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秋
素雨
池洪波
刘子健
蔡寞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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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秋的一天，走在路上的我被迎面而来的一个大嫂塞了一张传单。鬼使神差般，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将传单扔进垃圾桶，反而饶有兴趣地仔细看了看——这一念之差，让我在事后曾无数次后悔。
宣传单上的文字大气磅礴：在本市中心城区的繁华地段，将建起一座名曰“H城”的商业综合体，它位于本市唯一的一处3条地铁交汇点，总面积120万余平米，包含40万平的购物中心、40万平的住宅和公寓、近30万平的写字楼以及10万平的五星级酒店。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们一直对老城区的核心地段情有独钟。广告里写的地段和开发商的大名，我都很熟悉，H集团在本市也算是知名企业，据称人脉资源极广，旗下几处住宅和百货项目都占据了市里的黄金地段，可全都做得不温不火，我们常笑言这是占了金窝却飞不出凤凰。
宣传单页上主推的，是这个商业体的地下商铺。上面写着，3条地铁通道将与地下商铺实现无缝对接，规划中的过江隧道也将直通项目门口。而最吸引我的是：这么优质地段的商铺，单价每平米竟只要3万元（按当时的市价，类似地段的商铺，单价至少要达到7到10万元）。于是，我就犹豫了一下，把宣传单塞进了包里，回到家后又递给了丈夫。
我俩在网上搜索的信息显示，地下商铺从一年前就已开始发售，H集团将地下4层的商铺空间分割为平均面积10平方米左右的虚拟商铺，30万左右就能购买到一间。投资者购买后，可以将商铺交还给H集团委托经营，每年可获得商铺购买金额8%到12%的收益。
我有点心动。那时作为刚刚而立的80后，我们的家庭资产正处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30来万的积蓄该如何安置，一直是我心头的忧心事。前些年经过“4万亿”的洗礼，即使像我这样对物价不算敏感的人，也开始真切地感受到“钱好像越来越不值钱了”。这30万是我和丈夫辛辛苦苦一分一厘攒下的，若放在银行里眼睁睁看着它们贬值，显然令人不甘。
2008年股市暴跌后，我和丈夫便一直对股市敬而远之；当时我也动过投资房产的心思，相中了一套每平米7000元、90余平的户型，但住的这套房子当初贷款只申请了10年，每月的房贷对我们压力不小，丈夫非常抗拒再增加新的贷款。
“买铺”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爸妈家的老邻居在10年前曾以20万的价格买下了一间小商铺，随着商铺所在市场的发展，人家已早早地收回了投资，如今每年还能有10多万元的净租金收入——这张传单，让我心中那颗羡慕的种子悄悄拱破了土壤。
接下来的周末，我和丈夫去了H城项目的售楼部。
走进气派的售楼中心，还未在沙盘前站稳，一位自称“珊珊”的销售顾问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她嘴很甜，一口一个“哥哥姐姐”，带我们简单地参观了沙盘后，就把我们带到了洽谈区。
在珊珊极富感染力的介绍中，一座极具商业价值的高端商业综合体跃然眼前：H城位于城市的CBD核心商圈，交通便利，周边写字楼、酒店、银行、社区众多，区位优势无可比拟。这是H集团投资40亿元打造的项目，建设占地210亩，由商业、写字楼、酒店与住宅四大类组成，其中商业部分主要由地上地下的“大型购物中心、主题店与大型综合商业街”组成；住宅部分由“高档公寓、SOHO与精品住宅”组成；写字楼楼群由3栋超高层甲级写字楼级组成；酒店面积群组则由一栋“超五星国际大酒店”、一栋“四星公寓式酒店”和一栋“华中地区首家七星级奢华酒店”组成。
“整个项目共分为3期建设，竣工后的H城将成为我市的新地标。”珊珊如是“总结”。
我们自觉并未被她巧舌如簧的介绍扰乱心智，但洽谈区各角落里售楼小姐们清脆的声音此起彼伏，时不时传来的“好，谢谢您的信任，我们到这边签合同”，撩动着我们的神经。
我详细询问了商铺的购买形式和收益模式。珊珊说：和你们从网上了解的一样，对于购买的商铺，你们只拥有产权，但不拥有使用权，商铺建成后，归开发商统一经营管理，在未来的10年里，每月按购铺金额的固定比例给我们“返租”；10年之后，你们可以选择继续自持或者回售给开发商。
“姐，这个是现在最新的商铺模式，叫理财型商铺。您看您和大哥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自己来操心出租铺子的事情啊。您就交给我们专业的团队来给您打理，保证每个月租金到账，就像取款机一样每月提取租金，相当于家里多一个人给您挣工资了！”
其实在来之前，我已经在网上反复搜索过“理财型商铺”，网友们说好说坏的各执一词。但对于我来说，这个概念还是有吸引力的：不用操心张罗出租收租这些琐事，又有稳定的租金收益，虽然收益较常规商铺租金要低，但是胜在省事。
正在纠结之际，我才突然想起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们的证件呢？‘五证’给我看看。”
珊珊愣了一下，瞬间又切回训练有素的笑容。她告诉我，其他证件都齐全，只是预售证还在办理中，因为我们购买的是地下的商铺，原本属于人防工程，所以证件办理手续要麻烦一些。
“这个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珊珊让我想想本市另两家商业中心的地下商铺，“他们都能办下证来，何况我们项目。姐你知道吧，我们L总是省里面的人大代表呢，他出面，哪有办不下来的证！”
珊珊承诺，可以在合同中写明，如果在2015年商铺交铺时还未办下“两证”，在10年约满后可以按合同总金额的8%来赔付。
“8%能有多少钱，你们这违约成本也太低了。”
“您这一间铺的8%确实不多，但您想想，如果办不下证，所有的铺子加起来，我们要赔偿多少钱？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把握，我们敢这样承诺吗？姐，您放心！”
不知是珊珊的话术太具有感染力，还是我从内心深处更愿意相信她的说辞，在犹豫两天后，我还是决定购买一间H城的地下商铺。有一点担忧和忐忑，但更多的是雀跃。
之后，我还将这个铺子推荐给父母，在我的建议下，他们也拿出自己的积蓄，和我一样购买了一间。
按H集团的承诺，在我们购买商铺的当场，就提前返给了我们3年的铺租——相当于30万的商铺，我们实际上只付了22.8万。之后按约定，从2015年秋季开始再按月返租。
于是，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我渐渐将此事忘在了脑后。
2
2015年1月的某天，我浏览一家本地房产论坛时，突然发现一个不起眼的标题：“政策收紧，H城可能办不下地下产权”。
我心头一紧，一下想起自己的铺子，赶紧到处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有些令人沮丧。
3年前，除了珊珊信誓旦旦的承诺，各种“专家”也都强调，称人防工程范围内的地下商铺，若被计入了规划的建设面积、计入了容积率，那么“规范后即可办理产权证”。可现在的口风不知何时悄悄发生了变化，传来的消息全都倾向于认为：开发商对地下人防工程仅有使用权，不可办理产权证。
我暗暗责骂自己的天真——当年查到的“专家”解读，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开发商制造的软文舆论吧。我在论坛里一遍遍翻看着相关讨论，突然无意间在一个留言里看到了一串号码——是商铺业主们自发组织的一个维权群。
我顿时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赶忙报上商铺号，申请入群。
入群后，我惊到了：大家似乎都非常激动，信息刷屏的速度远远快过了我浏览的速度，一个没留意，就数百条未读消息。信息虽多，干货却没有多少，大部分都是在责骂、询问。七嘴八舌中，我得知，当年H集团总共销售了4000多套商铺，业主不到3000人。我看了看，群里只有400多人。
因为有效信息太少，我便没有再关注群信息了。直到春节后的一天，群主私信我，说大家准备约谈开发商，问我要不要参加。
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们100多位业主代表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了H集团的会议室。
开发商也来了不少人，上到董事长，下到销售经理，全都到场了。会议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侧面的长桌上摆满了咖啡、牛奶、精致的糕点和水果，似乎在向我们努力传递着诚意。
这场会谈，不如说是一场开发商向我们表决心的安抚会。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实质性的消息，对方的王总，翻来覆去不过几句车轱辘话：“请大家相信我们，给我们时间和信心。”“我们承诺，一定会尽全力办下证，公司上层仍在沟通，把握很大。”
可对于我们提出的实质性的疑问，诸如“办证到了哪一步？”“如果不能办下证，该怎么办？”之类，王总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一句准确的答复。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大满意，却又无可奈何，三三两两叹息着离开了会议室。走出大楼，我便被迎面而来的冷风吹了个踉跄，迅速裹紧大衣和围巾。
一位和我并排走出会场的大叔压低声音对我说：“这铺子我估计悬了。之前L老板敢拍着胸脯承诺能把证办下来，是因为上面有人。现在，管事的人走了，新来的人他又没搞定，没人给他兑现承诺了。”
我一惊，赶紧拉住大叔追问：“那该怎么办？”
大叔抬起头，警惕地四周望了两眼，摆出一个挥挥手的动作，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你自己决定吧。”
刚才王总给出了一个方案：若大家对铺子没有信心，可以在2个月内申请退铺。但附加条件是：只返还本金，所有利息都不予返还。
我有些想退，却又不甘心——光是想想这20多万就这么平白无故给他们无偿用了3年，就觉得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可现如今，钱在H集团手里，当时的“合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即使明知这是霸王条款，也无力争辩。
“退还是不退”，这个难题困扰了我好多天。最终，我想再继续搏一把，赌L老板有能力办下证来。
这场“见面会”，也神奇地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群里的气氛和谐不少，每当有业主再情绪激动地发泄时，总会有人主动站出来安抚。
就这样一晃到了6月，一位不知道何时入群里的“肖律师”发了长长的一段话，说开发商这样未取得预售证就进行销售的行为属于违规，即使合同无效，业主仍是可以与开发商协商退铺的，“仅返还本金不退利息也是不合理条款，我们可以主张让开发商将两者全部返还”。
“不过，建议大家还是走法律渠道，我可以帮你们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肖律师的话在群里激起了一阵涟漪，经过长达一天的争论，群内得出了最后的结论：想接受律师协助去协议退铺的人，在群里接龙报名，之后在本周六，一起去见肖律师当面咨询。
这个“商铺”牵扯了我太多精力，早违背了我“不想花太多精力来理财”的初衷，我越来越觉得开发商办下预售证的希望很是渺茫，心里开始倾向终止合同、退铺。可我深知，如果单枪匹马去找到H集团要求退铺，将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所以还挺愿意接受抱团寻求法律支持的。可是，从来没有和律师法院打过交道的我，本能地对“起诉”“上庭”这样的术语有种陌生和排斥。
左右为难之际，上次见面会认识的小左私信我，问我周末是否去参加和律师的会面。我说自己还没想好，他突然神秘地说：“我是坚决不会去参加的，那律师就是个骗子。你知道吗？很多初入事务所的律师都是这样去拉业务的。他压根不是帮我们，他就是想赚我们的律师费而已。”
不知为什么，就在这一刻，我决定去参加诉讼。
周六的律师事务所乌泱泱挤满了人。我略略数了数，到场的一共40多人。在场的业主们迅速组了一个小群，起了一个悲伤的群名：“H城难民营”。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在数轮与律师的沟通中，不断有人陆续退出——有原本只是持观望态度来看看情况的，有听到需要几千元诉讼费便坚决退出的，也有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诉讼观望开发商办证进展的。待到最后签订委托书、交费的时候，我们的小群只剩下最后17个人了。
我们17个人几乎每周末都要碰头一次，年龄、性别、职业、经历完全不同的一群人，紧密地聚集在了一起。
我和张萍、小武、兰姐熟悉了起来。高高壮壮的小武是我们中损失最大的，他家一套私房拆迁后，收到了一笔不菲的赔偿款，于是他一口气掷下100多万，买了5间铺子；精廋的兰姐是个生意人，精明能干，说起买入的3间铺子，她唉声叹气：“我是想着女儿马上大学毕业，准备把铺子送给她做礼物，这样她日后工作要是不顺了，终究有个退路”；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张萍和我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她也曾动心准备买一套新区的小户型，最后却鬼使神差买了这套铺子，我俩每每说起新区当下的房价，就都激动得抓紧对方的手臂，恨不得让时光机把我们送回3年前——我当年看中的那套房子，房价已经涨到了2万多一平。
3
没多久，H集团单方面撕毁了见面会时提出的方案，业主们即使放弃利息，也无法退铺了。我只能庆幸自己诉讼这条路是选对了。
小左说对了，这位肖律师还真的是一位新手。我们迅速感觉到他的不专业，不论是对法律条款的熟悉，还是对诉讼流程的推进，办事效率让我们极其不满意。大家一度后悔不应该在他这里一棵树上吊死，可已经有些迟了，此时委托书已签，律师费已交，从头开始的成本太高，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推进诉讼的事情。
一直磨蹭到8月，在我们无数次的催促中，肖律师终于写好了起诉书，以“无预售证却发售商铺，涉嫌欺诈”为由，将起诉书交给了法院，等待法院排期审判。
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种种迹象都显示着，H城的情况在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我辗转托人找到房产局任职的人，对方说随着政策的明朗，H城地下4层商铺审批办证的可能性已渐渐趋向于零。
此时，H集团旗下开了12年的百货公司也因经营不善而倒闭。这家百货公司开业时走的高端路线，后来悄无声息地改走平价路线，原来5层楼的店面也压缩掉了2层营业面积，地下也引进了家本土廉价超市——但这也没有拦住它走向没落。
我们能感觉到，曾经风光无限的H集团正在一步步走向窘迫，他们露出了丑恶的嘴脸，拒绝了法院送出的传票。
我们傻了眼，肖律师倒是很淡定：“这种事是常有的，H集团肯定没那么乖乖配合的。没关系，他们拒收也没用，法院可以‘留置送达’或者‘公告送达’，不会开不了庭的。顶多就是他们耍赖，拖一下时间而已。”
我们都没有想到，正是这拖延出的两个月，让事情的结局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概早在拒收传票之时，H集团就已经计划好了之后的每一步了。
一直拖到10月，案件才终于强制开庭进行调解。
经过与法院的沟通，几位商铺业主代表得以列席参加。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到法庭，和想象中的不一样，那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前方坐着法官和书记官，后面是两位律师的位置，而我们几个，就搬着凳子坐在房间的后部。
H集团的女律师姓刘，一眼看去，就知道精明能干。她对其他问题避而不谈，全程只紧扣一个点：“我方从未隐瞒过没有取得预售证的事实，那就不叫欺诈。你们既然知道没有预售证，还进行购铺，这就是消费者自己的责任。”
