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年末，我的朋友圈里，一堆人在晒贵阳的雪景，依旧是小小的雪粒，但在贵阳的人似乎个个都为之疯狂。

这里湿冷绵长，却很少下雪，夏天倒是极为凉爽，号称“爽爽的贵阳”。这是一座很休闲的城市，关系好的人平常见面，说得最多的就是三连问：“克（去）哪点吃饭？”“克哪点喝酒？”“克哪点唱K？”让人听起来，好像整座城市都带了点湿漉漉的玩世不恭。

我也在贵阳生活了7年，是我青春正好的7年。

1

2010年秋，我拖着一口崭新的行李箱，从家乡的小县城去了280多公里外的省城贵阳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虽然贵阳比不上其他一线大城市，但是相比我从小待到大的县城，她的多彩与华丽，处处荡漾的休闲氛围，林林总总的美食，总让我欢喜和赞叹。

我们学校建在鹿冲关的松林之间，校园中最壮观的建筑便是从宿舍区到教学楼的半壁长楼梯。每天早上，大家睡眼惺忪地走出宿舍楼，爬完等同于一座山的长楼梯时，无不气喘吁吁，浑身酸爽，精气神儿瞬间支棱了起来。

那时候贵阳还没有地铁，我们这帮穷学生出行只能靠公交——骑行在这座山城是不现实的。穷学生最喜欢探索的就是本地的美食，什么“三拖一的麻辣烫（就是素菜1块、荤菜3块）”，锅底免费、蔬菜随吃的老火锅，5块钱一大碗的砂锅粉……至今想起来，我都还会流口水。那些年，我们一帮同学常常穿行在小十字、四川巷、虎门巷、盐务街，总能找到又便宜又美味的吃食。吃饱喝足后，就沿着紫林庵往师大方向逛夜市，与精明的老板们讨价还价，20块买一件T恤，80块买下一条长裙，然后在夜风中笑闹着坐上20路，返回学校。

班里的同学大多都是本省人，外省的就5个。大学4年下来，他们早被魔音灌脑，不但能听得懂贵阳话，甚至还能说上几句。大家都喜欢贵阳的气候，春天温暖，夏天凉爽，秋天高远，即便是冬天的湿冷，我们也“敝帚自珍”。总之，我们很快就习惯了这座城市，无一例外地爱上了她。

毕业时，我们宿舍的4个女生，除了本身就是贵阳人的燕子，我和甜妞都选择留在了贵阳，只有小玲回了老家。

我选择留在贵阳，是因为她的灯红酒绿，比老家那座朴素的小县城更具吸引力。这个决定和我爸妈的要求相悖，他们希望我回县城考公，在他们眼里，“一个女孩能挣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稳定和体面”。

我没有听从爸妈的意见，毅然决然和甜妞以每月800块钱的租金先租下了一套“老破小”。这套房子位于南城的一条巷子里，每天爬完台阶抵达房门前，我们已经气喘如牛。这里虽然偏僻，但不远处就有一个农贸市场，吃的、用的都能买到，比起大商超来要便宜很多。

小巷（作者供图）

住的地方是找到了，但已经拿到法学专业毕业证的我们还没找到工作。我也想过找像公务员、事业编那样稳定的工作，但没有贵阳户口，选择的空间很少。独立生活后，才知道吃喝拉撒都要花钱，为了尽快找到工作解决温饱问题，我不敢挑肥拣瘦，不管是什么公司、什么岗位都愿意一试。

最终，我接到了一家公司的offer，公司位于城北湘雅村，从住处去那里上班几乎要跨越整座城市，路上得花费1个半小时左右。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入职了——每天早上6点起床，来不及吃早餐就跑下台阶，挤上人满为患的69路，大多数时候我都没有座位，拉着扶手摇摇晃晃地补补觉，车窗外似明未明的天光晃在我紧闭的眼上，如同黑暗中的光束，温暖又鲜活。

公司是做广告的，我的职位是“法务助理”，除了要负责审核商务合同，任何打杂的活儿都得干，比如去工商局办事儿、去税务局报税、去跟客户对接项目进程等等。老板总说：“年轻人就要多锻炼、多摸索，才能更快独当一面。”可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公司太小了，当然得一个人干三四个人的活儿，只有极度压榨员工，省下一切该省、不该省的钱，公司才有存活下去的机会。

所以，这样一份工作，必定薪水不多，每个月交完房租、水电，账户里的余额就所剩无几，我根本攒不下钱。

尽管现实不甚如意，但那时的我也并没有好高骛远，只要能在这座城市留下来，躲开父母的桎梏，跟喜欢的朋友天天在一起，有吃有喝，有住有玩，那些压在心底时而闪现的愁绪，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如今回头看，那是我最为开怀的一段岁月。一到周末，我们就呼朋引伴，但凡毕业后留在贵阳没有走的同学都会聚在一起，起初得有十来个人，即便有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七八个人的场面还是能够保持的。

贵阳夜市（作者供图）

当时的陕西路是贵阳最有名的“烧烤一条街”，合群路则是最有名的“酒吧一条街”，这两条街也是我们聚会的根据地。路灯刚刚亮起、楼宇的阴影中尚能窥见一丝暮色遗落的光斑时，我们已经坐在烟熏火燎的陕西路撸串，然后再一路游荡到合群路，找一家音乐好听、装修有特色、老板喜欢送酒的酒吧坐定，在推杯交盏间，消耗掉一个又一个眉眼舒朗的夜晚。并非次次都喝得酩酊大醉，但我确实喜欢那种似醉非醉的眩晕感——就好像人生中的不如意都是幻觉，不管是爱情还是金钱都唾手可得。

我们这帮学法律的外地大学生，为了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起初的工作都略显潦草——我随便在一家小公司打着杂，甜妞在一家DM杂志社当编辑，小余在通讯公司做销售，Wendy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老师，其他人也都大差不差地混着，只有大勇，考入了银行，算是我们当中工作最体面的人。

燕子和大丁作为本地人，起点比我们轻松一些。燕子家庭条件很好，一心考公，毕业后参加了无数场考试，上岸未果，仍旧能在家无压力地啃老。大丁不知是怎么说服了爹妈，一毕业就抵押家里的房产，贷出一笔款，在红星美凯龙开了一家画廊，专卖家装装饰画，当我们都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对未来无限迷茫之时，他已经目标明确地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有一天，轮到大勇请客。杯盏间，他并没有多少找到“铁饭碗”的欣喜，反而跟我们抱怨起自己有多少贷款任务和存款任务，又说银行系统的规章规程和考核标准之严，让他每分钟都觉得自己混不下去。

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安慰他。甜妞突然问：“我们为什么都要留在贵阳？”

大家全都愣住了——大丁和燕子自不必说，他们的父辈和根基都在这里，这座城市与他们血脉相连。而我们呢，因为一纸录取通知书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然后再也不想走了，到底为什么呢？

大勇说：“我家在农村，贵阳有更多希望。”

小余说：“我喜欢贵阳，我喜欢的女孩儿也喜欢贵阳。”

Wendy说：“在贵阳我更自在，要是回了老家，就只能事事都听我妈的了。”

我说：“贵阳有你们，我不想跟你们分开。”

甜妞最后做了一个总结：“贵阳有我们的青春，每一朵云和每一朵花都可以证明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无怨无悔的4年，留在贵阳，我们就能永不长大、永远年轻。”

甜妞的话让我更加笃定自己留在贵阳的决定是对的，这座城市与我的青春相关，让我甘愿在这里停留，不问未来，不问明天。

2

如果我爸不突然病倒，那种毫无斗志的生活，恐怕我还会多过几年。

2016年的夏天，我爸突然患上重症胰腺炎。病来势凶猛，他几次被送去抢救室，转院3次，在医院整整住了4个月。我家条件一般，为了救我爸，家里的积蓄迅速花光，而我这块废柴根本掏不出半毛钱。甜妞知道我家的困境后，就在班级微信群里跟同学们讲了我家的情况，号召大家能帮的都帮我一把。

那不过就是我们大学毕业的第二个年头，除了经常在贵阳见面的同学外，大多数人都如散去的候鸟回归了故土，虽并未彻底断联，但确实也联系不多，而且大家都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想来手头也不会有多少余钱，甚至还有七八个人一直在考公考研，根本没有收入，所以，我对同学们的援助并不抱太多期望。

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接二连三的转账，少则几百，多则几千，1小时内就收到了好几万块。大家的说辞都简单利索：帮不上太大的忙，只能聊表一下心意，先把老父亲的病治好，至于钱，以后有就还，没有就算了。同学一场，只盼我好。

那天，我在出租屋里趴在甜妞的肩头痛哭，彼时窗外的火烧云映红了整个房间，甜妞温柔地轻轻拍着我的背心，我和她如同深陷于人间水火中的两只小鸟，羽翼都被炙烤得焦躁无比，却妄图在瞬间就一飞冲天。

贵阳甲秀楼（作者供图）

在我的眼泪风干之后，趁着天光未灭，甜妞拉着我来到甲秀楼前。她指着被绚烂的夕阳渲染成金色的甲秀楼告诉我：“看到没有，这座城市如此之美，我们一定要留下来，在南明河畔拥有一个家。”

从此之后，我开始重视钱了，任何想要摆烂的借口，都无法浇灭我熊熊燃烧的挣钱欲望。

我很快就从广告公司辞职出来，干起了之前最看不上的销售工作。那时正好有个号称全中国最大的楼盘的在贵阳开盘，销售火热进行中。卖房子的工作提成高、来钱快，入职也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五官端正、口齿伶俐就行，要是能完成业绩考核，月底就能拿到不菲的酬劳。我已经能讲一口正宗的贵阳话，不再像大学时还带地方口音，很多来售楼部咨询的本地人都愿意跟我聊天，再加上我对贵阳的大街小巷十分熟悉，总能在楼盘的区位优势上说出自己中肯的见解，很快便获得了一部分目标客户的信任。

不管遇到有意向还是没意向的客户，我都热情相待：“叔叔、阿姨，来都来了，我们就当吹哈牛，来来来，坐到喝杯水，我慢慢给你们介绍。”当我操着纯正的贵阳话同客户们闲话家常时，总有种错觉，好像自己在那一刻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贵阳人了。

没有客户或者客户很少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扫街”或是“扫楼”——就是带着楼盘广告彩单和自己的名片，走到大街上、居民楼中去宣传，以全方位撒网的势头来为自己寻找客户。每次远远地看到老旧的楼栋，我都想要进去扫楼，而有经验的同事就会提醒我：“不要克，之（这）里头都是租户，真正有钱勒贵阳人早搬家哦。”

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土生土长的贵阳人早就在这城市有了自己的家，只有那些如我一般的外乡人，买房才是刚需。我干脆做了一整套销售方案交给总监，说应将宣传的触角辐射到贵阳周边的县份上，毕竟我们项目的体量太大，完全靠本土贵阳市民来消化，一定很难。

方案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宣传的大巴车和销售团队如子弹般精准弹射进周边的县城，拉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户。那些想在省会落地生根的外乡人比比皆是，每当看到他们在买售合同上郑重地按下手印时，我就会羡慕，也会微笑着祝福。

同时，我也想，总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们一样，为自己在贵阳买下一套房，在这里安家。

我在公司站稳了脚跟，也赚了不少钱，毕竟，一个卖房的“销冠”确实很牛。

钱带来的好处毋庸置疑——我爸的病治好了，家里的债务全部偿清。原本，日子该往欣欣向荣的方向狂奔了，但我在夜深人静时却常常觉得有所欠缺。那时候甜妞已经考公上岸，正式成为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书记员，但她没有停下来，每天还在看书学习，准备来年拿下司考。她说：“总有一天，我要坐上法官的席位。”

2016年年底，为了省下路上的通勤时间，甜妞想要搬到市中院附近住，何况，她已经有了一个要好的男朋友，两人早就合计着想要同居，我虽然舍不得那些与她同吃同住、亲密无间的日子，但也不得不放手了。

在甜妞搬走的前一晚，我们彻夜未眠，回忆了所有我们能记起的过往，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事情，经过时间的沉淀，都闪耀出几分光芒，让我们两个二货又哭又笑。那晚，连窗外蛐蛐的鸣叫声都异常怅惘，而我只记得，我希望我和甜妞都能在这座城市中拥有一个妥帖的立足之地，一个温暖的家。虽然我们是外乡人，但此时已经把贵阳当成了自己的故乡。

第二天起来收拾空酒瓶时，我们都忍不住暗自咋舌：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酒量变得这么好了？这是否也算成长的“附加值”？在把弱鸡变成翘楚的同时，总会附赠隐藏技能，比如千杯不醉，比如心硬如铁，比如冷漠圆滑，再比如交心只对特定的人。

3

甜妞搬走后，我更加孤独，在拼命挣钱的同时，生出了想要谈场恋爱的念头。

恐怕是老天爷听到了我隐而不宣的心声，余军适时出现了。按理说，他这样的人不应与我有任何交集——他初中毕业就入伍当了兵，4年后退伍回到贵阳，除了一身腱子肉别无所长。也不知家里给他托了多少关系，终于被分配到一家单位给领导当了司机，算是有了一个铁饭碗。

但命运就是这样，总喜欢在猝不及防间给我们一个参差不全的故事。我们相遇的那天，贵阳已经连续下了一周的雨。贵阳的春天就是这样，日无三日晴，下雨如过冬。我正裹着一件厚毛衣瑟瑟发抖地看着街对面的碗饵糕流口水，余军开着车从我身旁呼啸而过，路边的污水劈头盖脸溅了我一身。

而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心中的怒火一蹿三丈高，硬是追着余军的车跑了半条街，边跑边骂，在路人的侧目中如战神般将他的车堵在丁字路口的红灯前。我现在还记得余军满脸问号地降下车窗，在我的讨伐声中震惊又尴尬地看着我，最后只讷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刚才在接电话，没注意路况，不晓得溅你一身水。”

见我满脸愤懑，他又赶紧补了一句：“你全身都湿咯，要不你上车嘛，我送你回家。”

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只得按照命定的安排，气鼓鼓地上了他的车，毫不客气地使唤他往左往右或是直走，直到他安全地把我送回了家。

碗饵糕（作者供图）

我们彼此出场的方式虽不友好，但并不影响后来我们进一步联系。也许是因为我当时的彪悍和泼辣有别于他认识的所有女生，以至于令他对我念念不忘。总之，余军出现的时机正好，正是我有了点小钱，处于物质基础刚刚夯实、精神需求亟待完善的阶段。于是，在余军的穷追猛打下，我毫不犹豫地投入了他的怀抱。

带着余军跟甜妞两口子吃饭时，我也发现了余军与我们的不同。余军家祖辈都是贵阳的农民，住在贵阳的城乡接合部，家中的自建房虽然宽敞，但周边环境只能用糟糕来形容。他父母早年忙于生计，疏于对他和他弟弟的照管，以至于他们都在初中后就辍学了。好在余军生得人高马大，这才得以应征入伍，如今又以退伍军人的身份谋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他言辞粗鄙，脾气火爆也是不争的事实，哪怕没见过他几面的甜妞都曾言辞隐晦地告诉我：“人是个老实人，不过……脾气不太好呀，多处处吧，多处处再做下一步打算……”

我知道甜妞害怕我头脑一热就跟余军领证结婚，但那时的我实在太渴望有一个家了，太渴望在这座城市的夜晚，有一间屋子里亮着属于我的一盏灯，有一个不管多晚都会等我回家的人。我忽略掉余军的所有缺点，也屏蔽了好友的劝告，很快就搬到他家与他同居了。

我其实喜欢跟老人同住，总觉得家里有老人才算真正的家，余军的父母起初也待我极好，让作为外乡人的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接下来，竟如甜妞猜测的那样，我头脑一热就与余军领了证。

我的骨子里仍有小女生的浪漫情结，想要一场浪漫的婚礼。可余军说他没钱，他爸妈也不准备资助他，“我们的婚礼要办可以，不过估计会办得极为寒酸”。

我拿出自己的存折，指着上面的一串数字说：“姐有钱，婚礼的钱姐出！”

