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胖子
百纳
老孟
王子伊
卢国强
1
2007年8月炎夏，沈阳五爱街热得像口蒸锅。对于服装行业来说，夏天是淡季，所以不忙时我就会去消防通道透口气。
那天，我在消防通道碰到了张姐，她正讲电话，说话有哭音，问对方“医生咋说啊”，“有没有生命危险”。见到我，她点了一下头，背过身继续讲电话。看来，她家有人病了，还不轻。喘了口气，我准备回档口，可手还没碰到门，身后便响起张姐那略显嘶哑的声音：“老妹儿，等会儿，你是不认识大夫？”
我哥是沈阳某医院的科室主任，这在五爱街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于是我转身问她：“咋了？”
“我妈。”张姐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两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无力地耷拉下来。她双眼失神、目光呆滞，蓦地从眼里淌出两汪泪来，说她妈得了肺癌。
张姐一惯要强，她埋住脸，我只能听见克制地吸鼻涕的声音：“想进医大，但是没床位，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安排个好大夫给她做手术？咱也不认识好的主刀啊。”
我心里不由得长叹一声，我哥不是医大本院的，即使是在他的那个医院，里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别人不一定都会给他面子，更何况是外院？可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我哥说，除了找关系进医大，还有一种方案：住进他们医院的呼吸科，再走正常程序请医大的教授过来会诊。这样能省一些钱，病房也好安排。
我忙给张姐回话，她激动又高兴，说就这么办。
一切安排停当，一周后进行手术，没想到医生打开老太太的胸腔，发现癌症已经“飞了”，切除原发病灶会让癌细胞迅速扩散，手术的意义不大，所以胸腔随即又被缝合上了。出了手术室，张姐她妈就被推进ICU，没两天就陷入半昏迷状态，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大夫说：“也就两三天的事儿了。”
得着信儿，我赶紧去医院，老太太已经转到普通病房，张姐家三姐妹都在，一个个眼睛哭得像烂桃，姑爷们则守在外面走廊的吸烟区，沉默地吸烟。张姐她爸六十多岁，满头华发，这几天日夜不肯离开老伴的病床，估计熬得够呛，看起来迷眼不睁，十分憔悴。
我安慰了老头儿几句，又把张姐叫到外面。说她是家里的老大，这时候得挺住：“情况已经是这么个情况了，还是那句话——大夫也不是神仙，治病治不了命。”
张姐边哭边跟我说：“妹子，我不想我妈死啊，哪怕死的是我爸呢，我也不能这么伤心。你不知道我妈早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我爸不着调，吃喝嫖赌啥都干，相好的都带到家里来过，我妈都能忍。这么些年，我妈既当爹又当妈拉扯我们姐仨，我爸还打她，动不动就鼻青脸肿的。小时候家里穷，买块大豆腐都紧着我爷、我爸先吃，等三个如狼似虎的孩子吃完，她还能捞得着啥？我，我是感觉对不起我妈啊！”
张姐说得我也红了眼眶。这时，她的丈夫高自强着急忙慌地跑过来，让她别哭了，说老太太清醒了，正找她们姐妹几个呢。张姐被他拉得一个趔趄，我也跟着跑进病房，几个女人站在里圈，姑爷们站在外围。老太太拉着老头儿的手正说话，人挺精神，说话也清楚，我心里“咯噔”一下——该不会是回光返照了吧！
老太太说自己刚梦见谁谁谁了，谁谁谁来接她来了。还说老头儿这一辈子跟她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她走后实在不行，就找个老太太侍候他，还嘱咐老头儿，有事可以找闺女姑爷，但别总给孩子们添麻烦，“他们也不容易”。
众人只是哭，张姐哭得尤其厉害，老头儿紧紧握住结发妻子的手指天誓日：“你走了我还找啥啊？我就个人过。你放心吧，我没事儿不能麻烦他们。我要是再找，我也不叫个人，过两年到寿路了，我上那头找你去。”
当天晚上，老太太就走了。之后停灵三日，扶丧出殡，我们五爱街一众交好的姐妹都去随份子。下葬的时候，张姐哭得摧肝裂胆，几度昏死过去，闻者无不落泪。
母亲“头七”过后，张姐带孝上行，但精神不济，脾气也很暴躁，动不动就跟顾客干起来。一天下行，我们几个姐妹就去张姐家里劝她，这样可不行，“人死不能复生，再说了都得有这么一天，活着的人日子还得继续”。
张姐边哭边批判自己，说小时候不懂事儿，有一阵总跟她妈干仗，嫌她一天到晚管得宽。她上初中的时候早恋，也不学习，她妈每天尾随她上下学——要知道，那时根本没有家长会接送孩子——张姐跟老师、同学哭诉，说自己母亲强势，打人狠，骂人牙糁，骂她的时候一口一个“贱货”。
她受不了，恨自己妈，觉得全世界就眼前这个女人最可恶。那时的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离开家、离开这个女人，最好一辈子不来往。
张姐青春期的时候很叛逆，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没到18岁就要搬出去跟早恋对象高自强同居。离开家门那天，张姐妈在后面撵着骂她不要脸，“让人踹了也别死回家来哭丧”。她还发下重誓，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她这个当妈的不仅不会帮这个闺女，还会拍巴打掌看笑话，“我要是说话不算数，就让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话说到这份上，张姐走得更决绝。
随后，张姐怀孕、打胎，到了法定年龄再怀孕，才张罗着结婚。公婆觉得张姐太上赶子了，没结婚就跟男的睡在一起，自然把儿媳妇看矮了一寸。张姐怀孕不能出去挣钱，高自强又眼高手低、玩心大，小两口就靠公婆接济度日。张姐花钱要手心朝上，看婆家人脸色，那些施舍的目光便又把她看得矮下去寸许。
可是，去医院生孩子是笔大费用，婆家不肯拿，高自强竟也玩失踪，独留张姐一个人面对。张姐她妈得到消息，第一时间赶来掏了住院费，还拎着挂面、鸡蛋和小米准备给女儿侍候月子。
张姐经历了分娩之痛生下女儿，重男轻女的婆家人又用目光将她削低一寸。她坐月子时，婆家人说话不中听，可张姐妈只顾干活儿，一声不吱，窝囊得要死，一丁点儿强势的样儿也没有。
一天，张姐两口子发生口角，她被高自强气哭，她妈也跟着哭，却再不肯劈头盖脸地骂，只说：“坐月子不会坐吗？俩眼一抹黑，啥也不瞅啥也别看，这么生气，坐出毛病将来谁能替你？”
张姐愣在当场，才明白这个女人的低眉顺眼原来不是转了性，而是怕自己心情不好落下毛病。
等出了月子，孩子大了点，张姐就打零工、端盘子、摆地摊，到冷库摘冰虾。后来到了五爱市场，买卖从小一点点干到大。可如今刚挣了俩钱儿，日子一天好一天，亲妈却撒手人寰了。尝到世道艰难的张姐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世上真爱我的人能有多少呢？走一个少一个”。
2
张姐是在当了妈以后才开始理解自己的母亲的。
张姐的姑娘叫小月，跟她年轻时一样不省心。小丫头刚上高中，也在学校里谈恋爱，张姐担心女儿会走自己从前的老路，所以管得相当严苛。
小姑娘怎么能理解这番苦心呢？她跟张姐当年的感受如出一辙，只觉得母亲强势专制、顽固不化、不理解自己。她在QQ上吐槽，还劝父亲离婚，公然跟外人说：“我不明白爸爸是怎么忍受妈妈的。那么唠叨，什么都要管，不听她的就暴跳如雷，跟个疯子一样！”
这些似曾相识的话，让张姐更想念去世的母亲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母女之战”就像一场轮回，让人到中年的张姐觉得，“这是报应”。
我们几个行上的姐妹正劝张姐不要胡思乱想，却听有人敲门。张姐拿手背抹了眼泪，走到门口哑着嗓子问是谁，原来是她爸。开了门，老头儿没想到女儿家里来了这么多客，立即局促起来。
我们赶紧起身告辞，下了楼，一帮老娘们儿才贼一般地聚在一起，猜测老头儿今天所来为何。
“肯定不是啥好事，不是钱财的事儿，就是找后老伴儿的事儿。”王姐说得十分笃定——她的公公去年死了老伴，不出一个月，新老伴就“走马上任”了。
有人接话：“不能吧，时间也太短了，张姐她妈死才多长时间啊？一个多礼拜，刚过完‘头七’，不能够。”
第二天上行，张姐告诉我们，她和自己爹闹翻了。
老头儿上门，竟然真的是为了续弦，他说这事刻不容缓，第一可以缓解他失去老伴的悲痛，第二可以找个人侍候他的饮食起居。
“爸得有个人照顾吧？你们上班的上班，做买卖的做买卖，让你们谁侍候都不好，我只能尽快找个老伴儿。你忘没忘？你妈临死之前还在嘱咐我找一个。”
张姐当时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着她爸，高自强给岳父递过去一支香烟，爷俩都点上。姑爷先表态：“应该，应该。找。”
“应该你妈的个屁！你爹也快不行了，你爹死一个礼拜后你也让你妈去找后老伴儿！”张姐伸出两条肥壮的臂膀，一把将面前那张玻璃茶几给掀了。
面对五爱街的姐妹，张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她爸昨天不止去了自己家，还分别去了她两个妹妹家通知。尽管她们不能接受，也无力阻止。
张姐她妈“三七”没过，她爸就把后老伴领到家里来了。那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农村老太太，话少，面皮略黑，但看得过眼，比张姐爸小了十一岁。老太太有一儿一女，女儿已出阁，儿子还单身，在小北手机市场卖手机。之前娘俩儿租房住，自从跟张姐她爸搞了对象，老太太就带着行李卷火速搬家同居。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老头住的这套房子不属于他。
以前，张姐爸妈住平房，冬天烧炉子，夏天齁老热，厕所是公共的旱厕，冬天几乎没人收拾，上个大号都不敢全蹲。后来张姐在五爱挣了钱，就想买套房给父母改善生活，但不敢落他们名下——怕婆家不同意。于是，她在房本上写了小月的名字，也算给女儿攒点不动产。
那年冬天，张姐让父母直接搬进新房住，只说让老两口去猫个冬。高自强作为姑爷不好说啥，倒是婆婆不阴不阳地提了两句，说儿媳妇“贴娘家”。
张姐有些难受——自打在五爱做生意以来，哪天不是自己摸黑起早上行？去西柳上料的是她，去南方上货的也是她。从前火车票紧张，都是站票，上车前，她跟个老爷们儿一样将票叼在嘴里，肩膀上扛个大包，好不容易挤上去，弄得一身臭汗。到了晚间，她钻进火车座位底下睡，“嗖嗖”的风净往骨头缝里钻，“轰隆隆”的噪声震得她脑瓜仁生疼……江山是她打下来的，钱是她辛苦挣下的，难道就因为和高自强结了婚，她挣的钱就不能归她自由支配了？
婆婆说怪话时，高自强就在张姐身边坐着，他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好像根本听不出婆媳对话中有半点火药味儿。见丈夫置身事外，张姐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怼了婆婆：“那钱是我挣的，我乐意咋花就咋花。法律上还有我一半呢吧。再说了，那房写的是我姑娘的名儿，慌什么慌？我爸我妈活不了五百年！”
婆婆转过头对孙女小月说：“你瞅你妈，挣两毛半钱神气得不得了，这家已经装不下她了，跟我这么说话。我说啥了？别说是亲家，就是两旁不相干的瞅着人家为难走窄了，咱还得伸把手帮帮呢！”说完，她就开始哭。
张姐本来还想争一争：“什么叫为难走窄？像你们家生活条件多好似的。”想当初她嫁进来的时候，婆家也穷，要不是这几年张姐在五爱街拼死拼活地干，恐怕一家老小还挤在不到40平米的小单间里呢。可张姐也知道，只要婆婆眼泪一掉下来，她这个当儿媳妇的就算有天大的理也没了理。如果不想战火扩大，她只能选择息事宁人。
这样的生活让张姐觉得迷茫，她总觉得自己怎么做，好像都不对。
一次，我俩出去吃饭，张姐一口气问了我一连串问题：“老妹你说，为啥咱把心掏出来婆家还是不满意？认为咱干啥都是应该应份的不说，还认为咱干啥干得都不够？过去生产队里使唤牲口还心疼怕累坏了呢，咋一个大活人就没人心疼？女人为啥要嫁人？为啥老公永远像个局外人？婆婆和儿媳妇不合常见，但为啥有很多姑娘跟妈也像天生有仇？”
我给她解释第一个问题时就卡了壳。我说婆家拿儿媳妇当外人很正常，就像新上行的小服务员一样，到哪家干活，刚开始也站不住脚——但现实情况是，张姐嫁进高家已经挺多年了。
至于女人为什么要嫁人，我说我也想不明白。过去讲究“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可我们五爱街这帮“娘子军”都靠自己解决了穿衣吃饭的问题。那结婚究竟是为了什么？想在情感上有个依靠？还是精神上有个寄托？可现实是，大多数丈夫觉得家里的事都该女人负责，自己乐于当个甩手掌柜。在这种情况下，哪谈得上谁成为谁的依靠或寄托呢？
张姐不是没想过离婚，她曾经跟母亲提过。但那时候，老太太什么也没说，只轻轻拍了拍女儿的手，告诉她：“身为女人，你要先学会认命。”
3
张姐想给她爸留点养老钱，于是大包大揽料理了她妈的丧事。没想到她爸拿着卖平房的钱和退休工资迅速找了后老伴。张姐担心他不知道咋讨好新欢，会一激动把手里剩的那些养老钱都“贡献”了出去，于是想尽快把那个农村老太太撵走。
