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吴红梅不会扔掉？”

“谁敢扔？人家有数呢！你别看瓜呢，算数比谁都精。吴红梅说她偷着扔了一次，结果刘耀祖发现不对，把她摁在炕上捶了一顿，那个力气大的哟……”

这一点我倒清楚，刘耀祖虽然80多岁了，但身体非常硬朗，大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在外面转悠，从来没有感冒过。他年轻时也是个精明人，只是近几年得了老年痴呆，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此前半年时间里，吴红梅一直都在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大家都以为她还能撑一段时间，至少过了这个年。可3天后，她就去世了。

吴红梅家就在我家斜对面，奶奶说远亲不如近邻，让我和父亲都去帮忙。帮忙的人很少，不像其他人家。我看着戴着孝帽的稀疏人群，想起了秋季阴风天时柴禾堆上斑驳惨淡的白霜。恍惚间，念经的阴阳站在灵堂前喊道：“孝子呢？我要念经了，孝子来烧纸！”

父亲忙走过去，低声说道：“孝子没回来，你看侄孙女行不行？”

阴阳听后有些犹豫，父亲给他指了指坐在门口傻笑的刘家兴，说：“家里就这一个了。”

阴阳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那就随便找一个吧。”

吴红梅的灵前也不比旁人，很是凄惶。她的心愿终究没达成——她一辈子操劳，就是为了百年之后能有人给她送终。

1

吴红梅和刘耀祖一共生了2个儿子，第一个叫刘家庆，第二个叫刘家兴。刘家兴出生的时候，刘家庆已经15岁了。之所以这么多年后又要一个小儿子，是因为大儿子的问题是在10岁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我奶奶说，吴红梅其实早就察觉出刘家庆有点不正常，只是不能确定，也不愿相信。听说刘家庆5岁还没有断奶，不是不给断，是断不了。要是不给他吃奶，他就在家里撒泼、砸东西，用手掐自己脖子，抠嗓子眼，把嗓子抠出血也不停手。

每当这个时候吴红梅就心疼，然后心也就软了。刘耀祖只能宽慰她，说等孩子长大一点或许就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家庆的心智确实有所成熟，可力气也在成长，直到最后连刘耀祖自己也管不住了。

刘家庆10来岁的时候，吴红梅对我奶奶说：“嫂子，我愁啊，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家庆这个样子，我和他爸以后老了可咋办呀！”她抹着眼泪说：“嫂子，我想再生一个。”

等我记事时，刘家庆已经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了，他在我的记忆里只停留了5、6年。他的一生并不长，概括起来也很简短——无恶不作。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放火和翻墙偷东西。我们村每一个社里都有一个共用的麦场，冬季时麦场里堆放着各家的麦草和秸秆。刘家庆在的那几年，没有一家的麦草能放到来年的春天。

刘家庆就像一个小霸王，没有人敢去招惹，生怕他报复。我4岁的时候曾得罪过他一次，一天，我在家门口的大路上捉到一只肥胖的老母鸡，碰巧过来一个收兔子的人，骑着老式的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横绑着一个扁担，扁担两头各有一个装兔子的笼子。他看到我屁股下的母鸡后，停住，一只脚撑在地上，问我卖不卖？我说卖，他又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没见过钱，就伸出一个手指头对他说：“1块钱。”

第二天我正在睡觉，鸡的主人找来了，问我是不是偷了他家的鸡，我慌张否认。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是谁偷的？我急忙说是刘家庆偷的。说完后他就走了，我以为他不会去考证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会不会偷鸡，所以又放下心睡着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刘家庆的脸，他离我非常近，低着头对我说：“娃娃，你说是谁偷的鸡？”我赶忙坐起来说是我偷的，他咧嘴一笑，对身旁的鸡主人说：“这不是把贼找到了么。”然后就转身走了。

当时我怕极了，事后好几天都没有出门。可后来我发现刘家庆好像并不在意——也是，他要是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不会光明正大地把自家的麦子扛出去卖钱了。

他个子很高，只是有点驼背，在扛了一袋麦子后，驼背就更加严重了。我们村的人时常看见他扛着一袋麦子，站在大门口吼骂自己的母亲吴红梅，吴红梅忍受着儿子的吼骂，想要从他肩上拽下袋子，可袋子纹丝不动。

吴红梅抬头看一眼路边的人群，尴尬地张一张嘴，再次低下头去，只把手臂伸高拽着袋角。刘耀祖怒气冲天地从门后拎起顶门棒，跃跃欲试着要打刘家庆，而刘家庆则攥紧拳头，直起自己本来驼着的背，死盯着父亲。

刘耀祖和刘家庆对峙时，我能看到他因为发怒而变得通红的侧脸和脖子。直到爷俩剑拔弩张地开始对视，那红色慢慢从他的脖子上褪到脸上，又从脸上褪进眼窝里，最后，刘耀祖扔掉顶门棒，红着眼睛把吴红梅拽进了屋子。看父母走进了屋子，刘家庆便将脚边的顶门棒踢进院里，扛着麦子嘿嘿笑着走了。

这场景后来出现过很多次，直到刘家庆搬空了他家的存粮。当他扛着家里最后一袋麦子走出门时，吴红梅又一次拽住了袋角。此时的吴红梅仿佛变矮了许多，需要把胳膊伸得高高的才能攥住袋角。刘家庆不耐烦地往前猛拽了一下，吴红梅被拽倒在地。她不再看路边的人群，也不再尴尬地笑了，躺在路上号啕大哭，眼泪滑进耳鬓的乱发，又从头发中掉落进黄土里。

刘耀祖从屋里冲出来，刘家庆还没来得及挺直脊背，顶门棒就砸在了他的腿上。麻袋摔落，麦子洒了一地，刘家庆摔倒在金色的麦粒与黄土之中。刘耀祖一棒接着一棒打在刘家庆的身上和腿上，刘家庆一边挣扎着要爬起来，一边咒骂道：“刘耀祖我日你妈，刘耀祖你把老子打死啦……”

当刘耀祖被人群拉开时，刘家庆已经没了声音，只痛苦地在地上蠕动着身体，他的衣服和头发上沾满了土，变成了灰白色。

2

刘家庆虽然成了瘸子，但却老实了很多，他时常坐在家门口和刘家兴玩耍，教弟弟抽烟。

刘家兴比我大5岁，奶奶说她记得很清楚，当我已经1岁半能够说话时，6岁的刘家兴还只能“咿呀咿呀”地叫。刘家兴到了10多岁仍然不会说话，其行为举止也说明了他和哥哥一样，大概患有某种先天性精神类疾病。唯一不同的是，刘家兴很善良，旁人与他说话，他就会害羞地歪着头傻笑。

我时常看见刘家兴用架子车拉着吴红梅和刘耀祖去麦田里干农活，去市场赶集。他唯一的恶习就是抽烟，受哥哥的传教，刘家兴的烟瘾非常大。他时常朝路人伸出食指和中指，比划着夹烟的姿势，嘴里胡乱嘟囔着要烟抽。他连要烟的时候也很害羞，低着头咧着嘴笑，只用眼睛一撇一撇地看你。

我刚上一年级时，有天刚放学回家，刘耀祖就火急火燎地冲进我家叫我爷爷，边跑边大喊着：“老哥呀，不得了啦！家庆这个杂种往电壶里下老鼠药啦！把他妈快毒死了，老哥啊，你快过来看一下啊，家庆这个杂种……”

爷爷到他家的时候，吴红梅正捂着肚子在炕上左右翻滚，同时嘶哑地呻吟着：“疼啊，肚子疼死啦……”

爷爷怕她滚下炕，赶忙让刘耀祖把她抱在地上，又让奶奶熬了些甘草和仙人掌汁，用筷子撬开吴红梅的嘴灌了下去。多亏电壶里的水烫，吴红梅喝得不多，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总算保住了性命。

事后才知道，刘家庆是趁着家里人都去了麦田锄草，把老鼠药放进了电壶。刘耀祖和刘家兴因为太渴，都喝的是凉水，所以才没有中毒。

吴红梅休息了10来天才彻底恢复。在她还躺在炕上的一个下午，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正在家门口打沙包，刘家兄弟俩坐在他家门口看我们玩耍。我听见刘家庆对弟弟说：“躺下，家兴，哥给你掏耳朵。”然后刘家兴就蹲在刘家庆的腿边，将上半身慢慢匐在哥哥的腿上。

刘家庆在身旁拔了一根青草杆，轻轻地伸进弟弟的耳朵里，刘家兴痒得缩着脖子咯咯地笑。

之后，刘家庆慢慢低下头去，看似是要更认真地掏，却突然一口咬住刘家兴的耳朵，刘家兴痛得大叫，我们都被吓得愣在了原地。我清楚地看到，因为牙齿过于用力，刘家庆每一缕头发都在抖动。后来，他把弟弟的半只耳朵吐在了地上，同时松开了摁住弟弟脑袋的手。刘家兴大叫着跑进了家门，半边脸都被血染成了红色。

路边棋摊上的大人们也都在此时回过了神，一把拨开傻笑的刘家庆，冲进了刘耀祖家。社长王存义对我喊道：“把你前几天折的毛蜡烛（香蒲果实，形状像香肠但不能吃）拿来，快！”

我赶忙拿来已经晾干的毛蜡烛，王存义撸下一大把，捂在刘家兴的耳朵上，血慢慢止住了。刘家兴的半边脸都沾满了毛茸茸的花絮，盖住了血，盖住了红色。

那天下午之后，刘家庆就失踪了，没有人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半个月后，我们邻村举办庙会，戏台上戏子唱得热火朝天，戏台两边的大喇叭将声音无限放大，粗犷豪放的秦腔声如滚雷一般贴着黄土地刮向四方，刮过戏台最前方认真看戏的老年人，刮过无缝不钻乱跑乱嚷的小孩，刮进麻辣烫和烤肉的帐篷里，压倒了划拳声、哭闹声和醉汉的吵架声。同时也压倒了不远处高速公路上的车祸声——那是刘家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火化刘家庆的都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这种年纪轻轻就横死的人，在农村有很大的避讳。不管其生前是正直善良，还是无恶不作，其死后的待遇却都是相同的——不攒坟土，不入祖坟。

3

刘家庆的死对刘耀祖和刘家兴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他们父子俩仍旧一个拉着一个去赶集，去务农，但却给吴红梅留下了细水长流般的伤痛。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放学回家时总会看见吴红梅坐在我奶奶身边的炕沿上揉眼睛。当她放下手时，皱巴巴的手背上没有一丝水痕，只有红肿的眼眶证明她应该是哭过。奶奶说，吴红梅已经流干了眼泪，再哭下去就只能流血了，流完血就瞎了。自此以后，每次她哭，我更注意她揉完眼睛后的手背了。

我和小伙伴们一致感觉吴红梅并不喜欢刘家兴，她只是把小儿子当成一个苦力，为此我还曾写过一篇作文“控诉”她——内容我已经忘了，只记得自己写过，并和伙伴在黑夜时塞进了刘家的门下。然而这篇东西仿佛石沉大海，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可能和那几年在村里横行的邪教有关吧，教徒们会在夜幕降临后往每家每户的大门下塞宣传册，有时是一本很厚的书，有时很薄。我们农村人大多都会用它们去生火，没人会仔细看上面写的什么。所以我的那篇作文很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就已经葬身火炉了。

刘耀祖和吴红梅仍想再要一个孩子，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只要一个和正常人一样的孩子。刘家庆和刘家兴兄弟俩的情况却已经让他们不敢有再生一个的想法了，于是夫妇俩开始四处托人打听，看谁能帮他们“抱”一个孩子，最好是男孩。传承血脉已然不能指望了，只求在两人百年之后能有一个抱灵位的孝子。

刘家喜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季正午，被高老头抱进刘耀祖家的。他来自离我们村不远的一个地方，上面有3个哥哥，出生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养不起他了。

他本名叫朱宝山，这个名字他只使用了5个月，之后，刘耀祖给他起了新名字。一开始吴红梅并不喜欢刘家喜，或者说，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并不喜欢婴儿。婴儿的身上充满了变数，而她已经体会过2次顶糟糕的了。

3个月后的正午，小家喜从午睡中醒来，躺在宽敞的炕上，枕着和自己身体一样长的枕头，双腿和双臂在空中胡乱摇晃着，小嘴里发出小羊羔一样的“咩咩”声。吴红梅在炕旁的高低柜上冲着奶粉，孩子的声音使她有些心烦，导致她把暖水壶的木塞错盖在奶瓶上，木塞刚好比瓶口小一圈，掉了进去。溅在柜盖上的奶使吴红梅心疼不已。她把手指伸进奶瓶，想掐出木塞，可木塞太深够不着，她改用筷子夹，瓶口卡住又夹不出来。终于，吴红梅崩溃了，她大叫一声，将奶瓶狠狠摔碎在地上。

巨大的声响把小家喜吓得浑身一哆嗦，脱口而出一句清晰无比的：“妈妈——”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就像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火光。吴红梅大喜过望，立刻抱着小家喜来给我奶奶讲刚才发生的事情，一边说一边笑。说一句，就狠狠地亲一下孩子肉嘟嘟的脸蛋，我奶奶就赶忙制止她一次：“哎呀！不能这么用劲，把涎水包包挤烂啦！”

吴红梅终于恢复了往日的耐心，开始第三次走上这条让她遍体鳞伤的路，教小家喜说话、数数、认钟表、看三星……

刘家喜非常聪明，学什么都特别快。吴红梅常常在人前自豪地说：“我们家喜聪明地哟，那聪明地哟……”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可能因为这是她年过半百后，第一次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孩子，所以有些生疏，有些不得夸耀的要领，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需要佐证的，是需要描述具体的某个行为，作用在某个具体的事物上的。

无论如何，后来刘家喜就有了一个“刘地哟”的外号，一直伴随他至今。

刘家喜比我小3岁，和我弟弟一样年纪。他俩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同班，加上又是邻居，关系非常要好。他放学后总会抱着作业本来找我弟弟写作业。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初中了，正是喜欢惹是生非的年纪。一天，我正在看电视，一扭头发现刘家喜坐在我身后的小板凳上，我弟弟却正趴在炕沿上，对着另一本作业本奋笔疾书。我走过去一把扯来弟弟抱在臂弯里的作业本，扔回给刘家喜：“滚回去，以后不准来我家了！我家不欢迎抱疙瘩。”

刘家喜走后，我紧接着就恨铁不成钢地把弟弟捶了一顿。爷爷听到弟弟的哭声，赶忙进屋看。我先下手为强地说：“他抄刘地哟的作业，我让他长记性。”

爷爷听了我的话后，作罢要教训我的架势，转身指着弟弟的脑门说：“打得美！”

正说话间，吴红梅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爷爷刚想上前招呼，她一把攉开爷爷就朝我扑过来，嘴里喊道：“我把你个坏种嘴撕烂呢！”

我跳到一旁撒腿就跑，听见她在身后对爷爷骂道：“是谁给教的！谁给教的说我家家喜是抱疙瘩！哪个杂种再敢胡说，我就把谁家的灶爷板掀了……”

爷爷还是打了我一顿，是他有史以来打我最重的一次。我当时恨透了爷爷，恨他软弱，不敢和吴红梅叫板，只敢把气撒在我的头上。我也恨吴红梅，恨她小题大做，恨她对我撒泼却连及我的家人。

多年后，我非常后悔自己说的那句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宽慰自己，或许我并不是第一个当面揭露刘家喜身世的人。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14岁的我，犯了一个将要让我后悔一生的错。

4

刘家喜升到初中之后的事情，都是我从弟弟那里零零散散得知的。

老家唯一的初中在镇上，好几个村的学生将汇聚在一起。刘家喜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朱元山相遇了，开始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同学们度过了最初的生疏期，渐渐熟络了起来，就有人开玩笑说刘家喜与朱元山长得很像，像亲兄弟。起先只是一个人说，说话者担心自己一个人说了不算，于是找来更多的人来验证自己的话，最后大家就都这么说了。

刘家喜本来就听到过流言蜚语，如此一来，他几乎已经能够确定自己的身世了。他当时应该非常排斥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是厌恶，所以选择了逃学，远离那些玩笑似的流言蜚语。村里有人告诉刘耀祖，说在山上放羊时看到了刘家喜。刘耀祖坐在贴满了刘家喜奖状的屋子里哈哈大笑，还笑对方老眼昏花，认错了人。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刘耀祖发现刘家喜把一条床单偷偷塞进了书包，觉得蹊跷，就悄悄跟了上去。出村以后，刘家喜果然拐进了一条小路，径直朝山上走去，最后他钻进半山腰的一个旧窑洞里，轻车熟路地将床单铺在已经塌了一半的土炕上。至此，刘家喜逃课的事情才被刘耀祖发现。

当吴红梅得知刘家喜这几天一直睡在旧窑洞里时，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山上到处都是坟墓，就算是大人，一个人在山上也会害怕，更别提迷信说法里，古旧的窑洞都是孤魂野鬼的栖息地。她当天就带着刘家喜拜访了我们邻村有名的神婆，神婆没说什么，只说小孩逃课是正常的事情。回到家后，刘耀祖好几次举起了巴掌要打刘家喜，可都被吴红梅挡住了。吴红梅焦急地询问刘家喜为什么不去念书，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刘家喜不说话。吴红梅又问他是不是欠同学钱了？欠了多少？刘家喜还是不说话。

刚开学不久就逃课，并且一逃就是半个多月。这不仅严重违反了校规，还让刘家喜的班主任把他当成了一个难管教的刺头学生。当吴红梅带着他去班级里的时候，班主任对吴红梅没好气地说：“你去找校长，给他重新分个班。”说罢夹起教案上课去了。吴红梅就又去找校长，校长拍着桌子说：“你是咋当妈的，自家的娃娃逃了半个月的课才发现。领回去！我们学校不要！当妈的都不管，我们怎么管？领回去！”

这些是吴红梅给我奶奶说的，她笑着说那些老师都凶得要命，她一个大人看见了都发怵，站着都不敢动，不由自己，怪不得能管住那么多娃娃呢。

学校自然不会真的开除刘家喜，他还是回到了原来的班级，只是他的座位上已经有了别人，所以他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如此一来，身材矮小的他仿佛钻进了一个高大繁密的树林，这些大树成了他睡觉和做小动作的天然屏障。

一个学期后，班主任见他得不到管教，成绩下滑严重，就把他的座位调在了班长朱元山的前排，和我弟弟同桌。

刘家喜再次来到学校后，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学习成绩一滑再滑，甚至在一次数学考试中抄袭被监考老师当场抓住。后面他就更加沉默了，连放学回家也是一个人静悄悄地贴着墙根快速前行。我弟弟刚开始还会追上去和他同行，可时间一长，也懒得追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二的第二学期。

这一学期，他们班换了物理老师，新老师正是当初抓住刘家喜抄袭的冯老师。从此物理课刘家喜都不好好听了，甚至有时候当着老师的面在课桌下偷看课外小说。冯老师自然对刘家喜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

第一次月考后的物理课上，冯老师在公布成绩之前，把刘家喜叫上了讲台。他用一个木制三角板指着刘家喜，一脸嘲笑地对全班学生说：“这个人，这个人的胆子是我见过最大的！抄袭也就算了，还抄了个满分！”说完，就朝刘家喜的后脖颈上使劲扇了一三角板，声音清脆响亮，全班学生都吓了一跳。

冯老师朝刘家喜吼道：“你爬这么高，是怕别人看不见你吗？”

刘家喜盯着冯老师说：“我没抄，是我自己做的。”

冯老师鄙夷地用三角板的锐角戳着刘家喜的胸口，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为什么要抄个满分，刘家喜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没有抄。

第二天的物理课上，冯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非常有难度的题，然后叫起看小说的刘家喜，让他说出答案。刘家喜说自己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冯老师先是一愣，然后笑出了声，他让刘家喜上讲台来看题目。刘家喜去到黑板前看题目的时候，冯老师溜达到了教室的后面，从门后抽出一把笤帚，倒提着朝刘家喜走去。冯老师挑选笤帚的时候，刘家喜弯腰在地上捡起了半根粉笔，等冯老师来到他的身后时，他已经把答案写了出来。

下课后全班同学都涌到刘家喜的课桌前，说他从讲台下来的时候真是太帅了，宛如一个凯旋的英雄。从此以后，刘家喜的课桌前总是围着一两个请教课题的同学，朱元山也在其中。

慢慢地，刘家喜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初三时已经和全班同学打成一片，俨然成了班级里的明星。

5

刘家喜跟我弟弟还有朱元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初中毕业开始，朱元山和刘家喜每年过年都会来我家做客，3个人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喝不醉的酒量。

我看着朱元山和刘家喜那非常相像的样貌，曾偷偷问我弟弟：“朱元山有没有去过刘家喜家？”

弟弟说：“家喜说他妈身体不好，不喜欢被打搅，所以不让我们去。”

我又问：“你们有没有去过朱元山家？”

弟弟说：“没去过。元山叫过我们几次，可家喜说元山家有点远，他妈不放心。家喜不去，我一个人也没意思。”

有一次晚上，朱元山喝醉后拉着刘家喜和我弟弟要插香结拜，还把我也拽起来，要我做个见证。说实话，我当时很羡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朱元山应该还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已经送人的弟弟，所以才没有其他的心思，如此的坦然。

刘家喜刚上高中的时候，吴红梅来我家对奶奶自嘲说，自己没见过世面，以为高中学费还像往常一样是七八十块钱，没想到直接多了一个零。紧接着她欢欢喜喜地说：“我家家喜聪明地哟，那聪明地，一下就考上高中了……”

临走时，她问奶奶给我弟一周多少钱生活费，我奶奶说90块钱，她没有说话，笑着走了。自此以后，每周礼拜五的下午，吴红梅都会站在院里的台阶上将一袋麦子搊上刘耀祖的肩膀。

2014年，刘家喜高中毕业，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吴红梅端着一盘油饼子送到我家，乐得嘴都合不上，刚一进门就大声说：“考上啦嫂子，考上啦！家喜考上啦……”

那天下午，吴红梅在我家待了很久，一直坐在炕沿上和奶奶说话。她一会儿高兴家喜考上了大学，一会儿又暗自落泪，说可惜家喜不是她亲生，光的不是刘家的宗，耀的也不是刘家的祖。最后又转而重新夸家喜聪明，体谅她，还学着刘家喜的声调说：“妈！我知道咱家条件不好，咱家穷，我上大学后就勤工俭学，不让你和我爸出一分钱！”

刘家喜果然说到做到，录取通知书下来后的第3天就外出打工了，往后大学4年、包括毕业后，也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听弟弟说，刘家喜上大学时吃了不少苦，又要上课又要打工，时常没钱吃饭。他和朱元山都会帮刘家喜，不过与其说是两人一起帮扶，倒不如说是朱元山一个人——因为这个时候的朱家大哥朱金山已经开始干包工了，成了一个小老板，朱元山也没有读大学，投奔了哥哥，做起了二把手。他们兄弟二人确实能干，生意越做越大，一直发展到了西安，承包了很多大工程。没几年时间就在市里买了房子安了家。

2018年年底，刘家喜和我弟弟从各自所在的城市回家，约好在西安火车站与朱元山会合。此时的刘家喜已经工作半年，手中有了一点积蓄，他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当面还清自己读书时欠朱元山和弟弟的债。朱元山把他俩带去了自己新买的房子，刘家喜也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朱金山。朱金山是否认出了刘家喜我不得而知，但我猜测他多半是认出来了。

