猴的一样看我，一楼层5个班级，快600个学生，所有焦点在父亲下跪那一刻都对准了我，我满脸通红，羞愧难当，悲愤和耻辱随着同学们的笑声急剧膨胀，我感觉胸口快要烧烂了，我从二楼跳了下去。

在一片惊呼声中，我拖着一条腿踉跄着从学校里逃了出去。

6

9月还没过完，我坐上长途火车远赴千里外求学。一个医学专科院校，我们这批新生在新院区就学。我对自己的第一次寄宿生活充满好奇。这里充满生机，生活并不苦闷。我长呼几口气，仿佛自己已经永远远离了家乡和父母，远离了以前那种生活。

专科院校努力读书的人并不多，我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发现只要自己稍微努力一点点，就能超越一大半趴桌子睡觉或者低头打游戏的同学。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发现了一个人生漏洞——于是我开始贪婪地学习，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读书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这张自由到感动的体验卡很快到期了，寒假，我该回家了。我首次咂摸到，人不可能真正地逃离原生家庭，精神逃离、肉身逃离都是如此。蒲公英飞得再远，它也长不成其它的花。

但我仍要挣扎，大一结束时，我选择入伍当兵，这件事只告诉了姐姐，政审到家门口，父母才知道我要去当兵了。我是异地入伍，走时母亲忙着照顾家里菜摊上的生意，她虽心疼我，但更心疼来回的车票钱，我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包上的火车。

接兵干部在火车上问我们这群新兵想家吗，所有人都喊“不想”，我把声音呼喊到最大。其他人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是真的不想。我们坐了40个小时的硬座，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白变到黑，再从黑变到白，我终于感觉自己离开了想要逃离的那个家，这次自行车链没有断，它变成了钢轨。

崭新的军装在第二天就接受了泥巴的洗礼。我来这儿第一周，身上就长满了荨麻疹，叠“豆腐块”叠得崩溃。军营生活久了枯燥乏味，战友们经常开玩笑，说“吃饱不想家”。我吃不饱，也不想家。我从没想过父亲，只在晚上夜哨中凝视四周重叠的山峦时，在寒风从我脖子口倒灌进去时，才怀念起母亲的手擀面和油黄油黄的葱油烙饼。

我们每周有例行一次使用手机的时间，拢共也就2个小时。入伍1年后，我意外接到了父亲发来的两张《离婚起诉书》照片，后面跟着一篇篇的“小作文”，还有他的微信语音。

那些“小作文”一屏幕都装不下，都是控诉母亲如何强势，买菜挣了钱也不给他交账。他说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地位，妻子不顺、子女不孝，全无一家之主的威严。那些语音则是他感觉自己心情苦闷时对我和姐姐没有期望的发泄之语。

我这些嗤之以鼻，我明白当生活把一个女人逼迫成男人时，该是有多么的残酷。父亲像是一只只臆想着会受到伤害、蒙着眼睛撞击牢笼的困兽。这个家里头，父亲、姐姐、我，各自都挣扎着想逃离，但我和姐姐是不想再面对偏执自私的父亲，而父亲是他不想面对强势的妻子。父亲说，他现在在婚姻里连那仅有的“凑合”也荡然无存了，他觉得与母亲在性格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是天生的冤家。

说实话，当我看见那张《离婚起诉书》时，第一次感受到一种道不明的欣喜。可我又不能真的顺水推舟，于是只能发消息询问姐姐，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姐姐回的语音是哭着录下的，没有悲伤，只有愤怒——原来父亲这一次打定主意离婚，缘起她将父亲告到了县妇联。

之前父母又一次为一些没有结果的事争执，父亲情绪失控，抄起屋角的铁锨拍向母亲。虽然母亲只被铁锨刮破了皮，出了血，但这次家暴彻底激化了姐姐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愤，她录下了父亲猛烈锤击母亲头和脸的视频，告到了妇联和派出所，坚持让他和母亲离婚。

妇联的人来了，对父母做了教育协商，离婚的事却被母亲又一次叫停。一个想把所有苦都咽下去的女人，不会懂并不是每个蚌壳都能用血肉把石子磨成珍珠的道理，她总是幻想能改变父亲，让他重新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但这怎么可能呢？父亲早已明确表示，他对母亲现在只有厌、憎、恨。

在那些长长的、被分截发来的微信语音里，父亲用一种震惊又好笑的语气添油加醋地向我转述，大骂姐姐：“白眼狼、猪脑子，书读到了狗肚子里去了。”“虎毒不食子，当女儿的能举报父亲？人不如畜生。”

我越听越难受，我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家会有这么多烦心事，为什么别人家没有？一如父亲反问我：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让父母骄傲，为什么别人家的妻子能让丈夫舒心？为什么我们家不能？

“这个家迟早要完蛋。”父亲在微信里说。我刚冷着脸回了一个憨笑的表情，母亲也来发语音哭诉，那段父亲拿铁锹打得她满脸是血的视频又一次冲到我眼前。她对这场冲突有着与父亲完全不同的讲述，在他俩各自的陈情里，对方才是家庭战争的祸端。

我和姐姐天真地以为父母离婚才是这个家庭的解脱之道。但母亲不想让我和姐姐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更不想让父亲分走她辛苦攒下的积蓄。她仍对父亲抱着爱，不想这个人到中年、自小没娘的男人成为孤家寡人。

母亲不打算像我们一样逃离这个家，她也无处可逃，就像她以前念叨的：这就是债，虽不是今生欠的，却得今生偿还。她如今独当一面，活成了这个家最牢固又最无名的螺丝钉，坚守在一地鸡毛中。在她的信仰里，小摊就是她的道场，让父亲逃避吧，她一个人照样能把家撑起来。她没多大的本事，只是想做一根绳子、一个螺母、一块贫瘠土地上的守稻人，这个可怜又伟大的农村妇女，还在幻想着自己可以斡旋好家里的每个人，维系着这辆破破烂烂的家庭三轮车一直开到尽头。

尽头是什么？母亲说过，父亲也说过——等我工作，等到我娶妻生子，他们两个纠缠了一辈子的冤家才能握手言和，从这片苦海中脱离出来。我听了这话，觉得自己就是被套上缰绳的骡子，被迫成了这个家庭的核心，一切因果好像都在我身等待消解。

我逃离冀城、逃离家庭、逃离父母的想法，在父亲发给我的“小作文”中分崩离析。我把这些“小作文”连同《离婚起诉书》一起打包发给了母亲，然后把手机关机，交给了班长。

过中秋，部队组织晚会，我和战友们穿着大棉袄坐在台下看文艺分队的女兵在台上跳舞。我驻扎的那个部队平时不要说女兵，连女厕所都没有，一曲天鹅舞，让台下所有的年轻战士的心都浸泡在了舞蹈演员身上。

这时，指导员看着天上升起的明月，情不自禁地说了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我听见了，小声回：“月是他乡明”。

指导员转过头诧异地看着我，我冲着他傻笑，又把头偏过去看着舞台。心沉静下来后，我偷着抬头看月，月光在黑夜的衬托下，照得营地四周的群山很白很白。

7

父母还是没有离婚。每天早上6点多，母亲照例忙着给三轮车装货，父亲就从院里溜出来，去广场上和县城里一帮退了休或者像他一样无所事事的闲人跳广场舞，跳完就去饭馆里吃个早餐，然后回家里继续睡回笼觉。母亲备的早餐他是从来都不吃的，他对我说，他对这个女人的厌恶，已经到了对她做的饭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的地步了。

父亲撒手混日子，每天一副老太爷的做派，隔三差五给我发一些饱含各种痛苦情绪的“小作文”，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痛苦程度不同，我早已厌倦。我始终认为父亲是个自私的人，他对自己的爱惜程度远超对母亲的。母亲除了偶尔得空向我和姐姐哭诉、咒骂，也只能忍受。

姐姐已经把父亲微信拉黑快2年了，而我却不敢。我将他的微信设置成“消息免打扰”，但糟心的是，即使这样，微信的信息栏上依旧会随时跳出他的头像，我只能一次次地手动删除或者设置“消息不显示”。我知道自己无法像姐姐一样拉黑父亲，因为他会比我更先崩溃。他一辈子重男轻女，那脆弱的安全感和无法自控的极端情绪，肯定会把我的拉黑视作一种背叛，我怕这会成为剪断他理智的那把剪刀，让他的行为更加极端——长年的家庭战争中，他没少进过派出所的门，我怕他受了刺激，会做出更伤害母亲的事。

我不想母亲再受伤害了。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药不离身，我家药瓶和药袋随处可见。1975年生人的母亲，已经做过6场大手术。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输卵管切除、膀胱白斑，她好像要一口气把身体里的疾病都扫光一样，几乎把一个女人身体里应该有的“器件”摘空了。她有高血压，糖尿病也有13年了，一双手因为常年扛卸货物，关节早已变形，死皮和硬茧很厚，是在常年做豆腐和洗海带的冰水和盐水中浸泡出来的。她的主治大夫，第一次看见母亲将化验单递过来时，惊讶地叫出声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双手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

相比于身体上的疾病，父亲的漠然、不理解、不体贴才是最锋利的刀，深深刺伤了母亲。几次大手术期间，父亲完全不陪护，母亲一个人在市医院里缴费、住院、办手续、做手术，还是我二姨去为她守床。

“给儿子结完婚再离婚”，是父亲给我的解决方案，但我觉得这是他给自己的枷刑。儿子结婚不结婚和老子有什么关系呢？他休想拿我的人生，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打上死结。

专科毕业后，我没有回乡。母亲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愿意回冀城，在她的认知里，全中国哪里都一样。她一直告诉我冀城的好，哪怕是在新冠肆虐的这三年，这里依然平安无事，外面哪还有这样的地方？

每次电话都是从母亲对父亲的哭诉声开始，到要求我回家工作的唠叨声消停。我烦透了，刚开始还会调整好情绪开导她，后来我干脆开导自己，努力将自己从他俩的感情垃圾堆中拽出来。

有次她告诉我，有个相识的顾客在菜摊寄放了一箱牛奶和两包桃酥，被其他买菜的人顺手牵羊了，最后她只好给相识的顾客赔了钱，牛奶75块，桃酥15块，她还得多赔些，给了人家100元。

母亲不甘心，照着一个居士给的法子，去寺里磕头烧香，向佛菩萨求告。哪承想烧完香隔天，一个打眼就收了张假钱，又损失了100元。父亲知道后，跑来菜摊骂母亲猪脑子，母亲则回骂他平时不帮衬生意，所以才让自己被贼惦记。

发了一通火，父亲跑了，母亲就埋怨起菩萨：“菩萨啊菩萨，为什么这样的事都让我遇到了？家里面男人不是男人，家外面还有贼人暗地里作害。救苦救难的菩萨，你怎么看不见，你为什么看不见？”

之后，我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这次声音里明显带着欢喜。她说有个农妇今天上午装模做样来摊上丢下了箱牛奶，母亲觉得不对劲吗，喊她，说东西落下了，哪知道越喊那女人跑得越快。一旁来赶集的孙老头说，那女人他认识，一个庄上的，是出了名的贼娃子，前几天听说她家小娃娃因为喝了过期牛奶腹泻，连着几天上吐下泻发高热，镇上的卫生院没办法，只好将小娃娃转去市里了。

母亲一向嘴巴大，早就把丢东西赔钱的事宣扬给了周围的一众顾客，大家纷纷回应，这是遭了报应，要母亲回头好好感谢菩萨保佑，居士也絮叨着要母亲去寺里还愿。于是，母亲又欢欢喜喜买了香蜡供果还愿去了。

我哭笑不得给她算账：“前后两次去寺里烧香拜佛，又花了100元，这么一算，你还是丢了不该丢的钱，就像你和我爸离婚这事一样，一个想离一个不愿意，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么？”

“大人的事你别管，你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好工作，妈妈就放心了。”

每次电话结束，她都会告诉我家里没事，一切都好着呢。我知道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8

毕业后我开始修禅入道，游历四方，在枯燥的经文里寻求一种活着的解脱方式。外公信佛，家里有很多印着佛画像的小册子，打小我也喜欢翻看经书，长大些，就自己开始找各种书看。我并不祈求从中得到求解之道，世上的一些事是无解的，求一个解，也只是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心里安慰。

母亲老了，身高开始缩水，皮肤像冬天的树皮一样满布裂纹，记忆力也不行了，前脚卖给顾客的东西后脚就忘，老算错账。以前的她，估量顾客的购买力推荐物品，风风火火，那么伶俐，仿佛无所不能，现在的她已经不会再变化了，就像荒原上的石头，成了纪事长河里的一个点。

我对她的感情始终很复杂，依赖又躲避，也对她生出悲悯。她幽深的内心秘境从不展示给我和姐姐，结结实实地用稻草杆和黄泥巴糊成一堵牢固的围墙。我多次想向墙后进发，却又次次半道回转。

天地辽阔，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各自的无法言说，既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想，那我不念好了，或者，在需要念的时候念一下就好。我们改变不了家庭里的任何一个人，人一生最大的本事就是管好自己。就像我从小告诫自己不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竭尽全力地想活成他的对立面，从自己身上剔除他的影子。

我对师父说：“时间长了我怕自己出毛病，对于父母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去解救他们，我只能解救我自己。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我以为我这样是对的，直到有一天我在道观内听师父讲经时，有了刹那间的明悟：种种波澜，月光照海，松林听风，谁又能逃得开业力的洪流？而洪流之下，就是我们的坚守。面对父母的一切，我和姐姐，是隔着墙壁听心事的人。超脱之法或许并不是砸掉他们筑起的墙，也许是推开旁边的门呢？推开门之后呢？是坦诚后的相欢，还是愈加无解的自我包裹？

正想到这里，父亲的微信头像又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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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心迷宫》（2014），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2017年，传正妈离开山东老家，去上海给儿子带了一整年的孩子。到了年底，他们一大家子齐齐整整地回村过年了，热闹又欢喜。据说，传正前一年在上海没少挣钱，他媳妇又怀上了二胎，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留在村里的传正爸也没闲着，这个远近闻名的泥瓦匠，这一年做工也赚了不少。

