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9日，我穿着雨衣戴着口罩，准备从家里出发返回上海。妈妈忧心忡忡地盯着我的脸，又一次徒劳地询问是否能和公司领导商量一下，推迟回去的时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妈妈解释我的处境——因为疫情的影响，公司业务全面停滞，不仅取消了年终奖，就连1月的工资也迟迟没有发放。我从几个同事那里听到风声，说公司即将进行一波大裁员，每个部门的裁员比例高达50%。

爸爸倒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嘱咐我：“去和你奶奶告个别吧！”

我走进奶奶的房间，她正在睡午觉，瘦小的身躯蜷曲在被褥中，不仔细看几乎察觉不到。我轻轻唤了两声，奶奶没有反应，我便轻手轻脚地走了出来，虽然有点遗憾，但是我更庆幸不用面对奶奶不舍的眼泪。也许是人老了的缘故，奶奶这两年越来越见不得离别，就连我爸去趟外地办事，她都要哭上一鼻子。

公交和客车停运，爸爸只能先骑摩托车载我到县城，再让我和顺风车司机汇合。去县城的路上，四处空荡得令人心慌，一辆鸣笛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我座下的摩托车明显颠簸了一下——早上疫情通报，我们县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4例。

顺风车司机见到我，就和父亲开玩笑：“你家闺女胆子真大，这个时候还敢往外跑。”

“回上海工作，不是乱跑。”父亲不知所措，他盯着司机身上的白色防护服懊恼地说：“早知道应该也搞一套给你穿上。

车行路上，我突然收到同事小影发来的一条消息——她被公司裁员了。

虽然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我没想到公司的动作会这么快。

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公司上班。10点，部门领导曼姐一进办公室，就雷厉风行地通知所有人开会。

在空荡冰冷的会议室里，曼姐的话比空气更冷：“大家也看到了，有几位同事今天没有来。除了家在武汉的老赵，其他人都是接到了公司裁员通知——他们只是第一批，两个月后我们还有一批裁员名单。希望大家这两个月多多努力，向公司证明你们的价值。”

回到办公室，行政部的人已经把那几个被裁的同事的桌子收拾干净了。看着那几张空桌，我心里的寒风呼啸而过。

此后，办公室的气氛急转直下，大家见面很少再打招呼，每个人都像鸵鸟一样埋头在电脑前，一刻不停地敲击着键盘。

我偷偷在招聘网站投递简历，但一个反馈也没有。

2

2月19日，上海的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阴沉着。晚上7点，我正在开会，放在桌上的手机开始“嗡嗡”震个不停。

曼姐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我立马按了关机键。等到会议结束，已经是八点半了，打开手机显示有20个未接电话，全都是爸爸打来的。我心下一慌，颤抖着拨回电话。

电话通了，一阵喧杂的哭声先传过来，爸爸嘶哑着嗓子说：“你奶奶走了，你快回来一趟吧！”

我脑袋懵了，完全没反应过来。爸爸不停地追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见最后一面？”

没等开口回答，我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爸爸说奶奶走得很突然，晚上吃了一大碗稀饭，就早早回到床上休息。临睡前还问了一句：“家美打视频了吗？”

“家美”是奶奶给我起的第一个名字，爸爸嫌俗气，在报户口时去掉了“家”字。后来，这就成了她一个人对我的专属称呼。

爸爸跟奶奶说，我最近工作很忙，所以没空和她打视频通话。1小时后，小叔去给奶奶送暖水袋，唤了几声奶奶没答应，凑上前一看，发现奶奶已经在睡梦中离开了。

挂了电话，我在公司的天台上哭了半个小时，才让自己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我忐忑地给曼姐发了请假信息后，就打开订票软件，准备搭乘明天最早一趟列车回家。

不一会儿，曼姐发来消息，让我去会议室等她。听完我的请假理由，她沉吟了一会儿，抿着嘴说：“照理说你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好拦着你。但现在这个当口，我建议你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

见我不太明白，曼姐干脆把话挑明：“第二次裁员，你跟齐齐两人之间我只打算留一个。我本身是看好你的，但是如果你现在请假回去，按照目前的政策，你回家需要隔离半个月。等你办完家里的事，说不定到时候的疫情政策又会变。万一你被困在家中回不来，那公司的工作谁来做？”

“况且，你现在回去又能做什么呢？你只是孙女，家里的事情有你爸爸那一辈人操持，你回去了反而添乱。”曼姐推了推眼镜，用锐利的目光直视我，“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吧，如果非要回去，我也不会拦着你。”

我知道，这是曼姐给我的最后通牒。晚上我给爸爸打电话，讲完前因后果，就把这个选择题抛给了他。

在长久的沉默中，我似乎听见故乡的寒风正簌簌地吹过父亲的头发。最后，他沉着声说：“算了，你别回来了，工作要紧。”

第二天，我顶着红肿的眼睛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曼姐朝我投来了一个赞许的眼神。我假装镇定地工作，其实内心早已翻江倒海，一刻都没有安宁。

中午，表哥给我发来视频通话，说我爸和小叔吵了起来。我问他们为什么吵架，表哥说：“还不是因为葬礼的事！”

我爸打算响应号召，让奶奶的葬礼一切从简，但小叔不同意，说奶奶早就留下话，她的葬礼要办得风风光光的。一大早上，小叔非闹腾着搭戏台，结果还没搭几下，村委会就来人说疫情期间不准搞聚集性活动，只允许少量的亲戚朋友来吊唁，而且还要分批来。小叔当场就跟人家吵起来了，村委会的人差点报警抓他。

的确，奶奶生前多次向我们这些后辈憧憬过自己的葬礼——要请八人以上的吹乐队，要找戏班子搭台唱戏，要所有儿孙一个不少地在灵堂披麻戴孝，要让全村人都看看她死得多么风光。

奶奶一辈子劳苦，她早年丧夫，一人拉扯大了四个子女，在村里受尽了轻视和嘲讽。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全村人面前风光一回，而葬礼是她认为最光明正大的机会。

我能理解小叔，他是奶奶最小的孩子，从小得到的疼爱最多，和奶奶的感情也最好。奶奶一辈子的愿望，他肯定拼命想达成。

这时候，表哥把手机镜头悄悄对准了灵堂：墙上悬挂着白幔和花圈，厅中央摆着一张板床，奶奶就躺在上面；爸爸和小叔披着孝服，分站在板床两侧，冲着对方指手画脚，嘴里嚷嚷不停。

小叔扯着嗓子喊：“谁家办丧事就两天？还不让请乐队？妈辛苦一辈子，你就忍心让她冷冷清清地走？！”

爸爸耐着性子解释：“今年不是特殊嘛，孩子们都回不来，多两天少两天又有多大区别。”

小叔的火气更大了：“他们凭什么不回来？一个个都是白眼狼的东西，都忘了他们奶奶是怎么疼他们的！”

大伯母在一旁插嘴道：“你这可骂不到我们家，你大哥在国外，东东才7个月，这么小的孩子，哪能来回折腾？”

我的大伯远在国外务工，加上疫情，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大伯的儿子叫军军，是家里的长孙，年前，他带着7个月的儿子回来过年，结果见疫情越发严重，一家人在大年初二就匆忙赶回了南京。

在我老家的丧礼习俗中，出殡一定要由长子摔丧盆、捧骨灰盒。如果长子不在，就要由长孙来替代。小叔问大伯母：“军军也回不来吗？长孙不回来，葬礼上的丧盆谁摔，骨灰盒谁捧？”

“又不只有我家军军没回来，老二家的两个不是也没回来？”大伯母话锋一转，矛头直指我爸。

“你别拿话戳人！”我爸气愤地反击她：“我家小五被困在湖北，过年都回不来，你叫他现在怎么回？”

“那小美呢？上海又没有封城，她怎么不回来？”大伯母毫不示弱。

这下，爸爸语塞了。他是个好面子的人，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不回来是为了保住工作。

大伯母嗤笑道：“说不出来了？在那丫头心里，那点工资可比她亲奶奶重要多了！”

手机镜头晃了几下，那边的争吵声越来越模糊，想来是表哥怕我尴尬，就带着手机离开了灵堂。之后，表哥又对我尴笑：“你别往心里去，他们就是话赶话，赶上了。”