过年的时候，朱元山如约而至，刘家喜当然也在。席间，朱元山说，他的大哥已经给自己的这两个兄弟安排好了工作，虽然和大学专业不对口，但是工资高待遇好。

刘家喜和我弟弟听了都非常高兴，正打算进一步了解工作情况的时候，来我家串门的吴红梅却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她刚一进门，就一脸嗔怪地对刘家喜说：“少喝点酒！娃娃家喝酒伤脑子。”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客厅进了我奶奶的套间。我正好坐在沙发的最左边，斜对着套间的房门，余光里看到吴红梅一边和奶奶说话，一边频繁地探头朝客厅张望。我心里一紧，赶忙说要开着朱元山的车去买菜，顺势拉起朱元山出去了。

正月十六的中午，弟弟接到了朱元山的电话，他确定一切安排妥当后，就去找刘家喜商量启程。弟弟刚一进屋，就看见吴红梅坐在炕上阴沉着脸，刘家喜坐在炕旁的火炉后边，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就继续低下头去，用手指拨弄着火钳。屋子里除了火钳的“吧嗒”声，再没有其他声音。

弟弟预感不好，悄悄退了出来，关了门才听见吴红梅在里面说：“你想要我的命了你就去！”刘家喜小声嘀咕着说：“我在杭州上学的时候你都没嫌远……”吴红梅打断了他的话，厉声叫道：“反正就是不许去西安！去我就一头碰死在山墙上！”

刘家喜最终还是在离家不远的小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也够用。况且没什么压力，每逢节假日还能回家，在“工资高”和“离家近”中，他好歹也算占了一样。

6

2019年年底，刘家喜带回来个女朋友，个子不是很高，但五官生得非常精致，可可爱爱，与刘家喜很般配。吴红梅高兴坏了，小跑着去请人帮忙做菜。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做了一大桌饭菜。

吃完饭后，吴红梅又套上架子车，让刘家兴拉着她去了趟信用社，取出了自己和刘耀祖刚发下来的低保——4张崭新的100元，她回家后分出2张，悄悄塞给了刘耀祖——这是给刘家喜女朋友的见面钱，是我们老家的习俗。

没多久，疫情就爆发了，刘家喜被封在家中，如坐针毡。此前他刚去女朋友家提过亲，女方家人指明要一套县城里的房子和15万的彩礼。

2020年4月，刚刚解封，刘家喜就瞒着家人辞职去了西安——他现在需要钱，他要照顾自己原来的家，同时也要搭起自己未来的家。

刘家喜五一没有回家，清明节也没有，国庆节也没有。吴红梅隐约觉察到了什么，多次来我家让我奶奶在弟弟跟前打听一下家喜的情况，但弟弟嘴严，什么也没说，只说家喜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上班，可能是因为疫情刚过，工作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回家。

吴红梅听后稍稍放心了些，可仍旧每天晚上都要给刘家喜打电话，问长问短，说东道西。这是自刘家喜上大学时就保持的习惯。刘家喜在原先工作的地方从来没有加过晚班，可到了西安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所以每次接电话时，他都要躲躲藏藏。

堪堪熬到了年底，刘家喜不但还清了所有的债，还攒了一点小积蓄，更令他轻松的是，看到他的工作和前景，女朋友家人也同意了先结婚后买房。

春节前夕，我弟弟想趁着过年带点礼品去感谢一下老板朱金山。他叫刘家喜同去，刘家喜拦住了他，说等假期结束，大家都返回西安之后再去也行。弟弟想到了他和朱家的关系，同意了。

可谁想到春节期间疫情又严重了起来，又是封城封村，一直到2021年3月，疫情才渐渐得到了控制。刚刚解封的时候客运限流，一票难求。我弟弟和刘家喜天天在网上抢票，可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抢到。焦头烂额之际，朱元山打来电话，说工地也要复工了，他和大哥朱金山准备马上回西安去，车上正好有两个空位，让他俩第二天早晨到村口等他。

我不知道刘家喜是怎么对吴红梅说的，我只知道他可能不太擅长撒谎，所以才有了第二天那一出。

那天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问弟弟，他也不对我细说，只告诉我吴红梅当时闹得很凶，好多人都出来看热闹，她把朱元山兄弟二人狠骂了一顿，说他们拐带自己的儿子，当然也骂了他，最后还是刘家喜把吴红梅硬拉回了家。

到了中午，刘家喜就失踪了，吴红梅满村子打听，可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下午时她来到我家给我奶奶诉苦，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家喜和她顶嘴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她说家喜可能早就知道了自己是抱来的，已经“变心”了，说不定他早就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了，现在他就是找他们去了。

其实当时刘家喜能去哪里呢？朱家兄弟已经走了，又是疫情防控期间。现在想来，可能还是那个让他躲避过流言蜚语的窑洞吧。

奶奶安慰吴红梅，可她根本不听，只自顾自地哭着，说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她这样说着，后来全村人也都这样说了，说吴红梅命苦，到头来是在给别人拉扯娃娃。

总之，刘家喜没再回来。

直到两个月后，吴红梅病重。得知消息的刘家喜连夜赶回了家，又连夜把吴红梅送进了市里的大医院。吴红梅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刘家喜跟着照顾了半个多月。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他们母子二人有没有解开彼此的心结，只知道后来吴红梅再也没有说过自己命苦之类的话。

吴红梅康复后，刘家喜就又匆忙赶回了西安。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吴红梅的身体每况愈下，短短一年里就住了4次医院，每次也都是刘家喜匆忙赶回家照顾。最后一次住院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刘家喜临走时又给她和刘耀祖续买了200斤奶票，两个人每天1斤，也就是100天的量——这是自刘家喜开始工作后一直持续至今的事情。

那天清晨，我正好在修剪门口的洋槐树，我看到刘家喜在门口向送奶工购买奶票，吴红梅拄着顶门棒跟了出来，抬起虚弱的胳膊去拉刘家喜的袖口，让刘家喜少买一点，说怕自己喝不了那么久，她说她能感觉到自己已经“活不过一百天了”。刘家喜红着眼睛，对送奶工坚定地说，就要200斤。吴红梅再次抬高手臂，颤颤巍巍地伸向刘家喜的袖口。

送奶工打趣道：“你这个老婆子咋这么心眼小，你活不长了，留下让你老汉喝嘛！”吴红梅被逗得呵呵笑，慢慢放下了手。

12月份的时候，西安疫情突然严重，22号下午宣布封城。这一次封城持续了1个多月，解封时，吴红梅已经被埋进了黄土。

尾声

吴红梅下葬的那天，我和父亲凌晨5点多就过去帮忙，回来时已是中午，我回家后倒头就睡，晚饭前醒了，晚上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半夜12点多我去上厕所，农村的夜晚非常安静，我玩着手机，听见吴红梅家的大门“哐啷”一声打开了，一个“刺啦刺啦”的脚步走了出来，在大路上停留了一会儿，最后路过旱厕外，停留在我家西侧的路口处，那条路直通山上。

我当时被吓得不敢动，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可怕的传说。随后我听到了低声的呜咽，我听了良久，确定了那是刘家兴的声音。我不再那么怕了，身上也慢慢暖和了起来，但还是心虚。我在心里责骂道：“这个傻子半夜跑出来转悠什么，现在又没人让他讨烟抽。”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走出厕所，朝房间快步走去。突然，我听到他的呜咽声中夹杂了一声轻轻的“么”（妈），紧接着又是一声，朝着山的方向——“么！”

我顿时不怕了。缓步踱回房间，我笑自己荒唐，这让我逃离的恐惧，却是另一个人泣血而不得的思念。我躺在床上，关于刘家人这几十年的回忆，如浪潮一般扑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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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麦香》（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1

故事的开始，得追溯到2019年秋天。

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伍家平、陈娟一家生活舒心，餐饮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虽然年初转让了位于老城区的大酒店，但还拥有2家西餐厅和1家中餐厅，公司员工总数最多的时候将近150人。多年来的餐饮生意，让夫妻俩积累下不少由相互信任的供货商或忠实顾客演变而成的朋友，闲暇时一起吃饭、聊天、出游，不亦乐乎。

伍家平转让掉大酒店，并不是要停下脚步，而是有新的打算，他想去发展了10余年、有多家知名地产楼盘的开发区布局1家新的中餐厅，以传承他苦心经营多年的经典菜品。跟朋友们吃饭时，说起这个想法，大家一致叫好，都认为开发区的餐饮店几乎开一家火爆一家，去那边开店肯定能赚钱。梅姐直接就说：“伍总，这回你可得带着我们一起发财呀，钱不能给你一个人赚去了哟。”

在此之前，伍家平有过两次跟人合伙开店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2006年，从原单位下岗做了几年路边小吃店生意的伍家平，跟亲弟弟一起，各出资一半，开了当时小城最豪华的餐饮大酒店。酒店生意非常火爆，常常一座难求。然而，开业2年后，加上各种投资尾款和货款，竟有260多万的外债。

弟弟自己还有着一家生意不错的小餐馆，对大酒店的生意是否赚钱似乎不是很在意，可伍家平投资的钱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不赚反亏的生意着实令他着急。他认为问题出在作为承头人的弟弟身上，其一味只追求排场而不控制成本的经营管理方式，导致了酒店入不敷出，便想退出，另谋出路。没想到弟弟也表示要拿走仍未收回的15万投资款退出，伍家平答应了，于是，酒店一切债权和债务归他所有，相当于花260多万买下了酒店。

那时伍家平的儿子正在上初中，妻子陈娟是一个眼里心里只有孩子的全职妈妈，从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好在2008年经济大势依旧向上，人们消费能力不断增长，大酒店生意基础本就良好，伍家平管理上又亲力亲为，坚持每天早上4点起床去武汉华南市场打货，以确保食材鲜度。这使得大酒店不到2年便还清所有外债，实现货款月结、无债经营。

商圈经济方兴未艾的2014年，伍家平加盟了一个国内知名西餐厅连锁品牌，投资280万，在小城第一个商圈开了家西餐厅。刚开始生意平平，过年的时候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逐渐达到预期效果。

兄弟俩自从经营酒店分道扬镳后，就不怎么来往了。伍家平不认为这是兄弟反目，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几年后，弟弟因为经营亏损，夫妻二人抛下100多万的债务远走他乡，弟媳为了生意周转私底下找陈娟借的10万块钱也不了了之。伍家平的儿子已经在武汉上了大学，陈娟也开始管理公司财务。

伍家平第二次跟人合作是2015年。当时，他规划在几十公里外的Z城区再开一家西餐厅。Z城区的朋友何况闻讯找到他，说想要一起合伙投资。何况在一家体制内单位工作，多年前因伍家平的大酒店消防工程而相识。伍家平很犹豫——之前跟亲兄弟合作已经是不愉快的结果，跟外人就更不好说了。但何况诚意满满，一来二去说服了他，两人最后起草了一份《合作经营协议书》，拟定总投资300万，伍家平出资60%，何况出资40%，由伍家平的公司全权经营管理。

餐厅跟商场的租赁合同是5年，签协议的时候，伍家平说：“前期所有加盟费是我这边出的，5年合作结束以后店子所有权就是我的了，这一点应该写上吧？”

何况说：“不用写，我也不是扯皮的人。”

开业后，店子生意一直很好，每个月都有分红，2年半便收回全部投资。何况平时也不过问店里的事情，只管月底看报表分红，到2019年9月份伍家平向朋友们宣布去开发区开店时，他已经净赚70万。

那几年，小城新开的好几家餐饮大店都是股份制，据说有的店大大小小的股东都有上百人，似乎有一个说法就是：股东越多，客源就越多，生意就越好做。加上Z城区西餐厅跟何况的“股份合作”的成功在前，所以听到梅姐说出想要入股，陈娟的心就动了。

2

信心满满之下，伍家平夫妻俩开始寻找合适的铺面，最后看好的，是位于开发区主干道十字路口一栋房子的二楼。这里原是旁边一个楼盘的售楼部，房子卖完后，就被一个姓卢的老板以4000多万的总价买下。在卢老板买下这栋房子不到一周（也就是2019年9月），伍家平就开始跟他谈租赁的事情。

整栋房子上下一共近4000平米，二楼有2000多平米。卢老板说：“你们如果把整个二层楼都租下来的话，租金可以低一点，然后你们再转租出去都可以，不然你们只要一半，另外一半我们也不怎么好出租。”

伍家平想，要一个大一点的中餐厅，将自己的中餐品牌做大，着实好得很。但随即又有些犹豫，“这样的话，投资最少需要600万，就算有10个股东，一个人也得投资60万”。

谁知道这初步的想法一说出来，得到了朋友们的热烈响应。梅姐特意去看了那栋楼以后，兴奋地打来电话：“那个位置好啊，恐怕是整个开发区最好的位置了。你们搞起来啊，我们几个人都入股！”

她所说的“几个人”，都是伍家平大酒店曾经的忠实客户，大酒店转让后，他们又成了伍家平中餐厅的忠实客户，经常在一起互相请吃饭：梅姐和先生花哥在小城做了几十年的建材批发生意；胡胖子是开茶叶专卖店的老板；“杨白劳”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部门经理。他们3家人还常在一起研究股票，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另一个跃跃欲试的人，是跟伍家平一起在商圈开店的秋秋。她和丈夫程海涛都是伍家平原单位的老同事，曾经住在同一栋职工宿舍楼里。下岗后，夫妻俩一起去广州投奔做项目的姐夫，几年后回到武汉时，正好赶上伍家平在商圈里做西餐厅。在伍家平的推介下，他们也加盟投资开了一家火锅店，生意做得很是不错。

想要跟着秋秋一起入股的还有她的闺蜜韦妹，也是伍家平原来单位的老同事，如今已经嫁去30多公里外的H州。她一直管伍家平叫“平哥”，对他下岗后创业开店的成果很是羡慕。两个人找到伍家平，一致要求入股。

卢老板那栋房子的二楼，有一部分属于“搭建”，按规定是不能做“二次消防”（指商业建筑在使用时需要进行的消防安全保护，一般就是指内装修设计审核）的，伍家平的老战友华哥是做消防工程的，那天刚从福州项目工地回来，于是伍家平就请他吃饭，想让他帮忙想个办法，同席还请了另一个要好的战友波哥。席间，伍家平谈起开中餐馆的事，波哥一听入了心，接茬道：“我能不能入一股呢？”

伍家平说：“那你得回家跟你家王美丽商量商量。”

他说这话，其实是推托，因为波哥夫妻俩都是拿死工资的工薪族，60万这个数目对于他们来说压力太大了。波哥的老婆王美丽是一个很会“来事”的女人，前几年伍家平开新店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陈娟常找她帮忙——她有个很有钱的闺蜜叫香香，可以以比民间借贷稍低的利息借钱给陈娟。陈娟总是按时连本带息归还，从不逾期，所以王美丽信任陈娟，陈娟感谢王美丽，两家人来往密切。

结果伍家平一回家说这事，陈娟立马给王美丽打了电话：“波哥说的事，你同意不？”

王美丽在电话那头打了个“哈哈”：“同意，同意，这是好事，我找香香合一股。”

要想中餐厅能开成，至少得10个人的股份，怎么管理？陈娟想到了乔乔。

乔乔在小城做了20多年水果批发生意，后来在商圈的一楼开了家大型超市，同是商家，需要互通信息，跟陈娟互留了电话号码，平时没什么来往，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乔乔长相气质颇佳，衣品如同人品一般，令人欣赏，陈娟听说她的超市也是“股份制”，她是承头人，几年来管理得很好，每个股东都受益不少。

于是，陈娟就向她请教：“怎样起草一份有好几个股东的合作协议，怎样管理好几个股东？”

“做一个承头人，那是要有大爱的。”乔乔很热心地把她当时的一份股东协议拍了照发给陈娟，然后又耐心细致地讲解了一番，最后又讲了很多她作为承头人吃苦受累的事情，“你是一个不错的人，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几天后，当陈娟再次向乔乔咨询的时候，乔乔说：“我看好你们的品牌，也敬重你们夫妻俩的为人。要是看得起的话，我也入一股怎么样？”

这突如其来的橄榄枝，竟让陈娟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说了一个“好”字。

一直跟伍家平探讨在开发区开新店的人，还有中餐厅的顾问金唱唱。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愿意投资60万。

金唱唱在武汉一家大型酒店做主厨，也是伍家平与武汉餐饮同行之间学习的纽带，几年的合作都很愉快。他若加入，对于中餐馆来说，从出品质量到人员的配置，无疑是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最后一位入围的股东，是小城税务所的邱科长，也是伍家平的老战友。平时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只要是有宴请的需要，他总是首选伍家平的中餐厅。战友叙旧，他时常对伍家平冒出一句：“再有什么发财的项目，你可别忘了把我一起带着。”

所以伍家平就告知了他这件事情，并特别强调：“一定要跟嫂子商量好，不然我不接收你的。”

邱科长说，不用商量，她很相信你，总是说我们这么多战友，只有你还像那么回事，是最靠谱的。

编者注：股东图

3

有了这样一群愿意做股东的朋友，伍家平底气十足，跟卢老板在9月底签订了一份《商铺租赁协议》，确定了8年的租期，并用自己的钱作为股金，先预付了20万订金，待卢老板把需要搭建改造的部分和楼梯完成以后，再签订正式的租赁合同。同时也找好了设计与装修公司。

当时武汉正在筹备于10月18日召开、赛程为10天的“军运会”，其中“空军五项”的飞行比赛赛场设在位于小城的机场，国庆节过后，政府便叫停了所有的装修基建项目，卢老板的改造只能拖到10月底了。但是股东们的热情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们一直在催促早一点把协议书起草出来，早一点签完。

10月18日这一天，陈娟把10个股东都拉进一个微信群，把跟与乔乔多次请教后定下来的《股东协议书》发在群里。协议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投资有风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同时也说明这间股东合作的中餐厅由伍家平的公司全权管理，并分摊公司各项管理费用。大家看了都说“没意见，就这样签”。

第一个签字的是王美丽，早上8点钟，波哥骑电动车带她一起到了伍家平的办公室，说是签完字两个人都得赶紧上班去。签字后，王美丽问到时候能不能把商铺租赁合同复印一份给她，毕竟是8年租期有点长，有些事情怕到时候说不清楚。伍家平说没问题，又不是什么秘密，作为股东是有知情权的。

第二个签字的是胡胖子，他说他这一股他自己只投了20万，另外40万是小姨子的，因为他老婆叶子是一个很顾娘家的人，“觉得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不给自己的娘家人可惜了”。签完字，他又说，来的时候他小姨子说想另外再投一个60万的股，问行不行。伍家平拒绝了：“不行，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你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我这一个篮子里，我可不敢当。”

最后一个签字的是花哥，但是他签的不是他的名字，也不是梅姐的名字，而是他儿子的名字，意思是说，这股份以后受益的就是他儿子。伍家平欲言又止，觉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样的签字是不行的，但是又一想：这么好的朋友，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呢？

他们夫妻俩对股东们回报的信任是：每一股60万的投资，不必一次性到位，只需要根据装修进度投钱。除了第一次是20万，后来的每一次只需要投10万——因为考虑到一次性拿出60万可能对每一个朋友来说都不是很容易，能慢慢来就慢慢来。

陈娟让公司财务为新店设立了专门的账目，每发生一笔进出费用，她都会把票据的照片和相对应的银行短信发在群里，好让股东们放心。刚开始大家看到后，还客气回“辛苦了”，后来都没在意，乔乔说：“没必要做得这么仔细，这样你太辛苦了。”陈娟说，这是必须的，好让大家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用出去的。

卢老板的改造工程一直到12月初才完成，在12月18日这一天，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商铺租赁合同》。为了租金和装修免租期，伍家平跟卢老板谈了3个回合，最后签字的时候，卢老板无可奈何地笑着摇头：“伍总，你可是我见过的最纠结的商家。”

伍家平很是歉意地笑了说：“这也是我签得最累的租赁合同，因为这合同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的。”

股东们商量一致，中餐馆选在2020年3月28日开业，这样开业后磨合上几天，好好抢一抢清明节的生意。这期间赶上2月份过年，装修期至少得耽误20天，必须赶紧在年前抢装修进度。

装修公司的王工是跟伍家平合作了3个店的老朋友，但伍家平在跟他签合同的时候仍然是斤斤计较。王工说：“老伍，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可真是越老越小气，这个工程你要是再砍价，我就不想接了。”

伍家平说：“前面的3个店我都没刻薄你吧，这个店你就算不赚钱，只要不亏本，你就当帮了我的忙，以后有机会合作，你再赚。”

在伍家平的强烈要求下，装修工人们一直干到腊月廿四（1月18日）将餐厅厨房所有的基础工程完工后才回家过年，预计最迟正月初十就能赶回来开工。

就在工人们回家的这天，邱科长突然给伍家平发了一条信息：“老战友，不好意思，我老婆娘家出了点事，我没有钱继续投资了，想退股，你看什么时候把那20万退给我。”伍家平本想多问几句加以挽留，但又觉得这事不可强求，便回复说：“按协议规定，在投资完成之前要求退股的，只能3个月以后退钱。”邱科长回了两个字：“可以。”

伍家平将邱科长要退股的事在股东群里通报给大家，大家都回复“收到，知道了”，并无什么异议。只有王美丽担心道：“少了一个人，要是投资的钱不够怎么办？”陈娟说：“到时候有些工程尾款可以在开业以后用赚到的利润补充。”其他的股东都是生意人，明白资金流通是怎么回事，都说：“没问题，不用担心，大不了就是晚几个月分红。”

结果这句话就像是乌鸦嘴——5天后，也就是2020年1月23号，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新店错过了原定3月底的开业时间。4月8号武汉解封以后，伍家平要求王工早一点把工人们叫回来重新启动装修，王工说他也没有办法，工人都是江西人，都说过了“五一”才敢过来。

4月18号，邱科长收到了那20万的退款，便第一时间退出了股东群。延误的装修期和开业日期，以及一个股东的退出，并没有动摇其余人对于新店的希望。大家都认为，疫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一切都会回到原来的样子，甚至会有报复性的消费出现。

谁知过了几天，金唱唱打电话给伍家平，说他也要退股：“老婆一直是不怎么赞成这个投资，疫情过后，眼看着市场不景气，我家里出租的两套房子也被租户退租了，少了一大笔收入。家里所有的钱都是我老婆在管，她不给钱，就不能继续投资了。”

伍家平先是不同意，金唱唱说：“为什么别人能退，我就不能退？再说协议里面也有条款，在最后一笔投资款到位之前都可以退股，我也不要你现在就退钱，按协议规定，3个月以后退就行。”

伍家平只能答应了他，放下电话却叹了一口气。陈娟担心的是，该怎么跟其他的股东说这件事？要是又有人要求退股怎么办？

果然，陈娟刚在群里说了金唱唱退股的事，王美丽就打来了电话：“不能让退股啊，要是后来投资的钱不够怎么办？我跟香香这合伙的60万（两人各出30万）已经是竭尽全力的了，这股退得人心惶惶的。”

从来不在群里发言的“杨白劳”，这次却第一个发言：“这个不是问题，到时候万一钱不够的话，剩下的8个人每个人再补投也不是不可以。”

乔乔接着说：“也是的，这样一来，分红的人也少了呢。”

梅姐还是一副大姐风范：“留下来的人都是够意思的人，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克服。”