余军还是拒绝了：“不如把你的钱交给你爸妈，然后我们回你的家乡办一场婚礼，这样我这个女婿去你娘家时，你娘家人才挑不出理来，我也有面子。”

我被余军说服了，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为他着想，我想得更多的是我白发苍苍的父母，也许只有按余军的办法，才能给他们一个交代。

于是，我花自己的钱将自己嫁了出去。给父母的彩礼，我们的钻戒、服饰、婚庆以及婚宴等一切事情，都是我拿的钱，但在我爸妈及亲友们眼中，那都是余军诚意满满的表示。人人都说我嫁得好，不但嫁给了省城地主家的儿子，还办了一场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档次极高的婚宴。我父母的脸庞上满是舒爽，一个能干的女儿，外加一个在体制内上班的女婿，是他们那几年唯一的骄傲。

4

结婚后，我们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

余军不舍得我挤公交，每天都开车送我上下班。傍晚回到家，婆婆也早就备好饭菜，我们洗洗手就能开饭。吃完饭，我们要么溜到二楼自己的房间里腻歪，要么就在顶楼的天台靠在一起极目远眺，对着灯火下贵阳的剪影指指点点，预测城市化进程何时才能开拔到我们家的门前，拆掉我们这座三层小楼，让我们成为不劳而获的“拆二代”。

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日子里余军眼里的柔情和期冀，他质朴得像个孩子，只知道附和我、赞扬我，一心只希望我快乐。

当然，在朝夕相处间，我与公婆之间免不得会有矛盾。比如公公老是喜欢讲脏话，又不讲卫生，婆婆则不懂得尊重我和余军的隐私，总是不敲门就闯进我们的房间，还老爱翻我的东西。

更让我厌烦的是，余军的弟弟没有正当职业，就在家里的一楼开了个麻将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打麻将，烟熏火燎、人声鼎沸也就罢了，关键是公婆和小叔子都像焊死在了麻将桌上一样，不分昼夜地打牌。他们没什么赌运，十打九输，家庭麻将馆赚的钱往往是左手进右手出，不赔本就已是万幸，多数时候，要么动用公婆的养老金兜底，要么需要我和余军补贴家用，不然这个家的生活就难以为继。

我神经大条，诸如家用这样的小钱懒得和公婆、小叔子计较。我每天脚不沾地地上班，实在没有太多精力为一些家长里短、蝇头小利去争吵。既然心中有了不舒服的种子，我就开始琢磨贷款，想买个房搬出去。

余军不反对买房，但他还是那句话——“我没钱”。按当时贵阳的房价，买个100平的三居室，首付20来万就够了，但余军一个月工资几千块，又抽烟又喝酒，根本存不下钱。

我扬扬眉，毫不犹豫就说：“我有钱，我买得起。”

此言一出，彻底暴露了我的经济实力，引得婆婆要开一场家庭会议。她念叨着长兄如父，要求余军拿出一笔钱给他弟弟买台车，让他去跑网约车，断掉他坐在牌桌前赌牌的契机，做一份真正能养活自己的营生。余军不说话，只看着我，我只得抬起头看天。

那是一个凉风爽爽的夏夜，上弦月默默地挂在夜空中，散发出柔白的光芒。我瘦弱的影子被光线拉长，躺在余军家的院子里，那般的无依无靠。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心里却想得明白：余军要当兄还是当父，都行，他愿给弟弟多少钱我也不干涉，只要他自己有钱。但想动我的钱，没门。我已经花掉了大半的积蓄把自己嫁进了余家，剩下的是我的保命钱，我想买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谁也不能动。

这件事情让我和公婆的关系急转直下，公婆说我认钱不认人，根本没把他们余家人放在眼里。为了惩罚我，婆婆说再也不给我们两口子做饭了，让我们下班回家吃不着现成的。于是我加班就在公司食堂吃饭，不加班就自己买菜回家做饭，过得倒更是自在了。

我自在了，余军却整日里如芒在背。几个月后，他终于唯唯诺诺地对我说：“要不咱们还是拿笔钱给弟弟吧，让他写借条，以后还咱们。”

我坚定地摇头：“我没钱。”

余军问：“你的钱呢？”

我说：“我妹要嫁人，我借给我妈了，我妈要给她置办嫁妆。”

余军大怒，说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他商量，几十万说给就给，还质问我：“你们家的姑娘有那么金贵吗？嫁个闺女要花几十万？”

我冷冷地说：“对呀，当初我不就是花了几十万把自己嫁给了你？”

余军彻底崩溃了，他的脸涨得通红，指着我逼问：“你还在计较彩礼的钱是你垫的对不对？你就是嫌我穷！你嫌我这个初中生不像你这个大学生会赚钱！你不光嫌我，你还嫌我弟，嫌我爸妈！自从你嫁给我，你就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但我是逼你了还是骗你了？是你自己要嫁给我的，是你自己哭着喊着要搬过来的！现在后悔，现在后悔晚了！”

我攥在一起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终于淡淡地回了一句：“穷是有原因的，没本事不要怪别人。”

我还来不及看余军的神情，他就动手打了我，那是毫不收力的一记耳光，我嘴里立刻就有了腥味。

我满眼金星地看向他，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如此陌生，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当初为什么执意要嫁给他。

也许是我的眼神太过寒凉，余军被我看得毛骨悚然，他冲过来推开我，拼了命般冲向屋外，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而我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第一次开始构思没有他的人生。

5

那天我连夜去了甜妞家。她给我准备了温暖的床铺，还帮我冰敷消肿，睡前又灌了我一杯热牛奶，她为我做了很多事，但唯独没有说让我离婚的话。她只说：“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先睡觉，睡醒了再说。”

幸好在这座城市我始终有条退路，有一个怀抱以及一个小小的房间。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但一直头晕，下午终于顶不住去了医院。我非常担心自己得了什么绝症，不是都说“麻绳偏挑细处断”么，我这样鸡飞狗跳的生活，难免会招来厄运。

而医生却恭喜我，说我怀孕了：“只是有些贫血，食补一下，平时多注意休息就好。”

我喜极而泣。

我没有半分迷惘，立刻就想要这个孩子，胸腔中那些柔软的情绪浸润了全身，在分秒之间就原谅了余军所有的错。我只想生下这个孩子，尽我所能给他全部的爱。知道我怀孕后，余军痛哭流涕地向我道歉。但那些都不重要，我肚子里有一个小生命，他生下来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不会像我一样一直是个外乡人，我会给他一个家。

浓烈的母性让我全身心都放在了我的肚子上，我不与余军争吵，也不与公婆争吵，随便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只躲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念书给我的宝宝听，放音乐给我的宝宝听。我做很多胎教，全身心等待宝宝的到来。

医生说我体质弱，最好能卧床静养，于是我毅然辞掉了工作。公婆觉得我不可理喻，那么赚钱的工作说不干就不干？我不想解释，我知道跟钱比起来，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更为重要。

余军那段时间罕见地忙了起来，他陪着领导四处出差，一走三四天。婆婆一直对我不咸不淡，总说我难伺候，有时候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在牌桌上一坐就是一整天，甚至会忘了给我这个孕妇做饭。书上都说怀孕时不能生气，对宝宝不好，所以我拼命告诫自己，不要跟她计较，饿了就自己动手做，懒得做就出去吃，不想出去吃就叫外卖，总不至于把自己饿死。

我收起所有的怨怼、不满和坏脾气，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只想生下一个活泼可爱、健康聪明的宝宝。

但老天并不怜惜我。在我怀孕第11周去产检时，医生遗憾地告诉我，胚胎已经停止发育，我的孩子没有了。余军追问医生是何原因，医生说就是物竞天择，“这个胚胎不够好，所以就被淘汰掉，不被允许来到这个世间”。

躺在手术台上做清宫手术时，我心中却想出了另一个答案：这个孩子不想来到这个家，他不想要我这样的妈妈，也不想要余军那样的爸爸，更不想要公公婆婆那样的爷爷奶奶。他宁愿失去这一次做人的机会，也要摆脱掉我们这样的血脉亲人。

回家之后，婆婆的脸上有几分愧疚之色，嗫嚅着说：“没关系，我们不怪你，你们还年轻，想生孩子容易得很。”

我很奇怪地反问她：“你们不怪我？你们能怪我什么？”

婆婆张了张嘴，没有说话，公公一把将她推进了房间。

那天晚上，余军紧紧地抱着我睡了整晚，好像生怕他一松手我就消失不见一般。第二天，他轻手轻脚地起床上班，临出门前还俯身亲了亲我的脸颊，就像我们刚谈恋爱时一样。

等他走后，我站在楼顶俯瞰贵阳这座日渐繁华的城市。余军家的三层小楼建于城郊结合部的高处，触目所及都是低矮的自建房和逼仄的道路，只有极目远眺，才能远远看到钢筋水泥的石头森林构筑出的片片繁华。

俯瞰贵阳（作者供图）

我在这座城市待了7年，仍旧没能与它水乳交融：我上大学时因为格格不入的地方口音一度被人取笑，毕业后想考公务员很多单位又要求贵阳本地户口；为了留下来我随便找了份仅能糊口的工作，然后为了挣钱又开始干销售。人前人后卖着笑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邀人看房，虽然挣了不少钱，但我从未有过安全感，直到遇到余军，直到他给了我一个家。

我太想在这座城市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不想再漂泊，我想要定下心来扎根于此，让远在小县城的父母放心。可是，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就像手中的细沙，握得越紧漏得越快，就像我与余军的感情，就像我们的那个孩子，不知不觉间全都消失了。

那天的天空如水洗般蓝，阳光照在我的脸上，给我的眼底眉梢都镀上了一抹淡淡的金色。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笑容绚烂的自拍，我的背后便是贵阳苍茫的城市楼宇。

在那一刻，我终于与这座城市和解。我们谁也没有辜负谁，我们谁也从来不属于谁。

也是在那天，我终于生出离开贵阳的念头，并且立刻就实施了。

我收拾了很少的行李，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花了100多块买了一张客车票，下午就回到了熟悉的小县城。妈妈看到我回家，立刻就哭了，爸爸只拍了拍我的肩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还是父母最懂自己的孩子——我脸色苍白只身而来，尽管我从不向他们诉苦，但他们立刻洞察了我的悲哀，各种际遇竟也猜了个七七八八。那天晚上，余军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去哪儿了，我妹一把夺过我的手机大声回答：“我姐回家了！她回家了！”

6

一个月后，我参加了我们县的公务员招考，如命中注定般，竟一次上岸，轻而易举就拿到了我爸妈心心念念的铁饭碗。

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回了贵阳，不过是来与余军办理离婚手续的。

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站在民政局的大门口，我同余军告别。余军对我说：“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你，没有给你想要的生活。”

我看着他清瘦的脸庞和刮得发青的下巴，笑了。我对这个男人竟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恨意，我最后一次拍了拍他的胳膊：“希望你以后过得好，咱们就不要说再见了，因为……不用再见了。”

余军张了张嘴，应该是还有哽在喉咙没有说出的话，但我真的不想再听了。

挥别余军，我再次经过一条熟悉的地下通道去和甜妞碰面。看着周遭的一切，我还是生出几丝物是人非的怅惘，但这种怅惘很快就消失了。

甜妞的脸色有些不好，我知道她在为我难过。我们还特意回了趟学校，站在我们609的宿舍楼下吃烤肠。身边是青春靓丽的学弟学妹笑闹而行，透过他们清朗的目光，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可我知道，昨日已不可留。

甜妞已经拿下司法考试，成了一名真正的法官，也结了婚，和老公在贵阳贷款买了房子，成了“新贵阳人”，完成了我们最初的梦想。甜妞叫我不要忘了贵阳，不要忘了她，不要忘了我们一起相守的众多日夜。我自然不会忘，不但不会忘了她，即便是余军，即便是我那没能出生的孩子，连同我曾经的公公婆婆，我都不会忘。

我知道人生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他出现的意义，要么让我获益，要么让我吃亏，要么给我快乐，要么给我伤悲，反正总有出现的必要。除了接受，我们别无它法。从情感上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贵阳，这里气候宜人，绿植繁盛，一年四季如同喜怒哀乐般分明。而那些长街小巷中的烟火气，胜过所有的城市。这里有我永远吃不腻的丝娃娃，原汤牛肉粉，毛肚火锅，还有不用开空调的凉爽夏季。留在这里的还有我的好友，就让他们代替我每天看着东山的太阳升起又落下，如同我未曾离开一样吧。

丝娃娃（作者供图）

回家后，我在单位的法规科负责相关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等工作，算是捡起了我大学的专业，在按部就班地向前，游刃有余地成长着。

我要求自己不再轻易踏入一段婚姻，再说，在我们那座小县城里，可供我选择的人也并不多。父母接受了我的单身状态，从未在我面前催婚，他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那颗曾经失望过的心。

在下班后，看到街头稀稀落落的人，我偶尔还是会想念贵阳的夜晚。但当我回到家，看到父母亲切温暖的笑脸，又觉得也许这才是属于我的生活。

而留在贵阳的伙伴们，也各有各的人生——大勇当上了一个支行的行长，甜妞成了首席法官，Wendy终于考下了律照，但她离开了贵阳，回到家乡进了一家律所，成了一名职业律师。小余早就离开了通讯公司，他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又参加了学校的招考，正式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而燕子和大丁似乎交换了人生，燕子一直没有考公成功，后来干脆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外贸公司，大丁结束了画廊之后又搞了一家干洗店，抽出时间考公，竟然在毕业7年后考进了贵阳市政府。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朝着我们当初想象的轨迹运行。但命运就是这样，不是在这座城，也会在那座城，为每个人的人生标注特定的注解。任何事情，不会早一点也不会晚一点，该说你好的时候就说你好，该挥手告别的时候也别迟疑。

贵阳街景（作者供图）

尾声

去年夏天，单位派我去省厅学习，我终于又再次站立在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当年我与同学们混迹的合群路早已不复存在，被一条贯穿南北的人民大道取代，那些刻印在我记忆中的小酒吧都消失在时代的进程里，变成了贵阳的通天坦途。新开发的观山湖区到处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开导航我完全找不到方向。我记忆中那座小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终于迈开脚步在城市化进程的道路上狂奔，一如如今的我们，早已不复少年时青涩的模样。

在老家加完班独自开车回家的路上，昏暗的星光未曾让我迷过路，我非常清醒地知道，我必定将在这个小县城终老，但在我的心里，永远有座叫贵阳的城。因为那里有我的青春，有我年轻的伙伴，有我逝去的爱情，也有我曾经那么想要的一个家。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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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花束般的恋爱》（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周燕是在2年前的国庆节察觉到侄子的异样的。

在那之前，她已经很久没见到自己的堂姐晓慧和侄子瑄毅了，那次见面，她惊觉14岁的侄子好像吹气一般，膨胀了不少：孩子本就有一米八多的个头，目测竟快有200斤的样子，胖得连脖子都好像看不到了，只顶着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像一堵墙一般矗在亲戚们的面前。不过，瑄毅身上却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应有的朝气和活力，只是一直埋着头捧着手机，连吃饭时也不放下，仿佛屋子里的人都只是空气。

周燕仔细端详，觉得侄子的这副模样并不是青春期的叛逆，反而隐隐透着一种言语无法形容的憔悴感。她转向堂姐，想问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状况，但迟疑着，没敢出声。

晓慧倒是先开口了，呛声问着周燕：“你家彤彤今年上初一了吧？怎么样？他这么厉害，到哪里读了？上了‘火班’没？”

周燕知道瑄毅已经休学很久了，本不愿刺激晓慧，但还被堂姐语气中的挑衅触到了，一个没忍住，说：“进了呢，小升初时考了区前300，被‘保校保班’了。”

不出所料，晓慧立时收了声，转头吼了儿子一句：“看什么手机，放下来，吃饭！”瑄毅斜眼瞥了一眼母亲，神情冷漠，置若罔闻。

晓慧比周燕大两岁，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大。但成年后，周燕明显能感觉到堂姐与自己的隔阂在不知不觉间扩大了起来。随着年岁增长，晓慧争强好胜的性子愈发彰显，脾气倒真的越来越像她的妈妈了——也就是周燕的姑妈，我们都叫她刘姨。