到了腊月底，传正妈三天两头地拉我妈进城，说是要逛超市办年货。回家后，我妈两手比划着，啧啧道：“传正妈真舍得花钱！猪下货买了整整两套，活鸡买了两只，猪肉、牛肉买了几十斤，还有好几条羊腿。这一大家子人，这一堆东西要折腾成吃的，也够她累的。”

在我们老家，主妇们准备过年的吃食时，往往免不了一番操劳——猪下货要烤成烧肉，活鸡要宰杀，猪肉得剁成肉糜做丸子，得炸得炖，还要熬肉汤做肉冻。为了祭祀祖先，有的人家还要预备一堆讲究的食物，比如：煎饼、花馍、糯米糕、豆沙包……

那天，我妈派我去胡同后面的传正家拿做花馍的模子，我一进门，就看到传正妈正忙得脚不沾地。她浸在刺骨的水里洗东西的两只手已经冻成粗壮的红萝卜了，头顶却腾腾地冒着热气。她说儿媳妇大着肚子，帮不上什么忙，所以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的活儿。

到了大年三十，忙活完了，剩下的就该是享受了。村里家家户户放了鞭炮，晚上7点半，我们一家正在吃年饭，屋后的胡同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里面还夹杂着女人的嚎哭声。我妈立即放下筷子，说这是传正妈的声音，“我得去看看”。我爸说“年饭还没吃完呢”，可我妈已经麻溜地跑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我妈回来了，说是传正奶奶非要回正屋过年，传正妈拦着不让，就被自家男人打了两个耳光、踹了两脚，“嚎得可伤心了，我跟传杰妈还有六婶子劝了半天”。鸡飞狗跳之后，传正奶奶到底也没能跟儿子孙子一起过年，被送回自己住的小屋，是哭着回去的。我妈叹道：“这婆媳俩结了死结似的，解不开了。”

夜里9点多，我们一家人坐在炕上看着春晚昏昏欲睡，忽然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我爸妈刚想出去看是什么情况，在院门口遇见了匆匆赶来的传杰妈，她压低嗓子说：“吓死了，吓死了，传正他妈上吊了！传正和他爸跟着去医院了，传正媳妇大着肚子还带着孩子，吓坏了。嫂子，你快去跟我看看，我自己害怕，大侄女你也来，壮壮胆……”

传杰爸和传正爸是没出五服的叔伯兄弟，两家一直走得比较近，我家又是离他们最近的邻居。没办法，我们3个女人只能壮着胆子往屋后的胡同走去。救护车刚走，传正家的院落里灯火通明，水泥浇筑的小院显得明朗整洁，青砖红瓦房的屋檐下挂着一排簇新的大红灯笼，齐齐整整的。我心想，传正妈不愧是村里头等拔尖要强的体面人，再忙再乱，家里都被她操持得井井有条。

见大门敞开着，我们就径直走进客厅，一股肉香立刻扑面而来。支着的凳子上放着两大盆烧肉、两只煮好的鸡，还有一大盆冒尖的肉丸子——这些都是传正妈在年前辛苦备下的。传正媳妇和孩子被留在家里，正在里间屋里哭。我们连忙上前安抚，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一家子的年饭还没吃，孕妇和孩子都还空着肚子呢。传杰妈当机立断，把这娘儿俩带去自己家安顿了。

没过多久，传杰妈又来到我家，她进屋就一屁股坐在炕上，说起了傍晚在传正家发生的事。

5点多，家族里的代表都聚在传正家，正商量着过年拜祖宗的事，这时传正奶奶突然锅着腰、拄着棍，颤颤巍巍地从外面来到了里屋，往炕上一坐，说：“我不走了，我要跟我孙子、孙媳妇、重孙女一起过年。”说罢，老太太就顺势躺在炕上。

传正爸妈早就跟老太太分了家，老太太在不远处的一个小院里已经独居许多年了。婆媳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村里人都心知肚明。传正妈自然不肯：“这屋里头就一盘炕，还有一张双人床，我们住还挤呢，你回来让我住地上啊？”

但在除夕这种阖家团圆的日子，族里的老老少少看着80多岁的传正奶奶死活要在儿子家过年，纷纷动了恻隐之心，就一起劝说传正妈。也有人早就对“不孝”的传正妈有意见，借势语出不恭：“老人回都回来了，你还往外撵，也太不像话了！”

传正妈向来要强，哪里能听得这样的话，登时就火了，对着老人一通吼：“烧肉给你送过去了，鸡、猪头肉、肉冻、鱼，什么都给你送过去了，这屋里头有的，你那屋里头都有，炕烧得暖和和的，你好好过你的年好了，回来找什么不痛快？”传正奶奶抹着眼泪，露出可怜的模样，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就想跟我孙子、我孙媳妇，我重孙女过个年……”

传正父子向来把面子看得跟命一样重，当即脸上挂不住了。传正当场说让奶奶晚上住自己的卧室。传正妈一听，急了，扎煞着两只手，就要把婆婆推出去。推搡间，传正爸按捺不住脾气，狠狠地给了她两巴掌，又踹了两脚。传正妈哪里受过自家男人这么下面子？嚎哭得可惨了，她当着众人的面，反反复复地说：“我在这个家里争命似地一辈子，怎么反倒成了外人了？”

一家人闹成这样，族人都坐不住了，纷纷起身告辞。后来，传正父子跟着大伙儿一起出门拜祖宗，儿媳领着孩子待在房里，传正妈想不开，就在自家柴火棚子的横梁上搭上了根绳，悄无声地把自己挂了上去。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村里人的“年”变得索然无味。正月初一，有消息说传正妈应该能救回来；正月初二，他们说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了；到了正月初五，传正家已经在筹备丧礼了。

正月初六，我收拾东西回了北京。我妈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和传杰妈去帮忙收拾遗物，看到传正妈的大衣橱里码着一排排的新衣裳，“好些连吊牌都没拆”。她的抽屉里有一堆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还有玉镯子——大多是儿子儿媳孝顺的。

传正妈才将将53岁，就这么抛下一切走了，我妈不禁感慨：“这么好的日子，她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啊！”

2

今年农历三月初七是我妈的生日，在北京打工的我很难回家，只能给她发红包、买东西，然后打电话祝寿，聊了几句，我妈突然在电话那边叹息道：“传正妈也是今天生日，她要是活着，今年有58（岁）了。”

传正妈是1964年生人，比我妈整整小6岁——不知不觉，她已经走了5年了。

这几年的年节回家时，我也从长辈们的嘴里陆陆续续听说了她的一些往事。

她的父亲在“土改”时立过功，在村里十分有威信，家境也好。她的兄弟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当大队会计，很受尊敬，她和姊妹们也都遗传了母亲的美貌，个个出落得高挑、白皙。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女孩儿，她们家姐几个做姑娘时都没有受过任何委屈，她从小就胆大、直率，不仅能说会道，还爱开玩笑，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美人”。

到了婚嫁的年龄，她选对象的眼光也是十分挑剔，挑来选去，最后看上了同村的郑国兵——也就是传正他爸。这个男人不善言辞，但宽肩长腿、国字脸，男子气概十足，还有一手泥瓦匠的好手艺。

可她父亲对这门亲事却很犹豫——郑国兵家境贫寒，父亲去世得早，他母亲一个寡妇拉扯着一儿三女苦苦支撑门户，是本地方圆十里出了名的“厉害角色”。这女人年轻时脾气暴躁，打断过丈夫的胳膊，丈夫死后，脾气更是有增无减，有时为了一颗白菜、一株玉米，就能跟人撕破脸皮，甚至动手打人。

可这时的她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父亲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她父亲只好发话，说结婚可以，但郑家必须拿出“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的“四大件”，以此来表示结亲的诚意和对自家女儿的看重。

郑家一贫如洗，“三转一响”那时加起来要几百块钱，一个寡妇哪里拿得出来？可郑国兵也是倔强，非这姑娘不娶，他母亲没办法，只好抹下脸面满世界找人借钱，急得嘴上都起燎泡了。东拼西凑，还是不够，没办法，她只好给大女儿迅速定亲，换来一笔彩礼，将窟窿填上了。

传正爸妈结婚后，做了婆婆的传正奶奶，动辄将“四大件”的事儿挂在嘴边，说儿媳是“三转一响”换来的祖宗，“但到了我们家，还得听我的”。她过日子节省惯了，吃地瓜剥下的皮还要家里人卷在煎饼里吃掉，传正妈不从，她就破口大骂，抓起地瓜砸在墙上；而爱干净的传正妈，也受不了婆婆生活粗糙，看着老太太捡回的破铜烂铁、厨房里乱糟糟的锅碗瓢盆，总是暴跳如雷……那时村庄落后闭塞，哪家的婆媳吵架并不稀奇，只是郑家婆媳斗得格外厉害，除了儿媳怀孩子、坐月子的那段时间有过短暂的太平，其余的时候，几乎争吵不断。

传正出生后，传正妈就想分家，但婆婆不肯，想继续做一家之主。传正爸虽然长了1米85的大个头，却是个黏糊绵软的性子，他夹在老娘和媳妇之间左右为难，到后来就干脆靠外出打工躲了出去。

有一年春节，传正妈和传正奶奶又为了琐事吵起来，整条胡同都充斥着婆媳对骂的声音。传正爸躲在别人家里打“够级”（扑克），传杰爸一个劲地劝他：“哥，哥，赶紧回去看看嫂子和大娘，拉个架，别让她们真打起来，大过年的不好看。”

传正爸眼皮都不抬，说：“让她们闹吧，我眼不见不烦。”

旁边的人起哄：“对，对！老娘们的事，老爷们不掺合，让她们折腾去，翻不了天。”

因为在前后胡同住，又都是直爽性子，传正妈跟我妈很聊得来。丈夫的不作为让传正妈非常无助，她不止一次跟我妈说，自己被婆婆气得胸口疼，半夜醒来传正爸却睡得呼呼的，怎么叫都叫不醒。一跟他诉苦，他就说：“我娘到底是个老的，你忍着点让着点不就过去了？非要吵吵得左邻右舍都知道，都笑话你不孝顺，连我都扯上了。”

传正妈受了委屈没处说，结婚头两年还能三天两头地往娘家跑，但后来她父亲过世了，她哥性子窝囊，嫂子跟她不对付，她再回去，就被张口数落：“自己没能耐，挣了个不孝的名声，惹得我们也被人笑话。”传正妈气不过，跟嫂子干了一架，于是“不孝”、“厉害娘们”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婆婆见她娘家没人为她撑腰了，就更霸道了，时常联合两个未出阁的女儿一起欺负这个“外人”。

那时传正妈会抱着小传正来我家串门，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婆婆和小姑子们坐在大门口吃西红柿，宁可分给过路的人，也不肯拿一个给她；她们偶尔帮忙带传正，就对孩子说她的坏话——想到儿子会被挑唆得跟自己不亲，传正妈坚决不肯把孩子给婆婆带了，忙的时候宁愿把传正捆在背上。

直到两个小姑子相继嫁人，传正奶奶没了帮手，才略微消停了些。虽然没有正式分家，但她早已跟儿子一家分灶吃饭了。

传正10岁那年，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人找上门来，说要派一批人去西藏搞建设。他们看中了传正爸的手艺，想请他过去干3年，给出的待遇非常好。

传正爸有些犹豫，毕竟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他怕自己走了女人孩子会在村里受人欺负。然而，这次传正奶奶和传正妈，竟然一致撺掇他去西藏——两个女人心里打的算盘截然不同：当妈的想儿子挣大钱，自己可以跟着安享晚年；当媳妇的想男人有钱，可以彻彻底底地跟婆婆分家。

传正爸走后，婆媳倒是相安无事了。传正奶奶还帮儿媳妇种烟草、收麦子、掰玉米，有时忙不过来，还叫女儿女婿们回来帮忙，那段时间，传正妈的脸上轻快了许多。

3年一晃而过，腊月，传正爸回来了，红光满面的。他赚了多少钱大家不知道，有人传言说是十几万。只是郑家的欢乐气氛没有持续几天，婆媳就又争吵起来，据说是因为传正爸给媳妇买了金首饰，而老娘和几个姊妹却什么都没有——这无异于捅了马蜂窝。这次，传正妈受不了婆婆的吵闹，就把结婚时买“三转一响”的钱加上利息，都给了老太太，说要分家。婆婆不答应，又哭又嚎，后来又改口说，分家可以，但儿子外出打工挣的钱得分她一半。

当时我们村里有一户人家打算搬往城里，要便宜出售自家的小院，这个院子离郑家只隔了一条街，传正妈就打算买下来给婆婆养老，任谁来劝都没有用。她说自己愿意立下字据，以后每个月都给婆婆送米、面、肉和养老钱，“保证给她养老，但绝不住在一起”。老辈人觉得这样做也算可以了，然而传正奶奶撒泼打滚，扯住自己的儿子又打又骂，传正爸被闹得受不了，就又借口说要进城做活儿，躲了。

趁儿子不在家，传正奶奶就在一天夜里叫回了几个女儿，将儿媳妇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架打完，家终于分了。

回忆起这件往事，我妈唏嘘不已：“要不是我们几个娘们儿去拉架，真是要出人命的。”

3

传正奶奶搬出老宅后，一直在村里说儿媳的坏话，有时碰见开门的人家，她就径直进去坐在炕上说。大家敬她年龄大、辈分高，也不好意思拒绝，只能听她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而且人越多，她说得越欢。那些陈年琐事在一些“有心人”的传播下，弄得村里人尽皆知，传正妈的名声就更差了。

在山东农村，儿女不孝顺老人可是大罪过，免不了被人戳脊梁骨。我们村一些辈分高、爱嚼舌的老妇时不时会聚堆聊天，在背后讲传正妈的不是，末了还会添上一句：“传正爸也是个没本事的，就治不了一个娘们，由着她的性子作践自己个的娘。”有时，她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还会当面挑唆，有次富春奶奶趁人多的时候故意对传正爸吼一嗓子：“赶紧给你娘领老人金去，可别被‘外人’偷偷昧下了。”