4

武汉“重启”以后，熬过这场疫情的餐饮店，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五一小长假的营业情况虽然不及疫情前的火爆，但是至少比人们预想中的要好。伍家平公司的3个老店慢慢恢复了50%以上的营业额，这让他对即将开业的新店充满信心。

5月6号，新店的装修重新启动，剩下8个股东的投资款也随着装修进度一步一步地到位了。餐厅的布局，是从一楼临街的门面进去，一道楼梯上到二楼，延续了伍家平原来中餐厅一贯的风格，尽显中国风，用乔乔的话说，就是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

6月初，全国范围内疫情渐趋平静，华哥、波哥和伍家平3家人，一起相约开车去了一趟五台山，祈求一切平安顺利。7月底，8个股东每人60万投资款全部到位，大家都期待着开业那一天。

8月10号开业的前一天，伍家平邀请股东们在中餐厅“试菜”。大家高兴地在店里转了又转，都说装修的效果超出了想象，生意一定会红红火火。席间，大家聊着天，都说这疫情过后钱没以前好赚了。胡胖子说，他的茶叶生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成；乔乔也说超市的生意也差多了，疫情时发展壮大起来的网购对实体店的冲击太大了；梅姐说她的老客户有几家去年都计划装修房子的，结果今年也取消了，订好的货也退了；韦妹开了一家小美容院，说今年过来消费的都是去年会员卡充值的客人，基本上用完存款以后就很少再充值了，说明人们手里闲钱不多了。

于是大家都调侃王美丽，羡慕她在国企旱涝保收。王美丽说，国企的日子也不好过，经济效益不行，她单位从5月份就开始降薪了，前两个季度的奖金也没有发，还不知道9月份有没有三季度的奖金。她说：“还是杨总的房地产公司最靠得住，虽说房子不如以前好卖，但是旗下有物业公司，物业费都是必须要交的。”

“杨白劳”苦笑着摇头：“物业费拖欠得厉害，这不，有个小区有四五家人，到现在去年的物业费都没交上来，说是没钱。”

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梅姐提出：股东以及股东的亲戚朋友进店消费是不是应该打8折，而不是股东协议里面规定的9折。

伍家平为难地说：“刚开业，家底比较薄，8折基本上就是成本价了。”

“杨白劳”说：“8折优惠，其实也是让我们享受作为股东的权利，给亲戚朋友8折，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来消费。”

伍家平说：“杨总啊，股东的权利不在于打折，在于赚到钱以后分红啊。”

吃完饭出门的时候，胡胖子在陈娟耳边嘟哝：“梅姐的算盘打得精，她家离店里近，以后肯定来得多，打8折她最占便宜。”

中餐馆开业后，生意一直不温不火，股东们坐不住了，都积极地带自己的亲戚朋友过来吃饭捧场。伍家平也给大家打气：“依靠品质慢慢做起来的生意，比先火爆后冷清的生意来得稳当，我们所有的店都是慢慢做起来的。”

梅姐再一次提出“股东8折”的建议，为了拉动生意，伍家平只得同意了。

一天，梅姐带朋友过来捧场，点了一份红烧江鲢，吃了一大半，梅姐端到收银台找大堂经理，说这份菜做得不好吃，要求退单。大堂经理说：“菜做得不好，我们一定会督促改进，希望您作为股东，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梅姐坚持要退：“就是要处理得严重一点，让员工吸取教训。”最后，这份148元的菜还是退了，因为大堂经理感觉跟她实在说不清楚。

事后，大堂经理在公司周一例会上汇报情况的时候说：“她这样做，无非就是为了在朋友面前彰显股东的气势，也是为了告诉员工她是股东，她有特权，最后吃亏的是其他的股东，希望伍总平时跟她多沟通一下，多支持店里员工的工作。”

伍家平批评道：“不能这样说，以后你就当她是一个普通的客人，要尽你最大的能力做好服务。”

此时离金唱唱提出退股已经过去了4个月，可所有的投资款已经都花出去了，于是陈娟就跟他商量，问能不能过完春节以后再还，因为过年是餐饮业的旺季，资金回笼多。金唱唱坚决不同意，他老婆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伍家平打电话，说了很多“为什么你们本地人要退立马就退了，是不是欺负我们是外地人”诸如此类的话。

陈娟跟金唱唱说：“现在是应该退钱给你，但是现在我们拿不出钱来，要不我给你写个借条，就当是我借你的。”金唱唱的老婆抢过电话：“就算是借，也得要我同意啊，我不同意，你也不能强迫吧？你可以让股东们凑点钱，把这钱早一点还给我。”

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陈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跟股东们说这个事，那就只有自己想办法把钱先垫上，等以后了赚了钱再还。她想找父母动一动老两口前几年的拆迁款，伍家平不同意：“这是两老养老的钱，动了这个钱，我会良心不安的。”

伍家平前面3家店的利润都补贴进了新店的周转资金，扯不出钱来，找熟人借钱最少是“一分半”的利息。最后陈娟对妹妹说出了困境，妹妹说：“爸妈那钱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个急，爸妈那里我去说。”看到小姨子把这笔钱转过来时，伍家平重重地叹了口气：“看来这合伙投资的事，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陈娟直接在群里说了这件事，除了乔乔说了一句“那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个钱，利息就算大家的”，没有谁再说一句话。

陈娟说：“我借的这个钱不用付利息，我只是尽我作为承头人的心，想把大家的事情做好。”

5

2020年9月初，何况找到伍家平，要谈合作协议到期的事：“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找个专职会计做账的，只是我相信你们。如果不是疫情的话，今年我最少可以多分红30万，就算合作协议到期，我退出，这个店还有残值，你是不是还要退钱给我……”

伍家平听了这话，目瞪口呆：“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一个专业的会计过来，把这5年来的账目好好审计一下，给我说个清楚明白。残值的问题，当初签协议的时候就说了的，合作结束后，店子的一切就与你无关了。”

过了几天，何况真的找了一个持有证书的会计过来，说要从没有分红的那一个月查起。Z城的西餐厅从2020年1月份开始没有分红，武汉封城闭店98天，期间租金、物业费、人员工资、原材料过期作废的损失，得有多少利润才能填补？那个会计在公司财务室里从上午9点钟一直坐到晚上10点，把5年来所有的账目都过了一遍，最后的结论是：因为会员卡的充值，何况还多分红了11万块钱，应该还给伍家平。

伍家平一直陪着何况和会计在公司财务室待到最后。会计像是对何况又像是对伍家平说：“账目是没问题，问题是，你们当初也没有说，合作到期了可以续签。”

原来何况只是想借会计之口说，还想要继续合作，还想要继续分红。

“不可能的，你都来查我账了，想都不要想继续合作了。”伍家平一边摇头一边说，“以前每个月有分红的时候，你怎么不过来查账看看那些钱是怎么赚到你荷包里去的？合作5年，不算疫情影响的9个月，4年零3个月，2年半收回投资，然后你不操心不着急地，赚到手70万，你是嫌这钱赚得太容易了吧？”

何况一句话也接不上来，掉头就走了。伍家平晚上回到家里，对着陈娟叹气道：“这疫情，把人的良心都闹没了。”

后来听朋友说，何况去咨询过律师，律师说餐饮业300万投资，5年以后按5%算，可有15万的残值，他占40%的股份，就有6万块钱。可能最后何况自己也想通了，他多分红的11万也不打算退，事情就不了了之。

这件事给伍家平留下了心理阴影：一个店两个股东，赚到了钱，最后都有扯皮的事，新店8个股东，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啊。这件事也提醒了他：一定要把财务的账目做得清清楚楚。

伍家平至少还相信，大家都是因为彼此信任才走到一起的，只要他作为承头人把事情做好，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新店生意一直不见起色，股东们也会在群里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比如菜的味道和价格，服务员点菜的态度与技巧，也会提到中餐馆下面一楼的“邻居们”——2家大排档，1家火锅店，都是疫情过后开业的，生意都比他们店好，这让伍家平不免郁闷。

那段时间伍家平天天待在新店里，营销经理直言不讳地跟他说：“我们这中餐厅装修得都太大气了，一般的人上来，来不及看菜单，心里就已经慎得慌。如果是在以前，这中餐厅可能就是这小城餐饮店中的新贵，可现在，就有点让客人望而却步了。高端的客人有是有，可是少，现在央企国企都降薪了，招待费也削减不少，为什么楼下3个小店的生意还行？因为它人均消费就50块钱左右，比较符合现在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准。”

“在我们这种中档偏高的餐厅里，人均消费除去酒水，2019年是100块钱往上走，而现在只有不到70块钱。相反的是小餐馆生意反而比2019年好，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荷包里的钱比往年少了，只有选择低消费——伍总，我们这店是生不逢时啊。”

伍家平听得有点不高兴：“按你这意思是说，我这新店就凉凉了？”

营销经理挠着脑袋说：“我是说不能急，疫情的影响总是会慢慢消失的，我们坚持把菜品做好就行，生意都是守出来的。”

伍家平打了一个哈哈：“你前面说的都是不算理由的理由，只有最后一句话最中听。”

营销经理顿了又顿，又说：“伍总，跟您说件事，您可别生气——本来这事儿都过去一个多月了，我觉得还是得跟您说一下，不然每个股东都这样过来做低价酒席，哪里赚得到钱呢。”

原来，梅姐儿子结婚头一天，在店里订了10桌“暖房酒”。按照店里的规定，6桌的点单就算“酒席”，必须按照店里现有的酒席菜谱，最低标准1180块钱一桌，以确保利润。但是梅姐不同意，她在零单菜谱上点了10个菜，加在一起每桌价格为600多一点，又说是10桌就算是“酒席”，要求按照酒席标准赠送纸巾，还要打股东8折。

这让大堂经理左右为难：同意吧，店里不仅赚不到一分钱，还得亏水电费和人员工资；不同意吧，她又一口咬定自己是股东，有这个特权。

谁知结账的时候，梅姐又说现在忙，第二天再来。每一次收银员打电话催款，花哥都很不耐烦，说，我是股东，你还怕我跑了不成？结果10天以后，才不高兴地过来结了账。

伍家平听完，内心五味杂陈，一字一顿地对营销经理说：“以后，任何人的订单达到6桌，必须按照店里的规矩来，特殊情况必须经过我同意，否则，差额从你当月工资里面扣除。”又问：“每个股东来都是这样吗？”

营销经理说：“不是的，其他股东都还好，还有就是……那个王姐，前段时间也订过一次5桌600多的酒席……说实话，我以前也做过几家股东多的店，真没见过这样的股东，一开始您跟我说有8个股东，我还想，就算每天有1个股东带朋友过来捧场，朋友再带朋友来，这生意就不愁了。谁知道呢，股东8折，还嫌这价格贵了，好像巴不得白吃白喝才算是股东……”

伍家平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他们不懂餐饮，说一些外行话，做一些外行事，也在意料之中，慢慢磨合就好了。”

6

中餐馆开业3个多月，没有什么利润，也没有亏本，但是各种工程尾款需要付给供货商，就只有动用营业收入。

到了11月底，提前打招呼要工程尾款的供货商多了起来，伍家平决定让每一个股东追加5万或者10万，来把投资完成。这样的大事在群里说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聚在一起开个会。

下午3点钟的会，梅姐和花哥姗姗来迟，说是刚在武汉开了订货会赶过来的。梅姐一进来就径直坐到了王美丽的身边。

最后一个到的是胡胖子，他一到场，就炸着嗓门说：“伙计们，情况不好啊，我们大几十万块钱都打了水漂，再怎么搞呢？”又掉头对着伍家平说：“老伍，你说，再怎么搞呢，前面那几十万都不晓得怎么回事，你说再要拿个5万10万的出来，哪个人心里不打鼓呢？”

花哥接着说：“就算这回我们再补投，你是不是能够保证以后再不补投了呢？这回是5万呢，还是10万呢？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分红呢？”

伍家平心平气和地回答：“因为总预算的投资是600万，中间退了2个股东，所以总投资实际只有近500万，相当于投资没有完成就开了业，500万做了600万的事。我原来想的是开业以后赚了钱就可以用利润去完成投资，但现实是开业以后没有赚到钱，所以需要大家支持，再追加5万或者10万，来完成这个投资。就我个人来说，我仍然有信心把生意做起来，考虑到年底了，今年一年受疫情影响生意都不景气，大家的手里的钱都紧张，先投个5万，我们把这个年过去再说，只要过年的时候生意好，就能够赚钱。目前我们只要保持每天收入达到1万，就能保本。”

此话一出，胡胖子和花哥也不做声了。

乔乔说：“合伙如同命，哪有生意一开始就能赚好多钱呢，再说开业也才3、4个月时间，根本看不出什么子丑寅卯来。”

秋秋也说：“是的，餐饮生意是要靠守，我那火锅店，开业第一年还是亏本交房租，第二年才开始赚钱，那还是前五六年生意好做的时候，现在这疫情影响，人们手里钱都没有以前活动了，生意是有点不好做，我们要有信心啊。”

秋秋话音刚落，梅姐就说话了：“我要是把这60万放2分利息的高利贷出去，这一年还有10多万的利息呢，你说还得第二年才开始赚钱，这算起来不就是亏了吗？再说，每个月的财务报表做得太专业了，我看不懂，我只看得懂成本和收入的数字，不晓得明细账目，心中没底呀。”

梅姐话音刚落，王美丽就接上话茬：“是啊，每个月的成本，那些数字都是怎么来的，光一份财务报表哪里说得清楚呢。”

两个原本因入股才认识的生人，说话之间一唱一和，让陈娟在心里有几分惊愕。陈娟就坐在她俩对面，正好那天上午公司财务发的工资明细表在手机里，便不假思索地转发给了梅姐：“这个工资明细表你可以先看看，了解一下。”

陈娟的意思是告诉她们，所有财务账目的明细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显然这种态度让梅姐很不舒服。她满脸不高兴地翻看了一下手机，就说马上得走了，怀孕的儿媳妇下班了，她得回家做饭。

梅姐一走，王美丽也不作声了，似乎若有所思。

这个股东会开完，除了乔乔、韦妹和秋秋明确表态会把5万块钱早一点补投，花哥、胡胖子和王美丽都不置可否，8个股东似乎形成了两足鼎立的局面。

第二天一大早，乔乔、韦妹、秋秋、“杨白劳”和伍家平的钱就到了账。伍家平跟陈娟商量，王美丽可能有点困难，因为她和波哥都是在上班拿死工资的人，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她先把这个5万块钱补上。

陈娟说：“正好我们商铺有半年的租金快要到账了，要不先借给她，以后有分红的时候再让她还？”伍家平说那也行，依他跟波哥的关系，这个忙他得帮一下。陈娟就像当初问入股的事情一样，想都没想就给王美丽打了电话，王美丽说：“是有点难，我手里没钱了，香香也不愿意继续投了。”

过了两天，梅姐约陈娟下午有时间私下聊聊。一见面，还没落座，梅姐就说：“哎呀，这两天晚上我都没睡好，别人说我胆子可真大，几十万丢出去，什么事都不管，就那么放心。”落座后，第一句话就是：“要不这样：8个股东，你名下4个，我名下4个，我们共同管理。”

陈娟一时没有明白这话里的意思：“股东协议里不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的话，得要经过其他股东同意。”

梅姐也不接这个话，拿出打印出来的工资表：“这个工资是不是有问题？特别是分摊的公司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是一些什么人在拿工资？”

陈娟让她一个一个问题地提出来，自己一个一个问题地回答。梅姐似懂非懂的样子：“财务报表做得太专业了，能不能就做一个便条式的，比如说工资多少、水电费多少、货款多少、房租多少，不然我总觉得有问题。”然后，又重复了一遍：“要不这样，8个股东，你名下4个，我名下4个，我们共同管理。”

陈娟说：“股东协议里面写的是，由我们公司全权管理，股东有权随时查看财务账目，但是不参与管理。”

梅姐一下子就翻脸了：“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我的60万你就退给我，没钱退就打个欠条，按2分的利息算账！”

陈娟也愤而起身：“写就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一直坐在旁边不作声的两个男人都好言相劝：“有什么话好好说，莫吵。”陈娟转身就走：“你们来管，我们就退出！”

大约过了2个多小时，伍家平才神情凝重地回家：“看来，是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赶紧的，找个代账会计，按照他们的要求，把这个店所有财务数字的来龙去脉公布在群里，并且这个会计一定要让股东去找，最好让梅姐去找。”

陈娟给梅姐发了微信，详尽地说了建议她物色一个合适的代账会计，以解除大家心中疑惑的想法，希望得到她的支持。梅姐没有回复，让胡胖子找到他一个专门做代账会计的远房亲戚，以月资2000的待遇做了新店的代账会计，按照股东的要求，每个月出几份股东们看得懂的财务报表，并且从第一笔费用开始，把前面的账目也如此这般地补起来。

胡胖子和梅姐补投的5万块钱一直没到位，伍家平想到“杨白劳”跟他们关系最近，就侧面打听，他们俩到底是怎么想的。“杨白劳”说：“怎么能这样呢，几十岁的人，都是签了协议的，老伍你放心，我去跟他们说说。”

几天后，胡胖子的5万块钱到账，“杨白劳”给伍家平传话：“花哥说，他的钱放在手边，就等着你给他打电话了。”

伍家平说：“我现在就是再差钱，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投资自愿，这是我的底线。”

陈娟一直在反思那天下午跟梅姐之间的冲突，是不是自己应该站在梅姐的角度去想一想，毕竟60万的投资，哪怕对于生意人，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投资不赚钱，换谁都着急，隔行如隔山，也许让她多了解一下餐饮行业的事情，她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在2021年新年的第一天早上，陈娟给梅姐打了电话，先祝她新年快乐，然后请她这两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公司仓库和办公室来了解一下原材料从采购到入库到进店的程序，了解每个员工的分布情况。

电话那头，梅姐不冷不热地说：“这几天生意很忙，等以后有时间再说。”

梅姐的电话就像他们夫妻俩承诺的那5万块钱一样，直到最后关店解除股东协议，陈娟都没有等到。

面对生意和股东内部的困境，伍家平除了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新店、做好每一天的生意以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即将到来的腊月是餐饮生意旺季，就像所有的餐饮店老板一样，伍家平充满了期待。

7

元旦刚过，石家庄暴发疫情封城。1月11日，武汉疫情防控中心发布消息：石家庄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几天前曾到过武汉，途经汉正街批发市场以及附近车站，并乘坐过2次出租车。一时间，汉正街封街消毒，附近小区封闭管理。从市到区、从区到街道、从街道到社区，层层发布各种防疫措施，强调得最多的就是控制餐饮酒店的人员大规模聚集——虽然没有说必须关门，但是有过2020年的痛，谁又敢轻举妄动呢？

伍家平仿佛又回到了一年前，内心充满了不安和焦虑，预料到春节的生意肯定会大受影响，他甚至想：如果政府真的像去年那样要求关门歇业反而会好一些，对员工、对股东都好交待，最怕开着店门没有客人进来，还得付各种费用。但转念又想：眼看着小年到了，腊月里的生意冷冷清清，又不能关门歇业，万一过年的生意有得做呢？

在这种极度矛盾的状态之中，伍家平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3个老店的员工人数保持正常，新店一半员工放假以减少工资成本，如果到时候新店有的忙，就从老店调人过去顶着。

陈娟说，这样的话，对自家的老店太吃亏了。伍家平说：“没办法，咱自己的店做不好，对自己好交待，大家的店做不好，对股东就不好交待。”

附近几家比较大的酒店过年歇业了，从腊月廿五到正月初六，新店的生意竟比平时好多了。没有人洗碗，陈娟去顶着；没有人传菜，伍家平去顶着，从早到晚完全没有休息；实在忙不过来，就把老店的员工调到新店来帮忙，就这样硬撑着过了年。

最忙几天过去后，伍家平照惯例请老战友华哥和波哥吃年饭，席间王美丽说儿子今年要结婚了。吃完饭送走华哥夫妻俩以后，波哥一定要加陈娟微信，说是单位年底发了2万块钱奖金，他要用微信转账的方式还补资的那5万块钱，今天先转9千。

陈娟把钱退了回去：“这个钱不急着还，等把你儿子结婚的大事完成了再说。”

而王美丽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

正月初七，伍家平、华哥和波哥3家人一起又去了五台山。回来之后，眼看着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在过完年以后又关门了好几家，伍家平竟生出一种兔死狐悲来。

过完正月十五，伍家平动用了他在武汉餐饮界的关系，调整了中餐馆的厨房班子，换了2个主菜师傅，推出了不少新菜品，得到了股东们的一致叫好。随着年前一波疫情的影响慢慢消退，新店的经营状态开始稳定向好。

梅姐和花哥那一直没有补投的5万块钱，成了伍家平的心病，倒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而是会影响到股东们合作的态度。

伍家平有几次请胡胖子、“杨白劳”一起喝酒，胡胖子说花哥和梅姐总是说看不懂财务报表，觉得账目有问题，伍家平说：“还有什么不清楚呢，会计是你们几个人请的，报表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做的，每个月都发在群里，也没见大家提什么意见，就说明都是认可的，他们夫妻俩这样搞到底是为什么呢？”

胡胖子说：“说实话，我也看不懂。”

“杨白劳”说：“我也想不清楚。”

伍家平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让陈娟跟代账的柳会计沟通一下，看怎样才能把报表做到股东们都看得懂。柳会计与陈娟年纪相仿，代着好几家公司的账，说话掷地有声，一接触便知是一位非常有职业道德的人。她很同情地看着陈娟说：“我现在所在的一家废旧物资回收公司，5个股东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的人，我做的报表他们都看得懂。说白了，你们股东说这些横良心的话，都是因为店子没有赚到钱，没有分到红，对你这个承头人不满意。如果赚钱了，就不会有这些不中听的话了。其实你们完全可以不需要我这个代账会计，因为你公司会计的账目，所有成本的来龙去脉已经展示得非常清晰了，我每个月只不过是整合一下数字，再写个经营情况分析罢了。”

一语点醒梦中人。送走柳会计，陈娟内心翻江倒海，风平浪静后，她给柳会计发了一个“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的信息，表达不能言明的感激之情。

菜品调整好了，账目搞清楚了，在“五一”之前，伍家平跟股东们签订了一个追加投资5万的补充协议。股东们签字的时候，伍家平开诚布公地问花哥：“大家都签了，你那5万块钱什么时候到账呢？”

花哥把协议折起来放进口袋里：“我看看再说。”

股东会散了后，伍家平像以往一样在自己的老餐厅里请大家吃饭。乔乔和王美丽都说有事先走了，去的人，席间也没有谁提到花哥那5万块钱的事。快吃完了的时候，其他股东都借故先走，意思是给机会让伍家平跟花哥、梅姐好好沟通。不在私底下以一种讨要的方式去要钱，是伍家平的底线。那顿饭，彼此就在心照不宣的杯盏交错之中，淡薄了往日的情意。

秋秋和程海涛知道伍家平和陈娟郁闷，那天晚上陪他们坐了很久。秋秋说，感觉8个股东好像不知不觉地分成了两派，不是一条心了。

程海涛说：“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投资有钱赚，一个呵呵两个笑，没赚到钱，个个心里都不舒服。”

伍家平最后说了一句：“这个店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最清楚，亏就亏在营业收入都付了装修尾款，我在这件事上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没有完成总投资的情况下开了业，整整差了100万的投资款——我总想着让大家投入最少的钱，自己一个人撑着把事情做好，没想到有这样的人。”