在她的攻势下，青涩的肖律师节节败退。我们被他的语无伦次急得怒火攻心，开始撇开肖律师，你一言我一语地和刘律师争吵起来， 到了最后，张萍甚至当庭哭出了声：“你知道我们挣这点钱有多难吗？我们要是有钱人，也不会买这样的小铺子。是的，对你们开发商来说，这一点点钱可能不值一提，但你要知道，这点钱可都是我天天熬夜加班、被骂被欺负也只能忍着才挣下的辛苦钱！你是律师，但你也和我们一样是打工的。你为了一点律师费，这么帮着那群黑心的开发商欺负我们，你良心过意得去吗？”
张萍的声音尖锐而高昂，眼泪糊了满脸。她的哭声让屋内安静了下来，我转头看向刘律师，不知是不是错觉，竟在她的脸上看到一闪而过的怜悯。
但刘律师的神色很快恢复正常，伶牙俐齿地继续争辩起来。
法官不得不数次强行提醒双方安静，甚至强行休庭。
休庭期间，刘律师躲开众人，和开发商那边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回来继续开庭后，她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主动提出了和解方案，说开发商愿意接受我们的退铺要求，并答应连利息一并退回。
但如此的爽快是有附加条件的：一是签下和解协议后，任何业主不得向其他人提及此次和解的条件；二是考虑到集团资金链紧张，款项将从10月底起，在3个月内分3批打到我们的银行账户里。
这实在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但是相比什么都拿不回来，似乎还不是一条绝路。我们商量了一下，试图和刘律师谈判，要求一次性付清。刘律师摇摇头，神情冷淡地告诉我们：“这已经是我为你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方案了。”
一直偏向我们的法官此时也发了声，劝我们接受这个方案。在散庭后，书记官偷偷提醒我们：“这种类型的案子我们见得太多了，即使我们判你们胜诉，如果对方不还钱，那也是一纸空文，没用的，所以你们最重要的是把钱拿到手，能拿多少拿多少。”
临走的时候，刘律师几次欲言又止后，还是忍不住开了口：“哎，真的不是我说你们，这么大一笔钱付出去，你们怎么都不查清楚？预售证没有，发票没有，你们怎么敢付款？你们啊，真的是太不小心了。”
此言一出，又像是捅了马蜂窝，本就心存不满的众人开始围着刘律师吵，似乎想把对开发商的愤恨全都借此机会发泄出来：“有你这么说话的吗？”“那你这意思就是我们蠢、我们活该被骗了？”
刘律师显然后悔了她的失言，脸上浮出求饶的笑容，双手举起做投降状，然后飞快地收拾起东西。
我们一行人心事重重地走出法院，书记官说得对，官司我们是打赢了，但是钱呢？真的能如期还给我们吗？
突然，张萍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起一件事——休庭时，她去上厕所，刚好路过正在打电话的刘律师，擦身而过时，她听到了刘律师说：“好的，那我就尽量跟他们把时间拖到11月之后。”说话间见到张萍，便刻意住了口。
张萍小声说：“我只听到了没头没尾的这一句，不知是什么意思。”
大家一听，纷纷着急起来，忍不住责怪张萍：“这么敏感的信息为什么不早说。”
张萍垂下头不说话，自己也颇为懊恼的样子，额角在寒冬里沁出了密密的小汗珠。
大家叹了口气，联想到调解协议上定下第一批退款刚好在10月30日，我们心头都忍不住掠过一种不祥的预感。
忐忑不安地等到10月30日一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查存折——按H集团要求，我新办了一张存折，不知查了多少次，我发现折子里有钱到账。
我一看数字，惊讶了：到账的是全款（22.8万），而不是约定的1/3。
难道是H集团大发慈悲了？我赶紧进到群里，想问个究竟。
群里此时已经炸开了锅，连同我在内，共有4个人收到了转账，而且都是全款，但剩下的人却是一分钱都没有收到。大家都疑惑不已，没收到钱的人更急了，一遍遍地去查看着余额。
很快，我接到了刘律师的电话，说原来是H集团财务的误操作。她说，这一批付款，按17个人，每人约10万元，共请款了100多万，谁知财务没有弄清楚，给我们4人付了全款，所以剩下的人就收不到钱了。
肖律师也知道了乌龙的来龙去脉，在群里说了原委，群里顿时静了下来。我有些不好意思，却不知该怎么办。刘律师又给我打来电话，吞吞吐吐地向我提了个要求：“你可不可以把多的钱先退回去，这样每个人都能分一点。”
我愣了愣，犹豫了片刻，但也仅仅只是迟疑了那么一下，便拒绝了。我对刘律师说：“这个钱虽然是错给到了我，但我拿到的钱也是我应得的，我并没有多拿一分不该我拿的钱。这个错误是H集团财务的工作失误，那么就应该H集团自己来解决问题，重新走流程请款，把应该付的款付完，而不是让我退出本就属于我的钱。”
刘律师的声音有点着急：“我也知道不应该对你提这样的要求，可是现在H集团请不出那么多款啊，其他人那边我没法交代了。”
我想了想，回复她：“这样吧，你可以再去和其他3人沟通一下，如果他们都愿意把款退出来，我也可以一起退，否则，我一个人退款，既是对我的不公平，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刘律师“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挂断电话之前，她用很低的声音对我说了声“不好意思”。
群里的气氛有点尴尬，另外3人只说了几句“祝大家早日拿回退款”后便退了群，我继续留在了群里——因为我父母也和剩下的人一样，没有拿到退款。我将H集团退给我的钱全部取了出来，转给了父母，然后便将那张存折销了户，在群里说，我还会继续和大家一起维权，因为我父母的款还没收到。
大家每人给了我一个拥抱的表情。
直到那时，我们都还是太天真，以为大概过几日等财务重新请完款就能收到第一笔退款，最迟不过3个月后，就能收到全款。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等，竟又是2年多。
4
2015年11月24日，离原本约定的第二次返款还有一周的时间，一直翘首关注返款的我们，却听到了“XX基石”爆雷的消息。
2014年正是“P2P金融”如火如荼之时，不知何时开始，本市街头骤然冒出数百家理财公司的名字， XX基石、XX财富，名字大同小异。其中，“XX基石”的门店遍布本市各繁华地段，依傍在各银行旁边，给人一种它与银行理财有关联的错觉。
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的广告，路上随处可见他们的工作人员派发传单，宣称所售理财产品“零风险、高回报”，20万元起步，“从钱划到账户就开始计算收益，一个季度支付一次收益，20万元5年期满，可获得70%的回报，期满后返还本金。如果金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5年累计可拿到97%的回报”。
为打消投资者的顾虑，“XX基石”还对投资者做了多重 “保证”：一是投资者的资金由某国有银行设立专项账户监管资金流向；二是由一家本地融资担保公司为投资者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这家公司在后来被验证为H集团的关联方）；三是将H城项目8至12层的写字楼拿出来，跟投资者签订购房合同，若出现违约，出资人将按市场价的7折购买写字楼。
高息加“保证”，许多人趋之若鹜，最少5万起投，听说有人最多一口气投了1200万。在这样的势头下，“XX基石”迅速扩张，在本市内开了近30家门店，招了2000多名员工，一时风头无两。
我明白，击鼓传花的骗局终有崩塌的一天，所以P2P金融无论多么烈火烹油，我都没有过一丝关注和心动，更没曾想过它会和我的生活发生多少关系。“XX基石”爆雷的消息传开，我并未太过注意，直到张萍略带紧张地给我打来电话时，我都还未将此事与H城的商铺联系起来。
张萍的一席话让我愣在了原地：“我也是现在才知道，‘XX基石’的老板就是H集团的老板，这两个是一家的。‘基石’爆了，H集团也就完蛋了，没有钱赔给我们了。”
我们赶到H集团的办公楼时，早已经是人山人海。除了商铺的业主，更多的是“基石”的苦主们。已经看不到工作人员了，只在墙上贴着一张冷冰冰的告示：融资方近期所开发的项目由于多种原因无法实现正常销售，导致资金短缺，XX基石推介的基金等产品可能无法按期兑付。
玻璃门上，不知被谁写上了血红的“还我血汗钱”，在寒冬的萧瑟里显得格外刺眼。挤成一团团的人，随处留心一听，便是一场悲剧：有人拿着回迁款，想趁着交新房房款的空隙，挣一点利息，现如今只怕新房盖好也没机会住进去了；有60多岁的爹爹婆婆，将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全部投了进去；还有新婚夫妇把刚刚收到的彩礼、嫁妆甚至份子钱，全部孤注一掷地买了产品……现场处处是啜泣的声音，失控的尖叫，愤怒的大吼。
我和张萍、小武接上了头，都默默无言。小武狠狠地抽着烟，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脏话。我们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好容易快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谁知却倒在了黎明前。按目前的架势，我们的钱大概是很难拿回来了。
我出神地盯着小武手中的那团烟雾，突然想起了刘律师的那句话：“好的，我尽量给他们拖到11月。”难不成，H集团早就预先安排好了这一切，这颗P2P的雷，是他们自己主动引爆的吧？
在现场待了一会，见不会有什么进展，我们便离开了。临走前，我们加入了临时建起的维权大群，群内人数众多，商铺的业主和P2P的苦主们都有，消息弹得飞快，一不留神就有“999+”条新消息。
回到家后，我不甘心，疯狂地搜索资料，渐渐理清了来龙去脉：
H集团和XX基石背后都是同一个老板——L老板。
L老板原本只是本市一家百货公司的服装售货员。90年代，年仅26岁的他毅然从百货公司离职“下海”，带着不足万元的启动资金接手了一家服装厂。他很快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一年之后，服装厂就实现产值1000万元，利润18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普通人不敢想象的财富。
收获第一桶金后，信心满满的L老板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行业。1998年，他收购了6家当时的“特困”和“改制”企业，储备了620余亩土地，并获得其开发使用权。随后，他成立了房地产公司，等到2003年时，看准时机，利用之前囤积的地皮，投身零售业，开了那间营业面积近2万平方米百货大楼——这是本市第一家民营企业开的商业体。
2005年，初尝甜果的L老板开始在房地产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开启了对H城的规划，酝酿5年后，项目于2010年正式动工。此刻几十亿资金盘的规划，是L老板商业生涯中最为巅峰的时刻。
动工1年后，资金逐渐吃紧，H城开始大量发售地下商铺——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购买的“虚拟商铺”——提前回笼资金。2012年，L老板成立了“XX基石”，号称华中最大的民营金融集团，本市最大的第三方理财公司，截止爆雷时，拥有注册用户7万多人，累积成交金额十几亿元。
搞P2P金融的原因非常简单，H集团旗下各个地产项目全都嗷嗷待哺，资金缺口越来越大，银行正规渠道融资成本太高，上市、发债又不够资格。于此时风生水起的P2P金融，可谓是L老板的一根救命稻草。他迅速设立了私募公司，通过私募基金悄咪咪地吸收了20多亿的资金，仍嫌不够，就继续用第三方P2P平台募资，用极高的年预期收益率吸引投资，为H集团的地产项目输血。
L老板他们同一群人，一方创办理财公司，一方创设项目，另一方成立担保公司。募集来的资金投入自家的房地产项目，而担保方也仍然是自己的关联公司，这样典型的“自融自投自担保”模式，将资金盘玩得飞转。
“XX基石”的爆雷其实并不意外——L老板的野心太大了，那座体量巨大的H城尚未竣工，他又雄心勃勃地在本市的新区准备再建一座同等规模的商业体（新区的地块从拿地至今近6年过去，什么都没动）。随着H城的销售和建设停滞，泡沫化的金融公司自然逃不过破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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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群里的14个人，除了我们几个相对积极一点的业主之外，其他几人都开始懒散起来。有个大哥直言：“我已经不想再管这些破事了，你们去弄吧，需要配合的时候喊一声，我们就到场。”
张萍私下里忿忿地对我说：“这些人倒是舒服，就出几千元律师费，就等着我们去奔波、张罗，倒是一点不吃亏。”
我怕火上浇油，不想再说什么怨言，只能劝她：“哎，这又不是别人的事，是我们自己的钱，若是都等着其他人出力，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钱就怕是永远拿不出来了。”
与此同时，大群里也吵开了锅，商铺业主和P2P苦主分成了两派，开始互相指责。P2P苦主责怪商铺业主，说都怪你们要退铺，才让H集团拿不出钱，断了资金链导致“XX基石”爆雷；商铺业主反唇相讥，说你们太笨，被猪油蒙了心，只想等天上掉馅饼，却分不清是馅饼还是陷阱……
很快，这个群便“分了家”，有人迅速地建好了“商铺维权群”，大喊一声“商铺的去那边”，于是群里呼啦啦便走了一大批，P2P苦主们也同样建好小群，招呼着同类过去。
一场闹剧之后，这个群便鲜有人再发声了。
我和张萍、兰姐、小武讨论，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和其他维权者一起行动——我们既然已经赢了官司，要做的就是督促H集团按法院判决来执行。
可肖律师去区法院询问过后，一番话像凉水泼到我们头上：“目前H集团已主动将情况向省政府和市政府汇报，（11月）27号区公安局就已对这事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名义进行了立案侦查，政府冻结了H集团的所有资产，从现在起，不可能有任一笔账从集团中划出。所以，目前没有其它办法了。”
沮丧过后，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不对：“可是我们这案子是法院已经判决了的，跟‘XX基石’的性质不一样，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
大家也纷纷七嘴八舌接了话：“是的，我们不能跟其他维权者混在一起，我们不是非法集资，我们是合法的债权人。”“当务之急是赶紧让法院强制执行。”
商量之下，我们决定还是主要盯紧法院的执行。肖律师代我们跑过几次法院后，颓然告诉我们，按他去沟通的结果，法院目前是不可能对这个案件进行执行的。我们商量之后，决定让肖律师带着我们去一次法院，我们自己去找法官。肖律师无可奈何地看了我们一眼，欲言又止，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皱了皱眉头。
我们先找到当初的审判法官，她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们：目前这个案子已提交了执行材料，所以她能做的已经极其有限了。她建议我们去找执行法官，顿了顿，她提醒我们：“这个案子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你们的设想了，不要抱太大希望。”
执行法官的态度明显没有审判法官那么好，他眯着眼睛，不耐烦地听完我们的诉求，紧锁着眉头，一开口，便是硬邦邦的拒绝：“这个案子没办法啊，现在那边的财产都冻结了，政府下的明令，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一时被他的气势镇住，面面相觑，想好的话都憋在了肚子里。他见我们没接话，终于缓和了一下口气：“反正我们法院能做的都会给你们做，但是做不了的，我也没办法——你们先回吧。”
兰姐带着点怯意反问：“可是我们官司判赢了啊，赢了不就该执行吗？执行不来不就该法院强制执行吗？什么叫你们做不了呢？”
执行法官的声调高了起来，用手拍着旁边桌上厚厚的文件：“法院是万能的吗？你出去问问，有多少最后执行不了的案子？”
小武插了句：“那执行不了该怎么办？”
“没办法。你知道XX烂尾楼吧？02年就判了官司，到现在十几年了，你去问问那些业主现在拿到了钱没有？”说着，执行法官就下了逐客令：“你们走吧，后面的当事人都在门口排着队，你们的事情都说清楚了。不要占用别人的时间，你们的钱是钱，别人的钱也是钱。”
很快，政府成立了专班组，和维权代表们几次沟通后，最后传递了一些信息出来：“H集团并未完全破产，按目前的清算情况，还是有一定资产的，但是房款和集资款被各处挪用，各方面债权债务关系太复杂，到最后资不抵债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消息让我们喜忧参半，喜的是H集团还有钱，忧的是真的清算完成后，先保证把钱还给各个大债主了，我们这样的小民，拎不上筷子的钱，真的能善终吗?