晓慧算是刘姨夫妇老年得女，所以从小就得宠爱。晓慧十多岁时爸爸去世，此后刘姨更是把独生女儿当作心尖上的肉般娇贵着。寡母不易，带未成年的孩子生活，让刘姨本就强势的性子变得更加坚硬泼辣，不服输。而在天长日久的耳濡目染中，晓慧的眉目和性子，也有了她妈妈的影子。她从小就爱拉着周燕比，少女时比成绩，毕业后比工作，再后来就比丈夫、比孩子。在周燕印象里，表姐最柔软的时候，大概还是结婚前后那两年——彼时，她找了个众人眼中的得意郎君，研究生学历，在省人事厅工作，虽没有正式编制，但在旁人看来，已是很不错了。

晓慧的丈夫余斌是跳过龙门的农家子弟，家里穷得叮当响。他靠着发奋读书考进省城大学，毕业后进了不错的单位，但一直是合同工身份，待遇堪堪，分不了房子，跟老婆儿子只能一直窝在岳母的房子里。有阵子，性子温和的余斌倒是发了狠，说要存下首付，结果每每存出一笔，老家的父母或兄弟就出了要用钱的事。小家庭的存款始终赶不上房价的飞涨，天长日久，他也就渐渐断了买房的心思。对此，晓慧始终意难平，每到夫妻吵架时，总会发脾气：“我们在这儿吃糠咽菜，倒是供着你的父母住别墅了。”

晓慧的委屈周遭人都能理解，但那终究是小家庭的家务事，亲戚们不好置喙。只是她和余斌之间这样子话赶话说得多了，夫妻感情的裂痕也就深了。

2

瑄毅小时候大多是余斌来照料，时间久了，便成了家里默认的分工。

周燕说，有一次，大家族年饭，姐夫刚坐上桌，姑妈便猛地用筷子敲了一下碗，瞪着眼睛冲着他嚷：“你都不管娃饿不饿的吗？就慌着吃饭，饿牢里放出来的？”刘姨这么一骂，一大家子人的目光全聚在了余斌身上，余斌尴尬极了，匆匆扒拉了几口，便下桌追着儿子喂饭。

等瑄毅死活也不肯吃东西了，余斌就又坐上桌。晓慧不满，盯着丈夫吵吵，说孩子没吃饱，还要再喂点儿。这次余斌不肯下桌了，他直视着妻子，声音也大了起来：“他吃好了。等会儿他要是饿了，自然会自己喊着要吃的。”

话音刚落，晓慧就变了脸色，刘姨更是差点掀了桌子。一干亲戚连声劝和，局面才算是控制下来——余斌匆匆夹了点饭菜，又下了桌。

瑄毅上了幼儿园后，有次他们一家人一起坐公汽出门。刚一上车，刘姨和司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起了冲突，见母亲吵得厉害了，晓慧冲上去就甩了司机几个耳光，把全车的乘客看得呆若木鸡。余斌过去想拉开妻子，拉了好几次，却怎么也拉不住，只得赶紧抱着瑄毅去了车厢尾巴那里，试图蒙住孩子的眼睛和耳朵。事后，晓慧跟家里说起此事，是一副气冲冲的模样：“我真是瞎了眼，找了这么个窝囊的傻子做老公！”

待到瑄毅上了小学，余斌便在单位旁边租了房子，日常自己就住在那里，偶尔才会在周末回刘姨家在老城区的大房子看看——瑄毅和妈妈外婆，平时就生活在一起。

从瑄毅上小学起，晓慧便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在了他的学习上。我曾在本地一家媒体上看过篇教育孩子的报道，和周燕聊起时，才惊奇地知道，稿子里那个具有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周密的计划制定能力以及超高执行力的“鸡娃妈妈”，居然就是晓慧。

我忍不住向周燕求证：“报道里的晓慧，和你说的晓慧，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周燕认真地想了想，说：“应该是不矛盾的，我姐争强好胜的性子，她的‘目标性’，不被他人言辞所左右的‘坚定性’，倒真具备一个‘鸡娃妈妈’的基本素质。”

那时的小瑄毅，在姑妈周燕眼中虽然脾气有点倔强，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位乖巧的小男孩，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安静地背着书包跟着妈妈奔波于城市的东南西北——从语数英的“学科类”到小提琴篮球编程等“素质类”培训，他的周末被晓慧安排得满满当当，插不进一丝空隙。

瑄毅并非天赋型的孩子，学习对他来说不算轻松，奔波得又辛苦，对于妈妈渐渐有了怨言。晓慧在儿子抱怨时，展现出了强大的震慑力，她对着儿子拍着桌子怒吼，仿佛训的不只是面前的孩子，还有她那个“窝囊废老公”的影子。小瑄毅很快被吓住，眼泪汪汪地抱住晓慧，抽泣着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

孩子倒也是确实学出了成绩，晓慧源源不断地往家族的微信群里发着“喜报”：瑄毅期末考又进了班级前5；瑄毅在某机构的综测里取得了不错的位置；瑄毅在某某竞赛里得了市级的奖励……每段喜报后，亲戚们就排着队跟上“竖大拇指”的表情，晓慧笑逐颜开。

那是她和瑄毅的高光时刻。

3

变故出现在瑄毅小升初的那个暑假——晓慧仿佛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临开学了，她突然主动联系周燕，语调高到有些失真，尖厉的声音从嗓子深处迸出：“我和瑄毅被坑惨了！”

在晓慧的描述中，瑄毅原是考上了本市最好的初中W校，但她“心疼孩子身体不好，舍不得让他住校”，最终放弃了W校的入学资格，签了对口初中的“火班”。结果开学报到时她才得知，瑄毅最终去的并不是“火班”，而是“平行班”，“那所对口学校里有不少官家子弟，瑄毅的名额被一个领导的孩子占了，把他给踢出来了”。

倾诉的结尾，是晓慧痛心疾首地提醒：“我跟你讲这些，就是为了告诉你长点心眼儿——明年彤彤就要小升初了吧？告诉你，不要抱太多的希望和幻想，现实是很残酷的。我陪瑄毅不多吗？花钱不多吗？他的成绩不好吗？结果却成了‘炮灰’。你要把这个社会看清楚一点儿，不管教育领域也好，什么行业也好，所有的地方都一样，钱和关系搞定一切！”

周燕看着堂姐，努力分辨着她话里的真真假假。在孩子的教育上，周燕虽不似晓慧那般用力，但也做了不少功课。在她看来，堂姐的这番说辞并不可信：

W校是本市最热门的初中，入学考试是出了名的严格与透明，录取比例真真是“千里挑一”。周燕既怀疑侄子是否真有能在这般龙争虎斗中拔得头筹的实力，也质疑——若是侄子考上了，以堂姐的性子，真的会只“因为不舍得孩子住校”便放弃此般难得的入学资格？

至于堂姐所谓的“火班”的名额被“关系生”占了，周燕也并不认可——对真正的优等生，每所学校都一定是会尽力争取的，唯恐生源流失。或许学校确实会接收“关系生”插队，但也不太可能以踢出优等生作为代价。

周燕本想劝劝晓慧，思想不要这般偏激，但话到嘴边，突然意识到：作为并不亲近的堂姐妹，晓慧此番找她“倾诉”的目的，恐怕并不是真的是要提醒她社会险恶，而是要给自己找到一番解释——毕竟，“鸡娃”6年，热闹得雷声震天，最后落个惨淡收尾，堂姐怕是从面子到心里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至于侄子是否真的考上过W校、是否真的签过“火班约”，就和他妈妈此时的愤怒神情一般，真假难辨，旁人无从得知。

掂量了好一会儿，周燕才勉强挤出几句劝解的话：“不管什么学校什么班，过去了的都翻篇儿，进去了就好好读吧。”

晓慧没有接话，眼光拉得直直地看向远方，眉眼里仍是半真半假的愤恨。

瑄毅上初中后的第二个星期，就喊起了肚子疼，请了一周病假。休完病假回到学校没两天，便又嚷着不舒服，要求继续请假。

班主任老师对孩子的情况很重视，找了合适的时间，特意给晓慧打了电话，又让瑄毅接电话。班主任在电话里讲了有大概半小时，瑄毅只在电话这头“嗯嗯”地应付着。

挂了电话，晓慧着了急，拉起躺在床上的儿子问“怎么回事”。瑄毅眼神失了焦，好一阵子才回了妈妈的话：“没意思，一进教室就觉得乱哄哄的。我到现在一想到学校都还是觉得晕乎乎的。还有那个英语课，无聊得很，讲了一个星期的音标，我早就学过了，进度这么慢。妈妈，就像你说的，这个班上的同学不配和我说话，他们不配和我一个班。”

晓慧听了这话，反而减去了好几分恼怒的心思，附和安抚着儿子：“哎，你这是龙陷浅滩了。只怪没进到‘火班’，班上全是不想学习的孩子，太拖后腿了。”

瑄毅见晓慧认可自己的说辞，来了精神：“那妈妈你帮我转学吧。”

晓慧噤了声：“转学哪有那么容易？要是那么容易，一开始妈妈不就给你张罗到好校好班吗？”

瑄毅闻声，又一把抓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论晓慧怎么拍打，也不肯钻出被窝了。

那时，晓慧也好，周燕也罢，或者说，大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只当这是瑄毅一时的孩子气，并未真正将此放在心上。他们谁也没能料到，从那之后，瑄毅几乎就再也没有踏进过学校的大门了。

4

开学一个月后，过完国庆节，瑄毅就郑重其事地对晓慧表示：不愿去上学了。

这时的瑄毅，已经褪去了孩童的稚嫩模样，面庞变得结实，神情也霸道蛮横了起来。他对着晓慧的时候，再没了以前的依赖，态度时而强硬，时而虚弱。好几次，晓慧逼着他去学校，一进学校大门，他便蹲到地上，嚷嚷着头晕恶心、呼不上气、肚子痛，有几次还真的呕吐到了地上。晓慧见儿子痛苦万分的神情，一时辨不出真假，只能拉着他匆匆回了家。

学校的班主任和心理医生也轮着番家访，却全被瑄毅挡在了门外。次数多了，老师们也不再如之前那样积极地与母子俩沟通、劝导了。晓慧多少能猜得到他们的顾虑——如今身边层出不穷的孩子自杀，让学校和老师都如惊弓之鸟，唯恐自己摊上类似的事情。自己儿子这样一个隐藏的炸弹，不知道何时就可能爆炸，想必也是老师心头萦绕不去的忧患。如果瑄毅不去学校，对于老师们来说，反而是一件更为轻松的事情。

休学之后，瑄毅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下床——再往后，吃饭也成了非必需的事情，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更少，不论晓慧怎么问，他都只闷声闷气地回复说“不饿”。有时晓慧进到儿子的屋子里，想帮他收拾下房间，每次进门都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地上床上堆满了衣物和空的零食包装袋，而瑄毅则永远是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姿势。

有一次，晓慧试图把瑄毅拉起来，帮他更换身下的床单，瑄毅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晓慧急火攻心，想去拉起儿子，而此时瑄毅的体重却让她拉不动了。晓慧终于崩溃了，跳上床，对着儿子劈头盖脸一顿打，瑄毅这才终于起身。且挡且退中，晓慧哭，瑄毅也跟着哭，只剩一片混乱。

晓慧那次情绪爆发的结果是瑄毅受了不轻的伤。晓慧甚至已经无法记起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待到她反应过来时，刘姨已经打120，喊来了救护车。

瑄毅处理好伤口回到家之后，家中的气氛已悄无声息地变了模样。晓慧到底是后怕，从此对儿子言听计从，不做任何要求。瑄毅也做出了一些妥协，答应妈妈，哪怕不上学，但每次期中和期末的时候会回学校参加考试——至于每次考出三四十分甚至个位数的成绩，他已经一点都不在意了，仿佛与自己毫不相干。

再后来，瑄毅开始离家出走，按他的说法，也称之为“旅行”。一开始晓慧不放心，想陪着他一起，可晓慧每每流露出此意时，瑄毅便会死死盯向她几分钟，然后一言不发倒到床上。晓慧无奈，只得给他收拾好行李，备足钱款，由得他独自出门。

时间久了，晓慧和刘姨也就习惯了，瑄毅想出门时，心情好时就跟她们打上一声招呼，心情不好时连说都不会说一声。等到游荡够了或是钱花完了，他就会自己回家，躺回自己的房间，直至开始下一轮的“旅行”。

“（孩子）活着就好。”晓慧曾经如此说。

5

今年春节，周燕再看到晓慧一家时，已经完全无法将面前这个过度肥胖到有些异样的瑄毅与自己印象里的侄子重合在一起了。

落座后，晓慧递给周燕厚厚一沓软面抄，周燕疑惑地问：“这是什么？”

晓慧只笑笑，示意周燕翻开来看。周燕随手翻开几本，里面满满当当，全是晓慧手写的课程笔记——从初一到初三，从语数外到历史生物，笔记做得详细又精致，娟秀的字体配上各色彩笔勾画的重点，无一不体现着用心。

“这是我帮瑄毅整理的笔记，每一门每一科，3年来没有一课漏下。有的是我找班上同学问的，有的是我自己对着书和视频自学的。”说着，晓慧自嘲地笑起来，“如果读书时我有这个劲头，恐怕985、211 全都不在话下了，也不至于只读个大专。”

周燕不明白堂姐给自己看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她本能地想劝解晓慧，不需要做这样的无用功，但她还是心软了，因为晓慧的神情憔悴，眉目之间早没了当年的飞扬和跋扈。

“马上就中考了，我多做一点功课，就能给他节约多一点时间，提供多一点帮助。我现在的目标只是想要瑄毅考上个普高，我没读好的书，他应该读得出来。”

听晓慧说着话，周燕看向瑄毅——侄子已经愈发沉默了，从进门到现在，几乎没有发过一点声音，和往常不同，他连手机也不玩了。

就在周燕出神那一会儿，瑄毅突然起身下了楼，回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饮料，一言不发地走到彤彤身边，将饮料递到堂弟手里，又沉默着回到自己的座位。周燕很是意外，自己儿子和侄子很少走动，除了年节时会在大家族聚餐上互相看到，日常几乎可以算不怎么认识。

周燕想不明白瑄毅这个举动背后的意图，想了半天，突然想到了缘由：刚进门时，刘姨尖着嗓子，半笑半吼着责怪周燕一家：“哎呀真是贵人事多，怎么这么大的架子？平时不来家里吃饭也就罢了，年饭也是最后一个才到。”尴尬的气氛还未集结完成，刘姨又瞬间换了神态，若无其事地拉起彤彤亲热地夸奖起来：“哎哟，长得越来越好看了，真让人看着就喜欢。”

一番亲热后，气氛重回和谐，似乎转瞬即逝的难堪气氛从未存在过。“但瑄毅一定是在意到了，并且记在了心上。”周燕想着，竟略略生出了感动，“这个孩子，大概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替外婆说了一声‘抱歉’吧。”

午饭过后，余斌打来电话，说人在附近，马上来家里坐一坐。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晓慧和孩子了，即便是春节，也是特意挑着错开了午饭的时间过来的。接了丈夫电话，晓慧的神情并无波澜，挂断电话后，只和刘姨说了句，刘姨也并未理会。

听到信儿的瑄毅，却蹬蹬赶着下了楼，在单元楼门口迎了爸爸上来。坐定后，周燕寒暄时特意向余斌表扬了瑄毅：“可乖了，一听到你要来，马上就下楼了。”余斌一瞬间竟是红了眼眶，他伸出手，想摸摸这个比自己还高的儿子的脑袋，语气中却带着惆怅：“幸好有瑄毅，还得是有个孩子。”

周燕内心五味杂陈，她与侄子不算亲，此刻却对这个已经人高马大的孩子生出无限的同情。他的异样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大家庭中每一个人都知道，却人人都视而不见，以为时间能抹平一切。长辈亲友们甚至有意无意地对瑄毅的离家出走给予积极轻松的反应和评价，他们嘻嘻笑着对着彤彤说：“你看瑄毅哥哥多能干，才15岁就能一个人出远门了。”