程海涛说：“我说句话你别不喜欢听，花哥这5万块钱不到位，以后你在股东面前说话就没有说服力了，这个店能不能合作下去，最后还是个问号。”

伍家平说：“别说得那么悲观，只要是我有能力撑下去，就一定要撑下去，要对得起大家当初的信任，店子赚了钱，股东们有回报了，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8

然而，紧接着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让伍家平的信心开始动摇了。

有天晚上，花哥夫妻请客买单时，想把消费的两瓶白酒从账单里减下来，说正好他家里有两瓶这样的酒，明天送过来充账就行了。大堂经理表示，打折、退菜的问题都好解决，但店里的烟酒都是供货商签了供货合同的，如假包退换，外面来的酒万一有问题，客人就会投诉，会影响店里的生意，“这是我们伍总十几年前就定下的铁规矩，正是因为我们恪守诚信，我们的生意才能做到今天……”

花哥生气地打断她的话：“那我今天就偏要破你们伍总的规矩！”

大堂经理的声音慢慢就低了下去：“这个单是我经手的，这两瓶酒您今天如果不买单的话，公司财务对店里的要求是营收款必须日清，那么就只有我自己买这个单了。”

梅姐说：“你以为随便是谁就可以换酒的？反正我明天就送两瓶酒过来，我才不管这个单谁买！”

然后，两口子只付了菜单的账，怒气冲冲地走了。

晚上10点钟的时候，大堂经理给伍家平打电话说了这件事。伍家平安慰道：“你是我的员工，你又没做错什么，我怎么能让你买这个单呢？你明天给花总打电话说一下，就说这单我买了，他那两瓶酒也不用送过来了，如果他一定要送过来，你就做个记号，就当他存放在店里的，下次到来再用。”

挂了电话，伍家平就把两瓶酒的钱转给了大堂经理，又嘱咐她：“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也别对花总有什么成见，他来了还是该怎么客气还怎么客气。”然后又嘱咐陈娟：“我们两个人都不要跟花哥和梅姐提这个事，小事情说起来难为情。”

之后，伍家平在请胡胖子和“杨白劳”喝酒的时候，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这件事。胡胖子不屑地说：“花哥是这样的人，就是想摆一下股东的谱儿，他才不管规矩不规矩，他要是讲规矩，那5万块钱早就该到位了。”“杨白劳”直摇头：“也不知道他夫妻俩怎么想的，你说他没见过世面吧，也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人，你说他见过世面吧，尽做些没眼水的事。”

末了，两个人都劝伍家平说算了，钱你都替他付了，就莫怄这个气了。

眼看着五一节和端午节过后，新店的营业收入一天比一天高，老顾客越来越多，客人寄存的酒瓶都摆满了收银台。

一天晚上，花哥请了胡胖子、“杨白劳”还有他的一位朋友在大厅里吃饭，点的菜里有一道家常烧鱼头。酒过三巡，不知是一时兴起，还是蓄意而来，花哥把正在巡堂的营销经理叫过去，很生气地说：“这个鱼头不新鲜，烧得也不到位，你是怎么做事的，还一个月工资1万1，甩饭的？”

营销经理是快40岁的人了，从一个小小的传菜员做起，摸爬滚打做了将近20年的餐饮，阅客无数。可他的有礼有节，在花哥看来纯属狡辩，他借着酒劲，在大厅里扯着嗓门说了不少诸如“你们伍总把店子做得不像样子，还不许人提意见”的话，自顾自说了足足半个小时。营销经理出于礼貌，就那样陪他站着。

胡胖子觉得不妥，想阻止花哥继续说下去：“就算这菜做得真有问题，也是我们股东自己内部关起门来说的事情，没必要在外人面前说家丑。”

花哥提高嗓门喷胡胖子一句：“你晓得个屁！”

“杨白劳”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了，离座下楼，在店外面站着呼吸新鲜空气，胡胖子也跟着出来了。

那是初夏晚上的9点多钟，下着瓢泼大雨，胡胖子站在店子门口打电话给伍家平：“老伍，我和‘杨白劳’请你出来宵个夜。”

伍家平一头雾水，但还是赴了约。

胡胖子和“杨白劳”说了花哥的事儿，一个劲地劝他不要跟花哥一般见识，还是把店里的事管好。胡胖子给伍家平敬了一杯酒：“花哥年纪比你大，你抱个小面开个口，提一下那5万块钱，让他在大家面前有个台阶下，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何必搞僵了。”

伍家平一口抿了这杯酒，只是摇摇头，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不知道说什么，他也不能说什么，他不知道这些往日的朋友此时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

回到家里，他才跟陈娟借酒说话：“老子现在是没钱，老子要是有钱，就把钱甩在花哥面前要他滚蛋了，再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把店子关了，不跟他们玩了，不就是几百万的事！”

第二天，新店的生意一落千丈，晚上9点多钟，营收群里发出来的营收是2723元，历史最低点。伍家平看了一眼，把手机丢在一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几分钟后，王美丽给陈娟发了一个信息：今天中餐厅怎么回事？陈娟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都是花哥闹的”，随后打去电话，将开业以来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王美丽说：“股东的心都是一样的，你作为承头人心态放好，有什么事好好说。”

陈娟刚挂了王美丽的电话，胡胖子的老婆叶子的电话又打了进来，说她家亲戚有七八桌酒席想在店里开，能不能六七百块钱一桌。

陈娟说如果这样的话，店里是要亏本的。叶子不高兴地说：“本来就没有赚到什么钱，都快一年了。”

陈娟顿时觉得愧疚：“是啊，确实是没做好，没让大家赚到钱，我们再努力。”

叶子紧接着就说了：“反正这赚不赚钱、账怎么算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心里清楚。”

陈娟说：“怎么能说是我一个人心里清楚呢？代账会计不是你家亲戚么，每个月都在股东群里发好几份报表，都是按股东看得懂的要求做的……”

眼看着陈娟越说越激动，在一旁的伍家平一把抢过了手机，关掉了通话：“话是越说越多，跟这样的人就不要多说了。”

又过了两天，王美丽一个同事的儿子结婚，有5桌“暖房酒”，也问店里能不能六七百块钱接下来。陈娟一下子就激动地吼起来：“你们又想赚钱分红，自己的亲戚朋友来了又想揩油占便宜，这个店让你们来做，你们就知道有多难……”

放下王美丽的电话，陈娟不禁问自己：这样的生意，还有必要做下去吗？

疫情中的餐馆散伙人 · 下篇

1

7月份快要到了，中餐馆已经开业近1年。最迟开业1年之内付完装修款，是行业内约定俗成的规矩，向伍家平催要各种装修尾款的电话又多了起来。可是店子平时的营业收入只够得上支付经营成本，根本抽不出钱来付尾款。

伍家平3个老店的利润也是微薄，前期垫付了不少催得急的尾款，再也无能为力继续垫付了。他不想去找股东们再说追加投资的事了，因为即便说了，大家也不会再听他的。

于是，伍家平第一次对陈娟说出“关门”两个字。

股东图（编者注）

陈娟一直视乔乔为智囊团，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她听，请她出个主意：“如果最后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有关门了。”

乔乔叹了一口气：“如果就这样关门，我们这些股东损失的只是钱，而你们夫妻俩还投入了那么多时间、精力还有感情。我觉得，如果能够用这个店的营业执照去做一个‘商户贷’，贷20万去付一部分催得急的工程尾款，这个钱由营业收入来还，由股东们共同承担，坚持到生意好起来的那一天……”

陈娟很犹豫：“我是法人，即便是商户贷，也是我的名义，那还是相当于是我的借款。”乔乔说，“不然呢？”

第二天的股东会上，伍家平说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缓解眼前的困境。

花哥说：“如果做‘商户贷’，我只会签字，但绝对不会承认还钱。”

伍家平说：“那么，好，这个办法就否定了。因为店子是大家的，不可能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

梅姐趁机反问一句：“那为什么所有事情都是你说了算呢？”

这次开会，胡胖子的老婆叶子也来了，她提议，伍家平“追加一股”，把店撑下去。

伍家平说：“我跟大家一样投了65万，有人退股时，我又垫付了20万，再后来我自己的3个店已经垫付了20多万周转金。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疫情以后生意不好做了，我再也拿不出钱来了。”

花哥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翻开手里的一个本子说：“我认为这个店之所以生意不好，是因为菜品不接地气，现在都是农家菜受欢迎，价格便宜。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打听做农家菜的厨师班子，建议伍总试试。”

花哥话音刚落，就被“杨白劳”一口否定：“怎么可能换做农家菜，那就等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效果如何。不如在现有的菜品上动些脑筋，我认为菜的出品质量已经是很不错了，就是价格普遍偏高，看怎么变动一下就行。”

其他的人也都说，不能随意改变目前的经营模式，这个会最后也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来。

伍家平说：“如果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撑不下去了，那就只好关门停业。”

此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只有平时跟大家见面不多的韦妹说了一句：“花哥，你看现在店里这么困难，你那5万块钱是不是应该拿出来加把劲？”

可花哥就像没有听见一样起身走了，让韦妹尴尬不已。

第二天，柳会计居然主动联系了陈娟，说要把账目做得更细致一些：“这对你作为承头人是一种保护，对股东也是一个交代。不然的话，那些人要是横了良心，到时候，光靠你一张嘴是说不清楚的。”——很显然，花哥私下找过她说了些什么。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花哥联同胡胖子、“杨白劳”，甚至还有王美丽和乔乔，就已经在计划怎么把伍家平这个承头人炒掉了。

7月下旬，秋秋跟陈娟说了一件事：昨天下午，梅姐和叶子一起到她店里，说是同为股东，为店里的事挺着急的，想一起聊聊，她们是做餐饮的外行，但总觉得账目有问题。

当时店里只有程海涛在，一听就明白她俩这是在背地里鼓动股东们一起反水。程海涛估计，除了韦妹远在H州她们没法去找，他这里可能已经是她们的“最后一站”了。程海涛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周旋，半小时后，俩人自觉没趣地走了。

程海涛不忍心直接跟伍家平说，就让秋秋告诉陈娟，说让平哥把店关了吧，“朋友合作图什么？除了赚钱，还要图在一起开心”。

秋秋不死心，加了梅姐的微信，推心置腹地给她讲，自己当年如何在伍家平的帮助下，从餐饮门外汉做到现在小城火锅店的翘楚，安慰梅姐要有信心，说疫情过后餐饮业确实不如以前赚钱，大家得一起努力撑着，8年的房租合同来日方长。

可一番热情似火的话，竟没得到梅姐一个字的回复，气得秋秋第二天就拉黑了她：“这充分说明昨天她就是来离间我们的，算了，让平哥把这个店关了吧，亏钱我也不怪你们，就像赌博一样，愿赌服输。”

2

陈娟和伍家平夫妻俩一晚上没睡着，反反复复地商量这个店关了以后的事宜。

伍家平说：“我是承头人，事情没做好，责任在我，经营亏损和尾款的七八十万我们来承担，也是对股东的交代。至于投资款，关门以后肯定要转让，到时候转让多少，就按投资比例退给大家多少。总而言之是投资失败，亏钱了。”

除了梅姐和花哥，伍家平私底下分别跟股东说了想在8月1日这一天关门，由自己一个人来承担亏损的货款和装修工程尾款。胡胖子对伍家平说：“你不想当承头人，有人想当，关门的时间，你就缓个几天吧，看大家有什么想法。”伍家平同意了。

2021年8月2日，武汉又出现疫情，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又变得冷清起来，几乎所有餐饮店的生意又降至冰点。

恰好那几天柳会计把账都做出来了，伍家平以此为契机通知股东们开会：“不管多忙都要来，柳会计会给大家详细地讲解怎样读懂财务报表，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8月5日的会，成了人到得最齐的一个会。

一开始，柳会计就把从第一笔费用开始的账目，一五一十地讲解给大家听。临走之前，她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股东，这个店的账目是没有问题的，赚在哪里，亏在哪里，大家通过报表应该都看得清楚明白了。”

那一刻，会场很安静。

但安静很快被梅姐的话打破：“是的，账目是没问题，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公布出来呢，到现在才公布，我当然要怀疑你们账目有问题了。店里的经营管理，你们哪一点听过大家的意见？”

陈娟一时怒发冲冠：“每个月你在群里没看到财务报表吗？哪一点没听你的？你说股东要8折，后来8折了，你说不要每一桌都摆湿毛巾，客人有需要才摆，第二天就撤了；你说味碟没有花生米，第二天就有了，还有什么没听你的？”

梅姐的声音更尖锐了：“要不是听了我的话，这店早就关门了。”

这是陈娟跟梅姐之间最后一次对话。从那以后，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不管梅姐说任何话，陈娟都不接她的话，不看她的脸，陈娟觉得跟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表白再多，都是不值得。

那一天男人们都很冷静克制。伍家平说还不知道这一波疫情最后会是一个什么状况，现在必须关门，不然的话就是继续亏损下去，关门以后必须马上在大门上贴出“停业转让”的字条。

花哥说：“不用那么急着转让，就写‘配合防疫，关门歇业’，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伍家平说那也行，随即在现场拟定了一份“经股东同意于8月8日关门歇业，前期所有亏损和装修尾款由伍家平承担”的补充协议书，所有股东签字画押。

8月7号成了新店开门营业的最后一天，离开业周年还差5天。这天下午，胡胖子在股东群里吆喝：“今天最后一天，晚上我请各位股东在店里吃最后一餐饭，算是一个纪念。”

晚上到场的只有花哥、胡胖子、“杨白劳”、程海涛和伍家平5个人。酒喝到一半，胡胖子借着酒劲，当着其他4个人的面在群里又吆喝起来：“各位股东，我来接这个盘，我宣布从明天开始，这个店所有的事情由我来负责，同意的人，股份还是原样放在这里算数，不同意的人，那65万就没有了，大家同不同意，现在就表个态……”

程海涛当场就在酒桌上表态：“胡总，你来接这个盘我没意见，但是这个店是大家的共同资产，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首先要跟大家说出你具体的运作方案出来。”

唯一一个在群里表态的是梅姐，她发出的是很开心的语言：“好啊，胡总，我们挺你！”

王美丽则立马给陈娟发来了私信：“我只认定我的投资是在你那里，我只找你，我不相信胡胖子。”

陈娟安慰她：“只要这个店有人接手能够做下去，你的股份放在里面又未尝不可。”

王美丽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把我的钱都退给我，我不想继续这个投资了。”

乔乔在群里对花哥隔空喊话：“花总，要是胡总准备接盘的话，你那5万块钱可得拿出来凑个本啊。”

梅姐和花哥没有应声，其他的人也没有应声。

第二天，餐馆关门停业。一个从开业一直在的领班，边打包餐具边抹眼泪，对陈娟说：“做得好好的店，关了多可惜。”

陈娟删了梅姐、叶子和王美丽的微信，她害怕自己有时控制不住情绪，会找谁再争论什么。在删王美丽的微信前，她发了最后一条微信：“姐姐，相信我，我们是一起拜过菩萨的人。”

3

转眼到了8月15日，所有店发工资的日子。伍家平把3个老店的工资延迟发放，让已经关门的新店员工按时领到工资。

事情过去很久以后，再见到新店的厨师长时，他才告诉陈娟，胡胖子在关门第二天就给他打了电话，说以高500元的待遇继续聘请他，他以伍家平已经给他安排好去处为借口回绝了。

所以就有了几天后的又一次股东会——胡胖子要求大家来讨论善后问题。

这次的会来了很多不是签字股东的人，显然是响应了梅姐的号召，叶子、王美丽股份里的香香、胡胖子股份里的小姨子，都一副兴师问罪的气势。只有在H州的韦妹因疫情没能成行。

胡胖子开场白就是反悔：“我也想过了，我不能负什么责，我又没有收大家的钱，我能负什么责呢，这个问题还是得老伍来解决。”

花哥接着说：“把那个大门上那几个字换成‘关门转让’吧。”

梅姐不给伍家平说话的机会：“不要以为关了门就万事大吉，也不要以为你一家承担了所有的亏损就没事了，我们这些股东的血汗钱不能就这样不见了。”

伍家平说：“已经说好了，等转让，转让多少，大家就按投股份清算。”

梅姐又开始拿账目有问题说事，伍家平说：“上次开会，柳会计已经把账目都讲解清楚了，你不是也亲口承认没问题吗？你要是实在觉得有问题，可以请审计公司过来审计，我们全程配合。”

梅姐说：“要请审计公司，你请，我才不请，你不请就证明账目有问题。”

伍家平说：“梅姐，说话要讲良心，要讲事实，不要瞎说。”

梅姐跳将起来：“你有良心吗？把我们大家的钱骗去开店，你自己一分钱不出，你这是空手套白狼啊。”

这话让陈娟直听得目瞪口呆，如坠冰窟。

乔乔以前每一次都以“投资有风险”来劝告大家不要太过指责伍家平，这一次也义正辞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我们这个店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个就是停车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要是写在租赁合同里面，也不至于到后来因为停车难，而影响我们的生意。”她没有直接指责伍家平什么，但也间接地说：你承担了所有的亏损和工程尾款，远远是不够的，因为你的租赁合同没签好，给大家的投资造成了损失。

花哥说：“那几百万到底是怎么样用掉的，大家都不晓得，一人为私，二人为公，你们大权独揽，不接受大家共同管理。”

陈娟说：“要不这样吧，我这就去把开店所有的合同复印一份，大家看过就了解了。”

伍家平提醒陈娟：“从现在起，你我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一名股东监督，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然后又对“杨白劳”说：“杨总，麻烦你一起去复印合同吧，别让她做什么手脚，免得梅姐又说有问题。”

陈娟一本一本地将合同递给复印的小姑娘，伍家平在签合同时候与对方锱铢必较、装修施工时不分日夜地守在现场的情形，都历历在目。她甚至想：也许股东们看到这林林总总的合同，就会体会当初他们的辛苦，就不再那么咄咄逼人吧？

就在这当口，还在继续开的股东会上，王美丽突然眼泪汪汪地对伍家平说：“陈娟把我的微信好友删了，已经不把我当朋友了，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没有感情。”香香及时地接上了王美丽的话：“我的钱是怎么在你这里没有了的，我肯定要搞清楚，不搞清楚不罢休。”

“杨白劳”和陈娟回到现场的时候，香香一把抢过沉甸甸的文件袋。梅姐依然坐在那里不依不饶地数落，说当初陈娟是如何到她家里鼓动她入股，后来闹翻了是如何答应她要写欠条，她是如何后悔不应该相信陈娟的话，等等。等梅姐说完了，叶子接着说，就怪胡胖子好酒贪杯，被伍家平这么多年的酒肉迷住了心窍，最后被骗去了这么多钱。

伍家平和陈娟听着这些话，冷冷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些莫须有的话，已经让他们愤怒地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梅姐最后说：“只要我的钱一天没有说法，这会就得天天开。”

这一天的中午格外闷热。伍家平和程海涛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没有滋味的饭。饭后秋秋一定要让程海涛开车，4个人一起出去转转：“我怕平哥太难过，出去转转好受点。”

他们去了离家1个多小时车程的一座无名山。山不高，却也是峰回路转。车至中途，突然下起暴雨。想要避雨时，路边竟有一座寺庙。于是，车停在路边，人进到了庙里。

寺庙虽小，看上去却香火很旺，一位老者正在给佛前的香炉上香，对这几个不期而至的人说，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炷香了。

再出庙门，雨已经停了。站在庙门前的亭台上，只见没被乌云遮住的天空竟然是湛蓝湛蓝的，一大片乌云背后，太阳冲破层层雾障，放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陈娟相信那就是一道佛光，在向她开示：人间有光，值得重新去爱。

4

伍家平想要“诚觉世事皆可原谅”，而花哥他们却不肯原谅他。

次日一早，花哥就打电话给他：“我们几个人想到你公司去看看财务的账目，顺便把装修合同的事情问个清楚。”

陈娟预感不祥，跟着伍家平一起来到公司。只见花哥带着梅姐、叶子、王美丽和香香4个女人，齐刷刷地坐等在会议室里。花哥对伍家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求现在就把所有的账封了，以防你们再做假账。”

伍家平回答说：“你作为股东，有权这样做，但是如果以后要开封查账，必须有相应的法律程序。如果最后查账的结果没有问题，你要为你刚才的话负责任，不然我可以告你造谣诬陷。”

陈娟让公司会计把店里所有账目都按月打包封好。梅姐从随身的背包里面拿出胶带和剪刀，显然是早就做好了安排。

香香把手里的装修合同复印件摆在伍家平面前：“伍总，你认为这290万的合同这样签，正规吗？没有施工图，没有施工预算，没有材料明细，没有装修公司资质？今天我们来不为别的，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伍家平耐心地做解释：“这个装修公司是个人的，说是公司，其实是没有公司资质的。但是我自己的3个店都是由他们装修，所有的合同都是这样签的，都是这样一边装修一边出图纸一边做修改，直到装修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伍家平此话一出，除了王美丽一言不发，另外3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起来：“你自己的店怎么装修我们不管，这是我们大家的店，怎么能像你说的这样搞呢”，“谁知道你这当中有多少猫腻呢”，“这样肯定不行，一定得找到这个搞装修的人，要他拿一个正规的装修合同出来”。

香香摆出了打官司高手的架势：“你现在就带我们去找这个搞装修的人，我要看他的公司资质和执照，否则的话，就告他偷税漏税，搞得他倾家荡产。”

伍家平只好给王工打电话说明了情况，问能不能带他们过去找他。王工答应可以，然后说了个地址。

叶子打电话让胡胖子开车过来，一起去找王工看装修合同。胡胖子来了后，对伍家平说：“今天你就坐我的车，你不能开车。”伍家平问为什么，胡胖子说：“说不能，就不能。”伍家平说：“我有车，为什么要坐你的车，今天我就要开自己的车。”

胡胖子炸着嗓门说：“说你不能开，你就不能开！”伍家平径直坐进自己的车里，陈娟跟着上了车，胡胖子奈他不何，很气愤地提高声音说：“你这头犟驴，你吃的就是这犟脾气的亏！”

梅姐见此情形，让花哥回家去了，自己拉着叶子一起上了伍家平的车。一路上从两个女人的对话中，陈娟得知梅姐的儿媳妇昨天在医院生了一个大胖孙子，梅姐说：“人还是要做好事，我这可是好人有好报。”

到了约定地点，王工已经在路边等着。4个女人一下就涌上前去，围着王工恶语相向：“你跟伍家平到底什么关系，没有公司资质还敢接两三百万的工程？”“你要是敢说你跟伍家平之间没有猫腻，我们就告你偷税！”……

王工做人就像他做的工程一样讲究：“人说话做事都得要有良心，我不能因为怕你们怎么样我就害老伍。我实话实说就是，老伍和我之间的合作，各自都是凭良心的，所以没有那么多白纸黑字的东西，人要是没有了良心，白纸黑字又怎么样呢。”

香香听闻此言，恼羞成怒地就上前推搡王工，被陈娟一把拉住。

王工冷静了几分钟，心平气和地说：“各位股东如果对这个店的装修造价有什么异议的话，可以请审计局专门审议工程造价的部门去审计，按最后审核价格的10‰收付费用，就什么疑问都解开了。”

几个人不依不饶，香香甚至拿出了纸和笔，要王工写保证书。王工一口拒绝：“你们要是再这样闹，我就要报警了。”