我苦涩地说没事：“他们说的没错，奶奶把我从小带大，我应该回去的。”

3

白天心神不宁地上班，下了班，我就早早回到住处，迫不及待地给军军哥发出视频通话的邀请。

接通后，只见胡子拉碴的军军哥穿着睡衣出现在镜头里，怀中还抱着儿子。寒暄过后，我正色问：“奶奶的葬礼你真不打算回去吗？”

军军哥叹着气说，他家所在的小区出现了确诊病例，已经全部封闭管理，他们现在连家门都出不去。我震惊不已，问他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说实话，军军哥苦笑道：“说了也只是让你们瞎担心，这个时候，各自顾好自己就行了。”说完，他又嘱咐我别跟家里人说：“尤其是你大伯母。”

“可你不怕家里人和亲戚们说你不孝吗？”

“骂就骂吧，比起已经走的人，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军军哥捏了捏儿子的脸颊，惹得他“咯咯”笑。

奶奶的葬礼办得很迅速，从火化到出殡只用了两天。没有请戏班子，没有乐队，甚至连守灵的孙子都没有一个。

小叔气得一口饭都没吃，还把劝他的小婶骂了一顿，怪她生不出儿子——小叔的女儿怀孕了，也没能参加葬礼，其他孙辈又因各种原因回不去，所以出殡的队伍里只有我表哥一个外孙。

发丧那天，我爸代替长子长孙摔灵盆，不知是天气太冷还是手打滑，那个瓦盆掉在地上竟然没碎。在场的人脸色一下子都变了，远远围观的人也开始窃窃私语。按照乡村迷信的说法，灵盆没摔碎是非常不吉利的，意味着家宅不平安。

奶奶下葬前，小叔在墓地里闹了很久，他抱着骨灰盒死活不让入土。姑姑去拉，被他一脚踢翻，气得姑父差点动手。事情传开，奶奶的葬礼不仅没有让她最后风光一次，反而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

然而，事情还没完。

葬礼结束的第二天，姑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奶奶生前攒下的价值好几万的金首饰全都不见了。她立刻断定是大伯母偷拿了——她和大伯母向来不对盘，因为鸡零狗碎的事，没少吵架。

姑姑当天就上门理论，吵着吵着，姑嫂两人新仇旧怨一起算，扯着头发打了起来，最后脸上都挂了彩。

大伯母越想越气，又叫来娘家的侄子为自己撑腰。那个侄子是个混混，上门来把护着姑姑的表哥痛打一顿。表哥满脸是血，牙齿被打掉一颗，医生在他的头上缝了十几针。而大伯母的侄子也被警方拘留了，赔了医药费才放出来。

10年前，我们村拆迁，重新划分宅基地，为了让远嫁的姑姑能与家人团聚，爸爸他们三兄弟便把奶奶的宅基地送给了姑姑，并凑钱给她盖了新房。自此，姐弟四人比邻而居，逢年过节都聚在一张桌子上吃团圆饭。

2020年春节，军军哥带着儿子回来，大家族四代同堂一起相聚。这顿年夜饭，奶奶的精神出奇的好，她坐在椅子上看吃喝嬉闹的儿孙，嘴角瘪着笑，好像怎么也看不够。

“现在四家人就跟仇人一样，偏偏还挨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妈妈说。

想到家里的现状，又想到奶奶，我忍不住吸溜了几下鼻子。也许是动静太响，工位对面的齐齐斜睨了我好几眼。我不敢深究那眼神里有几分厌恶与不耐，毕竟在不久前，她还是我最好的闺蜜。

以前，我和小影、齐齐因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下班也经常腻在一起，被部门里的其他人称为“铁三角”。小影第一批被裁，“铁三角”就只剩我和齐齐两个，自从曼姐宣布了还会有第二批裁员，齐齐就突然对我冷淡了。而我因为曼姐说的“更看好我”的那番话，也心虚地不敢打破僵局。

我以为曼姐留下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3月31日，公司人事突然通知我去会议室面谈。我浑浑噩噩地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套话，直到在主动离职协议书上签完字，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我被裁员了。没等我向曼姐问个明白，微信就显示我被移出了工作群，更可悲的是，我还被曼姐从微信上删除了。

我一夜未眠，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回家。

4

因为临近清明节，列车车厢里有不少旅客，不同于过去的熙熙攘攘，车厢里异常安静，一声不经意的咳嗽就能让所有人的身子缩紧一圈。

繁华的上海渐渐被列车抛在后面，小影发来消息说，我是被齐齐“暗算”的：“对不起，我真不知道她会套我的话，还把我和你的聊天记录发给曼姐。”

原来，不久前，齐齐找小影聊天，诉说自己对于公司裁员政策的不满。小影顺嘴说：“其实小美也特别看不惯这一套。”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她还把我们的聊天记录发了过去。

我当即翻出齐齐的微信，在输入框里打下一大串诅咒谩骂的话，就在手指即将按下发送的那一刻，突然泄了气。

我已经丢了工作，何必再丢失最后的体面呢？

回到家已是晚饭时间，妈妈早早备了一大桌子的饭菜。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被裁员了，只说趁着假期回来给奶奶扫墓。往常只要我回家，大伯、小叔和姑姑三家人，不管多晚，都会齐聚我家等我。而这次，却没有一个人露面。

席间，妈妈说小叔不久前把腿摔骨折了，现在在家养伤。我提出吃完饭去看望一下，没想到妈妈立马制止：“你可别去，你小叔现在把所有的坏事都归在你爸头上，说你爸灵盆没摔碎，才害得家宅不宁。”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迷信，我哭笑不得。

第二天在门口碰见小叔，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拄着拐杖把自家铁门关得哐当响。大伯倒是打来视频电话，说国外疫情越发严重，他一早就想回来，但买不到机票。

此前，我们怕大伯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伤心，一直瞒着他奶奶已经过世的消息。大伯嘟囔着：“不回去也好，免得给国家添乱。就是挺惦记你奶奶的，上次还是除夕视频通话的时候看了几眼。最近你们一个个不知道怎么搞的，都不爱接我的视频。”

清明节的早上，爸爸带着我和从湖北回来的弟弟前往奶奶的墓地。

墓园在一片杨树林中，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奶奶的墓在最里侧，紧挨着爷爷。长眠在他们前后左右的，有太爷爷、太奶奶等一大家子人。

奶奶的墓碑前有新添的花圈，爸爸说，上周军军哥带着一家人从南京回来的，肯定是他放上去的。说完，爸爸找来火盆，一边烧纸钱一边念念有词：“妈，小美和小五来看你了。你别怪他们，孩子们都是不得已才没能回来送你。你一定要保佑他们平平安安的。”

想来，小叔说的“家宅不宁”的那些话，爸爸不仅听进了耳朵里，更放在了心上。他越想越难过，五十多岁的男人竟在墓前哭得像个委屈的孩子：“妈呀，你怎么就不能等一等呀？等疫情再缓缓，儿子会给你找乐队，会给你请戏班，会把所有孙子都带到你跟前，会把葬礼办得比所有人家都气派……”

哭声引得周围扫墓的人纷纷侧目，我和弟弟赶忙上前搀扶起爸爸，他抹了把眼泪，似乎觉得有点丢脸，就独自去了远处的树林。

我跪在奶奶的墓前，看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视线也开始模糊。

照片上的奶奶神采奕奕，嘴角向上翘着，眼中满是慈爱。这张照片是我陪奶奶去照相馆照的，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年，刚拿到工资，说要送奶奶礼物，她说想拍照片，于是我们就去了县城的照相馆。

照完一组照片后，奶奶从中挑选出一张，让照相馆的师傅调成黑白色，说以后要挂在葬礼上当遗像。之后她又嘱咐我：“你到时候记得买一个大一点的相框，把照片放大后装进去。”

祭拜结束，我们从墓地回家，路上碰到了表哥和姑姑。表哥头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但是留疤肯定免不了。

见到我，姑姑提起往事，依旧气不打一处来：“真不知道那女人心怎么这么狠，他可是你大伯唯一的亲外甥，就算看在你大伯的面上，也不能让她侄子下这么重的手吧？”