不久后，专班组发出了通告，要求所有受害者全部去他们的办公点完成“确权”——就是报上自己的基本信息和被骗金额，要做一个全面统计。
我想鼓动大家去，小武阻止了我：“这个确权，确的是什么权？现在政府已经把这事当非法集资来定性了，我们如果去确权，是不是就相当于变相认定我们自己也是非法集资了？这样对我们不利。我们是债权人，是有法律保护的。”
听罢，大家也都犹豫了，张萍停了半天，迟疑地说：“可是，如果不去确权，到时候如果真的有赔付，没有确权的大概会收不到吧？”
最后，我们决定分别行动，按自己的意愿各自决定是否去确权。我们大部分人都去了，小武没有去。回来后，大家也没闲着，开始各显神通，寻找帮助——张萍找到她做记者的朋友，询问是否可以在舆论上给予支持，朋友苦笑说，事情甫一发生，他们就接到了通知：“各媒体不作报道，如有重要信息，可以以内参形式报有关领导参阅。”
我辗转托人找到市中级法院的人，对方回复我：“这件事情已经定性为刑事案件了，已经超出了我们法院所能执行的范围。”小武牵头喊大家一起去上访申诉，他列出了计划表，各级法院、市人大常委办公厅、省市政府，还对我们所有人进行了一个排班：“按这个计划表，我们一周跑一个地方，就不信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朗朗乾坤，会没有人管我们？”
我开始理解那个不再参加我们活动的大哥的话了——这段时间，维权已经占据了我太多精力，之前大家碰头商量、约见律师尚可以安排在周末，但后来开庭、申诉、上访，全都需要在工作日，请假稍稍频繁一点，公司领导的脸色就不太好看。按小武的计划，若将上访变为常态，对于我这样的上班族来说实在是不太现实。
我在心里暗自盘算：“这笔钱很大概率已经是沉没成本了，而工作才是当务之急，要保证好，绝对不能再顾此失彼了。”
拒绝了几次参加活动后，小武便少在群里发话号召了。我以为他也放弃了，谁知有一天兰姐偷偷跟我说，小武重新建了个更小的群，把几个常参加上访的人拉了进去，说：“以后有什么消息就在这个群里面互通有无吧，不和我们一起参加上访的，想坐在家里等别人劳动成果的，就不欢迎了。”
6
在最初的喧闹过后，商铺业主的大群中，除了定期发布一些和专班组的会谈录音，也没有太多动态可更新了。
一日，群里有人叫唤：“动静小了引不起重视，要搞就搞次大的！”一时群情激动，报名者众多。
我边上班边在群内看到直播：此时已是深冬，灰蒙蒙的天色下，一群人带着小板凳，浩浩荡荡地集合，又安安静静地坐在市政府的门口，里面确实大部分是老年人，白发被风吹散，在镜头中显得格外刺眼。和政府大门隔了一条马路的，是静静的长江在无声流动。
很快，静坐的人群被“请上”了几辆大巴车，群内的直播断了。等再听到消息时，我们才拼凑还原出当时的情景：大巴直接将一行人拉到了20公里外一片荒芜的郊区，放眼望去全是延绵不见边的土黄色泥巴路。大巴将人放下，便飞快地开走了，大家搀扶着走了好久，才走回到通了车的公路。
渐渐地，群里没有言辞激烈的话了，偶有人情绪激动，就有人出声阻止：“小心一点，话可不要乱说。”
再后来，之前活跃的几个维权代表也不出声了，后来某天我们聊起时，仔细一看，他们竟然全都退群了。
群内顿时一阵唏嘘：“估计是提前拿到了赔偿，上岸了。”“之前他们冲得那么勇猛，每次和专班组对话都是他们，我们还都很感激呢，觉得是为大家说话，看来，闹来闹去，还是为自己。”“合着是宋江呢，招安了啊。”“很正常啊，无利不早起，非亲非故的，人家凭什么无偿为你奔波？”
很快又有新的维权代表们补上了，新代表们和专班沟通两次后，很快就在群里发了话：“我们代表很辛苦，每次去和专班组‘斗智斗勇’也不是容易事，希望群里每人每月交50元作为群维权经费，没别的，就是顶个路费、喝水钱、饭钱吧。”
群里安静了一下，有人出来算了一笔账：群里500个人，一个人一个月50，一个月就有2万5，算账的人发了话：“代表们路费水费伙食费有这么贵的吗？”
话音落下就有人反驳：“哎哟，总得给点辛苦费的嘛。你们真的是小家子气，几十万都丢在水里了，一个月50反而来斤斤计较。代表们又不是圣人，没理由做义工的吧。”
一顿吵闹过后，群里少了不少人，不知是自己退群还是被踢了出去。
我交了2个月的维权经费。可是，60天过去，感觉代表们除了定期和专班见个面，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之外，并没有实际的推进作用。和张萍商量后，我们决定，下个月起不交费了。而停止缴费后不到一周，我们便被群主踢出了群。
失去了各个群的消息来源，我仿佛置身荒野，有一种茫然感。但也没有太多办法，还是把精力放到工作中吧。
2016年1月，我正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了H集团财务的电话，请我去公安局刑侦大队配合调查。我吓了一跳，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还惹上了刑事案件。询问之下，对方才和我细说缘由：专班组在审查集团流水时，发现了在去年10月时有100多万的款项流出（即当时付给我们4人的款项），要求集团财务和被收款人去到公安机会说明情况。
我有点无奈，说自己在外地。财务想了想，把刑侦大队长的电话给到了我，让我自己和对方联系。晚上，我给大队长说明了一下情况，对方没有多说什么，只客气地说了句如果方便，还请尽量来公安局再当面说明一下。
3天后，还没回去的我意外接到了程哥的电话。程哥是去年10月底另一位收到全额退款的铺主，当年他退群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联系过了。
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气急败坏，问我有没有接到刑侦大队的通知，我给他说了我这边的情况，他直愣愣地发问：“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没后文了啊。”
程哥的声音异常沮丧：“我也接到了通知，但我没搭理对方。结果今天一看，我收款的那张存折被冻结了。那几十万虽然还在我账户，但是一分都动不了了，再一问，说现在这个归为问题账户，H城的事情什么时候完结，钱什么时候才能解冻。”
我不知怎么接话，只能挑些安抚的话：“也好，这钱人家也没收回去，只是冻结了，说明专班组还是一直在处理H集团的事情的。放心吧，等到事情结束的那一天，你的钱就能用了。”
程哥不接话，只在电话那头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叹了好多声之后，他哑着声音跟我说了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几天后，我看到通知，L老板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被公安机关批捕，同时撤销的还有他省政协委员的资格。
自此后，我再也不想再关注H城的事情了。丈夫也安慰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到现在，这大半年以来，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安心等待吧。虽然心疼那笔钱，但也没必要扰乱正常的生活。”
2年后，2018年春节前，我妈妈突然接到了专班组的电话（我只是私下把自己的退铺钱转给了妈妈，但所有确权表上还是登记的还是妈妈名下的商铺号及联系方式），通知她可以去申请领钱了。这个好消息让本已放弃希望的我们惊喜不已，甚至有些不敢置信。
这次专班组的行动非常迅速，从通知到领款，雷厉风行。扣除预付利息后的购铺本金，在春节前后分两批先后发放到了登记的银行卡里。
失而复得的感觉让全家都喜气洋洋。我给张萍和兰姐分别打了电话，电话刚一接通，那边也是欢天喜地的声音：“正要跟你联系呢，你的钱收到了吗？我的也收到了！”
我在网上查到了相关报道：“XX市主动探索审前处置，即在法院开庭审理前通过市场化方式处置H集团资产，最终引进上海Y集团接盘，以37.63亿元、溢价125%出售H集团一个烂尾楼盘资产，回笼兑付资金……”
尾声
2019年5月，张萍给我打电话，语气很是急切：“快快快，上网，看新闻！”
在2018年春节收到最后一笔由开发商返还的款项后，我和张萍以及其他人已很久没有联系了。我上网查了一下相关消息，曾经轰动一时的本市H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终于二审宣判了。市中级法院发布的刑事裁定书认定：H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43.38亿元。26名被告人中，L老板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其他25名被告也均被判以2至3年的刑期，全部是缓刑。
时隔经年，张萍语气中仍带着不能消释的恨意：“他们犯下这么大的案子，坑了我们这么多人的血汗钱，到最后所有人竟然都只是判个缓刑？太不公平了！我真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
法院给出减轻判决的两大原因是有自首环节以及能够偿还投资人的全部本金——新闻上说，这起案子是同类案件中多年来为数不多的能100%偿还本金的，对于我们这一班小百姓来说，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不幸中的万幸”，只能归结于时机——H城项目之所以能够高价找到“接盘侠”，还是得益于2016年到2017年年中的楼市大涨。半年后，已改名为“Y城”的项目正式开始发售，除了原来商铺业主和“XX基石”的受害者得到安置外，几百户曾经购买H城住宅的用户也终于可以办理房产证了。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朋友晒出崭新的房产证：“7年了，终于拿到证了。”
我突然想起小武，向张萍问起他，张萍思索了一会，语焉不详地说：“好像小武当时一直拒绝签确权书，所以这批的赔偿名单里没有他。至于他再怎么继续维权，我就没有打听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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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南山秋
为了儿子娶媳妇，把女儿的命都搭上了
1999年春，我刚把诊所的门打开，就听见一阵阵急促的鞭炮声在寂静的村庄上空响起，人们从家中走到街中心，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是王家在办喜事，儿子今天娶媳妇，同时嫁女儿出门。再细聊，才知道原来是王家与西村的贾家、北村的张家，三家“转亲”，在同一天给儿子结婚又把女儿嫁出去。
“就是咱村王连家的女儿嫁给北村张家的儿子，不过听说这家的儿子有精神病；北村张家的女儿嫁到西村的贾家去，贾家的儿子今年快五十了，因为年轻的时候论阶级成分，他们是地主富农不好说媳妇；西村贾家的女儿嫁到王连家，王连家的儿子这不是残疾嘛，连路也走不好……”一个村里的男人边说着话，朝王家的方向走去，大家也都跟着去了。
刚走到王家的门口，就听见院内有哭声，进院一看，王连媳妇正坐在门口哭。大伙儿上前问为啥，王连媳妇说：“女儿不愿嫁，在屋里不吃饭，我这边生气呀！”她女儿王秀红也在屋里哭着喊：“为什么要我嫁给一个神经病？！”
“你以为我愿意你嫁给老张家吗？这不是为了你的哥哥吗？！”王连媳妇也喊。王秀红不说话了，还是哭个不停，胖嫂与几个人赶忙进屋去劝。
上午9点，张家迎亲的马车来了。王秀红穿了一身红衣，头上盖了红纱巾，在一阵鞭炮声后出门上了马车，随马车一起去的，有四个王秀红的本家兄弟，他们跟在马车的后面。
半个多小时后，王秀红的迎亲马车进了张家。张家的儿子叫张锋，见媳妇从车上下来，不顾众人的劝阻，上去就把王秀红抱到屋里，王秀红使劲地捶他、抓他，张锋硬是不撒手。
然而，人们完全顾不上这两人，赶紧把张家的女儿张翠华拉上了车，张翠华没有哭闹，只是默默地回头看了一眼双鬓斑白的父母，就上了迎亲的马车。马车到了西村贾家门前，贾家的儿子贾民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站在门口迎接。马车停了下来，人们放下凳子让张翠华踩在凳子上，贾民过来背起她进了家，把她放到门口屋门前，给众人行了礼，拜了天地，又转过身拉着她进了屋。
之后，这伙人再把贾家的女儿贾淑敏送上了马车，贾淑敏笑嘻嘻地上了马车，马车回到了王连家，王连家的儿子王振一瘸一拐地来到马车前面，想把新娘接到门口，但是新娘早已从凳子上走了下来，让王振拉着手进了院子，拜过礼之后进了屋。
这一场“转亲”，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虽然王振腿脚有残疾行动不便，不能下地劳动，但他一直自学电器维修，一天到晚总也闲不着，挣的钱也全都放在贾淑敏那里。到了晚上，贾淑敏总给忙碌的王振打好洗脚水。
很快，贾淑敏有了身孕，王振就不让她干活了。怀胎十月，2000年的3月8号，同村的郭医生去王家接生，是一个又白又胖的女儿，一家人喜气洋洋，王振逢人就笑，干起活来也不像有残疾的人了。王连夫妇出来进去，都是笑盈盈的。
可他们狠狠坑了自己的女儿。
王家孙女3个月的时候，我去帮忙接种疫苗，打完针刚推起车子向外走，就看见秀红披头散发地从门外跑了进来，开口就问：“妈，可以离婚吗？”
“他又打我，把我锁到屋里，连衣服也不让我穿，你看看我的身上！”秀红也不避讳我在场，说着就撩开了上衣，身上一道道全是血痕。
“哎呀——！”王连媳妇一声惨叫，随即就晕倒在地。全家人围着她，好不容易把她弄醒，她就叫王连的名字，让他立刻套上车，要去张家理论。
“妈你们又不是没有去过，一点儿用也没有，你们前脚走，他后脚就打我，还不让我说！”秀红哭着说。
没多久，张家老两口来接秀红回家，秀红死活不走。
“亲家，你儿子三番五次地打我女儿？”王连媳妇逼问。
“哎呀，我家的孩子也是惯得不成样子，别让秀红计较了，和我们回家走吧，一家人还要过日子呀是不是……”张家的媳妇说。
“要是再打秀红的话，我们就要离婚！”
“好好好！不过，咱们一家的亲事连着三家，如果我们这家离婚了，谁都好不了！当初不是这样定好了的吗？”张家媳妇威胁着说。
王连媳妇看着院子里怀抱着孩子的贾淑敏，只得低着头让张家把秀红接走了。
我看着秀红被张家接走，没有同王家的人打招呼，自己推车回到了诊所。