胡胖子见此情形，就像总指挥一样挥了挥手：“算了，姐姐们，先回去，以后有事再来找他，他跑不了的。”然后煞有其事地给王工的车拍了照，对王工说：“要是老伍那边没有给我们满意的答复，我们还是要找你的，就告你偷税漏税。”

回程的路上，梅姐和叶子仍旧坐的是伍家平的车，要求“还是回到你公司的会议室去，不把事情说清楚不回家”。陈娟坐在副驾上，心酸地看着一直沉默的丈夫，心中万分悔恨：是自己太过天真的决定，给他招来了这样一群人。

天气闷热，满天乌云。一路上，与这些昔日朋友的往事，在陈娟的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当年陈娟儿子高考，那时自家还没有车，胡胖子主动提出送考，考完了又去把一家人接回来；梅姐的儿子快30岁了还没对象，陈娟就像为自己儿子找媳妇一样上心，从来不喜欢八卦的她遇到熟人就托付，最后还真的介绍了一个女孩子，交往一两个月后虽然没结果，梅姐也是感激不尽；王美丽在陈娟心里，曾是闺蜜一样的存在，她总是平和面对一切世故的样子，让陈娟的天真显得很有安全感……

这一路如同在押犯人的归途，回到公司会议室，所有人都被打回原形。几个人仍然喋喋不休地指责。梅姐说，要么你们再拿60万出来，由我们来操盘，你们只配合一下；香香说，要么你们就把我们3家的钱都退给我们，其他的人怎么样我们不管；叶子和王美丽则时不时地冒出一两句“今天不解决问题就不回家”。

已是午餐时间，胡胖子说他回家吃饭去了，走时对伍家平撂下话：“你今天就答应这几个婆娘的要求就没事了，不然没完。”伍家平和陈娟这才明白，原来她们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她们投资的钱不能少。

伍家平说：“大家放心，不管最后结果怎样，我肯定会对大家有个交代，但是我不会只跟你们3家谈，也不可能私底下答应你们什么，我要跟我面对的7个股东一起，共同商量解决。”

下午四五点钟，天下起了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晚上9点，花哥给几个人送来了宵夜的点心，一进门便剥了一个香蕉递到梅姐手里。梅姐轻浮得意地说：“伍总，莫客气，来，吃个香蕉。”

陈娟忍无可忍地爆发了：“他可是每天早晚得吃两颗降压药的人，这一天都没吃饭了，你们这是要把他逼死吗？总得让他回家吃点东西吧？”说完，挽着丈夫就出了会议室的门。说这句话之时，她已经打定主意，如果有谁要是阻拦他们回家，她一定要跟谁拼个你死我活。

身后无声无息。后来公司办公室的房东说，那天他们走后不到半个小时，那几个人也走了，是房东过去关了会议室的灯，锁了大门。

5

一夜无眠后，陈娟伤心地对伍家平说：“这几个人里面，任何人这样闹，我都可以想得通，唯独王美丽这样我想不通，波哥跟你是穿破裆裤长大的发小，一起当兵的好战友，一起单位上班的老同事，她跟你是几十年的老同学，我们两家人是一起拜过菩萨的人。”

“莫怪她，她也是没办法，是被那个香香捆绑胁迫了。”

第二天早上，伍家平照常去了公司办公室。本该是餐饮最旺季的8月，因为绵延不绝的疫情，成了最淡季，原本准备用盈利来付拖欠几个月货款的计划落空了，这令他心急如焚。

陈娟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是疼痛的，她想好好睡一觉，却接到王美丽的电话：“你在家吗，我想到你家里来坐坐。”

陈娟说：“你一个人来可以，但如果是跟香香一起，就别来，我儿子今天轮休在家，孩子是我的底线，你别碰。”

王美丽说那好，你到我家里来吧。

伍家平说：“我们一起过去，我得跟王美丽好好聊聊，毕竟她跟她们不一样，我们之间还有一个波哥，老战友的感情还是要顾及。”

陈娟还是买了一大兜水果。在去王美丽家的路上，王工的电话打了过来：“老伍啊，昨天那几个女的就是扯歪皮，就是逼你兜底给钱她们。你们就折财免灾，早点跟她们了断为好。”顿了又顿，又说：“我就怕如果那几个女的急疯了，真的会去告我偷税漏税，那我就完了，这几年就白干了，本来这疫情闹得投资做店的人就少了，这两年没接到什么工程……”

伍家平打断了他的话：“你放心，我会处理好，不会牵连到你的。”

等伍家平夫妻俩一进门，王美丽就指着歪在沙发上的香香说：“自从店子关了门，她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我家来，待到晚上10点才回去。厂里一直在搞疫情封闭管理，轮班上岗，正好这段时间是轮到我们俩休息。每天都是这样，就是怪我不该拉她入股，找我要钱。”

香香一张马脸苍白浮肿，整个人看上去有气无力，说起话来却十分亢奋，最后意思只有一个：“伍总，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哪怕店子转让不出去，成了一堆垃圾，你至少也得还50万给我们。”

香香罗列自己孤儿寡母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娶了儿媳妇，儿媳妇又花钱大手大脚，天天在逛街买东西，她娘儿俩的工资养个女人都不够，等等。

伍家平从头到尾都没有看香香一眼，也不接她的话，他只是对着王美丽说：“我今天到你家里来，是看在波哥的份上，如果说以后我答应你什么，那也一定是看在波哥的份上。”

王美丽反诘：“你肯定不想跟他恩断义绝吧？”

香香自说自话：“伍总，还有一个问题你没意识到，我们也可以说，你这根本不是股份合作，你这搞的是非法集资，我们可以去告你的，就算有协议又怎么样呢。”

陈娟听闻此言，只觉热血上涌，心里堵得慌，她只想早点离开这里，便起身对王美丽说：“你的话，我们回去考虑一下吧。”

王美丽把两个人送到电梯口，居然又是眼泪汪汪的：“我这真是没办法，她天天这样睡在我家里，就是要钱。”

这眼泪，竟让陈娟蓦地生出愧疚，觉得自己是真的害了王美丽，所以当伍家平艰难地说“要不就答应这两个人给她们40万？”时，她艰难地点了点头。

伍家平说：“但是这个事，我要当着波哥的面谈。”

除了把伍家平想要找股东开店的消息告诉给王美丽，波哥从头到尾没有参与这件事，他们家所有大大小小的事，都是王美丽一手操持，了解他们两口子的人都说波哥享老婆的福，这个家多亏了王美丽的聪明能干。

过了两天，波哥和王美丽如约到了伍家平家里。伍家平面对老战友，尽量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一五一十地说明了做不下去的原因。波哥表示理解：“还是怪这疫情，一波接一波。”王美丽却说：“不管前因后果，你得让我对香香有个交代，不然我的日子没法过。”

伍家平望着波哥说：“不管后来转让的结果怎么样，我只能答应40万，我借给你的那5万，也就算了，算是我对你这老战友有个交代。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今天的事，只能我们4个人知道。”

波哥望着王美丽，一言不发。王美丽则说：“那我回头要跟香香商量一下再说。”陈娟天真地对王美丽说：“你与香香的情份，跟波哥与伍家平的情份，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只怕香香死，不要伍家平活吧？”王美丽不答话了。

走的时候，波哥拍了拍伍家平的肩膀：“哥们，放宽心，我这事，你从现在开始，就不要放在你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很久后，陈娟才从另外一个朋友那里了解到香香情况——这是一个爱钱如命的女人，丈夫是开出租车的，每个月不管收入多少，都要固定上交钱款。她丈夫在收入不济的情形下用信用卡套现，又在网上赌球，想一夜暴富，结果恶性循环，熬到2020年武汉疫情解封后，终于熬不过去，两个人就离了婚，背走了所有债务。在离婚后一个冬日深夜，他在高速公路上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出事前曾发信息给朋友说：“今天就不想活了。”

6

所有人接下来的共同的愿望，就是中餐馆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花哥说：“开业不到1年，再怎么不值钱，也能够转个半价吧？”

中介阳阳过来看了后，说：“伍总，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今年这疫情反复，武汉市内最近关门转让的餐饮店铺太多了，价格是我做这行以来最低迷的时候。如果现在有人肯出140到150万的价，你就赶紧转了。现在这行情，就算有人愿意投资，也都是2、300平米的小店。”

伍家平问阳阳能不能帮个忙：“明天我把股东都召集过来，也麻烦你过来，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再给大家说一遍。”

隔天，当阳阳对股东们说出同样的话的时候，众人大失所望，面面相觑。阳阳说：“我说的价格，还得是你们运气好，我前几天结的那个单子，别人是200多平米两百万的装修，最后15万转的。现在疫情不稳定，人们都不肯做太大的投资。”

各自回家之后，王美丽第一个给伍家平打了电话：“不管怎么样，你不要忘记答应我的事情。”

第二个电话是胡胖子打来的：“老伍，你也晓得，我那65万当中有40万是我小姨子的。我也不要多，你要是不怕我家叶子闹到你家去，你就给我50万。”

第三个电话是花哥打的：“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你总得想办法解决一下，谁的钱都不是大水淌来的。”

“杨白劳”和乔乔一直保持沉默，只有秋秋和韦妹安慰伍家平不要着急，总会转让出去的。

偶尔接到问价的电话，开出的转让费一次比一次低，让伍家平的心慢慢地凉了。当有人出到50万的时候，他差点就同意，但又不甘心地拒绝了。

餐馆关门1个月了，转让的事毫无眉目，伍家平心里明白，按照餐饮行业的规律，国庆节之前如果不能转让出去，今年就很难了。房东卢老板并没有因为餐馆关了门就不收房租，只同意在转让期间收一半的租金。

伍家平觉得再也不能这样拖下去了，他必须就像王工说的那样：兜个底，早点做了断。程海涛给他出主意：“你得摸摸那些人的底，看他们到底要想多少钱，要不就让那个阳阳带人过来做个‘笼子’，看开个什么样的价，最好是100万左右，让那些人别想要得太多。”程海涛总是用“那些人”来指代除了秋秋和韦妹以外的股东，以表示他们跟“那些人”的不同。

阳阳接到伍家平的电话，第二天就带了她的一个同事，扮作想接手的客户。伍家平通知股东们都过来，阳阳的同事煞有介事地到现场转了一圈，说了一大堆空调不值钱、桌椅板凳不值钱、装修不值钱的话，最后开价120万：“各位老板商量一下，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再坐下来谈。”

伍家平借着送阳阳她们走的机会离开了现场，让程海涛坐下来跟大家聊。花哥说，他们几个人其实早就商量好了，不管最后转让多少钱，伍家平得拿300万出来兜底，他们才同意。

伍家平听了后，一口恶气直冲胸口：“他们如果非要这样的话，那就算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过了两天，秋秋一大早跟陈娟说：“我家海涛这几天为你们急得睡不着觉，他昨晚上跟我说，他要打入到敌人内部去，探探他们的底。”

陈娟难得笑了起来：“那就这么办呗，不过要注意安全。”

伍家平就再次召集“那些人”开会，商量转让到底该怎么搞。这次到场的只有花哥和胡胖子，话说到一半，伍家平再次找借口提前离开，让程海涛跟他们待着。

程海涛带给伍家平的消息是：“花哥说如果（你出）180万的话，大家应该就可以接受的。”伍家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180万就180万吧，我只想早点跟那些人了断，不想过这样每天焦虑的日子了。”

伍家平对程海涛说：“你也把我的话带给他们，180万兜底可以，但是必须再签一个解除股东协议的协议，必须确认账目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亏钱，但是不能被他们坏了名声。”

7

2021年9月初，伍家平召集连同自己在内的8个股东，在公司会议室里开了最后一次会，商议最后的股权清算方案。

陈娟作为在《股东协议书》上签字的甲方，主动要求不去参加这个会，她怕自己到时候面对“那些人”的丑态，会忍不住咆哮。她也让秋秋不要去：“我也怕你到时候会跟他们吵起来，被他们绕进去了，你平哥就不好办了。”

秋秋难过地说：“我听你的。”转身又嘱咐程海涛：“你今天可一定要长个心眼，保护好平哥。”

会上，先是乔乔将了伍家平一军：“既然你作为承头人兜底，那么这180万就不能按8股，而应该只按7股分，你不能参加分这个钱。”这也是乔乔的高明之处：得罪一个人，不如讨好多数人，同时自己也有利。

伍家平忽然就想笑：“不就是22万多一点嘛，摊到7个人头上多了2、3万嘛？”他只想早点结束这场所谓合作，便点了头。

“那些人”如释重负。花哥紧接着又抛出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钱，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呢，不可能说是一年两年吧。”

伍家平说：“你总得给我一些时间吧，我就算卖房子，也得有个过程吧。”

这时，从来不说话的“杨白劳”说话了：“半年给钱就是200万，3个月给钱就是180万。”

伍家平与他对视良久，“杨白劳”先移开了视线：“还有3个月就要过年了，你总得让

大家过个安心的年吧。”

伍家平也点了点头：“那就12月31号以前吧。”

只有王美丽和程海涛没说话。早已经跟伍家平私下达成协定的王美丽生怕露了馅儿，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说了一句：“这样算来算去，我们大家每个人也都亏了40万。”

伍家平说：“我一个人亏的是320万还不止。”

胡胖子冷不丁冒出来一句：“其实你根本就是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你是想空手套白狼。”

伍家平就当没听见这话，他不想让自己又被绕进去了。

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伍家平说：“大家先回去吃饭，我把刚才商量好的内容写个协议出来，下午2点钟大家准时过来签字，争取今天做个了结。”

陈娟和秋秋上午已经到公证处咨询了解除股东协议的事宜，让里面的公证员帮忙起草了一份《解除股权协议书》。伍家平自己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双方确定合作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账目准确无误，均无异议。”

结果下午1点半钟的时候，胡胖子给伍家平打了个电话：“我找了一个大老板，人家愿意180万接手，你赶紧让人过来把门打开，我带人家过来看看。”伍家平赶紧让守夜的老师傅过去开了门，程海涛则说：“没那么简单的事，那些人又在搞什么套路，你要小心。”

4个人先到了会议室，一直等到3点钟，剩下的人还没有到。王美丽说是在厂里上班，马上请假过来；乔乔说是家里来客人了，等一会儿就到；杨白劳说他和花哥还有胡胖子3个人，正带着想要接手的大老板“李总”看现场呢。

大约3点半钟，人陆陆续续地到了。陈娟把股权清算金额是空白的协议书分发给大家，最后一件事就是确定7个人怎样分这180万块钱。

乔乔和胡胖子说，应该把花哥以外的6个人补投的30万（每家5万）块钱先提出来，剩下的150万再7个人平均分。花哥说，如果这样算，自己就吃亏了，不同意，他认为应该按“6个65万”和“1个60万”的占股百分比来算。胡胖子说，如果按花哥说这样算，那么他们6个人的5万块钱就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更吃亏了。

花哥说：“如果你们认为这样算吃亏了，你们就找伍家平要这5万块钱去。”

这时乔乔说：“伍总，你来说这个钱怎么分才是合理，钱是你出的，你来分。”

伍家平说：“这是你们7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不参与。”

几个人一边各自拿着手机算账，一边不依不饶地争吵着。程海涛实在看不下去，说出了他认为正确合理的算法——按照花哥说的，按占股比例来算，算计的结果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2位数。相对于乔乔和胡胖子的算法，花哥多分了1万多块钱。占了便宜的花哥不再作声，其他的人虽心有不满，但是也急于把事情定下来，不想再争下去。

这时，乔乔偷偷给陈娟发了一条信息：“我来将你一军，要求现金，胡胖子说他们要找人接手，我担心出什么幺蛾子，到时候钱到不了你手上，你就不好办了。”

陈娟不知道乔乔到底是什么意思，只回了一个“好”字。

一向柔声细语的乔乔用前所未有的大着嗓门说：“伍总，我年底要装修房子，你这钱可得早一点转给我啊，我要现金。”

伍家平并不理会她这些话，有了这份注明“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书在手，他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了。

这时，没有到场、说是在家抱孙子的梅姐在群里闹开了，连发了10几条语音信息，说大家都上了伍家平的当了，伍家平把600万投资的店子180万收购回去，今天大家签了字，明天伍家平一定会去开门做他的生意。

见无人接话，梅姐直接喊话陈娟：“我给你把话摞在这儿了，你要是把我们的店拿过去继续赚你的钱，老娘是不会同意的，老娘要天天去闹，闹到你关门为止！”

陈娟慢慢地把所有的人都移出了群，就像她早就把他们移出了她的心里。她只觉得这一切像是一场噩梦，她要早一点掐断这个时间。

事后，伍家平请秋秋夫妻俩在自己的店里吃晚饭，以表达谢意。秋秋显得比他们夫妻俩更难过，陈娟安慰她说：“你应该恭喜我们。”

席间，乔乔打电话给陈娟，说她和王美丽、香香、胡胖子以及花哥，刚刚一起吃完饭出来，胡胖子说他和花哥还有“杨白劳”3个人加上今天去看现场的李总，要把店子接过去做，伍家平答应给大家的钱由他们来出。乔乔说，胡胖子在饭桌上说：“各位放心，12月31号，我会把钱打到各位账上。”

乔乔对陈娟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他们把180万给你，你才能把店子交给他们，不然千万不能同意，到时候店子在他们手上，大家却找你要钱，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又说王美丽和香香也不愿意由胡胖子他们来给这个钱：“说白了就是，我和王美丽不相信胡胖子他们，只相信你们夫妻俩。”

此时的陈娟已然看透了其中的把戏——她倒是希望胡胖子真能接这个盘，这样伍家平和自己就不用拿着180万“兜底”了。当然，她知道他们着急说要接手，无非是不想让伍家平拣了大家的“便宜”把店子继续开下去，所以他们要接手；而乔乔和王美丽以及香香，之所以又反过来“点拨”陈娟，无非是怕胡胖子最后给不了钱……

陈娟在乔乔的十几条语音信息后面，只回了一个字：哦。

8

伍家平心灰意冷，跟陈娟提出把自家的老中餐厅也关掉算了：“不想再操心了，中餐厅成本太高，做得太累，只留两个连锁西餐厅，好歹有‘总部’关照，慢慢赚，慢慢还债。”

他接下来就是琢磨怎样在3个月之内借到100多万，去把“那些人”打发了。韦妹和秋秋都说她们不要这个钱，拿了这个钱会良心不安的。陈娟说：“这个钱肯定是要给你们，但是请宽容一两年，让我把眼前的急账应付过去。”

然而，几天之后，伍家平给陈娟看了王美丽发来的信息：“限你一个星期之内付清40万，否则就要50万，如果再拖，谨防又生事端。”

陈娟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把气撒在伍家平身上：“你还说她是被香香捆绑的，其实她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她是怕你欠债太多，到时候给不起，要先下手为强！”

陈娟只能跟自己的大舅舅开口——大舅舅手里有不少的钱在做高息的民间借贷，前几年开店，陈娟也找大舅舅借过几次钱，大舅舅都是按银行利息借给她的，这让大舅妈很是不高兴。这一次陈娟主动给大舅妈打电话，提出按照比银行利息稍高的利息，大舅妈爽快地答应了。

陈娟顺便说：“可能到年底的时候，也得借个大几十万周转一下。”大舅妈说年底的钱得到腊月廿六那天才有，她在恒大基金里面的100多万那天到期。

伍家平听罢，双手合十，直念“阿弥陀佛”，又摸摸胸口说：“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10月2号，伍家平按计划关掉了老中餐厅。他原本是想把这个店好好地撑下去，留住了自己做中餐的根。但是现在他什么都不想了，只想一心赚钱还债。关店半个月以后，这家4年前投资了200万做起来的店，所有装修设备以及用品以7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专门收购酒店用品的人，最后将店铺还给了房东。

陈娟并不心疼，她觉得与那个新店比起来，这间老店帮她赚了钱，她所投入的时间、金钱、感情都有所值。

10月15号，陈娟大舅舅的40万块钱到账后，伍家平想着王美丽比其他股东多要的那15万块钱，应当转给波哥的银行卡，一来防止转账信息被其他人看到，二来表明他是看在与波哥的情分上，才同意多给了这些钱，就让陈娟给王美丽打个电话说一下。

陈娟于是打电话给王美丽：“等一下就把40万块钱转给你，你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啊，真是好难……”

王美丽怒气冲冲地打断她的话：“怎么着，你还以为多给我这点钱，就好像给我多大的恩赐似的？”

陈娟挂了电话，伍家平给波哥打电话说明情况，波哥一口答应，连说：“不容易，你太不容易了。”但王美丽最后终究不肯给波哥的银行卡号，而是给了她自己另一张银行卡的号码。

陈娟把两次转账的手机银行截图发给了波哥，说了一句：“对不住。”

波哥没有回话。

一个多月以后的傍晚，伍家平和陈娟散步的时候，与王美丽不期而遇。陈娟装作接电话走到一边，只听见王美丽大模大样地问伍家平：“昨天胡胖子还在问我，眼看这时间快到了，怎么还不见你转钱。”

伍家平说：“还没有到时间，我还在到处想办法借钱呢。”

王美丽又说：“听说那个店现在如果转让出去的话，房东要的租金只有原来的一半，那我们以前，房租为什么那么高？”

伍家平回答：“卢老板也是没办法，这疫情总在闹，店铺也不好出租，只好退一步。”

陈娟顿时就觉得，王美丽那两次在她面前掉的眼泪真是一文不值。

在程海涛的说和之下，卢老板最后同意到12月份终止租赁合同，也就是说，伍家平再也不用交租金了，卢老板也可以将他的二楼重新招租，如果新的租户用不着中餐馆的装修，按照合同，伍家平必须无条件撤除或放弃所有的装修价值。他悲哀地感觉到：也许，这个店最后的命运也是像那个老中餐厅一样，当废品让人收购去了。

12月31号的期限快要到了，大舅舅许诺借的钱一时到不了位，便跟陈娟说：“要不你先找别人借着应个急，我的钱腊月廿六一到账，就转给你。”陈娟又去找自己的堂姐和表哥借钱，远远不够。

伍家平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伤感地说：“只怪我没用，借不到钱。”他对陈娟说：“如果实在不行，我去跟‘杨白劳’和乔乔说说，看能不能缓一缓，这两个人还好，从来也没有说过逼我们的话……”

陈娟打断他：“不要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说好话，我也不要你去开口找谁借钱，男人的口是金口，男人的话是玉言，我一个女人，找人说点软话不在乎。”

陈娟找秋秋开口，许诺腊月廿六一定会还钱。秋秋一口答应下来，说其实早就想着怎么帮一帮他们两口子，她说可以去找程海涛的妹夫借，还可以找自己的二哥借：“可千万别让平哥去跟那些人说好话，别让他们看笑话。”

9

12月25号，借来的钱一一到位之后，陈娟万般庆幸，安慰着仿佛是大病一场的伍家平：“不就是几百万的债，慢慢还，总会有出头之日。”

秋秋恨恨地说：“你可别现在就转钱给那些人啊，你就得要让他们每个人这几天睁大眼睛睡不着觉地想这个钱，让他们也尝一尝煎熬的滋味。”

倒是被秋秋说中了，就在这天晚上，花哥打电话给伍家平：“那个钱，你得早一点给我，我在万达那边买了间商铺，等着交钱呢。”

伍家平放下电话，脱口而出：“真他妈丢人，丢人丢到家了。”