无论外面的人说什么，传正爸从来不为媳妇争辩，更不会劝阻自己的老娘——只要村里人不说他，怎么着都行。有时在外丢了面子，他回家还要对传正妈发脾气。渐渐地，传正妈对这个自私的男人寒了心，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她是想过离婚的。

后来，或许是累了，传正妈变得不爱吵架了。她才刚刚40岁出头，头顶就早添了白发，眼神也暗淡无光，眼角都是皱纹。当年的那个娇媚泼辣的美人，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既然丈夫靠不住，传正妈就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了儿子身上。

传正的长相随了妈，眉眼清秀，身材又跟他爸年轻时一样，宽肩长腿。传正妈把这根独苗捧在手心里，当村里人养孩子的理念还是“吃饱了就行”的时候，传正就已经喝上了麦乳精这种“奢侈品”。到了儿子上学的年纪，传正妈更是扒心扒肝地陪读，初中时还费了大力气把他送到市里去读书。每个周末传正放假回家，他家就像在过节，传正妈炖牛肉、包饺子、做排骨，变着花样地给儿子补身体。

传正也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家务活、地里的活，他啥也不干——他妈也不让他干。传正不爱说话，表情总是冷冷淡淡的，村里人都夸他“规矩”、“稳重”，其实只是因为他从小就夹在奶奶和妈妈中间，不知不觉学会了他爸的那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之道。

2007年，传正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校，传正妈终于扬眉吐气了，胡同里又能听见她欢快的大嗓门了。到了9月，夫妇二人送儿子去大学报到，顺便在上海游玩了一番。回来之后，传正妈穿着时髦的衣服，兴奋地跟我妈描述着自己的见闻。她说大学附近有很多小贩推着三轮车卖小吃，“那么多学生，随便卖点什么顺口的都能挣钱！”

她似乎是头一次看见了小院落以外的世界，那么大、那么精彩，似有无限的可能，于是整个人的心境也随之开阔了——当然，她不可能独自去上海谋生，但是去县城安家是有可能的。

那时我们村里的“能人”都开始往县里跑，有的人看中了县城挣钱的机会多，有的是为了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传正妈也撺掇丈夫去城里买商品房，她明面上说，“住在城里，我去找个工厂给人烧饭，你有泥瓦匠手艺，到处有人争着要，到时候儿子领着媳妇过年回家，一家人在城里聚，体面”，但真实的理由，她却不大好说出口——她早就受不了村里人的指指点点了，她想远离婆婆，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

为了儿子，传正爸终于答应去县城买房了。

4

2011年冬天，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传正跟女友结婚了。传正妈终于熬成了别人的婆婆，她对我妈说：“人家养了那么好的一个闺女，长得漂亮又知书达理的，我可不能亏待了。我要跟我儿媳妇好好处，让那老太婆看看。”

她说到做到：儿媳妇干的不吃，她做汤的；儿媳妇咸的不喜，她就做甜的，久而久之，婆媳好得就像亲母女一般，出门走路都要手挽着手。儿媳也孝顺，逢年过节就给她买新衣裳、金手镯、金项链，她笑得合不拢嘴，故意穿戴好了出去给邻居们看，迎接众人的称赞。

那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

传正婚后，本来他爸妈指望着他回老家考公务员，然而他们小两口都在上海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就打算先干几年，多挣点钱。传正爸妈没办法，每年少不了要往上海跑几次，可回到村里，他们总对四邻说：“一室一厅巴掌大的地方，房租就要5千多块，这还不是在市里呢！真不清楚这些年轻人到底咋想的，要受这罪！”

2014年年底，传正媳妇生下了一个女儿，长得跟小精灵一般漂亮，传正妈抱在怀里舍不得撒手。2015年一整年，她几乎都待在上海，在那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做饭、洗衣、带孩子。到了腊月，传正妈终于回老家了，她衣着光鲜，但人憔悴了不少。她的颧骨原本就高，脸瘦了之后，眼窝也深深地凹陷了下去，整个人显得十分疲惫。

她抱着小孙女来我家串门，坐在我家炕头上跟我妈聊天：“上海人说话哇啦哇啦的，真是一句也听不懂。外地人也有，说话照样听不懂，一年到头就没见过几个山东人。有时我抱着孩子出去遛弯儿，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听不懂，心还慌得厉害，只好假装听不见……屋子小，东西多，堵得满满的，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年下来，腰都要废了。”

说着说着，她又抱怨儿子和儿媳花钱大手大脚：“天天收快递，都来不及拆。我那儿媳妇，什么小零嘴好吃就吃什么，家里都没有断过。衣裳也是，冬季羽绒的、棉的、毛的，买了个遍，就这样怎么能攒下钱？”

之前我妈也去城里帮我弟看了半年的孩子，回家后身心疲惫，颇有同感。她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自家儿媳妇也爱买：“可钱是人家自己挣的，人家爱咋花咋花，咱们还真管不着，干脆眼不见为净。”

传正妈勉强笑了笑，接着叹息道：“现在的儿媳妇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了喽！”

我妈接话：“那可不是！现在的儿媳妇有工作，都能挣钱，真闹大了，（我们）连孙子、孙女都见不着。你看看咱这周围，离婚的、娶不上媳妇的人家有多少？我们那时候做媳妇，是婆婆是在上头压着，现在呢，是媳妇在上头，得伺候着。我们这一辈女人，前半辈子看婆婆脸色，后半辈子看媳妇脸色，也是够了！”

我在旁边插嘴，说现在当儿媳妇也不容易，又得工作又得顾家。传正妈连忙称是，说上海竞争激烈，她的儿媳妇一出月子就去上班了，中午还要回家挤奶，还怕胖了不好看，饿着肚子减肥，晚上回到家，也还要时不时地加班，拿着个电脑敲来敲去，“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累”。

可传正并不体谅媳妇的辛苦，“跟他爸一个德行”。每天下班回家，他就捧着手机窝在沙发椅上，不管孩子也不做家务，他媳妇常常被他气得脸色铁青，传正妈看气氛不对，就赶紧干活儿，累得要命。

“所以，互相体谅体谅吧。”我妈安慰她。

传正妈摇摇头，说自己再怎么使劲，再怎么忙，在孩子们的嘴里都落不着好。我妈笑着拍了她一下，说：“你看你手上戴的、身上穿的，不都是你儿媳妇买的？你这儿媳妇算好的了。”

听了这话，传正妈的脸色立刻开朗了不少，又夸起儿媳的各种好处来：她的月薪有2万多，还升了主管，比传正更有前途；过年的时候，她给婆家买了很多东西，一点都不抠搜；她学历高，长得又好看，生了孩子也没变样，反而显得更嫩了……看得出，传正妈对儿子儿媳还是满意的，只不过在上海待了一年，两代人相处产生的那些琐碎的不适让她有些郁郁寡欢。

我妈给她出主意，说可以跟亲家母商量，轮流去上海带孩子：“儿媳妇跟婆婆在一起容易多心，有点事两人都憋屈，都难受。”

传正妈有些迟疑，吞吞吐吐地说：“传正跟她丈母娘能处得来吗？再说孩子谁带大的跟谁亲，我老不去，孙女就忘了我了。”

我心下一紧——传正妈到底还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她的世界就是几间土房，还有土房里的丈夫、儿子。即便现在儿子结了婚，她也想尽可能地在儿子、儿媳、孙辈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她比传正奶奶明事理，但内心深处的那些隐秘的自私和渴望，依然困住了她。

5

2016年春节刚过，传正妈又随儿子一家去了上海。孙女断了奶，她轻松了不少，可以时不时带孩子回老家住一阵。但儿媳想念孩子，她住不了多久又要返回上海，就这样，一年得来回跑好几趟。

一次，我在老家休完年假要去上海出差，传正妈带着小孙女也要赶回上海，我们正好同行。一路上，小女孩闹腾得要命，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吃东西，一会儿发起脾气，把传正妈累得够呛。

好不容易等孩子睡着了，我们就压低嗓子聊了几句。传正妈问起我的婚姻，我推搪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她说：“像你这样的，在大城市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早结婚、晚结婚、结不结婚都不大重要。像我跟你妈这样的，一辈子困在农村、困在家里，现在又困在儿孙屋里头，从没有为自己过过几天舒畅日子，也没多大意思。”

接着，她说起自己一宿一宿地睡不好觉，白天也没精神，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我小心翼翼地说可能是更年期到了，她点点头，说儿子儿媳给她买了一大堆补品。我忙顺着她的话夸赞，可这一次，她似乎不愿意继续聊“孝顺”这个话题了。

她显得焦虑又有些迷茫，说传正两口子在上海干了几年后，被大城市的先进繁华迷了眼，不愿意回老家发展了。他们打算在上海买房，想让两边的老人都出点钱，可是她和传正爸之前在县城买的房子烂尾了，几十万的首付压了进去，只能等政府接手把房子盖好再卖出去。她郁郁地说，县城的房子自己也住不上了，“他们小两口想以后单独过，我们去了也没有地方住，住在一起也不舒服”。

我劝她想开点，可以学学我妈——我弟有了孩子之后，我妈去帮忙照顾过一段时间，在和我弟妹发生过几次拉锯战后，她自觉相处难受，就选择退出。后来，弟弟的岳父岳母去帮忙带孩子，我妈就可劲地送东西：蒸馒头、烙煎饼、大包子、当季的新鲜蔬菜、家养的土鸡、兔子……每个星期都送，几乎从不间断。偶尔去看孙子，也一个劲儿地给亲家公、亲家母陪笑脸、道辛苦，年节时又给儿媳封大红包，哄得我弟妹和她爹妈都十分高兴。

我妈觉得，人家毕竟是自家爹妈，有啥问题都好说，孩子由外公外婆照顾，儿媳心里就痛快，儿媳心里痛快了，自己儿子就好过了，而自己作为婆婆，“出力不讨好，只讨人嫌；出钱、出东西赚脸面”——如此，人人舒畅，阖家太平。

可传正妈觉得我妈这样做实在太傻，光是“自家买的房由亲家公亲家母去住”这一点，她就接受不了。我也能理解她，这一生真正属于她的东西太少了，她拼了命地想扒住点什么，守住点什么，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过得很累很累。

几天后，我在上海的事办完了，回北京之前，我突然想起传正妈说她在上海很孤单，就主动联系她，说想请她出来吃顿饭。她怕我花钱，只在传正租的房子附近找了一家快餐店。坐在餐桌前，抱着孙女的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看着服务员把菜一样一样地端上来，张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只是一个劲儿地陪笑。

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胆怯、拘谨让我感到一阵阵心酸——她在村里是那样泼辣爽快的人啊，可在上海，她却成了一个战战兢兢的外乡人。

2017年农历四月，在传正妈去世的3个月多后，传正奶奶从炕头上跌落下来，当时就死了。村里人都说传正妈真傻，死得不值，“多熬几个月，老太婆就死了，大好的日子就这么放弃了”。

后来她和传正爸在县城的房子终于建好了，她也看不到了。传正卖了那房子，拿着钱在上海安了家。他的丈母娘接替了他妈的“位置”，跟去上海给他们小两口带孩子，一切顺理成章。

传正爸在老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丧妻不到一年，他就找了一个相好，怕儿子多心，也没有过明路，俩人遮遮掩掩地在一起。

直到现在，我妈都认为2017年除夕下午的那场婆媳闹剧，只是压死传正妈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年轻时自由恋爱，满以为会婚姻幸福，谁知在夫家被婆婆、小姑子欺负，丈夫却连一个屁都不放。后来好不容易分了家，婆婆四处说她坏话，村里人也排挤、看不起她。儿子传正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可他长大有了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也渐渐指望不上了。在上海带孙女的那几年，她终于如愿远离了老家的那些糟心人和糟心事，但始终无法融入大城市，压抑得要命。这辈子，传正妈最介意的就是被当成“外人”，她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却没有人真正看见她、心疼她。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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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5月22号，我的当事人夏福顺涉嫌绑架一名10岁小孩。接到警方通知后，我匆匆赶往派出所。

夏福顺的家人正配合警方调查，他们反复陈述着一件事——“我爸在家几乎不与我们沟通，在外面才话多……我们能想起的藏身地，全部都说了。”

监控显示夏福顺作案时身穿保安制服，腰间挂有手铐，对在外面玩闹的一个小孩呵斥了几句，而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小孩左顾右盼，最终迟疑地上了车。约莫40分钟，车辆进入监控盲区，暂时失去画面。

此时，距案发时间过去12小时。警方已对夏福顺之前的行车轨迹以及住处进行了搜寻，暂无所获。家属的情绪已失控，小孩的母亲喻冰清之前与我打过交道，在派出所直接将矛头指向我，冲上来撕扯我的口罩，“你个做贼心虚的东西，我们戴口罩是因为疫情，你却是见不得人，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你。虽说我不认识夏福顺，但我知道他愚蠢懦弱，没胆干出那种事。最坏就是你这个当律师的，冷血无情，杀人不见血。谁会狠心追到病房问一个癌症病人要账的，还扬言要起诉，才把人活活逼死。”然后，又拿出手机对我一顿拍，并撂下狠话，“但凡我儿子擦破一点皮，我分分钟搞死你，铲平你们律所。亲戚朋友们，若我们有个三长两短，就认清他就是凶手。”

我不想与她理论，转头对民警说，“你们要是怀疑我是同案犯，请你们直接羁押，按法律规定对我进行审讯。我不想三番五次地被请到这里来，无故面对谩骂和诬陷。”

民警劝解道：“在儿子失踪的情况下，家属有情绪可以理解。我们暂且没有证据表明你与此案有牵连。你得知道，警察不是神，破案需要信息、技术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尤其是未成年失踪案件，分秒必争，多掌握一丝线索，就多一分希望。”