我劝道：“她估计也没想到她那个侄子那么浑，都是一家人，她不至于那么绝情。”

“谁跟她是一家人？你奶奶都走了，大家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去吧，可别再说什么一家人了。”姑姑不客气地说。

5

家里的气氛实在叫人难受，清明假期一结束，我就收拾行李回到上海。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打足了精神找工作，很快入职新公司，工资比之前还涨了一些。

新工作加班很多，我和爸妈通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以前每次聊天，爸妈会把一大家子每个人都唠叨一遍，不管是操心还是闲心，起码每个人都是他们关心的对象。但现在，就像姑姑说的“大家各自关门过日子”，再说起来就万般不是滋味了。

8月的一个周末，表哥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钱可以借他。当他得知我大部分存款都买了理财产品，银行卡中只有几千块时，急得都快哭了。

原来，表哥买的新房还有3天就要交首付款了，可家里所有的存款加起来还缺8万。他已经把周围能借钱的人都借了一圈，但疫情之下，大家手头都紧，没什么余钱。按照之前签订的买房合同，如果买家不能按期付清首付，之前交的10万元定金都拿不回来。

电话那头，表哥抱怨姑姑太心急：“我就说不能在今年买房吧，你非要那么着急。”

“你不买房怎么结婚？你自己也不看看多大了？”姑姑说。

表哥都31岁了，年前好不容易谈成一个对象，女方表示必须买房才能结婚。

白白损失10万块，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晚上，妈妈打来电话，说姑姑为这事急得头发都白了好多。我爸除了跟着发愁，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疫情，他已经在家赋闲大半年，所有资金都堆在仓库的货品上了。

我以为表哥的10万块钱注定要打水漂了，没想到过了3天，妈妈告诉我，钱凑上了，“你肯定想不到，是你大伯母借的”。

妈妈说，就在姑姑一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大伯母挎着一个包进了他们家。她什么话都没说，只从包里掏出几沓人民币摆在桌上，指着钱，面无表情地说：“这是老太太金首饰卖的钱，一共6万。”

说完，大伯母径直朝门外走去，半路又突然转回身，不服气地说：“你们别觉得是我偷了老太太的金首饰，这本来就是我应得的。你们平时都在外面忙自己的事，老太太的吃喝拉撒，哪一样不是我在照顾？她一生病，就算半夜三更我都得跑去找大夫。过去的一年，你们每个人多少都赚了钱，可我呢？我一个人在家照顾老太太，什么都没落着，拿点金首饰难道不应该吗？”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大伯母一直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她早年嫁进来做长媳，不仅要帮守寡的婆婆料理家务、干庄稼活儿，还得操心两个小叔子的婚事。那时候，她整个人还柔柔弱弱的，手被菜刀切破皮都要哭上半天。

照理说，大伯母的付出大家有目共睹，她在大家庭里也算得上劳苦功高，奈何日子久了，她的性子越来越泼辣。现在卖猪肉的商贩要是不小心找了她一张假钱，她都要提着扫帚去找人拼命，而且不管什么话到了她嘴里，都能平白添出一丝难堪，让人很难接近。

送钱的那天晚上，大伯母一反常态，像是突然找到了宣泄口，把心中积攒的委屈全都倒了出来。妈妈说，这么多年她都没听大伯母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

“一个女人，丈夫常年在国外打工，孩子那么小，婆婆又是寡妇，还有两个小叔子，不厉害怎么在村里活下去？”同样是媳妇，妈妈很能理解大伯母的难处。

让我更意外的是，表哥买房缺的另外2万块钱，是小叔补上的。

自从小叔的腿摔伤后，他就干不了工地上的重活，只能四处找点栽花、打扫卫生的零活干。2万块钱对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因为这件事，爸爸对小叔所有的不满都释怀了，一天他居然在电话里和我说，想和小叔合伙卖仓库的存货：“货和车子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帮着我卖就行，不用他出一分钱。”

我故意逗他：“就你那堆货，都在仓库里放了大半年了，你确定能卖出去？别把小叔坑了。”

爸爸着急地辩解：“我是他亲哥，就算把我自己坑了，也不会坑他。”

我以为爸爸就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一段时间后，他和小叔真的开着三轮车四处卖货，生意居然还不错。爸爸在电话中嘿嘿地笑：“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

我问妈妈，他们是怎么和好的，妈妈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一个普通的傍晚，爸爸坐在门口乘凉吃西瓜，小叔扛着铁锹从外面回来，爸爸朝他递出一片瓜，问：“吃吗？”

小叔看了他一眼，放下铁锹接过瓜，蹲在地上啃了起来。等他吃完，爸爸又问：“还要吗？”

小叔点点头，接过第二片瓜啃到一半，他突然说：“哥，妈以前买的西瓜都可甜了，你记得吗？”

那个傍晚，兄弟俩一个坐着，一个蹲着，就着远处的云彩，吃完了一盆西瓜。

妈妈感慨道：“到底是一家人，再打再闹也不会真的分开。”

6

生活逐渐平复，我在新公司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之前的老同事里，我只和小影、老赵还有联系。小影在家待业半年，也在9月初找到了新工作，而老赵在4月份武汉解封后，重回上海工作，没几个月就突然向公司提出了离职申请。他在武汉找了一份设计的工作，月薪不到原来的1/4，但每天都可以回家陪爸妈吃饭。

我问老赵是不是工作得不开心，他笑着说，工作不开心是一定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武汉封城的那几个月，他彻底想明白了：“与工作比起来，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老赵说，他一个表姨感染了新冠，在医院住了十几天，还是去世了，遗体被救护车直接拉到火葬场，家里人一个都没见着。

“我以前总觉得死亡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经过这场疫情才发现，死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你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

闲聊中，老赵还向我透露了齐齐和曼姐的消息。

他说我走后，齐齐和曼姐一开始相处得还算融洽，但有一天，曼姐无意间看见齐齐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瓶叶酸，才知道她在备孕，于是对齐齐的不满与日俱增。

“她最近提起你好几次，说后悔让你走，留了齐齐。”老赵提醒我，“我猜她最近可能会联系你。”

几天后，我发现曼姐不仅把我加回了微信好友，还给我的朋友圈点赞。如此几次后，她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给我发消息：“最近还好吗？有找到新工作吗？”

我有些反感，故意炫耀说，早找到了，还是一家上市公司。曼姐说那挺好的，又讲：“当初你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可惜。齐齐说你背后拉小团队，四处诋毁公司，我其实是不相信的。”

我不想再跟她虚与委蛇下去了，直接问有什么事。曼姐说：“我就是想问你愿不愿意回来，薪资方面我可以尽力帮你争取。”

“谢谢，我在现在的公司干得挺开心的。”回复完我又加了一句：“想生孩子不是女人的错。如果让我在家人和工作中再选一次，我一定会选家人。”

说完，我彻底拉黑了她。

2020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赶在了同一天，我提前一周就打电话回家，询问今年的节准备怎么过。

奶奶在世时，一大家子人自然是在一起过节，可如今奶奶走了，中间又发生了那么多波折，我不确定大家还愿不愿意坐到同一张桌子上。

爸爸询问了所有人，很快回复：“今年还在一起吃团圆饭。”

中秋节的前一天，大伯赶回来了，他没有详说这一路的经历，但国外疫情严重，想必他吃了不少苦头。这次回来，大伯就不打算再走了，他舒展着身子，自顾自地感叹：“只有在家里才能安心。”

中秋节一早，全家人陪着大伯去祭拜奶奶。所有在葬礼上缺席的人都来了，一个不落。

我们分成两排，肃立在奶奶的墓前，大伯跪在最前面，撕心裂肺地叫“妈”，一声又一声。

晚上的团圆饭，大人们说着家长里短，我们围着表哥和表嫂打趣。军军哥已满周岁的儿子捧着一块月饼，好奇地往小嘴里塞，引得所有人哈哈大笑。

我抬头，看向堂屋墙的正中央，那里高高地挂着奶奶的遗像。

那张照片是我特地去照相馆新洗的，选的是她最喜欢的那张，相框挑的也是最大、最贵的。这样，奶奶就能看清每个家人开心的面庞，就像从未离开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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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家族之苦》剧照