张姐在行里唉声叹气，深为自己妈感到不值：“我妈这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过日子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儿花。没想到留下这些钱，居然让我爸用来娶二房！如果她泉下有知，不知道会咋想。”
大家七嘴八舌地瞎出主意，让她别跟她爸整太僵。
“找老伴儿不怕，最好只搭伙、别领证。”
“得去探探，看老爷子是不是已经把家底儿都交给对方保管了。”
众人分享了单身老头被骗婚的各种案例，张姐愈发坐不住了。她是个急性子，立马掏出手机给高自强打电话，诉说自己的担忧，让他帮着拿个主意，看这事咋办才好。高自强还在家里睡大觉，他大大咧咧地说：“你家那点破事儿我参与好吗？掺和多了该说我是为了钱，那几个钱，我可没看上。”
张姐深吸一口气，让他煞愣儿起（床）来，赶紧上行来盯着买卖，她要回趟娘家。不等丈夫答话，她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是张姐过日子总结出来的经验，只下达指令，不听申辩，不然两口子光磕哒牙就能到晌午头子，到那时啥事也办不成。
张姐向我们抱怨高自强：“不让干活屁事没有，一让干活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浑身没一处好地方。看个档口给家里挣钱，倒像是我求他。都给我干呢？都是上辈子的孽！”
我理解张姐。五爱街这样的两口子不少，男的大钱挣不了，小钱不爱挣，捏上酒盅吹五作六。女人不敢管，一管，酒瓶子一摔，拳脚相加，要不然就是嘴巴子不干不净。年轻的时候，张姐跟高自强对骂过，后来吃了几回亏，她学乖了，也不骂了。
“如果不能离，就得学会忍。”张姐终于理解了她妈的话，但这种令人窒息的婚姻生活，她实在厌倦透顶了。
张姐独自往外走，到趟子头儿又折回来了，说想让我陪她一起去。她抚着心口窝说，自己最近心脏总感觉不好，总突突，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这些年操心操的。
“我其实也不愿意去交涉，但你知道，我是家里的老大，这些年爸妈都是我在管，如果他真把钱都给人家，没钱养老了，到时候还是我的事儿，所以我只能强出这个头。能忙开的话，你就陪我走一趟，我心里也有点儿底。再说，我情绪不好，到时候搂不住火，你帮着打个圆场。”
我和张姐到的时候，她爸正撅着屁股在厨房里给后老伴做午饭，忙得一头油汗。他红光满面，精神头健旺，没有一点丧妻的悲痛。
我朝张姐看去，她果然变了脸色。我先前听张姐说过，她妈活着伺候她爸的时候，如果端来饭没拿筷子，她爸都会开骂“让我拿手吃啊！”——现在倒好，服务后老伴就像是毕生的荣耀似的。
农村老太太热情洋溢地迎了上来，张姐却并不领情，进厨房直接一把夺下锅铲，“咣当”一声摔在地上，眼泪也紧跟着下来了：“我妈侍候你一辈子，你跟个大爷似的，现在跟狗一样地侍候人家？你不说找个老太太是为了侍候你的吗？”
老头挂不住脸，骂张姐不孝顺，问她凭啥上来就破马张飞的。
“咋叫孝？给你娶三妻四妾？！要一丁点儿脸不！我妈哪儿对不起你，你搂新老太太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老头气得嘴唇直哆嗦，手指头一路指到张姐鼻尖子上，质问说自己找个老伴，“犯哪朝王法了？”
我上前拦着说和，让他们都冷静一下，又让老头赶紧给姑爷打电话：“她这体格子我可拽不住。”
“我不打，有本事让她把我宰了，反了天了还！”老头小胳膊一挥，牛气得很。
我十分不想掺和进去，但见张姐一脸的汗和泪，身上直突突，我的眼圈就红了，忍不住说她：“你这是何苦？老太太刚没几天，你这又是办后事又是上行卖货，啥体格能禁得住这么造？你忘没忘你坐月子时你妈咋说你？身上落毛病啊！真气出个好歹来，到时候谁能管你？”
张姐一愣，拿泪眼瞅住我不语。旋即一跤摔坐在地，手掌拍着大腿嚎了起来：“我的妈啊！你咋死得这么早啊？你咋不把你苦命的闺女也给带走了啊。让我过这不省心的日子，我还不如死了好哇，妈呀，就你一个人心疼过你闺女啊……”
张姐的哭声一声高一声低，扯人心肝，农村老太太也沉得住气，一转身回屋了，根本不答理这茬儿。老张头看看没趣，也尾随回屋赔小心去了。
我这外人看着都感到心寒。
我把张姐扯起来，扶到沙发上，张姐泪眼模糊，四下打量着屋子。她轻声对我说：“妹子，我咋突然觉得这房子不是我的房子、这儿也不再是我的娘家了呢？这里，我还能回来吗？不会再有人趴阳台上朝下望我，做好吃的等我了吧？”
缓了一会儿，张姐长叹一声，抹干眼泪，推门进卧室对她爸说：“爸，这房是你外孙女的名儿。如果你执意再娶，从今后我不能说你不是我爸，但你自己的退休金再加上卖平房的钱也够你租房子养老了，我一个嫁出去的女儿，也管不了那么多，你们得搬出去。”
张姐说着，又落下泪来：“爸，我在婆家日子也不好过，婆家一直盯着这个房子，开始就不同意让你们住，是我硬给顶下去的。爸，你也得为我想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财产，我也有家。你也得顾顾我，我是你亲闺女呀。”
农村老太太一听这话，终于沉不住气了，一蹦老高，也不慈眉善目、人淡如菊了。她声音尖利，对老头破口大骂：“啥？这房子不是你的？那我跟你结什么婚？你这个老王八羔子、老骗子！”
张姐冷笑一声，拉我离开，边下楼边骂：“他妈的，我让你住得安生！那钱不用问，十有八九到老太太手里了，我看他咋整。”
我问张姐，会真撵她爸出去吗？
“撵！”张姐斩钉截铁地说。
4
那个农村老太太已经跟张姐爸扯下了结婚证，不白给。她高就高在，有啥事自己不出面，只捅咕老头跟亲闺女叫板。老张头也听她的话，跟三个女儿一哭二闹、骂骂吵吵，搅得四邻不得安生。
老张头不知咋想的，去拜访张姐的公公，跟老亲家直说若大女儿不支持他再婚，他就住大女儿家里不走，让她给自己养老送终。此外，他还想从亲家嘴里掏出一句“永远不赶你们走”甚至“把房子过到你名下”的承诺来。
张姐的公公刚出院不久，脑血栓后遗症还很严重，半躺在轮椅上勉强应酬，嘴里支支吾吾的。婆婆偷偷打电话过来，让张姐煞愣儿回去弄走她亲爹：“你爸（公公）刚出院你又不是不知道，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们老张家人没完！”
张姐气极，厉声让婆婆打110报警，“告他私闯民宅，再来别给他开门”。说完，她又立马摘下腰包往婆家赶，还没到，又接到婆婆的电话，说公公突然头一歪开始淌哈喇子，“呜啦呜啦的不会说话了”。
等张姐赶到时，救护车已经到了，正从楼上往下抬人，急救担架后面跟着慌了神儿的婆婆。急救车后门关上的一瞬间，张姐看见那几个围观的、交头接耳的邻居中有她爸孤独的身影。
事后，张姐跟我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真的不孝。她说，也许是自己的财力还没有那么雄厚，才会跟亲爹这样计较。否则他愿意娶就娶，房子给他就是了，那么大岁数了，让他为一个房子舍皮赖脸地吵上门，归根到底还是她这个做女儿的无能。
张姐的公公二次脑出血，情况相当危急。住院、抢救、手术一条龙。张姐给我打电话时，我直接带上钱过去了，因为我知道她离开档口时没带现金，她家那个老爷们吃粮不管事，也不会想到要带钱。我到医院时，高自强也到了，一问，还真没带钱。
高自强有一个弟弟，到了医院就问是咋弄的。张姐婆婆也不是压事儿的主儿，哭哭啼啼地把事情原委说了。这一说不打紧，高自强、小叔子、妯娌便忽拉就把张姐围上了，你一言我一语，恨不得把她给生吞活剥了。
他们都责怪张姐，不应该让她家的那些烂事影响到婆家的正常生活。
“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还混呢！简直白活。”
“自己亲爹还看不住吗？你知不知道咱爸刚出院？”
“你是不是刚死了妈恨不得全天下人都过去给你妈陪葬？”
小叔子甚至叫嚣着要去找张姐她爸拼命，说要“灭了那个不正经的老王八犊子”。
从前，我一直觉得张姐人高马大，膀大腰圆，看起来甚是强壮，但那天，我见她一个人被围在所谓的亲人中间，被肆无忌惮地谩骂和指责，觉得她好狼狈、好可怜又好孤独。
我看不下去，一把扯出高自强，说：“她是你媳妇儿，你这时候咋能跟着一块儿骂？难道她愿意摊上这样一个爹？家里一个躺下还不够吗？你们现在整死她，在医院这么吵吵，让别人笑话不笑话？”
这时候，我听张姐在人圈里冲丈夫喊：“钱！钱！钱都是三儿给垫的，赶紧回档口拿钱！”——她这人就是这样，无论啥时候，想的都是欠别人的可不能乱。
张姐的叔嫂仿佛这才意识到还有我这个外人在场，顿时收敛很多。两个小时后，张姐公公手术结束，被推入普通病房。到了晚上，我又打电话问张姐情况，她哭了，说小月也来医院了，见了面却没瞅她这个当妈的一眼——显然，已经有人向这个刚上高中的小姑娘通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小月坐在爷爷的病床边，用张姐能听清的音量，小声嘟囔：“家里外头都整不明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张姐感到挺寒心，她自认为心里装着全家人，所以不辞劳苦地干活，在五爱街看白眼、受委屈、吃辛苦赚钱，可家里人还是对她不满意。更没想到，从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姑娘，都不站在自己这边。
“我究竟哪里错了？”张姐的声音听起来无助又茫然。
不及我答，对面就传来嘈杂，“干啥呢？打什么电话？老爷子不行了！”
我也起来往医院赶，到时，张姐的公公已经被送往ICU，他的血氧急速下降，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公公进了ICU以后，普通病房的床位就被转出，高自强往家里搬东西，婆婆和小月顶不住，也跟着回了家。小叔子和妯娌也走掉了，医院里只剩下张姐一个人顶着。
短时间内历经这些糟心事，让张姐整个人看起来异常憔悴，她呆坐在ICU外面的公共椅上，双眼熬得通红，总是坐一会儿就把腰挺一挺，可没挺两下，又整个人朝下一垮。我说我盯着，让她睡一会儿，她冲我摆摆手：“我怎么能睡得着？”
“你睡不着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等明天大夫来了出最新的治疗方案再说吧。”
但她执意不睡，也不说话，只呆呆看ICU的门，不知在想些什么。老半天才拿手干抹一把脸，摇头说：“做人，太难了！”
我听后有些鼻酸，走到她近前，挨她坐下，并不说话。到了凌晨2点，上行的时间到了，她又催我去五爱街，说不能耽误我做生意。我说晚到会儿没事，也不是没了我我家服务员就不卖货了，“我陪你一会儿，等姐夫来了再说”。
张姐笑笑，又摇摇头，说不会有人来的。一来婆家人觉得她该为此事负责；二来高自强哪怕有这个心思，婆婆肯定心疼儿子，也会让再他眯一会儿。“你姐夫那人我还不知道？这一眯不定眯到几点”。
我笑笑，说都一样，老爷们儿心都大。张姐也笑，我们一时都没话说。
时间安静地溜走，直到东方渐明。6点、7点、8点，期间我看了无数次表，张姐却一次时间也没看过，只安静到近乎麻木地看ICU的那扇门。后来我借口去卫生间，下楼买饭，心里却不是个滋味——张姐刚刚丧母，亲爹给她添堵，生意一个人劳心费力，公公生病她熬守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居然连个给她送饭的人都没有。她替所有人着想，末了却没一个人想她。
我把饭盒和水递给张姐，张姐道谢，往嘴里扒了一口饭，眼泪却成双成对地掉下来。我假装没有看到——我不想安慰她，安慰要是有用，我就不用在这里点灯熬油地陪着了。
没过多久，远处晃来两个白大褂，其中之一是张姐公公的主治大夫。张姐扔下饭盒迎上去，大夫说目前有“头引（头部引流）”和“气切”两种方案，问张姐的意见，是继续治还是放弃。
张姐点头如同鸡啄米：“治治治，倾家荡产也治，花多少钱都行。”
大夫很意外地看她一眼，问：“你是儿媳妇儿吗？”
张姐点头，医生没再说别的，推开门进了ICU。没到半个小时再出来，就说老头的情况十分不妙，张姐当下腿就软了。
那天上午11点多，张姐的公公溘然长逝。全家人皆在医院，一个个怒目金刚样地看张姐——因为她爸去闹，公公才病发去世，她俨然已经成为这个家的千古罪人。于是，这个一米七的东北老娘们儿，就在家人的瞪视中，一寸一寸地矮了下去。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才知道原来人不仅能用刀杀人，还可以用语言、目光杀人。那些狼一样凶残的目光让张姐抬不起头，他们想让她知道，她欠了高家所有人一笔巨债，这辈子挫骨扬灰都不见得能够还清。
张姐公公的后事紧锣密鼓地张罗着，操持一切的自然还是张姐。大把钞票撒出去，力争把这场葬礼做到最风光——钱不花到位，是不能让婆家的众人满意的。至于那些白眼，只能当个屁，放了得了。更何况，张姐也认为自己有罪。
5
一通忙碌下来，后老伴是没有时间撵了，也不敢撵。
张姐她爸仍不罢休，甚至把思想工作都做到了外孙女小月头上。女儿回家指责妈妈心狠，把一间“破房子”看得那样重，“难道能重得过你爹的晚年幸福生活吗？”
不懂事的年轻人容易把人心想得简单纯粹，又容易慷父母之慨。女儿扬着脖子就像小公鸡，口气大得不得了，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张姐被说得一愣一愣的，哑口无言。婆婆也跟着附和，说不想因为一间房再把自己给气死。小月翘着胜利的小尾巴，耀武扬威地走出了张姐的视线，“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杨姐觉得，自己需要时间去梳理、消化生活中所有的难题，那些天她甚至不愿意回家，总约我一起去外地看版。可还没等成行，学校的老师通知要开家长会。这咱当家长的得“积极”，否则就是“不重视孩子的教育”，更可能被认定成“在主观意愿上不愿配合学校、老师”——大帽子一顶又一顶，谁戴得起？