2001年的4月5号下午，郭医生从卫生院回来，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语不发，我问怎么了，郭医生低声叹了口气：“哎，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没了……”
“谁呀？”我很震惊。
“王连的闺女，王秀红。”
郭医生说自己刚去乡卫生院找院长办事，走到急诊室，看见王连夫妇在门口，就上前打了个招呼，问是不是看病，王连却说是女儿正在抢救。郭医生忙问王秀红怎么了，王连说，“下午张家来了人，说秀红在医院抢救呢，我问咋了，张家说就是两口子吵了两句，秀红想不开就喝了农药，还在住院”。王连两口子赶紧来了乡卫生院，一进病房，满屋子的农药味，女儿鼻子、嘴里插着管子，两人不敢看了，就出来在门口等着。
没一会儿，就有一位医生在急诊室门口叫病人家属。王连两口子哆哆嗦嗦地去了办公室，医生说，王秀红喝的是敌敌畏，抢救过来的几率不大，即使是醒了，也难免会有后遗症，让王连夫妇做好心理准备，还说“不行就转院”。
紧跟着，就听见门外张家两口子喊：“不转院！”医生问是谁，张家父亲赶忙说：“我是病人的公公，我看她的状态挺好的，等醒了，就接回家养着，不用转院了。”话音还没落，就有护士在门口喊，“病人不行了”，紧接着，就是王连媳妇的哭喊。
“我愣在了那里，实在是不知所措。”郭医生说自己站在急诊室门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自王秀红死后，王连媳妇一病不起，两个月后也离开了人世。妹妹走后，王振抽烟酗酒，贾淑敏怎么劝都没用。他说自己常常想起来在妹妹小的时候，跟他去地里拔草拾棉花，为了照顾自己的残疾，多数时候都是妹妹替他背回来拔好的草，替他把拾好的棉花背到地头，然后再一个人拉回家，他常常在后面喊：“小红，别走太快等等我！”
妹妹总是笑着说：“快点快点！跟上了你就坐车。”
王秀红死后三个月，胖嫂来诊所买药，跟我说，王秀红一走，尸体被张家一埋，张家就想悔婚，去西村贾家要接回女儿张翠华，说要再给儿子娶个媳妇，可张翠华怎么都不肯走。
自从张翠华进了门后，大她三十多岁的贾民对她百依百顺，只是婚后两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去了医院的妇科和男科都检查了一遍，结果才知道，两人婚后就没有过过夫妻生活，医生给他们看了科普的录像，还发给了他们几本夫妻生活的手册，可就在他们想要孩子的时候，张翠华的父母逼着她离婚。
一天，贾民下地劳作，张翠华在家里洗衣服，突然家里闯进几个强壮的男子，强把她拉上了门口停着的拖拉机，还把她眼睛蒙了起来。张翠华挣扎了半天，到了地方才发现是娘家大门口，她下了拖拉机，张家老两口给了男人们一沓钱，把女儿拉进了门口里，说：“孩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哥哥天天喊着要媳妇要媳妇的，这不东王村有一家要和咱们换亲，你赶紧写离婚书，离了婚，我们把你马上嫁过去，你哥哥就有新媳妇了！”
“东王村的小伙子挺好的，比贾民强多了！”张家老两口劝个不停，张翠华就说，自己这两年在贾家干活，存了点私房钱，贾民不知道，要回去拿，张家母亲就同意了。
张翠华骑着自行车回到婆家，跟贾民说了，两口子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封信，背起行囊走了。
“你们看，老张家鸡飞蛋打，活该！”胖嫂愤愤不平。
无赖与真爱，总有一个会先出现
只谈婚姻不谈感情固然可悲，可遇上欺骗感情的骗子，才是真的可恨。
2007年中秋节，我早早起床，骑上三轮准备去谷子地里，还没走，就听到胡同口有“呜呜”的哭声，走近了一看，原来是小月在自家门口，边敲门边哭：“爹、娘！我知道错了，给我开门呀！”
小月一头垂下的黑发披在肩上，穿着紧身的粉色小袄，一条淡黄色的灯笼裤，脚蹬一双黑色的高跟鞋。我陪着她哭了足有半个小时后，两扇铁门才“吱”的一声开了，小月的母亲秀英走出来：“别喊了！要是知道错了，以后就不和那个人来往了！”
小月还在哭着认错，邻居嫂子的门也开了：“秀英，别再让闺女哭了，她都这么大了，让别人听见了怎么说？”
“这孩子也是被人给哄骗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月娘解释说。
“娘，别说我了，我也不知道他有妻子儿子……”小月说。
“孩子你去家里面，我和你娘说几句话。”邻居嫂子说。
小月进了门去，小月母亲跟我们说，小月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家晃荡了几年，去了城里的一家饭店做服务员。谁知道没多久就“不对劲”了——买了个手机，电话就没有停过，问她是谁的电话，也不说。
前几天同村一个人告诉小月母亲，说去城里时看见小月被一个中年男人搂着肩膀走，可不管母亲怎么问，小月都一直支支吾吾说没有。前几天她父亲去找她，人也不在饭店，到了天黑才回来，拉着问了好半天才说，在饭店上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是县医院的一个医生。小月父亲赶忙去打听，才知道这个人叫王连唤，是县医院的副院长，而且家中有妻室，儿子都13岁了。
“你说气人不！我们要打小月，正好小月的哥嫂回来给止住了，把她领到他们家，今天早上这不过来哭着喊门了！”小月母亲说。
“到他们医院找领导告他，不知个廉耻的东西，还是个大夫呢！”邻居嫂子气得浑身发抖，转头又说，“要不给咱孩子说门亲，过几年成了家，就是出去打工也放心。”
“嫂子你多费心，这孩子今年虚岁23岁了，六月初六生日。”小月母亲赶忙答应下来。
第二天中午，我在房上晒谷穗，小月路过，我拉住她问了问那个男人的事。
一年前的一个傍晚，小月感冒发烧，同宿舍的姑娘陪她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就是王连唤，小月她们刚进去，王连唤就一直盯着小月看，看得小月浑身不自在。临走的时候，王连唤要了小月的电话，还给小月留了他的电话，说要是有事就找他。
一周后，王连唤电话就打过来，问小月感冒好了没有，小月说“好了，谢谢”，就挂了电话。过了几天王连唤就又打来了电话，说想见面。小月拒绝了。
过了一个月左右，小月正在饭店上班，突然听到有人叫她名字，转头一看，竟然是王医生。小月把菜单递给他，王连唤接菜单的时候就顺势捏了一下她的手，吓得小月这天没有再给客人们送水端饭，一直在后厨帮忙。
后来，小月又“偶遇”过王连唤几次，对他的示好都拒绝了。小月以为这件事就了了，谁知道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在街上买东西回来，刚要进饭店的门，突然从门的一边向她窜过来一个黑影，小月刚想抬腿跑，那歹人已经一把把她抱住。小月高声呼救，旁边又冲过来一个男子，上前要把歹人拉开。歹人朝那个男子打了一拳，男子松开手后踹了歹人一脚，歹人倒地后就迅速爬起来跑了。小月慌乱中赶紧爬起来，一看，那个救自己的人，正是王连唤。小月问他伤到没，王连唤没说什么，就匆匆离开了。
隔天，王连唤电话又打过来，约小月出去，念及前一晚的事，小月答应了。在一间茶馆里，王连唤拉着小月说了好多，说自己婚姻是父母包办，他看见小月就想起自己曾经的恋人之类，几次约会之后，小月被王连唤的话语打动了，开始像恋人一样和王连唤约会。
直到小月父亲找过来，小月才知道，王连唤今年已经46岁了，家里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而且还有过“前科”，之前就和自己一个“侄女”不清不楚。
小月说，自己听父亲说完，一直懵懵的，直到那天早上给父母道歉的时候，都觉得这一切不是真的。
邻居嫂子很快就给小月相中一个合适的对象，是南村的小伙子，与小月同龄，而且是同一个月的生日，在部队当兵，父母都在，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一个妹妹还在上学。
邻居嫂子拉着我去找小月娘说媒，小月也答应见一面。
国庆假期，我们俩带着小月去和小伙子见了面，小伙子名叫李家辉，1米75，一身戎装，挺拔英武。两人一见面，李家辉就说：“小月，我们认识呀！”
原来两人是高中同学，只是不同班。李家辉大学考上了军校，明年毕业，两人聊得很愉快，李家辉还一个劲儿地夸小月是校花。
可转天我们再去问，小月却说不愿意，“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李家辉”。
“说什么话呀，孩子，人家李家辉可是愿意啊！别错过这个好人家，要不这样吧，我把你的电话给李家辉，你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讲，好不好？”邻居嫂子极力劝说，小月只得点了头。
过了两天，两个人相约在城里玩了一天，玩得很开心。国庆临近结束，两个人就订了婚。
李家辉回去上学，小月也决定去省城一家棉纺厂打工。可没过两个月，小月就又回了村。
那天，我刚给小麦浇完过冬水，看见小月走过来，以为她是放假了。小月却说，自己这个班又不上了，确切地说，是没法上了。
棉纺厂不大，但是上下班方便，楼上是宿舍，楼下两层是车间，一天工作8小时，三班倒，工作环境很好。可刚去了一个多月后，小月竟然又和王连唤见面了。一问才知道，王连唤竟然调来厂里做了厂医。从见面后第二天起，王连唤又开始没白没黑骚扰小月，小月当即决定去办公室领了当月的工资回了家。
“回来后，我还是鼓起勇气拿起笔，把我与王连唤的这个状况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寄了一封信给李家辉，也说自己配不上他。李家辉的信很快就回来了。”
李家辉在信里安慰小月，“别害怕，世上还是好人多，如果有人再敢找你的茬，留足证据，咱到法院告他……”
小月泪流满面地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2008年10月1日，李家辉回来了，两个人领了结婚证，举行了婚礼。也就在那几天，听说王连唤因被“养女”举报，被公安局带走了。
一生挚爱一人，可对方真的值得吗？
小月总算遇上了一个好归宿。我的表姐就没有这么好命了，虽然她一生只爱上了这一个人，最终却落得一个死不瞑目的结局。
2010年的农历六月，我从棉花地里打药刚回来，衣服还没换，从门外走进来一个青年问， “我叫王三，是七村的，你表姐秀琴死了，昨天埋葬的，事情太急，埋前没有通知你。”
我忙问原因，王三却半天不说。我都急了，他才说秀琴是自杀。
“我姐不是想不开的人。”我说。
王三却说：“要是她的事情放到你的身上，你也想不开。”
这些年我确实和她联系不多，我知道的，只是70年代初，秀琴一门心思要嫁给刘顺，一度要和她爹断绝关系。
那时，秀琴谁也看不上，唯独看中刘顺“脾气好又能干，在队里耕地播种打农药都行”，她爹却一直不同意，按秀琴父亲的说法，就是“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可刘顺家的“彩礼”也送了，又赶着来订婚，拖到麦收，就在两人领结婚证的前一天下午，秀琴她爹急匆匆地回到家，说早晨在刘顺表哥家里找农具，“因为太熟了我就直接进了屋，结果进去就发现发现刘顺躺在他哥的炕上正在穿衣服，他嫂子也在里屋说话”。秀琴她爹说，先前就听说刘顺与他表嫂子“不干净”，只当是闲话，可这次自己亲眼见了，就觉得这人实在不可靠。
可秀琴就是不听劝，逼得她爹说：“你要是结这个婚，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听说，秀琴是真的从她爹身上跨了过去。
没过几天，秀琴就坐着牛车进了刘家的门，家里虽然是家徒四壁，但夫妻和气，也都过得去。两人先后生了一儿一女，怎么三十多年过去了，秀琴忽然就走了？
王三说，今年二月二“龙抬头”的那天，秀琴披头散发，连哭带喊，手里拿着铁锹跑到大街上，追着她老公刘顺就要打。邻居们都上去劝，秀琴就哭着说：“那个王八蛋，和俺对门的二闺女眉来眼去好一阵子了！今天我刚从大棚里回来，发现这个混蛋躺在床上，对面的二闺女坐在床边。我可怎么活啊……”
说着一口气没上来，人就背过气去了。
邻居们手忙脚乱把秀琴抬回家 ，好不容易见她醒来，缓和了些。刘顺也从外面进来，和秀琴坦白，开口就是要离婚。
秀琴气得骂：“你想想，从73年结婚，到今年快四十年了，你说离就离？你看看这家，一草一木都是咱们用汗水挣来的，供咱们的俩孩子在城里读书，然后两个孩子在城里工作，你说离就离啊？当初我进你家门的时候，就一张吃饭的桌子，我可没有嫌弃你家里穷！炕上的被子只有两条，你妈一条，咱俩盖一条，天冷的时候我都是冻醒的，房子四处漏风，儿子出生的时候差点没有把儿子冻死，现在家里刚盖了新瓦房，屋里有了新家具，才舒心了几天，你我年底就六十岁的人了……”
“反正我就是想要和对门口的二闺女结婚。”刘顺说。
“对门口的二闺女比咱女儿还要小呀！”
王三说，他当时听了，也觉得刘顺实在有些过分，便劝秀琴去城里找孩子。秀琴给孩子们打了电话，一个多小时后，儿子闺女全进了家门，秀琴便跟孩子上车走了。
原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三个月后，秀琴直接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刘顺向她提出离婚，理由是：夫妻感情多年不和，现在儿子女儿长大成家了，他想要过自己的生活。
开庭前一天，秀琴带着水果、祭品从城里坐车回到村里，没有进自己的家门，直接去了父母的坟地。儿女要和她一起去，秀琴非不让。给父母烧了纸钱、摆好贡品后，秀琴拿起酒瓶一饮而尽，没过多久便口吐白沫，一命身亡。儿女后来赶去才发现，酒瓶里装的是农药。
儿子和女儿想把秀琴葬在刘顺家的坟里，可刘顺不让，最终只得把骨灰带回城里放到了公墓里。
秀琴的后事刚刚处理完，刘顺就进了对门家，去找他家的二闺女，对门却说，她家二闺女去省城里打工了，至于去了哪儿，不清楚。刘顺傻了，回到自己的家后，好久没出门，等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吊在自家屋里的房梁上了。
邻居只得又通知秀琴在城里的儿子女儿回来处理他们父亲的后事。
王三说，秀琴的哥哥前一天回来了，把秀琴的骨灰接走，埋在了她父母的旁边，今天，他哥哥打发人给各处的亲戚说一声，王三受托，才来告诉我。
从那天起，我常常梦见秀琴姐，也许是我没有见她最后一面的缘故。
世上有没有因果报应？我不知道
2018年农历五月，我早晨正在割院里的艾草，就听见街中心传来一声惊呼：“快来人呀，出人命了！”
四邻八家都慌慌张张从家中走出来，顺着呼喊声一路寻到了大街东头的郭亮家。
大家议论纷纷：
“这家怎么了，儿子不是快结婚了吗？”
“是啊，我都收到请帖了。”
“什么呀！西头李家的女儿反婚了。”
“为什么？这亲不是定了好几年了吗？”