周燕对侄子有着隐隐的担忧，她不知道，瑄毅长达3年的休学，是否是这个孩子在泥沼与旋涡里能做出的唯一的反抗？还有几个月，瑄毅就要迎来中考，这个初中三年都没踏进过校园的孩子，在中考之后，又将迎来什么呢？

6

我将瑄毅的事转述给了丁楠听，向他求证：“你觉得这个孩子目前是属于抑郁症吗？”

丁楠点点头：“虽然没有面诊，但从症状来看，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接触过的青少年抑郁案例中，有太多他这样的情况了。”

是的，瑄毅绝非个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在2021年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调查覆盖了大陆23个省份的48个城市，以14万青少年为样板，最终的分析显示，初高中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流行率为24.3%。这个数字意味着，每4个孩子里，就有1个正在经受抑郁困扰，而重度抑郁率，更是高达为7.4%。

丁楠今年34岁，从业心理咨询已有7年多的时间。他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尤其近几年，前来咨询和求助的对象中，绝大多数都是与青少年抑郁有关的，而且低龄患者越来越多，几乎每年都是“几何级别的增长”。

听我转述瑄毅的案例后，他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起，试探着问了一句：“这个孩子，你觉得有带来咨询的可能性吗？”

我想着晓慧的样子，略带迟疑地摇摇头：“大概是有点困难的。”

丁楠点点头：“我也觉得是。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本人，都没有表现出强烈地向外求助的意愿。”说着，他又忧虑地摇摇头：“可是，以他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再不介入，后期的状况不可能自行变好，很大概率上，只会越来越极端和糟糕。到了那个时候，可能不止心理咨询，连其他途径介入的效果都会非常有限了。”

丁楠说不清，像瑄毅这样的孩子——哪怕已经显现出了极为明显的抑郁症状，但从未向任何一家心理机构求助过，也从未获得一个明确的诊断——又是否存在于统计数据上的那个“24%”之中。在心理咨询师的眼中，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就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因着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客观特点，他们的情绪非常容易达到一个轻度抑郁的标准，一旦有外界的因素加以刺激，情绪问题便很容易进一步恶化。

聊到此处，丁楠特意停下，纠正了我的一个用词：

“你刚才说，‘青春期是敏感的’——不，你这个用词太轻。青春期的情绪远远不止敏感，它不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它是一个‘特别的时期’。

“青春期的孩子们，带着强烈的内在主义，他们有着尚未发育成熟的大脑前额叶皮质，掌握情绪的边缘系统发育不完全，就像一辆有着发动机却没有刹车的汽车。哪怕没有外界的插手刺激，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翻天倒海了。一方面，他们内心渴望成长，与父母分离；另一方面，又依旧依赖父母。

“‘分离’的那一部分中，他们常常希望自己变得更强大，更有能力，在群体里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位。然而这些‘希望’往往容易遭受挫折，挫折可以外归因，也可能内归因。一个孩子，如果一直在焦虑和挫折的环境里生存，经年累月，焦虑的下一步就是恐惧。当缺乏有效的疏通途径时，这种情绪常常就转换为自我攻击，从‘环境不好’变为‘我不好’，从外归因转至内归因，如此就很容易触碰到自己的核心信念——‘我不行’。

“而‘依赖’的那一部分，敏感，与父母交流的隔阂，又常常让孩子们生出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情绪荒野’伴随着‘不被爱’的感觉，最终衍生出更深的自我否定。”

我继续追问：“那最终让瑄毅崩溃的，是哪方面的因素呢？是升学的失败，还是家庭环境的影响？”

“这些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抑郁的本质，以认知行为的心理角度来看，就是‘我不行’这个核心信念激活得最厉害的位置，即便是家庭的环境，最终刺激的，也是他们这个核心信念。”

“是孩子无法将家庭与自己分割开去，是吗？”

“是的，大部分的孩子，都会把‘沉重的家庭’挂到自己身上。他们无法分辨，只能背负。家庭的‘不行’，最终依旧化作他们自身的‘不行’。”

7

大多数来找心理咨询师求助的家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也不知道，以前好好的孩子，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这样，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般。”

这句话丁楠已经听到烂熟，但他始终不认可：“就像瑄毅走到这一步，也绝不会仅是因为升学的那个刹那而突然发生的转变。来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尝试过自杀的小孩，细究起来，他们的爸爸妈妈，多多少少都不是‘全然不知’的。这些孩子是怎么走向末路的，原因也许非常多。可是我相信，一个家长不会从来没有感知到TA的孩子有过走极端的想法，这个孩子也不可能从来没有流露出过这样的念头。”

我想起一句话：“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我们常常只能看到“突然”变得乖戾消沉的孩子，却从来没有看清那些沉默着埋在他们心里的伤痕。当抑郁和死亡不被提及，或有意无意被忽略的时候，绝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孩子不可能没有发出过求救信号，也许是语言，也许是行为，又或许是泪水与伤痕。只是那些信号往往被忙碌的大人们忽略了。在孩子走到极端之前，TA一定是独自走过了一段极为孤单和艰难的路，直到自己再也走不动了。

丁楠在闲暇的时候，会潜伏在网上寻找一些关于孩子们的蛛丝马迹。他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抑郁的孩子，会有专门的“交流空间”，那里的气氛偶尔是平静的，但更多时候是充斥着愤怒与戾气的。那些对骂串联出了一条鄙视链：重度抑郁者歧视中度抑郁者，中度抑郁者鄙视轻度抑郁者。他们常常争吵：“你这不叫抑郁，我这样子才是。”“你这个情况算什么？你吃药没？吃的什么药？”“我这个药更好一点。”“你才吃1年药啊？我都吃了3年了。”

丁楠会仔细辩解这些ID背后的身份，如果发现对方是成年人，他会毫不留情地上前去争辩——“抑郁”如今已经成了全民话题，他担心会有人借此去博取同情，获取“流量”，将抑郁症转化为“财富密码”。但若证实ID的背后是一个孩子，他不会轻笑着说“看，这般攀比，还是孩子的模样”，而是实实在在地心疼。孩子终究是单纯的，在丁楠看来，那些看似荒谬的言辞中，其实藏着他们没有说出口的求助。

“你觉得，他们比着谁的病情更重，是为了什么？”丁楠问我。

我想了半天，才迟疑着回答：“其实是说明他们正在一个‘希望能好起来’的过程中挣扎？”

丁楠点点头：“所有的事物都是正反两面的，每一句话也是如此。你可以把他们的话尝试着翻译出来，换一个方式去说出来——‘你才吃1年药啊？我都吃了3年了’，这句话换过来，是不是还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你才病了1年，我都3年了，为什么我还没好？为什么我还没好？’”

丁楠曾接待过一对母女，母亲面色焦黄，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丁老师，你帮我劝劝我的孩子，她现在张口闭口就是一句话：‘我不想活了，我现在就死给你看’。”而一旁的女孩神情冷漠，对着母亲的眼泪视若无睹。

在丁楠接待过的来访者中，有数不清的孩子对着父母吼出过这句话。他让那位伤心的母亲先坐下，问：“你一般是怎么回答的呢？”

这句话就像触动了什么开关，那个母亲突然愤怒起来：“爱死就死，你莫威胁老子，老子养你这么多年，倒是有罪了？！”话音刚落，女孩的神情就有些细微的变化，她微微扭了扭头，眼眶里有水一样的亮光闪过，冲着母亲嚷起来：“你看我敢不敢？”

丁楠叹了口气，问那母亲：“你能真的听懂你的孩子在说什么吗？你女儿说的那句‘我不想活了，我死给你看’，你知道她说的哪一个‘版本’吗？是威胁——‘我不想活了，我要死给你看’，还是求助——‘救救我，否则我就得死给你看’？你能判断出她说的是哪一句话吗？你觉得听到的是挑衅，可是有没有可能，那是她的求救？”

他又转过脸对着小女孩说：“你又能听懂你妈妈在说什么吗？你只听到了‘要死就死’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她在说‘你不要威胁我’？有没有听到她在说‘我养你这么多年’？”

丁楠告诉我，每一对坐在他面前的父母和孩子，大多都是这样的沟通。一问一答，看似没有逻辑的毛病和纰漏，但其实他们都只是各自说着自己的话、听着自己想听的话。

语言和声调，会有无数的歧义。很多成年人都无法去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让一个孩子清楚地说明TA或许已经混乱的思路，是不是太严苛了？父母作为成年人，理所应当地该肩负起一场场沟通中更重要的职责，那些崩溃绝望的孩子们其实并不是没有求助过，只是大部分时间，他们的哭泣并没有被认真听到过。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定是亲密关系的断裂，在孩子的生命中，哪怕只有一个人能认真地听到TA那些说出或者未说出的求助，回应以不带附件条件的爱，就能让事态的发展不至于最终失控。

8

但所有的问题都是父母的责任吗？丁楠也不认可这种说法。他给我讲起了去年接手的一个案例，是和“老板”王一一起接手的。

最先来咨询的，是孩子的外婆，接待这位老人的是王一。老太太目测60来岁，但看起来年轻又新潮，不过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萦绕在她身上浓重的焦虑感，似乎像一种味道，挥之不去——不同于许多老年人的“相对舒展”，她的焦灼情绪甚至不亚于当下那些疲惫无助的中年人。

老人语速飞快，讲的都是自己11岁的外孙子旻旻。最开始主诉的是孩子沉迷手机——这一点王一并不意外，那时正值疫情严控期间，无数的孩子们被封在家里，守在一方屏幕前上网课，由此产生的家长与孩子之间的纷争，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外婆紧接着又说起了旻旻的诸多异常：情绪时常失控，非常暴躁，频繁尖叫，喜怒反复无常。老人强调着：“他是不是有强迫症啊？”

王一询问具体的症状，外婆就讲了两个细节：旻旻在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有哪个字写得不够工整，就一定要擦掉重写，反反复复，一页作业甚至要做好几个小时；他衣服的袖子、脚上的袜子，必须保持左右两边一模一样长，倘若有一丝不齐，一定会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袖口和袜口调整到一致。

这样的症状确实有少许超过正常范畴，王一简单安抚了几句，却完全没有奏效。外婆的情绪始终紧绷，絮絮说到最后，甚至急迫地盯着他问：“这孩子这样子，会不会像网上的很多小孩子一样去自杀啊？”

“自杀？不，现在这样子还不至于。”

王一没有料到这个外婆会有这般的过度反应。对于老人的问话，他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好笑，但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胸口随即会涌出一种夹杂着悲哀的压抑。接触的家长多了，他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像旻旻外婆这样焦虑的原因——他们大多还是因为对孩子爱之深。“当你越在意一个人的时候，你情绪中的担忧成分就越大，许多焦虑的家长也和旻旻外婆一样，越在意孩子，就越容易把结果往最坏的方向去想。”王一说，在他们经手的案例中，更悲哀的一点在于：有的家长把结果往最坏的方向去设想了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会隐隐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有那么一种可能——真正把孩子推向那个方向的，有可能恰恰是你的担忧。”王一用这段话作为对旻旻外婆开解的结束语，当时老人垂下头，没有接话。

第二次咨询的时候，旻旻的妈妈也一起跟了过来。和外婆不同，旻旻妈妈对于咨询并不在意，除了浅浅地表达了一下对孩子沉迷游戏的担忧外，并未展现出更多的焦虑。

不过，这个母亲给王一的感觉是“矛盾而纠结”的。在咨询的时候，她时常会显露出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始终不愿意认真地和王一讨论孩子的问题。不同于老太太的忧思过重，这个女人散发着一种“无力”的情绪，她的神情大多时候是游离而呆滞的，并且一直表达着对自己母亲那种担忧的不屑一顾。

而丁楠负责接待的则是旻旻。这个男孩给丁楠的第一印象是“落落大方”，一进屋，他就客气地主动跟丁楠打招呼：“你好。”可之后，就没有更多的言语了。丁楠能感受到旻旻在良好教养之下藏着的紧绷，就像是一种伪装得极好的“应激战斗模式”。直到交谈许久，丁楠才能感觉到旻旻缓缓地松弛下来。

始终没有到场的旻旻爸爸。王一和丁楠从旻旻外婆和妈妈口中零星听到了他的一些信息：出身农村，寒窗苦读，博士毕业后去了一家极好的科研单位，做到了很高的职位，收入颇丰。他显然是家中大事的主导者，是经济的强力支柱，也是孩子教育的主力。他对孩子有着近乎刻板的严苛，从学习成绩到兴趣爱好，甚至穿衣吃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如此。

回忆到此处时，丁楠特意停下，对着我强调了一句：“注意，我说的不是‘严格’，而是‘严苛’。”——这个父亲将每一个琐碎的日常事项，都化解为可量化的“任务”，又给每一个“任务”都定下极为严苛的标准，如若没有达到，迎接孩子的将是暴风骤雨般的责骂与惩罚。王一对这个家庭的模式做了简短的总结：“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优秀而强势的父亲，沉默隐身的母亲，还有内心涌动着恐惧与不安的孩子。”

9

在这家人走进咨询室之前，这样类似的强迫性行为已经在旻旻身上出现了三四年。旻旻的父母对此并未在意，如果不是那时外婆坚持，他们恐怕依然不会来。

我曾忍不住表达了对旻旻妈妈的质疑：“她与孩子朝夕相处，看到孩子这么多的反常行为，竟然从没有想过要干预吗？”

“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在这个家庭的模式里，这个母亲也许都不能算作这个家庭真正完整的一半，她能拥有的决策权其实很少。甚至说，可能父亲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她是没有发言权的，或者，至少发言是不会被采纳的。”王一叹了一口气，“大部分的人都始终相信：一个‘优秀’的人，TA所传输出来的想法不会有问题；而一个‘不优秀’的人，即使他偶尔会有一些优秀的想法，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在熟人环境中的处境。”

“所以这个母亲就只能让渡出了她管教孩子的权利？”

丁楠接过话头：“你说得很对，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她为什么会屈从于丈夫对孩子的管教，或者说，会愿意把管教孩子的权利让渡出去。”

“我可以先说一个概念，就是——人作为一个生物体，最基本的一个生存原则就是趋利避害。人当下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他最有利的选择，包括一个抑郁的小孩子。TA选择抑郁，一定是TA当下觉得对自己最有利的，陷入抑郁或许是TA潜意识里最舒服的状态。”

见我点头，丁楠接着发问：“这位母亲让渡出了对孩子的管教权，一定是因为这里面有她觉得有利的点，那个点才是她做这个选择的原因——你想想，是什么？”

我试图按照他的提示去分析：“我们如果只是很直白地说‘母亲让渡出了教育孩子的权利’，那么她这个行为妥不妥？当然不妥。因为作为母亲，就有教育孩子的权利和义务，让渡出去，就显得好像不够负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说完整，‘我让渡出我教育孩子的权利，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我觉得更好的教育’，那这样说，又好像是说得通了。”

“对，这就印证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TA潜意识里觉得最有利的选择。”

“那父亲呢？他在教育孩子时的过于严苛、不近人情、霸道强权，也是他觉得是他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吗？”

“是的。也许他的成长途径便是如此，这最终让他来到了成功的彼岸。或者说，那样的精细与严苛，是让他在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取得成就的基础与助力。如果这样的状态就是他在社会上生存、保护自己的法则，就是对他最有利的状态，你说，他会怎样？”

“所以，他这样严苛地要求旻旻，就是想把自己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孩子身上去？”

丁楠点点头，又摇摇头：“你说得对，也不对。不仅仅是‘我想把自己的模式复制到孩子身上去’，更多的是‘我只知道这个模式有用’。”

“对于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一步步靠自己的力量走下来的人来说，‘我亲身体验过这样有用，而且我只知道这样有用’，就足以让一个人坚持己见了。”他尝试模仿着旻旻父亲的口吻，“‘我为什么会用别的方法去实验呢？把我的孩子置于风险之中？试错成本这么高，我没有能力去让孩子脱离我所认为的正确的途径去野蛮生长’。”

聊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咨询的家庭的印象已经悄然发生了改观——他们不再是最开始我眼中“霸道的父亲、无奈软弱的母亲，焦虑的外婆和敏感的孩子”的组合了，而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接受并理解的家庭。