2020年中，离开出版行业的我考入了某省直事业单位。

这个消息一传出，我身边立刻热闹起来，好多人来打听我的个人情况，甚至在笔试成绩刚出来的时候，有朋友得知我考了第一后，就立刻表示要给我介绍对象，大有“榜下捉婿”之感。

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有人给我做媒，相亲对象中不乏在体制内工作的女生。只是，她们多少都表示出对我这个编辑工作的嫌弃，似乎我有“高攀”之嫌。我十分纳闷，不知她们这种优越感来自何处，所以后来相亲，只要听说对方是体制内的女生，就干脆拒绝，以免让自己难堪。

那时，我就常听人说：“考上编制后，就可以很快脱单，因为会有很多人介绍相亲，而且条件还都不错。”我一直觉得这话很荒诞，愈发对这种功利性的相亲感到厌恶。

就这样，我“挑剔”的名声传了出去，曾有个媒人讽刺我：“别人不挑你就不错了，你有什么资格挑剔别人？”再后来，出版社就没人给我说媒拉纤了。

直到考进这个事业单位，给我说媒的人才又多了起来，虽然讨厌相亲，但无奈自己已经一只脚踏入了三张的门槛，眼见身边的朋友同学一个个结婚生子，我单身过得再爽，也难免有些焦虑，加上家人的催促，便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我的朋友说：“好好接受现实，相亲是跑不掉的，尤其是在体制内，这不是你个人意愿所能决定的。”这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但也知道，这确实是一条“脱单”的捷径。

没想到“金榜题名”后，第一个给我介绍对象的，居然是从前与我合作的一个作者。他是个退休的局长，对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听说我考上了编制，就非要给我介绍对象不可。

老局长过于热情，我也抱着好奇的态度应了下来，心想：我也是体制内的人了，不会再被“鄙视”了吧？

谁知世事难料，这次相亲让我很受打击，以至于对这种体制内的相亲产生了心理阴影。

局长给我介绍的女生叫小曹，比我小1岁，算起来是我半个老乡，在这个二线城市做公务员。

按照常规程序，我们先加了微信，从聊天中我感觉小曹礼貌中带着冷淡，等到再无话可聊时，我们便约在一个周末见面。第一次见面，我对小曹的印象还不错，她由内散发出一股端庄娴淑的气质，因为是干练的职业女性，又让人觉得有些不可亲近。

我把自己的基本情况讲完，小曹问：“你是属于什么编制？”

我预想了各种话题，就没想到这个，也不知是何意，就如实说是事业编，表情还有些许得意。

“哦，事业编。”小曹礼貌的笑容开始逐渐褪去，接下来问我的工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正式入职，就随便报了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小曹开始有些不耐烦，又问我有没有房，我察觉到她的变化，心中有了戒备，便隐瞒了自己有房的实情。

几个问题问下来，我失去了聊下去的劲头，识趣地结束了这场会面。第二天，我还想继续客套一下，没想到小曹居然拉黑了我的微信。

之前我经历了几次相亲，虽然没有成功，但彼此起码的尊重是有的，至少会留着微信，不让人难堪。小曹的做法让我十分不满，朋友知道了，就安慰我：“没办法，体制内的都是这样，大家非常现实，出来相亲的，你条件不好，感情怎么有发展的机会？”

“那我条件差在哪儿？好歹我也算混上编制了啊？”

“以后你进了体制就明白了，体制内也是有鄙视链的，公务员高于参公（参照公务员管理，属于事业编，但享受公务员待遇），参公大于事业编。体制内的女生心气也高，找对象肯定要强于自己啦！”

2

10月入职上班，我才算正式踏入了体制内。这次入职的新人一共有4个，都是男生，很快，我们就成了全单位关注的“焦点”。

刚开始，我的工作就是干一些杂事，跑跑腿，很容易碰到各级领导。通常，领导们会关心几句工作，但很快都会进入到我的个人生活上，比如：家是哪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有无房子，是不是单身……

我也没有多想，都如实作答，然后就发现领导的眼睛里冒光，他满意地向我打包票：“很好，以后有好的我会帮你留意。”

话题转换过快，我很错愕，一时有些接受不来。事后，一个跟我关系不错的前辈崔哥对我说：“你死定了，你已经上了‘名单’了，等着被相亲吧。”

我觉得领导只是嘴上客气，说不定明天就忘了，谁知不出一个星期，相亲就真被安排上了。

那天下班前，领导让我去他办公室，东扯西扯，说工作之外也不要忘记生活。我以为领导是怕我工作不上心，就保证会好好干。见我不开窍，领导干脆直接切入正题：“我有个侄女叫小宁，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比你小4岁，本地人，有兴趣的话，认识一下？”

经历了上次相亲失败的打击，我心中抗拒，但领导的面子又不好驳回，只好答应先加上微信聊聊。

按照崔哥的分析，这个小宁条件好，不会真的看上我。于是，我也降低了自己的预期。或许人没了压力，就能放飞自我，我跟小宁在微信上竟聊得十分投机。

小宁说，她在一个公园工作，工作不累，收入尚可。她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都是公务员，而且她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拆二代”。

从简单的交流中，我感觉小宁人还不错，无论我抛出什么话题，她都能热情回应。而且她待人礼貌，只是有时会透露出一种不太成熟的娇气，像个小孩。

接下来就是见面了，可是我约了小宁两次，她都找借口拒绝，好像是在刻意试探什么。如此一来，我便不再主动，以为就这么着了。

没料有一天，小宁突然约我周六见面。

周六，我来到一家星巴克，令我惊讶的是，小宁不是独自赴约，她左右还坐了两个阿姨。小宁向我介绍，一位是她妈妈，另一位是真正的介绍人——我领导的妹妹，也是她妈妈的闺蜜。

我愣在那里不知该如何开口，小宁只是跟我笑了一下，然后就低头玩手机，似乎这一切与她无关。接下来，就是两位阿姨的“连环炮”，她们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工资多少、父母工作、房子买在哪里……

我每回答完一个问题，两位阿姨就旁若无人地现场商讨，议论着好处与坏处。她们叽叽喳喳，而小宁在刷着抖音，呵呵地笑。

我像一件商品被人比较来比较去，在尴尬中度过了半个小时。好在两位阿姨终于达成了一致，小宁妈妈起身嘱咐道：“小伙子，我女儿很乖的，你们好好交流。”

说完，她们走了，留下小宁与我四目相对。经历完审问，我已经失去了聊下去的欲望，于是也学小宁，静坐玩手机，不开口。

最终，还是小宁先开腔：“抱歉，今天唐突了，没办法，都是我妈跟我阿姨逼我的。”

我只能佯装安慰，表示理解。

如此一来，气氛轻松了不少，话题也逐渐打开。小宁开口闭口都是“我爸我妈如何想”，然后就聊自己家的房子如何如何。我有些不耐烦，又不知道该如何聊下去，干脆抛出了一个“死亡话题”：“你家房子那么多，也应该找个一样的，房子多多益善啊！”

估计小宁没料到我会如此直接，她绷住了脸，喝了一口咖啡，好一会儿才摇摇头说：“我周围的那些‘拆二代’，家里是有钱，但是没啥追求，都是靠家里混吃等死。”

我说她可以找做生意的，那种拼搏精神也够强大。但小宁又说那种没有安全感，天天不着家，外面诱惑那么大，而且还不稳定：“经历过疫情，多少人都没熬过去，我爸妈混了一辈子的体制，他们眼里稳定压倒一切，就想让我也找个体制里的，稳定还有安全感。”

我问小宁自己是怎么想的，她说以前也觉得喜欢就行，但是现实很残酷：自从她遵循父母的教诲，考上了编制，端上了铁饭碗，就感觉体制外的人对“我们”有很大的误解，“有人讽刺我们无所事事，拿高薪，白花纳税人的钱，世界观差异蛮大的。而且体制里的男生都还蛮有上进心的，起码能考进来的，都不简单”。