见我不说话，民警勒令喻冰清删除视频，“这里不能拍照摄像。人家是我们请来协助破案的，不是嫌犯。你无端纠缠，就算人家知道线索，怕惹祸上身也不敢说。”

我说人命关天，自己不会计较，知道的都会说出来，“夏福顺的作案动机大概是因与喻冰清的债务纠纷。他的妻子刚去世没多久，心中难免郁结，因而失去理智。”

然后，我才转过去看着喻冰清——“都这个时候了，他都家破人亡了，你还说不认识他？”

民警听了后，马上叫夏福顺的两个女儿进来，“你母亲是在哪里去世的？不是问墓地，那里有人看守，现在特殊时期，他不预约进不去，等下打电话询问一下就行。”

得知地点后，民警决定去夏福顺妻子去世的地方，路上问我，“夏福顺绑架小孩后，却未给家属打电话，没提任何要求。依你的判断，孩子是否还活着？”

“大概率还在，有些人做好人没定力，做坏事又瞻前顾后，认死理，夏福顺还不至于坏到拿小孩动手的地步，不过碰面了，我们要顺着他的思路附和。”我推测道。

大约5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那座满是灰烬和黑木桩的山下，烧焦的余味与扑面而来的热浪夹杂在一起，呛得我忍不住咳嗽，49天前，夏福顺妻子就死在这儿。

一行人走到半山腰时，夏福顺的大女儿忍不住哭了出来，“妈妈，我苦命的妈妈……”我旁边的民警突然举起手枪，开了保险，让我后退——

夏福顺果真到了这儿，孩子也在，手脚被绑，蜷缩在一个圆圈里，没有动静，我心头一紧，连忙细看地上有无血迹。夏福顺手持柴刀，跪在一旁，见我们来了，丝毫没有感到意外，一手提起柴刀，一手将孩子搂在面前：“你们怎么才来，给我几分钟把话说完，不然我做得出来的。”

就在此刻，孩子醒了，极力忍住哭声，“警察叔叔，我爸妈错了，夏叔叔是好人，他只是捆住我，给我讲道理，还给我喝可乐吃饼干，君子在小人面前是吃亏的……”

持枪的民警满脸汗水，却不敢擦拭，“孩子没事，都能谈。既然你对孩子那么好，我们相信你不是那种是非不分的人，就现在这架势，吓着孩子，不是你的本意。”

“你折腾得还不够吗？”夏福顺的小女儿往前走了一大步，一脸不耐烦。

民警见状打断了她，继续朝夏福顺喊话，“我们听你的律师说，事情根源在于债务纠纷，他还特意为此过来。我们相信你出此下策，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非制造事端。”

“我相信你心里是有大爱的，怎会伤害孩子，不过是想教他讲道理，不想他被爸妈影响，担心他以后长歪。若我猜得不对，或你有什么要求，现在提出来，我理解你，就算你迫于无奈做错了事情，我愿意做你的辩护人，将事情捋清楚。”我猜想小孩口中的那番话，一定是夏福顺逼他这么说，听民警提到我，我也说话了。

“就这样归元了，欠我的钱得还，其他没有了。我不想弄成敲诈勒索，为表诚意，我先放人。”夏福顺丢了柴刀，朝我们走来。持枪民警放下枪，关了保险，其他民警冲过去将夏福顺按在地上。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很快雨水成片砸了下来，夏福顺哭着喊起来：“老天爷，你为什么早不下雨？老婆——我的老婆，这世上你最可怜……”

2

当日，夏福顺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警方刑拘，经警方调查，在转移小孩的过程中，其还有4名同伙，均在几天后相继落网，他们是在工地上做事的工人，都没有任何前科。我也履行当天的诺言，成为夏福顺的辩护律师。

几天后，我去看守所会见他。由于此前对案情有所了解，此行也就是问问他在里面的情况，看他需要些什么，聊会儿天。

夏福顺见我来了，双手作揖，“蔡老弟，麻烦你了。律师费我女儿她们怎么给的？之前的钱你就没要，现在又要为我瞎忙活，如果他们没给，我欠着一定不耍赖。”

我说：“既然你决定要做好人，就不该再想那60万的。好人难做，是因为要付出代价；做坏人上瘾，不过是想获利。有时候顾好自己，取中间，不拖不欠，也总比后来走极端好。事已至此，你失去了那么多，如果能得到一个教训也是好的。”

夏福顺沉默了一会后，问我有没有烟，“就目前而言，一根烟都比那60万要重要。我在乎的不是钱，而是我那么信任他，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却一直算计我。”

夏福顺口中的“他”就是那个被绑架孩子的父亲曹邦群，一家小公司的老板，经常承揽一些工程来分包下去。过去，夏福顺从他那里找活干，还曾称他是“自己的贵人”。

2019年8月，夏福顺的妻子阳冬花找我咨询，拿了一张欠条的照片，上面写道：“本人欠夏福顺、阳冬花夫妇装修款陆拾万元整，半年内结清，如若违约，本人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落款人为曹邦群，时间为2017年1月2号。

阳冬花问我能否追回这笔债务，律师费是多少。我仔细看了欠条，说若欠条属实，打赢官司问题不大，关键是债务人是否偿还得起这笔钱，若无财产可执行，就算起诉最多也只能暂时将其列为失信人员。并且，就算一时半会要不回钱，但律师费要照收。

阳冬花摊开双手：“是这样的，我不想再掏钱出来，只要你帮我追回这笔债，到手后你拿8％作为律师费，看你意下如何？至于曹老板，你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他家大业大，有公司，还有别墅、车子什么的，60万对他来说就是零花钱。”

我随后也查询了有关曹邦群及其公司的相关情况，发现有数10条诉讼信息，不过没有大额的债务纠纷，但风险还是存在。我提出做风险代理的话，除去差旅费，得收取标的额的12％作为律师费，阳东花满口答应，“还有个问题，能瞒着我老公起诉吗？”

我告诉阳冬花，这笔钱属于夫妻共同债权，她个人可以起诉，要瞒她老公不大可能，我问她是不是夫妻之间感情出了问题。阳冬花连忙摇头，“他人还是不错的。”

很多人提起夏福顺，都说他“忠厚老实，为人仗义，只是不善言辞而已”。在遇到曹邦群之前，他在工地上做大理石干挂、贴地面瓷砖之类的活。由于做事踏实，只要是他干的活儿，从来不用返工，因而曹邦群很看重他，便让他分包一部分室内装修。

阳冬花说夏福顺刚出来打工时，家里条件很差，“我们是2000年结的婚，当时他刚好给了我们家2000元彩礼。婚后我想买张一米八的床，想了想还是算了，我看重的是他的人。以前他对我很好，百依百顺的，洗衣做饭，好吃的都留给我。”

为了改善生活，新婚不久的阳冬花也跟着丈夫一起在工地上做事，“那七八年虽然干活很苦，我觉得日子很好过。后来遇到了曹邦群，虽说我们条件好了，买了房，有了车，我反而觉得自己心累，不快活。老夏的想法也多了，事情一大堆。”

自从“老夏”成为“夏老板”后，开始爱呼朋唤友起来，时不时带一些工人回来吃饭。阳冬花每次都得提前在家准备老半天，待他们吃饱喝足、个个烂醉如泥后，还要一个人强打精神收拾到后半夜。一次，阳冬花忍不住说了几句，夏福顺却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你不把别人当人看，人家怎么会给你干活？他们看得起才来我家，现在谁还没个饭吃。以前我只是一个农民工，现在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得有点‘格局’。”

夏福顺的格局确实给他带来了好人缘，只要是他承包的工地，就没有请不到人的时候；他很少拖欠工人的工资，谁家有困难，或小孩要上学，他还会给予适当的支援，就算年底曹邦群没有来得及结账，他自己垫钱也会先把工人们的工资给结清。对于曹邦群，夏福顺更是将其当成大哥，干活时尽心尽力，结账时从不催促；两家也经常走动，还让各自的小孩互称对方“干爹”。算起来，两家交往也近10年了。

过去，曹邦群倒也不会让夏福顺为难，虽然工程款偶尔会拖些时日，但总会一次性结清。然而，也就这四五年，阳冬花越发觉得不对劲了，夏福顺拿回来的都是欠条。

曹邦群总说过段时间结清，却拖了一年又一年，最后欠了将近60万，“说白了都是工人们的工资，以前我们还能垫付，但这几年他给我们的价格太低，我们没能赚到钱，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自己借钱垫付了30万进去，现在找你起诉也是没办法了。”

我向阳冬花提议，反正走诉讼程序，夏福顺是一定会知道的，既然她下定决心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当面与夏福顺谈谈，这样就算以后有啥冲突，也是他们夫妻间的事。

3

在我见夏福顺之前，阳冬花提醒我，“他倒是最听外人的话，你帮我好好劝劝，他好面子，不想撕破脸，总是说情义值千金，但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出了力的。”

夏福顺倒是没有排斥见我，挑了一家高档饭店，还请人作了陪。

当我问他怎么看待阳冬花的决定时，他顾左右而言他，“很高兴认识你们这些专业人士，我也想读书的，可家里没条件，以后我有法律方面的事还得找你，我老婆当然也是有她的想法。”

我说：“就当你同意了。”

他没说话，只顾着喝酒，到似醉非醉时，他摇头晃脑地问我：“难不成我老婆一个人也能起诉？要不得哦，我不同意，你们能折腾出啥？”

我大概知道了他的想法，找服务员要来了纸笔，当场起草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将他们夫妻的共同债权转为阳冬花一人，并交给一旁作陪的人，旁人对夏福顺说：“就是把那笔钱转到你老婆那里。”

夏福顺低着头，将纸张高高扬起看了一眼后，说：“我签，什么都是我老婆的，咱没什么文化，字写得很难看，你们莫笑话我。”

期间，阳冬花打来电话，“我本想跟着一起来的，老夏说男人之间的事，没必要让女人掺和，不知道他听你的劝么？”

我当着夏福顺的面回答道：“他不管这事，我们可以试着去处理。”夏福顺没吭声，一杯白酒下肚，又是点头，又是摇头。

几天后，我向法院提起诉讼，立案后通知了夏福顺，他说下次请我喝酒。阳冬花也收到了短信，哽咽着问我：“但愿是一个好的开始，要结束了吧？”我让她放心，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何况证据确凿，就算没有律师，也大概率能赢。

可一个月后，阳冬花忽然打电话来大哭：“蔡律师，钱我不要了，我要离婚，他当那么多人的面骂我贱货，还打了我……”就在阳冬花哭诉时，夏福顺也一直在打我电话。

当我赶到他们家时，看见地上一片狼藉，四处都是碎碗片和剩菜，阳冬花坐在角落抽泣，夏福顺的手在滴血，手里还握着一块碎玻璃使劲捏，我让他丢掉玻璃，他反而加大力气，“我太难了！我老婆今天受了委屈，娘家那边要知道我打了她，该有多心疼。但是老婆，你得给我点面子，人家来我家吃饭，是看得起我，你不该全程摆脸色。就说曹邦群，我们还没撕破脸，以后我还要在他那里找事做的，何况那么多工人要养家糊口，他们都要吃饭，你要钱也不该在大伙儿喝酒的兴头上。”

阳冬花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拿起扫把收拾屋子，也不看夏福顺，“我知道你勤劳、体贴、有担当，我生了两个女儿，别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你却很知足，说两个千金加上我就能过上三生三世了，有这样的男人我还图什么呢？所以我告诉自己，你爱交朋友，喜欢热闹，我就帮你搭场子，光给你酿酒一年就得好几百斤……”

夏福顺终于松了手，自个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然后去抢阳冬花的扫把：“老婆，你去歇着，让我来……”

阳冬花没有搭理，夏福顺又从背后抱住她，“我都认错了。”

阳冬花却突然丢掉扫把，一连打了自己好几个耳光，又用力抓头发，“你说曹邦群是你老板，是你兄弟，你讲情义，怕撕破脸，你可知两个孩子的学费都是我去借的？别人都说我当了老板娘就不在工地做了，没钱去做什么，每次我去娘家借钱，都是说你铺的摊子大，资金周转不过来，事实就是有时候我连卫生巾都要省着用了……”

从阳冬花的哭诉中，我才知道，夏福顺这几年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还自以为阳冬花管着他的所有家当，有时自己缺钱了，还得找阳冬花要。两个女儿，大的快要读大学了，小的在上初中，为了维持家庭开支，阳冬花有时不得不去外面打零工。

所谓在城里的这套房，还是曹邦群之前因着欠了夏福顺几十万，就将一套地段很偏、完全卖不掉的房子抵给他的，而同样的价钱，夏福顺夫妇完全可以选择一套更好地段的房子。

说到后来，阳冬花语气逐渐缓和下来，苦笑道：“你在曹邦群眼里连个小跟班都不如，我看着都心疼，还不如我们两个人自己在工地上踏踏实实做事，做一天有一天的钱。就算赚不到钱，我们把房子卖了，回老家种田也好，实在没钱就挖红薯吃。”

不到半个小时，阳冬花便将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去卧室梳妆了一番，再出来时，仿佛一切完好如初。

“你老婆不是不懂事的人，我没回娘家是心里还有你，自己的烂摊子能收拾好，说离婚是气话，那笔债还得拜托蔡律师帮忙。”

我实在羡慕夏福顺，甚至感觉自己该走了。有人识他于微时，而后风雨与共，一个男人就算事业乃至人生跌入谷底，身边还有着不离不弃的人，他还求什么呢？

进电梯时，夏福顺追上来对我说：“蔡律师，我听说你也是农村里出来的。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却改变了一些固化的东西，同样是人，为什么到我却阻力重重。”

我没听懂他想表达什么，电梯下行时，突然能听到外面有男人的哭声，应该是他。

4

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后，曹邦群向阳冬花承诺，只要她撤诉，3天内会将60万连本带利结清，为了表示诚意，他先给夏福顺转去5万。阳冬花问我的意思，我说开庭还要些时日，法院还会先行调解，我们可以等他付清剩下的55万再撤诉。