王一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对于前来咨询的个体来说，接纳和尊重，是比指导与改变更重要的事情。”

我禁不住又回想起瑄毅。之前，对这个孩子的同情也曾触发了我对他家庭环境的腹诽，似乎缺席而懦弱的余斌、强势而霸道的晓慧与刘姨，是造成瑄毅此番模样的元凶。而在此刻，我对晓慧一家也生出了些许的理解与体谅。或许，谁也不是故意的，他们能做的，只是他们认知范围内能做到的最好的选择。

10

对旻旻的介入其实是相对顺利的。这个孩子不算是一个格外严重的情况，也不需要太多的治疗，只是做了几次言语类的疏导，咨询就结束了。

后来王一去做回访的时候，旻旻外婆高兴地告诉他：“很有效果。”这倒让王一生出了好奇心——他原本没有指望那么简单的几次疏导就能让这个家庭的模式达到根本性的转变，禁不住追问起来。

老人告诉王一，咨询回来之后，她突然明白了一点：“孩子这样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旻旻妈妈也明白了一点：“孩子爸爸的高压管理和家里的气氛是会对孩子有一定影响的。目前的状况，并不是孩子一人的原因。”

王一见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很多在旁人看来一目了然的“点”，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一个需要攀越很多山峰才能意识到的“问题”。在想清楚这些个“点”之后，这个家庭的环境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细微的改变：旻旻爸爸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会刻意加上几个语气助词，比如“作业怎么还没写完”变成“作业写完了吗”，旻旻回话的态度居然就不一样了。旻旻再捧起手机的时候，妈妈不再烦躁地揣测他是不是又钻进游戏里，外婆也不会直接抢走手机了。

有一次，外婆看到旻旻拿着手机，过了许久，平静地走过去问他：“你是在玩游戏吗？”旻旻抬起头说：“不是。”换做从前，这句问话或许就是一场家庭战争的开端，质疑、争吵和尖叫都将接踵而至，整个屋子将笼罩在吵闹与哭喊中。而这次，外婆只是简单地回复道：“好的。”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没玩游戏也少玩会手机吧，对眼睛不好。”出乎外婆意料的是，旻旻也平静地点点头说了句“好的”，就顺从地放下了手机，没有尖叫与歇斯底里地嘶吼，这倒让外婆和妈妈愣了片刻。

外婆高兴地对着王一道谢：“你们真厉害，其实就是这么一些小小的变化，我们能看到孩子好像就突然变好了。”

王一答：“不是我们的功劳，其实孩子也没有主动做什么改变。对于孩子来说，‘命令’的感受被弱化了，‘被剥夺被侵占’的感受就小了很多。也许你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该谢谢的是你们自己。”

旻旻一家这个曾让王一和丁楠觉得“不算是案例的案例”，却给他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我们说起抑郁，关注的都是极端的例子。但抑郁往往更多的体现，其实就是像这样，平凡的家庭出现的非典型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没有严重到什么地步，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丁楠补充说：“对于极端的案例，虽然心痛，但说真的，到了那时候，我们能做的其实已经很少了。”他和王一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夹杂着后怕与欣慰的神情：“而这个案子，如果家长放任不管，可能过几年，就真的无法挽回了。”

“改变其实只需要细微的，许多家长在遇到孩子出现异常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如临大敌。但是其实他们要做的往往不是那种抽筋扒皮似的痛苦蜕变。”

聊兴让王一的思绪飘开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又低沉下来：“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出现心理状况的未成年家庭中，成年人也同样伴随着或多或少的心理隐患。”

一个没法关注到自己孩子心理的成年人，也一定时常在内心责怪自己；许多不重视自己孩子心理健康的成年人，往往更多的是不重视自己——不是他不爱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甚至都不能爱自己，他都无法顾及自己有没有抑郁，又有多少心思能关注到孩子？旁人又能要求他们用怎样的方式去爱他们的孩子？

那些年轻的生命消失时，会让人觉得心痛，惋惜，会在社会层面引起反响。可是，许多同样悄无声息消失的成年人呢？他们甚至连死去都无法吸引到别人的在意。

2020年，这座城市发生过一起青少年坠楼事件：一个14岁的初三男孩因为课间打扑克，被老师请了家长。愤怒的母亲匆匆赶到学校，扇了儿子两个耳光。之后，孩子当着母亲的面爬上围栏，从5楼一跃而下。在生命最后的时候，男孩的意识甚至还是清醒的，他躺在冲过来的妈妈怀里，还最后喊了一声“妈妈”。

消息传开，几乎没有人会同情这位失去孩子的母亲，他们纷纷谴责她的失职与冲动，怪罪她将孩子的尊严弃之如敝屣，在网上用着极端而刻薄的言论辱骂诅咒着她。直到后来，有知情人爆出更多的内情：孩子和母亲原本拥有一个富裕而幸福的家庭，是孩子的父亲出轨并将家庭财富尽数转移。母亲独自抚养儿子，从原本的养尊处优变为一天打三份工去挣生活费，早上卖早点，白天超市打工，晚上摆地摊儿。男孩跳楼后，他的父亲带着自己这边的亲戚去学校索取补偿，母亲没有参与闹事，她已崩溃到精神恍惚。

但这些细节已无人在意。半年后，这位备受折磨的母亲在数次尝试自杀后，也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同于孩子的离去，她的死仅仅如落在湖面的小石子，掀起几圈涟漪后便无人再提及。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主流的声音自然会将青少年抑郁的主因归到家庭与父母身上。然而在丁楠他们所了解的领域中，孩子们抑郁的“主归因”是有一个缓慢的偏移的——这种偏移以青春期为节点，在那之前，家庭的因素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从青春期开始后，学业、同伴、校内外人际关系、教育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文化和支撑体系，重重压力之下，任何一个环节的出错都可能将脆弱的孩子们击垮。

所以，在众多环节都没有足够成熟和规范的应对措施之前，一味地将责任归结于“失职的父母”，这对于那些父母来说，本身也是不公平的。王一反复对我陈述了一个观点：“援助青少年抑郁的同时，我们更要帮助成年人原谅自己的不完美。”

是的，人一定是不完美的。多少父母在自己的孩童时期，也已背负着艰难和曲折的压力，未被善待的孩子，长大后又如何能自发熟练地掌握对待下一代的技能？只有能明白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接受那些缺陷、遗憾、过错，才能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将自己和爱的人从痛苦困惑和恐惧中拉出来。

未成年人如此，成年人亦如此。

11

丁楠打开手机，向我展示了一些照片。一张张翻过去，那些稚嫩的手臂上全都是触目惊心的伤痕。有的伤口鲜红而新鲜，似乎能看到鲜血还在汩汩涌出；有的猩红而凌乱，道道血痕像蛛网般张牙舞爪地纵横交错；还有的，旧疤叠着新伤，一层层摞上去，看不到停止的意愿。

几十秒后，丁楠飞快地收回手机，不再让我看。我也丝毫没有再看下去的欲望，只觉心头发苦发堵。丁楠告诉我，从业这么多年，他收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图片，许多求助者甚至只发来这样一张照片，就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开口。

非自杀性自残是事态走向失控的第一步，那时的孩子大多已经产生了难以开口诉说的痛苦，于是选择靠伤害身体试图让情绪得以舒缓。当自残亦不能作为情绪出口的时候，自杀意念就会产生。虽然从有自杀意念到真正实现，中间会有一条不短的路，但在咨询师们看来，当自杀意愿频繁出现时，大部分当事人的心理创伤已经积重难返了。

根据世卫组织给出的报告，抑郁症导致的自杀，是目前15到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仅次于车祸。大概每7个青少年之中，就有1个有着或者有过自杀的念头，他们沉默无声，但就在我们身边。

丁楠曾经接诊过一位20岁不到的青年人，“主诉”是情感问题——他被骗了不少钱，却依旧不愿放弃那段感情。小伙子找到丁楠的目的，并非寻求疏导或援助，他只是一遍又一遍执着地向丁楠问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你是搞心理的，你很懂人，你帮我想办法，挽回她，或者拿回我的钱。”

“我该怎么办？”他并不在意自己那已经明显异常的情绪，只是迫切寻求具体事情的解决方案，想找到一剂速效药丸。

丁楠当然不会给出具体实操的办法，在他看来，那一部分已经超出了他作为心理咨询师的范畴。他试图带着那个小伙子将整个事件进行梳理和分析，几次之后，小伙子表示：“想开了，不再去和那个女孩来往了。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丁楠并没有相信他的“承诺”。果不其然，在那之后不久，这名患者就从他手上“脱落”了——在心理咨询中，“脱落”指来访者在既没有获得咨询师的同意、也没有达到与咨询师共同设定的咨询目标之前，就决定提前终止咨询的情况 。它是造成咨询师心理压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但也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的心理门诊，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扰。有研究数据展示，从小型咨询室到大型研究和医疗机构，患者的“脱落率”基本上高达45%到80%。

丁楠如今已经能坦然面对患者的“脱落”，但他一直无法释怀那个小伙子的不辞而别。听说他转去了另一家咨询机构，之后不久，就传来了自杀的消息。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很短，转瞬即逝，现如今甚至已经搜索不到只言片语。丁楠略带无奈地回忆说，那个小伙子后来转去的那家不太正规的咨询机构已经被查处了，原因是非法开抗抑郁的处方药。

那个小伙子也曾数次请求丁楠帮忙开药，都被丁楠拒绝了。他也一直不肯说为何不愿到医疗机构寻求正规的医生处方。事后，丁楠看到过那家咨询机构开出的药方，禁不住有些唏嘘——药方应该是对症的，“能感觉到，虽然确实是违规了，但那边确实是真心想帮助这个小伙子的”。

但规则就是规则，没有处方权的心理咨询师必须要为他们的违规付出代价，而那个患者也因为自己的执念无法寻求到更多的援助，最终失去了走出泥潭的机会。这件事也给了丁楠不小的刺激，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会格外敏感于心理咨询与辅助药物的关系。

丁楠遇到的许多求助者，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可不可以做催眠？”他们期望着，只要安静地睡上一觉，不用做任何改变，然后那些心结，那些坏习惯，就能没有了。

“可能吗？不可能的。”主动的蜕变永远是最困难也是最痛苦的，就像明知运动才是减肥的最好手段，却永远有无数人寄希望于减肥药一样。对于这样类型的求助者，丁楠会恼怒于对方或多或少的懒惰，但他也能体谅——不能强求一个心理本身就出现问题的人能有多么强大的自我改变的意志力和内驱力。

他曾经在一次公益咨询中在线接诊过一位外地的高中生。那次是孩子主动报名联系的丁楠，两人开着视频，丁楠能一直强烈感觉到孩子的紧张与焦灼。咨询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丁楠突然听见对面房间门被推开的声音，小孩的表情瞬间变了颜色，门开后，传来的是家长的怒吼：“你又在做什么？”视频那头的家长愤怒地举着药盒，丁楠能看得清那是抗抑郁药。接下去的混乱，丁楠有些听不清，只看到连线的视频被匆匆挂断了。

那张略带惶恐的面庞，后来时常在丁楠脑海里闪现。只是山高路长，他实在没有办法能做得更多了。他曾想办法联系到了当地的团委去接手对那个高中生的干预，但也知道，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他们能做到的事情，已经起不到太多的作用了。

丁楠曾见过无数外界对抑郁孩子家长的指责，那些家长或强势或焦虑，或缺乏对孩子的界限尊重与理解，不一而足。但在丁楠看来，这样的父母其实不算是最糟糕的，起码，他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来求诊。他接触过大量单独来求助的孩子，新生代的青少年，不少都有了对心理关注的意识，懂得自己的状况是需要寻找人群和帮助的。

但孩子终究是孩子，他们孤身奋战时，能做的实在是极其有限。这些年少的患者中，有的父母对孩子的病情一无所知，有的是知道却避之不及、充耳不闻，有的甚至会阻挠孩子去求医：“你知不知道丢人啊？”

无助的孩子们独自到医院，攒着零花钱开出药物，病情反反复复，有限的钱很快花光，他们也找不到更多的办法。不少孩子找到丁楠处的时候，已经濒临崩溃。

“可是，我也要生活，也要吃饭，我又能做多少次‘用爱发电’的事情呢？”丁楠纠结又无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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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8），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我由兰州站上车，从检票口到车厢，一路艰难跋涉，刚瞅到自己的硬卧铺位准备抬行李，一双粗糙的手便晃到眼眉前，下一秒，行李箱就被安置在了下铺床底。我低头连连道谢，抬眼才发现那双手的主人是一位农民工，他面庞困倦、粗粝、刚毅，短发，我直视他灰蒙蒙的眸子打招呼，他那干裂起皮的嘴唇响了一声回应，是西北人特有的腔调。

老顾，这个1979年出生的青海农民工，我们就这样相识了。

K1518是始发西宁终点沈阳的一趟慢车，跨越五省，浩浩荡荡，绿色车皮，普普通通。在中国，哪儿都有这样的一列火车，而在这火车上，你或许也会遇见像老顾一样的农民工——扛大号塑料硬壳行李箱提帆布货袋，一张爬满皱纹的脸，浓重难懂的乡音，打电话时能让整个车厢都无奈收听的好嗓子，以及能钻出口罩的厚重汗味。大部分人都不爱和老顾他们坐在一起，原因很多，脏、臭，还有人性基底中固着的一丝傲慢和偏见。

上车时是下午4点多，车窗外日头晒得欢。冬季，陇原上的太阳一如既往，干燥热烈，不会有南方那冷艳艳的水汽。火车在铁轨上拖着臃肿车厢“呼哧呼哧”，暖气加上烈烈日光，车厢里的温度便升上来了，老顾脱了黑色羽绒服倚靠在对铺。上车时一阵子手忙脚乱，我也累出一身汗来，遂脱了厚外套，清清爽爽地坐在铺上看窗外的天。

这时候，老顾突然问：“我能脱鞋吗？兄弟——我袜子新换的，脚不臭。”

我连忙回应：“当然能成，脱、脱。”

老顾脸上的肌肉放松下来，脱了鞋，惬意地盘坐在车铺上，又拿出烟敬我。

我笑着回拒：“不抽不抽，我抽不惯的。”

老顾听了这话，收了烟，把刚掏出来的打火机也揣了回去，看得出来是怕我介意。他的脚上竟穿着一双白袜，确实是新换的，很干净。我有些惊讶——我自幼做工，在力工、农民工堆堆里长大，这些干重体力活的人通常绝不穿白色，因为白色最不耐脏。出苦力的人汗脚多，白袜子根本洗不干净——可老顾身上又有着我熟悉的地道农民工、西北汉子风貌。

“您是往哪去？”我主动与老顾攀谈。

“包头。”他的口音听着像青海海东那边的。

“是在包头干活吗？”

“屋里头女儿在包头成了家，年前喊我过去给她带娃娃，那时候疫情严重走不起身，年过完电话又打过来了。没办法，女儿要上班，家里两个娃娃还小，没人管。”

“让女婿多干点嘛，你跑过去带孩子也不容易。”

“女婿22年年初染了新冠，先是成了‘无症状感染者’，后来在方舱做核酸检出阳性，在方舱待了不到两个月，走了。医院说是得了‘白肺’——你知道‘白肺’是啥样不？我没见过他的片子，从进医院到出火葬场，头到我们家属去接，人已经烧好放在骨灰盒了。”

老顾说的“走了”，在西北方言里，就是死了。

“我听一起做工的工友说，他老家辽宁葫芦岛的，村里头大部分四十多岁的人都得过矽肺。矽肺是绝症，治不好的，他们给‘黑矿’干活，只戴一个口罩，口罩就是两页纸，能防得了啥子？工友说，‘白肺’的片子和矽肺差球不多，黑黑的一张塑料片子上一片白，那一团白就是肺。好肺机器扫描出来是黑亮黑亮的，白的就是坏透了。”老顾说这话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车厢里阳光很足，光大片大片落在我们坐的白色床铺上，打在老顾半张脸上，照得他半个身子金黄金黄。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过道正对坐着的一位大姨接了话茬儿。她连连长嘘短叹安慰老顾，然后自顾自讲起疫情期间，他们县哪个庄、哪个村死了哪些人，说大部分都是高龄老人，又叹卖纸火的（经营丧事用具的店铺）和殡仪馆的挣足了钱——因为新冠是传染病，县里要求去世的人必须火葬，不能土葬，人多得送殡仪馆烧都需要预约：“人一辈子多么不容易，最后一关了，还要屋里人先预约烧埋，才能死得安然。”