小宁的想法倒不新奇，这也是体制内的大部分人、包括我的真实想法。虽然对外抱怨说体制内没啥好，但只有身处其中，才发现不舍得离开。

确实，体制内也有很多条件好的男生，我说有些“官二代”背景够硬，也很上进，谁知小宁的头摇得更狠了，还叹了一口气：“哎，那种我可高攀不上。那种要求可高了，是要资源互换的，我爸妈都是基层普通办事员，除了多两套房子，一点权势都没有，这种家庭背景人家可看不上。”

确实，在体制内，通过婚姻实现“权力繁殖”的现象很常见：局长跟局长结亲，处长跟处长结亲，都是为了彼此更好的发展。当然，这种婚姻最终鸡飞蛋打，反目成仇的例子也不少。这下，我又不知该如何接话了。

我发现自己和小宁的条件差距过大：首先，她那几套房子就完全碾压我，门不当户不对，就算能成，以后也不会舒坦；其次，她有些过于依赖父母了，以后也是够累的。

这次见面后，我不怎么主动了，两人就断了联系。领导再三催促我“进一步联系”，我只好明说两个人不合适。

领导倒不在乎：“哪有什么天生的合适不合适，都是要多接触，你多约约人家。”

我推脱久了，领导就有些不高兴，再也没跟我提过这事。

3

不仅单位领导替我操心婚姻大事，在家人们的眼里，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再不结婚，就是“大不孝”。

我妈很早就把我考上编制的消息“炫耀”了出去，之后她的同事、亲戚就主动靠了过来。不过只要是他们介绍的，我一概拒绝，就怕万一不成又会被指责。

见我阳奉阴违，我妈又加入了老家的一个由父母们组建的相亲群，把我的条件挂了上去，接连收到了七八个“添加好友”的请求。我妈很高兴，推荐了几个相亲对象。我还是拒绝，最后她发了火，我才答应“下一个就见”。

她转怒为喜：“‘下一个’你放心，我绝对帮你找一个你满意的。”

没多久，我妈给我介绍了小张，她小我1岁，研究生毕业后在这个二线城市的某中学做语文老师，收入颇丰，有车无房。

加了微信后，我看了小张的朋友圈，发现她生活恬静，自拍落落大方，给人的感觉很舒服。于是我十分主动，但小张好像兴趣不大，有时根本不回信息，说忙。

我心想，这次大概连面也不用见了。但家里人不同意，因为我妈已经跟她妈聊得火热了。没有办法，我俩在双方母亲的“逼迫”下，十分不情愿地见面了。

小张上来就直奔主题，问了我工资、房子等情况。听了回答，她有点头之意，我也有样学样，脸不红心不跳，放开了胆子问她。

一圈问下来，我俩的条件半斤八两。可是没想到，我最后竟败在了学历上——她是985的硕士，而我只是一个普通高校的硕士。在这一点上，小张否定了我，我似乎还看见她骄傲地撇起了嘴角。

至此，我们也基本明确，不会有下次见面了。

家人规定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放下了戒备，开始一起吐槽相亲这件事。关于体制内的相亲，小张的经验比我多，感受比我还要深刻，用“深受其害”来形容也并不夸张。

她说自己刚考上教师那会儿，是学校里的“一枝花”，很多人围着她介绍相亲对象，还劝她最好找个本地人，“有房有车，一步到位”。

那时候，小张很自信，直言自己是在编教师，硕士，条件一个不差，处于“买方市场”，掌握着主动权，“外地人来到陌生城市，女生看重的就是安全感，现在啥最安全？无非房子车子啦。当时我也以此为标准，但很快发现，这种相亲太打击人的自信，太伤人了”。

我不解哪里伤人，小张继续说：“给我介绍的这些本地人，总有些优越感，觉得自己是大城市的，经济条件又好，就会各种挑剔啊——比如嫌弃我是外地人，嫌弃我有个弟弟，或者嫌弃我学历高，总之就是打击我，把我贬得一无是处。其实他们有啥？不就是有几套房嘛！”

她知道这些人看重的是她的编制，毕竟体制内的女生工作体面，老师又有知识文化，涵养高，娶回家当媳妇有面子，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好。

我又问小张为啥不在体制里找，说不定能遇上那种从外地来的、很优秀的男生。

“那些人吧，也有，优秀是够优秀，但是都很有想法。野心大，都想找个依靠，要求女生的家庭背景够硬，对自己将来的仕途、前途有好处。总之，最后看上我的，我瞧不上；我相中的，人家也不会选我，恶性循环了。”

就这样，小张不断相亲，不知不觉两年过去，踏入了年龄的“拐点”。她揉着太阳穴对我讲：“女生一旦过了27岁，遇到的相亲对象的质量就急转直下，我现在29了，更成了边缘，别人给我介绍的基本都是些歪瓜裂枣，要么个子不高，要么长相不出众，甚至还有离婚带孩子的。”

不仅如此，那些介绍给她的相亲对象，在体制内工作的已经很少了，因为体制内的男生一听小张的年纪，连微信都不加。小张感叹道：“你们体制内的男生太吃香了，选择余地比我们女生大多了。”

我知道，这话不假：相比男生，体制内大龄未婚的女生很常见。首先从考试成绩来看，女生往往强于男生，因此很多单位男女比例失调。再者，能考入体制的女生，学历、能力、条件都很好，而她们大多想找比自己强的，找不到也不愿意将就。

不过对男生而言，进了体制也不是高枕无忧，虽然工作有面子，收入有保证，但房子依然是一道跨不过的门槛。我们单位的王哥，35岁了，模样周正，为人方正，无不良嗜好，名校毕业，是前途光明的业务骨干，但依然未能结婚，只因为他出身农村家庭，平常大部分的收入要供养父母。在我们这个二线城市，房价2万起步，首付就要五六十万，王哥想买房，几乎遥遥无期。

很多人听说王哥的条件都摇头，王哥自己也说：“其实相亲都是现实条件的比拼，体制内更是如此，因为人家都有选择的资本，宁缺毋滥，考虑的也就更多，不仅是个人的发展，也要考虑两个家庭的发展。”

小张讲着讲着，有些委屈又有些气愤：“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现在给我介绍对象就像是施舍我一样，那种感觉太难受了。甚至连我妈也在不断地自我贬值，给我介绍的都是什么样的loser啊——你算是我这几年相亲里，唯一一个条件好的。”

我不知道小张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不过我对她的境遇很同情，就安慰她说，以她的条件完全可以不用相亲，“自己去找呗”。

小张说，到了她这个年纪，想靠自己找对象很难，上班很封闭，下班累得不想动，周末不加班就宅在家里，交际范围越来越小，不太可能靠自己认识新的异性，只能走相亲这条路：“而且，经过社会的毒打，人也变成熟了，以前念书的时候还能有情饮水饱，现在真是物质条件排第一。但是完全不谈感情，我也不能接受。”

不知不觉，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一片唉声叹气中分开了。

4

经历了几场相亲，我迷茫了，也更加恐惧，可这种事不是我想躲就能躲开的。

12月初，距离我和小宁那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我突然接到小宁妈妈打来的电话。我一头雾水，小宁妈妈让我多联系小宁，我心里觉得有些好笑：毕竟小宁自己已经表明态度了，她找我也“没用”啊。

随后，领导又来找我说了好几次同样的话。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盯上了我——跟我一起入职的新人当中，有个男生小吴，家庭条件更好，还是本地人，为什么不给他介绍呢？

后来崔哥告诉我，小吴是本地人，这是优势，也是劣势：“他周围路子广，不需要单位领导的介绍，至于为什么盯上你——你没发现嘛？他们给你介绍的大多是独生女。”

我一想，还真是，连忙向崔哥请教原因。

崔哥跟我一样，当年从学校毕业，也是孤身来到这异乡工作。他22岁进入我们单位，一入职就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然后23岁结婚，24岁生子，29岁又生了二胎。虽然只比我大2岁，但看着像是个40岁的中年男人。

崔哥不紧不慢地说：“首先，你条件不错，有房子，自己有依靠，虽然他们都说不在乎男生有没有房，但也怕男生是因为贪图房子才跟他们女儿在一起的。”

“其次，城市里的独生女大多是从小被宠大的，离不开父母，父母也舍不得放开她。如果找个本地男人结婚，那周末怎么安排呢？更不用说过年了——我跟我老婆结婚那么久，她就跟我回去过了一次春节。”