之后，阳冬花再给曹邦群打电话，就无人接听了，发消息也不回。

几天后，夏福顺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劈头盖脸将他一顿臭骂，“你曹哥都快被你逼死了，现在在医院躺着，你个白眼狼，那么多年的情意，不来探望就算了，就知道逼债，畜生不如！”

这次，阳冬花也犹豫了，“再怎么说人家得了肝癌，我们再纠缠不清，无异于落井下石，确实太不讲人情了，我们决定撤诉。”

我则倾向于一次性将事情了结，“都要开庭了，干脆等法院判了再说，到时候你们要讲情义，再把钱借给他治病就是。情是情，理是理，他耍赖在先，生病在后，今生不欠来世债，何况他有钱。”

出于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目的，我还提到了委托协议：“按照协议，你们若未经得我同意，私自撤诉，那我们约定的律师费还是得支付的，我是不必讲什么情义的。”

夏福顺则一副难为情的样子，“你这么说，我确实够为难的。这样吧，我们准备这两天去医院看望曹哥，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去，让他知道我们现在也是骑虎难下。”

出发前我提醒夏福顺，“我知道你们想要回这笔钱，又不想被人指责冷血，我是你们的律师，担骂名不在乎，但你们要答应我一点，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乱说话。”

夏福顺含糊不清地回答，“七八万的律师费不是小数，我们确实有点压力。”

到了医院，我得知曹邦群是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一年的时间。

曹邦群果然是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见我来了，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连声道歉：“不好意思啊，因为身体原因，我向法院申请延期了。不是我故意要拖那笔钱，我们各种三角债转来转去，老夏是自己人，自然就放在后面了，哪想到阎王爷也来插一脚。”

我不接他的茬，“老夏是个重情的人，得知你生病，他说自己以后给你干活不要钱都没事，但那60万不是他的，是工人们的，实打实的血汗钱，别人追得紧。”

曹邦群没理我，费力地拿起桌上的收费单给夏福顺看，“化疗什么的费钱呐！现在我吃什么吐什么，三天瘦了好几斤，上有老，下有小，治病都不安心。本想着年底还有一个大工程要介绍给你，不用垫资，应该能赚个几百万，可眼下……唉！”

见曹邦群打算下床，夏福顺赶忙去扶，“老哥，你不要和你弟媳计较，女人做事容易情绪化。你我都没有过不去的坎，你只管安心养病，其他的事我们从长计议。”

曹邦群这才站起来跟我握手，“你的律师费由我来付，我现在就打欠条，以后尽管找我，没必要再去麻烦我兄弟，想当年我们在工地上挥斥方遒，怀念那段日子。”

夏福顺没有作声，我望向阳冬花，她看上去有些紧张，“今天我们就是来看看曹哥，这个时候聊别的不是太恰当，至于我们与蔡律师之间的往来，当然由我来谈。”

说话间，曹邦群已写好了欠条。我没有接，说：“我们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我不可能收你的条子。其他的事，自然是由当事人来决定，若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出门后，阳冬花追了上来，我对她说：“如果你们没打算要回那个钱，我可以修改协议，不算风险代理，给我5000块就行，我虽然不近人情，还是讲道理的。”

阳冬花叹了一口气，“我倒是希望是自己得了癌症，这样就不会有任何顾忌了。”

几个小时后，我收到了阳冬花转过来的6000块钱。我没马上收，想了一下，还是打了个电话过去，让她再慎重考虑，“我得到消息，曹邦群打算注销公司，正准备做清算，账面上还有几百万，他拖欠的其实是工资，你们就当和公司结算。”

阳冬花过了十几秒才回复，“公司是他的，这和逼他个人没啥区别，我考虑一下。”

我没再说什么，那6000块钱也没收，想着等他们撤诉了再说吧。

5

一周后，我被主任叫去办公室，说我被人投诉了，对方匿名举报我“私自接受委托、不按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收费，以及恐吓威胁对方当事人”。

我说：“夏福顺的案件我是在律所签的约，至于收费，不存在违规，何况还没收到过钱。”主任瞪了我一眼，“人家没举报你多收费，是说你以明显低于成本的收费进行不正当竞争，谁让你只收5000块。”

由于我不存在其他违规行为，自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但是“逼迫癌症患者，比套路贷还狠的催收方式”一类的流言蜚语蔓延开来，不知曹邦群几时偷拍了我在病房的图片，还评价说我“板着个脸，阴险毒辣，是带着证件的祸害百姓的流氓渣滓”。

我打电话质问阳冬花，她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我们是撤诉了，曹邦群说就算死，也会先把我们的债给清了，老夏信他。我发誓，其他事情不是我们搞出来的。”

我反而松了一口气，“你们对得起自己就行了，我这边没事，钱等你们收回再说。”

2020年元月，阳冬花给我打来电话，说曹邦群死了，但是钱还是一分未给，问我怎么办？我只得告诉她，要再次起诉的话，只能起诉曹邦群的遗产继承人，问题是不知他是否有遗产，有没有人愿意继承，否则的话，我也想不出好办法了。

阳冬花声音突然颤抖了起来，“他有财产的，有三套房，还有一家公司、两台车，加起来有几千万的资产，一个零头就能还清我们的钱，他家人会理解的，毕竟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没有哪里对不起曹邦群，他走了以后我们还送了最后一程。”

“若真是这样，那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案件，问题是现在曹邦群也算是尸骨未寒。”其实我真正担忧的不是这个，只是不免有种不好的预感——就怕曹邦群是处心积虑想赖账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夏福顺接过电话说道，“他真的是死不足惜，一次次骗我。”

令夏福顺绝望的是，经过我们查证得知，曹邦群早在6年前就离婚了，他的前妻与其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曹邦群的女儿也明确表示，她不会继承他的任何遗产；曹邦群对外宣称的三套房，其中两套登记在女友喻冰清名下，另一套说是他姐姐自己出钱买的，有银行流水记录，且购房时间是在曹邦群没有任何债务纠纷的时候，两台车也办理了抵押。

说起来，他还真不算是“恶意转移财产”，是后来才负债的。公司清算剩下200万现金，加上其他办公设备总共有300万，但之前起诉的人正在等着法院执行，那笔钱还不够偿还曹邦群过去的债务。我说从法律层面上，已是无能为力了。

大家都清楚，曹邦群的钱基本上都转移到了喻冰清的名下，她没有工作，却住着别墅，还有一些产业，她给曹邦群生了一个儿子，上的是当地的国际学校。可令人苦恼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曹邦群与喻冰清同居的证据，别墅的水电物业费都是由她一个人交的。

夏福顺还对喻冰清抱有一丝希望，反复念叨着他之前和曹邦群的“兄弟情”，但喻冰清反而说自己受害者，“我被他骗得生了孩子，啥名分都没有，为了不让孩子被人瞧不起，被骂野种，我都是去夜总会上班，陪大老板喝酒赚的钱。”

阳冬花哭着给喻冰清跪下，求她给自己一条生路，喻冰清这才承诺每月还两千。

我想着等过完年，无论如何都要试着将喻冰清以及曹邦群所有的继承人都告上法庭，至于真相如何，就等法院的调查结果，但愿能给夏福顺和阳冬花一个交代。

谁也没料到，就在过年前几天，新冠疫情暴发了。

6

那段时间，我生病无法工作，只得把手上所有案件都做了退费处理，有部分还按合同支付了违约金。等清明那天，却突然收到阳冬花发给我的一条消息，“小蔡，你的病好点了吗？能活着是最好的事，只是好人不得好活，你以后只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行，不要哭。”

当时我状态不好，只是回复了一句“谢谢阳姐”之后，就没再联系了。

一直到月底，我恢复上班，才给阳冬花打去电话，提示手机关机。我联系夏福顺，他哽咽道：“我老婆到盒子里了，怕影响你情绪，我们没有告诉你，同样是人，差距实在太大了。”

夏福顺给我讲了阳冬花最后几个月的遭遇——因疫情原因，借钱给他们的一些朋友也因生意不景气急需用钱，加上工人们没事做，所有人都逼着夏福顺卖房还钱。

阳冬花愧疚不已，寝食难安。不是他们不肯卖房，而是房子一时的确难以出手，只要有人给她打电话，她便无地自容，“等疫情好转，复工了，我们出去赚一分就还一分。只要市场恢复了，我一定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欠钱不还就是忘恩负义。”

夏福顺有时会劝阳冬花：“在这个社会，不是你欠我，就是我欠你。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我们不是不还，遇到困难了一时半会儿还不起，朋友之间还是有交情的，人家也没说什么，只是说如果有的话，就先还一点给他们做生活费，不算逼债。”

阳冬花却始终无法心安，“交情总是毁在钱财上面，人家没说难听的话，我们就更要识趣。我现在每吃一口饭，每喝一口水，都觉得应该省下来，先紧着别人才是对的。”

好在事情有了转机，有人愿意出7万块钱买夏福顺的车位，他的车子也找到了买家，能卖个4、5万，等钱到账了，就能暂时缓解那些朋友和工人们的生活，“剩下的钱我们总会还的，学谁也不能学曹邦群，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死活不安心。”

清明节前一天，阳冬花突然对夏福顺说，想回家给奶奶扫墓，她从小就跟奶奶亲。本来夏福顺打算一起的，但阳冬花说省点路费，“我回去山上烧柱香就回来。”

第二天，夏福顺打阳冬花的电话，一直未接。下午，老家传来消息，说阳冬花放鞭炮时，不小心把周边的茅草烧着了，火势蔓延，很快失去控制。她的手机和外套就丢在山脚下的路边，可自己却又折回去走进了火场。

她生前录下了最后一段视频，通红着脸，挂着流不尽的眼泪，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我不想死的，谁料闯了这么大的祸，不知道怎么办……这么一大片山，被我烧了，10万块都不够赔的。我答应了朋友，卖车位和车子的钱要还债。我一直想安心过日子，借我钱的朋友都是好人，是这场大火不给我活路，这里的债我就用命来抵了……”

安葬好阳冬花后，夏福顺带着妻子的遗照找喻冰清要钱，喻冰清说自己出于对女人的同情，答应给1万块钱，“至于债务，谁欠的去找谁，我跟他不过是一段露水情缘。”

在看守所，夏福顺再次提及面子：“我一直想改变一些事，我爸爸在我们那里是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小气，尖酸刻薄，还有些小偷小摸。虽然我身上流着他的血，但我一直想成为和他不一样的人，希望自己有很多朋友，赢得别人的尊重。固化的阶层需要打破，只是我没能像你一样成功，我到底还是没能越过我的阶层。”

我笑他天真，“这个社会，没有哪一个人真正能改变什么阶层，都在苟活，只是有些人用金钱装饰抬高自己，看着光鲜一点而已，要真正过好日子，一样的为难。”

检察院认为夏福顺属于绑架和非法拘禁的想象竞合（编者注：想象竞合，是指行为人以一个主观故意实施一种犯罪行为，触犯两个以上罪名，以主观故意犯罪从重处罚），应以绑架勒索罪论处。

我选择罪轻辩护，认为他只是涉嫌非法拘禁，绑架罪的主观动机是勒索财物或其他非法利益，并伴随着侮辱暴力行为，夏福顺并无此意——他确实非法限制了他人人身自由，起因为他与被害人父母存在债务纠纷，捆绑的目的只是为了拘禁被害人。

法院一审判决，夏福顺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夏福顺当庭表示不上诉，却心有不甘：“为什么我一心向善，却成了犯人，而有些人却能逍遥法外？”

我告诉他，当一个人对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善良的能力的时候，首要还是要选择对自己好一点，对家人好一点。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关键是在于我们能不能认清自己。最后是迷失，还是回归。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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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第四面墙》(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1

2014年4月21日傍晚，因彭木港聚集了太多人，我们为了避开人群，只好从西望港进入事发海域。开始作业前，包括我在内的四名潜水员都怕见到罹难者家属会更难平复心情，大家只想带着装备，快点赶到孟骨水道（注：孟骨水道，位于韩国西南方的孟骨岛与巨次岛之间的水道。水道，指连接两片或多片水域的狭窄水域。）。

天气阴沉沉的，虽然没有下雨，但乌云压得极低，风也很大。平时站在甲板上听到的海鸥叫声，偏偏在那天让人感到格外尖锐和悲伤。原本打算在西望港先吃点晚饭，但大家实在没有胃口，很多潜水员都没有动筷。在抵达驳船也就是抵达作业现场以前，吃饱喝足再睡上一觉早已成为潜水员的习惯。因为不管作业现场多便利，只要上了驳船，衣食住都会变得很不方便，更何况这次任务不是焊接和截断，而是寻找失踪者啊！我原本想强迫自己吃点东西，却连一粒米都难以下咽。

在开往现场的船上，我打了瞌睡，但当晚没有一个潜水员垂头丧气，大家都是以选手上阵的心态迎着海风、坐在船头，心情仿佛早已抵达东巨次岛和屏风岛之间那漂荡着浮标的事发地点。浮标下面就是沉没的客轮，想到要把已经往生的乘客带出水面，食欲和困意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首先有一点要讲清楚，我来到孟骨水道时已经不是为了“营救”，虽然这么讲很对不起罹难者家属，但我们被召集来的目的是负责搜索，毕竟船已经沉没了五天之久。

事后我才听说，在黄金救援时间内并没有采取任何营救行动。4月21日凌晨和曹治璧潜水员通话时，得知能潜入船内的潜水员只有八个人，我便觉得大事不妙，因为一般潜水员都是三班轮替式进行潜水，也就是说一次最多只有两三名潜水员潜水，这个人数根本无法救出那么多困在船内的乘客。

我问过自己很多次，如果是在黄金时间内赶到孟骨水道会怎样？

但若没有政府的灾难救援系统和专业潜水体系，以及可根据该系统调派的资深潜水员，并展开正规营救的话，即便像我这样的民间潜水员在事发现场附近，也帮不上任何忙。政府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报道派遣了五百五十五名潜水员的假新闻上，而是应该尽快启动机制，下达统一的指令召集深海潜水员。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参与其中的话……想到这里就不免感到惋惜。政府当时就算会遭受批评，也应该在一开始就公开营救的难处让公众明白，并努力改善不足之处才对。