老顾若有所思，感慨：“棺材换成了骨灰盒，大盒子换成了小盒子。人一辈子就是挪腾来挪腾去，都一样的。”

车窗外，高高的黄土连着天，一条条黄土沟、一道道沙梁盘桓在大地天空，一代代农民就在这些沟壑里劳动生活，死生往复，都一样的。

2

一个钟头后，天光黯淡下来。老顾举着半块油馍让我吃点，我没客气，从包里翻出一袋子西红柿。

“你这是好东西。”老顾眼睛发亮，“洋柿子配馍馍，解渴又解馋。”

“96年我在新疆当兵，新兵下连第一顿饭，我记得连炊事员就是切了一盘白糖洋柿子。那个时候，能吃上一盘白糖洋柿子，就是当兵最幸福的事情了。”老顾边吃边说，吃相相当小心，一只手当托盘在下面护着，生怕渣渣掉到地上，“我当兵的地方偏远，吃不上啥好饭，连队驻扎得离村镇远，菜又贵又不好买，洋柿子是抢手货。”

我理解老顾，我当过兵，家里外公也当过兵。年少时，外公经常给我讲他在新疆边防骑兵连的故事。故事里头，外公有好多种样子——在边防哨卡上，他透过步枪的觇孔能瞄见对面哈萨克斯坦的哨兵，两边会互相朝对方哨卡20米处的空地射击，空子弹壳从硬邦邦的沙地上跳起，蹦到他们的警戒线内；他是骑兵，有一匹战马……外公一讲，我就开始幻想——黑色鬃毛的战马、跳起来的子弹壳、半夜在仓库捉老鼠吃的小解放军。我日复一日地陶醉于此，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停止，只是记忆变得难以捕捉。

我出神地看着老顾，试图在他沧桑的脸庞上寻找到一种陌生的熟悉感。

“真没看出来您以前还当过兵。”我由衷地问，“您是当了几年兵？”

“我当兵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兵役制度改革，义务兵满服役期后转改了志愿兵，志愿兵干完就回了老家。”

（编者注：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新修改的第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缩短了义务兵服役期限，将义务兵服现役期限从原来的3至4年，一律改为2年，并取消超期服役的规定。）

“不过我结婚早。”老顾笑着说，“九几年部队结婚要审核年龄，不到年龄不让结哩。我家婆娘我们打小两个人认识，家里面早给定了亲，等我第一年回家探亲，就在农村老家办了酒席。当时结婚还瞒着部队，不敢让连队的领导知道，这可是受处分的事。”

我打趣老顾：“那你这可是犯错误啦，还是明知故犯。”

老顾咧咧嘴，继续说道：“我以前在部队因为会写毛笔字，所以当过团里的文书。义务兵满服务期后原本想继续干，可没办法，团参谋说转改志愿兵的名额紧张，有转改想法的人又多，僧多粥少，得看运气。我是庄农人出身，从来不相信运气。我知道团参谋是在‘点’我，可我也没办法，家里穷，还有个老妈妈常年卧病在炕，当兵挣的那点津贴全搭在看病上了，哪有钱去‘活动活动’……”

“你当时没去找战友借？”

“借了，都借遍了。我想转改想疯了，当时在部队的生活条件虽然苦，可当兵就是改变人生的宝贵一步。部队上的饭再难吃，也比在老家山坳坳里种洋芋、刨洋芋要好，刨一辈子地，又能刨出什么来呢？别人都说热爱家乡、热爱土地，我一点都不热爱。我当兵就是想逃，可惜武装部走兵时没塞上钱，原本有一个去陕西汉中的名额，被占了，我被替换到新疆阿克苏了。” 老顾苦笑道，“越逃越西北。”

“那最后还是没留下来？”

“是啊，我那时也年轻，干了两年文书，就觉得自己从泥鞋换布鞋了，在领导身边待得多了，以为自己也有本事了，其实是自己骗自己。我去找同年兵、找以前新兵连的老战友借钱，甚至都找到老连队连长、指导员，就想靠这份钱谋划个工作，再干上三年。可不但一毛钱没借到，反而受了人家一顿白眼。我一个青海老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顾海成，这两年你干文书，沾了团长的光，尾巴杆杆都翘到了旗杆上，现在想借钱活动关系、想走后门，跟我们抢名额？我告诉你，门都没有！你要是转改成了，我第一个跑团委告你。’”

“我们是一个地儿入伍的老乡，算起来还是一个庄的本家！可世事就是这样，你高的时候，人家捧你；你落难了，人家就怕你再爬起来，不是对你有多恨，只是受不了你比他们好。没办法，这话一说出来，我知道我这个兵是当到头了。我收拾好行李，退伍那天，背上包、拿上一把马扎，从阿克苏坐回了青海。”

老顾说着就怅惋起来：“社会怎么把人改造成这个球样子？我们看见比自己过得差劲的，都愿意可怜他，一旦有朝一日他发了财、穿了貂，摇身一变比你高一截，我们就开始咒骂、诋毁，甭管说他是作恶害人还是卖身求荣，总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3

老顾说完，沉默了一阵，不愿再谈这个话题。他把小桌上的吃食拾掇到一边，身子凑上来给我看他手机里的照片，里面全是“书法作品”——有些是正正规规拿毛笔蘸墨汁写在白纸上的，有些是拿拖把自制的“大笔”蘸水写在水泥地上的，还有更多是拿砖头块、粉笔头、树棍写在地砖、墙壁、工地水泥墙和黄土地上的。

老顾一边翻，一边讲解：“这是在包头，工地上粉笔多得很，不用钱，墙上乱写乱画也没事儿，后头施工的又会把墙再粉刷上……这是我干保安的时候，闲着嘛，每天没事在地上画几道，水写的，一会儿就干了，也不会有业主投诉……这是在医院门口，我家女子养头胎，我跟着伺候，在住院部病房没法写，每天晚上伺候我女子吃完饭，我就带她走走路，在住院部下面的花坛边上拿树棍棍画，还有这个……”

说老实话，我对书法一窍不通，也看不懂楷书、小篆、隶书的风采。老顾讲得津津有味，我的注意力则全集中在那些照片的背景上——老顾青海老家的苞谷场、黄土夯实的土院子、红砖头铺就的堂屋。我被他的这些作品所震撼，照片上的老顾和我面前的老顾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里，老顾戴着一顶黄色安全帽，蹴在墙边，拿粉笔虔诚地写下“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照片另一端是个身材矮小、一脸水泥灰的小伙在给老顾比“大拇指”。

我问老顾为什么会写那几个字？老顾不好意思地说，那段时间自己女子在外面物流中心打工，被掉下来的重物砸到了手，他心里焦急，可又赶不过去，就想写点菩萨保佑的话，保佑女子平平安安。这是他一个没本事的父亲，唯一能做的事。

如今，那面曾承载了老顾心愿的墙壁或许已经成为某位业主的家，粉笔头写下的祈祷被腻子一遍遍覆盖。我想如果菩萨有灵，那他一定会显现他的慈悲，即使呼唤他的道场，只是一扇建筑物半成品的墙壁。

火车闯进暮色，苍茫的陇原静谧肃寂，高大钝圆的山陵座座相连。我看见太阳马上要掉落到山后面去了，好奇它的归向，目不转睛地盯着，落日于是就掉进我的眼睛里，在我的瞳仁中不断下沉。

快临近白银，天色完完全全浸入昏暗，即使往车窗外远眺，再也看不见什么了。窗玻璃反光，照见老顾双手托举脑袋的倒影。我又好奇地问老顾，他当过兵、做过团部文书、会写字，在村里也算半个文化人了，怎么从部队回来就没找个什么轻松活儿干，工地上卖力气也干不长久，人都要熬干在钢筋堆里的。

老顾霎时愣住了，踌躇半天，嘴巴张开又合上，最后在暮色的倒映下叹了口气，才娓娓道来：“2001年底我从部队回来，按照当时的退伍兵安置政策，满一定服役期的老兵，如果有三等功就可以在乡、村两级安排工作。”

“那你是没立功？不符合政策？”我追问道。

“符合是符合，我拿过两次三等功，在部队当过一年副班长、一年班长。当时我复员回青海老家，镇政府安排我去了另外一处偏远村子，当了一名村干部。说得好听点，沾个‘干部’的名，说直白了，就是一个守林人——没办法，村子就那么大，村委会办公室就那么三把椅子，无端空降一张吃饭的嘴，我坐那儿了，别的人还怎么坐？所以就安排我去当守林员了。不过，我也乐意，我本就是从山坳坳里出生的，一身泥味，屁股生来就是坐黄土地的，坐不来办公室的靠背椅子。”

“守林员钱少点，也算是个好差事，你怎么就没干下去？”

老顾摇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不是我不干，是出事了，我被上面拿掉了。”

看着我疑惑的眼神，他嘴角紧抿、一脸苦笑，随即向我吐露了“被拿掉”始末缘由。

4

我没想到，像老顾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人生也过得如此跌宕起伏。

起先，老顾安安心心地做起守林员的活计，虽然钱少，但乐在清闲，林子里除几只野獾和偶尔路过的野猪之外，再没有其它保护动物，唯清明、重阳和腊月正月村民上山祭祖时，才需要他重点做防火巡查。

在山上没有所谓的固定上班时间，老顾每天睡醒之后架炉子生火，烤几个黄面馍馍、煮上一盅茶，吃饱喝好，就带上一把锹、一个哨子，牵上他养的狼狗“黑皮”，上山巡逻。巡逻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当兵站哨差不多，主要防偷砍树和打野猪。

当时，山下的城里兴起玩鸟，一只长尾雀能卖八十多元，非法打猎的大小鸟贩子闻风而动，几个毛娃子（小混混）天天上山打鸟，老顾巡逻时经常看见树底下要么散一地羽毛，要么是一两只被弹丸射倒的死鸟。

林子大，毛娃子们体力个顶个的好，有时候老顾在山坡上明明看见了，可就是喝止不住。那几个王八羔子还炫耀似地拿着鸟笼子舞来舞去故意给老顾看，老顾气急了破口大骂，毛娃子们嘴巴也厉害得紧，一个接一个、一句接一句，什么脏话都能从他们嘴里吐出来。

有次老顾气得不行，大喝一声，举着铁锹往上坡地赶。当时他刚退伍两年，在部队练出来的体力还没消退干净，脚下还有力量。他死咬着几个毛娃子，追着他们不松口。可毕竟年龄上来了，他终究跑不过那些个二八小伙，累得蹲在地上直喘气。被追的毛娃子们看他步步紧逼，也急了，边喘气边骂：“老东西，只不过抓了几只鸟，你跟追你大（爹）一样要魂要命，难道这林子是你家开的？树是你家栽的？”

老顾试图教训那几个毛娃子：“你们这几个坏怂，哪个庄的不学好？这林子不是我屋里头的，可我是守林员，你们来干啥？来犯罪！”

一个瘦个子毛娃朝老顾喊：“守林员？呸！原来是看门狗！”

老顾受不得这羞辱，怒上心头，又追上去，毛娃子们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老顾倔脾气也上来了，一时糊涂，竟放开了“黑皮”。人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狗，“黑皮”一个狗窜就追过两道山坡，眼瞅着要到几个毛娃子跟前了。之前叫嚣的瘦个子猝然看见狼狗露着獠牙嘶叫着冲过来，心里发怵，脚下慌不择路，竟跑到一处断坝边边，一个扭脚，整个人直接从断坝上滚了下去。

“啊！‘黑皮’回来！”瘦个子从断坝上掉下去的一瞬间，老顾立马就清醒过来了，赶紧往断坝底下赶。其余几个毛娃子显然是被吓到了，他们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上山打鸟无非为挣几个钱交学杂费、吃吃零嘴。那个断坝只有两米多，可下面接着个缓下坡，等老顾赶过去找到瘦个子，翻过他身体叫喊他时才发现，他撞到一块大石头上。

按老顾比划，那块害人的石头大概略小于胸，我听得目瞪口呆，忙问：“那后来呢？”

“长尾山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时来林子的除了救护车，还有派出所的警车。警察问了我大概的情况，就把我和几个毛娃子一起带走了。警车小，坐不下，其中一个打鸟的孩子还在上小学，个子一米四都不到，就被安排在后备箱，膝盖顶胸，抱着腿，蜷缩身子窝着。一路上我和那几个毛娃子挤在一起，我看着他们，再回看自己，一心悔恨。

“毛娃子们虽然是非法打猎，但因为年龄小，查出来他们捕的鸟也不多，加上家里人使劲，除了为首的两个混子，其他孩子审了一晚上就放了。医院那边打电话过来说人死了，没抢救过来。民警给我传达了这个消息，我心如死灰——我的生活也到头了，现在死了人，还是个孩子，先不管法律上怎么判，孩子的家里人是放不过我的。

“后来半年，我都在为这件事付出代价：先是守林员的工作丢了，村委会上报镇里给我记了行政处分，扣了三个月的工资给孩子家属做补偿。后经派出所鉴定，我虽然没有直接造成孩子死亡，但放狗追人，是过错方，法院判了我两年有期徒刑。之后因为我在监狱里表现良好，减刑了四个月。我想，法院判得没错，虽然我坐了牢，但一个孩子的命没有了。这是我这一辈子的债，我永远也还不了。”

还有，“黑皮”也在他入狱前被村委会干部收走，借“给孩子家属一个交代”的理由宰杀了，皮毛卖给了狗贩子，肉消灭在了他们的肚囊中。

听了后续，我心里难受。老顾脸上倒没有太多的异样，甚至神色中显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平和。

5

服完刑后，老顾专门去了那孩子家。孩子父母所在的庄离老顾家的村子不远，翻过一个小山，再隔两道沙梁。

第一次，他都没敢进那家的门，只是远远路过望了望。后来，他装成苹果贩子进了院子，屋子很破旧，只有两个老人，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一问，才知道孩子的妈是孩子爸从云南拐过来的，受不了这里的苦，早在孩子出事前就跑了。孩子爸常年在外打工，好几年没回过家了，两个老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劳动能力，全家就指着二十多棵苹果树过日子。

“我看着两个老人，始终感觉良心上亏欠。当时我刚出狱，老婆闹着要离婚，家里也没有经济来源，我怀里就揣了三千块钱，临走放在了喝水的碗底下了。”老顾说到这，情绪忽然激动起来，倏然竟掉下泪来。

我一时手足无措，回过神后赶忙从衣服兜里掏卫生纸递给他。但他没接，拿一双粗干的手搓搓脸。

老顾想起自己被扣的工资，还有当年的福利补贴，当时应该经由村委会上报乡政府，作为赔偿金补贴给受害者家属了，所以他问两个老人：孩子出事后，政府管没管过你们的生活？老人们摇摇头，老顾顿时心里打鼓——坐牢该，经济上的处分也该，他都认，但他从没怀疑过那笔钱的走向。

于是，老顾又问：你们村里、乡里难道没人提过补偿金吗？两个老人说，孩子出事后，孩子爸回来处理的后事，乡里领导来过，但他们说孩子是非法打鸟，被护林员追赶后自己失足跌崖摔死的，本来这种事就扯不清楚，现在你们家运气好，政府好，法院不但不提非法打猎的事，还要帮你们追究护林员的刑事责任。放心好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护林员被判刑了，你们也不要再伤心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乡领导说完这些话就走了，这件事故盖棺定论。孩子家里头都是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没有想过找间接造成孙子死亡的老顾要补偿金。一个死了，一个蹲牢了，死的冤，蹲牢的也冤，也就这样过去了。

老顾从孩子家出来，就去了原来被安置工作的村子，多方打听，才确认那赔命钱根本没有给孩子家，而是被当时的村委会班子欺上瞒下“吃”了：“他们居然拿这钱去市里面找猫儿（嫖娼），不是人，这是畜生干的事！”