“你是外地的，在这里无依无靠，他们就想找个你这样的，以后有啥事也好用你。其实啊，跟上门女婿没什么区别，就是一句话，好控制！”

崔哥絮絮叨叨讲了那么多，我感觉自己也要走他的老路了。崔嫂我见过，在图书馆工作，可能因为是独生女、家庭条件优越，据说性格比较任性，婚后对家事也不怎么上心。平常大家说崔哥有福气、当年那么快就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的时候，崔哥都会不耐烦地岔开话题。

不久前，单位的一个老同事退休，请我们吃饭唱歌，崔嫂也来了。那晚KTV里的气氛很活跃，大家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箭头转到崔哥面前，崔嫂问他：“你当初是因为觉得我适合结婚，还是喜欢我才跟我结婚？”

周围的同事都看着，这个问题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包房里火热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

崔哥没有立刻答话，先掏出了一支烟，我看到他拿打火机的手有些颤抖。抽了口烟，崔哥吐出了几个烟圈，才说道：“都老夫老妻了，两个孩子的爹妈了，这些不重要，只要现在过得好就行。”

崔嫂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我隐约看到了她眼角的泪光。

后来，在没有旁人的时候，崔哥跟我说，当年他除了有个编制，其余的啥都没有，放到现在估计也是单身的命。如今他的日子虽然过得很好，但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平淡如水。

“所以，以后找对象，找体制内的没错，很好，但即使是相亲，也要多谈谈感情，生活中爱情也是不可或缺的。”崔哥说。

我听了，脑子很乱，心里也已经对相亲不抱期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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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两只老虎》剧照

1

松阳位于浙西南，多山，交通闭塞，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外人所知，直到近几年的乡村改造与民宿热潮，才将这个小县城推到众人面前。人们称这里为“江南最后的秘境”，“秘境”二字包含了太多浪漫想象，但抵达的路途并不容易。飞机落地温州，再坐1小时高铁抵达丽水，挤上座椅扁塌的小巴车，再昏昏欲睡1小时，松阳县城总算到了。来过你就知道，古村落能在这里保留下来，不是没理由的。

从县城打出租车前往蛤湖村还要30公里，上条辽太郎只发给我一个模糊的定位，让我进村给他电话，他出来接。一路上，司机大叔对我的目的地很是疑惑。

“你来旅游的？”

“来见朋友。”

“网友啊？”他拖长了调子，意味深长。

“不是啦，我朋友一家刚搬到这儿，我来看看。”

“那肯定是很好的朋友咯？不然谁跑这么远过来。”

在松阳，像陈家铺、杨家堂这样的村子名声在外，人们从世界各地而来，专爱往村子里钻，然后以一两千一晚的价格住进网红民宿，司机大叔对这些早就见怪不怪。但蛤湖村平平无奇，既没有奇山秀水、青瓦老屋，也没有网红民宿，唯一值得说道的，就是村里人多姓包——据说是宋朝包青天的后代——政务网站的村子简介还补充道：精忠爱国在蛤湖人的血脉里世代传承。

车子经过穿山隧道和水库大坝，最后停在蛤湖烟酒小卖部前。很快，辽太郎抱着孩子出现了。

在中国，辽太郎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六”。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33岁要略大一些，穿一件软塌塌的灰色卫衣，牛仔裤上满布泥点，就在你以为这是个道地农民时，他头上的彩虹色毛线帽、打结的长发和浓密的胡须，又在提醒你他的嬉皮本质——除了种地，他最爱的就是玩音乐。我想起一个大理朋友的评价：大理只有一个真正的嬉皮，那就是六。

六和小儿子天梦。（真真\摄）

3岁的小儿子天梦兴奋地在他怀里乱扭，脸颊上冻出了高原红；银灰色棉袄，两条裤腿上全是灰。带我穿进背后的泥土路时，六指了指眼前那栋小屋，门前的洼地里种了菜，养了鸭子，门口水泥地坪上还堆放着儿童车，云南牌照的摩托车只剩下一侧的反光镜，屋檐下晾晒了一排五颜六色的儿童衣物，典型的中国农家景象。

六在房前养了鸭子。（真真\摄）

2

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躲不开这样一个发问：你为什么来中国？对于六来说，这个问题会更复杂一些：你为什么会来中国……种地？

多年下来，他总结出一个标准答案：缘分。

六出生于日本千叶县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工作，朝九晚五，日日往复。他小时候热爱足球，和大多数男孩没什么不同，进入叛逆的青春期，他留起了脏辫，流连于东京的电子乐俱乐部，打工时误入讨债公司，依靠演技和骗术拿到了丰厚的报酬。

从18岁开始，他的生活便是一连串的逃离。年轻人的反叛是对上一代生活方式的质疑与挑衅，为一家企业效力终身，这样的未来他从未期待过。他从大学休学，去往澳洲打工旅行，在那里头一次接触到农场生活和森林电音派对，也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碰撞。

回到日本后，他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在国内外四处旅行，以工换食宿，干起了农活，学会了开拖拉机。一次在印度学习瑜伽的旅程中，他接触到“自然农法”。这种种植方法源自日本，1940年代福冈正信提出构想，倡导不耕地、不施肥、不打农药，让农作物按照本来的样子生长，和周围环境实现良性的自然循环。和瑜伽一样，自然农法关乎身体与精神，在六看来，吃自然生长的植物，心也会变得干净。虽然那时他尚未明确未来的方向，但当他和日本的朋友们尝试在乡下边玩音乐边耕种时，他发现依靠土地也可以生存，逃离上一代朝九晚五的生活模式，或许会成为一种可能。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2岁：在一次爬山过程中，他从山顶摔下，断了一条腿，被直升机救回一命。此前一位四国的朋友自杀离世让人惋惜，而这次，他发现死亡原来离人如此之近。

短暂的磨难与停滞有时更能让人看清生活的本质与内心的渴求，病床上，他审视着过往飘忽不定的生活——在日本，人们用“脚不沾地”来形容这种状态。现在从高处跌落，像是命运的暗示，“你该回到土地上”。伤好后，在朋友父母的拜托下，他用40天时间徒步走完四国岛88座寺庙，历经1300多公里，这在日本被称为“遍路”，是一趟朝圣旅程。他发现人生很像“遍路”，“有时困难，有时轻松”。命运就这样埋下伏笔，一条不寻常的路已在他眼前展开。

那时他从未设想过这样的生活——在另一个国度娶妻生子，男耕女织。但在2011年抵达大理后，一连串的巧合造就了命运。是巧合让他在清迈遇见了当时的女友绫子，绫子与他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从未在公司稳定工作过，总是边打工边旅行，切换着目的地；也是巧合让一个小生命降临，让他们迅速进入到父母的角色，顺理成章在大理安了家，一住就是7年。

六在大理的住处，门上贴着三个孩子的名字。（陈雨潇\摄）

大理是藏龙卧虎之处，各路神人归隐于此，不同国籍的大厨、农夫、音乐人、画家汇集，在传统的白族乡土社会中，这群外来新移民以爱好和志趣组建起自己的社区。在这里，只需要去聚会和派对上喝几次酒，就能迅速建立起一个关系网。而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民路，或是人头攒动的柴米多市集，只需几次照面，陌生人也能发展出友谊。

2018年，作家苏娅在与六一家交往数年后，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出了一本以他名字命名的书。一时间，这个在大理种地的日本人被许多媒体报道，人们羡慕他逃离城市后开启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好奇他如何将种地和做音乐调和，让农民与音乐人的身份实现统一。在很多人眼里，六成了大理新生活的代言人。

2019年，六和法国画家John在大理流动杂耍艺术节上演出，手中的乐器是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陈雨潇\摄）

我眼前的六矮小精悍，黝黑的脸上一半都是胡须，一说话便随之抖动。他早已习惯人们的到访，面对陌生人也没有过多拘束，既热情交流，又保持着一些距离。他领我进屋，堂屋里铺着榻榻米，成为了孩子们的游戏房，左侧是还未收拾就绪的工作室，里面堆放着他带回的种子、自酿的味噌、米酒，以及大件的榨油机等工具，右侧是客厅连接着开放式厨房。