张姐想让孩子她爸去，可高自强跟她翻脸：“去不了，爱念不念，爱念啥样念啥样，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是你姑娘。”
“我姑娘咋的？我缺她吃少她穿了？咋的就学习一条出路啊？破学校也是，一天天咋那么多事儿！学校那些老师收礼，也是你们这些家长贱，给惯出来的！”说完，他也把卧室门重重地关上了。
婆婆稳稳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告诉张姐，要体谅她儿子丧父的悲痛心情，“再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懂啥啊？我和你公公过日子那时候孩子啥事儿都是我去，你公公从来就没出过面。现在的女人都太矫情了，带孩子搭上老人不说，还得搭上老爷们儿，那要女人干啥？”
张姐那不中听的话都到了嘴边，但又生生压了回去。她借口退票出了家门，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走不成了：“老的要体谅，中间的要体谅，小的不懂事儿我还要体谅。谁体谅我呢？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我也有血有肉，我又不是钢铁战士，也会伤心难过啊！可谁来安慰安慰我？”
次日中午12点，张姐一边咬着面包一边朝档口外面走，准备去学校参加家长会。
这次家长会的主要议题是文理分科，张姐听得很仔细，还认真做了笔记，会后又虚心请教老师，把恭维的话说了几大箩筐。老师根据孩子往日的考试情况，建议小月学文，谁知真正填报时，小月毅然决然地选了理科，“我能学好理科！”
张姐让她再慎重想一想，小月脖子一抻，小桌子一拍：“你就是不肯相信我，你就是看不起我！人家妈都相信自己的孩子，你看看你？有你这么当妈的吗？也对，你信过谁？我爸、我爷我奶、我姥爷----你亲爸你都信不过。”
张姐性子暴，抬手就是一个嘴巴子。抽完了两个人都愣了，张姐眼泪涌出来，说：“你爸没骗过我，我就不信他？你爷你奶……”
婆婆还在家里住着，张姐硬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至于自己的亲爸，她更不知该向这个自以为是又懵懂的女儿说些什么。更何况，女儿多像从前的自己啊，当年她非要嫁给高自强时，不也跟妈说过同样的话吗？
张姐咬紧牙关忍着，小月却突然暴发：“我走！我死了你就满意了。”随后跑出去。
张姐木然地站在客厅中间，婆婆狠狠推搡了她一把，说自己孙女有个三长两短，她要跟她没完，说完就追了出去。没一刻钟，婆婆折返回来，气喘吁吁，进门就瘫倒在地上：“快去！快去找你闺女。她一个小姑娘，真出点儿事你得后悔一辈子。”
高自强不在，跟哥们儿出去喝酒了。张姐鞋都没换，就跑了出去，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后来张姐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她找个算命的算算，看看这一巴掌到底把女儿给扇到哪儿去了。我也跟着出去找，后来在一个网吧里找到小月，她正跟网友痛诉自己在家里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说那个令她窒息的家她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想立马远走高飞。
母女俩就这样吵吵闹闹，一直持续到高考，小月终因理科成绩不理想而落榜，连专科线都没上。那时，张姐她爸仍旧生活在她的楼房里，每年的采暖费都跑到张姐这里来“报销”，还不时管她要生活费。张姐不给，父女就会爆发一场大战。
我们聚在一起时，张姐自我调侃，说自己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在婆家、娘家的名声都臭不可闻。老邻居们也都知道张姐是个不孝、忤逆的女儿，在小月同学的眼中，这个妈妈满身铜臭，粗鄙不堪，还专制凶蛮。
6
小月复读那年，张姐在五爱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于是重新找了个门面，开棋牌社。
也是在这一年，张姐的婆婆遇着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春”。张姐是儿媳，对这种事没法插嘴，但婆婆却主动提出让她陪着自己去公证处立遗嘱。张姐很诧异，一时没反应过来。婆婆说，她动了再婚的念头，但不想给儿女留下什么罗乱，就想把自己的房子分给两个孙女，怎么分要写清楚。
张姐眼圈一红，想起自己亲妈，也想起自己亲爸。她摸上婆婆那血管微凸起的手背说：“妈，你别想那么多。再说你身体还挺好，你孙女有我们呢，要你的干啥？”
婆婆说：“生前我一分不能舍出去，是怕真有个三灾五难的，没人管我。我死了，不给她们留给谁？不整明白了，留着以后再有人上门来找你打官司、给你添堵吗？你也不省心。”
张姐从没想过，这个跟自己较了半辈子劲的老太太会像亲妈一样为她铺排后路，眼泪就滚下来。婆婆也不是会说软和话的人，见张姐这样，立马又把话拉了回头：“你掉什么猫尿？又不是给你留的，是给我孙女留的。我都打听清楚了，得说明白的，留给两个孙女，与孙女婿无关！”
张姐和弟媳陪婆婆去了公证处，跟那里的工作人员唠闲嗑。工作人员说，近些年来做遗嘱公证的老人不少，“但一般都是老太太来，东西都分派明白的，一般都留给儿女或孙辈。老头儿来的极少”。
听到这儿，张姐跟弟媳相视一笑。
可是，婆婆的黄昏恋，居然因为公证遗嘱而告吹了。
张姐对婆婆说：“你可以撤销公证。我们当儿女的，自己有本事自己去挣，不图惜你那点儿东西。”
婆婆说：“你是怕我儿子是老大，我嫁不出去到时候让你侍候我吧？”
张姐就笑，说自己亲妈死得早：“我还怕侍候你怎的？你放心，哪怕我跟你大儿子离了。你走不动、撂不动上我这儿来，我也给你养老送终。”
婆婆听了没作声，起身说要去卫生间。张姐说，她猜婆婆是去偷偷抹眼泪了。
没几天，张姐她爸又登门造访，让她拿10万块钱给“弟弟”在沈阳买婚房。
老头都给张姐说笑了：“我妈死好几年了，我哪里又多出来一个弟弟？”
但张姐她爸不管，坚持让张姐给他的后儿子买房，理由是他曾在后老伴面前把胸脯子拍得山响，承诺会管后儿子的婚姻大事。眼下小伙子要结婚，“父债女还没毛病”。
张姐气得直翻白眼，却也不想再讲道理了。这么多年，张姐干仗干累了，岁数一天大一天，也干不动了。于是推说自己没钱：“爸，你看我五爱的买卖都干不下去了，我要是有钱我给买，我真没钱。”
那个农村老太太很有道眼，知道捅哪里能让张姐疼。于是让老张头再来时，不说要钱了，而是改口说：“如果暂时没钱也不怕啥，让你弟弟在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里结婚。等我们百年后，这房子继续由他住，他会尽到一个亲生儿子的责任，给你爸我养老送终。”
张姐也不动怒，直接告诉他，那套房子她已经押出去办了小额贷款用来开麻将社了：“抵押文书都在人家手里，到时候是他们往出撵你们，而不是我。那些人可什么手段都有。”
自那以后，农村老太太不提让张姐出钱给自己儿子买婚房的事了，却又整了一个新协议，纸上写着：如果将来老张头先她而去，她有权继续居住在那所房子里，直到死。老张头非让张姐按个手印确认不可。
张姐朝亲爸“嘿嘿”冷笑，说死也不按。她爸找了两回，看彻底没戏，就将自己尾指手印印了上去，拿回去交差。
7
小月第二次高考结束后，要求到麻将社来做帮手，端茶倒水。起初张姐执意不允，认为那不是女儿该来的地方，但小月依然坚持。
一天，小月突然当众踹了她爸的那桌麻将。事发突然，但张姐知道其中的缘由——那张桌子上有个女常客，她一来，高自强肯定刺挠儿地找机会过去“凑手儿”。在东北，打麻将也叫“摸手爪子”，说的是在洗牌、摸牌的时候，男男女女有机会摸摸小手，眉来眼去，打情骂俏。
其实张姐早就发现了，但懒得去管，既然她打不起，也计较不起，就别把自己先气死了。用张姐的话说，反正他们夫妻两个早没了性生活，连说话的机会都少，头疼脑热的更从来指不上高自强。“我在他这儿得不到啥温暖，咱也别阻挡人家给别的缺爱的女人们送温暖。温暖一个是一个，爱找谁找谁吧。只要别再整出个孩子来跟我闺女分财产，我就心满意足了”。
张姐学会了认命，但小月的小暴脾气搂不住，看出门道后，她直接过去把桌子给踹了，随后抓起塑料凳子就要削那个女的：“也不打听打听，上这儿犯贱来了？再来把你腿打折你信不信？！”
那女的狡辩、回骂，高自强拉着闺女，那女的看有机可乘，就要对小月下手。张姐能干吗？她抄起手边的一个杯子，连杯子带水“嗖”地飞出去，直奔那女人的面门。然后像个护崽的母老虎一般，大吼着扑了上去。
这是母女俩第一次联手打退打算入侵她们生活的“敌人”，维护了家庭主权的完整。
之后，小月警告亲爹：“搞破鞋搞到家门口，你不要脸我还要！”
被闺女这么骂，高自强下不来台，他老腰杆子一拧，转过头指着张姐的鼻子骂：“瞅你教出来的好姑娘，有这么跟当爹的说话的吗？”
小月气喘吁吁，泪流满面，指责父亲从来没有管过自己，不配当爹。高自强被骂懵了，这么多年了，女儿可从来没跟她妈站过一条战线啊。
“我妈说我那是上心了、看着我身上的问题了。你呢？你家都不回，天天在外头瞎晃，不是摸大牌就是喝大酒。你从来不说我，不是因为你有多爱我，是你看不着。我小时候不懂事儿，分不清好赖人。只知道谁不说我谁就是好人，我现在知道了，不是！”
事后张姐对我说，她甚至感谢那个和丈夫勾勾搭搭的女人。如果不是她出现，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听到女儿说出那番掏心掏肺的话来。
我说：“三代女人握手言和，这回你熬出头儿了吧。”
张姐点点头，目光中满是平和与满足。她掰着指头跟我数说：自己给老妈养老送终了；婆婆如今不找茬儿了；女儿理解自己，知道好歹了。这辈子，她满足了。至于其他的，看淡了。
后记
如今，张姐的心里只有一个疙瘩——小月不肯结婚。
张姐无法理解，她觉得自己这代人结婚生子、传宗接代是顺其自然的事，但小月却偏偏不走寻常路，不愿妥协于荷尔蒙与传统，在合适的年龄步入婚姻。这让张姐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回家进小区走道儿都得溜边走，总觉得邻居都在她背后指手划脚、议论纷纷。
婆婆临终时，握着张姐的手说：“别逼小月结婚。”
老太太说，孙女有稳定的收入，自己和张姐留给她的房子和钱，足够她好好生活，也足够让她自由选择。她这一代，不用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不用再“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了。
“多好哇！我们当年都不行啊，得嫁人，得吃饭哇。我们得认命，她不用了呀，你这样干，不就为她不认命吗？”婆婆说。
婆婆去世时，张姐哭得最伤心，她觉得这世上又少了一个懂自己的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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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黄金花》剧照
三胖子
1
2020年3月中旬，老丁决定尽快出国。距离武汉宣布封城已经快两个月了，全国的感染人数仍然每天都有新增。国内航班正在陆续恢复，很多公司都复工了——毕竟得了病不一定死，不开工则大概率要饿死。
老丁是北方人，四十出头，此前他在北欧某国待了十几年，拥有当地的长期居留权，只是为了维持永居，每两年还需要过去一次。早年他大学没毕业就出国留学了，留学期间谈的女朋友都是当地人，顺便还学会了当地语言。在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之后，回国创业，跟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外贸公司。
对于2003年的非典，老丁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那年他人在海外，通过新闻报道依稀知道，非典在国内肆虐一时，又随着夏季来临温度升高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欧洲各国也有零星感染者，但唯一存在过的痕迹仿佛就是当时的几篇报道，当地居民没有戴口罩，更没有片区隔离甚至封城。老丁由此判断，这次的新冠疫情应该也会随着天气转暖逐渐消失，不如趁这段时间去欧洲待一阵子，顺便摆脱国内当时紧张的氛围。
老丁在网上查了下欧洲的疫情，欧洲大部分国家和他的目的地国都已经出现零星感染者，虽然还没有死亡病例，但当地疾控中心已开始呼吁国民减少社交聚会，提倡居家办公，包括图书馆、健身房等公共场所也都已经关闭。对于来自外国、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旅行者，也建议自行居家隔离两周。
老丁决定选择国内的航空公司。疫情之前，随着中国游客海外旅游越来越热，不少航空公司纷纷开辟了海外新航线，甚至也出现了两三千元直飞往返的廉价机票。但疫情开始后，这些航线纷纷停飞，目前只有一两家航空公司还保留着航线——总之情况每天都在变化。
老丁买票的时候，从上海直飞目的地的普通经济舱价格已经涨到了八千多往返，不赶紧买可能价钱更高。