2000年初的西北农村，村干部是一方土皇帝，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像老顾这样的经历，我却是头一遭听闻。

老顾从当兵入伍到复员安置，吃了整整快八年的公家饭，文化虽浅，但心里面是亮堂的。当他知道赔命钱被村委会班子挥霍在了水月会所，成了嫖资，立时怒不可遏，一度想跑到村委会讨说法——但他终究没踏进村委会院子——紧要关头，他的妻子一手牵女儿，一手举结婚证，母女俩一起跪在他面前。妻子对他哭喊：你刚从监狱里出来，又要回监狱蹲牢吗？你现在去找那些畜生有啥用？难不成你还要去和他们拼命？走走，你今天真要出这个家门，那我们两个先去民政局把婚离了，厨房里有菜刀，你拿上刀要杀要剐都和我们母女没关系！你这辈子不活人了，我的女儿还要活人，她不能有一个蹲两次牢，当劳改犯的爹！人家家属都不言传（说话），你又替谁闹腾？我就问你顾海成，你图个啥？

妻子声泪俱下，继续劝老顾道：“庄农人的大腿扭不过当官的胳膊，咱们不要主动招惹人家，他们就不会祸害我们。世上没有咽不下的气，他们有他们的报应，我们就等着看吧，看他们的因果什么时候到。”

老顾低头看看妻子女儿，再看看家里的一片狼藉，火气消退了。他回想起蹲牢的滋味，妻子说的都是对的。

他长叹一口气，拉起妻子和女儿，从此再也不提这事。他把三等功军功章拿到县城里卖了钱，然后去农贸市场换了两头猪仔。妻子开心极了，特地花了四十五块钱从劳保店为他买了身迷彩服。穿上这身熟悉的绿，背起行李袋，他加入了村里外出务工的老乡团。

自此，老顾从一名劳改犯，变成了在工地上讨生活的农民工。

火车在夜色中咣当咣当前行，除了售卖零食的小推车，车厢里难得地安静下来。我在这片安静中听完了老顾的讲述，借着光线，看见他脸上的条条沟壑紧紧皱在一起，额头和颧骨两侧褶皱盘曲，组成一个说不出的“苦”字，好似与生俱来。

“小兄弟，我看你像个上班的文化人，我问问你，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因果报应？”老顾最后问我。

我没想到一个四处讨生活的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可我也知道老顾问我的不是一个问题，他并不是在寻求答案，只是在寻求肯定。于是我向老顾点点头。

老顾若有所思，穿上鞋站起来走向车厢连接处，不一会儿，一股烟草燃烧的呛味弥漫进来。

6

在我有限的坐卧铺的经验里，几乎没碰见过不打鼾的邻铺，无论老少、男女。老顾的鼾声和他这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像，白天的他有多么忠厚沉默，晚上的鼾声就有多么策马奔腾。

第二天一大早，老顾神采奕奕，热情地招呼我吃早茶——小桌子上敞着一包用白色塑料袋装裹的干油茶，他自豪地说，这油茶面是他正月初一在老家炒的，和外面超市里卖的不一样。

他用塑料小勺小心地往自己的水杯里舀油茶面。我拒绝不了，那黄澄澄的油茶面散发出菜籽油和核桃仁的混合香味，拿火车上的免费开水一冲，热腾腾的香气就在窄小的车厢中漫溢开来。老顾美滋滋地道：“这油茶放足了料，干核桃、花生仁、杏仁、小茴香、白芷……多多地放，还加了牛骨头，不但香还补胃。尝尝吧，不要嫌弃。”

我看着老顾，感觉今天的他又与昨天不一样，身上透露出一种沙棘草的韧劲。生活就似戈壁滩上的风沙日夜侵蚀着他，可他没有抱怨、甚少慨叹，生活无非就是大风里的石子，打在身上受着、吹进嘴里咽下。

我打趣他：“这次回女儿家又得忙起来了，在城市里生活，是不是没有待老家惬意？”

老顾点头：“你看这火车要在轨道里走，人也要在轨道里走，不能脱轨，脱轨了就要出大事。我现在就是在自己的轨道里走，能给女子好好带孩子，再找份零工，多少挣两个钱，这就能成了。人一辈子就是这样，我十八岁就把婚结了，那时自己也是个毛娃子，什么也不懂。等到反应过来，嚯，娃娃已经大了，脖子上也跟老黄牛一样套上了皮绳，这下好了，你就头够低老老实实拉犁吧！”

然后又说：“可谁能想到，自家女子也走了我的老路，不好好读书，上高中就谈对象，一来二去，等到我反应过来，孙子怀上了。唉，这下好了，学下了，早早把婚结了，除了给人家老板打工，这辈子也走不出山沟沟了。穷人家的孩子要走出这个圈圈，难得很。”

我笑道：“现在社会好了，发展得也快，包头也不错，以后娃娃上学也方便，宽宽心好着呢！”

老顾喝一口油茶，连连点头：“好着呢、好着呢，往前看。”

油茶喝完，车厢广播提示，火车进包头站了。老顾赶忙收拾起来。他行李多，我帮着一起将行李抬下火车，他朝我回头点点。包头站是一个换乘大站，人群浪涌，老顾背着大包小包很快淹没在站台上，他睡过的下铺，很快又上了新的旅客。列车再次开动，炒油茶的香味在车厢里持续了一阵子，随即淡化在空气中。

火车摇摆像地龙一样，车厢连接口倒灌进内蒙古的寒风。新年刚过，春寒冷得倒逼隆冬，从车窗往外瞧，山区里家家户户门上的对联和门神红艳喜庆，与四周一片黄土苍凉拉锯对立。

三年没有开张的春运，今年又拉起候鸟迁徙式的大幕，这片土地从极致热闹到极致冷清。我农村老家，一些老房久无人住，已坍塌颓圮，一些因人口外迁遗留下的房子，由村委会出面雇来推土机三分钟夷平，只等两场春雨，平地生出新绿，来年此时，这些曾经承载过几代人的老房子，就会变成一片标准的荒地，融进黄土高原。

老顾和像老顾这样的人，从一座乡村逃出，轮转到另一片土地。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过一百年、两百年，土地不变，只有其上的人不断在变。三代过后，情缘、亲缘都化作风中沙石，大风吹过荒原，万象更新。

他下车后，我无心再睡，开始久久思索起他的经历——昨夜，我听到老顾说梦话：“怎么会那么像呢？都是命、都是命，你要认罪、你要认命。”“你是又找我来了，我知道光坐牢是还不清这个债的，我认、我认，你安然点不要吵，一切债我都认。”当时就有种不妙的猜想。刚才我送他下车时，特地问了他一句话，老顾听见后，惊慌失措，我知道猜想成真了——他的孙子和失足摔死的毛娃，长得一模一样。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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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中旬的一天，王副经理在群里通知“1小时后开会”，要求支行机关全体员工参加。我到达会议室时，很多同事已经落座了——平常开会，大家可没这么高的积极性，一般也就是稀稀拉拉几个中层干部撑场面，行长开讲好久才有零星员工进来。这个会议召开得如此突然，来的人又这么多，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恐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不一会儿，冯行长手捏一份文件坐到了主席台上，开口就是一个响雷：“……市行专项会议要求，9月底前对各支行机关借调人员进行清理……”他越读面色越严峻，底下的人也交头接耳起来。

在我们银行内部，“借调人员”的说法由来已久：80、90年代，国有银行居于“爱存不存”的垄断地位，招收的尽是员工家属、军转人员以及各路“神仙”打过招呼的关系户，其中有背景的人大多进了行机关。那时的行机关就是个养大爷的地方，工作少，人员多，天天喝茶水、看报纸、接孩子，还能买菜中午回家做饭，反正到最后大家工资都是一样的。2003年，国有银行推进改革，机关的“活儿”逐渐加码，而这些背景深、年龄大的员工，干起活来很不给力。领导吆喝不动，就想出了从下面“抽血”的法子——省行从市行借人，市行从支行借人，支行从分理处借人。就这样，产生了一大批“借调人员”。

新城支行自然也不例外，近10多年来，支行从下面网点抽调的人员少说也有30多人。他们给部室干活，挣部室工资，归部室管理，只是人事编制还在原网点。年深日久，很多人甚至已经忘了自己实际上还是网点员工的事。

冯行长在会上直言不讳，说这得罪人的差事他不愿意办，但市行文件上说，9月底前市行人事处将对各支行的清退工作开展专项检查，“未达成目标的，分管副行长免职，10月底前未达成目标的，行长免职”。

作为一把手，冯行长不得不面对两大难题：借调人员里也有一部分是托大小领导帮着说过话的，他们大多是整天喝茶水、盯股票、混退休的，就算脸一抹轰他们到基层网点，他们能干啥？再就是天天真干活儿的那部分借调人员，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他们走了，活儿又交接给谁干？

会议很快结束，冯行长说要梳理出借调人员名单，在四楼公示。

市行给新城支行核定的机关人员编制有限，绝大多数借调人员都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若按照文件的说法执行，新城支行机关足足要砍掉一半的员工。

机关蹲久了的人都生长出了优越感，谁也不愿意去下网点，一时间人心惶惶。我问了借调到省行的同学，才知道市行这次清理人员根源是2020年省行春季招聘惹的祸：省行原本以为，疫情时期，国有银行肯定会成为招聘市场上的香饽饽，可等新人报道时却傻了眼——有超过六成的爽约率，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们宁愿去南方当送餐员，也不愿意进东北的银行赚3、4千的工资。

市行原本分配的40多校招名额，最后只来了15个年轻人，其中8个还是2000年之后建校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三本）学历。市行原本承诺，今年各一级支行（含县域）至少分2个大学生，结果现在有的行都分不到新人。市行人事处怕各支行领导围上来要求解决“缺柜员”的问题，干脆先发制人，用“清理机关借调人员”来堵住各行的嘴。

我所在公司部，办公室位于三楼步梯的转角处，是个隐秘的角落。同屋的老汪和我一样，是从分理处主任岗位“撤退”下来的。我俩都不负责啥具体业务，只干点跑跑颠颠、边边角角的活，门庭冷落得很。

自打清理借调人员大会开过后，张雨宁总来屋里晃悠。这小伙子是90后大学生，2018年“重点城市行”改革时划到我们新城支行来的。他原来在网点当柜员，业务出色，群众口碑也不错。2019年公司部上线普惠金融、小企业贷款、场景商户等新业务，缺精明能干的人手，就借调他到我们部门负责几项新业务。

晃悠了几天，张雨宁终于憋不住了，把话题强行扯到清退借调人员的事上来。一通话说下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他担心被“退回”分理处当柜员，想保住自己现在在公司部的位置。

我和老汪都笑张雨宁入行年头短，听风就是雨。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年来光打雷不下雨的改革风声多了去了——嚷嚷了10多年的“撤销市行机关”，因70来个正副处级干部没法安排而作罢，市行机关规模反而越来越大；提了7、8年的“撤销大支行、实行省行直接对网点的扁平化管理”，到现在也没有下文……再说，就算这次动真章，也不可能轮到他张雨宁——从工作的角度讲，他负责的都是新兴业务，需要电子产品摆弄得溜的人干，那些个大哥大姐是万万搞不定的，“上头有人打招呼固然管用，但哪个部门总要有两个干活的人嘛”。

我和老汪你一言我一语，张雨宁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2

果然如我和老汪所料，只听得上面磨刀霍霍，靴子却迟迟不落地。红头文件上说好的“立即启动”没了下文，市行人事处检查组的影儿也没见着。

消息灵通的人说，这事儿卡壳，源于办公室政治——市行人事处的处长快要退休了，卢行长从外地破格调过来一位副处长管事，搞得不少眼红这位置的人颇有怨言。这位副处长想搞个大手笔（清退借调人员）证明领导看人的眼光没错，但大家都不给他这个新官的面子。这得罪人的事各支行行长很挠头，都在观望，想看看别人家怎么办，再依样画葫芦。

一晃半个月过去，还是没啥风吹草动，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事儿大概率又不了了之的当口，四楼的公示栏突然贴出了名单来。

名单公示的是机关正式在编的员工，显然是为了照顾借调人员的心情——没上榜的人就是“借调”身份。有几名在机关干了10多年的老人看了榜，才知道自己的身份竟然一直没有转正，顿时骂声四起。

公示名单一出，就意味改革还是要搞下去的。我掐指一算，按文件需要淘汰掉的人，占了机关总人数的四成之多。看到那份名单后，张雨宁的火又噌地窜了上来，业务跑流程都没了精气神。公司部一把手的王经理见状，安慰张雨宁说，自己准备专门去找冯行长谈一谈，从公事的角度留下他，让他先放宽心，“该干啥干啥，不要自乱阵脚”。

王经理对留下张雨宁信心满满——当年他把张雨宁要上来，就是因为市行推的几项新业务没人能干得了。机关数十名员工，平均年龄50岁，一个个跟大爷似的，看个内网通知得先戴上老花镜，去趟市行开会要行里出专车送，一个条线（部门分类）只有一个人能用，简直是司空见惯。那时法人信贷业务只有一位副经理懂，如果他请了病假，就算是铁路局这样的大金主，也得等他上班后再放款。

公司部需要张雨宁跑前跑后，留下任劳任怨的年轻人对经营是好事。有了部门一把手出面，张雨宁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冯行长和王经理谈话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王经理长篇大论，从几个角度陈诉张雨宁对本部门的重要性，冯行长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解，“再考虑”，完全没有承诺留下他的意思。

王经理只好如实和张雨宁转述，小伙子刚燃起的热情又被扑灭了。

“你大林哥伺候过好几任行长，让他帮你参谋参谋。”王经理不想让小张走，就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也不想让张雨宁走，他走了，扔下的活有可能会转嫁到我身上。我沉吟良久，问张雨宁道：“端午节‘维护’了吗？”

想追求进步的年轻人逢年过节向行长表示点“心意”很平常，是表达对领导的一种尊重，收不收那是领导的事，无论是被“下不为例”教训几句，还是被退了回来，铁定不会出副作用便是了。

“维护了。”小伙子机灵地回答，他伸出一只手掌，然后缩回去若干手指。

“也不少啊……”我皱着眉头努力思考着。

冯行长上任还不满100天，大家都还没摸清他的脾气秉性。我猜测，冯行长既然对王经理的意见没有一口否定，可能是想落个人情。之前听说冯行长比较爱玩，凡是唱歌、篮球、喝酒，基本都能到场，再加上他甫一就任就对各部门经理说，部门聚餐，出去旅游，都开绿灯，费用行里给出，我觉得组织一次饭局，冯行长应该不会拒绝：“既然从为公的角度说老大没打垄（不为所动），那就从为私角度说说看——组织一场酒局拉拉私人关系咋样？”

张雨宁和王经理都望着我，我只好进一步展开来说：“不如让你王哥出面以公司部聚餐为由，请冯行长出来坐坐，他有讲话在前，以‘部门团结’的名义，应该差不多能同意。”

王经理听了，连锛儿都没打，一口应承下来。一级支行部门科长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听见王经理愿意为自己出头，张雨宁大喜过望。

事不宜迟，王经理以部门聚餐为由邀请了冯行长。酒局在一周后举行，实际上参加的只有4个人。酒桌上的气氛很好，冯行长透露了重要信息：“按照市行文件规定，新城（支行）有14个借调的名额，有大学学历的（人）才能报。”

我们3个小的相互对视一下——看来，张雨宁保住岗位十拿九稳了，甚至，他还会因为有本科学历，因祸得福通过一次正式竞聘，得到正式机关编制。

冯行长基本不吃菜，自己就干掉半斤白的加五六瓶啤的，更难得的是，喝到夜里，冯行长去洗手间好久没回来，我们去找时发现他躺在洗手间门外醉得不能动弹，最后被张雨宁和王经理抬回家“收尾”。根据我的过往经验，跟领导能把酒喝到这个程度，这事成功率已九成往上。

第二天，张雨宁又来找我研究对策，我一拍大腿对他说：“还研究个屁！老大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嘛，咱行4个部室有全日制大专学历的一共都没几个，你这茕茕孑立的本科生就把心搁回肚子里去吧。”