“喝茶还是咖啡吗？”客厅里，上条绫子露出腼腆的笑，用生涩的汉语问我。她用宽宽的发带将长发束起，只露出光洁的额头，没化妆，但皮肤洁净，穿一件发旧的灰色抓绒帽衫，朴素而好看。在中国，朋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阿雅”。

尽管是农村的老房子，但客厅里收拾得洁净有序，冰箱上用便利贴写下了孩子们最近的计划，大儿子和空在8公里外的镇上读小学二年级，由六每天开车接送；二儿子结麻在隔壁的幼儿园上课，走几步路就能自行往返；小儿子天梦还能享受半年的放养生活，等进入幼儿园，阿雅就能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踏着木楼梯上到二层，这里是六的音乐工作室、卧室和客房。工作台上摆放着做电子乐所需的笔记本电脑、MIDI控制器，也有传统乐器尺八，云南的民间乐器口弦，墙角显眼处则放着一根长长的迪吉里杜管——初到大理时，六就是在古城博爱路上演奏这种乐器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六自己做的烤箱，可以烤披萨和面包。（受访者供图）

他按下电脑播放键，电子乐的节奏与旋律响起，接着取出迪吉里杜管，低沉浑厚的乐声融入到鼓点中。过去他常常在市集和音乐节演出，在自己编写的电子乐框架上加入传统乐器的即兴演奏，也会搭配佛经的吟诵。“我做的音乐会有我的味道，因为我也种地，不像其他producer。”他笑道。

有时候人们对身份的理解太固化，农民和电子乐制作人之间似乎隔着无法越过的鸿沟。对六而言，澳洲森林派对、印度瑜伽打坐与日本乡下的自然农法，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渐渐发现福冈正信的理念并非只是种地的方法，更像是一种philosophy（哲学），包含着全部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人，我的音乐不是土，是有味道的。种土地的人也会发现原来我们还可以做音乐，这样就没有界限，也能吸引到更多人。”说汉语时，他常伴有停顿、思索和重复，循环使用简单的字句以抵达意义深处。

六和妻子阿雅在准备晚餐。（真真\摄）

3

回到客厅圆桌旁坐下，1月的松阳气温降到零下，比起大理干爽温和的气候，此处的湿冷显然需要花时间去适应。阿雅用日语和丈夫沟通一番，六捧起砍好的柴火，点燃后放入自制的壁炉，屋子渐渐暖和了起来。

我想象着这样一个五口之家，既要携带日常生活物件，又要搬运大型设备，搬家会是怎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当初又是什么样的念头，让他们决意离开生活了7年的大理？

“为什么离开大理呢？”六自言自语思索道，接着给了我一个出其不意的回复，“大的原因是，那边的生活太好了。”

哪有人会因为生活太好而逃离的？我心里暗忖。六向我解释：“因为太稳定，有很多朋友，经济方面也没有问题，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我在干嘛，跟本地人关系也还不错，我跟阿雅考虑，我们一直在大理，也不可能。我种东西，在大理的环境里，已经花了很多年，其实确立了，地也养得很好，再做下去就是做同样的事情。”

这下听明白了，原来是要逃离舒适区，在其他地方重新实验种地这件事。

在六的世界里，困难仿佛是乐趣的同义词。回想着初到大理时，他不会说中文，也没有老婆，独自面对重重阻碍，用时间去克服，看着生活一点点变好，就像游戏打到通关。这种感觉他想再来一次。

2019年，六和两个??在大理收割??。（陈雨潇\摄）

离开大理的首选并不是松阳。最开始，浙江一家企业邀请他们入驻一座小岛，还开出了宽松的条件，让他们既能实践自然农法，又能分享自己的种植经验。一家人就这样带着一卡车家当从西南迁徙到岛上，开始了全然陌生的生活。

然而到了岛上，生活的不便利越发显现。尽管小岛有着自己的生活体系，但缺少基础的配套设施，采买物资和两个孩子上学，都需要经人协助才能坐船前往岛外。过程中，他重新审视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过去他离开日本云游四海意味着自由，在大理与妻儿一同安于田野也是自由，如今岛上的这份工作提供了暂时的安稳，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限制，这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

那一年的岛上生活六不愿多提，2020年他再次打包行李，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小岛。

搬家离开大理那天，朋友们都前来欢送六一家，邻居Chris把六的鸡抱回家养，结麻则躲在了冰箱里。（上下图为陈雨潇\摄）

命运再一次让他们面临选择，彼时身边有不同朋友向他们发出引荐和邀请。在疫情刚刚缓下来那阵子，他们用一个月时间辗转14个地方物色落脚处。

六喜欢浙江，在这里不仅可以依照当地的土壤环境和自然气候，重新试验自己的耕种方法，同时还能极为便利地去往上海、杭州，这些城市有着相当活跃的音乐氛围——初到浙江时，他已经依靠音乐快速融入到一个新的群体中，在义乌和千岛湖的生活市集上都演出过。

因为汉语没那么熟练，阿雅始终倾听着我们说话。生活的不确定性带给男人的是新鲜感，那么对于家里的主妇来说，离开大理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看向阿雅。

她这才慢慢开口。实际上，在大理她也有自己的烦恼，看似安稳的生活，却经常会受到陌生人的打扰。“在大理，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一个礼拜十几个人来敲门”。自从他们的故事被报道后，许多旅行者来到大理都会自行摸索到他家，敲响院门。“顿顿顿，”她右手拱起做出敲门的动作，嘴里模拟出声响，自己也忍不住笑出来，“我还可以，我总是说我听不懂”，然后她转向六，“他聊天半小时，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好的人来，有的时候奇奇怪怪的人来，没有打电话”，她努力表达着意思。不速之客里，有人过来喝茶聊天，还有人过来要个Wi-Fi（无线路由器）一坐就是一下午，而出于礼貌，夫妇俩也不知该如何拒绝。

“我都没办法工作了。”六无奈地笑。在很多人看来，他的“归田园”式生活处处透着清闲，但实际上，日常的每一件事都需亲自操持——水稻小麦要下田耕种，萝卜、茄子、辣椒等蔬菜要留心时令去更换，鸡鸭每天都需喂食，下的鸡蛋要去角角落落捡拾，火麻籽榨油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加工成润肤霜洗面奶，大米加上酒曲发酵能制成米酒，将大米、小麦、火麻籽混合则可以发酵成味噌，麻布搭配植物染料就能扎染出花纹。还有迪吉里杜管，也是他用一棵梨木亲手制成的。

六在制作味噌。（受访者供图）

生活的方方面面，哪一样不需要花费持久的时间与精力去造就？诗和远方多半是骗人的，而汗水和艰辛往往并不轻易示人。

“在大理就是认识的人太多，太累了。”六感叹道。

4

庆幸的是，在松阳暂时没有这个烦恼。过去在大理，他拥有了新的名字与身份，朋友和派对不断；而来到松阳，生活忽然安静下来，一切又回归到家庭和土地。这里供给他足够的新鲜感和自由，既没有大规模的开发改造，也没有外地人或外国人，初来时，认识的人一只手便数得过来。尽管现在，整个镇子的人都知道村里来了一户日本人，但也只是好奇地议论而已。

在松阳，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日本人仍心有芥蒂——半个多世纪以前，日军曾侵占此地长达28天。而大多数村民则对这一家子十分友善，房东老包几乎天天来串门聊天，也常常有人将自家种的菜送到阿雅手中——我们聊天的当口，就有一个阿姨抱着几颗大白萝卜过来了，操着一口无法听懂的本地话，热心地递到阿雅手里。

村民们自发地关照着新来的一家人，他们的到来似乎为这个缺少年轻人的沉寂村庄带来活力，村里甚至还开起了一家民宿，人人都盼望着蛤湖村能因此发生些改变。

六也喜欢和村里人交流。他从村民口中听说了本地的环境和物产。过去，村里人以水稻为生，十几年前开始流行种植香菇，而最近这几年，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多数人去了杭州或上海工作。