在狭小的驳船上向我们挥手的人正是曹治璧潜水员。我看到驳船上或坐或躺的男人们，他们是民间潜水员，17日那天便赶到孟骨水道展开生死搏斗。他们用仅有的一两张纸箱垫在铁板上，连条毛毯都没有，衣服也无法更换，只能穿着潜水服躺在那里。

曹潜水员看起来疲惫不堪，看着总是自夸有着钢铁般体力的他累成这副模样，不难猜测这段时间有多辛苦。看着他的同时，我也为自己16日那天接到电话没有马上赶来而感到内疚。

我们刚登上驳船，便看到一个穿着黑色上衣、头戴八角帽的男人向我们走来。他手脚细长，肩宽胸厚，虽然小腹稍稍隆起，但绝对是适合潜水的身材。他用浑厚的声音向站成一排的我们打招呼。

“欢迎各位，我叫柳昌大！虽然搜救失踪者归海警管辖，但考虑到潜水调度方便，我会随时传达海警的指示事项，请各位听从安排。”

柳昌大潜水员指了下临时搭建的帐篷，我当时没有留意，后来才知道负责指挥海警的长官正在里面睡觉。设在彭木港的政府事故对策本部和现场指挥舰上部署的中央救援本部下达指示事项、传到驳船后，再将现场作业的结果回报给本部，这正是现场负责长官的重要任务。他在驳船上是所有海警中级别最高的，而包括海警厅长在内的干部们，随时会往返于现场指挥舰和驳船之间。

（注：彭木港，位于韩国西南部的港口，距离孟骨水道即事发海域直线距离约32公里。）

我们原本有些紧张，但听了柳潜水员的说明后稍稍放下了心。我从未想象过会和海警及海警潜水员共事，原本担心海警会监视民间潜水员的一举一动，如果那样做起事来可就有点束手束脚了，能由经验丰富的前辈代替海警全面负责和传达指令，这点我觉得安排得恰到好处。

“大家都是年轻人，我就不用敬语了，可以吗？”

“可以。”

我心里觉得更加踏实了。从他单刀直入、有话直说的豪迈口吻里，可以感受到经由岁月洗练的潜水经验。虽然还未见识过他的潜水实力，但从他在驳船上传达的指令中，便可以猜测出他的实力。新手往往话多，爱自吹自擂。

“首先我要特别提醒两点，大家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为什么到孟骨水道来的。第一，不要闲谈嬉笑。第二，精力只集中在潜水上。海军、海警还有罹难者家属和记者偶尔会到驳船上来，但大家不用和他们说什么，全部由我出面，明白了吗？”

“是！”

“还有，各位在22日晚上6点前不必潜水，请留在这里待命。”

“我们不是来看热闹的！”

“不是说急需有能力、有实力的潜水员吗？”

大家略显不满。柳潜水员用指挥棒敲了两下告示板标出的数字“87”，这是目前为止找到的失踪者人数，还有二百一十七人没有找到。

“我比谁都清楚人手不够，但你们只打算潜个一天就回去吗？到明天吃晚饭前，先熟悉一下船上的气氛。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安全，第三还是安全！检查好个人装备，更重要的是顾好自己的健康。现在驳船上没有减压舱也没有医生，如果需要减压、看医生就得去海军舰艇，所以身体稍有不适都要立即向我报告！身体不适还继续潜水是会出事的！大家要随时确认好告示板上的潜水顺序，顺序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各个小组开会讨论决定的。如果想更换已经定好的顺序或退出行动，也一定要向我报告。有关孟骨水道的涨潮时间、海流速度以及地形，等休息后再进行说明还有问题吗？”

不仅我，一起赶来的其他三名潜水员都久仰柳昌大的大名。2010年天安舰事件时，他便参与过搜救失踪者的工作，是深海潜水界赫赫有名的资深前辈。初次见到柳昌大的潜水员都有些紧张，但我和他曾有过一面之缘。十四年前我参加潜水技能考试时，柳昌大潜水员曾担任水中监考官，那时候他严厉又缜密地指出我们的错误，还差点让几个考生哭出来。

2

我举起手，在场的人都望向我。“船内情况如何？”

柳潜水员用指挥棒敲了两下告示板，详细的图纸占据了告示板的一半以上。

“看好了，这是第三层、四层、五层，一定要牢牢记住，要闭上眼睛也能行动自如！满潮时水深约四十七八米，船的右舷朝上，左舷向下，处于九十度倾斜状态。现在左舷约一米左右已经埋进了海底，左舷船尾与海底撞击后发生变形。

“各个客舱的人数是以4月15日晚间登船时的分配表为基准。16日早晨，乘客开始四处移动。虽然有证词指称，船体开始倾斜后大家都聚集到走廊，但目前还是所有客舱都没有搜查过的状态，所以必须以这个数字为基准展开搜索作业。特别是参加毕业旅行的学生分配到的客舱都集中在第四层，客舱大小和人数都不一样，大家要留意。目前已经设置了四条以上的垂直引导绳索，沿着绳索一直可以潜到船的右舷。”

“如果在船内发现失踪者，接下来该怎么做？”

“听好！把失踪者从船内带出水面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双臂紧紧抱住他们！如果不是来这里，你们一辈子都不会体验到这样的拥抱。往生者是无法抓紧你们的，所以这个拥抱自始至终都要由你们来完成，这比起拥抱活人还要多费五倍的力气，而且不能停下来，你们要抱着他们从狭窄的船舱里游出来，直到最后也不能放松。

“在移动过程中，往生者的身体若被障碍物划破、割破，你们会为那个瞬间后悔一辈子的。搜索地点是在浅则二十米、深则四十米的深海底，你们要背着氧气筒潜入，所以那可不是什么享受两人温馨的观光景点。每一处都设有水平引导线，已经倾斜九十度的船内部，设备随时都可能坍塌。这代表大家要进入最不适合拥抱的空间，把往生的失踪者抱着带出来。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孟骨水道的流速之快，是把东海、南海和西海加在一起都能排进前三名的。把失踪者带出船舱后，若一时失手便可能永远找不回来，做梦也别想追上。所以，不要等出了事再来找借口，现在就给大家五秒钟，想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尽心尽力的胆量，之后也未必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好了，没有信心抱着往生者上岸的人，把手举起来吧！”

虽然没有人举手，但潜水员们的脸色都瞬间变得苍白。我们终于体会到将要面对的这陌生作业的真相。

听柳潜水员讲解完最重要的行动守则后，我感到背脊一阵凉做好拥抱的准备，以及解决拥抱后浮现在脑中的残影，都将成为潜水员自己的事，有谁能分担这从未体验过的拥抱留在心里的创伤呢？

柳潜水员的角色十分重要。每天潜水两次、最多三次的潜水员，除了潜水完全顾不上其他事。光是吃饭、睡觉、休息就已经够忙了，身体和心理的倦怠也使人情绪浮躁，会因很小的事情发生争吵。在矛盾爆发以前，需要有人善于观察动静、出面制止，如果缺少这样的角色，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导致严重的事故发生，所以如果做事没有条理，即使年纪再大也无法胜任这个角色，任何小失误都会直接对生命造成威胁，这就是深海潜水。大家之所以认同并跟随柳潜水员，就是因为他的丰富经验和一丝不苟的行事风格。

3

孟骨水道的作业是民、官、军共同进行，民指民间潜水员，官指海警，军是海军，其中以海难救助队SSU为中心，包括特战队UDT。虽然大家都在驳船上，但SSU的潜水装备和体系与民间潜水员不同，所以我们各自行动。

民间潜水员一直都是和海警潜水员组成一组进行作业。我留守在孟骨水道的4月21日至7月10日期间，海警潜水员中哪个人状态不佳、哪个人身体不适、哪个人爱讲话，甚至哪个人吃饭快，我都一清二楚。

以证人的身份站在法庭上的海警做出与民间潜水员相反的证词，我在旁听席上也都一字不漏地听到了。真教人感觉混乱，诠释或意见可以产生分歧，但在驳船上发生的事实绝对只有一个。我不想指责那些说自己没看到或没听到的证人，但说自己记不起来的证人，我倒是想和他理论一下：其他事情都可以忘记，但怎么可能忘记与潜水有关的细节呢？这还算潜水员吗？应该反复确认、复述到让身体养成习惯，才算是专家啊！像那种有严重健忘症的证人，是绝对不能参加潜水工作的。

一直听到正反矛盾的证词，您一定会觉得民间潜水员和海警潜水员从一开始关系就不好吧？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在驳船上同甘共苦的民间潜水员和海警潜水员之间完全没有矛盾。起初彼此会有些尴尬，但很快大家就团结在一起，为寻找失踪者共尽心力。

我以撤离驳船前和我生死与共的海警潜水员来举个例子。

民间潜水员的衣食住都在驳船上解决，每天配合四次停潮期，按照顺序进行潜水作业，得空时才能吃饭或睡觉。海警潜水员与之相反，三班轮换式往返于舰艇和驳船之间，这里所说的海警潜水员还包括归属于海警的特攻队、特殊救助团、一二二救助队和消防防灾厅的潜水员。

第一组从晚上8点到凌晨4点，第二组从凌晨4点到中午12点，第三组从中午12点到晚上8点，这是海警潜水员在驳船上的工作时间。结束后，他们会搭乘快艇回到舰艇上。民间潜水员24小时都要守在驳船上，而海警潜水员一天只在驳船上待8个小时，这是两个团队最明显的差异。

我也想在反复潜水、浑身瘫软无力的时候搭乘快艇去舰艇上倒头大睡一觉。在驳船上的休息根本不算休息啊，请您想象一下，若您无论工作或休息都一直待在法院，会是什么感觉？就算不工作，在法院也无法好好休息吧？既然是休息，就该把工作环境和休息环境分开。

如果在孟骨水道的民间潜水员也有那样的休息空间，得减压症的人就不会那么多了，工作效率也会更高。要说在舰艇上得到充分休息、再返回驳船的海警潜水员很重要，那我们这些民间潜水员到底又算什么呢？

（注：减压症，又称潜水夫症。若从压力高的海底突然升到压力低的海面而没经过减压程序，血中溶解的氮气会形成气泡，如栓塞般到处伤害身体，严重可能导致死亡。）

很多聚集在驳船上的民间潜水员和海警潜水员都有私交。我和海警潜水员朴政斗（27岁）也互相认识。以前朴潜水员是水肺潜水教练，七年前我和他在东海一起潜过水，潜水后他向我问了很多关于商业潜水的细节。当时，我通宵达旦一一为他解答。天快亮的时候他对我说：“以后我就认你做大哥了！”

他在准备潜水技能师资格证考试期间，我们常常联络，考试通过后还在钟路碰面一起喝酒庆祝。后来朴政斗当上海警，但一年里我们至少会互发几次短信彼此问候。21日到孟骨水道时，我就预感会遇到他，但那之前我并没有发短信或打电话给他，因为都是朴政斗有事请教时才主动联络我，我主动找他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其他潜水员打着呼噜睡得很死，我却总在浅眠中惊醒。刚到孟骨水道的第一天，4月21日晚上，我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如果马上开始潜水倒还好，在驳船上待命的第一个晚上失眠了，早已尘封的记忆又浮在心头，明知没有答案却又忍不住一直问自己。

曹治璧潜水员说过，联络到的潜水员里绝大部分人没有来。他们应该也和我一样，有二十多个不来的理由，然后从中适当地选择出一两个为自己开脱。可是我接了电话后就赶来了，还叫上了其他人。看着比我先赶到并进行作业的民间潜水员，真想问问他们是怎么下定决心赶来的，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了。

4

4月22日正午12点，两艘快艇抵达驳船，海警救助队第三组下船后，第二组的三十人迅速上快艇离开了。第三组生怕打扰到民间潜水员休息，轻手轻脚地坐下来待命。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海警，发现了坐在最后排的朴政斗潜水员。他的脸变得消瘦，下巴也尖了，但我肯定那是朴潜水员。

我们目光相对的时候，他向我点了点头，我刚举起的右手马上又放下，因为在我和他之间还站着三名海警干部。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他的表情看上去十分严肃，毕竟这里不是庆祝我们再相会的场合。

这里要说明一下民间潜水员和海警潜水员之间的特殊关系。海警潜水员对民间潜水员有礼貌是因为民间潜水员们普遍年龄大，加上都是潜水经验丰富的前辈，但他们绝对不会超出形式上的礼节，显露出过分的亲切感，因此会让人觉得他们是在刻意与民间潜水员保持距离。

“气氛还真是别扭，怎么回事？”

我悄悄问了从4月17日开始便和海警一起参与作业的曹治璧潜水员，他去减压舱接受痛症治疗，凌晨时才从海军的平泽舰回来。

“这已经好多了，以后会更好的。民间潜水员和海警潜水员一起往返沉船，可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

他说得没错。海警与水肺潜水员之间是甲方与乙方的关系，因为水肺潜水员是海警管制的对象，海警会逮捕超出潜水限制范围的水肺潜水员，还会罚款，严重则可能会送交法庭。但商业潜水员和水肺潜水员不一样，我们大多是受到许可才在商业现场进行潜水，几乎不会遇到海警。不仅是海警，除了作业人员，几乎不会遇到任何人。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商业潜水就是到老都只能和用鳃呼吸的家伙做朋友的工作。

分工合作对民间潜水员或海警潜水员来说都很陌生，民间潜水员不归属任何组织，所以没有人会给我们下达指示，但海警潜水员会收到其他的指示事项。比如与民间潜水员共同作业时禁止闲谈，像这种指示是一定会下达的。民间潜水员和海警潜水员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时也不会说上一句话，起初会觉得这沉默又长又尴尬，但越是高难度、辛苦的潜水，一起配合的潜水员越会产生牢固的感情。大家在驳船上休息时虽然没有闲谈，也还是会感受到彼此的真心，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却绝对带有真感情。