老丁这么想着，利索地在手机上付了款，定了3月底出发、30天的往返机票。
住宿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以往老丁去那边，可以根据逗留时间长短选择不同类型的酒店或民宿，甚至去朋友平时闲置的乡间别墅。但如今，大部分的酒店和民宿都闭门不再营业，特殊时期，老丁也不愿麻烦朋友。
思前想后，老丁在当地华人的微信群里发了条求租信息。
没多久就有人联系老丁，说有套三室一厅的公寓，目前就房东一个人住，可以租一间出来。交通还比较方便，附近有大型购物中心和地铁站。老丁是个怕麻烦的人，做事情喜欢快刀斩乱麻，谈好价钱后就直接定了。
出发前，老丁还去家附近的药店进行了采购。当时国内外对于口罩是否能够防止新冠传播说法不一，但至少国内要求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N95已经断了货，直到2月底才逐渐恢复了供应。老丁买了10个N95，又买了10包50只装的普通外科口罩。保险起见，还从网上订了几个眼罩。
准备妥当，老丁跟公司的合伙人还有几个员工一起吃了个饭。当时不少餐馆已经复工营业了，他们选在一家四川火锅店，偌大的店里晚餐时间只有两三桌客人。
酒桌上，大家一致认为眼下公司一时也无法开展什么业务，等疫情过去再看看市场情况。合伙人半开玩笑地对老丁说，看形势可能出去了就很难回国了，要老丁做好心理准备，不行就在外面临时安个家免得寂寞，引来大家一通笑骂。
走的那天，老丁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也没让人送。他习惯了独来独往，这样就像是去经历新的人生，而不是忧伤分离。
飞机起飞时间是凌晨2点。没了往日的喧嚣，寒夜里的机场显得格外冷清。老丁在门口抽烟，旁边还有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或许是出于对未知旅程的忐忑，他主动跟老丁搭腔，询问他去哪个国家，然后惊奇地发现两个人原来是同一趟航班。年轻人是东北的，通过中介在北欧另一个国家找了份屠宰场的工作，中介保证解决身份。他说老家找不到活儿，年轻人基本都出去闯荡了，家里有点积蓄的都出国了。
在柜台办登机时，老丁问航班满座情况，工作人员一边熟练地往行李上贴标签，一边回复说只有十几个人，又嘱咐老丁在飞机上尽量减少走动，少使用卫生间，并且全程佩戴口罩。
飞机准点起飞了，一排座位只安排了一位乘客。空姐全副武装，防化服、眼罩和口罩一样不落，给乘客发了一袋装有食品的大纸盒后几乎就不再露面了。那个东北年轻人明显还有同伴，大概七八个人，有男有女，年纪都比他稍长点。
飞机上没有人相互交谈，也看不到人走动。老丁迷迷糊糊睡了会儿起身去卫生间，出奇得整洁，应该还没人用过。看着镜子里自己焦躁的眼神和川字形额头纹，他知道自己也在恐惧——人死屌朝天，该咋地咋地吧，他暗暗想着。
回到座位上，老丁看了会儿电影，累了就眯一会儿，就这样半梦半醒地到了终点。当初中国航班抵达后，游客蜂拥排队过边防的景象不复存在，这时冷清得甚至连排队的步骤都不需要了。
直到走出异国的机场后，老丁才反应过来这边的隔离几乎就是句空话，他抽了颗烟就打车直奔房东给的地址。
2
转眼，老丁已经在国外两周了，达到当地官方建议的居家隔离时间。
所谓居家隔离，其实也没有任何监督和强制措施，当地没有社区居委会这种基层机构。有限的警力除了开着警车在街上巡逻以外，几乎没什么存在感，更没精力关注每家每户。当然，这里也没有像国内一样发达的送餐和快递业务，不自己出去购物就只能饿着肚子，老丁当然也只能自己去了。
公寓其实是个套内面积只有70平左右的两室一厅。房东改动了布局，把公共客厅隔成一间卧室自己住，其余两间卧室用来出租。老丁应该是他的首位租客，因为老丁第一天到达时，屋子里还有浓浓的油漆味，开窗晾了几天，才稍微好些。
房东四十岁上下，东北人，已经开始谢顶，看上去有些颓废。他的防御心很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告诉老丁，尽管想知道并不难——楼道里的户名板和屋里角落里的邮件信封上都能看到他名字的英文字母。
起先，老丁想着跟房东拉拉近乎，就谈及几个当地待得比较久的华人朋友，有在公司上班的，也有开餐厅的，房东却回了句：“我打我的工，从来不屌这些人。”
老丁错愕半天，不太理解自己到底哪里讲错话了。
过了几天，两人熟络了些，喝酒聊了几次。房东才说他初中没毕业就去当兵了，后来通过中介来的欧洲，辗转几个国家才来到这里定居，现在在中餐馆打工帮厨，有七八年了。后来喝高了，他就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自己只是臭打工的，外语实在学不会，日常生活办事甚至看封信，都要托懂外语的朋友帮忙。
“……都40了还是单身，在老家处了个家里做生意有钱的女朋友，但我俩三观不合，加上两地分居，就不了了之了。”话里话外还是最怀念当兵的时候，吃喝不用担心，还代表国家形象，光荣而伟大。
老丁半开玩笑半开解说：“人在不同的环境就要学着去适应。当初既然选择转业，就要适应社会的生存方式，不同职业必然导致报酬有差异，也就是社会分工会导致收入差别。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个人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各种工作技能……如果不懂语言，可以先去学语言课程的。”
房东闷不作声。
老丁继续说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对国家的概念不强，对他们来说黄色面孔的都是亚洲人，黑色皮肤的都是非洲人，一般分不清国家民族。既然已经出国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没必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房东喝了口酒，说有个白人邻居老头反感外国人，曾经跟他说过话，他猜对方让他滚远点。老丁开导他说种族歧视的问题有时确实难以避免，不过欧洲各国都有明确的《反种族歧视法》，该保护自己的时候不要犹豫，当然前提是能准确弄明白别人的意思。
过了几天，老丁在楼下抽烟，有个邻居老人主动跟他打招呼，发现他讲当地语言之后很开心，跟他聊了半天，又说之前跟楼下一个抽烟的亚洲人打招呼，结果那个亚洲人听不懂，只是点头，然后灭掉香烟就跑掉了。老丁猜测房东可能多半是误会了，还回屋好心解释了一下，房东估计是好面子，讪讪地也没说啥。
又过了一周左右，老丁接到航空公司通知说是航班有变动，本来预定日期的回国班机已经取消。
当地疫情那段时间也在恶化。本来，亚洲的航班减少，疫情已经被逐渐控制，但由于部分国民出国度假回来了，很快又扩散开来，感染者以每天七八十例递增，转眼就达到了数千人，而且出现了死亡病例。
当地政府终于认识到疫情的可怕，除超市和卖食品的商店以外的经营场所，如餐厅、酒吧等相继都被要求关闭，欧洲国家之间的边境也不再开放，首都与其他城市之间也实行了封城措施。
为了保险起见，老丁定了两家欧洲航空公司的航班，都在5月底，中间相差一天，价格都在6000人民币左右，同时跟房东商量着又续租了一个月。
房东打工的餐厅关门了，没了工作，开始日夜颠倒的作息——晚上打游戏，白天睡觉。老丁虽然因为机票的事情心烦意乱，但经历了国内的隔离，平时在家上上网看看书，能出门能跑步能购物，觉得日子也能熬下去。
3
4月底，房东又租了一间卧室出去。
新房客是一位姓陈的川妹子，三十来岁，圆脸大眼睛，看着精明强干。她的到来打破了原来两个男人居住时的沉闷，经常咿咿呀呀地在屋子里用手机视频，嗲声嗲气的方言让人心情都觉得轻松起来。
偶尔一次闲聊，陈妹儿知晓老丁会当地语言，眼睛一亮，回屋拿了几封公司的信件让老丁帮她看一下。老丁看了一眼，基本都是工商注册、税局会计之类的内容，给她翻译之后又根据她的意思打了几个电话，把她公司紧要的几件事都给解决了。
陈妹儿出国才半年多，出国前在国营百货公司做销售管理，收入不菲。老公在当地国企，儿子上小学，学习成绩中等，升学压力很大。陈妹儿有亲戚在当地的一个小城，她本人也曾来这里旅游，了解到当地的基础教育水平很高，就动了投资移民的心思，通过亲戚盘下一家首都的餐厅，2019年下半年就独自出来了。
本来，她已经递交了老公和孩子的签证申请，结果疫情原因，所在国驻华领馆已经停止签证和居留的审批。她的餐馆也被迫暂时没法营业，她本人短期内也无法回国，与家人团聚变得遥遥无期。
搬来前，她自己租了套公寓，虽然交通还算便利，但是周围除了便利店就没有大型购物中心。加之餐厅不能营业，就决定改租一个单间，能省上几百欧元的房租。
过了几天，陈妹儿了解到老丁有当地驾照，就问他能不能开车帮她拉点东西。老丁闲着也是闲着，痛快地答应了。
两个人开着一辆借来的小货车，先去中国食品店买了不少中国食品，又去陈妹儿朋友那里拉回两个大行李箱。晚上，陈妹儿在自家店里煮四川红油火锅答谢老丁，两人在空荡荡的店里，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陈妹儿能说会道，丁锅（哥）丁锅（哥）的，把老丁叫得一个热络，那是老丁这次出国以后最开心的一顿饭。
天气很快转暖，当地的疫情好转，首都封城措施结束了，市中心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政府决定将在6月初开始恢复餐厅等场所的正常营业。
老丁本想将带来的口罩在华人微信群里卖掉，但没人感兴趣。后来看新闻报道才知道，欧洲多个国家曾在疫情开始时，进口了大批中国口罩，结果实验室检测结果都不合格，为这事追究了采购方的司法责任，还有人坐了牢，当地华人也不确定从国内带出来的口罩质量如何。
大部分当地人仍然对戴口罩非常抵制，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染病的人才应该戴口罩，因此有意识戴口罩的亚洲人就成了被歧视的目标。
有一次，老丁和陈妹儿在市中心戴着口罩乘坐地铁，有个当地白人女人就故意从他身边走过，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中国人到处传播瘟疫，滚回你们国家。还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确保没其他人能听到。
这次，老丁却选择了保持沉默。想来他在这个国家度过了自己生命中一半的时光，但这场疫情却让他成了异乡人。
4
房东的工作依然没有着落，他私下里向陈妹儿表示想去她店里打工。但陈妹儿以他不懂语言坚定拒绝了，后来跟老丁单独说了此事，说自己听说房东以前打工曾跟雇主发生过纠纷，当地华人餐饮行业的圈子本来就不大，口碑一旦坏了，就不太容易找到固定的工作。谁也不愿意惹不必要的麻烦。
老丁觉得这些事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就没放在心上。
过了几天，房东请人到家里做客，估计还是为了找工作的事情。两人下午4点钟开始就坐在只有七八平米的厨房里聊天喝酒抽烟，老丁和陈妹儿看这情况，就一起出去买了东西，在楼下的公共烧烤炉烧烤解决晚餐（当地每栋居民楼楼下都有砖或者水泥搭的公共烧烤炉）。陈妹儿提到她的亲戚在其他城市开餐馆，邀请她过去玩，她想和老丁一起租个车去，两人聊得很开心。
可能是看到老丁与陈妹儿走得近了，自己又整天无事可做，房东对老丁的态度明显不耐烦起来，很快就告诉老丁，自己已经找到了新房客，不管老丁回不回国都不能续租了。
老丁懒得计较，反正疫情期间也无所事事，干脆天天不是出去逛，就在陈妹儿的餐厅待着，把房东当成了空气一般的存在。终于有一天，房东在两人从餐厅回来之后来了次爆发，喝得醉醺醺，当着两个人的面，命令老丁离陈妹儿远点儿。
老丁几乎忍无可忍，强行压下动手的冲动，和房东吼了几句之后拿出手机准备报警。房东愣住了，大概报警这个选项完全不在他考虑的后果范畴之内，态度立刻软了下来。
老丁不想再住下去了，想着反正也没剩几天，就让房东把房租和押金退还给他，到陈妹儿店里打起了地铺。
没成想，第二天中午，老丁就收到了短信，通知他所定的两个航班都已经取消。
老丁立刻上网查询，这才得知5月份国内开始施行“四个一”的航空管制规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周一个航班。疫情在包括欧洲在内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激增，让当地华人的恐慌不断发酵，原本几千元人民币的回国机票很快涨到了几万，甚至有人以每人十几万的价格开始组团包机回国。
老丁联系国航，被告知6月份只剩一张公务舱的机票了，将近十万人民币，还是有点肉痛，只好暂时作罢。
接连发生的倒霉事儿让老丁有点郁闷，陈妹儿开导他不要跟烂人烂事纠缠，图一时痛快并不能解决问题，毕竟都40了。
陈妹儿还说，像房东这种早些年出来在中餐馆打工的人，吃过不少的苦，脾气都有点怪，“他们语言不通，也没什么其它的生活技能，往往是求着餐厅老板给报税来办理居留解决身份，所以任其摆布。一般餐厅老板会把他们的护照一收，每个月报完税只发两三百欧元的零花钱，让他们睡着餐厅地下室或者很差的廉租房里，这样熬几年下来，等有了身份才能自己出去找工作。”
既然眼下是这种情况，不如就去陈妹儿的亲戚家看看。
5
两人出发的那天是一个周六，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已是夏天的温度。公路两边时不时看到嫩绿的草地和翻起黑土的燕麦田，以及甩着尾巴吃草的牛群。老丁曾经干过导游，当地各种奇闻趣事信手拈来，逗得陈妹儿笑声不断，一个劲儿地说老丁回国发展可惜了。