张雨宁听了相当受用，手里捏着一叠报表屁颠屁颠地出门去了。

3

一个人群中要淘汰掉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总要有点依据。按照过往经验，机关这番大动，肯定会组织一场竞聘——先笔试，再民主测评，总分相加，成绩在后面自然被淘汰，到时候怨不到别人，只能怪自己业务不精、人缘也不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行机关所有人都翘首以盼岗位竞聘之类的淘汰方案。多家兄弟支行都陆续举行了公开竞聘，新城支行却一直拖着，没有半点动起来的迹象。

有一天，张雨宁一脸丧气地来找我说：“我可能得回分理处当柜员了。”

我一问才知，前一天冯行长在检查本部大楼办公室卫生时对王经理说：“雨宁这孩子不错，但想要往上走还要多历练。”

张雨宁职业敏感度挺高，确实，当领导对谁提起“你还年轻，要多锻炼”这类说法时，就是事儿要够呛。

果然，11月中旬，冯行长正式找王经理谈话，说是张雨宁应该是留不下了，得回原来的分理处当柜员。

冷不丁这么一个急转弯，我都傻了——百试不爽的套路竟然不灵了？差在哪里呢？

“你可能不知道吧？咱雨宁是‘8年定向柜员’编制。”王经理说。

我这才知道，原来张雨宁除了是“机关借调人员”，还有一重这么个身份。

我们银行在2010年后，曾迎来过校招的鼎盛时期，那时招人，纸面上要求全日制本科学历，英语四级以上，实际操作上都是研究生、英语六级优先。市行由于人员超编，每年只能分得10个左右的名额，基本上都是研究生学历，剩下进银行的新人，九成都是从柜员干起——虽然高材生职业期望值高，但一开始也得落在基层网点去。

当柜员是个苦差事，每天得板正着身子受领导和同事的吆喝不说，还要多受一重客户的气。跳出柜员岗，是往上奔的第一步，但就像某行长曾经告诉我的职业箴言所说：“咱们银行，除了升副处，最难的就是从柜员岗出来。”

近十几年来，市行的一大怪现象就是：无论招聘多少人、撤并多少网点，柜员永远奇缺。不管谁来当行长，都是挖东墙补西墙，逮住个蛤蟆捏出尿来，只顾解决燃眉之急，一直靠牺牲年轻人的发展前途来解决眼前的用人荒，把高学历的年轻人都困在了柜员岗位，得不到晋升。新人们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么借调到市行，要么跳槽。

新城支行辖内有一家十几年都没升级改造的网点，工作条件差，没人愿意去，配备的人员都是业务上的“半吊子”。前几年好不容易分来两名大学生，领导就把一个财经名校的研究生分去当了柜员。就这样，那个小姑娘成了网点的“业务大拿”，可精熟的业务和好说话的脾气，也成了“捆仙锁”——把她调走，分理处就没了“顾问”。于是，小姑娘在柜台岗一困就是好几年，后来人家逮着个总行招聘的机会，一步登天，直接考到北京去了。

还有一位研究生更是生猛，直接跑去市行敲了一把手的办公室门，正告市行行长说：“要是还让我干柜员，我立马就跳槽。”然后很快在市行行长的关照下，借调市行，并迅速转了正。

这些逃离柜员岗的年轻人大多都是业务上的顶梁柱，冷不丁抽走了，就搞得基层行叫苦不迭。针对这种情况，省行琢磨出了一个法子——2013年校招时，搞了个“8年合同制柜员定向招聘”，虽然也是正式员工，但在合同里注明了“要从事8年柜员工作，期间不可转岗”，张雨宁那批2013年入行的大学生，正是签的这个“卖身契”。

要知道，在银行升职比公务员系统容易，混得好的人，用8年时间当个正科级干部绰绰有余。 这条款乍一听觉得相当不合理，但进来的人都信仰“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就没有不能“变通”的事——先上车，后串座，先迈进国有银行的门槛，再步步为营地运作。

果然，一过了试用期，新城支行一名大学生就活动了起来，开了先河——小伙子是市行一位处长的女婿。可他借调到省行还没干半年，就被人举报给退了回来。如此背景都没成功，之后就再也没人能运作到省、市行，像张雨宁这样借调到支行机关的都寥寥无几。银行内部各种竞聘方案对这批“8年定向柜员”都恶意满满，注明了不准他们参加竞聘。可人生能有几个8年？更何况正值职业生涯黄金时期。于是，有些年轻人挺不到8年，就纷纷跳槽了。

张雨宁一直对自己“8年定向柜员”的身份讳莫如深，倒不是因为什么面子，而是怕过多人知道，会影响日后先借调再转正的运作。但怕什么来什么。冯行长让王经理和张雨宁谈，说年轻人机会多的是，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要为以后往上走打好基础。

张雨宁也不傻——他马上30周岁了，这次要是被撸下去，回网点还得再当2年柜员。自打2017年卢行长当上市行一把手后，市行的手伸得越来越长，竞聘支行的中层都要全市统一报名，市行组织竞聘，公示后全辖十几家支行跨行调剂——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竞聘模式，夺走了一级支行行长手中最大的人事权利，年轻人聘正副科级，得去市行拉关系，在本支行表现优秀没啥用处。再说，竞聘正科级要求“35岁以下，副科至少干满2年”，这样一算，想要往上爬，33岁前就得当上副科——那么，出柜员岗，怎么也得30之前吧？

“我媳妇和我同届的‘8年合同制柜员’，一个发到手2800，一个发到手2600，每月还3000多的房贷，还养一个2岁大儿子，现在主要就是靠啃老。”张雨宁的情绪几近崩溃了。他在鸡汤里泡了这么多年，领导画的大饼再也咽不下去了。要是一直困在柜台，也许多少还会有些习惯，就怕这种感受过“自由”又失去了的难受。

张雨宁一股火蹿上来发了烧，第二天就请了病假。

4

我对自己的计策没奏效也是耿耿于怀。

我侍候过好几任行长，和省、市行领导也常打交道，张雨宁和我吐露心声，就是想让我帮着摸下领导的脉门，却没想到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不二法门也翻车了，我感到既尴尬又困惑。

我终于逮到一个市行办公室下来检查的熟人问了一番，才知原来新城支行之所以没按照市行文件执行，是因为前阵子卢行长点名批评新城支行机关人员严重超编，人浮于事，他打电话给冯行长说，“最多给新城支行返聘2人的名额”。上级行一把手的口头通知要比红头文件管用多了，就这样，先前红头文件上白纸黑字的“14个借调人员编制”就不算数了。

消息一出，大家私下议论纷纷：新城支行机关超编确是全市20多家支行中最多的，但也不至于一下子砍掉这么多名额啊，冯行长刚上任时总说他和市行老大关系“嘎嘎地”，怎么这回反倒吃了大亏？难道是被嫉妒他和卢行长关系的人告了“御状”？要不就是有别的支行行长和卢老大的关系更“铁”，侵占了新城支行的名额——反正，感觉冯行长没他自称的那么受宠。

当年张雨宁借调机关是很风光的事，分理处的人都以为他“上面”有人，进而高看他一眼，如果要被“遣返”回去，可就成了落配的凤凰，不但脸上挂不住，恐怕还要受一番欺负。不过，张雨宁回去当柜员还只是停留在口信上，没到人事系统划转的那天就意味着还有转机。王经理实在不想失去这一把业务上的好手，也就不掖着藏着找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了，又去找冯行长面谈，想从工作的角度，求冯行长变通一下，看能不能让张雨宁挂营业室的编制，实际还干公司部的活儿。

他到行长室大倒一番苦水，总体就一个意思——几项新业务只有张雨宁能干，没了他很舍手（失去得力的人或物）。冯行长却说，张雨宁回分理处已经定了，如果他要是愿意干公司部的活，休息时自己来行机关无偿奉献。

尘埃落定，12月初，张雨宁负责的几项业务还没交接出去，就被打回原网点当柜员去了。就这样，公司部唯一的本科生被“淘汰”了。不出我和老汪所料，领导果然遵循看人下菜碟儿的办法，先从年轻的、新来的下手，最后再拼脸皮薄厚。

张雨宁走后，一听说要加一摊工作，公司部几位老大哥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一般。领导没辙，要分给我一部分工作，但我从辞掉主任职位时就想好了，要颠覆从前的人设，保持“黑化”，一句“不会整”，干净利落地推掉了。领导无奈，又要分给老汪，老汪干脆请了长期病假去海南了。就这样，之前张雨宁负责的几项业务就被撂到了空地上。

听说张雨宁回到故地就赶上有老柜员请假，送给他一个连上20天班的“大礼包”。好不容易盼到大哥销假回来，主任可怜他连上时间太长，就关了一个窗口，让他休息一天。结果立即有人打小报告到分管运营的副行长那儿，张雨宁连带分理处主任都被猛批了一顿。

没过多久，网点主任轮岗，新上任的主任看张雨宁是从机关被挤出来的，更不拿他当回事了。

这一波，新城支行机关清理下去的借调人员足有30人之多，绝大多数被分配到了支行营业室。营业室主任本来以为人手多了能缓解下压力，就给他们分了工，却怎么也使唤不动。有的人领带不打，上班时往客户等候区椅子上一坐，客户咨询业务时一问三不知，有的人打了卡就没了影，还有的人回原来的办公室坐着。

不答对客户还算好的，因为从机关到基层能多赚几百元补贴，有个老大哥真的去站大堂了，可他业务知识早已荒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重新捡起来的，结果在客户咨询时乱说一通，惹出“消保协”投诉来，气得主任把他交回了人事科，说啥不要了。行里让这人“待岗学习”，没学一个小时，他就喊肚子疼，领导不敢托大，只好叫来120送他去医院。第二天，这个大哥的媳妇来行里堵副行长的门，说老公待岗只发基本工资，一家人揭不开锅，全家老小就来支行食堂吃。领导们一盘算，要是真让他待岗两三个月吧，行里还得出个专人看着他学习，本来能干活的就少，“卖一个搭一个”实在不划算，就没再坚持了。

后来，这大哥具体负责什么工作谁也不知道，倒是看见他每天随大流吃食堂很积极。冯行长原定还要去网点检查基层返岗人员的工作状态，但又传出有人看到两个老大姐私下搞串联。好家伙！这要是密筹组织群体上访可就麻烦了，于是，检查也不了了之了。

5

一眨眼又过了半年，我目睹了许多变化，才慢慢咂摸出这次“清退借调人员”的味道来。

2020年7、8月份时，龙发支行被撤销，部分人员划归新城支行。冯行长调整了机关几位分管经理负责的条线，把管工资、管费用的活全交给了原龙发支行的人。而且，新城支行原来4位个贷经理的办公场所还被换到一楼大厅，就为给从原龙发支行过来的2位个贷经理腾出办公室，冯行长甚至还要求办公室的杨主任腾出办公室给原龙发支行的1个普通员工。

总之，从龙发支行来的“移民”们一时间气势熏天，反成了新城支行的“主人”。

经过“老人”们分析，龙发支行分来的这些人，大多是更多年以前撤销的建兴支行的人，而那个已经消失的建兴支行，正是冯行长10多年前的“龙兴之地”——他在那里被提拔为副行长，几年后又接了行长的位子，老建兴支行员工的孩子来行里，都专门去看“他冯叔”。

“顾老不顾新”是人之常情。老冯当行长这么多年了，结交的朋友形成了固定的圈子。一家支行资源有限，像张雨宁这样的新人，仅凭一两顿酒局和不痛不痒的“表示”，还不足以迈入那圈子。也怨新城支行的“老人”们不给力，上一任郑行长管得松，总有“小耙子”偷偷搂钱，冯行长也是清楚的。既然“嫡系部队”用着放心，冯行长当然就得让这些轻车熟路的“土著”们靠边儿站，切断他们在工资费用上闪转腾挪的可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连王经理都不受“宠爱”，我更是人微言轻，帮小张讲话，根本没啥作用。

张雨宁开始有了辞职的想法，可他和家人稍一吐露，他爸就跟他说：“敢辞职就打断你的腿。”张雨宁说：“如果过了8年还得签一个‘定向柜员’的合同呢？”

他爸的回答是：“那也得继续干！”

国有银行这个所谓的铁饭碗，像一个无形的套子，将张雨宁困得紧紧的，别想挣脱分毫。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约我吃饭，两杯酒下肚，他也不绕弯了，直接请教起“不干柜员”的办法。

正路都试过，不行了，我猜到他想听的恐怕是邪道——脱离柜员岗位确实有一套邪门歪道，都有成功的先例：有人辱骂上级监管员，领导怕被找茬，就将其调离柜员岗了；还有人既没学历，又没什么门路，经过高人指点，先放出自己“赌博欠债”的风，然后在上班时盯着大捆的粉红色票子碎碎念“这些钱要都是我的该多好……”之类的话，把主任吓得够呛，怕出案子，没过多久，领导就把那人从柜员的坑里拎出来，安排了个客户经的岗位。

可张雨宁的口碑一直很好，光靠演戏是忽悠不了领导的，再说，那些毕竟是邪招，对年轻人的名誉伤害太大，作为老大哥，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教他这种办法。

“算了吧。”我劝他说，“‘时不利兮骓不逝’，挣扎也没用，熬吧，以后会有机会的。”

卢行长说的那2个返聘名额最终落实了，都是市行领导打过招呼的人。两人都是中专学历，不符合要求本科学历的文件规定，所以也就没举行竞聘。

几个月后，公司部那几项新业务指标排名滑到全市倒数。王经理在“推进会”上被批后也不客气，“尥蹶子”说，张雨宁调走了，业务没人能接得了。在场的3位行长也没再说啥，看样子，相对于维护关系网的重要性，领导们并不像开会时嘴上说的那样，认为“业绩比天大”。

折腾了几个月的机关改革终于尘埃落定，真正大败亏输的，只有张雨宁一人。那些被“下放”的“借调人员”，该泡病号的还在泡病号，该摸鱼的还在摸鱼，该划水的还在划水，只有他被挤下去当柜员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出头。而市行人事处的“检查组”则始终没见踪影，就好像那份声色俱厉、词严义正的文件不曾发过，也从来没说过要下来检查一样。

6

2021年10月，在一次饭局中，我偶然听说张雨宁已经不干柜员，转为客户经理岗了，不由感到十分惊讶：“又是借调呗？”

“不是借调，连柜员码都删除了。”那位同事肯定地说。

我心中暗道：“奇哉怪也，小张的定向柜员合同应该还没到期呢！”

我跟分管运营的领导打听，才知道张雨宁后来办了台个人POS机，刷自己的信用卡套现，隔一段时间还回去再套出来。由于是银行员工身份，张雨宁“循环套现”很快就被监管部门的大数据抓了出来。省行给新城支行下了风险提示函，说是“该员工有套现行为，有形成职业道德风险的可能”，由于柜员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大量现金，“建议调离柜员岗位”。

前两年，某二级分行出过一次柜员挪用存款的案件，一条线上的会计主管、网点主任、运营经理、正副行长，都被一撸到底。领导对张雨宁的行为不明就里，可这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分管经理和分管副行长多次劝说下，冯行长终于点头同意，在系统里注销了张雨宁的柜员码，让他改任为客户经理。

我对张雨宁的家境比较了解，他们小两口虽然收入都不高，但他俩的原生家庭都比较富裕，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根本不缺钱用。张雨宁重获“自由”后心情舒畅，加上年轻、懂业务、人缘儿好，当客户经理也是个香饽饽。很快，就有个主任向我打听他的情况，显然有挖角之意。我给予张雨宁很高的评价，建议她想要人的话就趁早出手。

“之前他那个事儿……”那位主任支支吾吾地不好意思问，似乎还有一丝顾虑。

“放心！”我充满自信地答复道，“那事儿以后不会再有了。”

又过了几个月，张雨宁张罗局子请几个要好的哥们喝酒。酒桌上的气氛很是欢乐，他虽尽量避开“庆祝逃出柜员岗”的敏感话题，但满面春风、频频举杯、开怀大笑的样子，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酒酣耳热之际，我俩同时起身去洗手间，我借着酒劲问他：“小子，这次脱离柜员的办法是不是故意为之？”

张雨宁莞尔不答。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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