他劝陈娟早一点把钱转出去算了：“早转早了事，早点跟那些人了断。”陈娟于是按照协议书上留存的每一个人的银行卡信息，挨个把钱转了出去。

她最先转的是乔乔的钱，转完后发了一个截图给她，又发了一个心碎的表情：“乔总，对不住。”几分钟后，乔乔回了一个语音信息：“唉，这真是让你……”话没说完，只剩一声叹息，接着又发了一个“抱抱”的表情包。

第二个收到转账的是“杨白劳”，几乎是在陈娟将钱转出去的同时，伍家平就接到了他的电话，声音是掩饰不住的高兴：“收到了，收到了，伍总，收到了。”

第三个转过去的是胡胖子的钱，陈娟和伍家平都没有通知胡胖子，胡胖子收到钱后也没有任何回复。

最后转给花哥的时候，陈娟转了3次，都显示“转账不成功”。伍家平打电话问花哥是不是银行卡号写错了，需要重新发一个过来，结果重新发过来的卡号转账成功了。陈娟说：“从头到尾，都是他在作怪。”

那天晚上，伍家平如获新生，一觉睡到大天亮。陈娟执意要去H州，她想面对面给韦妹和韦妹的先生有个交代。

小年的中午，陈娟在自家的西餐厅里碰到了乔乔一家人在用餐。乔乔没有看见她，她也没有过去打招呼，只是到收银台替她把单买了。刚回家就接到了乔乔的电话：“你真是太客气了，怎么不坐下来聊聊呢，好久没看见你了。”又说：“其实你和伍总不管是为人还是做事，都是没得话说，只怪老天爷不长眼睛，我相信老天父会长眼睛的……”陈娟说：“乔总，没事的，是我们对不住大家。”

她在那一刻懂得了“圆润”的意义。

腊月廿六那天，大舅舅如约把钱借给了陈娟，她赶紧把钱还给了秋秋。伍家平那天晚上请程海涛喝酒，举起第一杯的时候，他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难兄难弟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转眼过了2022年元旦，郑州、西安、天津起起彼伏的疫情，让武汉的空气顿时又紧张起来，餐饮店的生意又像2021年过年时候一样，怎么也红火不起来，甚至还不如平时。伍家平庆幸：“幸亏把那个店关了，不然今年这个年我们可怎么过？我们应该感谢花哥和梅姐，如果他们不闹，我还会一腔孤勇地硬撑下去，那日子简直不可想象啊。”

花哥他们联系的那个李总，从8月份开始一直拖到过年前，伍家平最后为中餐馆报价90万，对方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最后一次见面，是伍家平单独跟李总谈的：“李总，我就想听个真话，这么久了，最后为什么还是决定放弃？”

李总犹豫了半天，才说：“伍总，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觉得你是个好人，这店的装修和布局也跟你这人一样，大气。要说这店的地理位置，确实是很有优势的，我只是担心，如果万一我操作不好，再加上这疫情反反复复，跟这样几个人在一起，岂不是会落得跟你一样的下场，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所以，我不敢冒这个险。”

正月十五一过，卢老板就通知伍家平，他已经跟一个做洗脚城的朋友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朋友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用不着，让伍家平赶紧想办法把能搬走的都搬走。

伍家平说：“你是说，我投资600万块钱在你这里，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就走人吗？”

卢老板说：“不然呢？”

经历了太多失望的伍家平决定孤注一掷：“卢总，我知道，你一个外地人，在这里买商铺出租也不容易，可我一个本地人，你也不能让我从你这里撤得太难看吧。”

这句话软中带硬，卢老板回：“要不这样吧，你先找回收废品的人看看，多少钱回收那些东西，如果别人出到15、6万，我再给你加个2、3万，给你18万，你看行不行？”

陈娟说：“算了吧，老伍，人命要紧，你别去找人拆了，18万就18万，你把卢总的钱收下，两眼一闭，这道坎不就过去了，多少钱都亏进去了，也不在乎这最后多少万了，人好好的，比多少钱都强。”

伍家平听了劝，用半天时间，跟卢老板了断了那个店的最后一件事情：解除商铺租赁合同。

尾声

2022年的正月还没有过完，武汉疫情风声又起。伍家平一家西餐厅隔壁的烤鱼店终于撑不下去了，在3月15号关门停业，还因为撤场问题跟商场物业打起了官司，紧闭的大门上套着2把锁，一把是烤鱼店的，一把是物业公司的。他每次从门口路过，都会触景生情，一阵感慨。

伍家平和陈娟继续撑着两家店随着疫情松紧而跌宕起伏的生意，慢慢填补着亏损。除了偶尔与程海涛相互邀约小酌两杯，伍家平几乎不再主动联系别的朋友，也似乎没有什么别的朋友主动联系他了。

陈娟偶尔还会提起“那些人”，说“当初如果不跟他们一起做那个店……”，伍家平就会劝她：“不然你怎么能够看清楚这人世间的事情，怎么能够像现在这样活得明明白白？”

曾经把伍家平的西餐厅招进Z城商场的老总，此时已经是新建好的万达广场的招商老总，又打电话给他：“伍总，你的西餐品牌一直是我们想要引进的，知道你去年遭遇不测，没敢打扰你，今年，就今年，你有计划吗，来万达……”

“有计划啊，那得看你肯给什么样的优惠条件，还得看这疫情什么时候能够消停，你放心，老伍没事，就等着有机会翻盘的那一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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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节选）

很少有人知道被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中是什么感觉——除非你在那儿当过囚犯。而知道在集中营中被迫当看守是什么感觉的人就更少了。

假如不幸身陷此境，或许勇敢聪明如你也无法阻止大屠杀的发生，但在不断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你可以拯救一些生命。每时每刻，你都必须警惕其他发现你对犯人太好的看守，他们或许会因个人恩怨，或者仅仅是出于无聊，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然而，你可能并没有做什么对犯人“太好”的事——仅仅是想要将他们当人看而已。

我的母亲玛格达·海灵格·布劳就是这样一名囚犯，尽管在她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故事，甚至她的大部分家人也不知道。

玛格达一直是一个谜。尽管她经历了很多，但她不像许多其他大屠杀幸存者那样，余生都在展示这段经历造成的情感创伤。玛格达总是向前看，积极而勤奋。在我和我的妹妹的成长过程中，如同其他母亲会讲述自己在农场长大的故事一样，玛格达也会讲述她在集中营的故事，以及她在其中扮演的独特角色。我们对此毫无概念。最后，我们总会不耐烦地说：“妈，别再说了。”

最后，在我和妹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用手写下了自己的故事，并一遍遍修订。后来，她雇用了一个年轻人，让他把自己的手稿转录为打印稿。至此，我们才完整地了解了她的故事。但玛格达并不在乎别人读完后的感受，也不打算做任何说明。

在2003年，她87岁的时候，她将自己的故事印刷成了一本小书。为了支持自己参与的慈善项目，她组织了一场新书发布会，卖出去几本书。整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不再谈论她的故事，或者关于大屠杀的任何话题。虽然还有更多故事有待讲述，但她已经受够了，想要摆脱回忆往昔的噩梦，就好像将这些故事写下来之后，那些深刻而令人窒息的创口便愈合了。她又变回了我们熟悉的母亲——那个总是带着目标向前看的母亲。

直到母亲在将满90岁时过世，我才开始重视她那惊心动魄的人生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她为以色列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历史博物馆、美国的大屠杀纪念馆、墨尔本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中心等大屠杀纪念机构提供了一些音视频证词。

几年之后，她又将这些资料交给了电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创建的纳粹浩劫基金会。这些采访往往长达好几个小时，但她几乎没跟我们提过。当我观看或者聆听这些资料时，我才明白，她当时为什么会急着将她的故事写下来，因为她已经忘记好多细节了。

她也留下了其他一些可以充实此故事的材料，包括那些她通过不断斡旋才从纳粹手里救出的女性的证词。我意识到，玛格达只写出了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

在母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我对她和她周围人的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一个女人和纳粹党卫军斗智斗勇的非凡故事。在最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残酷和恐怖的事件时刻上演着。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玛格达发现了内心的力量，在和党卫军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她用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党卫军的谋杀行为、谎言和欺骗手段，并且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命，也救下了数百个其他囚犯。

玛格达的身份十分特殊。她身为囚犯，却被党卫军任命，成为一名“囚犯工作人员”。人们对这类角色所知甚少，更被大众所熟知的是“囚监”——为党卫军中管理囚犯劳力的官员执行特殊任务的囚犯。囚监通常是硬核的德国囚犯，以冷酷无情著称。

不幸的是，他们的名声也为其他囚犯管理者们涂上了相同的色彩。因为被迫被纳粹任命，玛格达被一些幸存者误解，并受尽指责。对她的大多数指控都来自道听途说。在大屠杀之后的最初几年，犹太幸存者们对囚犯看守颇有微词，因为总要有人承受责备。

许多人，包括玛格达在内，都被指控与纳粹合谋。这类事件使大多数担任职务的人选择了沉默，以防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然而，对玛格达或其他囚犯看守进行道德审判的人无疑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每做出一次救助囚犯的决定，都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的故事需要被大众知晓。

玛格达从来不期望她救过的人感激她——只是认为自己在恐怖时代做了正确的事而已。与许多其他幸存者一样，她还想要让那些否认大屠杀罪行的人受到惩罚。

用她的话来说：“我经常希望有机会问这些人，为什么你们否认我遭受的一切，并诋毁我和数百万其他人的人生呢？难道我们受的苦还不够，还得听你们否认所有的罪行？”

她也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希望大屠杀这样的人类惨剧，不会再重演。

玛雅·李

1

1943年5月

“你不是犹太人。”

我回到了主营——奥斯维辛一号营——站在了党卫军司令、奥斯维辛首席医生爱德华·沃斯（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933年加入纳粹党，次年加入党卫军。1942年9月—1945年1月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党卫军首席医生，为司令级军官）的面前。他盯着我的头发，它们已经长得足够长了，浅浅的颜色和自然卷非常显眼。

“2318号正在报告。”我一边喊出我的编号，一边跺着鞋后跟。我盯着他的眼睛——虽然这么做有风险，但我愿意一试。我不会表现出恐惧。

“你不是犹太人，”沃斯医生再次说道，“肯定搞错了。你的头发很浅，身材又高又瘦。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玛格达·海灵格。”我回答道。我想知道，在集中营里，除了“瘦”，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小心翼翼地继续着谈话。

“我不是犹太人？据我所知，我一直是犹太人。”

“你之前是做什么的，玛格达？”他问。

“我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看，我说吧，你不是犹太人。”他说。

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在10号实验区的楼上。10号实验区与9号区相邻，9号区就是去年4月我刚刚抵达奥斯维辛的时候居住的地方。沃斯医生告诉我，10号区已经被改造成了做健康研究的诊疗所，而我将成为这里的区囚犯长。

我环顾这间光线昏暗的房间，它与9号区的空间一样大，不同的是，9号区的空间要供我们大约600人共同居住。而这里铺位少一些，彼此的空位大了一点，大约可供400个女孩居住。所以，尽管这里没有任何家具，但它看起来更像一间宿舍。

我突然想要测试一下，沃斯医生说我不是犹太人，他是不是真是这么想的。

“如果要把这里变成医院，”我说，“我需要床单、毯子和枕头，还有女人晚上穿的衣服。”

“这些都有。”沃斯医生说。

我对这个回答感到震惊，我决定再往前走一步。

“我还需要肥皂和毛巾。”

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我有点儿冒险，但他说他可以在第二天帮我安排。

“我还需要从比克瑙带几个女孩回来，做我的帮手。”我的胆子又大了起来。

他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走了，把我留在那里。一切似乎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时间会告诉我究竟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用一些时间再次环顾这个房间。我很熟悉这和9号区相似的布局，只是，这里所有的窗户都被厚重的木板封住了，只有顶部的狭窄缝隙有光透进来。其他的光则来自电灯发出的昏暗灯光。封上窗户是为了防止外面的人偷窥，因为10号区将会成为唯一的女性居住区？又或者是为了防止我们向外看？

第二天，一群来自塞萨洛尼基（希腊北部最大港市及第二大城市）的希腊犹太女孩被带到10号区。她们最近才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且在一次“挑选”后活了下来。她们洗过了澡、剪了头发、穿上了旧制服并被文上了编号，和一年前的我们所经历的一样。

然而，当这些女孩上楼发现床铺已经整理好，还有肥皂和毛巾时，她们非常惊喜。当晚上穿的衣服到了之后，我随机发给了她们，并让她们穿上。她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咯咯地笑着。

对于一些个子小的女孩来说，衣服太大了，她们就像拖火车一样拖着它们，而一些高个子的女孩连腰都没遮上。她们手忙脚乱地交换着衣服，直到每个人都找到合适自己的。她们开怀地笑着。在这个黑暗的地方，这是一个超越现实的喜悦时刻。

10号区的生活与比克瑙（奥斯维辛集中营由三个主营组成：奥斯维辛一号集中营、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集中营和奥斯维辛三号-莫诺维茨集中营）十分不同。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在外面接受点名，每天都有人来数房间里女孩的数量；不用去厨房或面包房运食物，男犯人会给我们送来汤、茶、面包和黄油，每样东西都比在比克瑙时给得多。

有时，在厨房工作的男犯人甚至会在常规食物中塞上一些意大利腊肠和奶酪，有时是一封信或一件类似礼物的东西。（甚至有人给我送了情书！）楼下有合适的厕所，周围也几乎没有党卫军守卫——只有两个守卫在白天看着前门。晚上那扇门就会被锁上，里面便只剩下我们。

这么说的话，与比克瑙相比，10号区相当豪华。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微弱的阳光从木板窗的缝隙透进来，女孩们永远不能向外踏出一步。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久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2

如果你还记得，沃斯医生告诉我这是一座研究性的诊疗所，但具体怎么研究，他没有详细说明。营房的第一层由许多小房间组成，其中一些没有窗户，另外一些有窗户的，则像楼上的房间一样被封上了。这些房间里有各种类型的医疗设备，当我到这里时，其中的大部分还在调试。

在“研究型”医生每天早上开始工作时，我的一项工作内容就是按照他们需要的人数将女孩带到楼下。克劳伯格医生大概需要10个，舒曼医生也是10个，沃斯医生5个，诸如此类。一些医生会点名要一些囚犯，另一些只要保证数量就可以。

事情很快就明了了：这种“医学研究”既不单纯，也非无害。一些返回房间的女孩病得很重：有的在呕吐，有的在头痛，有的双腿之间带着血。另一些则根本没有回来。我无法知道实验室沉重的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听回来的女孩们讲。

在那些得以返回诉说自己经历的女孩中，有些告诉我，一些刺激性的液体被注入了她们的阴道，这过程疼痛难忍；有些说她们被某种东西辐射，我能看到她们的皮肤上被灼伤的痕迹；其他的女孩则被麻醉了，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是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私处非常疼痛。一些人的阴道口被缝上了线。

有一些囚犯担任了护士。她们有的是在帮医生做手术，有的则是做一些基本的术后护理。我们从她们那里获得了一些信息。

我记得我对这些护士说过：“女孩们，让我们记住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如果我们能够活下来，我们一定要将这里的恐怖事件公之于众。现在我们不能写下任何东西，但让我们将这些铭记于脑海。”

在医生中，有些也是囚犯，他们时不时地检查着这些“病人”。这里面，有一位法国女医生——精神病专家阿德莱德·哈特沃尔（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法国医生、精神病专家。1943年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拒绝在此地为囚犯做精神实验），她很早便来到10号区。

哈特沃尔医生是一个又高又瘦的新教徒，因不满地方监狱对犹太妇女的虐待而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她有着一头乌黑的直发——因为她不是犹太人，所以没有剃光头。她被安排为沃斯医生的助手。尽管没有任何妇科检查或外科治疗经验，她还是得检查这些女孩的子宫颈，有时甚至要做切除手术。

一天晚上，阿德莱德脸色苍白地回到楼上。她告诉我，沃斯的所谓研究对许多女性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她告诉我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她要说“不”。

“你知道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我说，“他们会处决你。要不然就是送你做拆除建筑的工作，你坚持不了多久的。”

“不管受到什么惩罚，我都不会再做实验了。”她说。

第二天，她告诉沃斯医生，这项工作让她违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知是什么发挥了作用，总之，她说服了沃斯医生，并且并未因这种拒绝而受到处罚。在后来被转移到比克瑙之前，她有几周的时间在做其他医生的助手，并照顾参与过实验的女孩。

作为囚犯，给任何人写东西都是很危险的。如果它们被发现，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可能被安排去做拆除建筑的工作，或者被送进毒气室。因此，我们慢慢地摸索出了一种秘密交流的方式，用来传递口头消息，这项工作由一连串的跑腿人员和其他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囚犯工作人员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以向卡特娅请愿，希望阿德莱德能被派往医疗营，而不是去做拆除建筑的工作。不久之后，阿德莱德与一些其他法国女人被转移到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这将提高她活下来的概率。

另一位著名的囚犯医生是马克西米连·塞缪尔（德国犹太人，妇产科医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授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犯人身上做过一些身体实验。“二战”过后，他被一些历史学家指控与纳粹合谋。另有一些观点认为，塞缪尔也在努力地帮助其他囚犯）。他是在我到这儿几个月后过来的。

塞缪尔医生是德国犹太人，战前是一位著名的妇科医生。塞缪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德国战斗，但这并没有令他获得豁免——他和妻女依旧被捕，并经由德朗西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刚到集中营，他的妻女就在“挑选”中与他分离。他的妻子直接进了毒气室；他的女儿似乎还有劳动价值，但没有活多久。

尽管他年事已高——将近62岁，身体虚弱——但他仍是同一批次在第一次“挑选”后活下来的12个人之一。党卫军看中了他的医学专长。

最初，塞缪尔医生接手了阿德莱德的工作。他经常上楼检查他做过手术的女人。因为他是犹太人，如果周围没有党卫军，我可以和他交谈。

塞缪尔医生告诉我，他听从沃斯医生和霍斯特·舒曼医生的指挥，而这两个人再加上卡尔·克劳伯格医生，就是10号实验区最恶名昭彰的纳粹医生。他还告诉我，他肯定会死在这里，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自己知道的太多了。

3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愈发清晰——历史档案对此也有记载——克劳伯格和舒曼在10号区所做的实验，主要围绕在发明不同类型的绝育手术上。新的绝育手术将会和大屠杀一道，成为消灭犹太人的有效方式。

和在比克瑙一样，我学会了另外的反抗方式，虽然很危险，但我希望能做些事，减少女孩们所受的伤害。

如果有些女孩在某些天的处境非常艰难，我会尽量让她们多休息。有一次我问塞缪尔医生哪些实验最不危险。他告诉我，克劳伯格的绝育手术不太可能成功。

我后来才知道，克劳伯格在探索如何使输卵管发炎，从而阻止女性怀孕，而舒曼则在探索用强力辐射的方式对生殖系统进行破坏。克劳伯格的实验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他也成功地绝育了一些女性；但舒曼的被试死亡率更高。一些人被灼伤得太严重了，已经没有了实验价值，所以，她们被直接送进了毒气室。

瓦迪斯拉夫·德林医生（波兰外科医生，“二战”之初曾在波兰军队做军医。被关押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期间，他曾帮助其他医生做绝育手术）也是我在10号区任职时的囚犯医生，他是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波兰政治犯。

包括纳粹和囚犯在内的所有医生都在进行着持续而明显的竞争，塞缪尔会告诉我德林做手术的具体细节，包括他如何在不施用全身麻醉剂或其他药物的情况下做卵巢切除实验。他还告诉我，德林会在不清洗甚至不消毒的情况下重复使用手术器材。

没有亲眼看到手术的过程，我无法确定他的讲述的真实性，但德林的确是个虐待狂，他对自己手术刀下的女人毫不同情。

而作为医生的犹太囚犯，则和其他囚犯工作人员（包括我和卡特娅）一样，走在一条步步惊心的路上。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有了些许自由和一定的见缝插针的机会，尽管理论上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听从党卫军的指挥。

与此同时，只要可能，我们就会通过有限的自由和对党卫军的了解，来和他们迂回战斗，从而减少伤害和挽救生命。当然，越界的风险很大，如果我们看起来很温和或者对执行党卫军的命令显示出丝毫的不情愿，就可能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被送上烟囱。

1943年11月，塞缪尔医生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彼时，我已经离开了10号实验区。我听说，某天早上他被从10号实验区带走，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一些曾被塞缪尔医生动过手术的女人认为，他可能在工作时显示出了不配合——要么是很不情愿地慢慢推进自己的工作，要么就是没有按要求来做。也可能是，正如他告诉我的那样，他知道的有关纳粹医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失踪的确切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被沃斯医生下令处决的。

4

作为10号实验区的区囚犯长，我的一项自由便是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外出，这是那些作为实验对象的女孩不允许做的事情。除了从被封掉的窗户的缝隙中透进来的阳光外，她们看不到任何日光。

某个星期日，当沃斯医生和我说话时，我决定再碰碰运气。我指出女孩们见不到光——我可以带她们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吗？

“好吧，玛格达，如果你非要这么做的话。”他同意了。我在心中暗喜，没有表现出来。

那是非常完美的一天——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自己身处何处的一天。女孩们在路边的缝隙中发现了一些小花，一个女孩甚至认出了一些可以熬汤的野菜。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真的是令人惊奇。

还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在10号区外面的马路上。我走过了将10号区和11号区的庭院隔开的砖墙。我们经常听到类似枪声的声音从这个方向传来，但是封上的窗子让猜测变得不确定。直到战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个院子的真面目：那是一座刑场，一个数百起凶杀案的现场。

透过墙上的铁门朝院子里看时，我呆住了。

地上躺着三具年轻女子的裸尸。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个，想起她们是前一天被送去做实验却没有回来的三姐妹。突如其来的悲伤淹没了我，我几近崩溃。

一直以来，尽管暴行、死亡和魔鬼般的虐待一直围绕着我，尽管我的心一直在滴血，但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我下定决心，不会向党卫军表现出任何的软弱和恐惧；我下定决心，向所有苦难中的女孩展示坚强的一面。但此时此刻，在一刹那的时间里，面对曾经健康如今却被当作腐烂尸体抛弃的三个女孩，我内心的最深处被击中了。

奇怪的是，我们总能在最黑暗的时刻发现微光。

10号区的夜晚相对平静。每天晚上六点，大楼的门会被锁上，党卫军守卫返回自己的营房，这里只剩下了我们。他们的离去，再加上被封上的窗户，声音很难传出去，这让我们有了难得的娱乐时光。

米拉·波塔辛斯基是著名演员、舞蹈家和歌手，她在这儿是一名护士。当我知道她的才艺后，有了一个主意——成立一个歌舞团。她同意了，然后挑选了一些女孩，开始教她们唱歌跳舞。

在阿尔玛·罗斯到来之后，歌舞表演被打磨得更加成熟了。

1943年7月中旬，身为第57批被运送的囚犯中的一个，阿尔玛经由法国抵达奥斯维辛。在同一火车上的1000个人中，她和其他11名女性被选中，在经过“处理”后被送到了10号实验区。

其中一名囚犯护士认出了她，指着她跟我说，她是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小提琴家。我对她的名字并不熟悉，但当护士告诉我阿尔玛的前夫是瓦萨·普里霍达（捷克小提琴手，小调作曲家）时，我开始注意她了。

这对她来说是个机会。我还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但如果我可以为阿尔玛找到一把小提琴，或许她就可以不用参加实验。或者最起码，她的演奏可以让10号实验区的女性的精神受到鼓舞。