在孟骨水道的驳船上，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和海警潜水员建立起友谊的。配合停潮期（潮汐最平稳的时期）开始进行作业的瞬间，想和海警潜水员交心的想法便抛到脑后，尽管我有过多次在危险的深海里作业的经验，但孟骨水道的作业强度更是压倒性的危险。潜水回来后，忙着减压和休息还来不及呢！

4月22日晚上6点左右，开始计划进行第一次潜水，我从4点就开始准备潜水服和装备，因为至少要在下水前一个小时做好准备待命。

朴政斗潜水员跟着我进到帐篷里，脸上这才露出微笑：“今天要请您多多关照了。”

“你和我一组？”

“真没想到大哥的第一次潜水要与我同行，真像中了彩票一样呢！”

“你什么时候到的？”

“17号到的。”

趁着还有时间，我问了他一些问题：“当时真的没办法马上进入船里吗？”

朴潜水员的表情瞬间变得复杂，而且有些僵硬。

“我们都做好了待命准备，别的小组尝试过，但水肺潜水遇到的问题太多，也没有机会轮到我。”

朴潜水员的回答和他的表情一样僵硬，于是我转换了话题。

“听说下去了三十多人，都是管供潜水吗？”

管供潜水是指通过送气管从驳船向潜水员输送空气的水面管供潜水方式，驳船上一定要备有低压用空气压缩机；水肺潜水则是背负氧气筒进行的潜水方式。

“不是。有管供潜水经验的海警潜水员只有十人左右。海警潜水员和民间潜水员一组，下水后我们只负责在船舱外部拉线。二人一组下水后，两名水肺潜水员会在驳船上待命，如果民间潜水员出现状况他们会马上下水营救。收到找到失踪者的信号后，他们也会潜到船舱外负责接运遗体。此外还有两名负责在驳船上放线和收线的拉线员，以及负责把遗体搬运到船上的随行人员。”

“还记得吧？”我斩头去尾地问他。

“拉一次是放线，拉两次是停止，拉三次是慢慢收线。”朴潜水员毫不犹豫地回答。

几年前，教他拉线信号的人正是我。熟练的潜水员之间是没有必要约定的，只要手中握着线便能感觉出何时应该放线、何时应该停止，但如果遇到经验少或第一次配合的人，就一定要事前讲好。

过长的线有可能被海藻缠绕进而阻碍潜水员行动，也有可能被船舱内的漂浮物卡住造成危险。相反的，线过短也会给潜水员的行动带来不便。熟练的拉线员不会让潜水员意识到线的存在，在一般的潜水里，驳船上的拉线员与潜水员之间的拉线信号关乎上升和下降的关键，也是在潜水技能资格考试时要牢记的。但如果要潜入沉船内部，则需要多增加一名拉线员，除了在驳船上负责垂直拉线的人，也要有和潜水员一同潜入水中，在船舱入口处负责水平拉线的人，这也是为什么除了上升和下降的拉线信号，还要另外增加拉线信号的原因。

5

柳昌大潜水员把我们叫到告示板前，进行最后确认。

“运气不错。今天开始是为期三天的小潮期，是搜索的最佳机会。早上6点到现在已经找到二十名。漂浮物大都清理干净了，路线也设好了，能见度约45厘米。有问题吗？”

小潮期也只是涨潮和退潮时间最短，因此潮流最弱。但即使是小潮期，能见度也只有45厘米。

“没有问题！”

“首次潜水，不要勉强，进入后稍有不适，要马上返回！”

“明白了！”

柳潜水员先坐在椅子上，在他前面摆着与潜水员通信用的水中电话。负责通信的人随时通过它接收和发送指令。它是潜水员了解驳船情况的唯一装置，也是驳船掌握水下潜水员状况的唯一装置。为了今天首次行动的我，柳潜水员主动担当起“通信”一职。

我故意用轻松的语调对着话筒说：“请多骂我几句吧！”

柳潜水员转过头，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

“罗梗水，你这兔崽子！你爹是暴发户吗？知道我骂人有多贵吗？一句少说也要十八万，你给得起吗？”

“谢了，大哥！”

听到柳潜水员骂了我一句“兔崽子”，我这才觉得准备工作彻底完成，还小心翼翼地叫了他一声“大哥”。也不知道请愿书上可不可以写骂人的话，但为了表达出现场的真实感，我尽可能把必要的部分写下来。深海潜水随时都会遇到紧急状况，如果不及时准确做出应对，会有生命危险。

以我的经验来说，驳船上总管负责潜水的人讲话都很粗鲁，骂人就像吃泡菜一样，简直是家常便饭。这绝非是憎恶对方，而是为了能在出现紧急状况时迅速应对。没有潜水员会因为被骂了几句就脸色难看，因为大家都知道，注重形式搞不好会丢了性命。

我仰头看了看天空，最多也不过一秒钟，深海潜水所需的重要单词和数字就像满天的云朵，固定在灰蒙蒙的天上。我向站在身边的朴潜水员竖起大拇指，他也学我做出同样的动作。我站直身体，跳了下去，这是民间潜水员罗梗水在孟骨水道首次潜水的瞬间。

我抓着下潜绳索一口气下到船的右舷处，绑在肩膀和腰间的铅块加快了下潜速度。入水后，我仰望了一下上方，看着遍布在四周的光亮渐渐变暗、最后消失，自己仿佛被吸进黑洞一般，与照在整个地球上的阳光愈来愈远。

那不单纯只是黑暗，潜水结束后，那种感觉也会持续重现好长一段时间，感觉自己是被驱逐到没有阳光的世界里，独自忍受着孤独。最后，就连依稀可见的光晕也消失了，仿佛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照耀在春天大海上、泛起光亮的阳光。

朴政斗潜水员几乎和我同一时间潜到海底，他轻轻拍了下我的右肩。

我向驳船发出第一次通信：“抵达第四层右舷紧急待命甲板。”

柳昌大潜水员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

“抵达第四层右舷紧急待命甲板。没有异常吧？”

“没有异常，准备进入船内。”

“进入吧！”

我抓住下潜绳索，仰视上方，以逆时针方向转了个圈。潜入右舷时，因潮流的关系，身体自然而然以顺时针方向转了两个圈，正因如此，生命线和下潜绳索缠在一起了，如果不把它们分开就直接行动，绳索继续拧在一起会造成严重的危险。朴政斗潜水员也抓住自己的下潜绳索，和我一样转起了圈。

确认缠在一起的生命线被解开后，面罩里又渗进了海水。戴着全面罩潜水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沉着地大口吸气，然后用力吐出去，借助压力把海水排到面罩外，这叫“面镜排水”。

我与朴潜水员相对而立，我的头灯照着他的脸，他的头灯照着我的脸。他握住左拳放在自己的左胸上，我也把左拳放在自己左胸上。朴政斗没有忘记，那是七年前在东海我们初次见面，一起潜水后的晚餐上，他问我深海潜水的魅力是什么，水肺潜水只选择景致优美的海底，但商业潜水员可没有欣赏美景的机会。

我举起左拳放在左胸上回答他：“这里，能听见心脏说话的声音。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整个身体在听。”

我倚靠着紧急待命甲板，原本应该踩在脚下的甲板像墙一样竖立着，欣赏风景的客舱窗户却踩在了脚下。我伸开手臂摸索着，摸到通往第五层甲板的楼梯，沿着楼梯一直下去就能抵达第五层。我要进入船内的入口在靠近船头的楼梯位置。我倚靠着甲板，脚下经过了八个客舱的小窗户。4月16日早晨，这些客舱里的孩子有几个逃出来了呢？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感情不断翻涌，每移动一步都感到无法呼吸。

经过了所有的客舱，又有一面墙挡在我面前，紧急待命甲板已到尽头。我用手摸着它的宽幅与长度，按照图纸显示，这应该不是墙，而是进入船内的门。咯吱伴随着尖锐的金属声，门被我打开了。纵向只有一米，横向却超过两米五的长方形黑洞出现在我面前。

朴潜水员抓着生命线退了下去。我在黑暗里用大腿根部、腹部和胸部感受着海流的动向。小潮期，涨潮和退潮的潮差小，潮流较弱，但不代表潮流会完全停止。偶尔发脾气的孟骨水道小潮期，几乎和其他海域的大潮期不相上下。六千吨的客轮沉在这里，从4月16日开始便阻挡住自然流动的潮流方向，因此根据船的部位不同，潮流强度和方向也不同，太放心绝对是大忌。

潜入被黑暗包围的大海后，现在再进入被黑暗大海包围的船内。在这黑暗中的黑暗里，即便使用头灯，也只会让黑暗更加浓郁。能见度并非45厘米，根本连20厘米都没有，像这样再移动三四步，能见度便会以20、15、10、9、8、7、6、5、4、3、2、1厘米，不断下降，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一股恐惧爬上我的心头，跟了我十年的头灯从未出过问题，根据深海潜水员的经验，大部分会出现的问题，都是生平第一次遇到的问题，极其渺茫的概率，往往能左右一个人的生死。

没有深海潜水经验的人可能会说，多带几盏灯不就可以看清了吗？但孟骨水道沉船内的黑暗可不是一般的黑暗，那是充斥着微粒沙土的黑暗，是光线无法穿透的黑暗，如果不将那些沙土全部清理掉，带再多的照明灯也没有用。

以前我也在这样泥沙遍布的深海底做过焊接，焊接机接触到铁时，溅出的光几乎看不见。法官大人，如果您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呢？像我们这样老练的商业潜水员会根据声音继续焊接，根据声音的大小和强弱来辨认需要焊接的位置。

孟骨水道的作业难度和危险性可比焊接高出一百倍。因为焊接是潜水员自始至终都在定点工作，在孟骨水道搜索则需要潜入狭窄的船舱内不停移动，所以只用“黑暗”两个字是不足以形容的，那是吞噬阳光、彻彻底底的黑暗，黑暗中的黑暗，极具危险性的黑暗。

6

进入船内前，我暂时闭上眼睛，想象了一下头灯照不到的后脑勺、背部、臀部和脚跟，这些被黑暗吞噬掉的部位一处一处清晰地浮现在脑海，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这些部位就能以自己的方式运作，要用整个身体的触感取代能见度极低的视线。如果做不到，在能见度只有20厘米的空间里我是无法坚持下去的。我为自己从头到脚注入了力量，感受到自己一百八十厘米身躯的体积。我可以信任的只有自己的身体。

水流推着我的臀部，借助那股推力我弯下了腰，上半身几乎放倒似的游进船内，双手伸在前面摸索着。记得有人说，深海潜水员的手指上长着眼睛。我曾经在西大门自然史博物馆里看过几乎失明的深海鱼，在没有光亮的深海底想用眼睛辨别根本毫无意义，所以身体的其他部位便取代眼睛的角色。对于第一次进入船内的我来说，手就是眼睛。

我再次碰触到墙壁，说是墙壁，其实就是被打通的隔间。根据在驳船上看到的图纸判断，这个空间是儿童游戏室，儿童游戏室下方是中央楼梯，再下面就是接触到海底的左舷处娱乐室。柳昌大潜水员是不会同意我第一次潜水就下到四十米以上的，我的任务是通过儿童游戏室和女厕，抵达尽头的隔间进行搜索。

有什么东西滑过我的右膝盖，我停下来，视线跟了过去，用手摸了摸碰触到的东西。那是长方形的硬物，还有些重量，摸到下方还有两个小轮子，我弯下腰用头灯照了照，是旅行箱，上面有个圆形的图案，是米老鼠的鼻子！

旅行时，正常来说行李是放在客舱的，但船快速地倾斜下沉，导致乘客的物品全部滑落堆叠在一起。这个旅行箱大概也是因此才跑到儿童游戏室旁边的走廊的。此刻我也不能带着旅行箱返回，因此我像哄小孩一样，用手轻轻拍了拍它。我所碰触到的这个地面是船倾斜前的墙壁，我抓到一块硬邦邦的木板，那是被撂倒的桌子，我把旅行箱放在桌子的四个桌腿里。如果在客舱里找不到失踪者，返回时要把这个旅行箱带上去。

虽然搜寻失踪者是首要任务，但在船内发现的物品在可以携带的情况下也必须带上去。有的是乘客的随身物品，有的是船上的设备，这些东西会成为船沉没原因的证物，要没有遗漏和损坏地将它们带回驳船，还要逐一记录发现的场所和品项。

走廊呈现被放倒的长方形，船以九十度倾斜后，一米二宽的走廊，左右宽幅变成上下的高度，比成人还要高的高度变成长长的宽幅，直立着身体是没有办法在走廊里前行的，所以得一直弯下腰，跪在地上向前移动。再加上倾泻到走廊上的设备和漂浮物，也成为潜水员在黑暗里要躲避的障碍物。以这样的状态前行，如果生命线被折断或绊到，会造成生命危险，我能以这样的状态移动，是因为之前的潜水员进行了清障和布置引导线，确保了一条通路。

虽然如此，还是会有无法移开的障碍物，这时就需要潜水员之间共享信息，了解障碍物的位置、大小和危险的部位。我刚刚顺利通过像三脚架一样尖锐的铁板，它的棱角几乎顶到棚顶，要是从上面通过会有割破潜水服的风险，所以只能从铁板倾斜的空隙匍匐前进通过。

通过铁板后，我刚直起身体，右脚蛙鞋一下子陷了下去，大腿也顺势狠狠地撞到地面。为了缓解疼痛，我只能以右大腿贴地的姿势稍事休息。都是因为顺利通过，一时安心大意才忽略了接下来的危险。我右脚陷入的地方正是女厕，船倾斜后厕所门脱落，变成一个容易陷入的陷阱。

我吃力地再次直起身体，用手撑着地面经过右侧客舱的两扇门。第一间客舱是在19日搜索的，第二间是20日，都找到了失踪者。

空间越来越小，小到大概只能通过两个人的程度。我放低左肩、侧躺着向前移动五寸左右，突然视线变得非常混浊，海水也开始晃动起来，这代表走廊有堆积的障碍物坍塌。几乎贴在地面的右肩像被什么撞到，我如同静止画面般一动不动地喘着气，竖起耳朵，不肯错过任何一处发出的轻微声响。