“听说这个姑娘在城里看上别人了。”
这时，秀珍从人群中挤出来说：“两人的婚事就是我说的媒，前两天村西头李华找到我，说她女儿不愿意这门亲事，要退婚，我问她为什么，李华说女儿在城里找了个对象，开出租车的。我说这不行，你们这门亲事已经定了三年了，人家的‘万紫千红’也准备好了，马上领证办酒席了，现在说退亲，人老郭家能干吗？这三年，老郭家每年要请你闺女去家里吃五六次饭，每次都给你们五六百块（本地风俗）——这咱不说，现在人家都把酒店、酒席都订好了，定金都交了，你们说退就退呀？结果不管我怎么说，老李家还是要退亲，昨天刚把这事给老郭家说了，现在可不就出事了……”
一进院，大家都傻了——郭亮媳妇直挺挺地躺在院子里，脖子上还套着一根绳子，已经断了气。郭亮呆坐在门槛上，两眼直直地看着地上媳妇的尸身。
他说，前一天晚上，秀珍说李家要退婚，问理由也不说，媳妇又气又急，嘴里念着“请帖都发了，酒店都订好了，押金今天给的，怎么现在说退婚？”然后一口气没上来，晕了过去。请医生来扎了几针，醒了就呆呆坐着也不说话。他在一旁守着，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刚蒙蒙亮，发现媳妇不在身边，以为去了厕所，也没有往心里去，谁知道，左等右等，人一直没回来，自己走到院子里喊了两声，也没人应，想着索性到东屋把艾草拿出来，一开门吓了一跳——媳妇就挂在房梁上。
“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
“真是的，天底下又不是就这一个女子。”
“你看看这喜事没办，办成了葬事……”
人们议论纷纷，郭家的一儿一女在母亲的身边哭得死去活来。
郭亮媳妇出殡的那天，街上围观的人很多，看到郭亮一家痛苦的神情，邻居们都忍不住掉下泪来。
安葬好母亲后，郭家的儿子郭志就去省城打工了，妹妹留在家里照顾急火攻心病倒的父亲，农闲时去了南村的一个棉织厂打工。
这几年郭家为了给郭志筹办这门婚事，不仅用尽了家里的积蓄，在外面还欠了两万多。郭亮本想着等给儿子办完婚礼后，就和媳妇再多种五亩棉花，三年应该能还清债务。谁知未进门的儿媳退了婚，媳妇一时想不开悬梁自尽了，他一病不起，过了大半年才能勉强下地劳动。
2019年的农历六月，我在棉花地里打药, 郭志来找我：“姐，后天我妹妹出嫁，你和孩子去家里热闹热闹啊？”
我赶忙迎上去，才知道郭志的妹妹去年在南村的棉织厂里找了对象，六月十三就结婚。
“妹妹要出嫁了，那你的婚事有眉目了吗？还出去打工吗？”我问。
“我回家了，准备在公路边的地里盖大棚。”郭志坐在我身边，和我说了说自己这一年的经历。
郭志的妹妹在打工时，认识了齐村的姑娘小云，两人玩得很好，以姐妹相称。小云听说了郭志家的遭遇后，很是同情。“这年过年，小云来家里坐客，正好我打工回家，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她是我初中同学”。
两人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回到城里之后，郭志常常想起小云，忍不住主动联系起她。郭志告诉小云，自己目前打算在城里先打工挣钱还债，也说起自己其实也有回村种地的打算——这几年村里发展快，要是能学会开大型农用机，麦收季节会很方便。
刚开始，两个人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可郭志思前想后，很快决定了一件大事，并第一时间给小云发了短信：他打算回家种地，先买二手的农机具，再盖上两个大棚，两年能还清欠账。信息里，他还忍不住加上了一句：“你支持我吗？”可小云一直没有回复。
整整过了一天多，小云的短信才回来：“郭志，你的短信我昨天就收到了，我把你的想法给我爸说了一下，他给你算了算，你回家后，要种一百亩地，买一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盖上两座大棚，肯定需要你父亲的支持。还有，大棚种菜，需要种菜多年的菜农来指导，你村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吗？你要想好，上述条件都具备，还要你自己能吃苦耐劳，你觉得行吗？”
郭志看了短信，想了两天，给郭亮打了一个电话。郭亮多方合计，一个多月后，给儿子回了电话：“你把工作辞了吧，我和你爷爷奶奶全同意你回来种蔬菜大棚。”
“公路西边的大棚是你盖的？”我这才反应过来，郭志点点头。
“那小云有消息吗？”
“她前天去了我的大棚。”郭志回答。
“挺好的，你得主动一点，别错过了这个好姑娘。”我忍不住鼓励他。
“姐，我还欠着账呢……”郭志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
郭志的确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孩子，很快就在家里的帮助下盖起了三个大棚，平时吃住在大棚里，到这年年底就还清了债款。
快过年的时候，郭志让媒人去小云家里提了亲，小云家答应了，转过年就订了婚。举行婚礼的那天，郭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当年送郭亮媳妇的邻居们都去了。
说来也奇怪，和郭志退亲的李华家姑娘也在同一天结了婚，更奇怪的是，两个人在结婚的第二年都生了一个儿子。不同的是，郭志的儿子很健康，而李华家姑娘的儿子却是个残疾，头一直像个拨浪鼓，支不起来，医院里诊断的是：遗传性锥体外系疾病。
村里人不懂，逢人都说，那孩子是郭志母亲托了身。
结语
世上真有因果报应吗？我是无神论者。这个事情或许是巧合，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我没有故弄玄虚，只是真心觉得，人还是多替别人想想，心存善念的好。或许我讲述的这些都是痴男怨女，可一见钟情、 相守到白头的人同样也有。不离不弃、真情真意的故事，也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以上这些我身边人的亲身经历，讲给我的女儿，给她的同学，也分享给大家。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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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1980年代的爱情》剧照
素雨
1
我的朋友小丁又离职了。他原先在一家豪车4S店做销售，收入挺不错，旺季时月薪可以拿到1万多。后来不知发什么神经，立志要考公务员，先跑去本地执法局当了2年临时工（那里活儿不多，能沉下心思备考，还能解决社保），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算上去年的省考，已经失败两次了。
一天晚上，小丁找我出去宵夜，满腹牢骚，说自己再也不想努力了，还问我：“除了公务员之外，世上难道就没有轻松稳定、收入又高的职业吗？”
又过了几天，小丁在朋友圈晒出一张照片，底下的评论立即炸了锅——在海边的沙滩上，小丁紧紧地搂着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微胖，眉眼间有岁月的痕迹，但风韵犹存。
看着满脸灿烂的小丁，我八卦心骤起，赶紧打电话问他：“你小子行啊，这么快就傍上富婆啦？”
小丁“嘿嘿”笑，说那是他小嬢（方言：姑姑）：“50多岁的人啦，看着挺年轻的吧？”
我一愣：“她就是‘利明’的丁总？”
“利明”是本地的一家知名大公司，主营塑料制造，创始人是一对姓朱的亲兄弟，其中的弟弟就是小丁的姑父。前些年，小丁的小嬢就接手了丈夫的职位，摇身一变，成了利明的总经理。
这几天，小丁为工作的事挠破了头，这事儿传到了他小嬢的耳朵里。也是赶巧，利明公司正好空出一个生产部主管的岗位，要求不高，薪金却很丰厚，小嬢便向亲侄子抛出了橄榄枝。
“想通了？当你的大少爷多自在。”我说。
小丁笑得很欢快，说八字都还没一撇呢，可别瞎摸着高兴。
小丁为人仗义，刚入职没几周就撺掇我去“利明”看一看。
“利明”旗下产业众多，年产值近亿。除了主营的塑料外，另有一家汽配厂和一家模具厂。厂区大得能跑马，光办公楼都有好几栋。我是做服装业的，也卖发泡纸和绒布之类的辅材，这年头找个新客户不容易，像“利明”这种营收良好、躺着都能挣钱的优质企业，简直是一众供应商眼中的香饽饽。
有丁总的面子开路，我跟车间的几个管理人员见了面，留下名片，算是拜过了码头。据说，“利明”的业务已经遍布华北几十个二线工业城市，常年交易的客户超过200个。虽然有些客户规模极小，到了年末，收款单往往不会超过十来万元，但架不住基数大，加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利明”的创始人——朱家兄弟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我也是从小丁那里听说的。
多年前，朱家兄弟一穷二白，还在本地的一家塑业龙头企业打工。起初他们负责外省的销售业务，一个月有二十天都在出差，后来两人在华北地区摸打滚爬，把里里外外的关系网处得相当不错。等把生产到销售各个门路一五一十地摸清后，两兄弟便一脚踹掉老东家，开始单飞。
华北一带的二三线城市是被大公司冷落的一片区域，朱家兄弟就盯准了那里。他们定位精准，又十分勤奋，工业机械里的风扇、按钮、线管，汽车上的水壶、水箱、传感器……几乎什么都做。
塑料业是一门很传统的生意，讲究资历和信誉，朱家兄弟靠一些细水长流的小订单把利明做了起来。因产品质量过关，价格适中，口碑渐渐传了出去。小丁告诉我，“利明”这些年从来不打广告，价格也不算优惠，却总有陌生客户主动上门，时不时还能接到外国订单。
家族企业的发展一片向好，可朱家老二却突遭横祸。几年前，公司想在文成县某个乡镇选一处厂房，朱家老二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文成县位于山区，必经之路除了高架桥就是密密麻麻的盘山公路。在一次开车途中，极轻微的碰撞事故让朱家老二的车一路滑到山底，命丧当场。
他死后，朱家大哥顺势退休，将公司交给儿子打理。小朱总是个年轻人，不显山不露水，将公司经营得越来越稳。我能攀上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别提有多高兴了。
2
2个月后，我接到了“利明”的订单，开始为他们供应包装绒布。有些汽车零件金贵得很，包装盒里要放一块绒布防止表面划伤。这不是什么大生意，利润微薄，可这是跟“利明”做的第一单生意，我捏着鼻子也得做。
在一个行业的生态链里，供应商之间等级分明。第一种供应商是拥有独家产品的大厂，地位超然，比如给“利明”提供原材料的公司，来自江苏，是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人家愿意给“利明”供货，是给朱家的面子；第二种供应商是自己找上门的小商家，有求于企业，自然委曲求全，这种供应商就是砧板的鱼肉，谁都能上去薅两把羊毛；第三种是公司某位高管发话要求仓库对接的供应商，有高管的照拂，底下的员工多少要留点情面，不会过分苛难。
这么说来，我属于丁总那一派的人“御赐钦点”的。开发部、生产部、车间，一步步地接洽，小丁跑上跑下使了不少力，我总不能给他们丢脸。可交完货没两天，小丁的电话就跟催命似的：“你小子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出质量问题了！”
我并不是绒布的源头厂家，只是个二道贩子。那家工厂与我合作多年，我一直都很信任，对质量掌控的力度的确不够，结果给“利明”的这批货就出了问题。同批次的绒布不仅有一些细微色差，布面上还有不少瑕疵，像是拿砂纸搓过似的，没有一点儿档次感，与样品差异甚大。
我从厂家那儿找到了解决办法，转过头又与“利明”的仓管大姐商议。材料仓库是工厂重地，仓管员握有验收大权，供应商得罪不起。这位大姐是重庆人，只比我矮半个头，面宽体阔，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一看就很“辣”。
总仓库里人来人往，领料的，交单的，送货的，忙得热火朝天，她却直声嚷嚷，说质量不行，次品率太高，又说偷工减料，不讲诚信。几个管理人员在旁边看热闹，渐渐围拢到一起，大姐一看事情闹大了，便说要全部退货，而且耽误了工期还要罚款，以儆效尤。
绒布都是定制的，打上了“利明”的logo，已用掉了一半。一旦全部退货，随之而来的就是返工费用，那我这半年可就白干了。我请小丁去车间打听，一位老工人拿来绒布一看，摆摆手，毫不在意地说，这批绒布虽然有些瑕疵，但这种情况在厂里相当常见，“车间有专门的质检人员把关，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哪里用得着返工退货？仓库不嫌麻烦，车间还嫌麻烦呢”。
我明白过来，这是仓库大姐借题发挥，故意给我使绊子。
说不过仓管大姐，我只好跑去搬救兵。小丁的情面太小，我把心一横，直接进了“利明”的财务部。当时丁总正在理账，见我进去，她诧异地抬起头问：“你是小丁的朋友吧？”
我将前缘后果统统摊出去，又将补救办法告诉她，丁总略一沉吟，说愿意出面替我说几句好话。一番交涉后，她终于让车间主任点了头，然后车间出人，将那批剩下的货挑挑拣拣，选出堪用的，减少我的损失。作为补偿，由我来支付那几个工人的加班费。
我心里刚安定下来，刚刚还躲在角落里的仓管大姐冷不丁地挤出来，朝丁总一摆头，说：“丁总，我得事先跟你讲好，这一批货确实不太行。万一客户那边提意见，老板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不起这责任。”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却是分毫不给丁总面子。“利明”的股份由朱家兄弟各占一半，老大的儿子是老板，老二的遗孀就不是老板了？丁总脸色一黑，没有多说什么。
这场风波结束后，我找到丁总一再道歉，她没有苛责我，直说那位仓管大姐是厂里的老资历，说话总有些傲，对她也不例外。
“我早就跟仓库打过招呼，看来呀，我的面子也不够大。”丁总摇摇头，略显疲倦，“以后放聪明点，再撞到她枪口上，我可不一定保得住你。”
按理说，朱家老大退休后，丁总在这个家族企业里辈分是最高，应当是主心骨。可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之下，丁总似乎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光鲜，处境甚至有些尴尬。