老丁感叹说自己身上一定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基因，当时回国发展，一方面是想换个环境证明自己，另一方面是受到了现代成功学的蛊惑，满心以为收入、房产、豪车是人生的目标。
回国这几年，又觉得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各个方面仿佛都标准化、数据化了，人们几乎完全以消费能力高低来评判彼此的社会地位——即是否成功，而忽略了人生其实应该还有其他的乐趣和选择。
陈妹儿说，老丁就是想回国浑水摸鱼，结果还没摸着大鱼，还把没吃着葡萄的酸劲儿说得跟哲学似的。至于她自己，其实只想跟家人在一起平平静静的生活，如果不是为孩子的前途和家庭里的一些变故，她是不会独自在外打拼的。
车行过一个码头，两人在粉色灯塔旁边的露天餐厅吃午饭，几十张桌子座无虚席，聊天声和碰杯声交错，热闹得让人几乎忘记了疫情的存在。
餐厅厨师在旁边铁板烧，白色油烟升腾而起，散发着烤肉的香气，又很快被海风吹散。几只海鸥在上方盘旋，不时发出高亢嘹亮的叫声。
这一次，两个人都默契地没戴口罩，仿佛是不忍心破坏周围人来之不易的欢快。
午饭后，两人临时起意，乘船去了附近海岛游玩。船长是个希腊人，本希望趁着夏季能赚一笔，结果疫情却让他的生意今年一落千丈，能否保本还很难说。不过，他随口提起，前两天政府出台了补助政策，餐饮等服务业公司可以从政府申请补助，他在准备网上申请。
老丁有心，上网查了一下，陈妹儿的公司也符合申请补贴的条件。
陈妹儿掩饰不住兴奋，说这次出行的费用她出就当请客。老丁说等补贴到手了再说吧。陈妹儿反而大气地挥着手说，“老子耿直，说请就必须要请。”
老丁明白陈妹儿是担心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多，回国的事情又没个准信，也就没再推辞，心里却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她把补贴要到手。
傍晚时分，两个人抵达陈妹儿亲戚所在的小城。
陈妹儿说，自己的堂叔是这个小城唯一一家中餐厅的老板，在小城待了十几年，生意一直不错。堂叔年龄大了，也赚到了钱，平时就把餐厅交给了儿子、也就是陈妹儿的堂弟打理，自己就在国内待着，喝茶、打麻将，“日子巴适得板”。
今年堂叔带着老婆回国过春节，赶上了疫情，正好就在国内多住一段时间，反正餐厅有堂弟盯着也不用担心。
当晚，堂弟在自家餐厅里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饭后两人住在堂叔家里。堂叔家是一栋两层联排别墅，房间很多，还有两个厨师。堂弟在堂叔家冰箱里准备了不少啤酒饮料，大家边聊边感慨，小城市虽然偏远，但租金便宜生意稳定，不像首都中餐馆林立，竞争激烈，结果疫情一来纷纷破产倒闭。
而且，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城，有高耸的灯塔、长长的海岸线和天然沙滩。散步、游泳、晒太阳，每一处景致都令人心旷神怡。
6
陈妹儿餐厅的补助申请批下来了，由于关闭期间房租得到了房东的减免，工人工资也由政府来支出，算下来，其实比餐厅正式营业的时候的收入还高不少，可见政府对疫情期间受到影响的企业主扶持力度很大。两人在小城停留了几天，得知首都的疫情在夏天来临之后确实缓解了，市中心的人流明显多了起来，两人商量后决定回去复工。
临走之前，他们一起登上了灯塔。上午游客很少，海风里有淡淡的咸味，映入眼帘的是远方的海天一色以及点缀着欧式尖顶的绿色葱郁，让人只想静静享受此时此刻。
或许是受到美景感染，陈妹儿没了之前的泼辣，对老丁说自己出国还有个原因，是老公好赌，“家里已经抵了两套房子出去还债了”。她担心这样下去迟早倾家荡产，还不如赶快把部分资产拿出来做生意，搞到当地身份，至少给孩子留条后路。陈妹儿的语气里透着些许无奈和凄凉，感慨好人似乎总是没好报，善心得不到善待，下不了狠心，受罪的最后还是自己。
老丁也只能跟着叹气。
返程的途中，陈妹儿说对小城非常留恋，她来这个国家快一年了，首都虽然人多繁华，但人与人之间明显要淡漠许多，疫情之前生意就越来越难做。
老丁也说，早些年好多中国人都是留学出来的，工作机会多，开餐馆做生意竞争也没那么激烈。这些年华人多了，中餐馆数量激增，而且竞相压低价格，的确把市场做乱了。
如此看来，反倒不如在小城市，生意稳定也没那么累。
回到首都，陈妹儿的餐厅就复工了。六七月原本就是当地公司休假的季节，市中心餐饮行业的淡季，加上疫情影响，各国还没有开放边境的迹象。每天餐厅的客人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人，还几乎都是外卖。陈妹儿叫了个厨师来炒菜，老丁就当起了服务生，也顺便在附近又租了个房子。陈妹儿之前的房子没退，还是在之前房东那里住。
老丁一直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系，看有没有可能挤出个位置，终于在6月底接到通知，说下周的航班有个经济舱空位，开价4万人民币。老丁考虑了一下，下决心定了票。
算起来他这次已经在外面待了3个多月，国内公司也有不少事情等他回去处理。
分别的时候，老丁没让陈妹儿送，自己去了机场。
机场的候机厅里人满为患，有的甚至穿上了生化防护服，脸上佩戴着防毒面具。登机的时候有人被国航工作人员拦住了，据说是没有在航班出发前连续三十天每天进行健康行程码登记。
老丁一直坚持每天打卡，尽管“自测体温，自报是否异常”的选项，怎么看怎么都是自欺欺人。身边被拦下的人无助地呆立着，有个人气急败坏跟国航的人在争执，穿戴着各式防护服装的乘客们默默地从他们身边经过，当地工作人员则眼神冷漠地站在远处。
飞机终于降落在了浦东机场，所有的乘客沿着早已划定好的通道，先是做了核酸检测，然后上了安排好的大巴，去往张家滨河边的一家商务酒店。
那段时间由于长江上游雨水不断，河水水量暴涨，被长长的围堤困在河道里，眼看着已经高出了围堤旁边的路面。人们陆续下车排成一队，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们过来用喷头喷每个人脚下消毒。人们在门口排着队，一次一人进入大堂登记入住。
酒店的走廊地板和墙壁都包裹在厚厚的塑料薄膜里，地上还铺着硬纸箱板。老丁的房间在走廊尽头，每天三顿饭都放在门口的塑料凳子上，手机发消息通知取餐。
房间里也不许抽烟，难熬的时候，老丁就站在窗前看着那条被困的河流，想象河流的源头应该就是陈妹儿的故乡，这会让他觉得和这个世界的距离近了一些。
后记
2021年8月，距离老丁出国又是一年过去。
这一年，国内外疫情时起时落，经济下行物价高涨，中国到欧洲的海运运费比疫情前涨了10倍。老丁的公司经营惨淡，艰难维持。很多时候，老丁都想干脆关掉公司回欧洲去，但是疫情没结束前回去，有太多现实问题需要考虑，他决定再等等看。
之前的那个房东，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听陈妹儿说也回国了。
而陈妹儿已经把之前首都的火锅店卖掉，搬去了亲戚所在的那个小城，开了一家寿司店。眼下维持生计不成问题，只是家人的居留申请依然杳无音讯。
老丁经常会在晚上八九点钟沿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偶尔会生出一种对那段漂泊日子的怀念。他和陈妹儿曾打过一次视频，当时她正好忙完了中午午餐会空一些，可以边备菜边聊天。老丁喜欢看她盘起头发切三文鱼的样子，她的神情专注安静，偶尔会有一缕秀发垂下来。她会不时抬头让眼神掠过面前的手机镜头，嘴唇边和酒窝里荡漾着丝丝微笑。那个画面会让老丁希望，时光能够就此静止。
老丁无限向往岁月静好，但多年的漂泊经历，让他担心一切美好都会被裹挟着随波逐流，他只有选择活在当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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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剧照
百纳
2019年11月初，表弟在“一家亲”家庭群里发了一段小视频。视频中的外婆斜躺在小舅家的竹椅里，双颊深陷，张着嘴喘息，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群里一下炸了锅，大家纷纷询问外婆怎么了、要不要紧，还有孙辈说要赶紧送医院。我心想，家里的年轻一代到底与上一代人不同，更尊老，至少没了对老人的那种漠视。
随后，表妹的一句话又浇灭了我刚刚燃起的欣慰，她说：“希望能拖到过年去，高低跑一趟，要不这一趟就白跑哒。”
1
我几乎是外婆带大的。我两岁多一点时，妈妈因病去世，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妈妈”的身影。如今，我梦到最多的还是外婆家那几间乌漆嘛黑的老屋，还有在灶湾里忙碌的外婆。
一般来说，都是用“慈祥”来形容老人家，但我外婆不是。从我记事起，外婆就总是短发齐耳，用一把棕色的木梳子梳得顺顺的，一边别一支黑色发夹，干净利索。她眉眼周正，皮肤显黑，看起来很粗糙。手大，脚大，个头也高。爸爸说过，妈妈很像她，也那么高大。
外婆这辈子究竟生了多少崽女，我们都不知道。那时医疗条件差，家家都是放养式看管，孩子意外夭折是常有的事。外婆曾和我说，我妈前面还有个姨，养到15岁，突然喊了一夜肚子疼，第二天就没了。最后外婆剩下7个崽女，我妈排行第三，前面有两个兄长，下面两个弟，两个妹。
我养在外婆家时，二舅和大姨已经结婚生子，可40多岁的大舅还没讨亲。他是七兄妹间最聪明的一个，当过兵、教过书、做过买卖。80年代的时候，就常有湖北人、四川人来拜访大舅，和他坐在茶堂房里说说笑笑。在所有家人心里，大舅是通天彻地的能人，没有他办不到的事。
大舅会赚钱，花钱更如流水。当村里大多数烟民还在滚“喇叭筒”、吸一两毛一包的烟的时候，大舅就在吸1块3一包的“芝城”了，待客时分给大家的是2块8一包的“长沙”。
因为大舅舍得在吃上花钱，外婆家的伙食一直很好，基本餐餐有鱼有肉。外婆又炒得一手好菜，荤腥也好，时蔬也罢，到她手里总能炒得色香味齐全。
然而，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外婆做的腊八豆。
在湘北农村，家庭主妇基本都会做腊八豆，这是土地流白时的一种既下饭又经济的菜肴。它的制作流程很简单，但不是谁做的都好吃。
腊八豆本该与腊八粥一样，在腊八节这天做来吃，但在湘北地区，腊八豆却是在秋分前后制作。过早，天还热，吃不了几天，新鲜的腊八豆就酸了；太迟，又没了好的剁椒，豆子也像过了身的菜一样，少了原汁原味。因外婆每年做腊八豆的时间比较固定，我很小便知道了“秋分”，也知道了一年之中有24个节气。
秋分一到，外婆就会从谷仓里提出豆子。一般选用黄豆，也有少部分人用黑豆。外婆一般在早饭后把豆子浸在水里，晚饭后捞上来，再用清水洗两遍，倒进铝饭锅，加水，提上土灶煮。
豆子煮熟后，用筲箕滤掉水，盛到木盆里拿块木板盖着，等待发酵。发酵是最关键的环节——时间太久，豆子泡了，会长霉，不好吃也不敢吃，有毒；时间过短，豆子还硬，吃起来硌牙，没味也不香。
因为担心老鼠偷食豆子，外婆会把木盆放到床底下。那是老式的木架子床，床底下能放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别人发酵豆子，总要隔一天就揭开盖子看看，生怕过了。外婆从不看，就靠闻“豆香”。某天，她直接从床底下拖出木盆，掀开木板，就是最恰当的发酵状态。而我用心吸着鼻子，却什么也闻不到。
接着，外婆会往发酵好的豆子上倒新鲜的红剁椒和姜丝，加盐，一阵搅拌，再塞到瓦罐里腌上几天几夜。小时候，每当看着外婆盖上瓦钵，倒上一圈水封住罐口，我的喉咙里就像伸出了一只小手，恨不得马上掀开瓦钵，舀一瓢腊八豆送进嘴里。
我天天问外婆：“可以吃哒怕？可以吃哒怕？”
外婆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
尔后的某一天，一大家子人正围着桌子等开饭，外婆突然舀了半碗腊八豆端上桌，说：“试试看。”红色的剁椒，金黄色的姜丝，点缀着粒粒饱满的大豆，映在白色的瓷碗里，看着就流口水。大人孩子都抢着夹，“我试试”“给我一点”“留几粒把我”……
不一会儿，半碗腊八豆被哄抢一空，然后大家各自赞叹：“真的好香哎。”
其实，腊八豆从瓦罐里舀出来就可以当凉菜吃，但外婆总会再加工一番。
有时用小碗盛着，加一坨猪油，洒几粒味精，放在饭里蒸。腊八豆一沾油水就会紧紧地凝在一起，一揭开饭锅，那种独特香味直钻鼻孔。用勺子舀到饭碗里，也还是一簇一簇的，又香又糯。盛饭时我会盛上满满一碗，生怕去盛第二碗的时候就没了。
有时，外婆用腊八豆炒蛋。先用猪油把腊八豆煎一下，再把划混的蛋淋下去翻炒，等两者结成团，再放点韭菜。这道菜吃起来除了豆香，还有满嘴的韭香和蛋香。
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外婆会用腊八豆炒肉。方方正正的五花肉在大锅里煎出油汁，胡萝卜切片与肉一起翻炒，再切两三根大蒜和着腊八豆一起落进热气腾腾的锅里，炒到腊八豆在油汁里滚动时，就可以立马起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腊八豆最香，也最下饭。每次做这道菜，外婆总要多煮点饭。即便胃口不好，我也要吃满满三碗。
2