开辟这条通路的潜水员曾指出，在经过女厕后的分支点处，物品坍塌的危险极高。从船右舷延伸至左舷的走廊，在船九十度倾斜后变成悬崖峭壁。沉没过程中倾泻出来的设备和物品都堆积在此处，堵塞住通往儿童游戏室的走廊。若出现细微的裂缝，物品便会全部掉到左舷处。潜水员们把这里称为“瓶颈”。

虽然这里架起了支架，但还是有木块掉落，甚至有潜水员被掀起的铁板撞到头。有潜水员叮嘱我不要碰触任何东西，小心地以慢动作通过，我也尽量照做，但我这宽肩膀总是很碍事。我小心再小心，像倒带般以刚刚的动作退回到中央楼梯，光是退出来就已经让我呼吸困难。

这时，柳昌大潜水员突然向我传来蜂针一样尖锐的质问。

“你在哪里？”

“刚从‘瓶颈’退回到Y字大堂楼梯。”我喘着粗气回答。

我也曾在驳船上负责过几次通信工作，娴熟的通讯员在与潜水员通话前，光听潜水员的呼吸声就能判断出水下的状况，喘粗气就代表潜水员感到不适，如果潜水员呼吸声平稳，通讯员也会感到安心。一定是因为我刚刚的呼吸声，柳潜水员才会发问。

“漂浮物呢？”

“有个旅行箱滑过我的膝盖。”

“滑过？讲清楚，是不是受伤了？”

“没有受伤。”

“还能继续行动吗？”

“没问题！”

“‘瓶颈’是不是又变小了？如果过不去，把通路整理一下就回来吧！”

船内的通路就算清理出空间，也可能在一天之内恢复原样。

“没问题，可以通过两个人。”

“真的？”

“真的！”

我用手清理了楼梯。如果腹部可以与水面保持平行，垂直顺着楼梯便可以抵达三层。在四层放置好行李的孩子们会从这个楼梯到三层的餐厅和休息室。现在这个楼梯已经全部倒了下来。

我游过大堂，又碰触到一个楼梯，这是通往五层的楼梯。我用手清理了最下面的阶梯，这是将生与死分割的楼梯，这个楼梯给了跑出去的人逃生的机会。有多少人逃出去了呢？我用手清理障碍的这个楼梯，多少人竭尽全力用双脚双手支撑着爬到五层？

某一瞬间，海水便从这个楼梯涌进船内，灌满海水的楼梯，残忍的想象涌入我的心里和脑海。我不该是为搜救而来，我应该是为营救而来啊！应该在船沉没以前，在海水灌进楼梯以前，抓住那些还有呼吸的孩子们的手，把他们救出来。海警和船员没有一个人沿着这个楼梯去营救那些等待救助的孩子们。为时已晚了，在这只有20厘米能见度的深海里，当船已经沉到海底，当所有人都被困在里面，我们这些民间潜水员才抵达这个楼梯。

我再次进入“瓶颈”，不知怎的总觉得线很紧。根据潮流的变化，船内漂浮的物品随时可能绊到生命线。即使已经把线放到最长还是觉得很紧，我停下来拉了一下线，这是我向在船外待命的朴政斗潜水员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因为朴潜水员含着呼吸器，我们无法通话，只能将拉线作为通信手段。如果我拉了一次线而朴潜水员没有放线，就表示再前进很危险了。还好线变松了，他做出了正确的回应。

我跪在地上爬行着再次进入走廊，过了两间客舱后抵达“瓶颈”。一个单词从我嘴里不自觉地冒了出来。

“泥鳅。”

“说什么呢？”柳潜水员迅速追问。

“现在开始不要和我说话，我准备通过‘瓶颈’。”

这次我没有放低左肩，而是直接把两只手伸向前方，确认好能够通过的空间后，双肩同时用力向前滑行，双腿保持一动不动地像箭一般穿了过去。左脚的蛙鞋好像碰到什么，但整个身体已经顺利通过。我慢慢转过身体，再次确认刚刚通过的“瓶颈”，还好没有听到任何坍塌的声音。

小心翼翼通过“瓶颈”后，我又经过三间客舱，抵达要搜索的客舱，这是需要向上伸展手臂才能进入的客舱。船倾斜后，地面变成了墙，墙变成地面或棚顶。左右墙壁的客舱门自然变成上下打通的空间。船在倾斜沉没的过程中，留在客舱的人会倾泻到走廊上。

在这间客舱有一名生还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在船沉没前都穿好救生衣，聚集在走廊等待救援，所以客舱里的人数要搜索后才能确认。我抓住门框，身体向上用力想要进入，但四方形的板子挡住了入口的一半以上。我用手摸了摸那个板子，摸到了被子，船倾斜的过程中，涌进的海水使床铺坍塌，双层床架也被掀了下来，直接挡在门口，受水压影响，有的翻了过去，有的直接被掀下来，船内到处都是床铺和柜子。我想用力搬开那块床铺，但它纹丝不动。我摸到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间，因此判断如果入口处被这样封住了，那客舱里面想必更是阻碍重重。必须此刻做出决定，是要回到驳船报告情况、交手给下一位潜水员，还是继续尽量探索内部情况。

值此当下，我感到腰部有什么东西贴了过来，顺手抓过来借着光亮一看，是个枕头。刚推开那个枕头，正面又扑来一个枕头直接挡在面罩上。清理完两个枕头以后，被子又绊住了我的脚。这些枕头和被褥证明这间客舱是四月十五日晚间有乘客就寝的地方。我想象了一下枕着枕头、盖着被子，因为参加毕业旅行而开心不已的孩子们，十五日晚上，船上的烟火也一定让他们感到无比快乐吧。

7

我决定进入客舱内部。刚进到客舱，便摸到与在入口处的床铺交叉成剪刀形状的双层床。我摸遍上层和下层床铺，没有任何发现，接着又移动到旁边的床铺，伸手摸了摸，但只有卷起来的褥子像水母一样裹住我的手，那张床铺也没有人。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剧烈，难道这间客舱的男学生也都聚集到走廊了？可是昨天在走廊找到、送至彭木港的失踪者里，没有这间客舱的学生啊。当我抓着床铺转过身时，右手突然摸到了黑线团似的东西，它像海草一样摆动着，那是人类的头发。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是我找到的第一名失踪者。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明知道已经没有呼吸的失踪者是不会攻击我的，但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后。突然，我感到面罩里充满羞愧感。我伸出手撩了下失踪者的头发，先是碰到他的耳朵，接着是额头、眼睛、鼻子和嘴巴。

在孟骨水道的沉船里找到失踪者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在我抵达驳船的第一个夜晚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找到失踪者的瞬间，心里想到的只有快点把他带出水面。我哭了。参加毕业旅行的高二学生怎么会死在这里，这真是荒谬到不知该如何用言语形容。我想起曹治璧潜水员劝告过我，不要在水下哭出来。自我从事商业潜水以来，穿着潜水服哭出来还是第一次。眼泪夺眶而出后，只有20厘米的能见度也变得模糊起来。原本只担心头灯会出问题，没想到让能见度几乎变成零的，是我的眼泪。

“没有发现就回来！”

柳昌大潜水员的声音像铁锤一样敲打着我，虽然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但考虑到这是我第一次潜水，所以他才要召我回去。

“找到了！”

“找到了？”

“嗯，刚刚……在床上……线团……”

柳潜水员打断我的语无伦次。

“梗水！喂！臭小子！”

他几近吼叫地喊我的名字。听到他的喊声，眼泪便停止了。

“打起精神来，臭小子！不想死的话就不要哭！没有信心做到，就确认好位置，马上回来！”

“不，我可以做到！”

“你是不是氮气吸多了？晕不晕？意识还清楚吗？”

“还可以。”

“梗水，你的生日？”

“6月20日。”

“长白山高度？”

“2744米。”

“真的可以做到吗？”

“可以！”

我伸手想确认失踪者的状态，摸了摸他的脖子、肩膀、胸部、腹部再到大腿以下。他直立着身子靠在倾斜的床铺一角，左手臂夹在床铺之间的缝隙里。正是这样才固定住了遗体。我准备把右手伸进那个缝隙里，却连拇指都塞不进去。于是我用左手抓住床铺往外拉，然后再伸进右手，这次只伸进了拇指和食指，缝隙只拉开这么一点点，要想搬移床铺，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唉！我叹了一口气，那呼气的声音太大，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还是不行，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如果没有信心，确认好位置就回来”，柳昌大潜水员的话回响在我耳边。我再次伸手摸了摸失踪者的膝盖和腰部，当手碰触到他的左侧胸部时，似乎摸到什么东西。我用头灯贴近一看，依稀看到他的名字。

钟煦，他叫尹钟煦。

从沉船里被带出去的学生中，胸前戴着名牌的只有尹钟煦一个人。他没有穿校服却戴着名牌，不觉得很奇怪吗？后来我听钟煦的父母说，钟煦在最后的某一瞬间怕会遭遇不幸，为了让父母找到自己，所以从书包里取出名牌戴在身上。

我把右手轻轻放在钟煦的脸颊上，对他说：“钟煦啊，我们回去吧！跟我一起回去吧！”

潜入船内的潜水员找到失踪者时，都会这样拜托他们。不管那句话是埋在心里还是从嘴里讲出来，潜水员都深信不疑，想要和找到的失踪者一起穿过黑暗，从狭窄的船内游出去，若没有他们的帮助，绝对无法实现。

8

我再次抓住钟煦的手臂，这次我把双手合并，插进缝隙之间。瞬间钟煦的身体上升，被夹住的左手臂终于出来了，但让我吃惊的是，有一只手抓着钟煦的左手腕也跟着一起跑了出来。上升的钟煦停了下来，倾斜的床铺后面还有失踪者！我沿着缝隙把手臂伸进去，探索床铺后的情况，终于摸到床铺后狭窄的空间里，有三个男学生互相勾着肩膀团抱在一起，加上钟煦，四个孩子紧紧相拥，一起面对最后的时刻。我摸着他们勾着的肩膀和手，眼泪再次流了出来。

“……后面还有三个人，孩子们互相抱着……”

“罗梗水，立刻出来！你现在太激动了，后面的事交给下一组潜水员，你回来！”柳潜水员大声叫喊着我的名字。

“我带一个人上去。”

“臭小子！叫你不要逞强！”

接着柳潜水员开始破口大骂，但我没有时间回应他，当务之急是要把那只手和钟煦的手腕分开。因为抓得太紧，我连他的手指都掰不动。我抓着那只手上下摇动时，后面孩子们的身体撞到床铺，发出叮当的声响。我觉得这样会有危险，于是再次拜托床铺后的三名失踪者。

“孩子啊！你们再等等。我先带钟煦回去，马上就回来接你们，我们不是要一起去见爸爸妈妈吗？”

我再次拉了拉抓住钟煦手腕的那只手，原本仿佛用强力胶粘着的手竟然轻易就分开了。我向那三个孩子道谢。

“多谢，真是谢谢！”

我抱住钟煦的腰，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原本以胸贴胸的方式抱着他，没想到他至少比我高出五厘米。后来得知，钟煦是他们班上个子最高、体重最重的。我紧紧抱着他，但当我的腿一伸一展滑行的时候，钟煦却从怀里滑了出去，我像被磁铁吸引般一屁股坐在地上，钟煦则漂浮了起来。我受到惊吓，不自觉向后退，还以为是另外三个孩子又抓住了钟煦。

我跟钟煦道歉，应该紧紧把他抱在怀里的，可不知不觉出现了缝隙。我再次找到钟煦，移动到平躺在地上的他身边，小声对他说：

“再相信叔叔一次，这次我绝对不会放开你！”

我把钟煦的身体立起来抱住他，换了两三次姿势才找出贴得最紧的拥抱方式。像摔跤选手抓住腰带一样，我用右手抓住钟煦的腰带，左手揪住他的后衣领。然后一同下降，从狭窄的出口移动到走廊。虽然危险，但还是得腾出左手摸索周围，才能估算出空间大小。最后的难关“瓶颈”一点一点逼近了。

从客舱出来时，我就在思考要如何通过“瓶颈”，如果勾肩搭背或搂着他的腰很容易碰到障碍物，需要一个能让我们融为一体的好方法。抵达“瓶颈”的那一刻，我想到一个好方法。

首先，我把抓住钟煦腰带的右手向背部移，腰带被我拉得扭曲，如果是在摔跤场上被这样用力拉恐怕会喘不上气。接着，我把钟煦的两只手臂举过头顶，再用我的左手缠住他的两只手。这样并不是担心他的两只手会乱摆，而是要把僵硬的两只手当作箭头穿过“瓶颈”。我的头自然地贴在钟煦的右腋下，以这样的姿势倾斜在一侧。

没有重来的机会，如果这次绊到障碍物，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我用力抓紧两只手，并对钟煦说：“帅气地露一手吧！”

我不假思索地摆动起双脚向“瓶颈”游过去，非常幸运，我和钟煦都顺利通过了“瓶颈”。

抵达儿童游戏室，我拉了三下绳索，沿着慢慢缩短的绳索从船内出来，但仍一直紧抱着他没有松开。突然有道光亮出现在我眼前，我看到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是在船外入口处紧握绳索等待着我的朴政斗潜水员的双眼。看到他我才放松下来，紧握腰带的手也松开了。能见度从20厘米变成45五厘米。船外待命的两名海警潜水员游到我身边，从左右两侧抓住钟煦的手。

我先向柳潜水员汇报了情况。“已经移交失踪者，确认了左侧胸部的名牌，尹、钟、煦……他叫尹钟煦。”

“尹钟煦，明白了，辛苦了！”

（本文选自后浪文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潜入谎言之海》，略有删减）

[韩] 金琸桓著 胡椒筒译
后浪文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品 2022年8月

本文选自后浪文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潜入谎言之海》，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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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电影《那天，大海》（2018）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