3
一周后我外出拜访客户，凑巧路过“利明”，就打算进去看看小丁。谁知进了生产部办公室的门，里面竟空荡荡的，小丁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键盘，往电脑里输单子。
我幽灵似的晃过去，睡眼惺忪的他吓了一跳。一周不见，原本神气十足的小丁眼圈通红，像是接连熬了三四个通宵。
“做亏心事啦？垂头丧气的。”我说。
“可累死我了。”小丁一拍桌子，将那些垒成小山似的文件都推到一旁。
我们开始聊天，说起了那批绒布引发的风波，我说这些天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个仓管员怎么能那么横。
小丁撇撇嘴，唉声叹气：“别提了，我这儿的工作更不好做。”
他是生产主管，上头还有一个生产经理，人家是朱家大哥的亲外甥。小丁入职几个月了，明明做过工作交接，也划定了工作范围，可车间的工程师进了生产部从来不找他谈事情，甚至都不瞧他一眼。堂堂一个生产主管，愣是让他干成了小文员，每天打通知、写生产日志、往车间送各种莫名其妙的文件。
如此混日子，1万元月薪照拿不误，当然轻松。可小丁是个颇有想法的人，这种“架空”使他感到煎熬。
“朱家人是不是在挤兑丁总啊？”我小心翼翼地问。
小丁站起来左看右看，确认四下无人，这才露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看起来倒是和和气气，可是看那些人的嘴脸，心里头坏着呢。”
他说前段时间，生产部要换几个插线板，他去找小嬢签了字，却被姓朱的会计给顶了回去。
“还得找小朱总签字。”那个女会计皮笑肉不笑，装模作样地说，“咱们公司管得严，尤其是办公支出，最重节约。”
又过了几天，姓朱的生产经理想换一套画进度的白板，拿着小朱总的签字就去报了账，连丁总那儿都没去过。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么！”小丁眼珠子一瞪，恨得牙关紧咬。
丁总进公司负责管理财务部，她本是不情愿的。
她年轻的时候在幼儿园做幼师，一路做到园长。丈夫去世了，可他的一半股份还在，要是家里没个人出来应付场面，实在说不过去。如果儿子朱峰能接班，那是最好不过的，可他考上了杭州的检察院，已经多年没有回乡了。于是，一个整天与幼儿打交道的园长被赶鸭子上架，成了大企业的二把手。
这种人生变化，想来就很艰难。其他家族成员也一时难以接受，甚至会生出一种微妙的情绪。
朱家亲戚不少，有钱的却不多，朱家兄弟发财后，一帮穷亲戚死活往“利明”里头挤。生产部的经理和几个主管都姓朱，车间的两个主任也姓朱。财务部两个会计是朱家的外甥女，出纳则是朱家老大的亲女儿。至于业务部门，除了常年驻守外省的业务部经理，其他事务都由小朱总的妻子负责。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掌控利明的外贸业务，是货真价实的老板娘。
换句话说，除了小丁和丁总，整个利明公司的大小头头全是姓朱的。
“要是朱峰没那么优秀就好了。哪怕不做老板，只要进公司混混日子，也能让小嬢轻松一点。”小丁说。
我满头雾水，搞不清楚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小丁白我一眼，解释道：“你不懂，家族企业是以男丁为核心的，就跟从前的宗族一样，母凭子贵。朱峰进‘利明’，丁总便是朱家的媳妇，是名正言顺的大股东；朱峰不在，丁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姓人。你以为那些观念说抛掉就抛得掉？说起来很难听，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我皱了皱眉头，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电视里斗来斗去的清宫戏。
“家族企业里的权力斗争不比宫斗戏简单。我小嬢是如履薄冰，这几年就跟走在钢丝绳上一样。”小丁说，得亏法律上规定了继承权，要是搁几十年前，他小嬢怕是得让朱家人赶回去，“孤儿寡母被扫地出门的事还少吗？”
我觉得丁总大可不必跟朱家人搅和，退股拿钱就好了嘛，可小丁骂骂咧咧地说，朱家还有一笔糊涂账，“那几个朱家外甥的工资已经支到2025年去了，这些账该怎么算？”
原来，朱家老二身故之后，“利明”设在文成县的那家新公司才正式注册成立。然而新公司花了账上的钱，工商注册信息里却只留小朱总一个人的名字。丁总曾隐晦地提过意见，小朱总态度暧昧，总将这话题远远地绕过去。
眼下，“利明”的营收的确不错，但也不是什么“现金奶牛”，这些年攒下的利润都铺到更新、更大的摊子里去了。他们在文成县建了标准化的厂房，还在江西那边弄了上百亩地，都是真金白银买下的，丁总现在要退股，朱家人拿不出钱，不可能答应。
4
早些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附近的工厂有缺人、缺材料供应、缺托运部的，却从来不会缺订单。一件件产品从流水线上拿下来，出门就变成了一张张钞票，工厂生意红火，谁也不会关注隐在幕后的供应商。
可是疫情爆发后，工厂接到的订单量越来越少，老板们失去了向外开源的途径，便开始从内部节流。一个个瞪起眼，狠抓质量、工艺，抠抠搜搜地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下面的经理与仓管见状，自然依葫芦画瓢，逼得供应商们如坐针毡，唯恐自己的材料上出点纰漏，生意被同行抢了去。
僧多粥少，不少人走起了歪门邪道，私下送礼打点关系。有人往仓库送，有人往生产部送，有人往行政部的头头那儿送，还有人雨露均沾，人人有份。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往工厂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其中，给老板送礼是有点讲究的：送的东西太次，不像话，平白惹人生气；送的太贵重也不好，比如整上几条野生的东海大黄鱼，老板们心里不免会犯嘀咕：“这家供应商的利润究竟有多高，才能送出这么昂贵的礼物？”
我有个亲戚开红糖厂，榨糖用的是祖传古法，工序复杂，流程花哨，做出的红糖粉和流水线产的东西其实没两样，但明显比工业制品更受欢迎。这些年，手工红糖的营养价值被吹上天，深受女性消费者追捧，每年我都要做几批红糖粉，预备中秋和春节送礼用。
这东西一斤不过十五六块钱，外头却很难买到。拿到合作的工厂去，上到老板娘、财务人员，下到车间管理、仓库员，只要是女性，几乎人人有份，一个不落。当然，分量不同——普通员工送一份，是15斤的量，到了老板娘那一级的，必须送3份以上，以示差异。
中秋临近，周末一大早，我就到“利明”送节礼了。刚进行政楼，迎面就碰上了叶老二。
论辈分，叶老二是小朱总的表哥，他戴一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一看就不是愿意下车间的人。他待人接物的能力不出众，干不好销售，也不会做账，进不了财务部，就整天在厂里瞎晃悠。一会儿在销售部喝茶，一会儿又在仓库里吹牛，没干过什么正事。
我曾问过小丁，叶老二究竟是干嘛的，小丁笑着说：“他呀，是小朱总的狗腿子，就是个传话的。”据说，小朱总自恃董事长的身份，一般很少到车间里去，如果有什么意见想向下传达，就派叶老二过去说。
“就这？”
“就这！一个月1万2，年底另有2万过节费。”
我收起思绪，垒起6罐红糖，送进了丁总的办公室。谁知叶老二后脚就摸了进来，将那些红糖提走了一半。我一愣，忙提醒他，说这些是给丁总的：“你媳妇要是喜欢喝红糖水，明天我再专程跑一趟就是。”
“没事，丁总一个人也吃不完，等下还是要分掉，不如我先挂个号。”叶老二挑眼看我，满不在乎地说。
财务部的会计也帮腔，说丁总独居，一个女人消耗不了多少东西。她早餐开一盒饼干，自己只吃两块，剩下的都发给会计们。买个西瓜也要切出四五份分给大家。偶尔收到供应商的礼盒，也会顺手散给朱家的亲戚们。
叶老二笑嘻嘻的，得寸进尺：“中秋的红糖，丁总只留下一罐，其他的全归我了。”
既然朱家人这样说，我也无可辩驳，只是心里有些莫名的难受。
第二天，小丁忽然打来电话，得意地说：“你行啊，和我小嬢串通了？要给朱家人一个下马威？”
他说丁总在午会上发飙了，当着三四十人的面指名道姓，把叶老二骂了个狗血淋头。起因就是我送的那6罐红糖——不过在丁总口中，这些红糖是“利明”的公产，是她专程为车间茶水房预留的，而叶老二却把公司当成自己家，东西随随便便拿。
叶老二无话可说，我和小丁都很讶异，难道隐忍了六七年的丁总开始反击了？
5
年初，市政府出了个上市公司扶持计划，“利明”也在名单上。参与这个计划的奖励相当诱人，不仅有税费双减，官方的招商资源也会对其倾斜。最关键的一点是，有了地方政府背书，银行开出的融资额度能高出好几倍。
不过，单论全市范围内有潜力运作上市的公司，两只手数得过来，“利明”还差得远。市政府的意图很简单，是想加快市场兼并，将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使其早日成为地方标杆。按照市政府的要求，进入扶持名单的企业必须明确股权归属，将法人代表和公司监事的职责一项项落实。还要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寻求国际化的体系认证，这是公司正规化的必经之路。
既然市政府有意扶持，企业自然没有不跟上的道理，可小朱总还在拿捏不定——谁都看得出来，这些新规则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一旦改革，那些靠血缘关系占住高位的朱家人将失去话语权。
“利明”成立30年以来，经营管理相当粗放，家族企业的弊病一个也没少，有各种难以去除的毒瘤。借着这个名正言顺的机会，丁总提出要革新公司的用人制度。以财务部为例，出纳仍由朱家老大的女儿担任，做会计的外甥女只留一名，另外还得引入专业会计师。其他部门的人更是得撤的撤、换的换，一些有能力的外姓工程师要扶正，朱家的混子们统统赶去江西的分厂……
我听小丁说得神乎其神，很难相信朱家人肯答应。小丁眨眨眼，道出了这次改革的背后的隐情。
原来，朱家老大让出董事长的位置后也没闲着，又与人合伙搞了个钢材公司。这两年，朱家老大没少让“利明”做担保从银行里借钱。可钢材行业周转慢，资金回笼难，一来二去，弄得几桩官司缠身，朱家老大早就成了被执行人，坐不了飞机，也住不了高级酒店。作为担保人，“利明”也被拖了进去，处在被牵连的边缘。如果丁总真要清算，法律上是完全支持的。
小丁的语气变得很神秘：“我小嬢请了杭州的律师，听说价钱不便宜，但人家办事利落，几条后路都留好了。至于朱家老大的案子，那是朱家台面上的Bug，台面下的，她也有后招。”
这几个月，丁总一直在偷偷查账，她发现前两年小朱总经手的几笔款子没有走厂里的账，而是进了他自己的微信。小朱总是二婚，他有个儿子被判给了前妻，据说这几笔款子他转给了前妻，充当儿子上私立中学的学费。
“儿子都判给前妻了，小朱总还偷偷出钱供他上私立学校，一年15万。啧啧，这事儿要是爆出来，小朱总的后院该起火了。”
这些小事一点点被丁总掌握在手里，一旦捅破，双方闹僵，不仅享受政府的扶持彻底没戏，连“利明”是否能运转下去都成了未知数。那段时间，“利明”里明显冷清了许多，所有员工都收敛言行，等着小朱总和丁总的磋商结果。
“谈得合适，大家相安无事，一起发财；谈不拢，丁总就把盖子掀了？”我似乎有些明白了，一家人真到了利益当头的时候，谁都不会让步。
6
那天我去“利明”送发票，远远地就看见丁总跟我招手，问我愿不愿意载她一段，送她回家。我忙不迭地答应。她一上车便自觉地系上安全带，右手死死地攥着车顶的拉手，半刻也不愿放开。路上话也不多，看起来有点紧张。
我好奇地转头看丁总——从一系列的雷霆手段来看，她实在不像那种娇弱的女人。大概看出了我的狐疑，她“噗嗤”笑了，说自己胆子小得很，能搭便车就不握方向盘。“利明”附近不好叫车，如果外出有事，她就在厂门口转悠，逮着哪个相熟的供应商就去搭车，“让我老公的事儿给弄怕了，一上车就开始慌，手都哆嗦”。
见丁总聊起往事如此坦然，我也敞开心扉向她抱怨生意难做。她安慰了几句，想了想又说：“以后仓库要是为难你，你就去找开发部的邓工，他是讲道理的人。”
我点点头，心下了然。丁总大概许下了前程，成功将一位颇有威望的老工程师拉拢到了自家的阵营里。
送到地方后，丁总向我致谢，又一再嘱咐我慢点开车，简直跟我妈一模一样：“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呀。尤其是你们年轻人，速度快起来不像话。”
后来我将这件事告诉小丁，他叹了口气，说起小嬢和他姑父的往事。
那些年，丁总还在幼儿园做园长，每天早上夫妻一同出门上班，到了傍晚，丈夫再忙都要抽空去接她，一起吃晚饭。偶尔家族聚会，两人总是一起出现，恩爱数十年如一日，几乎形影不离。
“世事无常。”我默默地点头，心里满是惆怅。
一个月后，权力斗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利明”旗下的几个公司都做了资产评估，重新安排了各高管的职务。除了朱家兄弟的直系亲属，公司总部不再允许朱家人入职，再亲的表甥、表侄也不行。丁总授意小丁离开，生产部的朱姓经理也离任了，换了一位外姓高管，丁总又提拔邓工升任开发部经理。
生产部和开发部掌控工艺流程，是实体工厂的要害部门，两大经理的势力不容小觑。这次人员变动意味着丁总将“利明”的核心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拿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短短一年多时间，小丁又成了一个无业游民。那天他约我喝酒，攒着劲吹牛：“我小嬢的手段多着呢，下一步就是反击。等把朱家人赶出去，或是另起炉灶，我再去当生产主管，还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我怎么觉得，咱俩都变成了丁总的棋子呢？”我半开玩笑地说。
小丁倒没有多大反应：“棋子就棋子吧，怎么说也是我小嬢。”
我问他怎么不去江西的工厂上班，凭着丁总的关系，一个月拿个万把块是轻轻松松的。他推说江西的厂子太偏僻，虫子多得要命，“毛虫，蚂蚱，灰天牛，一脚一个”。
“要我说，我小嬢还是对朱家人太仁义。要是把小朱总的事儿抖出去，一个家都得散咯。”
我朝他翻个白眼：“你看，怪不得朱家人对丁总又防着又盯着，有你这么个侄子，老想着把朱家人怼下去，他们能不小心谨慎么？这件事能够和平收场，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如今，厂子稳定下来，丁总的好日子也来了。账目一清二楚，每年四五百万拿着，多自在。丁总的前半生已成过去式，她理当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