外婆住的老屋，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处“大屋”。大屋有多大？在里面跑半天，天晴晒不到太阳，落雨打不湿鞋。同姓的几十户族人住在这片大屋里，房连着房，窗对着窗，打个喷嚏都能惊动满屋堂的人。
外婆家的饭菜香味时不时飘散出去，特别是摆在桌中间的那碗肉炒腊八豆，常常能引来邻舍。看到我们一大家子人围满桌子吃得津津有味，来人总会发出“啧啧啧”的称赞，那直直的目光里全是羡慕。
那时，不擅言辞的外公常年在县城某机关食堂里掌勺，拿着乡下少见的工资。但他与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屈指可数。所以在这个大家庭里，外婆是说一不二的“中心”，不管是舅还是姨，个个都听她的话，孙辈更不要说。彼时的外婆还不算老，她红光满面，风风火火，做什么事都是雷厉风行。
外婆很少笑，尤其在我的那几个舅和姨面前。她对崽女总板着脸，说话很大声，而且她讲话的时候不许别人插嘴。等她讲完后问到谁，谁才能开口，也必须开口。
有一年“双抢”，送禾镰的人来了——每年，外婆都要从他那里拿两把禾镰用，次年再给钱。那次外婆不落屋，小舅便替她拿了，孰料外婆回来之后大发雷霆，怪小舅没问过她就自作主张，硬要他承认错误。
可无论外婆如何威逼，倔强的小舅就是不肯服软。外婆恼了，脱了一只鞋就打，被外人扯住的时候，小舅的一边脸已经肿了，青了一大块。
此后，再有人来家里通知什么事，几个舅或姨总是回一句：“这个要问我娘老子。”
外婆的强势还体现在崽女们的婚事上。
二舅、我妈，还有大姨到了婚嫁的年龄，都是外婆做主给他们定的终身。二舅和我妈还好，较称心自己的另一半，大姨却总是背着外婆埋怨她。
大姨做姑娘的时候，曾被队上派到一个茶园去摘茶叶，在那里认识了一个邻村的青年，两人对上了眼。后来，那青年托媒人来提亲，可外婆说什么都不同意——她悄悄打听了，这青年的娘爷身体都不好，一年下来挣不了几个工分，他家是个大“超支户”。
这时，刚好有人想给大姨介绍对象。外婆也去暗访了，这人性格温和，根基也好，娘爷身体都健壮，还有个单身的叔叔帮着挣工分，是队上的“进钱户”。两家相较，高下立判，外婆强硬表态，大姨只好哭着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人。
三舅是七兄妹中最调皮的一个。虽说他也怕外婆，但在婚事上，他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当年他自由恋爱，把女友带了回家，提出要结婚。外婆自然不肯，在她看来，随意出来抛头露面、自己谈婚论嫁的小姑娘，必定不听娘爷的话，结了婚也不是过日子的人。可是，任凭外婆万般拦阻，三舅还是执意与三舅妈结了婚。
3
三舅婚后不久，就要与外婆分家。二舅结婚更早，分家早他一步。那时我太小，没有这部分记忆，是后来我爸告诉我的。
我爸说，当年分田到户后，好多人家都新采宅基地散居出去，像一股风。外婆不甘后，主动提出与已婚的二舅分家——当时，外婆看中了一个宅基地，二舅立了新户头，就可以名正言顺去占用那块宅基地了。
分家的时候，除一些必要的炊具外，外婆又分给二舅2担谷、4块腊肉。后来，三舅也闹着要分家，也要同样的谷和腊肉。他觉得既然宅基地给了自己的二哥，为了公平起见，就要自己的母亲出钱为自己置办房产——当时，正好有亲戚要卖掉几间老房子，说要的话，可以少几十块钱。
但外婆不肯出这笔钱。她觉得大儿子还单着，小儿子还没讨亲，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她手里的东西有限，要尽量一碗水端平。
母子俩因此闹得很僵，最后是我爸出面说和，外婆才拿出钱给三舅置了房产，又补给二舅几十块钱。她放出话来，说自己住的老房子以后就由大舅和小舅平分，再没这两个儿子的份了。
外婆的老屋有6间房，可小舅婚后要分家时，外婆并没有真的平分，只给了他一大一小的2间。大的当卧房、客厅，小的做厨房。灶就是一个煤球炉子，一张吃饭的方桌还要充当橱柜。小舅怕外婆，不敢提出异议，小舅妈还是新媳妇，更不好多说。
我至今还记得外婆安慰小舅夫妻的场景。之所以记忆犹新，是因为我从未见过外婆这样心平气和地和崽女说话。外婆说：“暂时委屈你们哈，等你大哥讨哒亲，我就把那间最大的让给你们。你大哥终究是要把屋做出去咯，到那时，还不都是你们的？”
年纪最大却未婚的大舅一直是外婆的一块心病。其实大舅也先后相处过几个女友，还有两个到家里来住过，但外婆总是对她们不满意。要人家相貌好，又要家庭成分好，还要看起来生崽溜，挑来拣去，大舅的一段段恋情都无疾而终了。
成家的崽女们一个个搬走，在老屋里吃饭的人便越来越少了。等小姨也出了嫁，老屋里就只剩下三天两头不着家的大舅和一脸青春痘的小舅，还有我这个没了娘的孩子陪在外婆身边。
有时大舅出去了，他常坐的地方就空着，后来小舅也跟着族人外出做副业，老屋里就只剩下我和外婆两个人吃饭。屋里再也没有先前那么热闹了，即便这样，外婆也要规规矩矩炒几个菜，腊八豆当然少不了。都说外甥多像舅，无论是长相还是神态，我都很像从小就崇拜的大舅。就连吃饭也和他一样。先吃几口菜，再扒饭，“吧唧吧唧” 的咀嚼声要比别人响亮得多。
隔三差五，大姨小姨就会带上一串孩子回娘家。每次回来，我总听到她们跟外婆讲两个姨父的不是。大姨出嫁的第二年，国家分田土到户，大姨和大姨父就带着孩子分家出来单过。大姨这才发现，慢性子的大姨父没了娘爷的约束、帮衬，什么都做不好，小日子越过越糟糕。小姨父更甚，用小姨的话说，“呆得就跟一坨茴（方言：红薯）样，踢一脚动一下”。
听着两个女儿哭诉，外婆总是安慰：“过阵会好咯，过阵会好咯。你爷老子不也老实？什么都搞不好，你外公外婆硬逼着我嫁过来，我同他还不是照样过来哒，不也把你们个个带大哒……”之后，她便给女儿们拿点油盐米，有时也塞点钱。于是，大姨小姨又抹干眼泪回去了。
每年秋分过后，大姨小姨又急急回娘家，临走时就问腊八豆可以吃了吗？外婆嘴上埋怨：“欠你们咯，欠你们咯。”但手上麻利地拿出早备好的空罐头瓶或大瓷碗，给她们每人舀上满满一瓶或尖尖一碗。除此之外，她还会拿些红薯丝或腊肉给她们带上，再给外孙们炒些豌豆、泡米子或芝麻之类的零嘴。再拿出一点钱，两家都又兴高采烈地回去了。
分家之后，二舅和三舅过得并不好，我偶尔留在他们两家吃饭，难看到荤菜，饭锅里还有红薯、南瓜或豌豆。舅舅舅妈们似乎对外婆都有意见，很少到老屋里来。他们的孩子倒是常来，外婆总会预备些好吃的，还不忘舀一碗腊八豆让他们端回去。只是两家的孩子受了大人的影响，也彼此远离。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从不凑一起去外婆家，轮着。
等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回到了爸爸身边。这时候，外婆的饭桌上就只剩下她和退休的外公了。此时他们都已经年过花甲，外公耳背，人就更显木讷，急性子的外婆看不惯，两人就像铜罐碰铁罐，天天吵。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外婆，想外婆炒的菜。一到周末，我就背着书包去见外婆。看到我来了，外婆的脸上就像醒开了一片云，对外公也和颜悦色了。走的时候，她总要给我装上满满一瓶肉炒腊八豆。
外婆把罐子提在手里，习惯性地敲下我的脑门，“咬牙切齿”地说：“你们都是我祖宗，我欠哒你们咯，欠哒你们咯。”好像我们都是讨债鬼，只等着她拿出一瓶瓶、一碗碗的腊八豆来偿还。
那时候年纪小，我并不明白话里的意思，如今想起，满心酸涩。在外婆看来，只要我们还吃着她亲手做的腊八豆，就还由她管着。虽然屋里空着，但心是满足的。如果哪一天我们都不要腊八豆了，就是抛弃了她。
4
一天，外婆喊一大家子人回老屋吃饭，她在桌上宣布：大舅将过继二舅家的细崽细女。此时的大舅依然单身，在外做生意，外婆就打算把这两个孩子接到自己身边照顾，帮他延续香火。
因为大舅有能耐、有钱，二舅和二舅妈就同意了，于是老屋里又有了小孩子的追逐嬉戏声，外婆又红光满面了。
然而，两三年过去，事情并没有按照外婆的计划发展下去。
大舅在外面迷上了赌博。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他在两年间输掉了做生意赚来的10多万元。他回老屋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再往家里拿钱。没了大舅的贴补，外公外婆就只能靠往日积攒的老本生活。
那天我在外婆家，看到二舅妈冷着脸、气咻咻地登门，捡拾几件衣衫，二话不说就拽着一双小儿女走了。外婆的嘴唇动了动，几次想伸手拦阻，但终究站在一旁没吭声，默默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等他们走后，外婆终于没忍住，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外婆哭，她边哭边骂，先骂二舅不念兄弟情，要看着大哥“断了桥”。后骂大舅不成器，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1993年的中秋节前，大舅带着一个女人回家了，他和外婆说自己要结婚，不过得入赘到女方家。女人之前结过婚，有4个崽女，大女儿都有十七八岁了。
外婆的脸顿时就垮了，不管他再说什么，她都不再应声，钻进厨房烧火做饭。她用五花肉炒了一碗腊八豆，可谁都没吃上。不知是刚出锅的菜太烫，还是被大舅气的，端菜上桌的时候，外婆手里的大瓷碗摔到了地上，成了几块。方方正正的五花肉还冒着热气，东一块，西一块，滚得到处都是。
后来，大舅还是去做了上门女婿。他是外婆的7个崽女中最早住进楼房的人。建房用的是大舅妈的钱还是大舅的钱，只有他们夫妻自己知道。新屋落成，大舅请亲友们吃酒，我们都去了，唯独外公外婆缺席，他们说“不稀罕”。
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转，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家都不怎么去外婆那里蹭吃的了。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大家子人才会到老屋里去聚聚，一桌坐不拢就两桌，两桌坐不拢就三桌。饭菜大多都是外婆张罗，姨妈和舅妈们只是搭把手。
每次，外婆都要炒满满一碗腊八豆，可在众多菜肴中，这腌菜显得有些突兀，甚至不合时宜。所以常常是满满一碗摆上桌，又几乎满满一碗剩下来。走的时候，大家急匆匆的，都不再拿外婆的东西了。洗得干干净净的罐头瓶只好继续放在窗台上，摆了一溜儿。
孙辈们越来越大，离家越来越远，不是特别的日子，很难把人凑齐。去老屋聚餐的人少了，三桌变两桌，两桌变一桌，每次去，我就发现外婆又老了一些——先是两鬓斑白，再是发根灰青，最后就是满头银丝了。慢慢的，外婆风风火火的气势消减了，精气神也散了。
5
2002年，我因眼疾在家养病，又可以往外婆家跑了。
妈妈过世后，我爸一直没再娶，他说自己有个好岳丈好岳母，不能辜负了老人家。所以家里打了米，菜园子出了新，谁家杀猪买了肉，他都要我给外婆送点过去。
外婆总留我吃饭，说要炒腊八豆给我吃，可我看到过去擦得锃亮的灶台沾满灰尘，蜘蛛网结住了放碗的橱柜，就会忍不住难过。外婆不是变懒了，是实在忙不过来——外公的耳朵聋了，眼睛也看不见，不能到地里干活，连生活自理都难。里里外外，都靠外婆一个人撑着。都说养儿防老，可外婆有7个崽女，也没能安享晚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在因各种原因责怪外婆。
大舅说，之前家里的开支几乎都靠他一个人，外婆却什么都没给他；二舅说，因为外婆给三舅置了房产，让他少奋斗好多年，所以三舅才富在了最前头；三舅说，最得利的是小舅，他分家不分火，一直吃外婆的；小舅却说，外婆贴钱给二舅带孩子。那年他们夫妻南下打工，想出钱请外婆带孩子，她都不应允，导致他们分了心，少赚了好多钱……
大姨、小姨则说外婆重男轻女。崽分家时又是腊肉又是谷，还出钱置地置房，而她们出嫁时就打发了几床薄被、两个木箱。此外，还埋怨外婆包办婚姻，给她们选的男人不得力，只能看着人家建房置车，自己还在原地踏步。
兄弟姊妹满腹牢骚，互生嫌隙，可往日脾气火爆的外婆却装作不知情，不闻不问。两个老人像归隐山林的世外人，老屋成了他们躲避纷争的壳。
我去送菜时，曾试探着问外婆：“您何不出去说几句？”
外婆苦涩一笑，慨叹道：“如今的人不比我们那时候，外婆老哒，管不动哒，也不想管哒。”
2007年4月，二舅妈查出胆囊癌晚期，几个月后就过世了。我跟着我爸去奔丧，她的孩子们哭天抢地，二舅几次被人扶回里屋，哏哏地哭。
正准备送葬的时候，外公没事人一样走了过来，他摸了把椅子坐在二舅家的大门口。他听不见，也看不见，这世上的任何事情都与他无关了。外婆匆匆地跑来，拽起外公的一只胳膊就走。我站在二舅妈的灵柩旁，看着两个老人离去的背影，泪水湿了眼眶。
2009年7月，三舅因咳血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肺癌。尽管表妹们四处筹钱，拼命救治，三舅还是在两年后撒手人寰。
三舅家的楼房没有堂屋，他的丧事就在大屋里办。此时，除了外公外婆，那一片大屋里再没其他住户，他们早都搬到外面盖楼房了。大屋成了家族的公场，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可以到这儿来办。
葬礼上，三舅妈哭得死去活来，3个表妹死死抱着抬棺人的脚不肯松手。外公坐在老屋东北角的一条长凳上，一边拍掌，一边哼唱着什么。此时的外公除了聋瞎之外，还患上了老年痴呆。这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连外婆也说不出个准时间。外婆一次次把外公拉进屋，他又一次次跑出来，坐回长凳上，继续拍掌，哼唱。