通过我们的地下消息组织，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海伦·齐皮·斯皮策，后者是卡特娅在行政办公室的助手。齐皮本人也是一名音乐家，所以她知道我的建议有多重要。在包括齐皮、卡特娅和在“卡纳达”仓库工作的其他囚犯形成的网络的助力下，我们拿到了一个成色不错的小提琴。这很可能是从一个不幸的新犯人手里没收的。

当我把小提琴交给阿尔玛时，我感觉很满足。

仿佛有一种魔力，那天晚上，这个地方简直换了一种模样。

党卫军守卫把我们锁在里面离开后，我就会派两个年轻女孩站在门口守着，以防有人靠近。阿尔玛拿起乐器，调好音，开始演奏。她演奏的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在那个连鸟叫声都听不到的灰暗世界里，我们梦回美好的旧时光。

从那天晚上开始，阿尔玛的演奏就成了常规项目。她也会加入米拉的节目，为我们歌唱或者朗诵诗歌。有了小提琴，米拉的歌舞表演变得更加生意盎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我们的表演被打磨得非常成熟——直到被党卫军发现。很可能是一名囚犯护士对某个医生透露了消息。但是，我们发现，“惩罚”我们的方式是在一群党卫军军官面前表演。野蛮了足够久，他们似乎也在怀念有文化的生活。

最后，在听完阿尔玛的演奏后，玛丽亚·曼德尔决定将她转移到比克瑙。她希望她能领导一支由女囚犯组成的管弦乐队，从而与男子营已有的管弦乐队相抗衡。阿尔玛将领导女子管弦乐队度过1943—1944年的冬天，直到她于1944年3月下旬病倒。尽管曼德尔下令党卫军医生为阿尔玛治病，但她还是于4月初去世了。

米拉活到了战争胜利的一天，她的丈夫莫伊舍也是如此。他们搬到了澳大利亚，并在墨尔本创立了一个意第绪语剧院。

作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最残酷的地方之一，10号实验区被载入了历史。尽管如此，我们的人性从未被剥夺，音乐给了我们力量。

5

10号区还有一位做人类学实验的医生，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给女孩的头部做石膏模型。他告诉我，他要证明犹太人的大脑比德国人的大脑小，从而进一步证明，犹太人的智力比德国人低下。

“犹太人的脑细胞比德国人少。”他说。

他让我送30个女孩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疗营，以便他制作石膏模型。

我开玩笑说：“我也想要一个模型。”

“可以，我会给你做个模型，证明你的大脑也不太发达。”他半开玩笑地说。

一周后，我接到通知，要我在晚上将这30个女孩关进一个独立房间，然后锁上门。医生把钥匙留给了我。午夜时分，她们将乘火车被带到另一个城镇，在那里的疗养院被继续研究大脑。天黑下来后，我听见有人在敲击房间门上的小金属窗。我打开小窗，是米拉。

“玛格达，如果他们想研究我们的大脑，就得先杀了我们。放我出去吧。”

我让她出来了，不久之后又放出了另一个女孩，她恳求我别让她和她姐姐分开。党卫军并不总是有秩序的，所以我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他们不会发现少了两个人。

我想错了。

他们发现少了两个女孩。党卫军将矛头指向了我，因为我是唯一可以释放她们的人。

“他们要处死你。”有人在第二天早上说，我将被处决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面临死亡时的想法：这就是我的人生，结束了，但至少我曾试着帮助别人。我想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方法处决我。像我在院子里看到的那三个女孩一样？在其他囚犯面前被公开绞死？注射苯酚？送到毒气室？

我继续着区囚犯长的工作。我还能做什么？与此同时，那些希腊女孩开始为我祈祷。

刽子手雅科给我带了话。每个人都知道雅科：高大、强壮的雅科，他在这儿就像一个巨人。他是一名波兰犹太人，战前是一名摔跤手。但作为刽子手来说，他出奇地温柔。

他带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我不能以其他方式帮助你，至少能做到手起刀落，让你少受点儿罪。”

希腊女孩们偷偷为我做了两个漂亮的枕头，然后将它们放在了我的床上。枕头非常柔软华丽，但就像波兰女孩做的皮埃罗娃娃一样，我无福消受。沃斯的车正好停在10号区的门口，车上没人，但窗户开着。我看到他的枪放在后座的枪套里。我跑回楼上，拿了枕头，在周围没人的时候跑下楼，扔进车里。

不久之后，沃斯在走廊里找到了我。

“我听说你惹了麻烦，玛格达。你为什么要放了她们？”他说。

“我只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我说，“我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好吧。你会接受营指挥官奥梅尔的审问。”

一个在行政区工作的斯洛伐克女孩带我去见奥梅尔。她在路上跟我说：“对不起，玛格达。没有人能从他这儿活着出来。奥梅尔虽然个子很小，但性格复杂，手段强硬，他杀了很多人。”

“就在这儿说再见吧。”她指着奥梅尔的办公室对我说。

我站在汉斯·奥梅尔（出生于德国小镇安贝格。在常常面临失业的情况下，奥梅尔于1929年加入纳粹党，成为该党的早期成员之一。1942年2月—1943年8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司令官，其间发明并使用了很多刑罚。1948年，他在波兰被执行死刑）的面前。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位党卫军司令，但正如刚才那个女孩告诉我的那样，他是个矮矮胖胖的男人。他头宽脸小，两眼的间距很近，显得很刻薄。

“你为什么要放走这些女人？”他说。

我重复了我对沃斯医生说过的话，我只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又问了一遍，我的答案还是一样。

“出去。”他说。

我转身离开，不知道刚发生的事会有怎样的后续。

我回到了10号区，每个人都在用震惊的表情欢迎我的回归，除了沃斯医生。

“谢谢你的枕头。”他说。

我没有说话。

6

但事情还没结束。曼德尔，作为10号区的最高负责人，对一个男性长官释放我的行为十分不满。她决定处罚我。

那天晚上，带走我的是厄玛·格雷斯。自从我们在返回比克瑙的路上相遇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她没说我们去哪儿，只是让我跟着。等我们出来后，她开始跟我说话，就像我们在面包房门口初次相遇的时候那样。

她并没有讨论我所犯的“罪行”。现在想来，这有点不寻常。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她讲话，作为一个并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何种处罚的人，我实在是无法集中注意力。

我们走进11号区，这是一个专门惩罚犯人的区域。我们沿着中央走廊往前走，然后右转，从楼梯走进地下室，接着又是一条走廊，我们穿过一道铁门，来到大楼的最后面。在那里，我们面对着四扇木门，这些门的高度还没有普通门的一半。

“这些是站立牢房，”格雷斯说，“曼德尔下令，你必须在这儿度过七个夜晚。白天你要继续工作。”

她让我蹲下，进入其中一间站立牢房，然后关上了门。

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小小的牢房只有我一个人。当我站在中间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摸到四周的墙。除了从屋顶附近的一个小格栅（是个通风口）透进的微弱光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光源了。

后来又有三名囚犯被送进来，我终于明白了这里为什么叫“站立牢房”。当我们四个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时，我们只能站着。即使是在运送我们的火车上，仍然可以找到地方稍坐一会儿，但是这里不行。我们几乎不能移动手臂，更不能将它们抬起。我们痛苦地呻吟着度过了一夜。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经历。只有魔鬼才会使用这样的刑罚。

第二天早上，门被打开，我们从这种折磨中解脱了出来。那三个女孩像大多数被送进这些牢房的人一样，被送到了户外，做拆除建筑的工作。格雷斯告诉我，我的工作是打扫周边区域的厕所。

等其他人被带走后，格雷斯小声说道：“点名前赶紧躺会儿。否则你将无法度过这一天。”

“厄玛，谢谢你。”我说。

“别客气。”

我不记得那天早上的点名，那一周早上发生的任何事，我都不记得。我头晕目眩地做着交给我的工作，直到我在大楼里遇到一群跟我做同样工作的男囚犯。听说我被送进了站立牢房，光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同情我。

“躺下休息吧，”其中一人说道，“我们会留意党卫军，也会帮你打扫厕所。”

另一个给了我一些他省下来的食物。

我尽量不去想未来的夜晚。

但当夜幕降临时，我不得不返回站立牢房。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直到我被“刑满释放”。我始终努力保持理智。每次和我关在一起的都是不同的女孩。我能活下来，主要得益于我在室内工作，并且得到了男囚犯的帮助，他们每天都会找到我，然后让我休息。许多白天被派到外面工作的女孩没有回来，她们很可能死于疲惫，或者因为没有完成工作而被处决。

在最后一天的某一时刻，我在厕所附近躺着，男囚犯们在我周围打扫卫生。

“党卫军来了！”其中一个喊道。

男囚犯们很快离开，我也迅速地站了起来。我来不及假装出工作的样子，便坐在离我最近的马桶上，装出正在上厕所的样子。

党卫军军官问我在做什么。

“哎呀，”我说，“我在拉屎。”

“我一直在找你。”他说。

他告诉我他叫陶伯（Tauber），是比克瑙集中营一个区指挥官的朋友——就是我送了玩偶娃娃的那个军官。

“我需要一个区囚犯长。”他说。

（本文节选自《纳粹知道我的名字——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勇气与生存》）

玛格达·海灵格等/东方出版社/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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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线建设”时期，爷爷工作的大连机车车辆厂在西安建设分厂。厂区坐落在西安市西郊的“三桥”，再往西就是大片的农村土地。工厂主要从事铁路罐车、客货车修造以及铁路车辆配件的生产经营业务，是全国当时唯一拥有设计、制造主导权的铁路罐车定点企业，也是西南、西北最大的铁路客车和火车修理厂家。

1966年，爷爷奶奶随厂来到了西安安家，次年我爸出生，两年后又有了我姑。之后奶奶便常年在家忙活着照顾孩子，只有爷爷出去上班。爷爷在厂里做电工，每月工资43块9，厂子发展蓬勃，效益可观，到了70年代末，工资涨到了80多块，在当时来说也不算少，但架不住要养活一家四口人。

家里条件有限，我爸还曾被送回大连老家托亲戚照顾，直到9岁才又回到西安和爷爷奶奶团聚。奶奶后来在车辆厂托儿所做过临时工，主要在厨房帮忙做饭，没有编制，时间也相对自由，不用天天都去，直到1978年，才找了份在西安市三桥木器厂做库房保管员的正式工作。

一家人就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每户自带厨房，厕所3家共用一个。这楼又被称作“大连楼”，住的都是从大连一起搬来的职工家庭，互相知根知底，经常走动。因为奶奶不在工厂工作，爷爷就只算是个“单职工”家庭，失去过多次涨工资和分房子的福利，遗憾了很多年。

听我爸说，那时炼一方猪油可以吃很久，猪油渣更是珍贵无比，是爷爷独享的下酒菜。孩子难免有贪嘴的时候，家里的白糖被锁在柜子里，我爸和姑姑总是会想方设法撬了锁头，偷出白砂糖撒在纸上，整张脸埋进去吃，等被大人们发现后再挨好一顿打。

在他读书那会儿，放了学的小孩子们都是没边没沿儿地出去玩，顺便“打打牙祭”——拿弹弓打了麻雀，穿成一串烤了吃；去别人家地里偷西红柿，被农民伯伯抡着锄头在后面追；为了摘几颗酸枣，下到荆棘丛里去，扎了一身一手的刺。我常听他念叨那时候的白糖真好吃，麻雀真好吃，西红柿真好吃。

我爸从小到大从没考虑过什么未来和规划。对于当时的厂子弟们来说，进厂就是唯一的出路，家家都如此，没有例外。他高中毕业后去新疆当了3年兵，回来时正赶上厂里“新旧交替”，顺理成章地接了爷爷的班进厂工作。姑姑也是一样从“子弟”变为了新一代工人。

爷爷退休后，和奶奶一起搬进了厂里新盖的单元房。房子不大，但居住条件相比之前的筒子楼好了很多。

打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和邻居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友好互动。左右邻居，楼上楼下互相见了面，都是一脸的亲切，家里蒸了槐花、炸了带鱼，奶奶也会给邻居家送一些。那时人情浓，即便是后来搬走的邻居，逢年过节也都还会互通个电话。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在不间断的鞭炮声中，奶奶总是抱着电话打个不停，大声问候，“老邻居！老姊妹！过年好哇！”

我小时候有次去爷爷奶奶家玩，直等到下午才看到奶奶回家。我问她去哪儿了，她答，“楼下余老太太早上死了，我去帮她穿老衣服”，语气非常平静，像是在说去谁家串门做客一般平常。

我跟余奶奶没太多交集，只记得她独自住在奶奶家楼下，头发花白，脸常皱成一个核桃，从她身边经过时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樟脑味。每次我碰见她时都会问声“余奶奶好”，她眯缝着眼睛，笑而不答，只点点头。她丈夫早死，只有一个儿子，那个叔叔有半面脸长着红色的胎记，跟我爸认识，也在厂里工作。

奶奶照旧忙活着她要干的家务活，又问了我一句，“过两天余老太太拉去火葬场，咱一块去看？”见我直摇头，奶奶便转身进了厨房做饭。我知道奶奶肯定是要去看的，她大概给很多人穿过最后的那件衣服吧。

长大后我和爸爸走在路上时，常会偶遇陌生的面孔。我一概不认识，只管跟着爸爸一起问好，等人走远了再打听是谁——十有八九都是奶奶家之前的老邻居们。我爸眉飞色舞地说着，谁家的谁谁那时候烫一个飞机头，最爱打麻将牌，经常又和谁谁凑成一桌。对话的结尾他总是说，“你不记得啦，你小时候她还来看过你呢”。刚打过照面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我时常茫然地想上好半天，脑海里也搜寻不出有关对方的丁点记忆。

我印象最深的，只有奶奶家后面的火车轨道。那时，铁路上常还有蒸汽火车驶过，在黑色车身的衬托下，红色的车轱辘显得分外醒目，像一张张血盆大口，远远拉响的汽笛，就是那口中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叫声。小时候的我总被这黑色的怪兽吓哭，长大了才慢慢知道，这条铁路是陇海线的一段，电力火车、内燃机车和蒸汽火车都在上面穿行而过。

2

随着初代“移民”的到来，西安分厂很快发展起来，工厂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职工供销合作社以及职工招待所也陆续配套建立，甚至还有一个专供人们休息娱乐的小花园，厂里人都叫它“小游园”。它们距离工厂都在步行15分钟的距离以内，围绕着工厂形成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小社会，路上走两步就会遇到一个熟人。

我爸接班进厂做学徒时是电焊工，每月工资58块，后来换了岗，负责天天在厂里开车巡逻。外公和外婆也曾在厂属子弟学校和附属医院工作过，妈妈后来也在子弟小学做了老师，和我爸结婚后，他俩新组成了一个“双职工”家庭，分了房子，自立门户了。

工厂的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早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为方便家长接送，厂属幼儿园和学校每天都是6点半放学。我小时候不喜欢上幼儿园，哭过很多次，我爸也乐得娇惯着我，经常下午5点多就从厂里出来接我，他好像总有办法比别人早出来一点，从厂门口到幼儿园步行不过200米的距离，跟老师通融一句，就能提前把我接走。

“早退”的我们，常站在马路边上，等着看工人们下班的场景：下班铃响之后，工厂大门就像是变魔术一样向左右两侧缓缓拉开，穿着蓝色厂服的工人们骑着自行车鱼贯而出，速度飞快，汇成一股大潮，车铃伴着下班的电铃声响彻整个街道。

不远处家属区，新修的音乐喷泉也会准时向空中射出一道道水花。小摊贩停在路边，2块钱1个锅盔，1块钱4个蒸馍。叔叔阿姨们常在周围的菜市买些蔬果，他们三五成群，或骑着车或推着车边走边聊，有时还顺手从报摊买一份报纸放进车筐里。不久后，蓝色的潮水分散涌入附近的几个家属区里，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响起时，也是很多人家的晚餐时间。

有时我爸会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一回头就能看见工厂大门在夕阳下缓缓合上。厂门口两栋楼房顶上有一排大字：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那时我识字不多，但这几个字非常简单，手指点着念一遍，太阳就落山了。有时候我爸会给我买一支棉花糖，那种古老的棉花糖机器在小贩手里鼓出甜蜜的风，将糖浆一圈圈吹大，变成和天边的太阳一样的形状，我爸就会说，“太阳都回家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2002年我6岁，刚刚上小学，还没有繁重的作业，每天放学后就和小伙伴在楼下玩。家里的大人们下了班都忙着做饭，没人管孩子。家属区楼下总有一群年龄参差的小学生聚在一起，从一年级到六年级，6岁到12岁，大的带小的，玩得不亦乐乎。踢沙包，跳格子，“红灯绿灯小白灯”，我们沉浸于游戏，稍不留心脚下，跑着闹着就会踩到狗屎。

那时候家属区里有的地方还是土路，年纪小的孩子们蹲在路边挖土挖沙子，一抬头一脸的泥。姑姑家的表弟比我小2岁，他家到我家只有10分钟的路，我们经常去他家门口“挖土”，挖出蚯蚓之后就伸手抓起来，顺手埋进家中的花盆，一点也不害怕。后来他家门口修了水泥路没有土了，我们又跑回我家门口继续挖。

我家对门住着一家三口，女儿米妮和我一样大，小学6年里我们一直是同班同学，她经常加入“挖土”队伍，也会和我们一起捉蚂蚱、蚯蚓或者蜜蜂，然后在土堆成的“锅”里“做饭”。

家里缺了葱姜蒜，爸妈就让我俩去对门要一份，哪家家长临时有事不在家，我和米妮也都会主动去敲对方家的门。我们总是穿着差不多的裙子，玩累了就跑去小卖部买1块钱1根的娃娃头雪糕。我从未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后来才知道她爸是我爸的领导，她妈是医院里的护士长。

我家楼上是一对年轻夫妇，叔叔是工厂医院的医生，阿姨是护士。阿姨长得极其漂亮，一度是工厂电视台的新闻主持。我和米妮有阵子经常去她家玩，阿姨还没生小孩，乐得有我们解闷聊天，有时还留我俩在家吃饭。因为有了这两家在医院工作的邻居，我小时候有小病小痛基本不用去那座“四层小楼”（工厂医院），可以在家挂水，就算去医院，也总有邻居找熟人通融。

楼下也住着一家三口，那家的女孩比我大2岁，曾是我妈的学生。我上大学离家之后，有次家里闹老鼠，我爸在家里放了粘鼠板，半夜老鼠被当场粘住后，我妈害怕，面对还在不断挣扎的老鼠，我爸也没有处理的经验，只好去敲楼下邻居的门。据说那家叔叔胆大无比，进我家后抄起粘鼠板就把老鼠“送”走了。事后我妈埋怨我爸太笨，对出手相救的邻居很是感激。

因为在体制内工作，几乎家家户户都严格遵循计划生育政策。守着一枝苗，哪家都是可劲儿供着，童年的我从未在物质方面有过匮乏感。上小学时大家都喜欢用喝空后的饮料瓶当水杯，市面上每出一种新的饮料，我爸就会给我买，我的“水杯”也更换得非常频繁。

暑假的夏夜，家属院里的孩子们会聚集在院子里简陋的乒乓球台前，头顶一盏破旧的路灯，不超过50瓦的灯泡加上破烂的灯罩，支撑起黑暗中唯一的亮点。飞蛾们幽然地飘过来，凝聚在光晕里，那光的边缘轻薄得像一层灰。女孩们穿着塑料小凉鞋，男孩们穿着大红大绿的“大博文”胶底球鞋，你追我躲，嬉戏打闹直至大半夜，等楼上的大人纷纷打开窗户骂人才会各自回家。

3

原本厂子弟小学和中学在本地的升学率是数一数二的，周边的居民都想把小孩送来读书。小时候经过中学的校门口，常能看到张贴在外的高考红榜，一连串的名字后面写着“上海交大”或者“西安交大”。我那时对于大学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那都是很好很难考取的学校，也曾带着小小的虚荣心幻想过：我的名字以后也能出现在这张红榜上吗？

2007年，我小升初的关口，厂里传出工厂附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医院一并划归市里的政策，这意味着这些地方将不再是专属于工厂职工及家属的生活配套设施和机构，任何人都可以来上学、就医、工作。厂里职工一贯将它们称为“咱厂医院”“咱厂学校”，但从此之后，对厂里人而言，这些都不再是“咱厂”的了。

早在正式文件下发前两年，这些变动在厂里已经隐隐露出了些迹象：周边乡、县上很多人都疏通了关系，或是把人塞进工厂捧起了铁饭碗，或把孩子送进了厂属子弟学校。我们这些工厂子弟的父母与老师大多熟识，不认识的往往七拐八绕也能套出一些关系。我们这些从小就在家属院里长大的小孩，父母是老实的工人，按时上下班，拿一份死工资，教育起孩子无外乎“听话”二字，在学校更是如此。但转来的学生，父母或是在本地做些小本买卖，或是早早随着时代大潮南下外出务工，少有管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家里大多是老人带着孩子，那些同学自小无拘无束，操着一口陕西方言，完全不懂普通话，连听课都成问题。

老师们习惯了厂子弟学生们，教起这些转学来的学生们总有些手足无措。他们一般也都不太服管，学校里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的事逐渐多了起来，风气急转直下。小学受到的影响不大，但中学的高考红榜却一年比一年难看，“上海交大”在上面早已经年不见，渐渐地，“西安交大”也变得凤毛麟角。眼看着升学率掉得惨不忍睹，各个职工家长都动了心思，要把孩子送到外面的中学读书。

我们中考升学如果想不按学区划分考去外校，是一定要考奥数和英语的。自那时起，家属区里扎堆开满了补习机构，小学生们一到周末就开始疯狂补课。我妈在小学当老师，一早看出了子弟中学的颓势，又觉得家附近的补课班质量都不高，不过是临时搭台找大学生和年轻老师授课赚快钱的。她思来想去，在试听了多家补习机构后，最后为我确定了一家资质过硬、经验丰富的补课班，每周六都陪我穿越整个城市去补习。

那时我家还没有买车，西安也没有地铁，我去补习，往返全靠坐公交。早上8点的课，6点就要起床，坐223路，再转7路。冬天天亮得晚，出门时星星月亮还挂在天上，我妈总念叨，“现在比别人努力，以后一定会比别人收获更多”。冰冻三尺，呵气成霜，我妈带着我披星戴月去上课，颇有些悲壮。

有了这份气氛滤镜的加持，我自然也将我妈的“努力论”奉为圭臬。我常在公交车上大声背诵《剑桥少儿英语》的课文和单词，随着年龄和能力的增长，背诵的内容逐渐升级为《新概念英语》第二册。背诵的间隙，混着汽油味，我将早饭草草解决。上课回来后我还要复习，偶尔楼下有小伙伴喊我出去玩，我妈也会押着我在房间里学习，“别人玩的时间你用来学习，以后一定比别人收获更多”。

后来我的剑桥英语二级和三级都考出了很好的成绩，但当我和我妈再走在街上遇到熟人，对方当众夸奖议论我时，努力又似乎成了一种不值得张扬的品质，我妈每次都只是摆摆手，嘴里直说：“哪有哪有，她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啦！”