小丁听了我的这番言论，闷闷地喝酒，也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憋出半句：“哪有那样的好日子。”
他说，丁总上周买了辆宝马X6，预备给儿子结婚用。可朱峰远在杭州，一时半会儿用不上，丁总觉得新鲜便开了几天。她原先开的是丈夫留下的老奔驰，已经十多年没换了，开上新车没多久，厂里的风言风语就多起来，几个长舌妇在背后指指点点，话里话外说丁总在外面养了小白脸，那辆崭新的宝马车是送给情夫的。
小丁说完骂了几句，接着灌下半杯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也识趣地闭上嘴。在某些人眼里，寡妇的日子必定是要黯淡无光的，如果她有了钱和自由，生活中又多了一点鲜艳的色彩，那多半就要和“贞洁”这两个字扯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单身女人的艰难，从丈夫的车滑落山崖的那一刻，就未离开过她。
（文中人物、厂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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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上海女子图鉴》剧照
池洪波
1
今年寒假开学第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备课，忽然接到管教学的林副校长的电话，让我赶紧给郑校长（我们学校的大校长）回个电话，说有急事找我。我一个普通老师，平时和郑校长的交集很少，找我能有什么急事呢？
郑校长来我们单位刚刚一年多。上任以来，他对学校的教学、德育以及后勤等工作抓得非常严。几千人的大食堂，就因为一个学生在菜里发现一根短发举报给了学校，他就亲自到食堂严查此事，在大会上把主管食堂工作的马主任批评了一顿。当时马主任坐在前排，耷拉着脑袋，脸红到了脖子根——一个主任被当面批评，这在我的工作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仅如此，有学生反映个别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不认真，郑校长就开始亲自听“推门课”，若有老师讲课不认真，课后直接严厉批评。从此以后，老师们时不时接到郑校长的约谈电话，凡是被约谈的老师，在教学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于是，老师们更不敢怠慢教学，平时在备课室，很少闲聊，都在认真备课，都怕哪一天接到郑校长的电话。
所以，听林副校长这么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在教学上可能哪个环节做错了——可这才开学第一天，我还没有上课啊。另外，我今天所有的行为都是按照学校的要求做的：清点人数、收学费、安排值日生、收上学期期末下发的《致家长一封信》……这些琐事对于已经做了十多年班主任工作的我来说轻车熟路，早自习还没下课，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就等着下午上课，还有晚上的班会。
我实在想不出能让郑校长这样急于找我的原因。握着手机，我想从林副校长那里抠出点消息：“林校长，郑校长找我什么事，您知道不？”林校长在电话那头对我说：“你先给郑校长打电话，然后我再和你说。”
什么事情这么神秘？郑校长知道我的电话，为什么不亲自给我打？是摆领导的架子还是另有原因？我猜不到这个电话是喜是忧，只好用右手抚摸着胸口，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情绪，思索着接下来给郑校长打电话时自己该如何应对。
接通电话，我小心问道：“校长，您找我有事？”
“是啊，有件事是必须你来完成的。”细品，郑校长的语气中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我的心霎时踏实了些。
“张X老师教过你吧？”郑校长问我。
“是的，教过我。”
张老师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我学生生涯中见过的唯一一个讲课不拿书的老师，讲课时涉及的历史典故，人名、时间、事件，都能如数家珍。他的每堂语文课都是一个个故事，虽然经常安排在下午第一节，却没有打瞌睡的同学。
张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在第一排学生的课桌上讲课。讲到尽兴时，会用手摸摸第一排同学的脑袋，或者唱首歌来烘托气氛——在上世纪90年代，与其他老师刻板的教学风格相比，张老师这种别具一格的讲课风格深受同学们欢迎。
可是，郑校长突然和我提起张老师是什么意思？
“张老师今天凌晨在北京儿子家因癌症去世。他一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也为我们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因此，学校决定写一篇高质量的怀念文章发表在学校的公众号上。我征求了很多领导意见，最后一致推荐你来完成这个任务。”郑校长接着对我说。
那一瞬间，我有些懵，既为张老师的去世感到难过，又为这个写稿的任务感到为难。
高中毕业之后我就不曾见过张老师，记忆中有关张老师的事都是零碎的，况且，那时的师生关系远没有现在亲近，看到老师从远处走来，学生们都会远远地躲开，生活中的交集真是少之又少。学校有那么多领导和张老师共事过，如果由他们来写这篇文章岂不是更有分量？退一万步，张老师的学生有很多在我们学校教语文，怎么也比我写得好很多吧？
我把自己的想法委婉地和郑校长说了，谁知，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你就别推辞了，我知道你平时喜欢写东西，语文老师也没你写得好。你发表的文章我看过，不仅文笔好，而且有深度。你是写这篇文章的不二人选。”
这样的文章只有文笔就够了吗？它需要大量的事实做铺垫才能得以升华。我刚要开口，郑校长紧接着说：“你写这篇文章，既是学校工作要求，同时，也是帮我一个忙。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动了动嘴唇，却说不出来话。郑校长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我即便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又怎能推辞？
“那好，我就试试。但是，我能力有限，不一定能写出您希望的深度和高度。”我说的是心里话。
见我答应，郑校长在电话里嘱咐：“既然没什么困难，那你就赶紧写，8点之前发给我看看，今晚就要在公号上发表出来。”
2
文章写好之后郑校长还要把关，我顿时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些后悔刚才的不坚定，答应得草率了。
看看时间，已经是上午10点，距发稿也没剩多少时间了。可是，我下午还有课，晚上还要开班会，总不能开学第一天就找人代课吧？留给我的时间也就五个小时左右，时间还是分散的。要在几个小时内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怀念文章本来对我难度就很大，最要命的是，张老师的家庭状况、兴趣爱好以及更多细节的东西是必须要掌握的，而现在我都一无所知。
那一刻，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可既然答应了郑校长，就是硬“憋”，我也要憋出一篇文章来。
在学校是静不下心来写文章的，无论如何要找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没办法，我找教导主任，请假回家去写。虽然路上要花费半个小时，可是我需要时间理清思路和头绪——我该从哪里入手去写，需要哪些材料，什么样的基调更适合我表达内心的情感等等。
可还没等我考虑清楚，林副校长的电话就打来了。
“子健——”林副校长这样的称呼着实让我意外，要知道，领导和员工之间平时是有着一道看得见摸得着的界线的，我赶紧停下自己的思路，聆听林副校长接下来的话，“郑校长是不是让你写一篇怀念张老师的文章？”
“是的，林校长原来早知道？”
“今天早晨我们校级领导班子开了个会，会上郑校长就谁来写这篇文章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大多数领导都向郑校长推荐了你，当然也包括我。你在全国很多重量级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不推荐你还能推荐谁？那些语文老师虽然教写作，但那是纸上谈兵，和你比，还差十万八千里。”
我不知道林副校长这番抬举是什么意思，只好一边说着“过奖过奖，谢谢领导”，一边暗暗叫苦：“你们可害苦了我。”
我告诉林副校长自己正在回家路上，眼下正犯愁没有任何抓手和素材。林副校长和张老师也做过同事，我这么说，是暗示林副校长能给我提供点素材，不料，他话锋一转：“子健，咱们共事很多年了，你感觉我这个副校长做得怎么样？”
这个弯转得太过突然，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样问实在有失领导的风范，就像我去问学生“我班主任工作做得好不好”一样，学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虽然心里这么想，可话已经下意识地说了出去：“很好啊，林副校长在老师心目中的口碑也很好。”
我说的也不算过——老师们对林副校长的评价确实很不错，如果有谁偶尔迟到早退，林副校长每次都给足大家的面子（当然，作为回馈，老师们工作也更加认真）。在高三年段，林副校长主抓教学工作，学校每年都会有考上清北的学生，这是值得书写的一笔，也正因为有林副校长这样的领导的努力，我们学校被评为“清华大学优质生源基地校”，那块亮晶晶的牌子，就挂在离学校大门最近的实验楼最显眼的位置。
但，林副校长问这话，是想要表达什么主题？
“张老师是咱们学校的老教师，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咱们学校的发展离不开诸多像张老师这样的人。”说到这里，林副校长突然打住了，我不解其意，没能接上他的话茬，通话一度出现尴尬。
林副校长见我怎么点拨也不开窍，只好直说：“你这篇文章是要发表在学校公众号上的，咱们学校是市里关注的重点，市里很多领导都关注了这个公众号，所以，你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提一提我。”
嗐，原来如此——可是，写一篇怀念的文章和林副校长有什么关系？
他可能是猜出了我的疑惑，紧接着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事情看起来是这样，可是，你细想，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我们学校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发展？如果没有我们学校的发展，单纯的就是一个老教师去世了，我们能不能这么大做文章？学校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有张老师这样的教师和领导。”
又停顿一下，林副校长压低声音，“推心置腹”地和我说：“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马上要退居二线，想争取再干两年，直到退休。实话跟你说，在教学校长的位置干久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当然，我能不能继续干下去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决定的，需要各方面努力。但是如果有这篇文章做铺垫，对我更为有利。郑校长说了，这篇文章不仅要在学校的公号上推送，还要在咱们这里很有影响力的S杂志上发表，他已经和主编打好招呼了。这样一来，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可就老大了。”
我不禁哑然。郑校长说过，学校的公号就是我们的前沿和“喉舌”，一个拥有六千多人的大校，从此有了自己的“发声地”。只是，之前在公号上发表的都是一些零散的报道，正儿八经地发表一篇文章，这还是头一次。而S杂志，则在本地很有影响力，不可小觑。
虽然我连写作思路都还没确定，可想想林副校长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如果在文章中简单地提一笔，好像也未尝不可。想到这里，我说：“林校长放心，我会在适当的段落提一提的。”
见我应承下来，林副校长笑着说：“文章发表了，我要第一时间拜读，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3
回到家里，我马上给秦老师打电话。
秦老师和张老师以前同在语文组，是老同事。接通电话，我说明来意，秦老师确实说了一些对张老师的印象，也许是时间久远，也许是秦老师没领会我的意思，她对张老师的印象都是概括性的，没有具体的事例做支撑。我继续引导，秦老师却说，“具体的事记不清了”。
思路再度陷入僵局。这时，有高中同学正好打电话过来咨询事情，我的思路一下子豁然开朗：张老师的大女儿张璐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为什么舍近求远，不跟她了解一下情况呢？
我和张璐虽然曾经同班，但是整个高中时代我俩几乎没有说过话。高中毕业后，虽然在同一个小城生活，却连“偶遇”都不曾有过。可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赶紧向一个高中同学要了张璐的电话。