之后逢年过节，大家都不愿去又破又脏的老屋了，就在3个舅舅家轮着聚，我爸负责去把两位老人接过来。四代同堂，人齐时围拢来四五桌，甚是热闹。
坐上席的外婆先给外公戴上一个布兜，接他撒的饭，也擦流下来的口水。她早早盛好一碗饭，夹些外公爱吃的菜，一口一口地喂，像带个毛伢崽样。
外公说话像嘴里含了个芋头，咿咿呀呀的，可我分明听到他说：“炒腊八豆冇？”
大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腊八豆不上档次，舅妈们不炒这道菜了。
6
不久之后，有人找到我爸，让他去劝各位舅舅舅妈，把老人从老屋里接出来。
成了公场的老屋，要统一修缮，两个老人住在里面不安全。遇上红白喜事，也不好捡扫。如果主家邀他们坐上席，没地方坐很尴尬；如果不邀，又对不住他们，为难人。我爸去了，却没能做通工作。舅舅舅妈们都有了新的憎恨——恨两位老人八字硬，折了后人的阳寿。
我爸无言以对。我妈过世时只有28岁，二舅妈59岁，三舅不到50岁。而已是耄耋之年的外公外婆身板却十分硬朗，发烧脑疼都少有，上医院打针更是从来没有的事。
2016年11月，92岁的外公与世长辞。快70岁的大舅回来披麻戴孝，但没见到大舅妈。出殡时，哭得最凶的是二舅和三舅妈，他们不是哭外公，而是想念亡妻、亡夫。
丧事结束后，大舅出来做了一回大，把90岁的外婆从老屋里接了出来。外婆再不开火，到二舅、三舅、小舅家轮着吃，一个月一转。面对众多族姓亲友，这3家都同意了，至于大舅该如何赡养老母，他没说。
我问我爸：“大舅也是崽，是不是应该分摊一份？”
我爸说：“你大舅早不是先前的大舅了，他如今自身都难保。”
外婆在3个崽家吃轮饭的那几年，我多次去看她。
外婆老了，是真的老了。她变得沉默不语，像个木头菩萨坐在那里。我去了，她也没了先前的欣喜，喊她，她“嗯”一声。给她拿钱，她接在手里，不拒，也不谢。先前，她总用双手推着钱说：“莫拿，你们都冇钱。”
看着当年雷厉风行的外婆老成这个样子，我只感觉鼻头一酸，忙背过身去。
看到家庭群里的视频，我知道外婆终于要走完她的一生了，于是连夜和我爸赶了回去。
小舅妈说，外婆早上起得晚，她给外婆下了碗面条，就去了菜园里。外婆端着面条去厨房舀腊八豆吃，却连人带碗摔在了地上。她请来了郎中，说是终老，“瓜熟蒂脱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以为我那些舅姑表都会回来。没有，他们都说忙，“真死了再想办法”。没来看外婆的还有大舅。我爸告诉我，大舅也病重，肺气肿，可能时日不多了，“你外婆要是死在你大舅前头，还算老人有点福气，就怕……”
外婆到底还是八字硬，躺了几天，竟慢慢好了。
去年9月，大舅因抢救不及时，在医院里去世了。大舅“五七”还未满，一天，95岁的外婆在吃饭，吃着吃着，扔了碗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突闻这个消息，我爸叹息了一声：“哎！都是命数。”
我赶回去送外婆最后一程。外婆有4个崽媳妇，本来披麻戴孝的有8人，丧事该是很风光、很壮观的。末了只剩下4个——二舅、三舅妈、小舅夫妇。大舅妈从始至终都未露面。
这次，二舅和三舅妈没哭，哭的只有大姨和小姨。她们高一声，低一声，打山歌样。灵堂里，冷冷清清的。
在外婆灵柩前的祭菜里，我看到了一碗肉炒腊八豆——方方正正的五花肉放了很多，橙红色的胡萝卜油汪汪的、粒粒饱满的黄色大豆更是凝在了油汁里。我想不出这碗腊八豆是谁炒的，小舅妈？还是我爸？
是谁都不重要了，以后，腊八豆不会再有外婆的味道。
总有一篇故事会让你热泪盈眶
总有一份回忆，让你不顾一切拿起电话打给父母亲人
我们期待“人间有味”的下一个三年，期待着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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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golo
老孟
1
杨昌娣老人和她的小院（作者供图）
世上只有两种人，等死的和死了的。
等死的人也分两种，爱活着的和不爱活着的。
这两类，杨昌娣都属于前者。
杨昌娣今年82岁，一个人住在北京怀柔的农村。她的房子一百岁，像她一样残破且长寿。杨昌娣刚结婚时，搬进这座低矮的土坯房。丈夫刘永全死后，她还住在里面。
房子是农村典型的三段式结构：中间堂屋，烧火做饭，相当于厨房；左右两边是西屋和东屋，东屋住人，西屋放杂物。
在旁人眼里，这屋子根本住不了人：被油烟熏得黝黑的墙壁，掩去了本来的灰黄；嵌着灰尘、食物碎屑的地上，堆满主人舍不得丢掉的塑料袋、塑料瓶，以及捡来的编织袋和纸箱；塌了一半、已不能烧火的土炕上，层叠着一年四季的衣服——其中许多，已打了不止一个补丁；印满划痕和伤疤的木桌上，放着几只未洗的碗，其中两只还装着未吃完的饭菜，肥肉推拒着酱油的浓黑，结成乳白的斑。
老人家里（作者供图）
房子的屋顶有10个洞，一到下雨天，哗啦啦地往里渗水，屋子就变成了“水帘洞”。杨昌娣睡不下去，问村里的女人，这个洞谁弄的？人家说，是耗子咬的。杨昌娣不信，要耗子咬的，怎那么大个洞呢？腿脚还利索时，她到大队要来报纸，把洞糊起来了。现在报纸掉下来了一半，而她再也糊不上了。
“无所谓，活着就行，能活多少是多少。”杨昌娣计较不了那么多，一旦认真计较，就离死不远了。
杨昌娣讨厌“死”这个字，因为它跟自己离得太近——她对一切太过接近的事物，都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杨昌娣总下意识想逃，又不知道能逃到哪里，况且她腿脚不利索，走道都颤颤巍巍、呼哧带喘的。
2021年2月初，她到村里的浴池修脚，之前15分钟能走完的路，现在要花1个钟头。村里的福海说，“你以前噔噔噔走得快极了，怎么现在走得这么慢，哈巴哈巴的。82了，都快死了。”
杨昌娣不爱听这些话。虽然她也知道，“自己不是腰疼就是腿疼，没几年能活了”。
她到浴池修脚，那里的小姑娘一看她的脚，吓了一跳，劝她去医院做手术，说她们这种小地方可干不了。杨昌娣挪到医院，挂了外科，医生又说修脚到浴池修去，医院不管弄这事儿。
于是，杨昌娣一个人回到家，自己坐在土炕上，拿着大剪子，哆嗦着剪去脚上增生的指甲。她脚趾早已变形，翻折成一个奇异的形状。她说自己“闭着眼，不敢看，一剪子下去，就是一汪血”，“边剪边出汗，也顾不上擦，只能咬着牙、狠着心继续剪”——怕一旦停下，就再没有动手的勇气。
杨昌娣挣扎着剪完10个脚趾，把淌着血的双脚泡进热水里，不知道过了多久，血止住了。狂风将窗撞得哐哐直响，天黑了。10个脚趾，她一共剪了4个小时。
第二天，她又能走路了，走得还比以前快些。
“我这是用短暂的痛苦，换取长久的愉悦。”杨昌娣很得意，“太好了，我又能活下去了。”
等死的人，有像杨昌娣这样爱活着的，也就有不爱活着的，郭秀英就属于这样的人。
杨昌娣在村里几乎没有朋友，除了路上的野猫野狗，郭秀英是她唯一的朋友。
郭秀英爱吃冰棍，杨昌娣就给她买冰棍，也不计较钱。一天，杨昌娣买白菜时，郭秀英跟她说，“我不想活了，我也不想吃药了”。郭秀英有糖尿病，活着很受罪，每天睁开两眼，只看得到一个字：死。
她说这话时，杨昌娣手上正扒拉着一颗白菜，不知道该拿起，还是该放下。
“哎呀——”郭秀英说，“这白菜里有虫子，我给你挑。”仿佛刚才说的话，还不如一颗长相俊美的白菜重要。她仔仔细细地给杨昌娣挑完一颗白菜，就没再出来了。那是杨昌娣最后一次见郭秀英。
郭秀英有两个女儿。她大女儿说，“我劝不了了，她不想活了，不吃药了。吃了东西，就从屁眼里流出来了”。
2021年1月份，郭秀英终于如愿以偿地死了。她的身子都抽抽了，太瘦了，也太小了，人家说一个面口袋就能装进去。杨昌娣怀疑，郭秀英也许还没有几棵白菜重。
郭秀英死时78岁。杨昌娣说，“这村里，七八十岁的，死了有两三个了，都比我小。”
她认识的老人中，有的得了病，被疼痛榨得只剩满嘴呻吟和一把骨头，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臭了；有的着急去给别人剥棒子，骑车被一辆大货车碾过，眼珠子都挤出来了；有的前一天还在道口讲着荤腥儿的段子，第二天人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有的生前让养子拳打脚踢，死后被扔进河里，“咕嘟”一声就沉了下去。
杨昌娣并不开心。在人生这场游戏中，一批人就这样各怀鬼胎地退场了，挥挥手，摆脱一切痛苦。而她死皮赖脸地留在原地，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快感。
杨昌娣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幸存者，受老天眷顾”。
她出生在1938年，日本人把她家的房子烧成一片火海。杨昌娣出生那天，医院生产的孕妇只有3个，其中2个的孩子都死了，就她一个活了下来。谁遇到杨昌娣，都叫她妈妈好好疼她。可现在谁疼她？只有她自己。
杨昌娣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是一个幸存者。她只是比那些死去的人走得慢了些，到达终点也晚一些——死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终点谁都一样，死路一条。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再颤颤巍巍地走两步，按时吃药，按时吃饭。她的双腿一点肉都没有，松弛的皮贴着突兀的骨头，畸形的脚趾让她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那也得走，去买肉、买菜，“吃得健康，身子也会好起来”。
老人的家（作者供图）
她现在一天只吃一顿饭——原先她一天吃三顿饭，现在吃一顿饭就饱了——每天九十点钟买菜，做饭，吃饭，吃完就睡觉。
吃完饭躺在床上，杨昌娣就抱着一台破破烂烂的收音机听。她很少出门，对外面世界全部的了解，都来自这台外漆剥落的老旧收音机。
透过电流滋啦作响的声音，她听见二十啷当的小伙子，因为抢时间送外卖被撞成植物人，被赔了30万；听见北京现在城乡一体化了，城市的五保户和农村的钱是一样的；听见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杨昌娣感叹，“现在社会真好啊，这好社会，谁都爱活着”。
她是村里的五保户，一个月能拿2700块钱。她一个月取一次钱，从不让别人代领，“我不叫别人给我去（取），自己爬都能够爬过去，多难看，多慢，也要自己去取”。有了钱，就能买菜、买药，日子就能熬下去。
在电视机还没坏时，杨昌娣爱看电视。黑匣子里的士兵们冲着天空举着枪，说，祝我们远方的亲人健康长寿。她直摇头：“我还健康啊？不健康了。我现在吃多少药啊，我这药多贵，我也买。我得活下去。”
杨昌娣形容自己是“破洞的塑料袋”，“碎掉的玻璃瓶”，“没人搭理的废物”，“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的垃圾”。她衰老、多病、孤僻，哪儿也去不了。但她会永远记得，自己爱过一个人，永远记得，自己有一个当兵的恋人。
2
杨昌娣一辈子“只爱了10分钟”。
他们是1969年认识的。那时，她在北京西苑中央直属机关，“解放军保密的地方”，做民办投递员。那个男人，跟雷锋一般大，是1940年出生的，肩上还有军功章。杨昌娣和他见面的时间只有10分钟。10分钟后，两人道别。
送别时，杨昌娣站在机关门口，摆弄着自己扎着的两条小辫。他跟她“友谊地握手，革命地敬礼”，院子里的所有人都看见了。他对她说：“你要永远记住你有一个解放军恋人。”
握完手，他就骑着他的破车走了。杨昌娣在原地站着，看着他走。他知道她在看他，说，“你回去吧，回去吧”，她就回去接着送报了。
这是他们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因为出身原因，杨昌娣没办法和他在一起。杨昌娣的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南开大学英文系工作，后来调到北京西苑工作。妈妈也是知识分子，是她爸爸的学生。文革开始后，她的父母蹲牛棚，挨批斗。她和解放军，是两个世界的人。
杨昌娣在后来被烧掉的日记本里写：我的解放军跟雷锋一般大，他是人民的勤务兵，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很尊重他，也很感谢他，因为我们之间发生过爱情。
同一年，杨昌娣嫁给了刘永全，来到了农村。她不认识刘永全，跟刘永全结婚，是父母的意思。为了让杨昌娣“有条活路”，他们找人介绍，把她塞给了这个年纪大点的农村干部。
临走前，杨昌娣发现自己的出入证丢了——机关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她一个人要去农村，没有出入证出不去。她跟哨兵说了一声，那名不认识的解放军说，走吧，给她鞠了一躬。她也回鞠了一躬。
她走的时候，站台上来了好些熟悉的人，其中有在大雨天迷路被她送回家的小男孩，有空着肚子挨批斗时被她喂下一个白馒头的老干部，有她送过邮件的老叔叔老婶子，他们挥着手，给她送别。
杨昌娣的双手在胸前拱成一团，嗓子眼儿像堵了颗石头，说不出话来，只说“再见”两个字，就流出眼泪了。那些都是她曾经帮助过的人，都是好人，他们记得她，如今她落难了，他们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攥住她的手：“昌娣啊，你有要强的心，没有要强的命啊。”