初到松阳，六每天忙于装修房子。（受访者供图）

在大理，他已经掌握了生存的诀窍，而在松阳，一切都要重头开始。

重新装修房屋花费了他们好几个月，现在依旧是进行时，从整修瓦片到铺上榻榻米，之后他还打算在户外造一个披萨炉和日式泡池，让生活变得更完整；原本一位企业家打算将一座占地几百亩的荒山交给他打理，合作最终没谈成，他便从村民手里租下2亩荒地先行试验。第一年往往是最难的，要观察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挑选出适合的种子，毕竟光是白萝卜这种蔬菜，就有好几十个品种。

荒地距离此处5分钟车程，我们决定去看看。六发动汽车，连上手机放了一段电子乐。刚到蛤湖村时，他从邻居阿姨手里买下了这辆二手的银灰色面包车，花了8000块，原本4万多的里程数，不到4个月后已经开了5万多公里。

沿村里小路盘旋上山，新修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荒地。远处雾气浓重萦绕在山间，近处是成片的山茶和栗子树，我们沿田埂往深处走，疯长的杂草和灌木攀升到两三米，人迅速淹没其中。

六指着这些杂草告诉我：“没有杂草什么都不能活，有杂草土很肥。”在他眼里，这块荒废了七八年的土地上铺满落叶和树根，土壤很松，虫子和微生物丰富，这一切都意味着土壤肥沃。接着又扭头对阿雅说，这些“kaya（茅草）”可以用来做屋顶。所谓物尽其用。

六在松阳开荒。（受访者供图）

在大理，耕地是现成的，四季气候得宜，大多数作物都能生长。而在松阳则要从荒地开始，将灌木砍断才能开始播种。他还听村民说山上有野兔出没，或许会滋扰农作物生长，只能默默祈祷着兔子能少吃一点。

落脚此地4个多月，经历了炎热的夏秋，湿冷的冬天，他已经根据本地气候盘算好后续的耕种——除了常规的土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外，这里也适合西瓜和地瓜的生长。另外荒山上结有野生的猕猴桃，在大理他从未种过水果，现在也将有新的尝试。

他依旧实践着自然农法。不翻土是为了不破坏土壤里的生态平衡，杂草、虫子、土壤连同农作物是一种共生关系——虫子会吃掉部分菜叶，同时也会吃杂草，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力弱的蔬菜可能会死掉，而生命力强的种子则留了下来。

六珍藏着几十种收集而来的老种子，每一颗身上都藏着自然农法的秘密。在日本农场，杂交种子是主流，它们随现代农业而普及，收成好，效益高，但缺点是下一代种子可能会退化，于是大多数农民不再保留种子。而在自然农法中，农人选用传统品种耕作，收成之后，筛选出长得最好的作物，把种子保存下来。种子和土地相互磨合，在迭代优化中实现了延续和循环，农作物也因此越长越好。

在大理居住时，六和日本朋友摘下植物的种子，收集起来以便来年播种。（陈雨潇\摄）

不施肥则是为了避免另一重问题，化肥会加重土壤中的虫害，于是打农药又成了必然，如此往复便形成死循环。在六的书中，他写道：“我们往往做得太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无穷无尽。在自然农法里，事情很简单：能种或不能种。长不大的就不要种，不能种的就不要吃，因为那是你身体不需要的。”

六并不奢望能在土地上收获满分，也不追求大规模效益，此前在大理种水稻，收成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亩产400来斤。但许多朋友尝过他种出来的蔬菜，虽然个头不大，但滋味更为浓郁香甜。

5

在松阳，每当他装修或是干农活，都会有本地老百姓跑过来围观。有人会指出他这个方法不好，而他从不辩解。他总结出了一套和村民交流的经验，既不主动灌输自然农法的理念，也不必为方法不同而引起争论，他通常会告诉大家自己正在做实验，“如果你告诉他们农药不好，这样就对立了”。在大理时，村民们一开始也会怀疑这样的耕作方法是否能有收获，但后来看到田地的杂草间长出蔬菜，证明不除草不打药也能行得通，他们的想法自然就转变了。

在田间劳作。（受访者供图）

房东老包几乎每天都会来串门两三次。他约莫五六十岁，穿深色夹克，头戴棒球帽，儿子女儿都在外面买了房，如今就他独居在村里，有时候他也想过离开，去上海找点事做，发挥余热。

我们来到室外，空气里飘荡着鸡粪的气味，眼前洼地里是六在去年10月种下的萝卜、小麦和洋葱，稀稀疏疏长在杂草间，叶片已经打蔫儿了。

老包用手指着这块地：“你看都死了，种不活。”

“是不是天气太冷冻死的？”我说。

“那为什么我们的菜能活？”他指指远处菜地里，一茬茬包菜圆滚滚，“像他这样不打农药，不开荒，种地是种不来的，你看就种成这样了。”

接着他又指向田埂边：“这些灰就堆在那，也不用，里面是有钾的。”

他露出颇为可惜的表情。在他看来，日本人这个种地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一个日本人跑来松阳种地，你觉得奇怪吗？”我问老包。

“我也不奇怪，我觉得他们是来过生活的，不是开荒种地的。我问他要不要赚钱，他说对钱不感兴趣。”老包笑了起来，又自顾自地说，“还是太年轻啊，他还是在研究，不内行。等3年以后就知道了，看看他有什么手艺。”

六倒不担心自己的手艺，对他而言，在松阳生活最困难的是孩子们的教育。

前一年大儿子和空在岛上读完了一年级，如今则颇费周折转到大东坝镇的小学，这意味着孩子要重新适应新环境，结交新朋友，作为外国人，交流更不易。“孩子比较可怜。”六直言，但同时他也相信，童年时遇到的困难会成为孩子的养料在他长大后帮助他。他始终认为，相较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更为重要，“学校是跟小朋友交流学中文的地方，而我们身边很多艺术家，很多奇怪的人，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大人和这样的人生，我们可以让他们看更大的世界”。

孩子们在溪涧玩耍。（受访者供图）

每天下午4点，六会开车去小学接和空回家，这时阿雅会准备好一小份点心便当，让孩子在路上能垫垫肚子。和同学们相比，和空显然要幸运得多，村里的孩子父母大多在外务工，他们几乎从小学开始就习惯了住校生活。而在六看来，每天的接送算不上麻烦，能让孩子住在家里和弟弟们玩耍是理所当然，“玩是很重要的事。”

当和空、结麻放学回来，家里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3个男孩在游戏房里光脚比赛跑步，或是玩着从学校里学来的游戏“老狼老狼几点钟”。让阿雅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的汉语读写要比她好太多，哥哥和空有时会捧着中文书讲故事给弟弟们听，二哥结麻则喜欢用乐高拼出心中的英雄，弟弟天梦学会了用哭闹来争夺宠爱，也会在爸爸做音乐时胡乱地扭动乐器，以为自己也是个小小音乐家。每当妈妈和面、擀面准备晚餐时，两个大孩子会凑过来抢着帮忙，生怕自己落在后面。在这个家庭里，父母没有缺席，孩子们得以释放自己的天性，同时又能相互关照。

孩子们的玩具。（真真\摄）

对于孩子们的未来，六和阿雅不作任何设想。留在农村或去大城市上班，只要孩子们愿意，他们大可以去尝试。六对他们仅有的期望不过是“别偷别骗别抢”。

他想起当初和阿雅在一起，岳父提醒阿雅说，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没有稳定，但是很刺激”。而这么多年，岳母始终不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会觉得很酷，也不相信为什么会有媒体来你们家做采访。”六笑道。但看到几个孩子都长得不错，老人也就安心了。

这一家子从未循规蹈矩，有人羡慕他们的勇气，也有人质疑。对于六而言，他从不认为自己拥有什么过人的勇气，也并不认为在城市生活就是错误。“他们觉得我厉害，我也觉得他们厉害。”

无论是妻子孩子，还是当下的生活，在他看来都是缘分。“结婚的时候我钱很少。很多人说，我没准备好，但是你说的‘准备’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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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受访者供图

前言 今年的回家路，大家都走得格外漫长。 春节未尽，「人间」联合漫画家golo绘制了春节特辑《回家的路》。 在这个暖心的小故事里，“我”曾经那么努力想要离开锡银市，去北京发展，摆脱家里的一切，但最终还是需要一年一年地奔赴回家之旅，相亲的压力在还未下火车时便开始了…… 穿过人生的漫长隧道，一切不顺意都会过去的。新的一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