电话接通，我听到的是一片嘈杂声，有说话的，有哭泣的，还有劝慰老人的。亲人去世，可以想见悲伤的情景，我首先表达了慰问之情，然后跟张璐说，学校指派我来写一篇怀念张老师的文章，想求得她的帮助。张璐说，郑校长已经在早些时候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她。本来她想低调办理父亲的后事，可郑校长一再强调张老师生前给学校做出了很大贡献，写一篇怀念文章也在情理之中，还说这件事能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的尊师重教。盛情难却，她只能答应了郑校长的要求。
我跟张璐说，我想先了解一下张老师的生平、社会活动，以及张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些小故事，然后我还想了解张老师跟子女之间一些感人的细节。
张璐对我的电话采访很是配合，自己记不清的还会问身边的弟弟妹妹。张老师的二女儿给我提供了不少素材。因为是家中长女，很多事需要张璐来拿主意，我和她的通话不时被打断，好在打电话之前，我已经在笔记本上列了一个大纲，我想知道的东西基本都问了。
张老师家里有四个孩子，妻子没有工作，当年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张老师的工资。张璐姐弟们说，为了帮助后进生，父亲经常利用双休日给学生免费补课，有时还管饭，还不时接济那些更加困难的学生。在90年代，张老师把孩子们都培养成人，考上了大学，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北京某机关工作，现在已经是处长级别。退休后，张老师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出版过诗集，积极参加公益组织，努力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电话打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密密麻麻地记录下很多弥足珍贵的资料。听着电话里边不时传递过来的悲伤，我实在不忍心过多打扰。
说句心里话，采访完张璐，我对张老师愈加钦佩，写作思路也基本上确定下来。看了看时间，将近中午12点，为了赶稿子，我根本无暇顾及午饭了。
聚精会神写完第一段，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一看，竟是我们政教校长打过来的，心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做班主任工作多年，最害怕接到的就是政教主任和政教校长的电话，若不是班里学生出了什么大事，不会“劳烦”这两位领导出面的。
刚刚开学，我还想不出是哪个学生惹事了。但事情发生了总不能逃避，我是班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出了什么事是要追究责任的。
没想到，接通电话，政教校长的语气异乎寻常的平和，一改往日的咄咄逼人。
“老弟，你是不是在家里写稿呢？我碰见了你们组里的同事，他们告诉我的。”政教校长对我的称呼让我浑身不自在，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是的，郑校长给我一个任务，我得抓紧时间完成。是不是我班学生出什么事了？”
“没有，你班学生没出事，是我有事。”政教校长表现出少有的谦和，“是这样，知道你要给学校公众号写篇怀念张老师的文章，我想给你增加点内容——怀念张老师就要写到学校的建设以及成绩，自从我担任政教校长以来，学校各个方面的安全工作井井有条，给广大师生创造了一个舒心的环境。应该说，学校的政教人员是幕后英雄，如果把教学成绩比作红花，那政教工作就是绿叶。好几千位知名校友都关注了学校公众号，为了扩大咱们学校德育工作的知名度，我想你在写文章时要适当在这方面用点笔墨。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还要在杂志上发表。这样一来，你写的内容在咱们当地老百姓和市里领导心中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对以后学校工作的开展很有好处。”
政教校长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都没有机会插话。可是，一篇简单的怀念文章用得着宣传学校的政教工作吗？如果说简单提一句教学方面还可以理解，提德育工作是不是就有些牵强了？
看我没做声，政教校长接着说：“也许我的建议有些唐突，但是，学校工作是各个环节的联合体，一个方面配合不好都不会有咱们的高考成绩，你说是不是？”
我彻底糊涂了，怎么一篇普普通通的怀念文章却要涉及这么多内容？我知道，政教校长对大校长这个位置觊觎已久，如果在文章中对政教校长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对他以后的仕途会有帮助。
忽然，我想起郑校长嘱咐给我的那句“要写一篇高质量的文章”。当时我理解的“高质量”是把张老师的人格魅力展现出来，同时注入我的真情实感。现在想来，是不是我理解得有偏差？
我言不由衷地回答政教校长：“好的，我会按学校的要求去写。”
本来已经构思好的框架因为政教校长的一个电话再度被打乱，心情大受影响，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怎么也想不到一篇缅怀文章竟掺杂着如此多的“政治因素”，成了某些领导歌功颂德的工具，我感觉那份纯朴的怀念之情被玷污了。
可是，能对林副校长和政教校长的话不管不顾吗，我还没有那个勇气。万一，这是郑校长的旨意呢？
用了好几分钟时间，我才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为了不再受影响，我干脆关掉手机。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文章一字一句增加。我在自己思路的基础上，加进了林副校长和政教校长嘱咐的内容。那些文字虽然和文章的整体效果有些格格不入，但我力求那些笔墨不着痕迹，显得不那么另类。
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已经接近下午2点。我赶紧把文章保存好，然后，匆匆忙忙赶往学校准备上课。
4
张璐告诉我，张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回家乡举行，张老师的很多学生都请假回来参加告别仪式。想着学生们对张老师的尊重，站在讲台上的我再次想起了韩愈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立时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上完课，我对文章进行修改，不断完善细节。期间，我先后接到林副校长和政教校长的电话，他们表面上是关心我累不累，实际上是在变相询问我是否在文章中提到了他们。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两位副校长都在电话里讪讪地笑了。
晚上7点多，开完班会，我最后一次对做文章进行修改和校对，确认文章思路清晰、情感表达充沛、没有文字方面的失误后，我给郑校长打了电话，申请加为微信好友，随后把文章发了过去。
不得不说，郑校长对文章校对得更加仔细认真，甚至我的标点符号用得不准的几处都给挑了出来。
晚上9点，负责学校公众号运营的王校长就文章题目和我进行商榷，并且向我索要张老师生前的照片。我一一答复。这时，饿了一整天的肚子有些难受，我才想起除了早餐吃过一块面包，喝了一杯牛奶，一整天我竟然没有再吃过其他东西。
刚刚下班的我又困又累，已经疲惫得什么都不想做了，甚至等不到文章在公号上发表。
我看到文章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才发现王校长昨晚9点45分给我发过微信，把文章正式发表前的样版给我发了过来，让我“提提建议”，可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梦乡。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写林副校长和政教校长的段落和文字都被郑校长删了。这样一来，整篇文章就浑然一体了。看来，郑校长还是很有水平的，我不禁在心里为他点赞——可是，我该如何向林副校长和政教校长交代？
我还没到学校，政教校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语气一改昨天的平和，又恢复了往日的居高临下：“怎么回事，我交代给你的任务怎么没完成？”
我向他解释，我本来写了，是郑校长删掉的。听我这么一说，他突然爆了一句粗口，然后就挂掉了我的电话。
我一下子呆住了，怎么也想不到堂堂一个政教校长会如此气急败坏。之前有传闻说他经常训斥手下的主任和老师，年龄比他大的也在所难免，当时我还不相信，现在我完全相信了。
想到林副校长之前对我的期待，我觉得有必要主动和他解释一下。不想电话打过去，竟然直接给挂断了。我以为是林副校长有事不方便接，几分钟后再次把电话拨了过去。这次倒是接了，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有事吗？”再也不见了那句亲切的“子健”。
有了政教校长的前车之鉴，我对林副校长的表现一点也没感到意外，赶紧简短地向他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不等他发牢骚，我就挂了电话。
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那些文字最后没发表出来也不能怪我啊。可是两位副校长都把矛头指向了我，我冤不冤枉？
看一看文章的阅读量，一个晚上就达到了5000多，估计看的人大多是关注学校发展的校友。我给郑校长打去电话：“校长，实在是能力有限，没能写出您所期待的高水平文章。还希望校长见谅。”郑校长给我的回答是：“文章写得非常好，只是有两处地方的文字有些不合适，我擅作主张删去了。我代表学校谢谢你。”
被删掉的那两处文字，我当然知道是哪里。我有好多委屈想和郑校长说，可是，我不能那么做。
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同事看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煞费苦心，便在私下里问我，郑校长究竟答应给我多少补助？这问题我不知怎么回答——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项工作，既然是弘扬正能量，倡导尊师重教，有利于学校的发展，我们每个员工为学校做点事情，不是责无旁贷的吗？
可是当我告诉这位同事事情没有他想得那么复杂时，他竟意味深长地笑了：“没关系，你不说我也知道。这年代哪有白白干活的？”说完，又伸出了一个指头：“至少，也得这个数啊。”我问同事那是多少，同事说：“当然是一千，再少也说不过去啊。给学校随便干点活都有报酬，何况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看着他那副自以为是、欲说还休的表情，再想想两位副校长的态度，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
5
本来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不想，还有后续。
一周后，张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本地殡仪馆举行。那天，张老师的众多学生都自发而来，场面很是壮观。张老师的儿子读了悼文，言辞得体，声情并茂，在场的很多人听后都潸然泪下。
那天上午第一节和第二节我都有课，仪式结束，我匆匆和张璐告别就直接回校上课了。下课后一看电话，有5个未接来电，都是郑校长打过来的。
我赶紧给郑校长回话，他告诉我，今天的悼念仪式很多知名校友都来参加了，还需要我写一则报道文章发在公号上。
我赶紧写好，下午时分，这则报道也出现在了公号上。事后，有个关系不错的副校长和我说，当初郑校长征询校级领导意见时，政教校长对让我写稿提出过反对意见。那天我从殡仪馆离开后，在郑校长给我打电话之前，政教校长再次对郑校长说，咱们学校那么多语文老师，为什么偏偏让一个“门外汉”来写？那些语文老师哪个不比我强？说这话时，张璐正好在旁边：“我就相信我老同学，如果想要报道的话，除了我老同学，其他的人我都不用。”
得知政教校长如此翻脸针对我，我怎么想心里都不是滋味。同时，我心里也有个疑惑：为什么张璐能这么“豪横”，说话的语气那么冲？
事情过去了好多天，这个疑惑始终没有解开。而且，S杂志并没有发表这篇悼念张老师的文章。
又过了些时候，我们学校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校长也去世了。有几个相熟的老师调侃我：“这次，你是不是又有活干了？”因为有了教训，我也担心郑校长再找我写类似的文章。但直到这位老校长安葬结束，我也没接到郑校长的电话。
这时，一位副校长的亲戚，也是我的好哥们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待遇的。”
我更加不解。
“实话告诉你吧，各地校友对前任校长有很深的感情。北京校友会曾经答应给母校捐建一座图书馆，据说马上到了实施阶段。不巧前任校长退休。郑校长上任以后，这个捐建计划再没了下文。郑校长感到了各地校友对他的生疏，尤其是北京校友会。张老师的儿子是处长，说话当然有力度。为了打造‘亲民校长’，获得校友的支持，郑校长抓住张老师去世这一时机，策划了那场‘怀念’。但是，张老师的儿子行事低调，得知那篇文章还要在杂志上发表时，及时制止了……”
至此，我的疑惑解开了。原来，领导们是编剧和导演，只有我，才是那个可怜的小演员。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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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少年班》剧照
刘子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