爸妈对我的成绩看得很重，任何无关学习的想法都会受到指责。

小学五年级，班里有女生剪了刘海，我觉得很漂亮，在剪头发时扭捏地表示自己也想剪一个。谁料到刘海剪好不久后，我就在一次考试中考砸了，爸妈的批评竟向着那片刘海袭来：“看别人剪了也想剪，小小年纪就学会爱美了，看看考成什么样，剪个刘海剪得心都飞了。” 我不敢作声，心中委屈，却也不自觉地将考砸的原因归咎到刘海上——这个刘海是多么费事，长了还要剪，都怪它挡在眼前，影响了我的考试发挥。那之后，我把刘海用卡子别了上去，只露着一个光光的脑门，甚至还以这样的形象拍了小学毕业照，心里怀着几分疏于学习的自省和破釜沉舟以示决心的悲壮。

六年级的寒假前，我终于被一所重点私立中学录取，我妈这下才放下心。之后表弟也一路沿着我的补课路线学下来，也考取了重点中学。但米妮的父母工作太忙，只让她在家门口上补课班，她的小升初的成绩并不理想。可即便如此，她爸妈也没有让她直接升学到子弟中学，而是想尽办法把她送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学校。

2008年，我妈他们的厂属小学划归市里管辖后，需要重新评级、评职称，调整一系列组织结构和人员变动，为此，整整19个月没有发过工资。中学和医院的职工也陆续面临同样的情况。

汶川大地震刚刚过去，北京奥运轰轰烈烈地展开，宏大叙事的洪流中，这似乎只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刚开始几个月，邻里邻居见面还能把这件事当玩笑说说，甚至憧憬着划归到市里后会不会涨工资。直到1年过去了，始终没有等来收入的老师们才真慌了。有门路的老师，有的跳槽去了其他学校，有的私下开了补课班，还有的把没发工资的事爆料到了论坛上，声称要罢课闹事。我补课班的奥数老师和我妈认识，她听说这事后，不光在我妈来交学费时死活不肯收钱，还硬生生地把我妈推出了门外，只说让我们以后再补上。奥数班里还有一个女孩的妈妈在厂属医院工作，那段时间经常去外面的医院推销各种医疗产品补贴家用。

一时间，厂子要改制、裁人的传言像幽灵一样飘在家属区的上空，大人们见面三两句话之后便就绕回到这个话题上，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惶恐和不忿，但最终也没有谁去闹事。在硬生生地熬到第20个月时，工资补发了，出现过的不安瞬间消失，一切再次归于平静。神奇的是，我没听说过任何一家的小孩因为家长工资停发而停上了补课班，不管用什么办法，似乎每家都坚持了下来，甚至有些家庭还因此更加热衷于给孩子补习了，把改变的希望都押在了下一代身上。

回头想想，那时我们原本身处的“小社会”已经在缓慢瓦解，人们之前仰赖的一切都在逐渐松动，但面对这些变动，我爸妈他们那一代工人们，也只会象征性地抗议一番，发几句牢骚，然后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以求我们这代人能走出更稳更光明的道路。

他们是隐忍的一代，即使时代的砖头真的砸到身上，谁也不会多哼一声，默默认下也就罢了。

4

小学毕业后的那个假期，爸妈总会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提及攀比吃穿、早恋和贪玩的恶果。他们认为，我之所以能考上重点中学，毫无疑问是凭借着经年累月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果我在以后的求学过程中“误入歧途”，那么既往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那所重点高中的录取标准不仅要求学生超过指定分数线，每人还必须上缴28800元的“赞助费”。这笔费用一直是我的心魔。为了减轻一点负担，我爸妈曾去和校领导协商过，提出，既然我的成绩超过分数线10多分，那么是否应该在“赞助费”上享受一定的减免。校方的回答是：一分钱都不能少，后面有的是人排着队想进这里读书。

交了钱之后，爸妈曾同我反复提起这笔钱，试图以此鞭策我一心向学、心无旁骛。他们一遍遍向我解释，我直接升入厂属子弟中学的话是不用交钱的，如果去附近其他单位的子弟中学读书，也不用一次性交这么多“赞助费”。2008年，他俩每月的工资只有3、4千块，而一次性支出这么大一笔钱，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在这所重点中学获得更好的教育——28800元，我必须认真学习，不得松懈，哪怕是只为了这笔钱。

在我初高中的整整6年里，爸妈没有再带我出门旅游过一次，我的每个假期都是在补课中度过的。我坚持穿着爸妈早就选好买好的衣服，绑最普通的马尾，在食堂吃固定的一荤一素，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朴素和坚持无比正确。

初中坐在我后排的女同学，在假期跟父母一起去了香港迪士尼玩，她带回来的那些缤纷可爱的卡通文具盒和各种模样精致的圆珠笔，引得班里一众女生纷纷围观。我离她只有一张桌子的距离，却真情实感地不为所动。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都不值得放在眼里，笔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能在考试时多加几分吗？

有一次，一张纸条传到我手里，上面写着：XX怎么这么丑这么土，她好像又胖了。XX是我的名字，纸条显然是找错了主人才到了我的手里。我虽然有一丝生气，却并没有因此伤心自卑，而是倚仗着成绩优势，鄙夷起纸条的主人来——外貌打扮有什么重要的？能在考试时加分吗？

那是我在不断被教育之下形成的观念：只要成绩好，我的一切行为都有正当性。

初二，我有了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也是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当我察觉出自己对他的喜欢之后，第一反应竟是恐惧——我居然生出这样的“邪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压制住这种“邪念”，故意不去看他，故意回避与他有关的事。这个过程让我十分痛苦，但下手自我阉割这种朦胧的情愫，还是被我归为了一种必须执行的“政治正确”。那种本能而自然的朦胧感情，都只会成为破坏我成绩稳定性的因素，和我小时的那片刘海一样，会阻碍我成绩名列前茅。我每一次的考试成绩，就像爸妈每月的工资，必须稳定，而且没有任何干扰存在，全家人才能够心安。保持我的成绩优势，是不可撼动也是不能撼动的目标，是和谐家庭氛围的保障，一旦受到影响，我的未来也会随之摇摇欲坠。

我被那些身世贫寒又品学兼优的例子鼓舞着，或者说，是被长辈们灌输着那些想法——人生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毫不怀疑地向着一个方向、一条道路努力，就一定会有稳定的回报。这是我爸妈的人生信条，他们老老实实地执行了下去，从来不去想，也不敢去想其他的事。面对工厂的改制，他们不会下海，不会耍心思另找渠道挣钱。在他们既定的认知中，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正如爱美和恋爱等因素于我一样。

高分的成绩为我的生活持续输出着安定感，但面对来自他人的夸奖和肯定时，出于习惯，我也只会像我妈那样回一句“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在我妈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甚至是不时的挑刺打击之下，所有艳羡的目光都一度让我非常不安。我是真的将这句话听进心里了，常陷在患得患失的情绪里，觉得自己取得了荣誉都只是运气好，谁知道下一次会怎么样。

5

中考我发挥得不错，超过高中部录取分数线很多，可即便如此，想直升学校的高中部，也还需要另缴一笔54000元的“赞助费”。家里本打算让我去另一所公办重点高中读书，但因为我成绩不错，学校同意了为我免去这笔钱。

升入高中后，知识难度陡然提升，身边的同学又都是精英，我渐渐力不从心起来，成绩勉强稳定在中游水平。

2013年，我读高二时，铁道部被正式撤销，原铁道部下属管理范围内的西安车辆厂被划入了北车集团。没有了“部里”每年定量分配的任务，订单全都要靠厂里自己去谈。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厂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熄工”状态，没有订单，车间里自然分不到活儿。工人们每天上班都只能干坐着，到最后连打卡都不用了，全都窝在了家里。长此以往，工资自然也发不出来，一应福利全部取消，最底层的一线工人每月只能拿到几百块保底工资。

考虑到我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为了保证我的休息时间，爸妈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52平米的一室一厅，月租金1800块。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开车到这边给我做饭，晚上我妈留下来陪我，我爸再开车回三桥，第二天一早来接我妈上班。房租又一次让我在精神上倍感压力，特别是在知道厂里的状态后。

爸妈有意淡化这些影响，营造出家中开销一切如常的假象。我爸还会经常买回各种饮料、冰淇淋填满冰箱——以往这些都是厂里统一发的。那些成箱成件的营养快线曾让我喝到彻底厌倦，康师傅绿茶、冰红茶也是每个夏天的标配。厂里还发过一种自制的奶油冰棍，奶味极浓，估计比市面上任何一种冰淇淋都要真材实料。转眼，这些都成了过眼云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个窟窿，又被我爸用超市买来的各种替代品不动声色地填补上。他尽量让发不出工资这件事看起来无足轻重，甚至开玩笑说，“熄工”的时间非常合适，使得他能为我高考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服务”。我试图旁敲侧击套出他每个月的工资降到了多少，他却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要我少操闲心，专心高考，“家里够你吃呢”。

可情绪几乎总是一触即发。我妈也会提起工厂的情况，有时他俩之间说上三言两语就会爆发一场家庭战争。有次我妈半开玩笑地感慨了一句，说幸好家里还能靠她的那一份工资支撑着，否则两人要是都没有收入，岂不是要全家人都去喝西北风。我爸听完登时生气了，理直气壮道：“没工资怎么了？两口子都在厂里的那不是都没工资？这种家庭那么多，人家不也活得好好的？”

如果我妈暗示我爸可以像别人一样再去外面寻一份兼职，我爸也会发作：“干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歇一回，就不兴在家多待两天？那么着急让我去外面赚钱，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家里就这么缺这份钱吗？！”我妈听完也急了，气得快要掉眼泪，说她“就是提个建议”，是看我爸天天在家焦虑得直转圈，为了他好才这么说的，谁知道他那么敏感。她后来私下跟我抱怨，说那时候的我爸就像“一个被炸药填满的神经病”。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也挂心着这件事。好在他们退休之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固定的工资，没有受到太大的现实影响。他们也听闻了工厂改制要有动作，毕竟是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单位，子女至今也还在里面上班，想到这些，难免有些心慌。

考虑到我家的经济条件，两家的老人经常出钱“赞助”我。奶奶经常包饺子或者炖了肉汤让爸妈带给我，还坚持每个月给我50块钱买零食，姥爷姥姥私下问过我妈好几次缺不缺钱，我知道他们肯定偷偷补贴过我家——我妈去医院看牙，姥爷说他也要去看，到了医院便提出要帮我妈缴费。那次我妈推辞半天，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姥爷，回到家之后她将这件事讲给我听，我俩都忍不住叹气。

我就算再迟钝也能感觉到，那份发不出来的工资，牵动着我爸自尊的神经和我妈对于未来的焦虑。尽管家里还有积蓄，但工薪阶层对收入减少的不安，和蚂蚁在地震前的不安恐惧如出一辙。我爸妈他们这代人习惯于囤积，执着于稳定，对于下一代的期待也是如此。他们只希望我将来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最好再能拥有比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填报志愿之前，我爸对我未来的职业设想完全贴合这样设定：进部队、学医或者当公务员。

这种生活场景不只存在于我们一家，变革的阵痛几乎波及到厂区里的每一户。大人们隐忍着，相互安慰，“大家都是这样，哪家不是这样？”他们寄希望于这一切快些过去，即使有点经济损失也不要紧。工厂改制已是既定的事实，尽管没有大规模的下岗裁员，但铁饭碗之“铁”已不复存在，旱涝保收成为历史，日后收入高低与福利待遇都是未知数，并且可能处于持久的波动之中。

工厂像一个渐渐冷却的保温箱，凉意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中学红榜上的成绩一年不如一年，考出去的厂里子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从小学开始就把孩子送了出去读书，哪怕要忍受漫长的通勤，也要换取孩子小升初的时候能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我爸妈最常跟我说起的就是：“你只管好好学习，其他什么都不要管。”他们坚信读书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正如他们坚信只要等下去，厂里的改革和收入也一定会有个结果一样。在这场变动中，我成了他们能抓住的最牢固的存在。他们希望我踏实、坚定地朝着既定好的道路迈进，避免因为任何事情而分心。任何不专注都会阻碍我的好前途，包括爱打扮、贪玩、谈恋爱等等，都可以被统一扣上“丢人”的帽子。

好好学习就是唯一的正道，沿着它一直往前走就能到达终点。而我道路的终点，就应该是一个比工厂更大的保温箱，到达那里，继续安稳度日，就是胜利了。

6

刚搬到出租房时，面对新鲜的高三生活，我常和我妈聊起班里的种种趣闻八卦。可在一次发挥不佳的模拟考后，我妈冷冷地丢下一句：“你最近也太关心你们班的事了吧？是太浮躁了吧？从跟你聊天的语气里就感到你浮躁了。”我怔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一个瞬间，我也深深觉得，是自己真的太“浮躁”了才没考好。

“浮躁”是一个很诡异的词，被老师和家长们广泛使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没有满足他们期待的小孩身上，盖棺定论为没有达到要求、没有全力以赴的理由。从那之后，我再没和我妈说起过班里的事，战战兢兢地向着那个既定的好成绩、好学校、稳定工作的终点走去。学业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整个人急速胖了20斤，脸上也开始长痘。但我一如既往对自己的外在变化置之不理，一心只想把控住自己的成绩。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很多事并不是付出就会有回报的无力感。

几次模拟考，我的成绩都不是很稳定，我妈帮我整理错题，还把我每次的成绩记录在一张表上，放在错题夹的第一页。每次出成绩之后，她探询的眼神都让我感到不适，考好了就是又一次“碰上死耗子”，考砸了就要总结原因。每天一出校门，我就要对上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一双满是关心的眼睛，我讨厌被期望和被关心，无论成绩好与坏，我都抵触地不想开口谈论成绩。

一切在我高考失利后变了样。我没被自己的目标院校北京大学录取，考取了B志愿南京大学。我一度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坚持要复读，却没想到爸妈反倒来劝慰我尽人事听天命，“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南大也是很好的学校，要接受结果”。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他们对我的高要求消失了，对已有的现实满足了，即使和目标还有差距，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乖小孩”的我最终也妥协了。

步入大学，在地理和心理上都与父母脱钩之后，我好像才开始真正成长。我慢慢地了解关注到学习以外的事情，发狠地把体重减到90多斤，认认真真打扮自己，烫头发、买衣服、看时尚杂志。对过去那个主动洗脑、自我阉割的自己，我难以克制地懊恼，对自己愤怒，意识到错过了太多想做的事情。在离开了养育我18年的车辆厂大院之后，一个新的、真正的我好像才开始慢慢形成。

在相对开放的大学生活里，我利用课余时间摸索着玩相机，开始写小说，又报复般地看了大量“无用”的电影。沉迷在自己建构的这个新世界里，我听见心里某个锁头轻轻松动的声音。虽然好像还是很难得体地面对所谓的“成功”和“失败”，但我还是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欣喜，而后又有些长久的遗憾和怅然。在《楚门的世界》里，主角在走出那扇门后见到了广阔天地，一切仿佛都来得及，但我相信，一定有某一部分，消亡在他的无意识中，永远沉睡下去了。

我与曾经的工厂大院的生活越来越远，只是从爸妈口中零星听到了一些消息：工厂的效益极度不稳定，经常在几个月没有订单后，又突然迎来了大量的工作，忙起来的时候直至半夜，很多人都干脆住进了厂里。不论工作量多少，再也没有了固定的下班铃，也没有了那波蓝色的下班大潮，“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的12字标语也被拆掉，不知流落何处。

我妈那所小学生源越来越杂，很多学生入学后都是一口方言，连基本的交流都困难。中学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周边乡县生源大量涌入，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每年中高考后，校门口最活跃的是复读机构。红榜不再更新了，因为现在一个年级能考上“一本”的基本不到10人。

随着集体制的湮灭，工厂大院里的熟人社会再难维系，老一代工人渐次去世，家属区里的人际关系日益陌生。厂里给新人的待遇极低，又不似当年能分到福利房，大院里的子弟们大多散落各地，鲜有人回厂“接班”了。

为了减轻高考压力，我表弟报考了飞行员，他文化课成绩不上不下，但身体素质好，很快通过了体检。这类院校大多是定向培养，大一便会跟航空公司签合同，一毕业便直接进入公司工作，具体工作城市等毕业后会由公司随机分配。表弟在做选择时只盯着学校合作的航空公司，随机分配的工作城市里包括西安的，他一概没有考虑，甚至也为此排除了北航，把他那个盼着提升“985”升学率的班主任气了个半死。但我是有些理解他的选择的。

本科毕业时，恰好有机会保研，这一次我终于被北京大学录取。在报考阶段，我妈反复询问我是否稳妥，又劝我留在本校直博也很好——在我高考之后，她好像就彻底放弃了对我从小到大的严格要求，我曾以为父母要我必须做个拔尖儿的人，慢慢才意识到，其实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平庸。

可他们不知道，从小一味被告知要努力、要争气的我，在漫长的“被驯化”的教育中，只学会了努力去达到目标，却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面对结果。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如何坦然地放过自己。我发现，虽然他们可以接受我“退而求其次”，但我却不能，或许关于心态的这一课，我终究是难以补上了。

7

读研期间，我提前做好了未来的职业规划——做一名老师，工作稳定有保障，又有假期可以回家——便考了教师资格证。秋招时，我投了广州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岗位，走过家乡西安、南京和北京，我想自己还是属于“南方体质”，也想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看一看。面试很顺利，我就这样定下了工作。爸妈觉得广州离家太远，但尚且满意我的这份工作，也没有太多阻拦我。

回家过年，我和我妈出门时遇到了米妮一家三口。米妮出落得十分漂亮，瘦高的身材，穿着过膝的羊毛外套，卷发精致，与父母站在一起，显得格外出挑，不像一个“车辆厂人”。她爸妈很骄傲地说，她在南郊找到了一份工作，收入可观，接着又叹了口气说：“她哪儿会回来？都在外面玩，平时哪愿意回来？”

我妈接过话：“还不都是一样，孩子大了，不愿意在身边待了。”

米妮爸妈又感慨着：“其实回来也挺好的，跟爸妈住一块，下班回家就有饭吃，单位又近，咱们不都是这样的？哪像现在折腾这么老远？”

“一代跟一代不一样啦。”

我和米妮始终没能插上一句话，只互相递了个眼神，彼此心领神会。之后，我们约在了市中心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俩中学之后就没有见过几次面，“挖土”已经是很遥远的记忆，但童年的那点关联还是让我们比一般人更亲近熟悉。米妮留在西安读了一所普通大学，后来又倾全家之力去英国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西安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但工作地点却远在城市的另一端，平时也住在那附近，每个月还是会回家几次，只是不想住在家里。

我问她，你以后还考虑回厂区这边工作吗？她涂着精致的指甲油，笑着说“怎么可能”，还让我找对象的时候千万警惕，谈之前先问问对方家里几代人里有没有车辆厂的，“不能找厂里人，不然就活回去了”。

这像是一个隐秘却又公开的认知，所有人不宣于口，但都心知肚明：出走是正确的、成功的，而留下则是可耻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渴望衣锦时还乡，但好像也都在逃避着什么。

每次我回到熟悉的工厂大院，我爸总是一下班就急忙回家做饭。我妈常埋怨，“搁在你不回来的时候，你爸才不急着回来呢，今天跟战友吃饭，明天跟发小吃饭，饭局多的是”。我妈对我爸出去和朋友聚餐喝酒颇有微辞，我爸每次都说不去不合适，“都是朋友，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么多年了”。

说归说，我妈也有很多要好的女同学，她们计划着退休后一起跳健美操。每次回家，我爸都要我“没事儿多跟家属院里的朋友们出去玩，多聚一聚”。我想了想，家属区里跟我小升初的朋友不超过10人，而后又升入同一所高中的不过5人，上了大学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更少了，我没有一个像我爸我妈他们那代人一样一起长大、至今友谊长存的朋友，同龄人大多因为求学轨迹不同而中途失散。工作之后，我日常保持联系的朋友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甚至也本能性地排斥与同事们进行工作之外的深交。

当然，我爸不能理解“社恐”的含义，不懂我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超过4人的饭局，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自己周边的邻居们都一无所知。和爸妈走在熟悉的路上，我们总能遇上熟人问我在哪儿读书、哪儿工作，我一律用“在北京上学”随口带过。从小父母耳提面命要我谦虚，经常打击我努力取得的成果，也从不曾在家夸奖我，更不要说是当着外人面前，这让我一直很难保持自信。在熟悉的家属区里，每次这种场合下我最担心的，就是听到我的“经验”的小孩子们也会重复我之前的成长轨迹，那在我看来，是种不幸。

但我和米妮也并不能代表工厂子弟的全部。一次聊天时，表弟说：“感觉从咱们车辆厂走出去的孩子都挺老实的，不爱惹事，但也不太出挑。”我问他怎么评价这种性格，他倒是聊起了别的，说他现在改变了想法，反倒是想离家更近一点。

我惊讶于他在短短几年间的变化。他笑笑：“现在想想回来也挺好的，没什么不好，你看咱们厂区的物价多便宜，肉夹馍涨了几次价格了，涨到8块钱，但还是全市最低；北花园那一串摆摊的小吃我也挺喜欢，凉皮米线锅贴都好吃，我在外地训练的时候，就想着回来把这一串摊位全吃一遍……”

我与表弟终归是不同的，我没那么恋家，三桥的小吃对我构不成诱惑。但我还是偶尔会怀念起过去和爸爸一起看工厂下班时的夕阳，怀念那时所有人都不用加班的那种秩序下的温情。作为工厂大院里的最后一代，我生在制度保障下最后的沉静时期，眼看着熟悉的一切旧规则瓦解，新秩序重构。网上一位博主将工厂大院存在的时期称为“一个充满了钝感的年代”，那种“钝感”存在于我们一代代厂子弟的身上，形塑着我们，也限制着我们。

我爸妈那一辈人当年在体制瓦解之后，对于生活近乎于敷衍，不求自己再有什么改变，而把希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不吝惜任何的教育投资，只求我们也能走入更稳定的体制内，获得庇护。他们爱自己的子女，也极力想在子女面前保全作为家长的体面。我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依旧被这样的爱压得喘不过气来。

工厂这层保护罩，曾让我们免于面对最残酷的现实，却也缺失了破釜沉舟的勇气。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我们，没有精英家庭后代的卓识远见，却也不曾在社会底层挣扎过，普通又有些幸运。我们虽然并不愿意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像祖父辈们一样保守，却也只想往前走一小步，也只敢往前走那一小步。

2021年，毕业前2个月，我已经提交了毕业论文，工作也尘埃落定，只等答辩后启程。爸妈清楚我的计划，但时不时还会在语音聊天时自问自答一句：“真不打算回西安工作了吗？确定不回来了？我们也知道你是不会回来了。”

那天我在电影资料馆看了张大磊导演的作品《八月》。黑白影像温柔静美，情节淡淡，弥散出梦幻般的安恬气氛，那些场景犹如一场白日梦，与我记忆中的那些夏夜渐渐重合。在电影中，立秋之后，工厂不复从前，主人公的童年也结束了。

故乡就像血管一样，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个人血肉之躯的最深处，今生今世，不可分割。对于西安，对于工厂大院，我不够爱也说不上恨，只是或许我终将背负这样的成长环境留在我身上的烙印，习惯性地遵循那些谨小慎微的行为准则。

岭南的夏季漫长，树木葱茏，水汽氤氲，没有沙尘和雾霾，只有街边的猪肉粽和甜豆花。

我住在闹市的角落里，看不到火车，身边没有熟人。有意无意间，我选择了一个和家乡截然相反的地方，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与父辈类似的选择。我知道自己是在逃离家乡，逃离曾经大院里的一切，但可能恰恰因为这些对我的影响太深，难以割裂，也难以释然，我才选择了远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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