杨昌娣上了火车。车窗外，每个人都在挥手，但火车只顾突突突地往前走，它和杨昌娣，和所有人一样，都别无选择。杨昌娣之前从不信命，从那天起，她信了。在车厢的摇晃和吱呀声中，解放军恋人远了，轰轰烈烈的口号运动远了，繁华热闹的北京城远了，只有天空依旧湛蓝，只有列车依旧向前。
那天杨昌娣流了太多眼泪，好像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光。后来遇到再难的事儿，她都很少再动容。她的心死了，但日子还得过，生活还要活。
杨昌娣说自己的婚姻是错误的婚姻。起先，她以为，怀着对解放军恋人的爱，她就能对抗这不幸的婚姻。然而，现实并没这么容易。
她刚到这个荒芜农村时，害怕极了。别人给她倒水，她不喝，还一把给杯子砸碎了。别人就骂她，“神经病！”
他们说杨昌娣是神经病，是傻子，是让狡猾的媒人给骗来的，诓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农村，给有生殖缺陷的刘永全当老婆，“他有遗精早泄的毛病，老想干人”。
结婚时，刘永全说，昌娣，我爱你，我爱你爱得不知道该咋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抱在怀里怕碰了。杨昌娣骂他是大流氓，不让他碰，说自己不爱他，有个解放军爱人。刘永全很生气：“你为啥跟他好不跟我好？你是我的老婆。”
转眼一天，刘永全就把杨昌娣扭送到了镇上的安定医院，俗称精神病院，说她脑子有病，受了刺激，精神分裂了。医生给杨昌娣检查后，断定她精神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思想，得的是思想病，不准她吃药住院，说没病还吃药，会真把脑子吃出问题。刘永全说，“我说她有病，她就是有病，我是书记，你算个啥？”
刘永全走了，把杨昌娣丢在安定医院。发疯的病人把杨昌娣带的脸盆、胰子、毛巾，都摔在了地上。医生只好联系杨昌娣已被下放到永宁（北京延庆的一个镇）的父母，让他们交钱，把杨昌娣领走。
杨昌娣回到她和刘永全破破烂烂的家。刘永全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好像她回来或离开，都顺理成章。而他们的日子，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过下去，没有“恨”，也不再说“爱”，只有鸡毛蒜皮的琐碎，锅碗瓢盆的缓慢，只有波涛汹涌的沉默，以及翻江倒海的平淡。
杨昌娣念过中学，先前常打交道的人，都是爸爸的同事和学生，个个偏爱舞文弄墨，都斯斯文文的。到了农村，她头一回见到那么多光着膀子、挤眉弄眼的男人，她觉得他们市侩、吝啬、势利眼，身上散发的汗臭味能把她熏一个跟头。
她说起话来总一套一套的，村里人听不懂，就在背后嘀咕她是个“右派”。从安定医院回来后，经常有一群孩子追着她喊，“精神病”，“精神病”，或是要求她“背一段语录”。杨昌娣自觉遭到了戏弄，倒也坦然，也不躲，“我就是精神病，怎么着？”孩子们见她没趣儿，吵嚷累了，也就散了。
孩子和村里人能散，可杨昌娣和刘永全散不了，他们被“婚姻”绑在一起。
刘永全比她大4岁。他们之间没有孩子。杨昌娣不生孩子，也不抱孩子。杨昌娣解释，她跟解放军恋人不能见面，他们是永远不能见面的人，他们是永远相爱的人，所以她不生孩子，也不抱孩子，“要是有了孩子，就不是他的人了”。
他们很少吵架，因为杨昌娣不敢。他们所有的争执多半与酒有关。刘永全爱喝酒，但身子很烂。
一次，杨昌娣念叨着让刘永全少喝点酒，把他说急了，拿挑水的扁担抽她，“看你还说不说，看你还说不说？！”杨昌娣就闭嘴了。她的身上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
等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杨昌娣又忍不住，劝刘永全少喝点酒。刘永全抄起墙角放着的敌敌畏，“我不喝酒，喝这个！”
“你有本事就喝啊！”
“咱们一块儿死，你先喝！”
杨昌娣一把将瓶子拧开，递到嘴边，刘永全抢过瓶子，“不行，我先喝！”说着就要一饮而尽。杨昌娣的手使劲儿扑棱了一下，敌敌畏的玻璃瓶碎在地上。
“这下好了，谁都别喝了。”杨昌娣把碎玻璃片打扫好，进到堂屋做饭。饭好了，刘永全大屁股一坐，吧唧着嘴吃饭。
日子又过了一天。
杨昌娣回忆，后来有一刻，她是真的想和刘永全一块儿去死的。她被这个想法吓到了。她不是爱着解放军恋人吗？可她又在和刘永全老实过日子，给他做饭，跟他睡觉、拌嘴。
杨昌娣用很长时间由爱走向性，又用了很长时间，通过性重新认识了爱。但她怎么也想不明白，那10分钟的见面，和漫长的回忆，究竟是“爱”，还是“幻觉”。
杨昌娣是刘永全的老婆，可她，真的是解放军的爱人吗？
渐渐地，杨昌娣很少再想爱的事儿了。她满脑子都是现实生活的琐屑，腾不出地方挂念远方那位虚无缥缈的恋人。她只依稀记得，解放军恋人和她相握作别时温暖的大手，让她浑身滚烫。而刘永全血气不畅，手脚常常发凉，像一块冰，偶尔让她短时间镇痛，然后继续忍受生活发炎的脓疮。
杨昌娣捡到过两只打着哆嗦的猫，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小小的，毛毛茸茸的，可爱极了。她把猫抱回家里，给它们脏兮兮的身子洗澡，洗完擦干，放进被窝里。但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还是死了。
刘永全回到家时，杨昌娣正抱着两只小猫已经僵硬的尸体哭。刘永全骂她，哭什么，也值当为两只破猫崽子哭！杨昌娣鼻涕眼泪流了满脸，说，我就哭。
刘永全问，“那我要死了，你哭吗？”
杨昌娣吸吸鼻子，说，“我也哭。”
刘永全笑了，说，“那行。”
90年代末，刘永全因胃癌病死了。死前，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刘永全疼得不行，叫唤、打滚儿。杨昌娣伺候着他，半夜里，刘永全拉屎拉不出，杨昌娣就给他抠。
刘永全死后，杨昌娣掉了眼泪。此后的20多年，每逢节日，她都会去合作社买来纸钱，给刘永全烧，合作社的人要多少钱，她就给多少钱，也不还价。“我们是夫妻。再说了，村里的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
刘永全死得并不太平。他的病来得又急又磨人。那是一天半夜，杨昌娣听见一阵奇怪的响声，心想，自己也没做饭啊，怎么就开锅了呢？她拉开灯，掀开刘永全蒙在脸上的棉被，看见他的哈喇子流了出来，登时就吓了一跳。
正是冬天，天上下着小雨，杨昌娣没穿棉裤，也没穿棉鞋，趿拉着拖鞋就冲上街了。夜晚又黑又静，土道上没有路灯，她攥着个手电棒，跑得心脏都快蹦出来了。杨昌娣平时很怕黑，可那一刻全忘了。
她跑到村里的赤脚医生家里，一边哭，一边给他跪下了，说，“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去救永全吧。”赤脚医生还正迷糊着，定了会神后，说，“你起来，我跟你去”。
医生来到他们家，给刘永全号脉，又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刘永全睁眼后，医生说，“昌娣要不叫我，我也不来，你活着只剩一口气，打一剂强心针才醒过来，昌娣救了你啊。”
杨昌娣又跟着医生去拿药，回来后喂刘永全吃药。刘永全彻底活过来了，能说话，能穿衣服，也能走动了。杨昌娣说，你看，这多好。刘永全没有说话。
杨昌娣以为从此以后刘永全会好好待她，起码，会念着她的好。可病好后的第二天，刘永全就要和她分家。杨昌娣不同意，没签字。刘永全说，你别管那么多了。
家还是分成了。纸面上，刘永全什么都没给杨昌娣留，还把她“分”给了刘起林——户口本上，户主变成了刘起林，是刘永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侄子。刘永全还活着时，这个侄子帮刘永全种口粮田，刨土地。分家时，刘永全就把口粮田、自留地全都分给他了，也把老婆“分”给了他，叫他管杨昌娣。
从此，家中的一切大事小事，全凭刘起林定夺。
杨昌娣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呢？”
3
没过多久，刘永全就死了。杨昌娣一个人住。她说，她不能和刘起林住，不然，下一秒就得死。
刘起林的父亲叫刘永奎，是刘永全的大哥，也是胃癌死的。严格说来，刘永奎是刘起林的养父，他一辈子没结过婚，抱养了刘起林。
刘起林就没喊过刘永奎“爸”。每天，刘永奎老早起来给刘起林干活，到河里捞东西给猪吃，把猪一个个给养得又肥又胖，卖了，钱也不是他的。
作为名义上的儿子，刘起林不给刘永奎钱，也不给他做衣服，只让他穿自己的旧裤子。刘永奎经常找杨昌娣给自己缝缝补补，说刘起林一吃饭就拿大皮鞋踢他。他给杨昌娣看伤口，又青又红。
刘永奎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妹妹让大车给轧死了，剩下个老妹子，会给他钱，给了钱，刘永奎就买点止疼药。
一天，刘起林来叫杨昌娣，说刘永奎快死了。他先走，杨昌娣就在后头跟着。他走得快，杨昌娣走到时，刘起林正从西屋里出来，嘴里啃着苹果。刘永奎躺在床上正在倒气，杨昌娣说，大哥，我来了。刘永奎听见，眼泪就流出来了。
很快，刘永奎死了。刘起林把他的尸体扔进河里，“咕嘟”一声就沉了下去。
村里，杨昌娣熟悉的人都死光了，她是彻底的“一个人”了。
杨昌娣的院子荒了，柿子树死了，土地上长满枯干的草。屋子里的电灯也坏了，杨昌娣怕黑，和刘起林说了好几次，他也不给安。前几年，一个村里的小姑娘来过，叫自己的爸爸帮忙。小姑娘的爸爸一来，三下五除二就给安上了，完了，还叫杨昌娣一起吃饭。杨昌娣说，我不吃。后来小姑娘又来了，帮她扫院子。
刘起林知道了，骂了半天：“我听说有人帮你打扫卫生，你不会打扫卫生吗？”后来，她的院子就再没人来过。
村里的人跟杨昌娣说，“刘起林是有势的人，是有家眷的人，我们不能得罪他，能得罪你”。刘永全当年在大队当书记时，得罪了村里的很多人，刘永全死后，他们就把气都撒在杨昌娣头上——用自行车把她家的门撞到门锁变形，往院子里扔枯枝木棍，见了面，要么是远远躲开，要么就是一顿冷言冷语。
杨昌娣除了买菜、买药、取钱，从不出门，避开和所有人的交往。但在路上，碰到村里看不惯刘起林、同情她的人跟她搭话，她也会说上两句。
杨昌娣说：“现在不是法治社会吗？我不要刘起林管我，要这法治社会来管我。”
别人又问：“法治社会怎么管？”
杨昌娣没有说话。
对方只能叹气：“得了，你要强已经要强不了了。”
杨昌娣重新想起她离开城里那天，那个老太太对她念叨的话：“我有要强的心，没有要强的命啊。”
她的命是什么呢？“穷命，苦命，该死的命”。她能做的，只不过是把这命“死皮赖脸”地延长，并尽可能地“体面”。
杨昌娣家的茅坑（作者供图）
杨昌娣是个爱干净的人。她的屋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只有柴房里的茅坑，每次拉撒完，她都要费劲儿地挪动大石板，把茅坑口堵上。她爱洗衣服，虽然那些旧衣服早已破破烂烂，分辨不出原本的颜色，一些污渍像烙印一样，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她身材瘦弱、矮小，装在那些过于肥大的衣服里，像套进一个布袋，但她还是喜欢穿那些“带着花”的鲜艳衣服，因为好看。
每天早上，杨昌娣都会拿掉了齿的塑料梳子，把自己稀疏的花白短发梳理整齐。
2021年春节，杨昌娣拿锈迹斑斑的大剪子，给自己剪了头发。她手哆嗦，也没有大镜子，看不见后脑勺，只能东一剪子西一剪子地乱剪，“甭管好不好看，剪短就行，利落”。
剪完头发，杨昌娣又打了热水，盛进布满裂纹的脸盆，一手撑着熏黑了的墙壁，一手撩着水，给自己洗澡。她刚要弯腰，突然就天旋地转，栽倒在地上，半天也起不来。
瘫在地上的杨昌娣使劲儿拱地，扭了一圈，才把自己拱了起来。那阵子，她觉得自己“像狗一样”。她尽量迅速地冲掉身上的脏东西，擦干皮肤，穿上磨破边的棉衣，钻进层叠的旧衣服里，躺在塌了一半、已不能烧火的冰凉土炕上。
杨昌娣怕自己感冒，怕自己会死在这个偏僻、穷困的农村，死在她一点儿感情也没有的人群中。她的父母早已去世，一个兄长出国了，一个妹妹嫁去外省，很久都不联系一次。她猜测，如果她死在这里，根本没人管她。尸体发烂、发臭以后，才会被找上门来吵嚷的邻居发现。
之前，杨昌娣也有过无数个“想死”的瞬间，但那些念头像擦亮的火柴，没多久就熄灭了。她想到自己死去的朋友、爱人、丈夫、家人，想到那些闪闪发光又伤痕累累的过往，想到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而她可以选择爬起，也可以选择再赖一会儿床，她就又不想死了。
她宽慰自己：“没必要着急（死），反正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
杨昌娣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可能就在下一秒。
她只知道，这一刻，她得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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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王子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